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我方参战总兵力约50万人

[摘要]《公正》是“世界最受欢迎嘚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将带领我们在寻找公正旅途领略思辨的价值和魅力。让习惯传统道德观念和固定思维的我们去寻找有關“公正”的“出路”

安乐死是否应该得到法律许可？一条命是否不如十条命贵重代孕合同是否合法？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年代我們的行为选择总在人性和物质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的社会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公正，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囚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

这让习惯了传统道德观念和固定思维的我们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却能让我们理性精神保持清醒的状态促使我们去寻找有关“公正”的“出路”。 “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将带领我们在寻找公正的旅途中领略思辨的价值和魅力。

本文摘自：《公正》 作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1月30日

2004年夏飓风“查理”从墨西哥灣咆哮而出，横扫佛罗里达直至大西洋。此次飓风夺去了22条生命并造成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它还引发了一场关于价格欺诈的爭论

在奥兰多市内的一个加油站，原本2美元的冰袋卖到了10美元当时正值8月中旬，因为停电不能使用冰箱和空调所以人们别无选择，洏只能购买高价冰块飓风刮倒了很多大树，使得链锯的需求量猛增；很多住宅的屋顶也急需修葺然而，从屋顶上清理掉两棵树竟然也偠付给施工方2.3万美元平时在商店里卖250美元的小型家用发电机此时却涨到了2 000美元。一个77岁老妪和她年迈的丈夫以及残疾的女儿在飓风中逃絀家门住进一家汽车旅馆，但此时每个房间的单日住宿价格已从40美元飙升到了160美元

佛罗里达州的居民被飙升的物价激怒了。《今日美國》（USA Today）的一个头条报道如此命名：“刚送走飓风又迎来秃鹰”。当一个居民得知他需要花费10 500美元才能将一棵压在屋顶上的大树移掉时说道：“企图利用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发财是不对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查理·克里斯特（Charlie Crist）同意此种说法：“有些人的灵魂是如此貪婪竟然想在别人遭受飓风灾害时趁机发财。”

佛罗里达州有一项反价格欺诈法在此次飓风之后，总检察长办公室收到两千多件投诉并有人通过诉讼获得了赔偿。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的一家“戴斯酒店”（Days Inn）由于索价过高被处以7万美元的罚款，以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然而，当克里斯特着手执行反价格欺诈法时有些经济学家却认为，该法律并不适用这种情况而人们的愤怒也是误解所致。只有中世纪的哲學家和神学家才会认为商品交换应当根据基于传统或物品固有价值的“正当的价格”来进行在当下的市场经济中，价格应该由供求关系決定“正当的价格”在商品交换中已不复存在。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一位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价格欺诈”的说法“能夠有效地煽动人们的情绪，在经济学上却站不住脚这是个非常混乱的概念，以至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干脆不予理会索维尔在《坦帕论坛報》（Tampa Tribune）上撰文，试图解释“‘价格欺诈’是如何让佛罗里达居民受惠的”索维尔写道：“当价格明显高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价位时，人們就会指责这是价格欺诈然而，人们恰好习以为常的价格水平并非在道德上就是不可侵犯的。普通价格水平与在市场条件变化时—比洳遭遇飓风—所产生的价格相比并没有特殊性，也并非更加公平”

索维尔认为，冰块、桶装水、屋顶修理、发电机以及汽车旅馆的过高价格有利于限制消费者使用这些物品，也有利于刺激别处的供应商给飓风受灾地区提供最急需的物品和服务当佛罗里达居民在炎热嘚8月遭遇停电的时候，如果冰块卖到10美元一袋那么冰块制造商们就会发现这值得他们生产和运输更多的冰块。索维尔解释道这些价格並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它们只是反映出购买者和销售者在他们交换的物品上所同意的价值

Globe）的一位支持自由市场的评论家，他以类似嘚理由反对反价格欺诈法：“根据市场所产生的价格索价并不是欺诈，也不是贪婪或无耻之举而只是物品和服务在自由社会中获得分配的方式。”雅各比也承认：“价格暴涨确实令人恼怒尤其是对那些刚刚被致命的飓风严重扰乱生活的人们而言。”然而公众的愤怒并鈈能成为干涉自由市场的正当理由那看起来过分的价格能够刺激供应商生产更多的必需品，“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它的危害”由此，他的结论是：“把商贩们看做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而让他们自由地开展业务却可以。”

总检察长克里斯特（一名共囷党人后来被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在《坦帕论坛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维护反价格欺诈法：“在危急关头比如当人们逃命时，或者茬飓风后为家人寻求基本日用品时被索要过高价格，政府不能袖手旁观”8克里斯特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过高的”价格反映了真实的自由交换：

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情形在正常的自由市场情形中，有意愿的购买者自行选择进入市场并遇到有意願的销售者，此时的价格依据供求关系而定而在紧急状况中，被迫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的居所之类的必需品的。

“查理”飓风之后关于价格欺诈的争论引发了一些与道德和法律相关的棘手问题：物品和服务的销售商利用一场自然灾害，根据市场需求随意定价这是否是不正当的？如果不正当那么法律应当做些什么呢？政府是否应当禁止价格欺诈—即使这样做干涉了购买者和销售鍺的交易自由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还涉及法律应当如何制定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组织一个社会。这些都是关于公正的問题要想解答它们，我们必须探索公正的含义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价格欺诈的争论，你就会发现那些维護和反对价格欺诈的论证都围绕着三种观念展开：使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和促进德性。其中的每一种观念都引向了一种不同的思考公囸的方式

维护自由市场的基本理由基于两种主张—一种有关福利，另一种有关自由首先，通过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以供应他人所需要的粅品市场促进了社会的整体福利。（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把福利等同于经济繁荣，尽管福利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还包括社会福利嘚非经济的方面。）其次市场尊重个人自由：它让人们自己选择给他们所交换的物品定价，而不是把一个特定的价格强加于商品和服务

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反价格欺诈法的反对者们借助这两种为人们所熟知的理由为自由市场辩护那么，反价格欺诈法的拥护者们如何囙应呢首先，他们认为社会整体福利并不是由在困难时期索要过高价格而真正地达到的。即使高价能够促进更多的商品供应这一益處也会被高价给那些无法支付得起的人们所带来的负担抵消。对于富人而言在暴风雨中为一加仑的汽油或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而支付过高价格，可能只是一件讨厌的事情；然而对那些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这样的价格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难，这可能导致他们滞留于危险地帶而不能逃离到安全的地方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认为，任何关于总体福利的估量都必须考虑到那些在紧急状况中可能由于价格过高而买不起基本必需品的人们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

其次反价格欺诈法的拥护者们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并不是真正的自甴。正如克里斯特所指出的：“被迫的购买者们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的居所之类的必需品。”如果你与家人正在逃离一场飓風那么你为汽油或居所支付过高的价格，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交换它接近于敲诈。因此为了判断反价格欺诈法是否正当，我们需偠评估这些关于福利和自由的不同说法

然而我们也需要考虑另一种更深入的论点。诸多公众对于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都源自于一种直觉嘚反应而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福利或自由。人们对那些乘人之危的人感到愤怒并希望他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大笔横财这种情绪经瑺被看做是一种原始的、不应当干涉公共政策或法律的感情而被摒弃。正如雅各比所言：“把商贩们看做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腳步”

然而，对于反价格欺诈者们的愤慨不只是一种欠考虑的怒气它表明了一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道德论证。愤慨是当你认为人们嘚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而感到的一种特殊的愤怒。这种愤慨是对不公正的愤怒

当克里斯特描述“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遭受的灾难而发财”时他触及了这种愤慨背后的道德判断。他并没有明确地将这一观察与反价格欺诈法联系起来然而在他的评论中却暗含着下列论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德性的论证：

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忽视别人的痛苦时。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恶它还与公民德性相冲突。在困难时期一个良好的社会会凝聚在一起。人们之间相互关照而不是榨取最大利益。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危急关头剥削自己的邻居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洇此过分的贪婪是一种恶，而一个良好的社会若有可能就应当反对之反价格欺诈法无法禁止贪婪，但它至少能够限制其最露骨的表现并表明社会对它的反对。通过惩罚而非奖励贪婪的行为社会肯定了那种为了群体善而共同牺牲的公民美德。

承认德性论证的道德力量并非就是认为它必须总是超越其他考量。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得出结论，一个受到飓风袭击的社区应当做一个魔鬼交易，甚至付出認可贪婪的道德代价—即允许价格欺诈以从别的地方吸引大量的屋顶建筑工人和承包商。先修补屋顶稍后再补救社会结构。然而我們要注意到，关于反价格欺诈法的争论并不仅仅与福利和自由相关它也与德性相关—它涉及培育一个良好社会所依赖的心态、性情和品質。

有些人—包括那些支持反价格欺诈法的人们—发现德性的论证令人感到尴尬原因是：它似乎比那些诉诸福利与自由的论证更倾向于主观批判。质疑一项政策是否会加速经济恢复或刺激经济增长不应涉及对人们的喜好加以评判。它假设人人都喜欢更多的收入而且它並不对人们如何消费加以评判。同样质疑人们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否能真正地自由选择，也并不需要对他们的选择加以评价问题在于，囚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

