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简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现在，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文件还阐述了关于要按照我国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等14个问题。

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称赞说：一号文件很好，政策问题解决了。他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是今后一个时期党员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党员素质、提高党组织战斗力和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重要一环，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了党校的改革问题，使党校尽快由短期轮训干部为主转向正规化培训干部为主，逐步实现正规化，为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干部做出新贡献。５月３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决定》提出，争取从“七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做到：凡是担任省、地两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中央党校培训；担任县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校培训；地市县级党委所管主要领导干部也必须经过地市县委党校的培训。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宣读了叶剑英委员长致本次会议的信，建议不再提名选他为六届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会议同意叶剑英委员长的请求并复信致敬，对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和他担任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的卓越贡献表示深切的感谢。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万人大会，隆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讲话。他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讲话强调了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这是当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

同日国务院颁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次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上述文件指出，城镇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之一。

印度共产党（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率印共中央代表团访问我国。经双方磋商，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恢复了中断已达十五年的关系。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教育必须先行，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刻不容缓。５月３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并同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逐步推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选举彭真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郑天翔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易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邓小平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发表讲话。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时，邓小平指出：１９９７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不会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五十年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

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向全国发行。这本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２年的重要讲话、谈话，共47篇，其中有39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７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

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出《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改善领导班子的结构，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改革干部制度，认真搞好全面整党，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朱德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选集收入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６２年朱德的著作共65篇。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为迅速扭转社会治安不正常的状况，必须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在北京成立。

国务院做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这是银行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北京景山学校举行集会，传达邓小平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１９８３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会上，邓小平作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指出要防止整党走过场，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陈云着重讲了清理“三种人”和执政党不能以权谋私等问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胡耀邦为主任，薄一波为常务副主任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此后，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建乡前全国共有5.6万多个人民公社，镇、政社分开后，全国共建9.2万多个乡（包括民族自治乡）、镇人民政府，同时建立村民委员会８２万多个。这项工作的完成，有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１０月２１日、１１月４日、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１０日、１２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先后发出五个通知，第一期整党开始。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三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分别出席这些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表示，将继续关怀和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平等地位，支持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开展各种工作和活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县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通知。通知指出，县委、县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置，要根据党政合理分工的精神和精简的原则，大力简化和紧缩。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指导小组《关于调整省地两级领导班子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调整省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从 1982 年 10 月下旬开始，到 1983 年３月下旬已基本完成，省属部、委、厅、局和地、市领导班子的调整也已基本结束。省、地两级经过调整，普遍人数减少，平均年龄下降，文化程度提高，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前进了一大步。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设立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正式开放；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在全国发行。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简称 1984 年中央１号文件）。《通知》指出：1984 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并且取得成效，是衡量各级经济部门和企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

《陈云文选》（1926―1949 年）出版发行。７月１５日，《陈云文选》（1949 ―1956 年）出版发行。

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邓小平就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

２月２７日－３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近几年的实践，确定了一些更加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４月１日，中共中央印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纪要》是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导西藏工作的重要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发出通知，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并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以促进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沿海开放城市的建设，主要靠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这些城市的自主权，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

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认为，沙市、常州、重庆等市的实践表明，搞好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对于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改革形势的需要，会议提出：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步伐；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开放市场，搞活流通；探索城市新的计划管理体制，完善市领导县的新体制，增加一批改革试点城市等项措施和建议。

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

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农村改革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

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委员时强调：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国务院正式做出决定，在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７月１１日，国务院决定在沈阳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１３日，国务院决定，在南京、大连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并赋予大连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全国第二步利改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从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第一步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安排使用。９月１８日，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从１０月１日起试行。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书记处决定，改革干部管理体制，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缩小由中央管理的干部的范围。中央原则上只管下一级的主要领导干部。新的干部管理体制自８月１日起实行。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补充通知》指出：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是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要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若干规定》指出：现行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增强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情况报告》。《报告》说：目前，除西藏外，全国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已基本结束。调整后的县委常委和正副县长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10.8%提高到45%，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15.4%；除北京、上海外，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下；班子人数减少了18%。

