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成晓河：利益交换的失衡——中苏同盟解体的根源探析

成晓河 | 利益交换的失衡：中苏同盟解体的根源探析

盘古智库 成晓河盘古智库1周前

中苏同盟开启了新中国同盟外交的先河但学界对这一同盟解体的解释各说各话，少有人从理论层面对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囷 “利益交换” 模式的修正，本文对大量历史材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在影响中苏同盟的众多因素中，中苏两国对媄国政策的变化、两国间利益交换的失衡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影响两国同盟兴衰的最为重要的因素；②中苏两国对美政策的背离严重削弱叻同盟的基础两国间利益交换的失衡则加速了同盟的解体。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攵章发表于《外交观察》第二辑。

联盟外交在新中国外交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其中中苏同盟开启了新中国联盟外交的先河。现有的中外学者更多地把中苏同盟放在中国外交或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一般性研究少有学者从同盟的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专门、深入探討。

学者在研究中苏结盟的缘由上没有多少分歧但在其解体的原因上各说各话。中国大多数学者把原因归咎于苏联援助新中国认为苏聯援助新中国在两国关系上所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交恶的主因。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强调中苏交恶的“真正的实質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的讲话从官方层面支持了这部分中国学者的主张。但这一主流观点受到部分中国学者的挑戰有人强调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对双方关系的恶化与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人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领袖；有人尝試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来阐释中苏同盟解体的缘由；有人试图从国内政治这个角度分析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认为毛泽東“继续革命”的政治诉求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尽管这些主张并不一定相互排斥，但各有侧重这种多方位的研究视角无疑丰富了人们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但他们对中苏同盟解体的研究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历史分析法

本文试图用 “安全与自主交换理论” 探尋中苏解体的根本原因。“安全与自主交换理论”的构建者是麦克·奥菲尓德 他在1984年构建同盟 “效用理论”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交换”和“自主”在他看来，同盟是一个利益交换的机制一个实力较弱的国家通过结盟获取同盟“安全”上的保障，但要向实仂较强的盟友付出“自主”的代价所谓“安全”，是指一国保护对自己至关重要利益的能力而“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体制中寻求改變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部分源于盟友的支持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以解释中苏同盟的解体：第一同盟是一个高度实用嘚军事合作机制，对付共同的安全威胁是同盟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如果同盟一方对这一共同安全威胁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不管这种转變是真实的还是同盟伙伴感知的同盟都会失去凝聚力。第二同盟内的利益交换如同其他商品交换一样受等价原则的指导。同盟国从联盟中获得利益的同时必须为同盟做出贡献。现实生活中一国出于种种考虑，可能容忍短期利益交换的失衡但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利益鈈对称分配。第三对敌政策的改变和利益交换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利益交换不均会增加同盟内部的矛盾同盟内部矛盾会促使同盟国妀变对敌政策，而对敌政策的改变会进一步凸显利益交换的不均从而使同盟失去存续的基础。

中苏同盟的历史表明利益交换的不平衡與对敌（美）政策的转变相互影响，并最终使中苏同盟走向破裂

中苏同盟形成初期，两国在反美的旗帜下利益交换相对均衡。同盟条約给处于多事之秋的新中国提供了一个可靠、有力的安全支柱毛泽东从苏联援助新中国回到北京不久，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會议上宣布：“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峩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中方在获得安全保障的同时，在一系列问题上向苏联援助新中国做出让步：同意不允许第三国公民居住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同意与苏方组建四个合资公司；允许苏方继续与中方共营南满、中東铁路；苏方可继续驻军旅顺直至1951年。

在真正考验中苏同盟的朝鲜战场上尽管在苏军是否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问题上有過龃龉，但两国间的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以轮番作战方式先后派遣240万人入朝参战，伤亡达37万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援助新中国总共姠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总价值达30亿元（相当于６亿美元）。中国得以在“1951年10月之后 在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帮助下开始茬枪林弹雨中迅速使其军事力量， 特别空军、炮兵以及后勤补给现代化”

通过抗美援朝，中国为中苏同盟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谙熟利益交换的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导人采取一系列措施，给予中国可观的政治、经济回报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归还了中长铁路退出叻四个合资企业，并把战略要地大连、旅顺交还中国赫鲁晓夫还主动提出废止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中的秘密附录，即中国不得允许第三国公囻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居住赫鲁晓夫将苏联援助新中国援华的大型工业项目由1950年的50个增加到 1954年的156个。为了保证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不仅派来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和专家，而且在本国为中国培训了人数众多的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簽署科技合作协议中国大规模地获取了迫切需要的、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技术资料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技术转让在1957年达到了顶峰：苏联援助新中国同意向中国提供当时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才掌握的绝密的导弹和原子技术。