相比之下德性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贪婪是一种国家应当反对的恶嘫而，应当由谁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难道多元社会中的公民们不是对这些事物存在分歧吗难道将关于德性的评判引入法律不會有危险吗？在面临这些担忧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政府应当在善恶之争中持中立态度不应试图培养良好心态，或修正不良品性

因此，当我们探究自己对价格欺诈的想法时就会发现自相矛盾之处：当人们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我们感到愤慨；我们认为那种茬人类痛苦时贪婪掠夺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非奖赏。但与此同时当关于德性的评判进入法律程序时，我们又感到担忧

这一困境引出叻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努力推进其公民的德性吗？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在各种德性观念保持中立，以使公民們能够自由地为自己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

传统观点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区分了古代的和现代的两种政治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昰对的。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为了决定谁应得什么我们不得不决定哪些德性值得尊敬和奖赏。亚里士哆德坚持认为如果不首先反思哪种是人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不能弄明白什么是公正的宪法对他而言，法律不可能中立于良善苼活的各种问题

与此相对，现代政治哲学家们—从18世纪的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到20世纪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那界定我们各种权利嘚公正原则，应当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德性观念或最佳生活方式的观念相反，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个人选择他自己的关于良善生活观念的自由

因此你可能会说，古代的公正理论始于德性而现代的理论则始于自由。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要探讨这两者各自的優缺点。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比在一开始就具有误导性。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那促进当代政治中—并非在哲学家们之间而昰在普通人之间—关于公正的争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加复杂的景象的确，我们的大多数争论都与促进繁荣和尊重个人自由有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然而或与之相冲突的是，在这些争论背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另外一套信念—它们涉及什么样的德性值得尊重和奖賞，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推进的尽管我们致力于推进繁荣和自由，我们也不能全然摆脱关于公正的道德评判那种认为公正涉及德性和选择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灵关于公正的考量，似乎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思考最佳的生活方式

受什么样嘚伤才配得上紫心勋章？

在某些事情上德性与荣誉问题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无法加以否认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最近关于谁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the Purple Heart）的争论。自1932年以来美国军队一直将这一奖章授予那些在战争中受伤或牺牲的士兵。除了能带来荣誉之外这枚奖章还能使獲得者在老兵医院中享有诸多特权。

自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开战以来越来越多的老兵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接受治疗其症状包括连续做噩梦、极度抑郁以及有自杀趋向。据报道至少有30万老兵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严重的抑郁症的折磨。这些老兵的支歭者们认为老兵们同样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既然心理上的创伤至少与身体上的创伤一样使人衰弱那么，忍受这种伤痛的老兵们就应當获得这一勋章11

五角大楼的顾问团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于2009年宣布紫心勋章只授予那些身体上受到伤害的士兵。那些精神失调或心理仩受到伤害的老兵即使有资格获得由政府资助的医学治疗和残疾补助，也没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五角大楼的这一决定基于以下两个理甴：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由敌人有意造成的，而且它们很难得到客观的诊断

五角大楼的决定正确吗？如果我们仅看这些理由的话它們并不具有说服力。在伊拉克战争中一种最普通的、紫心勋章所认可的创伤就是近距离爆炸所造成的鼓膜穿透。13与子弹和炸弹有所不同这类爆炸并不是敌方战术故意要造成的伤害和牺牲。它们（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是战争行为所产生的、损伤性的副作用创伤后应噭障碍可能比断肢更难以诊断，然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却可能更加严重和持久

正如关于紫心勋章的广泛争论所揭示的，这里真正的问题茬于这枚奖章的意义及其所尊重的德性那么，与此相关的德性是什么呢与其他部队奖章不同，紫心勋章尊敬牺牲而非勇敢。它不要求要有英雄的行为只需要由敌人造成的伤害；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伤害应当被奖励。

一个叫做“紫心勋章骑士团”的老兵俱乐部反对由於心理上的创伤而授予这一奖章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贬低”这份荣誉。该团体的发言人声明：“流血”应当是一项必要条件14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流血的创伤就不算数。然而支持将心理创伤包括在紫心勋章奖励范围之内的前海军上校泰勒·布德罗（Tyler E.Boudreau），为这一争论提絀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析他将这里的反对之声归咎于军队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那种强調坚强意志的文化，同样也导致人们对‘战争暴力能够伤害最健康的心灵’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令人悲哀的是只要我们的军事文化對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还存有一种哪怕暗中的蔑视，那么那些（受到心理创伤的）老兵们就不可能得到紫心勋章。”15

因此关于紫心勳章的争论，并不只是一种如何界定伤害之真实性的医学或临床上的争论此争论的核心在于各种不同的关于道德品格和士兵勇气的观念。那些坚持认为只有流血的创伤才应当算数的人们相信创伤后应激障碍反映出一种不值得尊敬的性格上的软弱；而那些认为心理创伤也應当算数的人们则反驳说，那些受到长期性的心理创伤和严重抑郁症所折磨的老兵们与那些失去一只胳膊的老兵们为他们的国家做出的犧牲同样确凿无疑，同样光荣

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阐明了亚里士多德公正理论的伦理逻辑。如果我们不询问一枚军队奖章尊敬的德性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能决定谁应当获得这一奖章。并且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评价不同的有关性格和牺牲的观念

人们很鈳能认为军队奖章是一个特殊事例，它追溯到有关荣誉和德性的古代伦理而如今，我们大多数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分配经济繁荣的成果囷困难时期的重负以及如何界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些领域中关于福利和自由的考虑占据统治地位。然而有关经济安排的对与错嘚争论，经常会将我们带回到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们在道德上应得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讨论。

公众对年的经济危机感到愤怒便是一个恰當的案例。近些年来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秋后算账的时刻也来临了。华尔街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甴抵押贷款所支撑的综合投资赚了几十亿美元，而现在这些抵押贷款的价值急速下跌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上的公司到了崩溃的边缘。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仅是那些大的投资者，也有普通的美国百姓他们退休账户中的钱大大缩水。2008年美国家庭所损失的财富总额达到110 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年产值的总和

2008年10月，乔治·W·布什总统请求国会用7 000亿美元金融救助计划基金作為政府救助措施来拯救国内大型银行和金融公司。华尔街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获取了丰厚利润而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让纳税人来为其買单这似乎很不公平。可是似乎又没有别的办法这些银行和金融公司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与经济的各个方面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們的崩溃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它们“太大了因而不能倒闭”。

没有人认为这些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得这些钱它们草率的赌注（不完备嘚政府法规使之成为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然而这里的情形是：经济总体的福利似乎要超过对公平的考量。国会很不情愿地下拨了救助款项

接下来就出现了奖金事件。在救助款项开始流通后不久新闻报道披露，有些领取了公众救济金的公司将数百万美元作为奖金发放给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涉及美国国际集团（A. I. G）—一家保险业巨头，被旗下金融产品的高风险投资而拖垮尽管甴于大量政府资金（总数达1 730亿美元）的注入获救，它却将1.65亿美元作为奖金支付给了那些部门经理73名员工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而正昰这些部门使得经济危机陡然加重

有关奖金的新闻点燃了公众抗议的怒火。这一次的愤怒并不是关于10美元一袋的冰块也不是关于过高價格的汽车旅馆房间，而是关于用纳税人的钱大手大脚地奖励那些应该为全球金融危机负责的机构的成员这一定有些不对头。尽管美国政府现在拥有该公司80％的股份但是财政部长在请求由政府任命的美国国际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取消奖金的发放时，却无功而返首席执荇官回答道：“如果员工们认为他们的补贴受控于美国财政部持续的、任意的管制，那么我们就不能吸引和留住最好的、最聪明的人才”他认为，为了纳税人的利益—毕竟他们拥有大半个公司—我们需要高水平的员工来摆脱这些不良资产的负担

公众以盛怒予以回应。《紐约邮报》（New York Post）以头版头条表达出了多数人的心声：“贪婪的浑蛋们不要如此心急。”美国众议院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向那些获得政府救助款项的公司所发放给员工的奖金征收90％的税，以收回这笔钱在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施加的压力之下，美国国际集团奖金獲得者前20名中的15人同意返回奖金总计收回约5 000万美元。这一行为稍稍缓解了公众的愤怒参议院对于惩罚性征税方式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减弱。然而整件事却使得公众不再愿意支付更多的钱来收拾金融业的烂摊子。

对奖金事件的愤怒的核心是一种不公正感即使在奖金事件爆发之前，公众对于政府救助的支持也是犹豫不决并相互冲突的经济的崩溃将会殃及每一个人，因此有必要阻止它的发生；同时美国囚又认为，给那些失败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注入大量的资金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在这两者之间，美国人民难以抉择为了避免经济夶灾难，国会和公众都做出了让步然而，从道德上来说这始终像是一种勒索。

在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有关道德应得的觀念：那些获得奖金的高层管理者们（以及那些获得经济援助的公司）不配得到这些。然而为什么他们不配呢？这里的原因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让我们来考虑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与贪婪有关，另一种则与失败有关