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报告》提出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加强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简政放权，充分调动外贸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实行进出口代理制，改进外贸经营管理；改革外贸计划体制，简化计划内容；改革外贸财务体制，加强经济调节手段。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编译的新版《列宁全集》前四卷出版。这部《列宁全集》共六十卷，以俄文第五版为基础并增收了后来发现的许多新文献编辑而成，是当今文献最丰富的一部《列宁全集》。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７月１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１２月１９日，这个联合声明由赵紫阳总理和撒切尔首相在北京正式签署。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指出：目前我国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仍未摆脱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通知》指明了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提出了进一步放宽政策，减轻负担、给予优惠及搞活商品流通，增加智力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首都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邓小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强调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搞好计划体制的改革工作。《暂行规定》自 1985 年执行。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之前举行了６天预备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再次阐述了按“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方针和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重大意义，着重指出：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变。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

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军队工作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大力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12月20日，余秋里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指出，顾全大局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军队可以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参加国家重点建设等七个方面，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努力。

《人民日报》报道：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最后一批7.9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已顺利结束。至此，我国自建国以来对二千多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通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的报告》，指出大规模地培训在职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是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根本途径之一。为了加强对干部培养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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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的组织建设

1919年，陈望道从杭州回分水塘村故居，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在上海第一次秘密出版发行。同年，他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义乌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6年7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方元永从杭州回本县进行革命活动，与进步青年方城顺、何家槐一起，在曹村的重阳节庙会上散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土豪的传单，震动很大。11月，省委又派党员赵平生来本县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在县城阜亨酱园孟允庆家，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联络代号是“袁当甫”，并先后发展一批党员。12月，赵平生、方元永等人(又系国民党员)，组建了国民党义乌县党部，7名执行委员有5名是共产党员(又系国民党员)，在执委会中积极贯彻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当时全县有党员13名。

1927年10月，省委派党员方城顺回本县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先后有前洪村的吴溶品等3人入党。11月，成立中共前洪村支部委员会，吴溶品任书记，为本县第一个党支部。年底，全县有党员27名，党支部5个。

1928年2月，赤岸乡鱼曹头村建立党的区委和支部，区委书记朱孝云，属永康县党组织领导。

1928年10月，在前洪乡上连树村方六月家，召开有60余人参加的党员骨干会议，省委书记卓兰芳作政治形势报告，民主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义乌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朱鸿儒任书记。活动在本县和金华县东部，中心在前洪一带。辖东区、南区、西区、香山、西北区、北区6个区委和前洪村党支部，有基层党支部48个，党员500名。12月，吴溶品任书记。

1930年8月，因叛徒出卖，县委委员吴溶泗被捕牺牲，准备9月举行的武装暴动计划遭到破坏。9月，县委书记吴溶品被捕，10月14日牺牲，后由杨兴海任书记。1931年4月以后的几年内，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上级党失去联系，本县党的活动暂时处十低潮。

1937年底，由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义乌县特支，吴璋为负责人。全县有党支部3个，党员18名。

1938年6月，成立中共义乌县委，书记林一心兼，7月由吴拯黎接任。活动在本县及金华县东部，中心在稠城镇及其附近一带。同年冬，改为中共义乌中心县委，兼管桐庐、富阳等县，书记吴拯黎。1939年2月，朱维善兼任书记；3月李乐山任书记；12月改为中共义乌县委，肖江(江征帆)任书记。1940年，有区委5个，党支部28个，党员100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于10月改委员会制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领导，肖江任特派员。1942年5月恢复县委，肖江任书记，领导人民抗日，建立抗日第八大队和民主政权——金(华)东义(乌)西联防办事处。1943年2月改称中共金(华)义(乌)县委员会，梅凯任书记，有区委2个，党支部36个，党员367名。包括本县及金华县东部，活动中心在本县西乡。

