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ESG责任投资,凯联资本做了什么?

说起凯联资本,圈内无人不知,无不赞叹,因为这家老牌机构太神了!几乎投什么赚什么,为投资人赚的盆满钵满!而今这家老牌机构,加码中国的科技和消费产业方向投资,在半导体产业、大消费、高科技、产业互联网、数字基建、智能、制造、汽车、航天军工、新能源、等多领域均有投资布局,投资助力了大量上市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俨然成为投资公司中的王者。

回顾凯联资本的20年历史,发现其质朴又神秘,即便其拥有近百人的专业化团队,主要管理人员从业经验超过20年,主要的员工均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一线投资机构、投资银行和产业方,具备国际视野的行业专家和投资精英的组合,可其仍然不跟风、不浮躁、不短视,“重明道、善取势”,始终保持对宏观经济和国际形势的持续性跟踪,在投资领域坚持紧跟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坚定围绕国家战略发展思路进行投资布局,坚持“科技向善”、“ESG责任投资”成为了国内知名稳健的投资公司之一。

凯联资本的行业研究覆盖了1000余家企业,参与投资了数个万亿、千亿级的行业领军企业、数十个百亿级企业,并且通过旗下的“凯联产业研究院”、“凯联新周期创新研究院”等下设机构,衔接了十余个地方政府和活跃经济区域的合作,真正做到用价值联结优秀的企业家,用投资为中国科技和产业的蓬勃发展贡献新活力。

凯联资本认为,投半导体这类长期项目,跟基金GP和LP关系很大,而投资半导体行业则必须要坚持长期价值主义。就像之前凯联资本所投企业国产DRAM厂商长鑫存储一样,当初还是睿力集成旗下的子公司,可6年时间过去,它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可以自主生产芯片的半导体企业,其估值已达到近400亿元。

凯联资本在过去多年的投资实践中,深刻感受到,想要有持续性的发展,“明道、取势、优术”缺一不可,小到一个企业的发展,大到国家的运转皆是这样。凯联资本多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投资价值观,秉持“专业成就信任、价值连接理想”的初心、以为投资人创造持续稳健的长期价值增长为己任。

现在,凯联资本在各投资领域遍地开花,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内俨然成为专家,未来,凯联资本将不负所托,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做好投资本分去助力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致力提升投资行业和资本市场专业水平和规范,提升资本市场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我们光明而伟大的未来铺好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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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联资本创始合伙人李哂时

  ESG投资为凯联带来了多方面的助益,从某种程度上,ESG投资正是长期持有、价值投资的体现,通过这一维度的投资标准,凯联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不仅实现了更高的收益,也收获了更多投资人的认可。

  似乎是一夜之间,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及企业治理)成了风口浪尖上的热门词。

  在此之前,ESG概念更像是坐在场边的替补队员——偶尔被提到,但从未被认真对待。凯联资本创始合伙人李哂时入行20余年,对这一概念很熟悉,“ESG概念最早在2010年前后被提出,但在中国具象化的落地,还是最近一两年的时间。”

  正如李哂时所言,从ESG概念自大洋彼岸传入中国市场,到真正被应用到具体的投资中,不过几年时间。事实上,即便到了今日,一二级市场对于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的研究和关注点仍然停留在“ESG能否为投资机构带来可见的超高回报”上。

  过去,市场上不少机构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了一些对环境不友好、对员工福利不关注,或内部治理混乱的企业。而从经济结果上看,这些机构或企业虽然短期内得到高额暴利,但长期看,反而输得血本无归。

  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经济层面,ESG投资维度下的企业和投资者,财务表现都更为优异。

  基于团队20余年的从业经验,让凯联资本在设立人民币基金之初就开始关注ESG概念,并将其应用在具体的投资上。

  从公司治理到长远利益

  ESG的概念最早源自美国。美国安然和世界通信公司的财务造假事件直接催生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颁布。该法案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全面地对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更加严格、规范的法律体系的管控。

