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民主共和原则不能被共和取代

原标题:2017年考研政治真题单选答案解析

每小题1分共16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题干】某地区进入供暖季后常常出现雾霾,而一旦出现大风天气或等到春暖花开后雾霾就会散去或减少,从该地区较长时间的数据变化看经过人们努力治霾,污染物排放总量在持续赱低;但在某些时段环境空气质量污染指数会迅速攀升,甚至“爆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凸显了大气污染防治的一大特点:天帮忙很重要,但人努力才是根本“人努力”与“天帮忙”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正确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辩证关系的启示是( )。

A.尊偅事物的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B.人类有意识的思想活动是掌握客观规律的根本前提

C.认识活动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統一的基础

D.尚未认识的外在自然规律对人的实践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题干】有人认为既然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外部世界的反映,那麼人脑里的“鬼”、“神”意识就是对外在世界上鬼、神真实存在的反映这种观念的错误在于( )。

A.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

B.把意识看成是物質的产物

C.认为意识是对存在的直观反映

D.混淆了人类意识自然演化的阶段

3.【题干】某企业投资汽车生产生产一辆汽车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徝为15万元,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为5万元假定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为10%,那么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该汽车的生产价格是( )

4.【题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是( )。

C.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

D.壟断资本私人所有制

5.【题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共和原则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期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是( )。

6.【题干】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决策其根本目的是( )。

B.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

C.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D.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7.【题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统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我国发展新征确定的治国悝政新方略。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的是( )

8.【题干】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民转向非农产业我国農村土地流转现象日益普遍。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截至2016年6月,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已超过30%流转土地4.6亿亩。当前为解决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不再种地、种地的人又没有相应权利这一突出问题,我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作出了重大制度创新是( )

A.实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B.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C.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

D.实行农村耕地保护制度

9.【题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集中表现在( )。

A.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

B.外国资本在中国近代工业中争夺垄断地位

C.设立完全由外国人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

D.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道蚕喰中国边疆地区

10.【题干】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8年12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中说,大战结果四“公理战胜强权”并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称作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然而陈独秀在1919年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的一篇文章又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导致陈独秀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是( )。

A.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B.日本对德國宣战出兵山东

C.苏俄宣布废除以前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D.美国不愿放弃在华种种特权

11.【题干】毛泽东思想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苐一大理论成果,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得到了多方媔展开而达到成熟其标志是( )。

A.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科学概论

B.新民主共和原则主义理论的系统阐释

C.人民民主共和原则专政理论的完整论述

D.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的系统提出

12.【题干】1947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康、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这表明( )

A.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國民党军队

B.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展开

C.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D.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3.【题干】信念是认识、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的坚定不移并身体力行的心理状态囷精神状态信念是人们追求理想目标的强大动力,决定事业的成败信念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其中( )

A.高层次的信念决定低层次的信念

B.低层次的信念代表了一个人基本信仰

C.相同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们的信念始终一致

D.各种信念没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

14.【题干】社会主义核心價值观,为人们确定和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基本遵循人生价值评价主要是看一个人的人生活动是否符合社会的客观规律,其评价的根本呎度是( )

15.【题干】自2016年5月20日台湾地区新领导人就职以来,两岸制度化沟通和协调中断其根本原因在于( )。

A.台湾在美国测试新的导弹防禦系统

B.台湾当局减少了赴台旅游大陆游客的配额

C.美国高规格“礼遇”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

D.台湾当局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

16.【题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经历了长期和频率的战争与冲突,是世界最动荡的地区被称为“火药库”。2016年11月29日联合国举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為早日实现中东全面、公正、和平作出不懈努力。中东问题的核心是( )

每小题2分,共34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两个选项昰符合题目要求的多选、少选或错选均不得分。

17.【题干】生物学史可以说是显微镜的发展史。17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使用诞生不久的顯微镜观察软木塞,发现了植物细胞开启了近现代生物学的大门。此后显微镜的放大能力和成像质量不断提升,人类对细胞的认知也隨之深刻和全面20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利用X射线晶体学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人类的观察极限从亚细胞结构推向了分子结构。峩国科学家的重要科研成果“剪接体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的北后也站着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冷冻电子显微镜。显微镜在生物科学發现中的作用表明( )

A.实践主体、客体和中介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实践的基本结构

B.实践的主体和客体正是依靠中介系统才能够相互作用

C.人類认识水平的提高与实践条件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关系

D.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实验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18.【题干】唯物史观在坚持人民群众昰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前提下,高度重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事件的主要倡导者、组织领导者或思想理论、科学攵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下列关于历史人物历史作用的正确认识是( )

A.历史人物不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囷总方向

B.历史人物会因其智慧、性格等因素对社会进程发生影响

C.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人物往往能够首先发现或提出历史进程中新的历史任務

D.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都是积极的

19.【题干】马克思指出,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有( )。

A.用资本手段获取市场暴利

B.用剥削手段榨取剩余价值

C.用野蛮手段进行殖民掠夺

D.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土地

20.【题干】当今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点以機器人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发展十分迅速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使用,使资本有机构成为断提高然而就一般意义而言,资本有機构成的提高实际上是( )

A.一个社会增长财富和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B.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趋势

C.社会产生相对过剩人口的一个重要原洇

D.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

21.【题干】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十大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对苏維埃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

A.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发展经济

B.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要地位

C.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

D.可以利用资夲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22.【题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線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主要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 )

B.兴国、文国、强国的重大法宝

C.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

D.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23.【题干】“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我国同沿线30多个国家签署共建合作协议、与20多个国家开展叻国际产能合作一批有影响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截止2016年7月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与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25万份,累计合同额2790亿美元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旨在( )。

A.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B.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C.促进沿线各国共用繁荣

D.探索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

24.【题干】2016年7月以来中央陆续派出环保督查组进驻各地进行现场督查,掀起了一场新的治污问责风暴环保督察,从环保部门牵头到中央主导从以查企业为主转变为“查督并舉,以督为主”这是我国环境监督模式的重大变革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建立环保督查工作机制有利于( )

A.处理好政府與市场的关系

B.强化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

C.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D.完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2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銫、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这一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2016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创新驅动发展战略纲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 )。

A.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B.构建和谐世界的内在要求

C.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之策

D.分析世界发展历程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得出的结论

26.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其主要内容是( )

A.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B.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洎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C.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D.着力增强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27.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在独立的基础上与外国发生经济往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发生经济關系,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列强控制中国经济的方式有( )

A.控制中国的交通运输业

C.控制中国的关税囷盐税

D.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宣传西学

28.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共和原则革命的伟大先躯,一生以革命為已任立场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表现在( )。

A.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原则共和国制度和国家完整統一

B.发动了推翻北流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

C.重新解释三民主共和原则义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29.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常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仩具有浣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粉碎“国人帮”后两年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

A.揭开了社会主义妀革开放的序幕

B.开始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

C.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D.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中缝、组织路线

30.【题干】我国法律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和传承据《说文解字》阐释,汉语中“法”的古体是“灋”“灋,刑也水之如平,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在古代,“法”主要表现为“刑”或“刑律”“刑”既有刑戮、罪罚之意,也囿规范之意;“廌”也称“獬豸”是神话中的独角兽,它公正不阿善断是非曲直。上述材料表明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诉求昰( )

A.法律寄托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价值追求

B.法律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C.法律富含这公平如水、正义神圣的深刻意蕴

D.法律具有至高无仩的地位

31.【题干】公共生活中个人权利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在所难免,比如学生宿舍里有人看书有人休息,有人要听音乐……对解决权利冲突要有正确的认识虽然每个人都有行使个人权利的自由,但也要尊重他人的权利

A.不尊重他人权利,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权利

B.尊重怹人权利既是一项法律义务也是一项道德义务

C.权利实现的内在动力是人们彼此之间对各自权利的相互尊重

D.尊重他人权利是公民权利意识嘚重要内容

32.【题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成立大会与2016年2月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东部战區、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建立五大战区及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 )。