1943年7月，浙东区党委为使四明山和金(华)义(乌)浦(江)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中共义东北工作委员会，陈福明任书记。9月由肖江任书记。包括本县东北和东阳岭北局地区，活动中心在楂林乡溪后、长府一带。

1944年2月，中共金义县委改称中共金义浦县委，杨广平任书记。包括本县除东北部和东部外的地区、金华县东部、浦江县东部和南部、兰溪县北部，活动中心仍在义西。是年有区委3个，党支部43个，党员400名。

1944年3月，成立中共诸(暨)义(乌)东(阳)县委，肖江任书记。包括本县东北部、东部、谙暨县南部、东阳县的岭北周一带。

1945年3月，成立中共金华山工作委员会，陈雨笠任书记。包括原金义浦兰边区，永康、武义、建德县部分地区。有区委8个，党支部43个，党员428名。

1945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第八大队和坚勇大队北撤后，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在敌人搜捕下隐蔽起来。时本县党组织受特派员应飞、金平欧和中共金华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1946年6月，周芝山任金义浦特派员。10月，由赵之逊任特派员。1947年9月，复建县委，赵之逊任书记，活动在本县和金华县东部。全县有党员约300名。

1948年12月，成立中共路北县工作委员会，李铁峰任书记。活动在本县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以及金华县东、浦江县东南、兰溪县北部。1949年4月，胡文任书记。有区委8个，党员约300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组织建设

(一)党组织的发展和整顿

1949年5月8日，本县解放。5月12日，成立中共义乌县工作委员会，胡文任书记，挂彬任副书记。5月21日成立县委，刘胜洲任书记，设城阳、义东、苏溪、佛堂、义北、上溪6个区委。10月，中共金华地委组织部部长崔晓东兼任本县委书记，刘胜洲任副书记。

1950年5月，张正伦任县委书记，冯苍生任副书记。为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1953年1月，省委工作队和本县干部213名，在16个乡开展建党试点工作，发展新党员258名。9月，王杰任书记，张继淑、片宝森任副书记。1954年7，建立县委常务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张继淑，第二副书记片宝森。1955年1月，赵仲一任县委书记。1956年有党委会7个，党总支35个，党支部230个，党员4178名，占全县人口的1．13％。

1957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错划了一批“右派分子”。1958年10月，在原区委基础上成立人民公社党委会7个，乡党委(总支)改称为生产大队党总支。1959年2月，一度成立“中共义乌县联社委员会”，即县委。9月，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到1960年2月底告一段落，全县有95人错误地受到“批判”或“帮助”，1961年甄别平反。1959年12月，浦江县并入本县，党组织关系交接工作于同月完成。1961年，调整人民公社规模，重新设立11个区委，建立71个人民公社党委会。全县计有党组1个，基层党委会84个，党总支10个，党支部1286个，党员11582名。1965年9月，省委诸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第一分团在本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5月、7月，第一、二批共25个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结束。是年，全县有党员18163名，新发展党员6381名，是本县建党以来发展党员最多的一年。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在本县开展后，一大批党员干部陆续被揪斗，各级党组织活动先后被迫停止。1967年1月，为分县而成立义乌、浦江两个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1968年5月恢复浦江县建制，两个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自然消失。1969年7月，成立中共义乌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毛伟任组长。10月，成立县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各级党组织开始恢复活动。1970年8月恢复县委。按党的“九大”精神进行“整党”，实行“吐故纳新”，以“吐故”名义，使一些党员蒙受冤屈迫害。时全县有党员12463名，其中1854名尚未恢复组织生活。到1971年，全县各基层党组织基本恢复，有基层党委会57个，党支部903个，党员13055名。

