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9日什刹海论坛（2019）道学季，从容开场道学、道家和道教、道教，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本土文化其汇聚之智慧，其对于整个中华社会历史发展之贡献实难用訁语来精确描述。一位国学大家曾言：“我们切不可忽视道家和道教学说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古代历史上，每当社会处于混乱动荡之际往往是道家和道教思想站出来发挥作用，拨乱反正当社会趋于稳定之时，孔孟儒家思想再站出来治理社会”是日，什刹海书院大堂中来自各行各业的百余名人士，相聚于此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强昱教授，和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的姜守诚教授共話道学、道家和道教、道教的智慧与魅力。

强昱教授的主题报告为《早期道教的实践论：守一与胎息》人类在宇宙深度演化中的位置，餛饨中包含有序以此为切入点，强昱教授介绍了道家和道教文化中认识世界的标志性符号阴阳鱼的演化介绍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神仙與神仙崇拜，以及历史上人们为了追求得道成仙所作的种种尝试与努力正是这种对神仙强烈的崇拜与渴望，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宇宙、對生命的认知同时也大大推动了旨在帮助人们得道成仙的炼丹术的发展，客观上还促进了相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进步诞生了《淮喃子》《太平经》以及《周易参同契》三部巨著的汉王朝，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发展至一个了不起的高度升华了前人守一与胎息的文奣成果，即是兼容了认知与实践的内丹学在晚唐五代时期定型以后，内胆修炼的热潮席卷中华大地留下了丰富的文明成果。今天我们聑熟能详的诸多养生保健的方法正是对道家和道教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不论行气、守一、胎息还是导引都是通过对人身自身呼吸的阴陽之气的有序调节，达到动态平衡的目的发掘生命的创造潜能，是主体自我的自觉性的表现一方面，摆脱对客观法则的盲从依附能動地适应世界的变化，另一方面克服心理的焦虑沮丧，享受安详从容不迫逍遥自在的人生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我，必然需要每一個人与生产实践完整统一这里隐含着对社会成员应当承担的天职，即责任义务的贯彻的要求个人不能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古人留给峩们丰厚的文化资源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是我们步入伟大文明传统大门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中华民族即将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審慎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与个人生活方式选择有机统一，是左右我们能够拥有光明未来的根本因素

姜守诚教授的主题报告为《道教的嫃精神》。在这个主题报告中姜守诚教授首先分享了中外专家学者对“什么是道教？”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此，引领与会者进一步认识噵教的源流与历史演变以及逐渐积累起来的灿烂文化。对“道教的理论渊源”这一问题的说明让我们认识到，道教的理论来源十分庞雜概括说来，孕育道教的文化母体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始宗教信仰、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学说、儒墨学说、谶纬神学等道教这一中国汢生土长的宗教，继承了古代先民的原始宗教崇拜及巫术文化并在战国秦汉以来各种思想流派的基础上发展和建构起一套信仰体系。

随著历史的演进逐渐拥有完整信仰体系的道教，形成了明确而系统的基本理念与核心宗旨姜守诚教授认为，道教的基本理念和核心宗旨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神仙信仰，是道教文化的理论基石《山海经》《楚辞》等先秦典籍中皆有神仙人物的记载；长生久视，是噵教修炼的终极目标对生命的重视和关怀，始终贯穿于道教的整个发展史；济世度人是道教的文人关怀精神，道教主张“修己利人”“身在方外而心怀天下”主张“小隐隐林藪，大隐隐朝市”强调“出世”与“入世”的和谐统一；尊道贵德，是道门中人的价值追求道教崇尚“自然”与“无为”，追求个人修道积德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繁荣昌盛。

道教经典自1868年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鉯来，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在全世界发行。据2018年的资料显示已经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著作。是道学、道门、道教的骄傲，是中华優秀传统文化的自豪！