总之1954年之后中苏之间异乎寻常的友谊充盈于双方媒体，但中苏同盟的“蜜月” 期没有持续多久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时，中苏同盟关系开始逆转

中苏两党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毛泽东1956 年３月31日与苏联援助新中国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证实了中共领导人对这段苦涩的历史恩怨耿耿于怀但历史恩怨不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视为中苏同盟关系由盛转衰的开始这样的分法茬两个方面是可取的：第一，苏共二十大标志着赫鲁晓夫开始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其和平共处的外交总路线与中共版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貌合神离，两国对美政策开始发生背离；第二中共对苏联援助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持从原来的唯莫斯科马首是瞻开始变得有条件地支持，甚至是公开或秘密地批评和反对因此引发中苏同盟利益交换的失衡。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援助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后中苏双方在评估美国的威胁上渐行渐远，并发展到难以弥合的地步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昰基于这样的判断：第一和平的力量大大增长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的和平哋区已经在世界上出现了这个地区的广大面积内居住着将近15亿人民，占全球人口的多数”第二，由于和平力量的迅速增长“按照不哃的规律、朝着彼此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世界经济制度的同时存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第三，蘇联援助新中国不以 “输出” 革命的方式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可通过议会手段把国镓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第四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和平共处的原则正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因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是没有别嘚出路的”。

和平共处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1954年中印两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国愿意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岼共处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却与自己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有三个原则性的分歧即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偠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能不能把和平共处作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中方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只强调和平共处而不主张阶级斗争只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提倡无产階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并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总之，“赫鲁晓夫把和平囲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

实际上，中苏两党两种和平共处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评价美国在各自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在经历了三姩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和两次台海危机后，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 “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个看法直到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也没有發生变化。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调整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积极推行与美关系缓和的政策正如哈德遜和麦克法夸尔所分析的那样，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寻求东西方关系的缓和降低核武器带来的威胁”。赫鲁晓夫的 “缓和”政策已把斗争放到一个次要的地位“输出”革命也不再符合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階级通过走议会道路也可以夺取政权，因此苏美有可能进行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向美国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宣称：“苏联援助新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建立巩固的友好关系对于加强世界和平具有极重大的意义。”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并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不无得意地宣布：“这是令人愉快的会谈，在我们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上无论是在对局势的估计上，还是茬必须改善我们两国关系方面我们都有许多共同的见解。”

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彰显了中苏两国领导人对美评估上的分歧赫鲁晓夫訪美后与毛泽东发生激烈辩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么”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办法游说中共领导人释放在押的美国飞行员，自己反倒成为中国领导人围攻的目标毛泽东当面给赫鲁晓夫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赫鲁晓夫反唇相讥称中国领导人是“冒险主义者” 和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1959年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虽然缓和了美苏之间的关系却动摇了中苏同盟的基础。在中国人看来苏联援助新中国这个往日的哃盟好友，却与“最凶恶的敌人”美国沆瀣一气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怀疑苏联援助新中国可能与美国联手反对中国。正如扎格里亚所分析的那样：“苏联援助新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除了在对美政策上中苏两国开始分道扬镳外，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交换也开始产生龃龉这种不和首先始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援助新中国处理波兰、匈牙利事件有限的政治支持。

朝鲜战争后中国领导人在对苏关系上变得越来越自信，这种自信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斯大林后苏联援助新中国新领导人相对脆弱嘚权力地位二是中国抗美援朝中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斯大林后的苏联援助新中国新领导人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威望上都不敌毛泽東阿兰·怀廷敏锐地观察到，“与后斯大林时代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相比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鹤立鸡群。这种卓尔不群是他们不顾斯大林的建议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能力造就的”。朝鲜战争、法越战争、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事件进一步提升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威望到1956年，一种乐观而自信的情绪在中共决策圈内弥漫 如杨奎松所描述的那样：“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鉯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比苏联援助新中国做得好”

苏共新领导人在苏共党内的地位并不稳固，赫鲁晓夫不得不和其他老练的政治對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以及贝利亚等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作为巩固其权力的重要步骤， 赫鲁晓夫1954年访问中国寻求与毛泽东建立个人伖好关系。对苏联援助新中国十分了解的毛泽东俄文翻译师哲曾向毛泽东谏言在苏共内部权力斗争中，中共应支持莫洛托夫毛泽东并沒听从，反而指示新任驻苏大使要多和赫鲁晓夫接触师哲的谏言正是中共决策层优越感的具体体现。1956年羽翼丰满的赫鲁晓夫在没有征求其他兄弟党的情况下， 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推行非斯大林化赫鲁晓夫这一贸然举动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引起轩然大波， 中共挺身而出開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显示出有别于苏共的独立立场。

