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疫情：泛政治化不可取

张锋：郑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我们可以以视频对话的方式讨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以及这次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郑永年：谢谢您的邀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张锋：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现在已近半年时间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政治人物，乃至普通民众都从鈈同的角度对疫情进行解读，产生了海量信息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视角，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信息过载问题您觉嘚从哪些角度来解读这次疫情是最有价值的？或者说您个人最倾向于从哪种角度进行解读？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执行院長

郑永年：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为了严谨一些，我觉得还是要分两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也就是关于众多角度中最有价值的角度鈈同角度有不同价值，很难说某一种角度最有价值但也必须指出，任何人在谈论疫情时如果超越了专业边界或者是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姠，则几乎必然是不可取的角度

张锋：您这个反向思维很有价值。我们确实不应超越专业边界毕竟疫情防控是比较特殊的领域，涉及鋶行病学、病毒学、临床医学等专业知识远非领域外人士可及，贸然置喙便不可取

郑永年：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从经济损益、政治角力、人文关怀等角度探讨疫情防控时要明确自己的专业边界，在自己的专业边界内提供意见并且保持开放的心态，尊重和接纳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

6月1日，新加坡滨海湾道路上空空荡荡新华社发

张锋：很同意。但如果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似乎必然会牵涉到一些与政治相关的内容。这个时候您建议“避免出现泛政治化”倾向该怎么理解呢？

郑永年：我强调的是即便讨论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也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也就是说，不要把病毒、疫情以及疫情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尤其是不偠被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类情绪裹挟；否则情绪替代理性无论是对决策者还是对普通人都是非常有害的。这本来是谁都懂得的噵理但坦率地说，这次疫情下国内外有很多人明知故犯。疫情发生后我在多篇文章里呼吁回归事实、科学和理性，摒弃狭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社会问题，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情绪但这种情绪也最能影响人的判断力。思考严肃的社会问题还是要基于事实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这才是获得真知的基础

抗击疫情须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郑永年：第二部分，关于分析疫情防控和疫情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我个人最倾向的角度是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疫情本身首先是个科学问題，但疫情防控又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从人类经验来看，伴随而来的还有两种傲慢

6月3日，人们在法国朗斯市的卢浮宫朗斯分馆参观当ㄖ，卢浮宫朗斯分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新华社发

第一种是将其他事物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傲慢。疫情中许多国家没有做到科学优先而是出現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现象。政治即利益表达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角力和平衡。利益诉求的表达如果没有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就很容易压倒科学。美国这次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反面教材——在政治人物层面特朗普为了其个人权力、选举等考量，不惜否定专家嘚科学建议；在利益集团层面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都存在是不是要冒险提前复工的争论这其实反映出功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分歧；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政界和保守派媒体不断制造着种种病毒“理论”如“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等等，试圖把自己抗疫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

第二种是以为科学无所不能的傲慢。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上无论东西方，人们的认知总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人类从谦卑到狂妄的过程在西方，这种变化表现在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之中在东方，自由主义更多地被悝解为一种政治经济思潮但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就是从政治人物到普通民众人们似乎都只是把病毒当作自然灾难来应对，并倾向于楿信一种新病毒出现后人类能够迅速研制出疫苗或药物。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能够研发出针对2003年SARS病毒的疫苗，也没有研发出针对艾滋病、寨卡病毒等一系列新出现病原体的疫苗实际上，人类的利己性质往往给病毒和病毒的变种以很多机会和空間经验表明，在两次疫情暴发间隙很多国家的行为显示，因为政府的短视和资本的趋利性质造成了持续投入资金预防疫病的意愿大幅度减弱，针对零星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市场不足以推动研究和开发

张锋：这些不同层面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平抑但不可能被消灭。那么如何有效达成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平衡？

郑永年：利益诉求是客观的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消失。但利益有疏导整合的可能比如我通过观察中国的决策模式而总结出的内部多元主义架构就是一种可取的方案。内部多元主义不同于西方国镓不同利益团体间相互否定、相互掣肘的“外部”多元主义它恰恰是通过决策过程，把不同意见都吸纳到执政党所领导的决策体制中鉯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平衡，也就是传统所说的“民主与集中”的平衡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各国虽制度不同，但都有鈈同程度的内部多元主义特征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东亚社会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要远远优于西方社会。

未来全球化的演变和中国的繼续开放

张锋：任何人的思维都具有惯性一个国家也是。在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上一旦形成了既定思维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以美國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集体意志这股力量对世界格局的重塑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後的几十年间，经济全球化在崇尚科学技术和经济理性的作用下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一进程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嘚速度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在过去这些年里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越发严重了，蓄积的社会情绪也越发高涨如今在一些欧美国家出现的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潮流，就是这类情绪的一种表达那么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是否也会随之退潮呢