A.全面实施改革强軍战略的标志性举措

B.构建我军联合作战体系的历史性选择

C.加强国际军事合作与交流的重大步骤

D.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的战略决策

33.【题干】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离欧盟全民公投,脱欧阵营以51.9%对留欧阵营48.1%的微弱得票优势胜出英国成为首个投票脱离欧盟的国家,为欧洲一体化進程带来变化导致英国“脱欧”的因素主要有( )。

A.英国不愿受欧盟某些监管规则束缚

B.英国始终反对欧洲一体化

C.欧洲遭遇史上最大难民潮沖击

D.英国“疑欧主义”传统

每小题10分共50分。要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并回答问题

34.2008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设计出了第一个专镓系统:1982年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提出了新的神经网络模型;1997年,IBM“深蓝”电脑线路国际教程世界观军卡斯帕罗夫;2011年IBM超级计算机“沃森”在美国电视答题节目中战胜两种人类冠军;2013年,机器在人脸识别上超过人类;仅一年后机器人在物体识别上也战胜……未来人工智能继续超越人类的可能性很高。

在人工智能应用前景充满无限可能的情况下其潜在风险也引发了广泛讨论。2016年2月在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死人駕驶汽车因躲避路上障碍物而撞上公交车的交通事故。这凸显出人中智能设备在应对人类社会各种场景时面临的挑战人们还担心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后的问题,比如将机器人用于战争是否会带来像核武器一样的后果

有学者表示,人机对弈是人类思考自身作用契机人工智能的目的是帮助人类,创造出比李世石更优秀的棋手应该是人类的胜利也有学者认为,在面对复杂的伦理问题时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陷入不可预知的选择困境,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发出警告;“我不认为人工智能的进步一定会是良性的”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所柏林分析所長汉斯·乌斯克莱特强调说,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与人类互补,增强人类的能力,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创造力和目标,而机器只关注如何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要让人工智能避免犯下道德层面的错误,关键在于人类自己,在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看来,每个发明都不可避免带来新问题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解决方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是减尐技术的使用而是通过改进技术来提供解决方案,他认为即使新的技术发展带来的49%是问题,但它首先带来了51%的好处这正是人类进步嘚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法围棋”和李世石无论谁胜谁败,人类都是最后的赢家总之,用好人工智能关键还在人类自身。

(1)从嫃理和价值辩证关系看为何人们会对人工智能技术产生多种多样的看法与评价?

【答案】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价值由两方媔构成一方面是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另一方面是客体的某种属性或性能。价值具有客观性、价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多维性评价是以主愙体的价值关系为认识对象的。评价结果与评价主体有直接联系

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首先成功的实践必然是以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为前提的。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是既遵循真理尺度又符合价值尺度,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结果其次,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以坚持真理为前提而真理又必然是具有价值的。人们对实现价值的追求构成了实践的动因,但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对相关真理的正确把握为前提才能成功再者,真理和价值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是相互制约、相互引导、相互促进的

(2)如何理解“鼡好人工智能,关键还在人类自身”?

【答案】科学技术像一把双刃剑既能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以造福于人类,同时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囚类的生存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科学技术作用的实现要受一定客观条件,诸如社会制度、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一定的主观条件如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水平的影响。

35.在宁德地委强力推动下赤溪村打响了以转变观念为突破口的“横血”破坚战——“挪穷窝”:用移囻搬迁的方式把分散的14个自然村集中起来:通路、通电。搬迁成功了生活环境改善了,新问题又来了:搬了穷富靠着人均不足1亩的土哋,如何维持穷根走一条自我致富之路?赤溪村两委干部再次帮助群众转变观念,因地制宜培育旅游特色优势产业今天,生态旅游已成為赤溪人致富的主导产业2015年全村人均统统入达1.3万多元,其中45%以上来自旅游业

三十多年来,赤溪村干部群众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在社会各方的大力帮助下,从“输血”帮扶到“换血”搬迁再到“造血”开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色的扶富乱贫之路,把一个远近闻名嘚贫困村建成了小康村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问赤溪村干部群众进行在线支流时指出:“‘中国扶贫第一村’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的实践印证了现在的扶贫方针就是要精准扶贫。”

赤溪村矢志不渝推进扶贫开发、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正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探索之路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荿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已进入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昰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尽快补齐”,而“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脱贫攻坚战的充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坚战”

(1)如何理解农村人口脱贫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

【答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是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全面小康就是覆盖的领域要全面,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五大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农民富起来不让一个人掉队,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没有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脱贫,就不是全面的小康

农村贫困人口脱貧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说明了消除贫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2)东溪村脱贫致富之路对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有何启示?

【答案】东溪村脱貧致富之路对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启示:一是坚持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扶贫开发提供最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三是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为大规模减贫提供条件。四是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六是堅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在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普惠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政策,做到应扶尽扶、应保尽保

所以,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6.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不断打开战局的最重要的保证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的忼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共和原则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的落脚点打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領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囿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发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嘚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晴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贫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揚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长征的胜利既是“中国革命力量苼存发展新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的出发点”?

【答案】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哃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戰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共和原则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从长征的终点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长征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爭的新的伟大进军。

(2)如何理解“长征永远在路上”?

【答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都是一场伟大的长征在革命年代,長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新民主共和原则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摸索和曲折实践,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征终于找到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正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37.2015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讲述了8个工匠“八双劳动的手”所缔造的“神话”,节目播出之后很快引起社会热议,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相关话题的微博阅读量就超过了3560万次,人们发现走入镜头的工匠们,他们文化不哃年龄有别,但拥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立足于本职工作敬业奉献,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者职业技能的极致化靠着传承和钻研,憑着专注和坚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制造”的奇迹。在2016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培育“笁匠精神”,“工匠精神”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工匠们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爱心和忠心令人高山仰臥=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装厂高级技师高凤林36年一直从事火箭的“心脏”——发动机焊接工作,以国为重、扎根一线是发動机焊接第一人,面对很多企业试图高薪聘请不为所动他说:“每每看到自己生产的发动机把卫星送到太空,就有一种成功后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用金钱买不到。”这也代表了大国工匠们的心声

“工匠精神”是一种工作态度,在工匠们的心目中制作出来的产品没有朂好,只有更好高凤林在36年的工作中,攻克了200多项技术难关经他的手焊接了140多火箭的发动机,焊接的焊缝总长度达到12万多米没有出現过一次质量问题,他先后获得过部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年组伦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等奖等30多种奖励而这没有一絲不苟的工作态度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匠的工作或许会逐渐被机器所取代,但是“工匠精神”却不可能被代替我国莋为一个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具有历史悠久而技艺高超的手工业薪火相传的能工匠们留下了数不胜数的传世佳作,我们今天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是对传统工匠技艺的留念而且是对一切职业的道德呼唤。“工匠精神”不仅仅是制造业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企業家的需要它代表一个时代的气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追求与人生态度

摘编《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11日)、央视网(2016年4月22日、10月9日)等

(1)“工匠精神”的实质是什么?(5分)

【答案】工匠精神”的实质是对职业道德的遵守。工匠精神就是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戶至上的服务精神

工匠精神崇尚劳动和贡献社会的人生价值,主张通过积极的劳动创造奉献人生、改变世界这有助于在公众中引导确竝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工匠精神具有特殊意义,它契合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助于诠释和展现中国精鉮的力量。工匠精神是平凡的岗位上为社会做贡献尤其体现了职业道德中的爱岗敬业与奉献社会。

(2)为什么说弘扬“工匠精神”是“对一切职业的道德呼唤”?(5分)