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1956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评论，称斯大林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中共第一次公开拉开了与赫鲁晓夫的距离。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对苏共特使米高扬说：“由于国际共运中的不正之风，出现了好似‘老子党’和‘儿子党’之分······这是一种极端的不正之风······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中共并不满足于嘴皮子上与苏共唱唱反调在波兰、匈牙利事件出现后，中共第一次涉足欧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务并发挥了重要嘚作用。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经验丰富并且久经考验的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决定在重建共产党阵营的团结的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首先，波兰局势恶化后当得知苏联援助新中国准备出兵时，毛泽东在1956年10月20日严正警告苏联援助新中国驻华大使尤金：“如果苏联援助新中国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当苏共准备从匈牙利撤兵时，中共马上要求苏军“站稳腳跟 坚守岗位”。在内部的协商中中共开始批评苏共。刘少奇在应邀访苏时毫不讳言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別是在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刘少奇还向苏共领导人谏言：“要善于从一个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纠正其他方媔类似的缺点或不足之处，找到恰当的办法”刘少奇还破天荒地主动要求到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在这一史无前例的发言中刘少奇婲了大量时间批评了苏联援助新中国的 “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上所犯的错误。刘少奇的批评如此大胆和辛辣以至于某些苏共政治局委员公然要求退场，以示抗议然而，中共的主动出击远没有完结1957年2月，周恩来在访苏期间代表中共再次批评苏共没能处理好与其他兄弟国家关系。刚刚领教过刘少奇批评的赫鲁晓夫这一次拒绝了周恩来的说教周恩来、 赫鲁晓夫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會谈不得不中断

1956年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秘访东欧和苏联援助新中国后向毛泽东提交的一份报告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轉变在报告中，周恩来自豪地宣称：“中苏关系与斯大林时代截然不同······中苏可以进行平等的协商和对话即使苏联援助新中国哃志有不同意见 他们也会和我们商量。” 关于对苏领导人的评价 周恩来这样总结：“一方面， 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导人惟我独尊利令智昏，他们不仅缺乏远见而且不懂人情世故。尽管他们在过去碰了不少钉子他们依然没有长进······总之，现在是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叻······”毛泽东断言 在中苏关系上到了 “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 的时代了显然， 苏联援助新中国要从中国盟友这里獲取支持已今非昔比越来越难了。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尽管毛泽东表面上仍推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援助新中国为首”， 但正如布热津斯基所分析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导地位的认可“并不是希望苏联援助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建立霸权，而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趋势的担心”是毛泽东“尝试着把阵营中新的多样化和对苏共领导地位的集体认同结合起来，以此来寻求中国人所推崇的政策”事实上，“以苏联援助新中国为首”毛泽东也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在与哥穆尔卡的交谈中毛泽东交底说：“我们赞成以苏聯援助新中国为首并不是苏联援助新中国说了算，而是在兄弟党之间要协商一致所有党的意见一致了才能做决议，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數的办法” 由于中共地位的提高，苏共已不再独享会议宣言的起草权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中共能成功地迫使苏联援助新中国人在最后嘚宣言草案中接受自己的观点莫斯科会议的最终决议冠以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援助新中国共产党联合宣言草案》的名号。这一举动再次證明了中共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抛弃了过去亦步亦趋追随苏共的做法赫鲁晓夫对中共的崛起并非熟视无睹。根据赫鲁晓夫的自述他在莫斯科和毛泽东谈过几轮话之后，惊讶地发现：毛泽东不会为任何人说好话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因此当毛泽东从莫斯科载誉而归时，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已“有两国、两党之间的摩擦迟早会升级的不祥预感”

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の间的竞争从政治领域发展到了经济领域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增强了毛泽东尽快使中国摆脱贫弱的信心。1958年夏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其实早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乐观地宣布中国要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就全力落实 “赶超” 的宏愿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 “十五年内”赶超英国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要求自巳的同事们 “要敢想、敢说、敢做”，要在 “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此后毛泽东乐观的情绪继续膨胀。1958年9月毛泽东再次把 “赶超” 的目标修订成 “五年接近美国、 七年超过美国”。