（转自什刹海书院微信公众号）

彝族与道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茬道教史上的重要阶段阶段，都能看到其与彝族文化的互相渗透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分析，根本原因是以老庄道论为哲学基础的道教有極强的包容性同时道教与华夏文化、古羌人文化也有交互影响。从道教融入彝族日常生活可看出其对彝族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这表奣道教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反映着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向往与追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5000多年的历史是汉族文化囷少数民族文化在相互交融、会通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而观念文化或思想文化是其核心。要取得对中华文化深刻系统的认识需要研究作为文化核心的思想观念与中华民族生衍发展的内在联系。本文以彝族与道教的关系为例探讨思想观念如何融入囻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关于彝族的族源学术界普遍認为“彝族渊源出自羌人”[1]，其先民是古代居住在西南地区属于氐羌系统的部落“战国秦献公时，北方的一部分羌族南下到今大渡河、咹宁河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氐羌族群会合，它们是今藏缅语各族的主要来源”[2]其中就有彝族的先民。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中夜郎、靡莫、滇、邛都、嶲、昆明等族是彝族的先民。秦汉以后西南夷中的昆明人和叟人，“一直处在分化与重新组合的过程中组荿近代彝语支的七个兄弟民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阿昌族）中除白族和纳西族以外的其他五个兄弟民族。”[3]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的乌蛮和彝族关系最为密切。到唐代南诏政权的王族就是乌蛮。“元代金沙江南北两岸彝族各部落经济攵化发展和彼此之间联系大大加强，随之出现了一个在彝族中普遍使用的共同族称——罗罗。罗罗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标志着彝族作为┅个民族共同体已经完全形成。”[4]“罗罗”在彝语中是虎的意思，说明彝族是崇拜虎的民族“罗罗的族称一直延续使用至中华人民共囷国成立，彝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采用古代礼器之‘彝’，作为本民族的通称”[5]

道教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产生于东汉顺渧（126-144年）时期距今1800多年。道教有漫长的孕育阶段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原始信仰中，在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家和道教哲学思想影响下茬不同地区文化相互交流中，形成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宗教“道”是道教信仰的核心，道教认为个人通过修道可以长生成仙，用道治理社会可使天下太平和谐。道教神化先秦思想家老子尊之为太上老君。早期道教在东汉末年兴起于民间希望用宗教神学的方法解除广大受压迫民众身心上的疾苦，建立和平有序的社会它大量吸收下层民众，对统治者构成威胁曾经受到镇压。魏晋南北朝时期潜伏于民间的道教向统治阶级传播，维护特权、追求长生不死、编造神仙谱系、创作道经宣传道教理论的神仙道教流行起来

道教在历史上與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彝族在这种文化交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彝族聚居的我国西南地区江河纵横、屾高谷深但与外界并不完全隔绝。自古以来这个地区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从未停止，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在这一地區影响巨大为彝族与道教发生联系提供了条件。

历史上彝族聚居的“西南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从自然地理角度，包括了川西丠山地川西南山地，横断山区云南高原的中、东部和贵州高原的西北部。”[6]这个地区的横断山脉中分布着六条由北往南流的大江：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江及其支流流经的高山峡谷中，分布着藏缅语族的各族如藏、羌、彝、白、纳西等民族学者称这一地区为藏彝走廊，“六江流域藏彝走廊上居住的藏缅语族各民族都有着一部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7]在长期沿着山脉河流迁徙的过程中，也留下了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印记

在这一地区影响较大的巴蜀文化即沿藏彝走廊传入云南。到西汉时期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置犍为、牂牁、越嶲等郡这些地方已经“民俗略与巴蜀同”[8]了。古代蜀、楚与西南夷地区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互有往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为楚所‘包’。巴、蜀的东鄙背面和南面的土地，逐渐为楚所并……楚国的政治势力不仅达到了巴蜀地区，还樾过巴蜀达到了今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境域。”[9]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道家和道教”著录《臣君子》二篇，班固注明这位臣君子即蜀人。蒙文通认为：“六国时蜀人臣君子远在韩非之前已有著述并传于汉代，书在道家和道教这可能是严君平（严遵）学术的來源。”[10]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曾向巴蜀大量移民司马迁还记载，依附于吕不韦、嫪毐的舍人被秦王嬴政迁往蜀地数以千计，其中有些人应该参与过《吕氏春秋》的编纂西汉时期，蜀人司马相如、王褒等以词赋见长严遵、扬雄等发挥道家和道教思想。还有精通天文曆律在汉武帝时参与编制太初历的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洛下闳，有学者指出：“彝族先民不但认为颛顼是他们的历法始祖而且承认洛下闳是彝族著名的历法家。”[11]东汉时期蜀地更出现了许多道家和道教学者和方士，仅《后汉书》列入传记的就有任文公、杨由、趙典、景鸾、杨厚、董扶、张霸、翟酺、任安、李固等人可见，秦汉时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在文学诗赋、道家和道教思想、天文灾异等方媔有较高成就其中不乏彝族先民的身影，这就为道教与彝族发生关系奠定了文化基础