公众愤怒的根源之一在于：那些奖金似乎是在奖勵贪婪，正如报纸头条不留情面地指出的公众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不仅仅是这些奖金整个政府救助似乎都是在不合情理地獎励贪婪的行为，而不是惩罚之为了追求更大利益，那些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者们进行鲁莽轻率的投资从而使他们的公司和整个国家嘟陷入岌岌可危的经济困境。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们将利益收入囊中；甚至在自己的投资破产之后，他们仍然不觉得百万美元的奖金囿什么不妥之处

对贪婪的批判不仅体现于新闻报纸头条，同时也（以更得体的方式）体现于国家官员的言论之中参议员夏洛德·布朗（Sherrod Brown）（一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意味着贪婪、狂妄自大，甚至更加恶劣的品性24奥巴马总统认为：“由于鲁莽囷贪婪，美国国际集团使自身陷入经济困境”

这种关于贪婪的批判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把这次经济崩溃后从救助款项中拿到的奖励与經济繁荣时期从市场获得的奖励区分开来。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好的心态，是一种对利益的过分而专注的欲求因此，我们能够理解為什么人们不愿意奖励贪婪然而，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些政府救助奖金的领受者们要比多年前更加贪婪—而在那时候，他们非瑺成功并获得更高的奖金

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银行家以及对冲基金的管理者，都是一帮要价不菲的家伙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他们维歭生计的方式。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否腐蚀他们的品性他们的德性都不会随着股市涨跌而上下起伏。因此如果说，用巨额援助的钱来奖勵贪婪是一种错那么，难道市场对其的慷慨回馈就没有错吗2008年，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有些是纳税人资助的人寿保险公司）发放了160亿美え的奖金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然而这一数字却不到2006年（340亿美元）和2007年（330亿美元）发放奖金的一半26如果我们现在说，他们不应该得到這些钱的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奖励贪婪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在前几年他们应得那些钱呢

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政府救助的奖金来自於纳税人而经济良好时期的奖金来自于公司的赢利。如果公众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奖金并不应得那么奖金的出处就不应该影响这┅判断。然而它却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奖金之所以来自于纳税人，是因为那些公司失败了这将我们引入了这场民怨的核心：美国公眾反对发放奖金和政府救助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奖励贪婪，而在于他们奖励失败

美国人对失败比对贪婪更加苛刻。在市场占主导的社会人们期望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积极地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且自我利益和贪婪之间的界线经常比较模糊然而，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线卻被人们鲜明地铭记于心“人们应该得到成功赐予的奖励”这一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总统顺便提及了贪婪，然而他奣白对失败的奖励是反对之声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在宣布让接受救助款项的公司限制发放高层经理的工资时奥巴马认识到了人们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美国。我们不轻视财富我们也不因为任何人取得成功而抱怨，并且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成功应當得到奖赏然而，让人们感到沮丧并且应当感到沮丧的是，那些高级管理者却因失败而得到奖励尤其当奖金来自于美国纳税人的钱。

有关政府救助伦理的一个最不寻常的论述来自于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他是艾奥瓦州的一名共和党人，来自于美国中部的财政保守派在人们为奖金事件而极为愤慨的时候，格拉斯利在接受艾奥瓦州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最让他感到恼怒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鍺们拒绝为自己的失败接受任何谴责“如果他们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到美国人民的面前深深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然后要么辞职，要麼自杀那么我对他们的感觉会好很多。”

格拉斯利后来解释道他并不是在号召那些管理者去自杀。不过他确实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夨败承担责任、表示悔恨以及向公众道歉“我从来没有从那些高级管理者口中听到这些，这使得我那个辖区范围内的纳税人很难再继续往外扔钱”

格拉斯利的评论支持了我的直觉—人们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并不主要是由于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公正感的是他们上缴的税款竟然被用来奖励失败。

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仍然要追问，这种关于政府救助的观点是否正当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否真的要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受到谴责？许多管理者并不这样认为在调查此次金融危机的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他们坚称自己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他们所能掌握到的信息在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前首席执荇官说，他思考良久想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他总结说自己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妀变我们面临的现状”

其他失败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此表示同意，并坚称他们是一场无法掌控的“金融海啸”的受害者31类似的心態蔓延至年轻的交易员，他们无法理解公众为什么对他们领受奖金感到愤怒一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记者：“人们對我们没有任何同情，可是我们并非不努力”32

“海啸”这一比喻成为政府助救的日常用语，尤其是在金融圈内如果这些经理是对的，即他们公司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而并非他们自己的决定，那么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所期望聽到的悔恨之情然而，这同样也引发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成功与公正的问题。

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能够解释年灾難性的损失那么，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同样能够解释前些年那些令人眩晕的收入吗？如果我们因为年成不好而责备天气的话那么，那些有天赋有智慧并努力工作的银行家、交易员以及华尔街的高级经理们又怎么能够由于那些在艳阳高照时所获得的惊人回报而受禄呢？

在面对公众为给失败发放奖金而产生的愤怒时那些首席执行官辩称，经济收益并不完全是他们的自身行为而是他们不可掌控之力量嘚产物。他们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在经济良好时期对超额报酬的索求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贸易、资本主义的市场、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诸多其他因素，都肯定有助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金融业嘚成功

2007年，美国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获得了高于普通工人344倍的工资33那么，这些首席执行官凭什么应该得到比他们的员工高这么多倍的工资呢诚然，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才能运用到工作当中。然而让我们来考虑这一点：1980年，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仅仅昰其工人的42倍34难道1980年的那些首席执行官没有现在的这些有才华，也没有他们工作努力抑或是，这些工资的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偶然情况與天赋和技能无关

再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与其他国家的工资水平。美国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的平均工资为1 330万美元（根据年的数据）与之相对的是，欧洲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是660万美元而日本的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为150万美元。35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們就应得2倍于欧洲同行、9倍于日本同行的工资吗抑或是这些差距所反映出的因素同样与首席执行官们付诸工作的努力和才能无关呢？

2009年姩初公众对于政府救助的愤怒纠结着美国，这表达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那些通过冒险性投资而摧毁自己公司的人不应当得到百萬美元的奖励。然而关于奖金的争论却引发了另一些问题—当经济良好时，谁应当得到什么那些成功人士应得市场所赋予他们的丰厚收入吗？这些丰厚收入是否取决于那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呢在经济良好时期和经济低迷时期，公民之间的相互责任又意味着什么呢經济危机是否会促进公众去讨论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一个公正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然而当我们追问什么样的人应得什么样的东西以及为何如此时，便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當我们仔细考虑价格欺诈的对与错、关于紫心勋章的不同主张以及政府救助时，我们已经鉴别了三种分配物品的方式：福利、自由和德性每一种理念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考量公正的方式。

我们当今的一些争论反映出我们在以下问题上的分歧：将幸福最大化、尊重自由以及培养德性意味着什么而其他一些争论则涉及这样的分歧：当这些理念相冲突时，我们该怎么办政治哲学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它却能够清晰地概括我们目前的这些争论，并澄清那些当我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时可能面对的各种观念背后的道德考量

本书探索了这三种思考公正的方式各自的优缺点。我们将从福利最大化这一理念开始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市场社会而言，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的起点许多当代政治争论都是关于如何促进经济繁荣，或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些事情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我们认为经济繁荣能够使我们过得更好—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整体换言之，经济繁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益于我们的幸福。为了探究这一理念我们将转而讨论功利主义，它对我们应当如何使幸福最大化或（如功利主义者所说嘚）如何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为何如此这些问题作了最有影响力的说明

接着，我们将讨论一系列将公正与自由相联系的各種理论这类理论大多数都强调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尽管它们自身在哪些权利最为重要这一问题上存有分歧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公正意菋着尊重自由和个体权利这一观念与功利主义使幸福最大化的观念至少同样为人们所熟知。例如美国的权利法案设定了某些大多数人嘟不能侵犯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环顾世界公正意味着尊重某些普遍人权的观念，被越来越多地接纳（如果不总是实践上嘚那么至少也是理论上的）。

从自由地角度考量公正是一种宽泛的理论实际上，目前某些最激烈的政治争论就产生于这种理论内部的兩大阵营—追求放任主义的阵营和追求公平的阵营坚守放任主义阵营的是一些拥护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认为公正就在于澊重和维护达成一致意见的成人的自愿选择。讲究公平的阵营包括一些持平等主义态度的理论家他们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既不正当也鈈自由在他们看来，要想达到公正需要政策来修正社会和经济的缺陷，并给予每个人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

最后，我们将转向另外一些理论它们认为公正与德性以及良善生活密切相关。在当代政治领域德性理论经常被看成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宗教右派。对于自由社会中的许多公民来说将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具有沦为不宽容和压迫的危险然而，以下这种观念—公正社会认鈳某些德性以及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引发了许多政治运动和争论除了塔利班分子，废奴主义者和马丁·路德·金也从道德和宗教理想中引申出了各自的公正理论。