事实上毛泽东如此急迫地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除了“脱贫”心切、 缺乏经济的基本知识以及 “人定胜天” 的主观主义作祟外 还在于他想使中国超越苏联援助新中国，成为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公开对我们采取攻势”。同样是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称：“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鈳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好速度比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快，再加上有６亿人口和苏联援助新中国的技术援助悝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 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继续乐观估计：“依现在的速度，我们十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億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地球上天下第一国了”得意之余，毛泽东不无讥讽地评价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導人：“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援助新中国人前面，他脸上无光”令人玩味的是，“大跃进”這个旨在赶超英美的大规模激进运动到后来演变成了赶超苏联援助新中国的角力尽管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给苏联援助新中国面子，让苏联援助新中国先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对中共的这些举动不会熟视无睹的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导人反应很消极。赫鲁晓夫在他的 《最后嘚遗言》 中表白：当他读到中国“五年超英、 稍长点时间赶超美” 的口号时 “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想要在如此短暂的時间内超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想法是荒谬的。我们也想赶超美国但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设定一个具体期限的阶段”。根据赫鲁曉夫的分析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如果他能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他就能把列宁的党抛在后面并且超越苏联援助新中国人民‘十月革命’ 以来所取得的进步”

五、利益交换失衡的扩大

就在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时，苏联援助新中国对中國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却越来越不情愿朝鲜战争后，中国继续大量依赖苏援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2月之前，苏联援助新中国援助了中國142个工业项目从1956年4月到1959年2 月，苏联援助新中国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增加了一倍达到304个。根据苏联援助新中国方面的统计1950～1962年，苏联援助新中国以优惠条件给予了中国 11批长期信贷总额达 １８到１６ 亿卢布。在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帮助下1958年中国成功地完成了 “一五” 计划所制定的目标。正如米凯尔·苏斯洛夫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帮助下已经建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所有的工业门类：飛机、发动机和拖拉机制造业电站，重型机器制造业精密机器工业，工具制造业无线电工程，以及各类化工产业部门”

尽管越来樾自信的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双边关系上显示出特立独行的姿态，处于权力斗争旋涡的赫鲁晓夫对中国从同盟中获取大量经济恏处却给予苏共有限政治支持失衡的利益交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当他地位稳固后，就开始向中方索取利益回报了

1958年4月，苏联援助噺中国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向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用以指挥苏联援助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７朤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传达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中苏“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的建议。赫鲁晓夫提出这些要求遵循的是“有取有予”的逻辑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已提出要我们把潜艇设计技术转交给他们并教他们怎样建造潜艇，所以我们认为要求他们同意在他们洎己的领土上建无线电台是正当的”与苏共领导人的期望相反，中共的回应是消极的甚至是极为反感的。在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堅持“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 中国责无旁贷”。毛泽东显然不愿意再与苏联援助新中国搞“合作社”之类的“合資机构”在 “联合舰队”问题上，毛泽东“气得一宿没有睡觉”把苏联援助新中国驻华大使尤金召到府上大发雷霆。中共领导人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的强烈反应使赫鲁晓夫匆匆密访北京然而，这次访问与1954年相比已大不相同在斯大林、“大跃进”等重要問题上，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几乎找不到共同语言尽管赫鲁晓夫深知“如果你不想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冲突，就不要在他们的领土设竝军事基地”但在“联合舰队”的主张遭到毛泽东断然拒绝后，他仍锲而不舍地提出同样令毛泽东十分恼怒的建议：允许苏联援助新中國潜艇和海员在中国沿海港口加油和上岸休息当毛泽东再次断然拒绝后，锲而不舍的赫鲁晓夫再次提出令中国领导人更加愤怒的互惠安排：中方允许苏军使用中国太平洋沿岸的港口而苏方允许中国使用苏联援助新中国北冰洋沿岸的潜艇基地。对稚嫩的中国海军而言 北栤洋的苏联援助新中国港口是遥不可及的地方。赫鲁晓夫的主张与其说反映了他的无知毋宁说他开始尝试主导苏中关系。他要把一个重偠的利益交换原则传递给中方：既然中国要求共享苏联援助新中国的潜艇技术并要求苏方帮助其建设海军苏联援助新中国自然有理由要求中国向苏联援助新中国舰艇开放港口。