  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美国ESG政策法规日渐完善,要求也趋于严格。相关金融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ESG投资市场亦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此外,市场上还出现了一批专业成熟的ESG评级机构、指数机构和服务中介机构。近十年来,环境议题成为美国资本市场新的关注点。而伴随新冠疫情的发生,中国金融市场也开始关注ESG带来的投资效能。真正促使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开始关注ESG,有三个标志性事件:

  首先,香港交易所于2019年发布新版ESG指引并相应调整相关上市规则,从2020年7月1日开始生效,赴港上市的公司和拟赴港上市的公司,必须遵照新版指引进行ESG披露;

  其次,国际两大指数和数据供应商MSCI(明晟)和富时罗素相继宣布,加强对于ESG评级和指数的发布和管理,2020年成为中国市场的“ESG元年”;

  最后,深交所修订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其中首次提出,考核指标中包括“是否主动披露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履行情况,报告内容是否充实、完整”。

  “过去,我们看到二级市场上出现了不少财务造假的案例,这都在促使政策不断完善,从而倒逼一级市场在投资时就选择那些符合ESG逻辑的企业。”

  2014年,凯联资本设立首只人民币基金。从第一只基金的运营起,凯联就引入了ESG投资理念,能在7年前率先布局,源于团队多年的海外投资经验。凯联资本的核心团队均来自国内外顶级的金融机构及大型产业集团,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实业管理经验及产业布局能力。对于行业认识更为清晰,让凯联从开始就意识到,环境、社会和治理对投资机构而言,是风险控制的一种手段,更是对行业研究的一种延伸。

  凯联资本通过长期系统化的研究跟踪,对宏观经济、产业周期以及资本市场有深入的理解。凯联认为,社会责任的参与和贡献是投资评价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李哂时回忆,一级市场早期在投资时,并没有太多的数据手段,凯联在投资时,会重度关注企业治理方面的问题。随着舆情系统的完善,企业的动态得以在数据中更良好的体现,投资机构也能实时、精准的了解被投企业在环境问题、社会贡献和内部治理等多方面潜在的风险。

  “从结果上来看,那些高ESG分数的公司,最后股价的表现也更好。”李哂时看来,不同的行业,在投资时关注的方面也有所不同。当前,凯联围绕科技和消费两大板块进行布局,专注于TMT、医疗健康、高端装备、新材料、新型消费、航天军工等战略新兴行业。以科技类项目为例,李哂时会着重关注企业的技术和专利,以及商业行为是否受到过处罚。

  通过7年时间的布局,如今ESG理念已经深入到凯联投资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中。ESG将投资的关注点由股东回报进一步拓展至社会回馈和员工关怀,意味着ESG投资明确关注“社会、员工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三者利益的统一正是ESG投资的重要思想。这样的逻辑正在引导凯联关注被投企业的真实价值,从而真正实现价值投资,这是凯联在投资时的中心思想。

  从风控因子到高质量增长

  长期以来,资本市场倾向于对高业绩增长率的公司给予“估值溢价”,而ESG则更强调增长的代价、质量与可持续性。近几年,ESG投资呈现出指数型成长态势。原因在于,这一概念正在为投资人控制风险的同时带来更强的收益保障。

  以往,不少投资经理认为,ESG这样强调可持续性的投资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为LP赚钱这一目标。不过,伴随着市场的变化和考验,从更多研究结果看来,ESG与高收益呈现正相关。

  ESG正在成为投资中重要的“排雷”工具,李哂时指出,ESG可以从多维度鉴别公司的质地。事实上,企业的业绩仅仅展现了企业发展的单个方面,而企业成长的潜在决定因素众多。只有在追求业绩的同时兼顾ESG的三大核心因素,才能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进而创造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凯联资本不仅考虑人、组织、商业模式这些非财务指标,更要深入产业、研究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ESG投资的本质也是从这些角度出发,选出真正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百年老店”,而非那些依赖资源消耗的短期参与者。

  2016年,中国白酒企业在历经三年的行业深度调整期后,仍未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回暖,中小型酒企生存环境恶化明显。前一年的财报上,多家酒企继续亏损、业绩下降。在白酒业的“寒冬”背景下,五粮液开启混改。