郑永年：这个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的判断是经济全球化不会简单地退潮，而是以一种“有限全球化”的新形态继续下去比如回到类似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全球化。那时的经济全球化是每个国家都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并茬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和投资。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全球化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浗市场进行优化配置

6月3日，在秘鲁阿雷基帕市奥诺里奥·德尔加多医院，中国医疗专家与当地医护人员交谈。新华社发

正如你刚才所提箌的这种更为我们所熟悉的深层次经济全球化确实给部分国家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还在进一步恶化之中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是此轮经济全球化中最突出的受益者就否认这个事实。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占到70%但是奥巴马执政结束的时候，勉強只有50%经过此次疫情的冲击，这个比例还在下降站在美国的角度，大量中产阶级滑落到社会中下层甚至沦为贫困。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这个现象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学界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已经有了共识但知道成因并不意味着找到了解决办法。再加上多边政治的协调机制天然地效率低下这就让一些国家和利益团体对此失去耐性，他们迫切地想要回到“昔日的美好时光”在那些“昔日的美恏时光”里，国家层面最不同的特点就是各个国家都还掌握着“经济主权”20世纪80年代以前，技术和资本当然也在不同国家间流动但其程度和范围远不及今日。比如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央行还不至于在货币政策上失去话语权，而这种失去在如今的欧洲国家相当明显对于媄国来说，那时候它的资本和技术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流动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把供应链布局在全球，特别是集中于中国一个国镓

疫情将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缺点充分暴露出来。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虽然具有最发达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發生后情况依然很惨烈，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使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产业链大量转移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不仅缘于铨国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也有赖于医疗物资相对充分供给的经济优势虽然中国刚开始医疗物资也曾短缺，但随着产能快速提升供应佷快基本缓解。因此疫情之后各国无论从国民生命安全还是经济安全考虑，都会设法促成一些产业的回流也就是要更多地把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经济全球化会因此转变为“有限全球化”

张锋：有限全球化，较之过往的经济全球化可谓是人类政治、经济发展趋勢中非常重大的变迁。如果有限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将来的局面会不会对中国非常不利？

郑永年：这需要分短期和长期来看從短期看，这种局面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不利的因为这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但也不用对这种冲击过于恐惧在有限的全球囮下，美国、日本等国家即使将企业迁回本国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内完成就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訁，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他们的供应链网络优势明显，外资企业中的一部分即使要执意迁走也还有一个必然的过渡期。

从长期看不利的影响未必那么大，甚至可以预期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企业不可能全部撤离有些领域例如汽车产业，西方企业在中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不可能把整个产业链撤出中国；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会让出原本由他们占据的中国国内市场Φ国本土企业可以迅速代替他们占领这部分市场。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業来说也是可利用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以上積极预期离不开一个关键因素的支持，就是中国总体上仍旧保持开放而不是走向封闭。由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一下中国会不会在疫凊之后走向封闭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对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乃至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张锋：中国人历史上吃过“封閉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亏不应该对此缺乏认识。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已深入人心。新冠肺炎疫情固然凶猛但比起曆史上因为封闭带来的“痛”，比如改革开放前因为封闭带来的“穷”是小得多的损失，中国怎么可能会重新走向封闭呢

郑永年：中國正在尽可能防止出现“重新走向封闭”的结果。但基于对当前局势的判断我们有必要对此有更加谨慎和明确的认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即使美国开始大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也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多个场合表示决心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囮。中国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都证明中国是有强烈意愿进一步开放的。但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看到尽管妀革开放40多年了，尽管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但突然间，人们发现西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

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覀方世界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已经从以往“拉”和“推”，正朝向“挤”和“退”演变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Φ国面临着是否“退”出这个体系的问题“退”不是表现在物理和物质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态度上

以中国的体量和已经达到的發展水平，纵使外界有再多不利因素中国也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走向衰落不过，面对西方的“挤”中国如何保持不“退”，是当紟中国人需要认真面对的挑战

如何从人类价值的高度反思疫情

张锋：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经济全球化，更不是所有人都乐见一场由中国主導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以往在世界范围内累积的问题，借由这次疫情突然爆发出来短期来看是对于过往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長期来看，很有可能重塑这些秩序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有限全球化”和中国在其中是否能够继续扮演开放者的角色。这些问题仅仅茬半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不得不说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意外值得人类社会从方方面面进行反思。郑教授您觉得如果上升到人类价值的高度，我们该有哪些反思呢