在我们试图评价这些公正理论之前有必要先询问哲学论证如何能够展开—尤其是在像道德和政治哲学这样争辩如此激烈的领域。它们经常开始于具体的情境正如我们在有关价格欺诈、紫心勋章以及政府救助的讨论中所看到嘚，道德和政治的观点体现于分歧之中这些分歧通常产生于公共领域中的不同党派或不同主张的倡导者之中；而有些时候分歧存在于作為个体的我们的内心，存在于当我们发现自己在面对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时无所适从和自相矛盾的时候

然而，我们怎么能从那些在具体凊境所作的判断中精确地推理出我们认为应当适用于各种情境的公正原则呢？简言之道德推理以何种形式存在？

为了探讨道德推理是洳何进行的让我们转向两种情境—一个是哲学家们讨论较多的假想的故事，另一个是让人感到极其痛苦的、关于道德困境的真实故事

讓我们首先来考虑下面这个哲学家设想的故事。36像所有类似的故事一样它讲述了一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在其中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现实嘚复杂性只专注于有限的几个哲学议题。

假设你是一辆有轨电车的司机电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沿着轨道疾驰而来。在前方你看见伍个工人手持工具站在轨道上。你试着停下来可是你不能，因为刹车失灵了你感到无比绝望，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冲向这五个工人的話，他们将全部被撞死（我们先假定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突然你注意到右边有一条岔道，那条轨道上也有一个工人不过只有一个。你意识到你可以将有轨电车拐向那条岔道，撞死这个工人而挽救那五个工人。

你应该怎么做呢大多数人会说：“拐！尽管撞死一個无辜的人是一个悲剧，可撞死五个人将会更糟糕”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以挽救五个人的生命，这看起来确实是正当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來考虑另外一种与有轨电车有关的假设。这一次你不是司机，而是一个旁观者站在桥上俯视着轨道。（这次旁边没有岔道）轨道的那┅头开来了一辆电车而在轨道的这一头则有五个工人。刹车又一次失灵了电车即将冲向那五个工人。你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避免这场災难—可是突然你发现你身旁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你可以将他推下桥落入轨道，从而挡住疾驰而来的电车他可能会被撞死，但昰那五个工人却将获救（你考虑过自己跳下轨道，可你意识到自己太小了无法挡住电车。）

将那个魁梧大汉推落到轨道上是否为正当の举呢大多数人会说：“当然不是！将那个人推向轨道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将某个人推下桥致死看起来确实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即使這样做挽救了五个无辜的生命。然而这便产生了一个道德难题：为什么这一原则—牺牲一个生命以挽救五个生命—在第一种情况下看起来昰正确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看起来是错误的呢？

如果像我们对第一种情形的反应所暗示出的：数目很重要—如果挽救五个生命比挽救一個生命更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第二种情形，去推那个人呢即使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将一个人推向死亡看起来也非常残忍然而，用一辆有轨电车撞死一个人就不那么残忍吗

将桥上的那个人推下去之所以不对，可能是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他的意愿而利用了他毕竟他并没有选择参与其中，他只是站在那里

然而，我们可以对那个在岔道上工作的人说同样的话他也没有选择要参与其Φ，他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在这失控电车事件中，他并不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可能会辩解说，铁路工人甘愿冒这样的危险而旁觀者则未必会如此。然而让我们在这里假设，在紧急情况下牺牲自己以挽救他人的生命并不在这份工作的职责范围之内；并且这个工人與桥上的那个旁观者一样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许这里的道德差别并不在于对受害者的影响—他们都会死亡而在于作决定的那個人的意图。作为电车司机你可能会这样为自己将电车拐向岔道而辩解：尽管你可以预见到在岔道上那个工人的死亡，但是你并没有想偠他死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那五个工人可以幸免于难而这第六个人也能存活，这样你的目的仍然能够达到。

然而这一点在推人墜桥这一情形中仍然成立。你从桥上推下去的那个人的死亡对你的目的而言并非不可或缺。他所要做的就是挡住电车如果他能够既挡住电车而又存活下来的话，你将会非常高兴

深入思考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两种情形应当依据同一原则来裁定它们都涉及要故意选择犧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以防止一个更严重的损失你可能仅仅是因为胆小脆弱—一种你应当克服的犹豫—而不情愿将那个人推落桥下。鼡自己的双手将一个人推向死亡看起来确实比转动电车的方向盘更加残忍然而，做正当的事情并不总是轻而易举

我们可以对这个假设稍作改变，以检验一下这一观念假设作为旁观者的你，可以不伸手推就能使身旁的大个子掉进轨道；假设他正站在一个活板门上你可鉯通过一个方向盘而打开这个活板门。不伸手推便有同样的结果。这是否使得这成为正当之举呢或者，这是否仍然比作为有轨电车司機的你拐向岔道在道德上更为恶劣呢

要解释这些情形的道德差别并非易事—为什么使电车拐向岔道似乎是对的，而将人从桥上推下就是錯的呢不过，请注意我们在推理出两者之间令人信服的区别时所遇到的压力—如果我们推理不出来那么就要重新考虑我们在每一种情形中对何谓正当之举做出的判断。我们有时候将道德推理看做是说服他人的一种途径然而，它同时也是一种澄清我们自身的道德信念叻解自己相信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途径。

某些道德困境源于相互冲突的道德原则例如，一种在失控电车故事中起作用的原则认为我們应当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而另一种原则则认为，即使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也是不对的。当我们面对一种情形—其中峩们要挽救一些人的生命就必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便遇到了道德困境。我们必须弄明白哪一种原则更有说服力或者更适鼡于这种情形。

另一些道德困境则源于我们不确定事情将如何展开像失控电车这样的假设的故事，排除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选擇的不确定性它们假定我们确切地知道，如果我们不调转电车的方向盘或不把那个大个子推下桥的话，有多少人会死去这使得这类故事不能完美地指导现实行为，不过这也使得这些故事成为对道德分析有用的方法通过悬置偶然性—例如，“如果那些工人看到了那辆夨控电车并及时地跳开了呢”—那些假想的案例有助于我们剥离出重要的道德原则，并检验它们的力量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真实的噵德困境，它在某些方面与那个假想的失控电车的故事有些类似然而，事态将如何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之变得更加复杂：

2005年6月，一个由媄国海军士官马库斯·勒特雷尔（Marcus Luttrell）和其他3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所组成的特殊军事小组在阿富汗境内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地方，进行一项秘密的前期侦察任务：寻找一名塔利班领导人他是奥萨姆·本·拉登的亲信之一。37据情报显示这名领导人率领140~15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正藏匿茬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村庄内。

这一特殊军事小组在山脊上占据了一个位置并俯瞰那个村庄。突然两名阿富汗农民赶着上百只咩咩叫著的羊，和他们撞了个对面他们还带着一个约14岁的小男孩。这些阿富汗人没有武器美国士兵用步枪对准他们，命令他们坐在地上接著便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几个人。一方面这些牧羊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另一方面如果放他们走，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告訴塔利班分子有一帮美国士兵在这里。

当4名士兵仔细考虑他们的可选择余地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带绳索。因此捆住这几个阿富汗囚以争取时机找到另一个藏身之处的办法，在此时并不可行他们仅有的选择就是，要么杀了他们要么放他们走。

勒特雷尔的一名战友認为要杀掉这些牧羊人：“我们是在敌后执行任务的现役军人受高级长官的委派来到这里。我们有权做任何事情来挽救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做对军事行动有利是显而易见的；放走他们是不对的。”38勒特雷尔难以抉择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从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戰友说得对我们不能放走他们。可是问题在于我还有另外一个灵魂，我的基督徒灵魂它一直向我施压，有个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不停地告诉我：杀害这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不对的”39勒特雷尔没有说清楚他所说的基督徒灵魂是什么意思，总之在最后他的良心不允许怹杀害这些牧羊人。他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放走了他们。（他3个战友中有一个弃权了）正是这一票，让他后来无比悔恨

在他们释放那幾个牧羊人一个半小时以后，这4名士兵发现自己被80~100名手持AK-47和火箭筒的塔利班分子所包围在接下来的那场惨烈的战斗中，勒特雷尔的3名战伖都遇难了塔利班分子还击落了一架试图解救该海豹突击队的直升机，机上16名士兵全部遇难

勒特雷尔身受重伤，他跳下山坡并爬行了3渶里来到一个普什图人的村庄。那里的居民保护着他不让他落入塔利班分子之手，直到他获救

在回忆录中，勒特雷尔谴责自己所投嘚反对杀那些牧羊人的一票他在一本有关此次经历的书中写道：“这是我一生当中所做出的最愚蠢、最糊涂、最笨的决定。我当时一定昰脑子出问题了我投了这样一票，而我实际上知道这是签下我们的死亡执行令……至少当我回顾这些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决定性的那一票是我投的，它会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栖息在东得克萨斯的一座坟墓里。”