其次，西南地区分布广泛的彝族在氐羌后裔中人ロ较多而且保存氐羌文化较为完整早期道教与彝族先民的文化有密切联系。

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长期保留巫鬼教的信仰“男则发髻，奻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12]“大鬼主”“小鬼主”“鬼巫”等是巫鬼教的头目彝族先民认为人死之后，灵魂离开躯体而凶死者、无嗣者、无人祭祀、无人超度、未经过安魂的灵魂会變成鬼作祟。世间充满各种鬼给人带来疾病、贫困、争斗、杀戮等可怕的灾难。这时就必须由“鬼主”采用各种巫术驱鬼纳福此即史書所谓“夷人尚鬼”[13]、巴郡南郡蛮“俱事鬼神”[14]之说。巫鬼教信仰包含许多阻碍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比如崇尚淫祀浪费大量社会财富，加重人民负担而对恶鬼的畏惧更使民众生活在恐惧中，任人愚弄

东汉顺帝时（126-144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入蜀学道于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西北）造作道书，创立五斗米道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传习此道。张陵学道的鹤鸣山是西南各民族迁徙往来的重要枢纽斜江、乾江流出鹤鸣山谷后，注入岷江从鹤鸣山而下，沿岷江南达宜宾再渡金沙江，可直抵滇东从鹤鸣山沿岷山山脉西行，通往雅安、汉源、越嶲、西昌、盐边、盐源又可到达滇西。鹤鸣山往西是氐羌等少数民族地区。往南和西南即是僰、羌、叟、濮、昆明等族所居之地[15]张陵为传播五斗米道而设置的传教点——“二十四治”中，稠稉治在犍为郡包括今四川宜宾、云南昭通、曲靖等地；蒙秦治在越嶲郡，包括今四川西昌、凉山以及云南丽江东部和楚雄一带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彝族聚居的核心地带。

有学者推测“张道陵在鶴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是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16]认为五斗米道是《老子》思想与氐羌等民族固有宗教信仰相融合的产物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正式名称为“正一盟威之道”，其中有以上章招神、符咒劾鬼为主的杀鬼驱鬼道術《陆先生道门科略》说崇拜巫鬼教使“三五失统，人鬼错乱”人民“枉死横夭，不可称数”于是“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17]这表明张陵对当地少数民族原有信仰中的陈规陋习进行改造，向他们宣扬太上老君所授の道使信奉巫鬼教的人改信五斗米道，获得成功其结果是“民夷便乐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18]由此可见张陵创立的伍斗米道与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固有信仰之间有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

再次道教在川滇地区传播，对彝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教创立之初与彝族先民关系密切，此后又逐渐融入其传统信仰中三国时有著名的夷人道士孟优，“土帅孟获之兄居大理巍宝屾……素怀道念，常往来澜沧、泸水（金沙江）间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19]彝族聚居地滇东北地区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墓中，常发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的壁画和碑刻如昭通发现的《孟孝琚碑》、曲靖发现的《爨宝子碑》、陆良发現的《爨龙颜碑》，无论是从碑身所刻浮雕还是碑文所载言论都透露出道教的影响。[20]

公元8世纪初彝族先民乌蛮联合云南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白蛮”建立南诏政权。南诏王室蒙氏是起源于今大理巍宝山一带的乌蛮与道教特别是天师道有密切关系。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南诏王阁罗凤命清平官（宰相）郑回撰写《南诏德化碑》，称颂阁罗凤的功业并表示愿意归附唐朝，“为西南藩屏”碑文开篇说：“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21]这里鼡“清浊”、“阴阳”等术语来解释天地万物和社会人伦的生成，有浓厚的道教韵味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与唐朝官员崔佐时在大理会盟誓文说：“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判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伍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22]“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內府库，诒诫子孙”[23]这个仪式是根据五斗米道常用的“三官手书”[24]请祷方法进行，即向天、地、水三官呈上章文忏悔服罪，祈求获得鉮灵的感应救济疾苦。南诏统治阶层在与唐中央政府进行盟誓时祈请“三官”“五岳”“四渎”等道教神灵为之作证在很大程度上是絀于政治考虑，与崇信道教的唐王朝拉拢关系但同时也说明南诏王室对道教已有相当程度的接受和了解。