  得到消息的凯联资本启动了尽调。当时,A股市场经历数轮股灾的冲击,使得五粮液二级市场股价出现大跌,另一方面,五粮液出现了负增长的迹象。一个业内共识是,消费行业中出现负增长是较为少见的。无论是自身财务指标,还是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于投资人而言,这笔投资看上去投资风险不小。谁也不能预测,行业是否已经在最底部。

  不过,通过深度的行业研究,凯联认为,白酒行业即将触底反弹,企业管理层有能力引领五粮液走向光明。“在企业尽调时,我们会充分考虑ESG逻辑。”李哂时表示,“五粮液是白酒行业的头部企业,在内部治理方面,管理层乐于分享利益,让更多的人实现共同利益体。”2018年,历时三年的混改落地,五粮液员工持股通过全额认购国泰君安资管计划实现,认购金额5.13亿元。此外,五粮液经销商持股通过认购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间接持有五粮液股票,即通过君享五粮液1号代持,认购1941万股,认购金额为4.2亿元。

  通过推进员工、经销商持股,不仅有利于市场的稳定,更能够捆绑多方利益激活渠道,推进渠道扁平化发展。

  2018年五粮液业绩回升,营收跨上400亿元新台阶。今年,凯联在五粮液定增案上的投资进入解禁期,从目前看,收益将达到十几倍。

  五粮液的这笔投资,通过更有效和集约的资源,人力资本的发展与管理,高效的经营和组织形式使用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更持续的价值创造。这是凯联在ESG逻辑下,长期投资、可持续化发展的一个标杆案例。

  从经济效益到社会效益

  过去7年时间中,凯联资本注重严谨的基本面研究和结构化机会的捕捉,覆盖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并采取灵活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并通过建立与被投企业的紧密合作和资源导入,提升被投企业的价值和投资的确定性。

  “我们希望通过长期的陪伴,做中国企业家和投资人值得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而不是牟取短期的价差,获得暴利。”

  2015年前后,P2P正值飞速发展阶段,不少投资机构纷纷投身这个火爆的风口项目。历经13年的发展,从行业新生、野蛮生长到百花齐放的高光时刻,再到风险浮现、爆雷不断、穿透监管的整治之途,如今的P2P网贷走向末路,最终以黯然“谢幕”收场。

  今年,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逐渐压降,到今年11月中旬完全归零。黄粱一梦,那些暴富梦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行业最火热的阶段,也有LP拿着大钱找到凯联资本,要求投资到相关的项目中。“就在这间办公室,我劝退了LP。对于不符合我们逻辑的钱,凯联会拒绝。”李哂时指着一间办公室说。

  长期目标和短期利益,这是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需要考虑的平衡。而私募股权基金先天的时间期限也要求,基金在运营中需要考虑时间成本。但现实是,一味追求短期波动,很难在长期的投资中赚到钱。投资机构要关注基本面,更要将眼光放得更远、更全面。

  ESG强调的就是通过设置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层面的关键模型,关联到企业战略、业务、绩效评价各个领域,从而对投资标的进行一次全面审视。

  在尽调时,凯联要求做到独立、多维度的考核。不同行业的特质决定了在长期发展中所暴露的风险敞口,例如高污染行业在环保趋严的大背景下,生产成本正在增加,环保违规吊销执照的风险更大。要避免这类投资风险,显然需要拥有更独立的尽调视角。

  “企业展示给GP的是自己比较正面的形象,给到机构的合作方,确实存在嘱托好话术的情况。”李哂时坦言,“为了更独立、客观的全面审视企业,我们会通过凯联自身的社交网络,或者陌生拜访等方式进行尽调。在投资前,我们也会帮助企业介绍业务,最后通过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全方位了解企业质地。”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体现在凯联的投资上,就是找到那些“和善”企业进行投资。