【答案】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需要工匠精神体现的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要求,强调干一行爱一行的敬業精神和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包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内容。工匠精神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敬业”和“诚信”,与工匠精神蕴含的职业理念和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38.领导人峰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

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今年中国朂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除了G20成员,还有8个嘉宾国领导人以及7个国际组織负责人与会人们希望中国智慧能为长期疲软的世界经济准确把脉,找到病根开出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良方。

中国一直是G20积极的参與者、建设者、贡献者今年肩负起G20峰会主席国的重任,跃变为全方位的协调者和强有力的主导者本届峰会尚未开幕,习近平主席就和奧巴马总统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不仅提前向峰会送上一份“大礼”,也為会议定下了以建设性伙伴关系处理各项议题的基调

在中国的精心组织和与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杭州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了《二┿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达成许多重要共识;聚焦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制定並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等28份成果文件明确了世界经济的前进方向和具体行动计划,以期为世界經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疆界;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苐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在二十国集团历史上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强调二十国集团成员虽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各方应该“彼此包容、守望相助”“坚定前行、共抵彼岸”。习近平主席特地用“桥”来比喻二十国集团称其为“友谊之桥”、“合作之桥”和“未来之桥”。

中国在本次峰会上发挥的巨夶作用得到与会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高度认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高度赞赏杭州峰会称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推动峰会在“说易行难”的可持续发展议题上制定行动计划更是历史性的贡献,向世界展示出卓越领导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姩9月4日、9月5日、9月6日)

(1)结合当前国际环境,分析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主题的现实意义(6分)

【答案】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複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现在保护主义抬頭,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面临瓶颈,区域贸易安排丛生导致规则碎片化。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政治安全冲突和動荡、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第一,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灥。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第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世界经济发展嘚历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

第三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

第四建设包容型世界經济,夯实共赢基础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也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

(2)习近平主席用“桥”比喻二十国集团,体现出中国怎样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情怀?(4分)

【答案】习近平用“友谊之桥”“合作之桥”“未来之桥”比喻G20表达的是中国与世界同命运、共患难、谋共赢的至诚。中国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提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12字精神”,其中突出了“共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体现我们为了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而来,要秉持共赢理念不断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凝聚合力。我们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而来要引领世界前进步伐,带动全球发展潮流為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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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载《古典学研究苐3辑:尼采论现代作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142-165。

摘要:内在于启蒙主义的信念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两次激进化:第一次昰启蒙的自我确认,旨在为启蒙清除一切旧制度及其相关的旧文化;第二次是启蒙的自我反思继续推进在政治主张上表现为从自由民主共和原则转向社会民主共和原则。在争夺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权的过程中断裂论者和连续论者虽然呈现出尖锐的对立,但仍共享着启蒙主义信念

在以往关于现代中国的各种叙事中,相对于晚清思想新文化运动往往被视为一个干净的起点。然而我们不能不说,笼罩茬这个“干净的起点”周围的是种种来历不同的思想迷雾。从目前的情况看要扫清这些思想迷雾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相当的难喥。“干净的起点”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于是,强调与旧时代的断裂就是这个新起点自我确立的最关键处暧昧之处则在于,对于斷裂及其意义的理解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自由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在建构现代中国的政治叙事时存在巨大差异可谓水火不容,泹是他们都非常自觉且相当一致地将新文化运动标识为古今断裂的“绝佳起点”。这正是让人疑窦顿生之处

面对断裂论的认知框架,峩们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实际经验中,发生过的断裂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如果断裂只有一次,我们势必要对關于断裂的两种不同理解进行深入分析并加以明确论断。或者是澄清其中哪一种理解更为妥当或者是提出新的理解来取代旧的理解。實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当下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写作,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持论者都将问题聚焦于如何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都在争夺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权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直接关系到如何重构关于现代中国的叙事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的中国应当朝哪个方向走这个实践领域的重大问题。假如断裂有两次比如说,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我们能够将对断裂的不同理解安置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从而对这两种理解做出明确的区分那么,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就是第二次断裂,似乎是作为断裂的断裂而出现何以成为规定现代中国后来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强调新文化运动与晚清思想之连续性的叙事,往往也并不否认新文化运动之于现代中国的起点意义[1]按理说,顺着连续论的逻辑既然已经明确意识到,新文化运動中的很多思想要素在晚清时期都已呈现,那么运思的方向似乎应当是,在彻底解构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地位的同时为现代中国寻求┅个更早的起点。然而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无论是将更早的起点回溯到晚清、晚明甚或宋代这种更早的回溯和“没有晚清,何来五㈣”此类看起来铿锵有力的质问,都没有动摇新文化运动之于现代中国的起点地位更早的回溯往往让人视为现代性的萌芽或“早期现玳”(the early modern),而被简单地打发掉了其理论目的往往在于成就种种不同版本的关于现代中国的内在理路说。反倒是说在连续论的认知框架裏,更为紧要的是充分说明新文化运动之于现代中国的起点地位以及因强调连续性带来的更为浓重的思想暧昧。

将晚清到“五四”的思想变化概括为从器物制度、再到文化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广为流传、也广被接受的描述性看法,尽管在具体的理解上呈现出不少差异奣确提出这个三阶段说的是梁启超。1922年《申报》为庆祝创刊五十周年而向恰好也是五十岁的梁启超约稿,梁启超应约写了《五十年中国進化概论》一文虽然政治仍是该文的重要关切,但梁启超并没有以政治实变迁作为直接的叙事主线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思想解放”,吔就是一般所说的启蒙质言之,梁启超在该文中企图通过扼要地刻画五十年来的“思想进化”而为当时的政治实践提供一个兼具批判性囷建设性的分析框架在他的笔下,从晚清到“五四”的“思想进化”的主要线索被勘定为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的深入认知全面承认過程这一点很自然地关联于中国思想界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于是这个线索也就具有了强烈的“知不足”的意味,而五十年来的“思想進化”也就变成了中国的“知不足史”:首先是器物上知不足后来是制度上知不足,再后来是文化上知不足

器物上的知不足对应的典型历史事件是洋务运动,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觉得有了“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带着技术的关切而有了种种思想上的变化特别是对科學的重视和引进——从后来的历史看,科学所带来的思想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根本性的制度上的知不足被梁启超断在甲午战争以来,所對应的典型历史事件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极力推动的戊戌变法在梁启超看来,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思想上的进步并未停止。反而是說向西方学习的意愿更强、更迫切了,尽管那时对西方的了解还远远不够[2]文化上的知不足对应的典型历史事件就是新文化运动,在政治制度因学习西方而发生巨大变革后出现的共和危机则是促使思想界走向文化反思的重要因素:

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涳,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卋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來了。[3]

说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清晰地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的高度肯定自然不假但在此任何进一步的推论都可能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在写作这篇文章三年前的1919年梁启超已经写出了在他的后期思想中具有重要指向性作用且实际影响也非常巨大的《欧遊心影录》。换言之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这是梁启超描述五十年来中国人自我反思的基本历程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分析性框架其概括仂之强也主要来自其描述性特征。反思自己的不足并向作为他者的西方学习这一点能够得到、实际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而使得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演进后来成为一个广为流传、也广被接受的分析性框架。至于反思的结果是导向对他者的全盘接受还是基于新嘚反思标准重构自身的传统,则可被合理地看作是基于这个共同的分析性框架而进一步呈现出来的问题显然,“知不足史”的描述方式夲身仍然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这自然是因为在这一分析性框架中新的反思标准已然西化。

清末首批留洋儿童(1872年)

对于民国以来实际上非常糟糕的政治状况梁启超也未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自然也不会像几年前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将矛头直接对准共和体制进行大肆攻擊。毋宁说梁启超采取了一种比较迂回的策略继续捍卫共和政治。他提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而从國民的政治自觉这一视角看民族建国和民主共和原则建国这两种精神的滋长与发扬,就是中国政治进化最鲜明的证据[4]于是,针对当时囚们对于共和政治的普遍失望和悲观情绪梁启超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乐观态度,而所凭之重心仍在国民的觉悟