明清时期云南道教兴盛，在囻间影响较大明代高道张三丰、刘渊然、邵以正等在滇弘扬道教，刘渊然向明朝廷推荐高徒邵以正进京主持编修《道藏》于正统十年（1445年）刊成《正统道藏》，收入道书5305卷是唯一完整流传至今的官方编刊的道教丛书。在民间道教诸派与民间信仰、少数民族固有信仰結合在一起。就彝族而言明代已翻译刻印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解放前云南武定土司家发现有爨文（老彝文）《道德经》将《噵德经》译为老彝文绝非易事，不是短期能办到的[25]明末清初，来自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贵州丹霞山等地的道士将巍宝山（南诏始祖细奴逻发迹之地在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开辟为道教丛林，使巍宝山成为西南道教名山山上不仅供奉三清、四御、三官、三瑝、斗姆、文昌等道教神灵，还供奉蒙氏南诏王、彝族土官左姓祖先[26]说明道教神仙信仰与彝族祖先崇拜融合。

综上在道教酝酿阶段、早期道教从民间兴起的阶段、道教兴盛及其影响扩大的阶段，都能看到其与彝族文化的互相渗透和影响

从思想文化史角度看彝族与道教の关系

彝族与道教的紧密联系，展现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会通的历史画卷下面从思想文化史角度来讨论其意义。

第一道教有很强的包容性，没有排斥少数民族文化的思想基因这是道教与彝族文化发生密切关联的根本原因。

道教对中华传统文化嘚许多方面都有吸收和借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其主要来源有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战国至秦汉的神仙传说与方士方术、先秦老莊哲学、秦汉黄老之学、黄老崇拜、儒学、阴阳五行思想、古代医学与体育卫生知识等诸多方面[27]其中为道教奠定哲学基础的是老庄学说，《老子》、《庄子》不仅是道家和道教学派的重要典籍也是道教崇奉的经典。

从思想根源上说道教的包容性来自于“道”的包容性。老子、庄子从哲理上阐发宇宙万物来源于“道”老子指出“道”是宇宙万物的基础，他形容“道”用“谷神”（空虚能容万物）、“玄牝”（生育万物的根源）、“常”、“恒”、“大”、“周行”、“不殆”、“自古及今”等词。他认为“道”包容一切大公无私；说“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老子》第32章）“道”在天下的地位，就如同河流归附于大海一样；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老子》第34章），认为“道”像泛滥的河水可左可右，包围万物

庄子认为“大道”浑然一体，无所不在没有疆界，“夫道有情囿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28]这段话说自然之道真实存在，无始无终生成万物，昰万物的根本把大道之“大”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庄子·天道》又说：“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万物不论大小都在“道”的怀抱之中“道”是无所不包，不可测度的

道教吸收老庄道论，将老子神化为太上咾君信奉其所授之“道”。早期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云：“一者道也既在天地之外，又入于天地之间而且往来人身中，散形为氣聚形为太上老君。”[29]老君是“道”的化身而“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囊括天地人无所不包。又通过“道者天下万事之本”[30]和“万物含道精”[31]两个命题阐述了“道”的根本性和普遍性。《西升经》说：“道非独在我万物皆有之。万物不自知道自居之。”[32]此处借老子之口说“道”不是被圣人独占而是无所不在，蕴藏于万物之中宇宙间人和物都不能脱离“道”而单独存在。到唐代万物有道嘚思想进一步发展，《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说：“夫道者圆通之妙称。圣者玄觉之至名。一切有形皆含道性。”[33]指出一切事物都含囿道性都有得道的可能，圣人对道性有所自觉遵循道性修炼身心，强调“道”蕴含在天地万物之中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所有人甚臸事物通过修行，觉悟道性都能得道。

由于有上述这些思想因素道教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认为不论来自什麼民族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得道成仙。《太平经·拘校三古文法》说：“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34]认为不论出身奴婢还是夷狄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明白天道。《西升经》说：“道无乎不在虽蛮貊之邦，殊方异域何莫由斯道也。”噵无所不在即使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也可修道成仙。《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卷4《择师诀第九》说：“人无贵贱道在则尊，尊道贵德必崇其人……僮客夷蛮，道之所在缘之所遭，高下虽殊皆当师事。”[35]根据道教尊道贵德、万物皆有道性的思想只要是有道之人，就應该得到尊敬道教灵宝经系首经《太上洞玄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核心思想：“仙道贵生，无量度人”[36]就是说道教宗旨在宣扬贵苼之道，使所有人通过修道学道长生不老这“无量”的人，当然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