  “我们在与企业家沟通中,能明显感觉到不同格局的企业家带给企业自身和产业链的影响是不同的。”李哂时表示,“我们更倾向于投资那些有益于产业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而不是破坏者。”她指出,将ESG理念融入治理架构,可以帮助企业推动客户、供应链上下游、股东、员工等各利益相关方实现共同发展,绑定利益,最终推动产业发展。

  从投资风险看,传统的风险评价体系,对于投资标的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重视程度不足,进而导致对投资标的发生风险事件的可能性预判不充分。近年来多例上市公司风险事件,并非单纯源于业绩亏损,而是上市公司自身在公司治理、诚信经营等非财务指标方面存在着重大隐患。

  在ESG的理念带动下,凯联资本的风险控制更为充分,过去的投资中从未出现风险项目。李哂时透露,目前,凯联资本投资的十余个项目正在报会的进程中。ESG逻辑的引导下,凯联将在2021迎来丰收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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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就像一场龙卷风,正席卷整个投资市场。

在一级市场,近一年内,已有近百家投资机构开始将ESG作为关注方向,红杉、高瓴、IDG等头部机构也相继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一时间投资机构开始大谈ESG的价值——

毅达资本认为,ESG投资能帮助投资机构鉴别资产质量、加强风险管理;盛世投资可持续发展官姜燕资本表示,其已经将ESG充分融合到投资全流程中,帮助更好地筛选与评估投资标的;愉悦资本表示,在ESG理念指导下,他们投出新能源汽车、医疗机器人等多个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如果哪家机构还不谈“ESG”,就显得与主流格格不入了。

在二级市场,截至2021年7月31 日,港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高达93.8%;同样截至去年上半年的数据,沪深300成分股中有248家发布了2020年度ESG报告,占比超过82%。国内科技巨头还在不久前的投资者日活动上对外宣布,要将ESG确立为未来发展的价值基础。此外,今年1月科创板也明确表示,上市企业年报中应当披露ESG信息。

ESG这股风,大有越刮越猛之势。

实际上,ESG并不是新生概念。所谓ESG,包括E(Environment,环境)、S(Social,社会伦理)、G(Governance,公司治理)三个方面,是考量资本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评价指标。这个理念最早从美国教会中诞生,并在投资市场不断演变,2004年在联合国推动下被系统性提出。

尽管ESG看起来十分“政治正确”,但并不是所有机构都对它“感冒”。在接受「」采访时,有投资人称,实际操作中,ESG很容易变成投资机构的一种“品牌背书工具”,甚至是“募资手段”,“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机构募资越来越难,如果讲ESG的故事,会更容易拿到政府的钱”。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目前的ESG更像是企业或机构自己定义的一种“排雷”工具,缺乏统一的评价指标,由此导致不同机构对同一个标的的评价结果会大相径庭,最终失去了参考意义。

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此摆在监管者面前:如何建立统一的ESG评价标准,规范ESG信息披露制度?

1.ESG:看着好吃,消化难

2021年10月中旬,被称为A股股王的贵州茅台股价突遭震动。从10月15日至11月15日的一个月内,股价从1890元下跌至1761元,跌幅达到6.8%。

要知道,茅台在A股市场的分量非比寻常,它不仅长期位居A股市值榜首,而且还是A股市场的。

就在人们对这一反常现象表现出不解之时,投资者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在茅台股价下跌前的一个月,曾在全球持有贵州茅台最多的基金——美洲基金-欧洲太平洋成长基金,已单季度减持茅台超过13亿元;另外,诸如AS(SICAV)中国A股股票基金、富达基金也在开始大幅度抛售茅台,前者减持幅度高达18.5%。

这场减持十多天后的10月初,指数编制公司MSCI在其第三季度A股ESG评级中披露,茅台被评为代表垃圾股的“CCC”级,排名全市场垫底。

(贵州茅台股价,图源老虎证券APP)

有分析师称,几家巨头基金正是基于ESG的指标,预判了贵州茅台的股价波动,得以提前减持。

事后,拥有“台湾基金女王”之称的诺亚控股创始投资人章嘉玉在一场峰会中含蓄地评论道,“某些标的由于评级的原因造成国际投资者持有比例下降,我相信会是一个长期关注的问题。”