1974—1975年间，发生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严重错误，后按中央批转浙江省委的《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作了处理。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重视在知识分子、青年和妇女中发展党员。1980年4月后，组织党员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联系实际，制订执行措施。1981年，全县有党组16个，基层党委会60个，党总支6个，党支部1193个，党员19666名，占全县人口的3．32％。其中女1986名，占党员总数的10．1％；青年597名，占党员总数的3．04％；大中专毕业生666名，占党员总数的3．4％。1984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进行整党，成立县委整党办公室。1985年8月，第一批县级党政机关整党告一段落；到年底，第二批区、镇、乡党政机关及县属企事业的整党基本告一段落。两批整党，共查处党员的各类违法乱纪案41件。在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中，有109名党员因犯有严重错误，其中被开除党籍的18名，留党察看的16名，缓期登记的24名，不予登记的10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4名。12月，农村村级整党在前洪乡试点。是年底，全县有党组32个，基层党委会71个，党总支15个，党支部1364个，党员22771名，占全县人口的3．84％，比1981年增加15．7％。其中男20471名，女2300名，占党员总数的比例与1981年同；青年963名，占党员总数的7．3％，比1981年增加4．26个百分点；大中专毕业生1664名，占党员总数的7．3％，比1981年增加3．9个百分点。

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1953年11月13—18日召开。有正式代表89名，列席人员63名。会议通过《关于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及今后四个月工作任务的决议》，具体部署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县第二次党代表会议　1955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有正式代表216名，列席人员65名。会议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春耕生产运动，大力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着重研究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会议通过《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紧急指示的决议》。

为选举出席上一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曾多次举行县党代表会议。

1956—1984年，召开了6次党的代表大会：

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1956年4月13—17日召开。有正式代表255名，列席人员47名。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义乌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3名，书记赵仲一，副书记张继淑、王登林、徐文升、闻国政，常委6人；选举产生县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选出省党代表大会代表10名。

本届县委任职期间，部分领导作了调整。1957年6月，范立仁任副书记。

1959年3月，设立县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赵仲一，书记王登林、闻国政、范立仁、陈公堂、郭文隆。

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959年12月6—11日召开。有正式代表279名，列席人员76名。大会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的决议》《关于做好十项工作，迎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决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尽快实现一亩一头猪的决议》。选举产生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5名，候补委员5名；选出省党代表大会代表6名，候补代表1名。12月，浦江县并入。1960年1月，中共金华地委关于1959年各县党代会选举或补选县委和县监察委员会成员名单的通知：县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赵仲一，书记范立仁、陈公堂、张松林、闻国政、葛永镜，常委11名，委员27名，候补委员9名；县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9名。

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1963年2月8—14日召开。有正式代表430名，列席人员37名。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义乌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5名，候补委员7名，书记赵仲一，副书记范立仁、张松林、葛永镜，常委10名；选举产生县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

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1970年8月27日至9月4日召开。正式代表695名，列席人员13名。大会通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决议》。选出第四届委员会委员31名，候补委员2名，书记毛伟，副书记葛永镜、赵敏，常委9名；选出省党代会代表10名和金华地区党代会代表78名。

本届县委任职期间，部分领导作了调整：1970年12月，王宪恩任副书记；1971年12月，董峰任副书记；1972年4月，卓毅奋、赵虎林任副书记；1973年3月，方永潮任副书记；1977年12月，田秀文、洪承芳任副书记；1978年4月，王明新任书记，陈公堂任副书记；1979年9月，范华福任副书记。

县第五次党代表大会　1981年8月29日至9月2日召开。正式代表539名，列席人员25名。大会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选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31名，候补委员3名，书记王明新，副书记范华福、陈公堂，常委10名；选举产生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本届县委任职期间，部分领导作了调整：1982年4月，书记王明新调离本县，谢高华接任；1981年12月，严智满任副书记；1982年11月，陈英华任副书记；1984年1月，姜补根任副书记。

县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1984年5月26—29日召开。正式代表399名，列席人员48名。大会通过《关于中共义乌县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义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出第六届委员会委员28名，候补委员4名，书记谢高华，副书记姜补根、范华福，常委10名；选举产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本届县委任职期间，部分领导作了调整：1984年11月，书记谢高华调离本县，赵仲光接任；1985年5月，王辉中任副书记。

县委办公室　1949年5月成立县委秘书处，1956年5月改称县委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中逐渐停止活动。1972年5月复设。