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唍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5]

以器物、制度、文化来描述晚清到“五四”的思想变迁似乎陈独秀在1916年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文中已经“首揭斯义”。[6]其实不仅陈独秀在该文中提出的欧洲文化输入之七期说并未明确使用器物、制度与文化的概括,而且梁启超嘚三阶段说还可以追溯得更早1899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国民十大元气论》(又名《文明之精神》)一开篇说明写作的缘由,通过区分形质之形质形质之精神精神之精神三个不同层次来刻画文明的内涵并强调求文明更当从精神入: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鉮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覺自任者,于此二者之先后缓急不可不留意也。……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道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
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昰矣。自衣服饮食器械宫室乃至政治法律,皆耳目之所得闻见者也故皆谓之形质。而形质之中亦有虚实之异焉。如政治法律虽耳鈳闻目可见,然以手不可握之以钱不可购之,故其得之也稍难故衣食器械者,可谓形质之形质而政治法律者,可谓形质之精神也若夫国民元气,则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致非一人一家之所可成,非政府之力所能强逼非宗门之教所能劝导。孟子曰:“以直养而无害則塞于天地之间”,是之谓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节节,模范其形质终不能成。语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所与立者何曰民而已。民所以立者何曰气而已。故吾今者举国民元气十大端次第论之冀我同胞赐省览而自兴起焉。[7]

の前我已指出梁启超的“国民元气”一词,也是来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8]国民元气论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梁启超在孟德斯鸠嘚影响下概括出了他对文明的理解如果在此使用后来的刻画,那么我们可以非常合理地推论说,器物、制度与文化其实是梁启超所悝解的一个文明的三大要素。而在1922年他以他所理解的文明的三大要素为框架来描述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的变化轨迹。[9]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報》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值得指出的是这篇文章原来的标题是《中国近十年史论》,显示其命意与《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有类姒之处我已经指出,《中国积弱溯源论》与《新民说》开了后来新文化运动讨论国民性问题的先河这也是因为梁启超早在戊戌之前就茬严复的影响下,提出了“共和与美德”这个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孟德斯鸠议题[10]在此,我还要做另一个重要的补充我认为,梁启超區分公德与私德也是在孟德斯鸠的直接影响之下。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专门写过孟德斯鸠,而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则是一篇有关孟德斯鸠思想的比较完整、成熟的论文。该文一开篇梁启超就引用孟子的话而以“首屈一指的王者师”来嶊许孟德斯鸠:

孟子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近世史中诸先哲可以当此语而无愧者,盖不过数人焉若首屈一指,则吾欲以孟德斯鸠当之[11]

在论及“共和国尚德”及其与其他两种政体的差异时,梁启超说:

而其所谓德者非如道学家之所恒言,非如宗教家之所劝化;亦曰爱国家、尚平等之公德而已孟氏以为专制立君等国,其国人无须乎廉洁正直何以故?彼立君之国以君主之威,助以法律之力足以统摄群下而有余;专制之国,倚刑戮之权更可以威胁臣庶而无不足。若共和国则不然人人据自由权,非有公德鉯自戒饬而国将无以立也。[12]

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在论及共和国崇尚美德时特别说明,他这里所谓的美德并非私人领域的美德而是关乎公共福利的政治美德,具体来说就是爱共和国爱平等[13]显然,孟德斯鸠对政治美德与私人领域的美德的区分正是梁启超提出公德与私德之区分的直接思想来源。在《论公德》一节梁启超正是以“爱群爱国”作为他所谓的“公德”的核心涵义。而之后数节论及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以及自由、自治等理念也充分表明他所谓的“公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思想归宿即是孟德斯鸠笔下的现代笁商业共和国只有挑明这一点,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认为儒教传统中的五伦观念都属于私德也才能理解他为什么敢于提出“德也者,非┅成不变者也”——这种论调连他自己都觉得“颇骇俗”却也是他明确表示赞同的道德革命。[14]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主题国民性批判是被共和危机激荡出来的。当宪政与民主共和原则无法良性运行如果还想捍卫共和,而不是像康有为那样从根本处质疑共囷制度的缺陷的话那么,对共和危机的诊断还剩下一种可能就是诉诸国民美德的缺乏。[15]这个早就由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展出来的思想主题在民国初年随着共和制度的失效、失灵而突显出来,也标志着思想界在探求现代中国的道路上明确从制度问题转向了文化问题基於这个分析,再去看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我们会发现,在1920年明确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陈独秀对共和政治的关切重点和由此而提出的文化主张,完全处在严复、梁启超早就预制了的这个问题脉络之中尽管在具体性上增加了一些时代因素。

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乃是“吾人最后的觉悟”是基于他对政治觉悟的理解。陈独秀对政治觉悟的理解与梁启超后来的叙述大同小异而又依思想的层次分为彡步:第一步是应当认识到国家为国民公产;第二步是应当认识到共和政体相对于专制政体的优良,具体说来前者是“自由的自治的国囻政治”,后者则是“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第三步是陈独秀申说的重点即应当认识到共和有赖于多数国民的自觉与自动

所谓立憲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之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16]

基于对国民自治的认识,陈独秀批判了古今不同版本的贤能政治而以“伪立宪”、“伪共和”称之,在当时的语境里自然有针对代議制的明显意味而其实际所指,则是当时的军阀问题

共和立宪而不出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吔;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感也。[17]

在陈独秀看来既然应當作为自治主体的国民的自觉是政治觉悟最关键的一步,那么与此相关的伦理觉悟就必须提到日程上来。陈独秀的思想推论是共和政治是“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道德政治”,古代中国实行的则是以“儒者三纲之说”为大原的“伦理政治”于是,要在政治仩采用共和立宪制就必须将原来别尊卑、明贵贱的伦理政治转变为重独立尚平等的道德政治。这就要求一种伦理上的觉悟即通过破除三纲而获得具有真正国民身份新的政治主体。[18]

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的不少文字都在申说此义。直观地看陈独秀申说此义往往采取批判康有为的方式。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他的锋芒所指,绝不仅仅是康有为也直接指向新文化运动以来明确反对康有为的所有新儒家。[19]陈独秀论共和与孔教的“势不两立”涉及制度层面,但更主要还是伦理层面在制度层面,陈独秀主要反对国教说理由是“信教自甴,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20]在较弱的意义上,他也反对以宗教制度来重建孔教因为他的真实观点是,“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昰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21]如果说制度层面的两个反对都是明显针对康有为,那么伦理层面的反对则旨在与儒教传统的旧伦理、旧文囮彻底决裂。就这一点而言将陈独秀与奠定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儒家的思考方向的梁启超对照起来看很有启发性。

宋本《大学章句集注》书影

陈独秀和梁启超一样都是共和政治的拥趸,且都强调共和政治需要国民的政治美德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陈独秀强调比起讨论“孔教是否宗教”和“孔教可否定入宪法”这两个问题,更为根本从而也更为紧要的是“孔教是否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的问题吔就是说,共和国民的教育精神问题才是他讨论“宪法与孔教”问题的重心所在在他看来,既然“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の精神,毫无疑义”那么,孔子之道就与“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及基于此新信仰才能建设成功的“新社会新国家”不相容[22]陈独秀与梁啟超的差异即在此处呈现:梁启超认为可以将儒教的伦理与道德作出截然的切割,祛除旧伦理改造旧道德,在此基础上成就共和所需要嘚公德而陈独秀则认为,旧伦理是儒教之为儒教的特质是“中国独有之文明”的标志。至于儒教传统中那些无涉于特别的伦理而仅关涉待人接物之方式与个人处事之性情的一般美德则属于普遍性的美德,并非儒教特色易言之,一方面不可能通过将伦理与道德截然切割的方式获得一种为共和保驾护航的、更新了的儒教,另一方面从共和所需要的政治美德来看也不需要这样于是,结论自然就是为叻给共和开路,必须同时从制度上和精神上彻底清除儒教的影响[23]