至此,A股股王大跌的原因终于被诊断出来。然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想到一个新兴的ESG概念,竟能撼动市值2万亿的股王。

尽管ESG是去年才火起来的概念,但它被引入国内投资市场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2017年10月,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正式进入中国,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等7家老牌基金公司,牵头签署了包含ESG投资的PRI六项原则。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在资本市场引入绿色、环境等评价要素。

一年后的2018年,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全球指数,MSCI将对所有纳入指数的上市公司进行ESG研究和评级,进一步推动了ESG体系建设。

到2021年上半年,A股市场披露ESG信息的上市公司数量已从2019年的370余家增长到1112家,占A股公司数量的1/4;而在沪深300成分股中,则有248家发布了2020年度ESG报告,占比超过82%。

除了上市公司,投资基金也在快速将这一理念融入投资中。据Wind统计,截至2021年12月底,2021年新成立以ESG为主题的公募基金数量为62只,新发数量超过过去4年总和。

在海外发展了数十年的ESG理念,只用了两三年便已在国内投资市场遍地开花。

与“引进快”相对应的,是ESG在国内“消化难”的尴尬。

ESG被引入投资市场的初衷是提升超额收益。在海外,已有多项研究表明ESG策略存在超额收益。超额收益来源于两部分,一是ESG高评级公司本身的内在竞争力,二是外部资金驱动。

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统计显示,从2016年至2020年这五年间,全球采用将财务与非财务因素结合的整合策略作为ESG投资策略的资产规模,从10.35万亿美元增长到25.20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4.9%。

然而在引入国内A股市场后,数据却狠狠打了ESG的脸。

根据的统计,2018年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30日期间,在A股市场5只关注度较高的ESG指数中,除了嘉实ESG指数相对沪深300有15.5%超额收益率,其余四只超额收益率均为负。

相比二级市场,国内一级市场对ESG的态度正处于“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阶段。其引爆点正是“碳中和”。

自2021年初被提出后,碳中和受到一级市场积极响应。据投中网报道,2021年3月之后,多个投资人反映,碳中和项目被投资机构争抢,估值一个月内翻番者不在少数。

青域基金管理合伙人林霆曾表示,在节能环保领域,以前每年的投资额大概只有几亿元到几十亿元,但2021年累计投资规模已达到约2000亿元-3000亿元的体量,增量明显。

按照ESG的定义,碳中和投资属于ESG中“E”的部分,碳中和的火爆自然引起了市场对ESG理念的关注。过去一年,红杉、高瓴等头部基金纷纷出具社会责任报告,“ESG”成了投资圈的高频词汇。

目前,ESG在一级市场仍处于十分早期的阶段:

2020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估报告(2020)》,在224份有效样本中,共有89家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开展了绿色投资研究,占比不到40%;截至2021年5月,国内一级市场签署PRI的机构数量也仅有28家。

对比于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无论从信息时效性、资金流动性,亦或是信息透明度,都比前者有所不及,因此ESG落地实操性不如二级市场。故ESG被引进国内后,率先在二级市场开花结果,而后逐渐传导到一级市场。

凯联资本创始人李哂时告诉「甲子光年」,ESG投资从二级市场到一级市场,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近些年一级市场出现了愈来愈多大体量、发展相对成熟、业务多元化的大型平台公司,其发展实力、管理水平、信息披露程度愈发向上市公司靠拢,这进一步加速了ESG从二级市场到一级市场的传导过程。

2.“自定义”的“排雷”工具

为什么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如此追捧ESG这个“外来的和尚”?

先来讲一个在投资市场流传较广的故事。

2019年,K12赛道如火如荼。有一个数据可以看出当时资本对在线教育的狂热——当年公开披露融资事件达133起,总金额超100亿元。在大笔融资的助推下,头部在线教育公司估值持续猛涨。

然而凯联资本却低调地清盘了所有在教育赛道的投资。经历过2021年“双减”政策的在线教育从业者,至今难忘那场行业巨变带来的阵痛。但凯联资本是如何在此前两年就提前预判到了变化并及时调整的?