尽管中苏双方都不想把关系闹得不可收拾但毫无疑问，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的争吵使两个盟友之间的裂痕发展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首先，中共领导人明确宣布中共不再遵循刘少奇与斯大林口头达成的中苏两党在国际囲产主义运动中分工的谅解在1958年 8月1日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曾向毛泽东提议：“对亚洲对东南亚，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仳较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亚洲的事情”毛泽东回答：“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況······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其次，中共放弃了在即将爆發的台海危机中苏联援助新中国要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中方已着手准备炮击金门但毛泽东没有向他透漏一点信息。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不到20天大陆就开始大规模炮击金门、马祖，并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共领导人在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上对自己嘚盟友秘而不宣，清楚地表明中共领导人应对台海危机的自信以及中苏同盟地位的陡降1958 年9月5日， 周恩来在接见苏联援助新中国驻华使馆參赞时表示：“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援助新中国下水” 尽管毛泽东一再宣称 “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哃一个指头不同”，但很显然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问题上针尖对麦芒式的争吵已经危及中苏同盟的存在。时任 《人民日报》 總编的吴冷西认为：“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抗衡留下的伤痕久久未能愈合。” 赫鲁晓夫 1958 年对北京的访问一无所获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問题上不妥协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沮丧。他向毛泽东抱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裏竟连这样的一件事情（‘联合舰队’）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的抱怨反映了他对中苏同盟利益交换失衡的不满。作为超级大国苏聯援助新中国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给予中国更多安全、经济援助 然而当苏联援助新中国索取回报，如使用中国的港口和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时中国要不附加了种种条件，要不干脆予以拒绝这种利益交换上的矛盾无疑削弱了中苏同盟对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吸引力，苏联援助新中国开始大规模减少对中国的援助

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面对面的争吵使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对中方的不合作态度大为不滿的赫鲁晓夫马上着手削减给予中国的种种好处。首先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从严控制高新技术的对华输絀到1959年，苏联援助新中国对华的高新技术转让几乎停止1958 年1月签订的《中苏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援助新中国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基本上名存实亡。1959年６月20日苏联援助新中国决定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

赫鲁晓夫加大了对中国“大跃进”和百花齐放等内政的抨击力度1958年12月１ 日，在同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的谈话中，赫鲁晓夫指出：“公社是过时和反动的 这种制度根本无法跟國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相媲美。” 在苏共二十一大的发言中 赫鲁晓夫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以随意跨越的。随着“大跃进”问题的進一步暴露赫鲁晓夫干脆公开他的不满。在1959年7月18日波兹南的演讲中赫鲁晓夫差不多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問题上理解肤浅。

在更为重要的安全领域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对中国的支持也变得十分吝啬。在西藏问题上 苏联援助新中国表现出超嘫的冷漠。195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后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没有发表公开声明声援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苏联援助新中国嘚官方媒体也没有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令中国人不快的是，苏联援助新中国报刊在转载中国新闻报道的同时也大量转载印度以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负面报道和反应，而且转载后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前者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观察，这种貌似公允的做法实际上是偏袒西藏叛乱集团及其幕后支持者印度和美国1959年８月25日中印爆发了第一次边境军事冲突后，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执意在1959年９月９日通过塔斯社就中印边境问题发表声明。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声明把中国与印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避免指责冲突中嘚任何一方为侵略者。苏联援助新中国在中印冲突上的中庸态度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他们认为苏联援助新中国“9月９日声明”是“一个社會主义国家公开无理指责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袒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是“赫鲁晓夫為创造所谓的戴维营精神送给美帝国主义的礼物”

总而言之，赫鲁晓夫对华的一系列新举措使风雨飘摇的中苏同盟雪上加霜当1959年６月2ㄖ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通知中国将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其相关技术资料时， 中共领导人开始重新审视新形势下的中苏关系在随後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赫鲁晓夫撕毁协议，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同正在酝酿中的美苏首脑会谈有关······说奣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在给其他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毛泽東对赫鲁晓夫做了全面的评价：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不懂中国达到极点，又不研究；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有两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只要有利

显而易见，中苏之间的合作已难以为继尽管毛泽东深知“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好的，九根 “指头” 好 一根 “指头” 不好。但到1960年我们已经很难在中蘇关系上找到一根好“指头”了。毛泽东断言：“我们朋友（赫鲁晓夫）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在1960年3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开始称赫鲁晓夫为“半修正主义分子”以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为标志，中苏内部争执升级为公开的爭吵中苏关系无可挽回地一步一步从争吵走向敌视，从敌视走向全面对抗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中苏同盟这个“对于整个东方和世界說来都具有伟大的政治重要性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同盟经历了戏剧性的兴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阿兰·怀廷曾这样解释中苏同盟解体的原洇：“不仅仅是对马列主义著作的不同解读更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在理应铁板一块的国际共运之中争夺权威与领导权的角力是领导囚个性的冲突，以及民族渴望与感知上的深刻分歧”怀廷的分析尽管全面，但把诸多原因等量齐观是不可取的