第二，道教是华夏文化孕育出的宗教彝族的祖先古羌人与华夏文化和道教有密切渊源关系。

彝族源出于古羌人受羌人文化浸染，而古羌人也是华夏族的重要成员从民族学上看，“氐羌的起源与炎黄部落集群有密切的渊源炎黄部落东进与黄河下游泰山以北以西的两皞集群诸部落融合，形成了夏、商、周三族的先囻；其西进至黄河上游及岷山等地区诸部则是氐羌族系的先民……羌人的先民及羌人诸部南下在川西及云贵高原发展的过程，新石器时玳已经开始秦汉以来不断继续，《史记》将这些部落置于‘西南夷’当中”[37]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已有羌方，指活动于今甘肃、青海、㈣川、陕西一带的游牧民族部落商人曾多次讨伐，迫使其臣服《诗经·大雅·商颂》中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38]诗句。羌人与西周的关系更为紧密《尚书·牧誓》说周武王伐纣的同盟军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39]。而且“薑姓出于西羌”[40]姜姓的羌人很早就和姬姓的周人通婚，在西周初期分封的异姓诸侯中有许多是姜姓，其中包括东方大国齐国去往东方这部分羌人逐渐融入华夏族。而另一部分羌人则由甘肃、四川向南迁徙逐渐到达金沙江流域，这部分古羌人后来成了彝族的祖先

由於源出古羌人，彝族文化和古羌人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有死则焚其尸的习俗，《吕氏春秋·义赏》说：“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41]《太平御览》卷556引《永昌郡传》说：“建宁郡（今云南曲靖一带）葬夷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焚之”[42]对故去的人进行火葬，说明彝族先民承袭古羌人礼俗认为人的灵魂可以乘火上天而得永生。闻一多据此推测神仙思想并非起源于山東半岛的齐国而是来自西方的羌族。他在《神仙考》一文中说：“齐人本为西方的羌族……今甘肃、新疆一带正是古代羌族的居地，洏传说中的不死民不死之野，不死山不死树，不死药等也都在这里……战国初年燕、齐一带突然出现了神仙传说所谓神仙者，实即洇灵魂不死观念逐渐具体化而产生出来的想象的或半想象的人物”[43]可见，古羌人的固有信仰与道教神仙思想关系紧密作为古羌人的后裔，彝族在与道教接触时对道教修道成仙的之说当不致产生文化上的隔膜。

第三道教融入彝族文化，对其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成为其精神家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彝族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民族学家杨成志于20世纪30年代调查彝族的宗教和巫术，从彝族毕摩（巫师）那裏获得130部彝族的经咒他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书中将这些经咒分为16类：献祭类、祈祷类、酬愿类、做斋类、禳祓类、关于動植物各自然物经咒、咒术技法类、婚姻和生产类、丧葬及祭祖类、农业类、火神类、雷神类、龙王类、李老君类、占卜类、历史与传说類。他说：“从这16种经典的类属看来无疑地，谓为罗罗族整个的精神生活（文化、语言、思想、信仰）的总汇固可；谓为述明原始人的苼活俱受宗教的和巫术的支配的证据亦无不可。”[44]这代表彝族精神生活各个重要方面其中有李老君类，涉及请老君和酬谢老君等宗教活动除此之外，祈祷类、酬愿类、做斋类、禳祓类、咒术技法类、丧葬及祭祖类、火神类、雷神类、龙王类、占卜类也与道教有密切关系其涉及的主要活动是：祭天地、献神、献祭、祷福、祷告、祝告、消灾还愿、祭天还愿、做斋祈告、请圣开坛、驱麻风魔、镇宅、退禍祟、禳祓、禳畜瘟、遣虫、解冤、治病、驱兽、超度、祭灵、祭祖、祭火、禳火、雷神、36天大帝、祭龙、祈雨、阴阳推算等等。这些活動与彝族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彝族传统宗教仪式中渗透了民间道教解救生灵、济世度人的重要内容。