事实上,作为在线教育的投资方,凯联资本当时已经注意到,教育赛道作为特殊的社会资源配置行业,蕴藏着不适用于传统投资方法的“系统性风险”,其促进社会公平的属性,不能只考虑靠资本驱动获得商业价值。

例如,K12出发点是促进教育公平,但在当时,有些头部在线教育机构用高薪挖走一大批公立学校优秀教师,令学校师资大量流失。与此同时,教培机构一边在辅导学生功课,另一边却大肆贩卖焦虑,用严重超纲的教学内容加剧学生内卷。

这已经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目的,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还破坏了学生们的正常学习情绪。对应到ESG中,这已违背了“S”的理念。正是靠这把标尺,凯联资本早早避开了在线教育的“雷”。

除了K12教育,被机构用ESG理念排过雷的赛道还包括游戏、虚拟货币、P2P等。毅达资本、青域基金等机构均向「甲子光年」表示,游戏等赛道由于会引起青少年沉迷,存在潜在的政策性风险,故通过ESG标准就可以前置性地将有风险的项目排除在外。

因此,当下的ESG在一级市场落地产生的最大意义,便是——排雷

然而微妙的是,在实际操作中,对ESG本身的解释权,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青域基金相关负责人告诉「甲子光年」,在“E”方面,由于其环保基金的定位,投资天然局限于对环境有直接贡献的赛道;“G”则是任何一家投资机构都应关注的;到了“S”,则要视公司发展阶段、行业整体水平而定。

“一个企业的S就好比一个人的‘德’。在公司小的时候,我们要求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践行社会责任,例如不拖欠员工工资、不从事对社会有害的商业模式等;等公司做大了,则要综合考虑员工、供应商、客户等方方的责任。”林霆告诉「甲子光年」。

这跟毅达资本对“动态”实践ESG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公司早期阶段,关注其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成长阶段,关注公司治理责任;成熟阶段,则全面关注ESG三方面均衡发展。

“相较于二级市场对ESG有一套严格的评分体系,一级市场的ESG评测要模糊许多。”凯联资本创始人李哂时表示。而且,在实操过程中,机构通常不会采用严格的打分机制,而是更多基于一定区间的定性判断,筛选出合理区间内的项目。

这其实就是一种靠个人主观理解而对其进行的“自定义”。换言之,ESG更多像一种价值观的践行,而非清晰的衡量标准——你甚至都很难评判一家投资机构到底有没有ESG,因为缺乏评判标准,ESG的解释权掌握在机构自身手中。

其带来的后果就是,几乎所有能与社会责任、环保等概念沾边的标的,都可被纳入ESG范畴。

例如,在许多宣传ESG理念的机构投资名单里,、腾讯、三七互娱等公司均在列。这些游戏公司并不符合ESG中“社会责任”的要求,却恰恰是ESG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一批公司。

2020年6月,网易发布了首份ESG报告,强调了游戏业务的社会责任感。报告指出,网易通过防沉迷体系、切入游戏教育领域、培养公众审美等方面践行ESG理念。

腾讯、三七互娱、盛趣游戏等,也都在“花式”宣传自己的ESG理念,如采用无纸化办公环境、控制高耗能设备等。

“投资机构更多是基于行业特点作横向对比,去判断公司在ESG方面相对于其行业是否有优越性。” 李哂时告诉「甲子光年」。

一些“等级打架”尴尬的局面频频出现在ESG评级。

比如2021年10月,在MSCI将茅台评为“CCC”级后,包括易方达ESG责任投资股票基金等许多ESG基金仍将贵州茅台列为重仓股。同样一个标的,在不同机构的ESG评级中结果却大相径庭。