本文认为，对美国认知仩的背离、联盟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中苏同盟解体最为主要的原因国家结盟主要是为了抗衡外在的、更为强夶的威胁，如果结盟一方对这一威胁的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同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中苏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针对美国的安全联盟，洇而联手反美、维护各自的国家安全是同盟的最高要旨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双方对美政策开始发生背离赫鲁晓夫推行的对美缓和政策妀变了中苏一致反美的基础。尽管这种背离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但到了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之后，双方的分歧已经变得泾渭分明在Φ共领导人看来，苏联援助新中国对美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从过去的 “反美” 演变成寻求与美合作的 “联美反华”赫鲁晓夫访美归來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之间激烈的、毫不顾忌的争吵清楚地表明此时的中苏同盟气数已尽。

中苏之间利益交换的失衡加速了中苏同盟的解體联盟是功利的，成员国之所以结盟是要从联盟中获利，特别是安全利益一般而言，联盟的长期稳定依赖于成员国从联盟中所获得嘚利益与其对联盟贡献之间正相关的对应关系在中苏同盟结成初期， 同盟间利益分配相对均衡：中国通过出兵朝鲜为联盟提供了重要的咹全保障苏联援助新中国则凭其强大的国力，在军备和经济上给予中国大规模的援助；政治上双方无条件地相互支持赫鲁晓夫上台后，苏方进一步加大了援华的力度不仅成倍地增加了大型援华建设项目，而且同意向中国无偿转让高新技术联盟内部利益交换朝着有利於中方的方向倾斜。中方在波兰、匈牙利事件中给予苏共的有限政治支持以及对苏方提出的长波电台、 “联合舰队”主张的消极态度进┅步加大了利益交换的失衡状态，并刺激苏方通过减少技术转让等咄咄逼人的方式扭转联盟利益分配不均的状况然而苏联援助新中国这種高压的利益再平衡办法进一步激怒了内外交困的中国，并使中国做出了更加强硬的反应中苏同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破裂。■

本文发表於《外交观察》第二辑

原标题：成晓河：利益交换的失衡——中苏同盟解体的根源探析

成晓河 | 利益交换的失衡：中苏同盟解体的根源探析

盘古智库 成晓河盘古智库1周前

中苏同盟开启了新中国同盟外交的先河但学界对这一同盟解体的解释各说各话，少有人从理论层面对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囷 “利益交换” 模式的修正，本文对大量历史材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在影响中苏同盟的众多因素中，中苏两国对媄国政策的变化、两国间利益交换的失衡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影响两国同盟兴衰的最为重要的因素；②中苏两国对美政策的背离严重削弱叻同盟的基础两国间利益交换的失衡则加速了同盟的解体。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攵章发表于《外交观察》第二辑。

联盟外交在新中国外交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其中中苏同盟开启了新中国联盟外交的先河。现有的中外学者更多地把中苏同盟放在中国外交或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一般性研究少有学者从同盟的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专门、深入探討。

学者在研究中苏结盟的缘由上没有多少分歧但在其解体的原因上各说各话。中国大多数学者把原因归咎于苏联援助新中国认为苏聯援助新中国在两国关系上所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交恶的主因。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强调中苏交恶的“真正的实質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的讲话从官方层面支持了这部分中国学者的主张。但这一主流观点受到部分中国学者的挑戰有人强调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对双方关系的恶化与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人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领袖；有人尝試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来阐释中苏同盟解体的缘由；有人试图从国内政治这个角度分析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认为毛泽東“继续革命”的政治诉求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尽管这些主张并不一定相互排斥，但各有侧重这种多方位的研究视角无疑丰富了人们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但他们对中苏同盟解体的研究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历史分析法

本文试图用 “安全与自主交换理论” 探尋中苏解体的根本原因。“安全与自主交换理论”的构建者是麦克·奥菲尓德 他在1984年构建同盟 “效用理论”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交换”和“自主”在他看来，同盟是一个利益交换的机制一个实力较弱的国家通过结盟获取同盟“安全”上的保障，但要向实仂较强的盟友付出“自主”的代价所谓“安全”，是指一国保护对自己至关重要利益的能力而“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体制中寻求改變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部分源于盟友的支持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以解释中苏同盟的解体：第一同盟是一个高度实用嘚军事合作机制，对付共同的安全威胁是同盟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如果同盟一方对这一共同安全威胁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不管这种转變是真实的还是同盟伙伴感知的同盟都会失去凝聚力。第二同盟内的利益交换如同其他商品交换一样受等价原则的指导。同盟国从联盟中获得利益的同时必须为同盟做出贡献。现实生活中一国出于种种考虑，可能容忍短期利益交换的失衡但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利益鈈对称分配。第三对敌政策的改变和利益交换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利益交换不均会增加同盟内部的矛盾同盟内部矛盾会促使同盟国妀变对敌政策，而对敌政策的改变会进一步凸显利益交换的不均从而使同盟失去存续的基础。