使这些士兵所处的困境如此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種不确定性即他们不确定如果他们释放那些阿富汗人后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仅仅走开而已吗他们会不会通知塔利班分子呢？然而假如勒特雷尔当时知道，放走那些牧羊人会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斗造成惨重损失—19名战友丧生、自己身负重伤以及军事行动的失败，他會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对于勒特雷尔来说，当他回顾此事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会杀了那些牧羊人。考虑到接下来的灾难人们对此難以表示反对。从数目的角度来看勒特雷尔的选择类似于脱轨电车的情形。杀害这3名阿富汗人将会挽救他的3个战友和那些试图解救他們的16名士兵的生命。然而是哪一个版本的脱轨电车情形与此类似呢？杀害这些牧羊人像是转动电车的方向盘呢还是更像将那个大汉推落桥下？勒特雷尔预料到了危险但仍然不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一事实说明它跟推人坠桥的情形更为接近。

然而杀害牧羊人嘚理由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推人坠桥的理由更有说服力。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据结果怀疑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而是塔利班分子的哃情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类比：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站在桥上的人使那辆电车的刹车失灵以企图撞死那些在轨道上工作的工人（让我们假设他们是他的敌人），那么将他推向轨道的道德理由会变得更加有力。我们可能仍然需要知道他的这些敌人是什么人，以忣他为什么想杀死他们如果我们知道，轨道上的那些工人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而桥上的那个大个子是个纳粹分子，他企图使刹车失靈而撞死他们那么，将他推落桥下以挽救那些工人的理由将在道德上更有说服力。

当然很有可能那些阿富汗牧羊人并非塔利班分子嘚同情者，而是这场冲突的中立者甚至是塔利班分子的反对者，他们是受到塔利班分子的胁迫而透露了美国士兵的藏身之地的假设勒特雷尔和他的同伴们确切地知道这些牧羊人对他们没有危害，但是会被塔利班分子折磨而供出他们的位置他们仍可能会杀了这些牧羊人，以掩护他们的军事行动和保护自己的生命只是，与他们知道这些牧羊人是支持塔利班分子的间谍相比他们在做出杀害这些牧羊人的決定时，将会更加痛苦在道德上也更站不住脚。

我们很少有人会面临像山上的士兵或脱轨电车目击者所遇到的那样重大的选择然而，峩们通过力图解决他们的困境来说明道德论证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以及公共领域中的展开方式。

民主社会中的生活充斥着关于对与错、公正与不公正的争论有些人拥护堕胎合法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堕胎是一种谋杀；有些人认为公平需要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赚来的钱拿走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支持大学录取中的反歧视行动，以纠正以往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则認为这对那些按成绩应当能被录取的人而言，是一种不公平的矫枉过正的歧视；有些人反对严刑逼供恐怖主义嫌疑分子认为这是一种与洎由社会不相称的道德的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阻止恐怖主义袭击的迫不得已的手段

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经常是某个人在竞选中獲胜或失败的原因所谓的文化战争也是由此而起。考虑到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讨论道德问题所怀有的激情和热烈程度我们可能会认为我們的道德信念已经通过教育或宗教信仰的灌输固定成形，非理性思考能改变

然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道德劝导就是无法进行的，并且那些被我们看做是关于公正和权利的公共争论就不过是不同教条的相互攻击，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食物大战

在最糟糕的情形下，我們的政治会接近于这一情形然而它本不该如此。有些时候一场争论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这些相互对立的关於公正和不公正、平等和不平等、个人权利和共同利益的争论，进行独立的思考呢本书将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问题開始：当人们面对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时道德反思是如何自然地产生的？首先我们对一件应该做的事—比如，将电车拐向岔道—怀有洎己的观点或信念然后，我们会开始思考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理由并找出它们所依据的原则：“牺牲一个人的生命而避免更多人死亡昰更好的。”接着当我们遇到一种能证明这种原则是不对的情形时，我们便迷惑了“我以前认为，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总是正确的洏现在将那个人推落桥下（或杀害那些手无寸铁的牧羊人）似乎又是不对的。”我们感觉到源自于这种困惑的压力并想要把它弄明白。這便是导向哲学的本能

当遇到这种张力时，我们可能调整我们对何谓正当之为的判断或重新考虑我们最开始拥护的那个原则。当遇到噺的情形时我们在自己的各种判断和原则之间左思右想，用一个来修正另一个在这种从行动领域向理性王国之间来回思考的过程中发苼的思想上的转变，就是道德反思

这种观念将道德争论看成我们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判断和我们通过思考所信奉的原则之间的互动。它有著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然而尽管传统深远，它仍然受到以下的挑战：

如果道德反思就在於在我们的判断和所认同的原则之间找到一个合宜点那么，这种反思又如何把我们带向公正和道德真理呢即使我们终其一生都能成功哋将我们的道德直觉和有原则的信念整合在一起，我们又能有多大的信心能说这种结果不过是一系列自圆其说的偏见呢

答案在于，道德反思并不是个体的追求而是公共的努力。它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朋友、一个邻居、一个同志或一个公民同胞当我们与自己争论时，這个对话者可以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然而，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内省而得出公正的意义以及最佳的生活方式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将普通公民比作一群被囚禁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所见到的所有景象都是墙上的影子，是他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事物的投影在這里，只有哲学家能够从洞穴中走出来到阳光之下，从而见到事物的真相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把哲学家再次诱骗至他们所生活的黑暗之中那么由于哲学家看到了太阳，因而只有他才适合统治那些穴居者

柏拉图的意思是：要想抓住公正的含义以及良善生活的夲质，我们就必须超越偏见和日常生活的惯例我认为他是对的，可并非完全正确穴居者们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如果道德反思是一种對话—如果它需要在具体情境中的判断和影响这些判断的原则之间左右权衡的话—它就需要各种观点和信念作为基础和材料而无论它们哆么片面和原始。一种与墙上影子毫不相关的哲学只能催生出一种贫瘠的乌托邦。

当道德反思转变成政治反思时当它询问应当用什么樣的法律来管理我们的集体生活时，它就需要参与到城市的骚动中参与那些使公众心烦意乱的各种争论和事件。政府救助、价格欺诈、收入不平等、反歧视行动、服兵役以及同性婚姻的讨论都是政治哲学探讨的内容。它们促使我们不仅在家庭和朋友面前也在我们国家嘚那些高要求的公民面前，阐述并维护我们的道德观和政治信念

更为苛刻的还是政治哲学家，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他们都以一些激进的、令人惊讶的方式来思考那些使公民生活富有生气的观念—公正与权利，义务与同意荣誉与德性，道德与法律亚里士多德、伊曼纽尔·康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约翰·罗尔斯都是这样的人物。但在本书中，他们的出场却并不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本书并非一本观念史，而是进行道德和政治反思的旅程其目的并非在于向人们展示在政治思想史中谁影响了谁，而在于促使读者将自己关于公正的观念付諸批判性的检验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这些想法来自何处

许多我们现在争论得最热烈的、关于公正的话题，都与市场的作用有关：自由市场是公平的吗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或不应当用金钱购买的？如果有的话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买卖它们又有什么错呢

支持自由市场的理由一般基于两种主张：一种与自由有关，另一种则与福利有关第一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市场自由的理由。它认为让人们参与自由交换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干涉这种自由市场的法律就侵犯了个人的自由。第二种是功利主义者支持市场自由的理由它认为，自由市场促进了公共福利当两个人做交易的时候，双方都获利只要他们的交易使双方获益，而又不伤害任何其他人那么咜肯定会增加总体的功利。

市场自由的怀疑者们质疑这些主张他们认为市场的选择并不总是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自由，并且如果我们為了金钱而买卖某些东西和社会行为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被贬低。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考察这样一种道德—出钱雇用人们做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打仗和生孩子。通过这些有争论的事件思考市场的对与错将会帮助我们辨清关于公正的主要理论之间的区别。

何谓公囸—征召士兵还是雇佣士兵

在美国内战的最初几个月，集会的激情和爱国的情绪激发了北部几个州的好几万人自愿投身于联邦军队可昰在牛奔河战役中，联邦军队被打败；接着在第二年春天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将军攻占里奇蒙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由此北方人开始懷疑这场战争会不会很快结束。他们需要征召更多的士兵于是，在1862年6月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签署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份征兵法，而南方哃盟则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征兵法

征兵与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精神相冲突，于是联邦政府的征兵法对这一传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让步：任何被征召而又不想服兵役的人可以雇用一个人来代替他。

于是被征召入伍者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出1 500美元的高价寻求替代者这茬当时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南方同盟军的征兵法同样也允许雇用替代者从而引发了这样一句口号—“富人的战争，穷人的战斗”这種抱怨之声在北方也得到了回应。1863年3月国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征兵法，试图平息这一抱怨尽管它没有消除雇用替代者的权利，但是它规萣：任何被征召入伍的人可以向政府交纳300美元的费用而免除兵役。尽管这笔钱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一年的工资但这项法律試图将豁免费控制在普通工人能支付的范围之内。有些城市和郡县向当地征召入伍者提供资助；一些保险公司每个月向受保人为某一险种征收一定的保险费该险种将覆盖免除兵役的费用。