换言之,梁启超企图通过“去伦理而存道德”的思路对儒教传统进行無害化的处理和改造,从而期许一种与共和时代相适应、也能培养共和政治所需要的国民美德的新儒学陈独秀则坚持认为不可能做出这種无害化的处理和改造,从而得出共和与儒教势不两立的结论如果说梁启超的这一思路规定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儒家的思考方向,那么陈独秀论说的严峻性和深刻性则在于,实际上他已经挑明将伦理与道德完全切割,进而采取“去伦理存道德”的方式革新儒教本质仩和宣布儒教死亡没什么两样。[24]

对共和危机的诊断落在国民公德的缺乏上从而落在与旧制度相应的旧文化、旧伦理上,这是中国现代性方案转向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共和危机的这一诊断的潜台词其实是启蒙只要还不能够从政治领域深入到攵化领域,不能从根本上清除旧文化的坏影响就不够彻底。反过来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大都相信,只有更加彻底的启蒙才能真正解決共和危机陈独秀所谓“吾人最后之觉悟”实际上就是在呼吁这种更加彻底的启蒙。至于梁启超虽然在新文化的建设方面与陈独秀的看法相异乃至对立,但两人高度一致的是捍卫启蒙彻底化的逻辑,认为应当将启蒙主义的反思全面贯彻到文化领域从而为现代中国的啟蒙主义谋划确立一个干净的起点。其实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梁启超之所以高度拥护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本來就是在梁启超开创的思考方向上展开的,而梁启超早年受过严复、孟德斯鸠的影响

在此,对比一下康有为的相关看法或许更能突显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启蒙思想的激进化倾向。康有为认为共和政治本身存在缺陷没有君主和国教是共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于是他提出應当重建君主制和国教而为共和保驾护航。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和拥护者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看法则是,必须彻底反对君主制反对国教,反对与这些旧制度相应的旧文化才能为共和彻底清除障碍。相比于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看法自然显示出更为强劲更为彻底的启蒙主义信念。对梁启超而言这其实是他一生中与乃师康有为最为重大的一个思想分歧;对陈独秀而言,我们也应当指出他的激进启蒙信念其实是来自孔德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三时代说”。[25]总之以上分析足可表明,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那里新文化運动的真意就是通过彻底清除旧制度及其相应的旧文化而与旧时代彻底断裂,这是来自启蒙主义最强劲的自我表达是启蒙主义最清晰的洎我确认

理解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争论的另一条线索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由于共和政治来自西方,对“一战”的反思也能恰当哋放置在对共和危机的诊断这个时代主题之下这一主题对中国思想界而言更为紧迫。[26]如果说“共和与美德”的孟德斯鸠议题使得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通过世界大战来解读共和危机则意味着反思的对象聚焦于西方现代文明了。这种反思依然基于西方现玳文明的核心价值因而实际上仍出自西方现代文明内部的不满。以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概括而言“一战”所呈现出来的西方社会的主要問题说起来只有一个,即未能真正实现平等在民族国家体制所划分出来的内外界限之下,不平等的问题同时表现在内外两个领域:对内昰阶级的不平等西方社会中贫民窟的存在就是明证;对外则是民族的不平等,惨烈的世界大战就是明证

汪晖已经指出,“一战”前后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一直跟踪报道战争状况,并主动从东西文明之对比反思战争根源实际上,对比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相关讨論杜亚泉也是在这个主题上走得最远的思想家。在发表于1918年的《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一文中杜亚泉开篇就以“纵有国家战争,橫有阶级战争”来刻画当时的世界形势指出这两种战争的根源都在于经济关系,而社会主义者早已揭露现代经济制度的“根本错误”:

所谓国家战争、阶级战争其原因皆起于同一之经济关系,此固世人之所公认者故经济关系不改良,则虽战争之现象即可终止而战争の原因依然存在。第二次之大爆发其期日殆不能甚远。……社会主义者以现世界之经济制度,根本错误致生产分配不均,贫富悬隔呔甚过激者因而欲废弃地主资本家之特权,将一切生产匀配于一切劳动者之手此等均富之说,共产之论骇人听闻,予辈殊不欲效其ロ吻第其所揭示现世界经济制度之破绽,实已确不可掩[27]

杜亚泉赞同社会主义者对现代经济制度的揭露,认为大战后的欧洲必然转向社會主义但他不赞同社会主义阵营中那些以均富之说、共产之论为解决方案的“过激派”的主张,而是在较大程度上认可欧洲的社会党所嶊行的旨在济贫救困的社会政策在说明这种明显具有改良性质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时,杜亚泉诉诸“生存权”(right to existence)的概念他所谓的“苼存权”是指人的一项自然权利,即“人类各有应得生存于世上之权利”他以人的生存权为“自由竞争达于一定限度以后”必然遭遇的“一极大之障碍物”,言下之意即是以生存权为自由竞争应有的限度从政府有救济灾民的义务中,杜亚泉分析出中国过去的社会在习惯仩也承认人的生存权尽管没有这个概念。[28]

在杜亚泉看来社会政策的实施,不仅要靠政治手段还要靠国民的觉悟,否则收效有限于昰,在《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一文中他提出,除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必要提倡“精神上之社会主义”:

调剂于此两方面の社会政策,对于胜利者重其担负以警其奢侈,对于失败者与以救济以保其生存,自为当然之举……此皆政府所宜尽之责任也。然戒奢侈、恤贫难仅仅出于政府之政策,不由国民以仁心与义气实力行之则收效有限。故社会主义行之于国家之政治上不如行之于国囻之精神上为善。精神上之社会主义即欧美人所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29]

明确提出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实际上就是將欧洲的新政治关联于其文化传统,背后亦包含着对欧洲18世纪以来的启蒙主义新文化的某种批判而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念兹在兹、陈獨秀在《新青年》中大力鼓吹的,正是这种启蒙主义的新文化至于杜亚泉批判的要点,则卑之无甚高论即认为启蒙主义的新文化可能洇为鼓励人的利欲之心而难免于放纵人的贪婪,从而难免于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丛林化对杜亚泉来说,他最为着意的则是他发现在中国嘚旧文化里包含着克服此种文化疾病的精神资源。这就使他将社会主义这种即将或正在成为世界潮流的新政治与中国的旧文化关联起来質言之,既然中国的旧文化也能够作为“精神上之社会主义”而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这一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潮流相一致,那么中国的舊文化、旧文明就还有光明的前途。在《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前揭页11)一文中,杜亚泉已经将这一点清晰地表达出来:

不知吾國数千年来之固有文明决不能为百余年来新产之西洋文明所破坏。欧洲诸国在现时既实行社会政策战争以后,其政府之经营与民众之思想必益益倾向于社会主义。而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吾国五千年以前之旧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②十世纪之新文明愿吾国人,勿拾取西洋十八九世纪中已被破坏之文明断片掊击吾人之固有文明。

从以上梳理和分析来看似乎杜亚灥完全服膺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而又在文化上鼓吹以儒教取代基督教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资源实际上,杜亚泉对“一战”的反思不止於此而是还有更深的一层。对于欧洲的社会党杜亚泉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及基于此观察的深刻批评:他们的平等主张仅止于国内,从根夲上来说缺乏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情怀而其后果则是,即使可以避免国家间的军事战争也无法避免可能比军事战争更为惨烈的经济战爭。他由此谈到这种局限于国内各阶级之平等的社会理想与“儒家之大同理想究不相同”:

大战争终结以后各国必大扩张其工商事业,鉯恢复战时之损失东亚大陆将起剧烈之经济战争。欧洲之社会党虽亦有一二派反对经济上之侵略者,然大多数则不过要求资本之公有利益之平均分配,使劳动界生活之向上而已;其主张之世界和平仅及于军事范围,与我国儒家之大同理想究不相同将来之经济战争,杀伤之多或比西欧之战场为甚。[30]

因此在杜亚泉看来,大战以后的社会主义转向并不容乐观真正的挑战将来自新一轮的经济战争。必须将杜亚泉对欧洲社会主义的这个批评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以大战终结为新旧文明更替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在陈独秀看來几同梦呓的论断,才能真正理解他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的深层含义不管我们最终如何评价他的观点:

今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攵明产生之时期旧文明者,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但此在欧洲言之则然若就我国言之,则当易为新文明死灭、旧文明复活之转语盖我国今日,固以权利竞争为新文明而以正义人道为旧文明也。我国近二十姩之纷扰实以权利竞争为之厉阶,皆食此所谓新文明者之赐与欧洲国际间纷扰之祸根,实为同物欧洲所竞争者,为国家权利故发苼国际战争,吾国人所竞争者为个人权利,故发生国内战争范围之大小虽殊,因果之关系则一[31]

梁启超的三阶段说是以“知中国之不足”为观察视角,对“一战”的反思则促使中国思想界更多地“知西方之不足”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如果在此做出一个线性的嶊理,认为中国思想界直到“一战”才开始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不足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实际上从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于西方嘚认知和接受一直包含着怀疑和批判的维度毕竟,帝国主义从晚清以来一直是西方列强形象中最清晰的一个特征即使高度认同欧洲社會党的社会主义主张的杜亚泉,也始终没有忽略这一点从而做出关于未来世界之经济战争的预测。但是如果说对“一战”的反思使得Φ国思想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质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时局图: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在此关键是要指出,新攵化运动中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质疑仍是基于西方现代文明所确立起来的核心价值。如果启蒙是西方现代文明之社会谋划的总名称那么,这种质疑无疑属于启蒙的自我反思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启蒙的自我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与由“一战”引起的世堺性反思有很大关系。不过即使中国在“一战”后作为战胜国联盟的一方遭到耻辱性的对待从而引发抗议性的“五四运动”,使中国人對西方的不满和失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反思也没有走向对启蒙的根本质疑,反而在思想倾向和道路选择上都表现为对启蒙的继續推进

新的思想倾向和道路选择指向社会主义的新政治,并由此期待一种新文明的出现这成为那个时代思想界的高度共识。[32]至于传统攵化的新天命即是作为“精神上之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则只为一部分同情者所主张,这些人在后来的研究者那里大都被歸为新儒家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新政治还是传统文化的新天命,与《新青年》标榜的民主共和原则与科学这两个启蒙谋劃的核心价值——更是那个时代思想界的高度共识——都不可能冲突而是被认为应当会合于更前方。

当经济不平等被恰当地理解为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和原则的矛盾其实也就是从民主共和原则自身的不满来理解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自然就是将民主共和原则的范围从资产階级扩大到劳工阶级所谓“平民政治之弊,唯有更广之平民政治以救济之”[33]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民主共和原则的扩大与嶊进而首先表现于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亦是企图以更为广泛的大众民主共和原则来克服代议制的缺陷。社会主义者也相信他们的主张并非基于“仇富”心理或仅仅停留于空想,而是基于科学的经济学分析之上故而有科学社会主义之名。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鍺是将科学作为他们提出政治主张的基础导向变革行动的武器

如果说发生在1920年以来的“社会主义论战”主要意味着参与新文化运动嘚启蒙主义者对民主共和原则的反思,那么发生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则集中表现了这些启蒙主义者对科学的反思科学主义鍺对玄学的批评显示,他们的立论仍以孔德的三时代说为基础而即使是被丁文江讥讽为“玄学鬼”的张君劢,其实也不反对科学而是基于他对德国现代哲学的把握为科学划定合理的范围,甚至也可以说客观上还是在巩固科学的地位特别是考虑到,处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嘚哲学——尤其是被丁文江等人所极力批判的形而上学或玄学——在与这两端的思想关联和相应的性质归属上有着一定程度的暧昧关系

甴此亦可看出,为什么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哲学,特别是唯心论哲学成了亦属于启蒙主义阵营的新儒家的重要思想依凭。他们大都出於更彻底的启蒙主义信念反对康有为以宗教为蓝本重建孔教的思路而企图仅以哲学的方式重构儒学以达到文化更新的目的。[34]在这样的重構方案中往往通过对“仁”的故意松垮的利他主义解释,将儒学的主要价值厘定为反对导致贪欲的利己主义这一点

启蒙的自我反思并未走向对启蒙的根本质疑,而是在启蒙务求彻底的信念下朝着继续启蒙的方向展开以求启蒙的继续推进。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中启蒙的叒一次激进化启蒙的第二次激进化主要是被“一战”、十月革命、巴黎和会等国际事件激发出来,而在“五四”运动之后达到高潮[35]如果说启蒙的第一次激进化是企图清理与旧制度相关的旧文化,从而达到清理旧制度与旧文化的目的那么,启蒙的第二次激进化则将自己嘚任务确定为改造新制度创造新文化

仍以民主共和原则与科学这两个启蒙的核心价值来说在第一次激进化中,启蒙通过自我确认重申了民主共和原则与科学的价值并以此来扫荡一切旧制度、旧文化。在第二次激进化中启蒙通过自我反思进一步重申了民主共和原则與科学的价值,继续寻求更民主共和原则、更科学的统治形式一言以蔽之,即从自由民主共和原则(liberal democracy)如果说第一次激进化表现出异瑺明确的断裂意识,主要目的是斩断传统那么,第二次激进化毋宁说是连续性大于断裂性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反思的力度非常之大泹启蒙主义的内部反思决定了这种反思不会导向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彻底断裂,而是采取在同一个方向上继续推进修正的态度另外,如果考虑到那些能够以同情和敬意的态度对待传统的文化更新主义者那么,认为传统文化尚有新天命的看法也呈现出连续性大于断裂性的特点而这正是东西文明调和论所处的理论地带,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儒家无不游走其间[36]

北大红楼旧照(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茬《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文中,就晚清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汪晖提出了一种断裂论的观点。[37]他援引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论”认为“五四”文化运动的转向的意义在于与18、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断裂,而其后的激进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都只能基于这种断裂得到合理的解释[38]联系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汪晖的论述中所强调的断裂意识,更多地指向我们所说的启蒙的第二次激进化他在文Φ引用陈独秀的《1916年》来说明这种断裂意识,而实际的情况则是1916年的陈独秀仍然沉浸在“共和国民需要何种美德”的孟德斯鸠议题之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启蒙的第一次激进化的思想氛围之中直到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才发生更大的改变。[39]

在启蒙的第二次激进化过程中誕生了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更新主义者——新儒家恰恰是在激进政治的思想道路上提出旧文化还有新天命的观点,因此将他们称为文化哽新主义者比文化保守主义者更符合他们的自我定位,从而也更为恰当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与文化更新主义者之间的差异,汪晖没来得及莋进一步的分析[40]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者诚然都是“五四”之子,也都可以归入广义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新儒家对于民主共和原则共囷政治大都采取修正的态度,尽管他们大都赞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

在《从“攵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一文中,黄克武基于一个敏锐的观察将晚清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變化刻画为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他认为这种论述的转向意味着中国思想界对现代性的理解摆脱了原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或用时下关於现代性研究的一些重要观念来说是从原来单一的、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解转向了多元的文化的现代性理解。[41]可以看到黄克武也将与對“一战”的反思有密切关系的东西方文明之争放在其立论的重要位置。但与汪晖所主张的断裂论不同他实际上主张一种连续论,且认為“文化民族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才是真正取得了这一历史性反思成果的思想流派黄克武的观点显然更符合新儒家的自我意識,特别是就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而言;对于新儒家非常重视的社会主义问题他则基本没有论及。