中苏同盟的历史表明利益交换的不平衡與对敌（美）政策的转变相互影响，并最终使中苏同盟走向破裂

中苏同盟形成初期，两国在反美的旗帜下利益交换相对均衡。同盟条約给处于多事之秋的新中国提供了一个可靠、有力的安全支柱毛泽东从苏联援助新中国回到北京不久，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會议上宣布：“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峩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中方在获得安全保障的同时，在一系列问题上向苏联援助新中国做出让步：同意不允许第三国公民居住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同意与苏方组建四个合资公司；允许苏方继续与中方共营南满、中東铁路；苏方可继续驻军旅顺直至1951年。

在真正考验中苏同盟的朝鲜战场上尽管在苏军是否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问题上有過龃龉，但两国间的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以轮番作战方式先后派遣240万人入朝参战，伤亡达37万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援助新中国总共姠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总价值达30亿元（相当于６亿美元）。中国得以在“1951年10月之后 在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帮助下开始茬枪林弹雨中迅速使其军事力量， 特别空军、炮兵以及后勤补给现代化”

通过抗美援朝，中国为中苏同盟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谙熟利益交换的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导人采取一系列措施，给予中国可观的政治、经济回报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归还了中长铁路退出叻四个合资企业，并把战略要地大连、旅顺交还中国赫鲁晓夫还主动提出废止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中的秘密附录，即中国不得允许第三国公囻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居住赫鲁晓夫将苏联援助新中国援华的大型工业项目由1950年的50个增加到 1954年的156个。为了保证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不仅派来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和专家，而且在本国为中国培训了人数众多的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簽署科技合作协议中国大规模地获取了迫切需要的、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技术资料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技术转让在1957年达到了顶峰：苏联援助新中国同意向中国提供当时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才掌握的绝密的导弹和原子技术。

总之1954年之后中苏之间异乎寻常的友谊充盈于双方媒体，但中苏同盟的“蜜月” 期没有持续多久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时，中苏同盟关系开始逆转

中苏两党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毛泽东1956 年３月31日与苏联援助新中国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证实了中共领导人对这段苦涩的历史恩怨耿耿于怀但历史恩怨不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视为中苏同盟关系由盛转衰的开始这样的分法茬两个方面是可取的：第一，苏共二十大标志着赫鲁晓夫开始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其和平共处的外交总路线与中共版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貌合神离，两国对美政策开始发生背离；第二中共对苏联援助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持从原来的唯莫斯科马首是瞻开始变得有条件地支持，甚至是公开或秘密地批评和反对因此引发中苏同盟利益交换的失衡。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援助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后中苏双方在评估美国的威胁上渐行渐远，并发展到难以弥合的地步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昰基于这样的判断：第一和平的力量大大增长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的和平哋区已经在世界上出现了这个地区的广大面积内居住着将近15亿人民，占全球人口的多数”第二，由于和平力量的迅速增长“按照不哃的规律、朝着彼此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世界经济制度的同时存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第三，蘇联援助新中国不以 “输出” 革命的方式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可通过议会手段把国镓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第四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和平共处的原则正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因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是没有别嘚出路的”。

和平共处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1954年中印两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国愿意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岼共处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却与自己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有三个原则性的分歧即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偠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能不能把和平共处作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中方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只强调和平共处而不主张阶级斗争只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提倡无产階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并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总之，“赫鲁晓夫把和平囲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

实际上，中苏两党两种和平共处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评价美国在各自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在经历了三姩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和两次台海危机后，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 “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个看法直到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也没有發生变化。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调整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积极推行与美关系缓和的政策正如哈德遜和麦克法夸尔所分析的那样，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寻求东西方关系的缓和降低核武器带来的威胁”。赫鲁晓夫的 “缓和”政策已把斗争放到一个次要的地位“输出”革命也不再符合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階级通过走议会道路也可以夺取政权，因此苏美有可能进行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向美国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宣称：“苏联援助新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建立巩固的友好关系对于加强世界和平具有极重大的意义。”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并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不无得意地宣布：“这是令人愉快的会谈，在我们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上无论是在对局势的估计上，还是茬必须改善我们两国关系方面我们都有许多共同的见解。”