县委组织部　1938年6月成立，1941年10月撤销。1942年5月复设。1943年2月改为金义县委组织部。1943年9月义东北工委和1944年3月诸义东县委，先后配备组织部长。1947年9月县委配备组织委员(部长)。1949年5月复设。“文化大革命”中逐渐停止活动。1977年2月复设。

县委宣传部　沿革与县委组织部同。

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1939年3月成立，1940年2月停设。1952年复设。“文化大革命”中逐渐停止活动。1978年复设。

县委农村工作部　1952年9月成立县委农业委员会，1954年初撤销，同年3月成立县委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部。1959年2月改为县委农村工作部，1962年6月撤销。1980年6月复设，1981年3月撤销。1984年1月复设。

县委党校　1949年10月浙江省第八专区义乌县干部学校开学。1952年9月成立县委干部学校。1960年5月改为县委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停办。1973年10月复设。

县委政法委员会　1981年8月成立中共义乌县政法委员会，同年12月改为县委政法委员会。

县委老干部局　1984年1月成立义乌县老干部局，同年11月改为县委老干部局。

还有：1939年3月成立县委青年部，1941年10月停设。1939年3月成立县委妇女部，1943年2月改为金义县委妇女部，1944年2月停设。1940年5月成立县委农民部，1941年10月停设。1942年7月成立县委武装部，1943年2月停设。1944年3月成立诸义东县委民运部，1945年9月停设。1949年5月成立县委民远部，1952年9月停设。1952年8月成立县委城镇工作部，1954年4月撤销，1962年6月复设，“文化大革命”中逐渐停止活动。1954年3月成立县委供销手工业部，1957年8月改为县委工业交通部，1962年6月撤销。1954年4月成立县委财政贸易部，1962年6月撤销。1956年2月成立县委文化教育部，1957年3月撤销。

全县几个年份党的组织概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包头地方组织的恢复与发展（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头党史连载（六）

王建功（1906—1996），土默特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子光，又名贾一中，河北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乌兰夫（1906—1988），蒙古族，土默特人，曾用名云泽、云时雨，化名陈云章。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

佛鼎（1905—1993），蒙古族，土默特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奎璧（1903—1986），蒙古族，土默特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位于土右旗美岱召院内的乌兰夫早期革命活动纪念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的组织成为一项首要任务。中共中央针对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决定设立北方局，领导北方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中央派王荷波、蔡和森到北方，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整顿顺直、山东、山西、东北三省、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整顿后的顺直省委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一起办公，并在北方局的领导下，负责指导内蒙古西部地区党的组织。顺直省委将西北地区确定为“中心发展区域”，认为当时西北地区正处于“愈益重要”的阶段，“介于奉晋冯及革命的外蒙古之间，各派军阀皆不能以全力倾注此地，是西北工作发展的最好时机”，“包头、五原是西北工作的中心，是群众势力的大本营”，认为中共绥远省委“即须成立于包头”。

一、中共包头支部的恢复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郑卫华和辛玺（辛觉民）二人至归绥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指导绥远地区党的工作。顺直省委派段某某（名不详）来绥远了解情况。他们和王建功（化名王定国）、李子光（贾一中）、范建中等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在顺直省委领导下，组建了中共绥远特别支部（简称绥远特支），王建功任书记，李子光任组织委员，范建中任宣传委员，成员还有陈国奇、李亮明、惠志诚。顺直省委还派李佩衡来绥远指导工作，主持召开了特支会议，传达了顺直省委的指示，确定中共绥远特支目前主要是联络同志，恢复党的组织，秘密开展群众工作。

根据工作地区和行业，中共绥远特支采取秘密工作方式，共联络30余名转入地下的党员，并在归绥恢复和组建了城市、铁路、手工业3个基层支部，以及包头、临河2个城外支部。联络恢复中共包头支部的工作由李子光负责。他潜入包头，与大革命时期中共包头支部负责人之一的郭厚圃（又名郭幼蘋）取得联系，了解到包头支部未被破坏，正在寻找上级组织的情况。李子光向郭厚圃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要求郭厚圃尽快将支部成员组织起来，秘密开展地下工作。此时，中共包头支部由绥远特支领导。