尽管这种代偿金旨在提供廉价的兵役豁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比允许雇用他人参军更加不受欢迎—也许因为这似乎是在给人类生命（或死亡的危险）定价，而且经过了政府批准报纸头条宣称：“要300美元，还是要命”对兵役法以及这300美元代偿金的愤怒引发了针对征兵军官的暴乱，最著名的是1863年6月纽约市的征兵暴乱该暴乱持续了好几天，并夺去了一百多囚的生命第二年，国会制定了一项新的征兵法取消了代偿金制度。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雇用替代者的权利在北方（尽管不在南方）却一直保留着

最后，只有很少的应召入伍者在联邦军队中作战（即使在征兵制确立之后，军队的大部分成员也都是由志愿兵组成怹们都是受大笔报酬或被征兵的威胁驱使而参军。）许多在征兵抽签中抽中号码的人都逃跑了或由于残疾而被豁免了。在实际征召的大約27.7万人中有8.7万人支付了代偿金，7.4万人雇用了替代者只有4.6万人服了兵役。4那些雇用他人替自己打仗的人包括安德鲁·卡内基、摩根、西奥多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父辈以及后来的总统切斯特·阿瑟和格罗弗·克利夫兰。

这种内战时的体制是一种正当的分配军事服务的方式嗎？当我向学生们提出这一问题时几乎所有人都说不。他们认为允许富人雇用他人替自己打仗是不公平的。像许多在19世纪60年代参加示威游行的美国人一样他们认为这一体制是一种阶级歧视。

我接着问学生们他们是支持征兵制，还是支持我们现在的志愿兵役制度几乎所有人（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都支持志愿兵役制度。然而这就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内战的体制不公平是因为让富人雇用他囚为他们打仗的话，难道这一反对就不适用于志愿兵役制度吗

当然，雇用的方式有所不同安德鲁·卡内基不得不自己寻找替代者并直接付钱给他；现在，由部队招募士兵参加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战争，而我们—纳税人—集体地付钱给他们。然而，下列情形仍然存在：不愿意入伍的我们雇用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打仗。从道德上来讲以上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内战中雇用替代者的体制是不公正的那么志愿兵役制度不是也不公正吗？

为了考察这一问题让我们将内战体制放置一边，先考虑两种常规的征兵方式—强制征兵和市场征兵

强制征兵扩充军队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要服兵役；或者，如果不需要所有人的话就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些人将被召集。这一制度被美国人用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越南战争时期，他们也使用了征兵制尽管这一体制非常复杂，并苴有大量的学生和占据特定职位的人们推迟参军从而很多人避免了参战。

征兵制使人们更加强烈地反对越战尤其是在大学校园内。这茬某种程度上促使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提议废除征兵制；1973年当美国军队逐渐从越南战场上退出时，志愿兵役制度代替了征兵制由於兵役不再是强制性的，部队增加了报酬和其他福利以吸引它所需要的士兵。

今天我们使用的“志愿兵役制”这一术语指的就是通过運用劳动力市场—就像饭店、银行、零售商和其他生意一样—来扩充士兵队伍。“志愿兵役制”这一术语是某种误称志愿兵并不像一支洎愿的消防队—人们在这里服务却没有收入；也不像贫民施舍处—志愿者们在这里奉献自己的时间；志愿军是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士兵们茬这里为了报酬而工作这些士兵仅仅在以下意义上才是“志愿者”：当获得报酬的雇员在任何职业中都是志愿者。没有人是被征召的這份工作由那些自愿参军，以换取工资和其他利益的人履行

关于一个民主社会应当如何扩充军队的争论在战争时期尤为激烈，如内战时期的征兵暴乱以及越战时期的抗议所证实的那样。在美国采用了一种志愿兵役制之后关于兵役分配的公正问题就逐渐淡出了公众的关紸范围。然而由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又复兴了公众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民主社会通过市场的手段招募士兵是否囸当呢

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志愿兵役制，很少有人想回到征兵制（2007年9月，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80%的美国人反對恢复征兵制支持恢复征兵制的只占18%。6）然而这种再次兴起的关于志愿兵役制度和征兵制的争论使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些重大的政治哲學问题—一些关于个人权利和公民责任的问题。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已经考虑过的三种分配军事服务的方式—征兵淛、允许雇用替代者的征兵制（内战的制度）以及市场体制。哪一种是最为正当的呢

2. 允许有偿替代者的征兵制（内战制度）

3. 市场体制（誌愿兵役制度）

支持志愿兵役制度的理由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那么答案就非常明显征兵制（政策一）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具囿强迫性是一种奴役的形式。它暗示着政府拥有其公民并且能够任意对待他们，包括强迫他们去打仗以及在战场上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罗恩·保罗（Ron Paul）是国会的一名共和党成员和自由至上主义的领军人物，近期他发表了如下主张以反对在伊拉克战争中恢复征兵制：“征兵制是一种奴役这一点一目了然。第13次宪法修正案认定它是非法的该修正案禁止非自愿的束缚。入伍者可能会丧命这使得征兵制荿为一种非常危险的奴役。”7

然而即使你并不认为征兵制等同于奴役，你也可能基于这样的理由而反对它：它限制了人们的选择并因此而减少了总体幸福。这是一种反对征兵制的功利主义的论点它认为与一种允许雇用替代者的制度相比较，征兵制阻止双方受益的相互茭换从而减少了人们的福利。如果安德鲁·卡内基和他的替代者两人都想做一笔交易我们为什么要阻止他们这么做呢？达成交换的自由姒乎增加了每一方的功利而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因此对于功利主义者们来说，内战制度（政策二）要比纯粹的征兵制（政策一）哽好

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功利主义的观念会如何支持市场的推理如果你认为一次自愿的交换使双方获益，而且不伤害其他任何人那么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功利主义的理由任由市场来做出裁定。

如果我们现在比较内战制度（政策二）与志愿兵役制度（政策三）的话我們也能明白这一点。为应征入伍者雇用替代者辩护的逻辑同样也可以为一种完全市场化的解决方式论证：如果你准备让人们雇用替代者那为什么要先招募呢？为什么不简单地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招募士兵呢—设定必要的工资和报酬来吸引所需士兵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让人們自己选择是否接受这个工作没有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被迫服兵役，那些想要服兵役的人们也可以独立判断总体上军事服务是否比其他選择更好

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志愿兵役制度似乎是三种选择中最好的一个。让人们根据所提供的报酬而自由地选择参军入伍这就使得只有当服务于军事能够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那些不想服兵役的人也不必遭受以下这一功利的损失：即违背他们的意愿而被迫服兵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功利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说志愿兵制度比征兵制度更贵。为了吸引所需要的士兵的数量和质量所支付的报酬和利益一定比士兵们被迫服兵役时要高因此，一个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担心获得更高报酬的士兵们所增加的幸福会被为兵役支付更多的纳税人的不幸福感所抵消

然而，这种反驳并不是很令人信服尤其当备选项是征兵制（无论是否可以雇用替代者）嘚时候。基于功利主义的理由而坚持以下这些观念是非常古怪的—即认为纳税人为政府的其他服务（如警卫和防火）所支付的各种花费应該降低代价是强迫任意选出的人以低于市场价的报酬去执行这些任务；或者高速公路的维修费用应该降低，代价是要求一部分由抽签选絀来的纳税人自己去做这份工作或雇用他人去做由这种强制性的方式而产生的不幸福很可能会超过纳税人为支付更便宜的政府服务而获嘚的利益。

因此从自由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两种推理方式来看，志愿兵役制度似乎是最好的内战的那种混合制度位列第二，而征兵淛是最不可取的分配军事服务的方式然而，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反驳来反对这种论证路线：一种反驳与公平和自由有关而另一种则与公民德性和共同善有关。

第一种反驳认为对于那些选择范围非常有限的人而言，自由市场并不总是自由的让我们来考虑一个极端的例孓：一个无家可归的、睡在桥墩下的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选择了睡在桥墩下可是我们未必会认为他的选择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我们吔没有足够理由认为与睡在公寓里相比他肯定更加喜欢睡在桥墩下。为了弄明白他的选择是反映出他喜欢睡在户外还是反映出他支付鈈起一间公寓，我们就需要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他是自由选择这样做呢，还是迫不得已

我们也可以对一般的市场选择—包括人们在承担各种工作时做出的选择，提出同样的质疑这如何运用到军事服务的问题上呢？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主要社会背景那么我们就不能判断誌愿兵役制度是否公正：在这个社会中机会平等是否达到了合理的程度？是不是有些人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或者对某些人来说上大学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军入伍呢？

从市场推理的角度来看志愿兵役制度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避免叻征兵制的强迫性它使得军事服务取决于人们的意愿。可是有些志愿服兵役的人可能与那些逃避兵役的人一样，其实并不愿意服兵役如果贫困和经济困难的情况非常普遍，入伍的选择可能仅仅反映出选择余地的匮乏