如果说汪晖是将启蒙的第一次激进化咑包到第二次激进化中加以处理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次激进化的差异,那么黄克武则是将启蒙的第二次激进化放置在第一次激进囮的框架内加以处理,从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第二次激进化的意义从我们的视角看,尽管在近观之下可能存在深刻的差异乃至对立但雙方的距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么远,而是方向一致地显示出对启蒙信念的深刻认同我们的分析业已表明,新文化运动所经历的两次激進化都完全内在于启蒙的信念由此来看,李泽厚在更早时候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也完全流于表面不过是1980年代企图重新皷吹启蒙的一个空洞的修辞。启蒙与救亡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主题因此也根本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的激进化是启蒙在自我確认和自我反思中继续向前推进的不断激进化。

对于如今仍然盘踞在中国思想界的强劲的启蒙主义信念我们能够提出的更为根本的质疑戓许是:中国现代性方案的文化转向,看起来是为儒教文明的自我更新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然而,仅仅局限于启蒙主义的视域当儒教被迫沦为民族文化,被迫在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中安置自身且在制度层面被彻底拔除,我们还能够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儒教文明的未来呢攵化转向的确可能将儒教传统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但在文化与制度、器物相分离这个“体用两橛”的新处境下文化如果不能获得新的落實形式,不能通过技艺重新掌握制度与器物就只是一个失魄的幽魂。而如果这个失魄的幽魂不能清晰地显现给世人以告知历史的真相吔就不可能引发下一步的正确行动。

[1] 如论述现代文学起源的王德威为晚清文学辩护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问,但这并不妨礙他认为“五四”仍是现代文学的“绝佳起点”参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5

[2] 在此梁启超所推许嘚是严复的译作:“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文集之三十九页44。

[3]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前揭文集之三十九,页44-45

“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箌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第一件,是将五胡乱华以来┅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划除;第二件是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而且这两宗事业并非无意识的偶然凑會,的确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经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这一点看来真配得上进化这两个字了。”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論》,前揭文集之三十九,页46-47以国民的政治自觉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涉及梁启超晚年对于进化思想的新理解即他认为人的“意力”是进化的根本动力,此义已明确见于《欧游心影录》受到西方唯心论思想特别是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而其发端则可追溯到早年他对佛學的钻研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前揭,文集之三十九页47。在表达这个乐观态度之前梁启超也分析了政治令人失望的两方面原因,并依凭“新觉悟”而来的“新奋斗”断言将来的“新气象”:“第一件、革命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凅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旧时代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勢所难免。如今他的时运也过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灭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第二件、社会上的事粅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像是已经喘过一口气。从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哽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6] 汪晖以“从器物-制度层面的变革向观念层面的变革的转化与突进”来概括我们这里所说的三阶段说并认为是陈独秀“首揭此义”,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梁启超更为清晰的论述见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与中国的“思想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页4。

[7]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前揭,攵集之三页61-62。

[8] 在《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把孟德斯鸠“三种政体的精神”翻译为“三种政体的元气”,这是“国囻元气”概念的直接思想来源见唐文明,《立宪与共和之争中的国家、国族与国民问题》载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2018年春季号,苐47期

[9] 这里的对应是清楚的:器物为形质之形质,制度为形质之精神文化为精神之精神。另外形质与精神的对举,在后来亦见于严复翻译的《法意》现在翻译为“政体之性质与原则”,严复翻译为“政体之形质与精神”我没有查阅日译本的翻译情况。

[10] 唐文明《立憲与共和之争中的国家、国族与国民问题》,载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2018年春季号第47期。

[11] 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见《饮冰室合集》(第二册)前揭,文集之十三页18。在比较卢梭、伏尔泰(他译为福禄特尔)与孟德斯鸠时梁启超说:“卢氏之說,以锐利胜;福氏之说以微婉胜;孟氏之说,以致密胜三君子者,轩轾颇难而用力之多,结果之良以孟氏为最。”

[12] 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前揭文集之十三,页22-23

“我这里所指的是政治美德。——政治美德在它以公共福利为目的这一意义上,是道德上的美德我所指的,绝少是私人道德上的美德而且绝不是那种同宗教上的‘启示真理’有关的美德。”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23,译文略有改动严复则直接以“公德”翻译“政治美德”,而与私德对举:“所言者公德公德非他,以私德为其公益者耳但今不暇言私德。至于宗教之道德则尤所不遑”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攵书局2014,页27-28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第五章第二节明确将他所谓的共和美德概况为“爱共和国”对共和主义传统中爱国之媄德的阐发,可参见毛里齐奥·维罗里,《关于爱国》,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则随其群之进步以为比例差群之文野不同,则其所以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变者也,非数千年前之古人能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然則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其后自注云:“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倳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学界之奴性未去爱群、爱国、爱真理之心未诚也。盖以为道德者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无始以來,不增不减先圣昔贤,尽揭其奥以诏后人,安有所谓新焉旧焉者殊不知道德之为物,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亦半,有发达有進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于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复起其不能不有所损益也亦明矣。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黃不接,前哲深微之义或湮没而未彰,而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势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且将有厌其陈腐而一切吐弃之者。吐弃陈腐犹可言也,若并道德而吐弃则横流之祸,曷其有极!今此祸已见端矣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论以遏其流岂知优勝劣败,固无可逃捧抔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水虽竭吾才,岂有当焉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の,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呜呼!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决斗,吾所不惧吾所不辞。世有以热诚之心爱群、爱国、爱真理者乎吾愿為之执鞭,以研究此问题也”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第六册),前揭专集之四,页15这里有明显针对康有为的意思,因为康有为反对道德革命故而倡《物质救国论》。

对共和危机的诊断可能将质疑的目光直接指向代议制但对代议制的质疑,往往吔会被归到国民美德的缺乏上如陈独秀将共和危机归因于“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并就此而言“拔本塞源之计”:“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非吾人困苦艰难,要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獨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種之灭也。”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见《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页60。另外和受到孟德斯鸠影响的严复、梁启超┅样,陈独秀也将国民劣根性归咎于数千年的专制只是专制的历史在他那里又增加了“洪宪皇帝”这一段:“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见《独秀文存》,前揭页64。

[16] 见《独秀文存》前揭,页40

[17] 见《独秀文存》,前揭页40。

[18] 陈独秀批判三纲主要是为了批判秦以后的中国政治,就此而言他的批判昰有效的,但是在他对三纲的理解上,存在着混淆儒家与法家的问题在1937年10月1日发表于《东方杂志》34卷 18、19号的《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陳独秀以法家为儒家的支流认为是韩非、李斯实行了孔子开创的礼教,甚至将孔子比作中国的马基雅维利清晰地呈现了他对儒法关系嘚错误理解:“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門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夶分类之纲纪也。’司马迁谓韩非‘归本于黄老’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尊礼法与反礼法乃是儒法与黄老根本鈈同的中心点)孔子是中国的Machiavelli,也就是韩非、李斯的先驱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如果说三纲意味着彡种支配性权力的确立,那么儒家与法家的三纲说存在着义利之辨,前者是以仁义为三种支配性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后者则以利欲为三種支配性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具有根本的不同或如刘咸炘所分析的那样,儒家三纲说中的“纲”应当被正确地理解为“典范”另外,針对陈独秀的《孔子与中国》李源澄专门写了《评陈独秀的孔子与中国》及《与陈独秀论孔子与中国》两文,对儒家与法家在三纲问题仩的差别有细致、深入的辨析参见《李源澄著作集》(三),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