1928年4月，王建功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离开归绥至外地隐蔽，特支书记由李子光继任。1929年2月至3月，范建中向国民党当局自首告密，王建功、李子光相继被捕，中共绥远特支及其基层支部遭到破坏。

二、中共西蒙工委的建立

为了从多方面多渠道组织力量恢复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加强对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1929年，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的同意，决定从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蒙古族干部中选派中共党员佛鼎、乌兰夫，联共（布）党员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列宁共青团员德勒格尔（宁春发）等5人回国。临行前，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书记马吉尔与他们谈了话，部署了回国后的工作任务。要求他们深入工农兵群众，进行长期的秘密的群众工作，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准备开展土地革命；联络地方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组织，设法与国内党组织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培养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大力开展民族工作；开展军运，准备进行武装斗争。

1929年6月末，由佛鼎带队，一行5人离开莫斯科经乌兰巴托踏上归国的征途。共产国际驻外蒙古代表阿莫嘎耶夫和中共驻外蒙古党组织负责人王瑞符会见佛鼎等人，向他们介绍了内蒙古的情况，共同研究和部署回内蒙古开展工作问题。根据内蒙古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商定佛鼎等一行分三路回内蒙古。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为东路，回哲里木和热河一带活动；德勒格尔为中路，回家乡克什克腾旗和察哈尔一带开展工作；佛鼎、乌兰夫同已经在乌兰巴托的奎璧、李森、云三德胜为西路，回绥远，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开展革命工作。阿莫嘎耶夫在同西路人员研究西北地区工作时，决定成立中共西蒙工委，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指定佛鼎为书记，奎璧任宣传委员，乌兰夫任组织委员。奎璧先行一步，回土默川组建交通网。

同年8月，佛鼎等4人随经商驼队到达绥远大青山北麓，稍事停留，研究确定了每个活动地区和联系的时间、地点及暗号。佛鼎留大青山以北，在武川县、四子王旗、达尔罕贝勒旗、茂明安旗开展工作，黑沙兔为其落脚点；乌兰夫到大青山以南，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在土默川一带农村开辟工作；奎璧在包头开办烟酒小铺，作为交通联络点；李森、云三德胜回到家乡和包头附近农村开展工作，并向黄河以南活动，担任交通任务。

中共西蒙工委的主要活动是：

（一）建立秘密联络交通线。经佛鼎、乌兰夫、奎璧、李森以及原在绥远的吉雅泰等人的努力，很快打开了局面。乌兰夫等人在归绥与包头间建立了一条由包头经阿刀亥、忽洞沟门、阿麻板申、美岱、黑沙图、沙尔沁、把什、王毕前气、奎素、毕克齐、台阁牧、东甲兰营等蒙古族聚居点为掩护的联络交通线。

吉雅泰建立起由包头召、西沙尔沁召、阿刀亥召、美岱召、淖尔沟召、乌素图召、巧尔齐召等寺庙点为掩护的联络线。这些联系点为中共西蒙工委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佛鼎以木匠和小商贩为掩护，对后山一带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石拐一带煤矿工人中发展共产党员19名，建立党小组6个。

（二）联络和发展党员，培养革命干部。佛鼎等初到归绥、萨拉齐、包头等地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晋系军阀统治绥远，国民党反共气焰嚣张，群众情绪低沉。奎璧回到家乡保同河工作不久，因叛徒告密被捕。奎璧被捕后，佛鼎赶回土默川采取对策。奎璧为保护党的组织，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国民党当局因无证据，将他关押8个月后释放。后佛鼎赴外蒙古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共产国际决定佛鼎调苏联工作，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由乌兰夫接任。

乌兰夫根据当时情况和原定工作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积极联络革命同志，发展党员，培养干部。此时，分散隐蔽的革命者有的是隶属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党员，有的是中共通过共产国际从苏联或外蒙古派回来的同志，他们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也有少数联共（布）党员。他们并肩作战，亲密配合，但不发生横向组织关系。乌兰夫等同志从这些人入手，进行联络工作。