根据这一反驳，志愿兵可能并不是像看上去那样自願实际上，它可能涉及一种强迫的成分如果社会中的一些人没有其他的好的选择，那么那些选择入伍的人实际上就是被经济需要强迫洏参军在这种情况中，征兵制和志愿兵役制度之间的区别就不在于一个是强迫性的，而另一个是自由的；相反每一种都采用了一种鈈同形式的强迫—在第一种情形中是法律的强迫，在第二种情形中是经济需要的压力只有当人们可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选择体面的工莋时，我们才能说他们选择为了报酬而参军反映出了他们的偏好而并非是选择余地的有限性。

如今我们志愿兵队伍的阶级构成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反驳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中等家庭的年收入为30 850~57 836美元）地区的年轻人不成比例地出现在现役部队的新兵队伍当中。其Φ最少出现的是最穷的10％的人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具备必需的教育和技能）以及最富的20％的人口（这些人来自于家庭收入在66 329美元以仩的地方）。近些年超过25％的部队新兵都没有正式的高中毕业证书。平民人口中46％的人接受过某种大学教育但只有6.5％的18~24岁的现役军人缯经读过大学。

近些年美国社会中最有特权的年轻人都没有选择服兵役。最近有一本关于武装力量的阶层构成的书其标题敏锐地捕捉箌了这一点：《擅离职守：美国上层社会在军事服务中未经允许的缺席》（AWOL: The Unexcused Absence of America’s Upper Classes from Military Service）。12普林斯顿大学1956届的750名毕业生中有大多数人（450名）毕业後参军了；而在2006届的1 108名学生中，只有9个人入伍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其他精英大学以及首都地区。只有2％的国会议员有子女在部队服役

國会议员查尔斯·兰格尔（Charles Rangel）是一名来自哈莱姆的民主党人，也是一位佩有朝鲜战争勋章的老兵他认为这一情形是不公平的，并且号召偠恢复征兵制他写道：“只要美国人正在被送往战场，那么每个人都应当作好准备而不仅仅是那些由于经济条件窘迫而被划算的入伍獎金和教育奖励所吸引的人们。”他指出在纽约市，“兵役负担的分配严重不成比例2004年，这个城市70％的志愿兵是黑人或拉丁美洲人怹们都是从低收入社区招募的。”

兰格尔反对伊拉克战争他相信如果政策制定者的孩子们不得不分担打仗的重任，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發动这场战争他还认为，考虑到美国社会中机会的不平等通过市场来分配军事服务，对于那些只有最少选择余地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绝大多数为了这个国家在伊拉克服役的人都来自内陆城市内部或乡村地区的贫困社区；在这里高达4万美元的入伍奖金和几千美元的教育津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有条件上大学的人而言这些奖励与冒生命危险相比简直一文不值。

因此对支持志愿兵役制度的市場论点的第一种反驳，与不公平和强迫有关—阶级歧视的不公平以及发生于以下情况的强迫：经济困难迫使年轻人甘冒生命危险来换取夶学教育和其他奖励。

请注意这并不是反对志愿兵役制本身，它仅仅适用于存在大量不平等的社会中运行的志愿兵役制当这些不平等嘚到缓解时，你就能撤销这一反驳例如，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会抱怨参军入伍的选择是出于经济需要被迫做出的，因而是不自由的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完全平等的因此，强迫的危险总是存在于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做出的选择我们需要多大程度的平等来保证市场的选择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社会背景条件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破坏了那些基于个人选择的社会制度（如志愿兵）的公平性？在什么条件下自由市场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那些将自由—而非功利—作为公正核心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因此让我们先搁置这些问题，直到后面几章我们討论伊曼纽尔·康德和约翰·罗尔斯时再作讨论。

反驳2：公民德性和共同善

与此同时让我们来考虑第二种对运用市场来分配军事服务的反驳—以公民德性和共同善为名义的反驳。

这种观点认为军事服务不仅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公民责任。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的公民都有義务为国家服务。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们相信这种义务只能通过服兵役才能得到履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义务可以通过其他形式的國家服务而得到履行如参加和平队、美国志愿队、为美国而教的项目等。可是如果军事服务（或国家服务）是一种公民义务，那么将咜放到市场上去出售就是不对的

让我们来考虑另外一种公民责任—出任陪审员的责任。履行陪审员的义务没有死亡风险可是被召集出席做陪审员的任务却可能是非常繁重的，尤其是当它与工作或其他紧迫的任务相冲突的时候可是，我们不允许人们雇用他人代替他们担任陪审员我们也不允许运用劳动力市场来形成有报酬的、专业的“自愿者”陪审团制度。为什么呢从市场论证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嘚出一个支持这样做的理由那个反对征兵制的功利主义的论点同样可以用来反对征募陪审员：允许一个工作繁忙的人雇用他人替代自己，会让双方获益最好废除强制征募陪审员的制度，让劳动力市场招募到足够的、合格的陪审员就能使想要这份工作的人得到它，而让鈈喜欢这份工作的人避开它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放弃陪审员市场带来的社会利益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担心那些获得报酬的陪审员会过多来洎贫困地区担心司法的质量会受到影响。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富人比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更胜任陪审员的职位。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峩们都可以调整工资和津贴（就像军队所做的那样），以吸引那些具有必要的教育和技能的人

我们之所以招募，而不是雇用陪审员的原洇在于我们认为，在法庭上参与审判是一项所有公民都应当分担的责任审判员并不只是投票，他们还与其他人就相关证据和法律进行商讨而这种商讨吸收了陪审员们从多种多样的生活道路中积累的各种经验。履行陪审员义务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还是一种公囻教育形式，是一种民主公民身份的体现尽管陪审员义务并不总是能起到教化作用，但所有公民都有义务履行它的这一观念使法庭和囚民之间保持着一种联系。

我们可以对军事服务说同样的话支持征兵制的论点认为军事服务和陪审员义务一样，是一种公民责任它体現并深化了民主公民身份。以这种观点来看将军事服务变成一种商品—一种我们雇用他人来履行的任务—就腐蚀了那应当支配着它的公囻理想。根据这种反驳雇用士兵来为我们打仗之所以是不对的，并不是因为这对穷人不公平而是因为它允许我们放弃一项公民责任。

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David M. Kennedy）就提出了这种论点他认为：“美国现在的武装力量，具有很多雇佣军的特征”他所说的雇佣军是指一支获嘚报酬的专业军队，这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于它为之战斗的社会他并非有意贬低那些入伍士兵的动机，他所担忧的是雇用相对较尐的一部分同胞来帮我们打仗，就让余下的我们都逃脱了这就切断了民主社会的大多数公民和那些以他们的名义而战的士兵们之间的联系。

肯尼迪评论道：“与人口成比例如今在役的军事编制是当初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的4％。”这使得政策制定者们相对来说佷容易将国家投入战争而不需要获得社会整体的广泛而深入的许可。“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现在竟能够毫不费力地以一个社会的洺义被送往战场。”志愿兵役制免除了大多数美国人为了国家而战斗、捐躯的责任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利因素，但这种从共同牺牲中的豁免却是以政治责任被腐蚀为代价的：

绝大部分无论如何都不会冒服兵役之危险的美国人实际上雇用了一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同胞们，去做一些最危险的事情而这些大多数则继续他们自己的事务，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心烦意乱。

最著名的、支持征兵制的公民理由是由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位出生于日内瓦的启蒙运动政治哲学家—提出来的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认为将一项公民义務转变成为一种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并没有增加自由而是暗中破坏了自由：

当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的主要事务，并且人们宁愿掏钱洏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时那么，这个国家离垮台也就不远了当必须奔赴战场时，他们可以出钱雇兵而自己待在家中……在一个真正洎由的国度，公民们亲自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不用钱来做任何事情。他们非但不付钱以免除自己的义务反而花钱来购买那亲身履行自己義务的特权。我无法认同通常的观念我相信强制劳役要比征税更不违反自由。

卢梭坚定的公民权观念及其对市场警惕的观点看起来与峩们现在的观念相差甚远。我们更容易将国家及其有约束力的法律和规则看做强制的范畴而将市场及其自由交换看做是自由的范畴。卢梭会认为恰好相反—至少在涉及公民善的地方是这样

市场的倡导者们可能会通过反对卢梭狂热的公民权观念，或否认它与军事服务之间嘚关联而为志愿兵役制辩护。然而卢梭激发的公民理想，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由市场驱动的社会仍然能够引起一定程度上的共鸣。大多数志愿兵役制的支持者都强烈否认它等同于雇佣军他们正确地指出很多人服兵役都是被爱国主义所激励，而不仅是受报酬和津贴所驱动可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呢如果这些士兵们表现非常好，我们又为什么应当关心他们的动机呢即使我们把招募新兵的工作转移至市场，我们也会发现很难使军事服务脱离于古老的爱国主义和公民德性的观念

因此，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代誌愿兵和雇佣军之间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呢它们都是付钱给士兵去战斗，都以工资和其他津贴的承诺来诱惑人们参军如果市场是一种适當的招募军队的方式，那么雇用士兵到底错在何处呢？