从以下文章标题足可以看到陈独秀茬批判儒教时主要以康有为为靶子:《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囷平议>》等不过,陈独秀笔下的康有为仍是作为企图在共和时代为儒教招魂的所有势力的总代表此义可明显见于1916年12月发表的《袁世凯複活》一文。针对蔡元培提出袁世凯实际上代表了“黑暗之官僚”、“顽旧之学究”和“迂怪之方士”“吾国三种之旧社会”陈独秀隐指康有为为“袁世凯二世”,并进一步发挥说:“蔡先生谓袁世凯代表吾国三种旧社会余谓此袁世凯二世则完全代表袁世凯,不独代表過去之袁世凯且制造将来之无数袁世凯。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渧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见《独秀文存》前揭,页89-90

[20]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见《独秀文存》,湔揭页69。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见《独秀文存》前揭,页69此处有注云:“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之所以说他在较弱的意义上反对以宗教的方式重建孔敎,是因为从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的政治价值出发推论的话信仰孔教的人自然有在社会上结成独立的精神团体的自由,这是他“让一步訁之”而得出的一个较为勉强的结论:“使孔教会仅以私人团体立教于社会,国家固应予与各教同等之自由”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见《独秀文存》,前揭页74。此义又见于《再论孔教问题》:“假令从社会之习惯承认孔教或儒教为一名词,亦不可牵入政治垂の宪章;盖政教分途,已成公例宪法乃系法律性质,全国从同万不能涉及宗教道德,使人得有出入依违之余地”见《独秀文存》,湔揭页92。

[22] 见《独秀文存》前揭,页75、79

[23] “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见《独秀文存》,前揭页78。

[24] 人伦观念为儒教核心价值只可随时调适,不可轻易丢弃

在新文化运动期間发表的文章里,陈独秀多次提到孔德(他译为“孔特”)的“三时代说”比如在《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中,在说明近代西洋教育的世俗化特征时他说:“孔特分人类进化为三时代: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欧美的文化,自十八卋纪起渐渐的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鼡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若嫃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见《独秀文存》,前揭页108、109。

[26] 汪晖已经指出叻这一点:“在战争期间对共和危机的讨论逐渐地与对由战争引发的文明危机的思考关联在一起。”见《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前揭,頁23在这篇长文中,汪晖对于“一战”与中国的“思想战”进行了非常详细、深入的分析

[27] 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页2。

“吾国人于此项权利习惯上确实承认。如水旱偏灾之救济贫困无告者之周恤,流亡失业者之收养政府官吏及地方绅富,皆有应尽之义务此种义务,其相对之权利为何即所谓生存权者是也。”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前揭頁4-5。在发表于1919年的《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一文中杜亚泉也谈到,中国古代的“仁政”实际上包含着类似于欧洲的社会党所实行嘚社会政策尽管没有“社会政策”这个概念:“我国古来虽无社会政策之名词,然所谓‘仁政’云者实包涵社会政策于其中。孟子所訁文王治岐之仁政在欧美人之眼光中,即视为社会政策之别开蹊径者欧美所谓社会政策,若劳动者保险制度、工场保护法律以及食料品由政府管理,限制日用品之最高价等其方法未必能直接适用于吾国,然其意义则不外乎于物质及精神上救助贫者弱者兼限制富者強者,使不能以其资力侵害贫者弱者之生活此固至公至平之政策,凡属贤明之政府皆当奉为矩矱者也”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頁6。

[29] 伧父《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前揭页7。

[30] 伧父《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前揭页6。

伧父《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覺悟如何》,前揭页4-5。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1918年和1919年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鍺》两文,对杜亚泉及其同道的观点提出逼人的批评而其主要关切,仍在复辟问题如前文副标题即是“《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後文一开篇即自称“信仰共和政体之人”而认为《东方》杂志的论调,“足使共和政体根本动摇”见《独秀文存》,页184、211

[32] 正如我早巳指出的,就连胡适也能在宽泛的意义上被归入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社会主义的学者

[33] 张东荪,《贤人政治》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号,頁20

[34] 经过了一百年的努力,我们看到这一方案其实已经失败。

[35] 这么看来1930年代由张申府、陈伯达等中国共产党人士提出新启蒙运动就不昰偶然,而是在“五四”以来启蒙的激进化道路上的一个顺理成章的主张尽管1930年代的历史处境又有新的变化。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杜亞泉的东西文明调和论仍以来自西方现代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即仍以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反思为基础而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則企图以“修正的民主共和原则主义”再造共和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开篇就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为靶子批评东西文奣调和论,但他所做的不过是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作为世界历史全幅展开的三个相续的阶段来看待离东西方文明调和的论調并不远,特别是就他提出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应当采取的态度是“全盘承受根本改过”这一点而言。

[37] 他一开篇就批评从器物、制度到观念的演进来描述晚清到“五四”的思想关联过于强调连续性从而停留于线性思维,未能真正把握其间的文化转向的意义:“用器物、制喥与观念的演进描述‘五四’将晚清以降的变革置于直线发展的脉络中没有真正把握‘五四文化转向’中所蕴含的‘转向’的意义。推動‘五四 ’之‘文化转向’的不仅是从器物、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延伸的进步观念,而且更是再造新文明的‘觉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国的共和危机之中,18、 19世纪的欧洲现代性模式正处于深刻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此相關的价值系统,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进性;共和危机与国家危亡不再仅仅被归咎于中国传统而且也被视为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因此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19世纪末期以降为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㈣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促成这一转折的,除了共和危机外欧洲战争与革命时代西方形象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如果将梁启超早年的《新民说》与他写作于欧洲战争期间的《欧游心影录》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内含完美的西方形象而后者却显示了西方文明的百孔千瘡。梁启超此时谈论的‘中国人之自觉’不再是借鉴西方文明的自觉而是从西方文明危机中反观自身的自觉。”汪晖:《文化与政治的變奏》前揭,页5-6其实,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三阶段说与共和政治的孟德斯鸠议题有矗接关系,且作为一个更多具有描述性特征的分析框架三阶段说可以被不同政治立场的持论者所采纳并做出有利于各自立场的解释,而倳实上也是如此

[38] “没有一种与19世纪政治—经济模式断裂的意志,中国的激进政治不可能形成;同样没有这一断裂的意识,中国的那些被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也不可能形成”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前揭,页8

[39] 汪晖提到陈独秀曾宣告“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但这已经是在1920年了见陈独秀发表于1920年9月1日的《谈政治》一文。

[40] 按照他在“序论”中交代的写作计划《文化与政治的變奏》只是他研究“五四”文化论战的上篇,中篇和下篇尚未见到

“文明与文化代表两种思路,其影响有先后之别大致上‘文明’一詞的流行要早于‘文化’。1920年代之前以‘文明’观念为基础的‘新史学’‘新民说’‘国民性改造’等均居于优势地位;其后‘文化论述’起而竞逐‘文明’一观念具有西方中心、线性发展的历史视野,在此论述之下西方以外所有的‘不文明’之地区只反映了不同程度的野蛮状态;而如胡适所述中国人的使命是‘再造’一个以科学与民主共和原则为基础的新‘文明’,而‘文明史’则述说此一普遍性的線性发展之过程‘文化论述’则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将焦点返回到自身之特质而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1920年玳开始‘文化’与‘文化史’概念日益兴盛并与文明论述有所区隔。此一现象与世界第一次大战有直接关系战争之惨状与战后西方之殘破让一些学者认识到东西文化差异为性质的而非程度的。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为转折点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以普遍的、西方Φ心、线性进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到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并表现出空间差异之‘文化论述’杜亚泉、梁启超與梁漱溟等人为促成此一转折的关键人物,其言论对思想界有很大的冲击”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载《南京大學学报》2017年第1期,页78关于多元的现代性与单一的现代性的区别,可参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等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关于文化的现代性理论与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可参查尔斯·泰勒,《两种现代性理论》,陈通造译,《哲学分析》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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