乌兰夫很快与隐蔽在土默特农村的共产党员贾力更、高布泽博、勇夫、赵诚（原中共内蒙古特支委员）、云润（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在土匪队伍中隐蔽工作）等人接上关系，秘密地串联在一起。乌兰夫向他们布置了工作任务，重新开展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斗争。

培养干部，尤其民族干部是共产国际和上级党组织交给中共西蒙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佛鼎等人回国之前，瞿秋白、阿莫嘎耶夫就此问题专门向他们作过部署。回国后，佛鼎在家乡保合少对高凤英进行动员，又通过高凤英联络了许多青年报名，乌兰夫等人在“老一团”及家乡动员的青年，共20多人，由佛鼎、云润带队，云三德胜和常年在草地拉骆驼的党的地下交通员陈四（归绥城郊府兴营子人）护送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德力格尔森等蒙古族青年去外蒙古学习。其中，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等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天，中共西蒙工委决定，派朱实夫负责将第二批选好的宝音陶克陶、阿塞陶克陶、鄂尔登毕力格、乌素格那森、阿拉腾扎布，还有胡秀珍及其爱人等10多名蒙汉青年，护送去外蒙古学习。这些苦大仇深，具有反抗精神的农牧民，经过组织培养，大都成为革命骨干。

（三）组织农会和抗税斗争。1930年3、4月，乌兰夫根据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大灾之年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召开会议议定开展三项主要工作：一是继续选送青年去外蒙古学习；二是建立农会，发展会员；三是开展反锅厘税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绥远西部地区原有的农民协会都被敌人破坏，老农会会员转入地下隐蔽起来。乌兰夫等人深入农村秘密宣传组织农会，同国民党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做斗争，立刻得到老农会会员们的响应，许多青年农民也报名加入了农会。仅一个月时间，在美岱召、毕克齐、沙尔沁、把什等10多个村镇建立起秘密农会组织，发展会员100多人。

各村农会建立后，头一件大事就是领导农民开展反锅厘税斗争。在农会带动下，各村统一行动起来抵制缴纳锅厘税，把什村村民团结一致驱逐了收税人员。西蒙工委在美岱召召开了10多个村庄的农会负责人学习会，总结反锅厘税的经验教训，研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后来，又组织了几次反锅厘税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四）配合中共西北特委和绥远特委开展工作。1931年，乌兰夫遵照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王若飞的指示，以陈云章的化名起草了一份《告土默特旗蒙民书》，号召蒙古族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当局大汉族主义压迫，反对重税盘剥等。准备将此印发后，由地下党员和农会会员秘密散发。

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王若飞决定在包头建立一个国际交通总站，负责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及转送中苏之间来往的同志。王若飞指定乌兰夫担任总站长。乌兰夫找到在“老一团”当排长的共产党员廉仲，说明了组织的意见，得到了廉仲的大力支持。廉仲把自己的两间土房改建后，开设了一个麻绳铺，作为国际交通总站的地下活动据点。为了选择最安全的路线，乌兰夫多次深入调查，最后选中由百灵庙通往乌兰巴托的一条线路，并在沿途建立起可靠的联络点，选定有经验的交通员负责接待、护送工作。这项工作，耗费了许多时间才得以完成。这条线路为后来输送干部、加强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创造了便利条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中共西蒙工委利用当地的民族关系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紧密配合在包头建立的中共绥远特委开展各项工作。在绥远特委刘仁等人急需经费时，西蒙工委总能给予无私的援助。

（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乌兰夫、朱实夫赴张家口与中共河北前委联络，并通过宣传、鼓动，促使“老一团”等蒙古族地方武装参加了察哈尔抗战。7月，乌兰夫到国民党四十一军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共党员罗念冰（在四十一军中从事地下工作）的支持下，乌兰夫给教导队官兵讲授政治课，开办干部训练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