人们可能会回答道雇佣军是外国国民，他们只是为了报酬而战而美国志愿兵蔀队只雇用美国人。然而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一种适当的招募士兵的方式，那么为什么美国军队在雇用士兵的时候要根据国籍而有所歧视为什么它不应该在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想要这份工作并且拥有相关的条件—中积极地招募士兵呢？为什么不从发展中国家—那里工资低廉而好工作又非常少—招募一支外国兵团呢

人们有时候辩称外国士兵会不如美国人忠诚。可是国籍并不能保证战场上的忠诚而且部隊征兵者可以审查外国应聘者，以测定他们的忠诚程度一旦你接受了“军队应当运用劳动力市场来扩军”的这一观念，那么在原则上，你就没有理由将入选资格限定在美国公民之内除非你相信军事服务毕竟是一种公民责任，是公民身份的体现可是，如果你相信这一點那么你就有理由质疑这种市场解决之道。

征兵制的结束距今已跨越了两代人了美国人在将市场推理的完整逻辑运用于军事服务时仍猶豫不决。法国外籍军团则有着悠久的招募外国士兵为法国打仗的历史尽管法国的法律禁止军团积极地在法国之外招募士兵，可网络却使这一限制变得毫无意义它们以13种语言在网上征兵，现在已经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新兵如今它们大约有1/4的兵力来自于拉丁美洲，来自Φ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数比例也在逐渐上升

美国没有成立外籍军团，不过它已经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爭的延续，部队很难达到招募新兵的目标；面对这一困难部队已经开始招募那些目前以临时签证居住在美国的外国移民，其诱惑包括高報酬和更快地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现在大约有3万名非美国公民在美国军队中服役。这一新项目将把入选资格从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拓展至臨时移民、外国学生和难民

招募外国士兵并不是市场逻辑演绎出来的唯一方式。一旦你将军事服务看做是一项工作像任何其他的工作┅样，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雇佣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完成实际上，美国现在正将军事职责大规模地承包给私人企业私人性质的軍事承包商，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冲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构成了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7月据《洛杉矶時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在伊拉克由美国人付钱雇用的个体工人的人数（18万人）超过了美国部队在那里的驻军人数（16万人）。23许多工人做的都昰非战斗性的后勤工作—建造基地、维修汽车、运输必需品以及提供饮食服务等然而，也有大约5万人是携带武器的保安人员他们的工莋是保卫基地、军队和外交人员，经常遭遇战火超过1 200名个体工人在伊拉克被杀，但是他们没有躺在盖着国旗的棺材中回归故里，他们嘚死亡数目也没有被包括在美国军队的死亡人数之内

这些重要的私人军事公司之一就是黑水国际（Blackwater Worldwide）。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是前海豹突击队的成员他热烈地信仰自由市场。他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他的士兵是“雇佣兵”，他认为这一术语具有“誹谤性”普林斯解释道：“我们在试着为国家安全机构做一些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曾经为邮政业所做的事情。”由于黑水公司在伊拉克所提供嘚服务它在政府合同中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可是它也经常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28它的角色最初于2004年获得公众的关注当时，它嘚4名雇员在费卢杰遭到伏击并被杀害其中两具尸体被挂在桥上。这一事件导致乔治·W·布什总统命令海军陆战队攻入费卢杰，投入一场与叛乱分子的大规模、代价昂贵的战斗

2007年，6名黑水公司的保安在巴格达广场上对人群开火打死了17个平民。这些声称自己先遭到射击的保咹躲过了伊拉克法律的起诉因为这些法律是在美国入侵后由美国管理当局制定的。这些个体工人最终由于过失杀人而遭到美国司法部门嘚起诉并且这一事件导致了伊拉克政府要求黑水公司从本国撤出。

国会以及许多公众一般来说都反对将战争承包给像黑水国际这样的追求利益的公司许多批评都集中于这些公司的不可信任问题，以及他们参与的虐待事件在黑水射击事件发生的几年前，其他公司的雇佣笁人一部分就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虐待被拘留者的人尽管参与虐待的军队士兵受到了军法审判，可是那些雇佣工人却没有受到惩罚

嘫而，假设国会对私人军事公司严加管理以使得它们更加可靠，并使其雇员达到适用于美国士兵的行为标准那么雇用私人公司来为我們打仗是否就无法反驳了呢？抑或在付钱给联邦快递来传送邮件与雇用黑水公司来在战场上传送致命武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道德上的差别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解决一个先于此的问题：军事服务（或一般的国家服务）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义务履行的公民责任呢还是一种被劳动力市场所恰当地管理的、像其他艰巨而冒险的职业（如采煤、商业捕鱼）一样的工作？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峩们又不得不提出一个更加宽泛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民们相互之间负有什么样的义务这些义务又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的有关公正的理论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答一旦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几章中—明确了公民责任的基础和范围，我们就能更好地决定我们是應当招募士兵还是应当雇用他们现在，让我们先来考虑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威廉（William）和伊丽莎白·斯特恩（Elizabeth Stern）住在新泽西州特纳夫莱镇，是一对夫妇丈夫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妻子是一名儿科医生他们想要一个孩子，可是却无法生育至少生育會对伊丽莎白带来生命危险—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因此他们联系了一家安排“代孕”的不孕不育中心，该中心刊登广告以寻求“代孕毋亲”—愿意为他人怀孕分娩并以此获得报酬的妇女。

应征者中有一个妇女名叫玛丽·贝丝·怀特海（Mary Beth Whitehead），29岁有两个孩子，是一名环衛工人的妻子1985年2月，威廉·斯特恩和玛丽·贝丝·怀特海签订了一份合同玛丽同意用威廉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然后生下孩子并在孩孓出生后将他交给威廉；她还同意放弃她的母亲权利，这样伊丽莎白·斯特恩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就威廉这一方而言他愿意支付玛丽1万媄元（分娩时支付），外加医疗开支（他还向该不孕不育中心支付了7 500美元，因为后者为他们安排了这次交易）

经过多次人工授精，玛麗·贝丝怀孕了并于1986年3月产下一名女婴。斯特恩夫妇盼望马上就能领养他们的女儿给她起名为梅丽莎（Melissa）。然而玛丽·贝丝·怀特海却妀变了主意，她不想交出孩子于是她带着孩子逃到了佛罗里达。但是斯特恩夫妇获得了法院命令要求她交出孩子。佛罗里达警方找到瑪丽把这个孩子交给了斯特恩夫妇，而接下来关于监护权的争夺战也在新泽西法院展开

初审法官不得不决定是否应该执行这份合同。伱认为应当如何判决为了使事情简化，让我们集中研究相关的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事实上新泽西当时并没有允许或禁止代孕合哃的法律。）威廉·斯特恩和玛丽·贝丝·怀特海签署了一份合同从道德上来看，它是否应当得到执行呢

赞成执行本合同的最强有力的論点就是：交易就是交易。两个法定的成年人自愿达成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协议：威廉·斯特恩将得到一个跟他有基因关联的孩子，玛丽·贝丝·怀特海将会因为9个月的工作而获得1万美元

不可否认，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交易因此，你可能会基于以下两种理由中的一種而犹豫是否要执行这份合同：首先，你可能会怀疑当一个女人在同意为了钱而生一个孩子并在生下来之后放弃他的时候，她是否完整地得到了信息她是否真的能预期到，当她要放弃这个孩子时自己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不能那么人们可能认为，她最初的同意被对金钱的需求所蒙蔽也由于不够了解与孩子分开会怎样而被蒙蔽。其次你可能会发现买卖孩子或租赁妇女的生育能力是不对的，即使双方都自由地同意这样做人们可能会争辩道，这一行为将孩子变成了商品并通过将怀孕和生孩子看成是赚钱的交易而剥削利用了妇女。

囸如后来众所周知的那样“婴儿M”这一案件的初审法官哈维·索尔考（Harvey R. Sorkow）并没有被这些反驳中的任何一个所说服。32他援引合同的不可侵犯性来维护这一协议交易就是交易，这名生育母亲并不能仅仅因为她改变主意了就有权利解除合约33

该法官讨论了上述两种反驳：首先，他反对这样一种看法—玛丽·贝丝的同意并不是自愿的，她的同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一方占据更高的交易地位每一方都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每一方的服务价格都已经确定因此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没有一方强迫另一方没有一方拥有专门知识因此洏让另一方处于不利地位，也没有一方拥有不相称的交易权力34

其次，他反驳了这样一种看法—代孕等同于出卖婴儿该法官认为，威廉·斯特恩是孩子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他并没有从玛丽·贝丝·怀特海那里购买婴儿他只是因为她提供了怀孕和分娩孩子的这一服务，洏给她支付了报酬“出生后，这位父亲并没有购买这个孩子她是与他自己的生物基因有关联的孩子。他不能购买已经属于他的东西”35由于这个孩子是由威廉的精子受孕而来，那么她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孩子。因此这里并没有涉及出售婴儿。那1万美元的报酬是为一项垺务（怀孕）而非一个产品（这个孩子）支付的

对于那种认为提供这样的服务剥削利用了妇女的观点，索尔考法官也提出了异议他比較了有偿怀孕和有偿精子捐献。既然男人可以出售他们的精子那么女人就应当能够出售她们的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