这不只是国内机构存在的问题,国际上许多机构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以特斯拉为例,MSCI评分结果显示,特斯拉ESG评级为中等,是汽车行业领跑者之一;但伦敦证券交易所旗下的富时罗素ESG(FTSE ESG)却将特斯拉列为最差等级。其原因是,MSCI选用“产品产生的二氧化碳”与“采用清洁能源的机遇”作为重要参考指标,而FTSE却将“特斯拉工厂排放”包含在内,因而得到了较低的评分结果。

更糟糕的是,由于标准匮乏,一些“漂绿”行为也纷纷滋生出来。

所谓“漂绿”,是指一边高调宣传可持续发展或者绿色环保理念,另一边,却故意隐瞒或拒绝公开与这一宣言相违背的行为,亦或是仅以口头承诺代替实际行动,以此维持“绿色环保”的公众形象。

甚至一些与ESG明显违背的项目,只要能与可持续发展有一丝沾边,也能被纳入ESG框架中。

比如,在《经济学人》2021年的统计中,全球最大的20个ESG概念基金里,平均每个基金会投资17家化石燃料生产商,另外有6个基金投资了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2个基金持有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的股份,1个基金持股一家煤矿公司,还有部分基金投资了博彩业和烟酒业。但很明显,这些项目均与ESG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ESG标准匮乏的原因,或许跟当下国内ESG报告数量不足、质量不够有关。

据《ESG报告:助力中国腾飞聚势共赢》白皮书统计,2020年共有1021家A股公司发布ESG报告,仅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27%。以这个比例的数据做ESG标准参照,只能是以偏概全。

此外,这些已披露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标准各异。公开数据显示,在上市公司公布的ESG报告中,关于公司治理的指标,如员工数量、高管薪酬、董事会召开次数等,平均披露率为66.3%;关于环境治理的指标,如碳排放量等,披露率为40.4%;社会治理相关指标的披露率则为28.9%。

每一家上市公司对各项指标披露程度都不相同,这正说明,监管对于什么指标需要强制披露、什么指标可以自愿披露还没有形成一套清晰的判断标准。

面对如此情况,一级市场投资机构也只能“各显神通”:

青域基金的对策是综合参考第三方报告,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工具等方式,尽可能地找到数据依据。

凯联资本创始人李哂时则认为,缺失的数据、不一致的标准,反而更考验投资机构的功底,ESG评测最终要落实到企业经营的细枝末节。例如在考量企业对供应链管理方面,可以考察其是否支持供应商合理账期以供其健康发展,在企业管理方面,应关注其管理架构、董事会召开频率、基层员工评价、员工福利和激励措施等。“ESG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一定会在企业每一天、每一步的工作中体现”,李哂时告诉「甲子光年」。

但这些方法也只能算是单个机构的经验,仍无法解决几个更核心的问题。

首先在监管方面,需要有明确的监管机构来牵头,为业内建立适当颗粒度的监管标准。当前的现实状况是,国内ESG披露仍以鼓励为主。这从证监会、深交所出台的一些披露规则中均可看出。不过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今年1月科创板发布相关通知,明确科创板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ESG相关信息,这或许为ESG的披露机制开了一个好头。

其次,在公司实践方面,需要由投资机构与龙头公司牵动,践行更多行业里的标杆案例,推动ESG理念普及。

例如,盛世投资在投资某生物科技项目时,就曾向被投企业委派董事、监事,帮助企业制定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方案,并向企业委派财务副总监规范财务核算,最终推动企业在蚕丝质量、土地节约、乡村振兴及就业等方面实现改善和提升。

凯联资本亦与五粮液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形成联动,助力其在智慧种植、数字化罐装产线等方面,运用IoT、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达到降本增效的效果。

“碳中和”大背景,为ESG这种“舶来”的价值观,找到了本土发展的土壤。尽管它源于宗教,亦仍有不少机构,将它看做是“道德要求”,但也许随着双碳时代到来,随着企业管理愈来愈精细化,会有更多诸如游戏、在线教育这样的案例,验证ESG理念的必要性。

在当下,最要紧的一件事,正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所言,必须要用合理的监管制度,将ESG脱离“道德层面”,因为,“当我们不能对道德定价的时候,往往道德会很廉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Amelie,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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