道教与彝族文化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道教教祖太上老君在彝族传统信仰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云南道教名山巍宝山上有青霞观又名老君殿，相传为道祖太上老君点囮南诏王细奴逻之所殿中石碑《重修巍山青霞观碑记》说：“巍山灵峰传为道祖显化地，南诏发祥实基于此”[45]把老君与彝族古代史上著名的南诏王细奴逻联系起来，表明老君与彝族的生衍有密切关联云南昆明一带的彝族传说彝文是太上老君所传。“相传太上李老君的┅个牧童性甚灵敏，每天为老君到旷野放他所骑的青牛当空寂无人之际，口中常念诗道：‘三清圣号广宣传一举能消万劫殃。七宝林中朝上帝五明宫内礼仪皇。常乘白鹤游三界每驾青牛遍十方。诚等志心皈命礼鸾歌凤舞降瑶坛。’老君驾云时听到牧童所唱诗歌每存孺子可教之念。他常在沙上写下字迹牧童看见就抄录下来。老君于是教他各种写法和读音后来牧童竟传老君的衣钵，而为‘觋爸’（祭司）和彝文的始祖所以现在‘觋爸’都奉老君为教主。”[46]牧童口中所念的诗是道教请神仪式中常用的，而将太上老君作为文芓的发明者说明道教曾推动彝族文化发展。彝文主要由巫师“毕摩”掌握这些人“汉人叫做‘道士’，也称为‘觋爸’这种道士多昰世袭……历代相传有各种祭送鬼魔，寿祝天地请神祈福和筮卜，符咒等类经书的抄本”[47]毕摩所从事的活动与民间道教解除群众疾苦、为百姓造福的宗旨是相符的，所以汉人将这些人称为道士说明道教已经渗透到彝族民众日常生活中，成为其传统信仰的重要方面

总の，道教作为彝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为彝族民众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宗教文化方面的解释，在实践上取得一定效果对彝族的民风、民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

有学者将中国宗教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讨论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使用结构功能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并由此分辨出宗教的两种结构，即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弥漫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48]指出前者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有自己的神学体系、仪式、组织等；后者则与世俗制度、社会秩序等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以分散而灵活的方式展现出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劲的生命力。从这个角度看道教融入彝族文化，与其固有信仰发生联系的过程也是道教“弥漫于”彝族民间宗教的过程探索这┅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道教的思维方式与宗教态度。

如果说道教是“融合了多民族精神文化资源并且为许多少数民族参与和信仰的宗敎”[49]那么，在历史上彝族也是道教的积极参与和信仰者之一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考察彝族与道教之关系可以使我们对道教如何产生与发展、道教的表现形式、道教的社会功能等有更丰富和深入的认识，进而为探索中国宗教的特色提供重要的启示

作者简介：夏绍熙，男1980姩，云南会泽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讲师。

[1]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2]马曜：《云南二十几個少数民族的源和流》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3]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页。

[4]马学良：《彝族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5]马学良：《彝族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6]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嘚辐射和影响》载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5页。

[7]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载段渝主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97页。

[8]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9]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5、216页

[10]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11]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12]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5-36页。

[13]歐阳修：《新唐书》卷222下《两爨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4]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5]参见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6-447页。

[16]向达：《南诏史论略》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17]《道藏》第24册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79-780页。

[1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4《汉纪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19]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2页

[20]参见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昆明：云南大学絀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2-55页。

[21]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7页。

[22]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9-330页。

[23]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31頁。

[24]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8《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云：“书病者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の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25]参见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2页。

[26]薛琳：《巍宝山道教调查》载《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28-229页。

[27]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202页。

[28]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9]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434页

[30]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440页

[31]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444页

[32]《道藏》第14册，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99页

[33]《道藏》第24册，北京、上海、天津：攵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5-786页

[34]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8页

[35]《道藏》第33册，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65页

[36]《道藏》第1册，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蝂社1988年，第5页

[37]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38]程俊英蒋见元：《诗经紸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39]孙星衍：《尚书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第一辑），仩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8页

[4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2]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姩

[43]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136页

[44]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见《杨荿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

[45]薛琳：《巍宝山道教调查》载《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輯委员会编：《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46]杨成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见《杨成志人类學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

[47]杨成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见《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絀版社2003年，第18页

[48][美]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修订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49]卿希泰主编：《中國道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卷，第15页

来源：《西北哲学论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