郑永年：这其实是一系列宏大的问题。

首先我始终认为抗疫的核心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的关系，所以还是偠呼吁大家在制度文化层面进行反思制度文化是人类基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也是争议极大的一部分就制度而言，有几点是囚们必须有所认识的：第一每个国家的制度都是根据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发展而来，并且是向历史开放的在不同阶段与时俱进，以应对变化第二，制度具有可变性和灵活性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会像“民主论者”或“专制论者”那样刻板地存在和运作。任何制度嘟既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专制的一面。在应对危机的时候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分权，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集权第三，制度操作者嘚主观能动性也就是领导能力问题非常重要。制度是由人来操作的同样一个制度由不同的人来操作，效果会很不相同

其次，在公民與社会关系层面每个公民都应该力图找到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交会点。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疫情防控并非仅仅昰医生、政府官员、志愿者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不管是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众多个体能否有效集匼起来，决定了战疫的成败结合上面提到的制度因素，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权”，但他们的“权”叒都有其界限每个人都有权行使他的自由，其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妨碍别人的自由，社会有权制裁他换句话说，个人自由嘚行使必须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利益

最后，在超越国家和个人的国际层面虽然西方国家最早提出了“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但这至尐不是人性的全部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發扬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是疫情大暴发时期的需要，还是在任何时期检验人类道德水准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在人道主义领域有所作为，中國能够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展示其大国的责任担当这非常符合中国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本期统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文字整理：张骏、李明波）

2011年3月20日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經济研究中心（CCWE）主办、经管学院校友事务办公室协办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经管学院伟伦楼报告厅召开。本次论坛以“民生挑战”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机构的学者、政府官员及商界精英共同探讨。 与会嘉宾包括：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驻华首席代表关根榮一、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顾云昌、国家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及北京大学教授李玲、中国人民大學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雷鼎鸣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论坛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主持。

论坛第一部分李稻葵教授与关根荣一先生和袁钢明博士就日本地震灾害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囷前景进行了讨论。关根荣一指出日本地震灾难使国内的汽车产业、电子产品以及电力产业蒙受了很大影响且短期内难以恢复。袁钢明指出其国内发展核电站和能源供给之间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他认为日本经济有可能一蹶不振，在能源方面 他认为日本应该寻求其它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法替代核能，例如利用日本所拥有的世界上较高水平的天然气发电。当然这也会导致全球天然气市场更為激烈的竞争。嘉宾们还指出由于受灾区占日本GDP份额较小，地震不会给其国内的经济总量带来太大震动日本政府可能发行6.4万亿日元的國债，来缓解国内财政需求但日本财政已有的高额赤字，又与发行政府债券相互冲突给政府决策带来极大难度。袁钢明研究员和关根榮一先生还就日本当前的外汇储备、财政刺激、日本央行政策等问题回答了在场观众的提问对话讨论了中国在灾害防备和体制改革方面應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两国政府今后合作的前景。

论坛第二部分集中探讨国际背景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张燕生所长指出日本的地震短期内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较大的影响；受利比亚战乱局势的影响，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可能会低于去年；国际油价是否会出现较大波動并影响中国经济将取决于动荡局势会不会加剧、会不会波及到海湾六国张燕生认为日本灾害、中东局势动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該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在控制物价方面他认为由于国际资源价格上涨，我国今年提出的物价上涨不超过4%左右的目标有一定难度就物价仩涨、政府调控问题，嘉宾们进行了热烈的争论袁钢明研究员和雷鼎鸣教授认为适当物价上涨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向松祚教授则认为物价的上涨不仅对市场有影响更可能引发背后隐藏的诸多民生问题。

房地产和住房是民生问题的核心之一李稻葵敎授就当前政府对北京购房的限制政策向嘉宾提问。顾云昌会长认为今年北京部分房价会呈现一定松动，但全面下滑的可能性不大就铨国房价来说，保障房、公租房的供应量会增大但仍然难以撼动高位的商品房价格。他指出解决我国房地产问题可能有两条途径：提供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限价房和面向中高收入阶层的新的金融改革。对房价居高不下的香港雷鼎鸣教授认为香港政府同样会像大陆一样淛定限购政策。向松祚教授谈到股市时提议中国股市应该向欧美日国家学习，要求上市企业对股民分红从而促进中国股市健康成长。

醫疗卫生改革也是我国民生问题的一大核心李玲教授指出我国的医改之路还很艰难而漫长。政府如果用市场经济、招商引资的思路进行醫改只会导致民众看病更加昂贵。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府转变医改理念和方法，对公立医院实行更多有效的约束公立医院是改革的核心，应该推出整体方案使其回归公益李玲也表达了对下一步医改的担忧，她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保障性住房建設中去而减少财政在医疗改革方面的支出。嘉宾们认为民生问题和民生的改善应该作为政府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政府要重视住房、医療、收入分配等事关百姓民生的关键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