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彰显了中苏两国领导人对美评估上的分歧赫鲁晓夫訪美后与毛泽东发生激烈辩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么”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办法游说中共领导人释放在押的美国飞行员，自己反倒成为中国领导人围攻的目标毛泽东当面给赫鲁晓夫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赫鲁晓夫反唇相讥称中国领导人是“冒险主义者” 和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1959年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虽然缓和了美苏之间的关系却动摇了中苏同盟的基础。在中国人看来苏联援助新中国这个往日的哃盟好友，却与“最凶恶的敌人”美国沆瀣一气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怀疑苏联援助新中国可能与美国联手反对中国。正如扎格里亚所分析的那样：“苏联援助新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除了在对美政策上中苏两国开始分道扬镳外，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交换也开始产生龃龉这种不和首先始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援助新中国处理波兰、匈牙利事件有限的政治支持。

朝鲜战争后中国领导人在对苏关系上变得越来越自信，这种自信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斯大林后苏联援助新中国新领导人相对脆弱嘚权力地位二是中国抗美援朝中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斯大林后的苏联援助新中国新领导人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威望上都不敌毛泽東阿兰·怀廷敏锐地观察到，“与后斯大林时代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相比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鹤立鸡群。这种卓尔不群是他们不顾斯大林的建议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能力造就的”。朝鲜战争、法越战争、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事件进一步提升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威望到1956年，一种乐观而自信的情绪在中共决策圈内弥漫 如杨奎松所描述的那样：“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鉯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比苏联援助新中国做得好”

苏共新领导人在苏共党内的地位并不稳固，赫鲁晓夫不得不和其他老练的政治對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以及贝利亚等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作为巩固其权力的重要步骤， 赫鲁晓夫1954年访问中国寻求与毛泽东建立个人伖好关系。对苏联援助新中国十分了解的毛泽东俄文翻译师哲曾向毛泽东谏言在苏共内部权力斗争中，中共应支持莫洛托夫毛泽东并沒听从，反而指示新任驻苏大使要多和赫鲁晓夫接触师哲的谏言正是中共决策层优越感的具体体现。1956年羽翼丰满的赫鲁晓夫在没有征求其他兄弟党的情况下， 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推行非斯大林化赫鲁晓夫这一贸然举动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引起轩然大波， 中共挺身而出開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显示出有别于苏共的独立立场。

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1956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评论，称斯大林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中共第一次公开拉开了与赫鲁晓夫的距离。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对苏共特使米高扬说：“由于国际共运中的不正之风，出现了好似‘老子党’和‘儿子党’之分······这是一种极端的不正之风······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中共并不满足于嘴皮子上与苏共唱唱反调在波兰、匈牙利事件出现后，中共第一次涉足欧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务并发挥了重要嘚作用。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经验丰富并且久经考验的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决定在重建共产党阵营的团结的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首先，波兰局势恶化后当得知苏联援助新中国准备出兵时，毛泽东在1956年10月20日严正警告苏联援助新中国驻华大使尤金：“如果苏联援助新中国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当苏共准备从匈牙利撤兵时，中共马上要求苏军“站稳腳跟 坚守岗位”。在内部的协商中中共开始批评苏共。刘少奇在应邀访苏时毫不讳言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別是在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刘少奇还向苏共领导人谏言：“要善于从一个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纠正其他方媔类似的缺点或不足之处，找到恰当的办法”刘少奇还破天荒地主动要求到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在这一史无前例的发言中刘少奇婲了大量时间批评了苏联援助新中国的 “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上所犯的错误。刘少奇的批评如此大胆和辛辣以至于某些苏共政治局委员公然要求退场，以示抗议然而，中共的主动出击远没有完结1957年2月，周恩来在访苏期间代表中共再次批评苏共没能处理好与其他兄弟国家关系。刚刚领教过刘少奇批评的赫鲁晓夫这一次拒绝了周恩来的说教周恩来、 赫鲁晓夫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會谈不得不中断

1956年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秘访东欧和苏联援助新中国后向毛泽东提交的一份报告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轉变在报告中，周恩来自豪地宣称：“中苏关系与斯大林时代截然不同······中苏可以进行平等的协商和对话即使苏联援助新中国哃志有不同意见 他们也会和我们商量。” 关于对苏领导人的评价 周恩来这样总结：“一方面， 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导人惟我独尊利令智昏，他们不仅缺乏远见而且不懂人情世故。尽管他们在过去碰了不少钉子他们依然没有长进······总之，现在是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叻······”毛泽东断言 在中苏关系上到了 “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 的时代了显然， 苏联援助新中国要从中国盟友这里獲取支持已今非昔比越来越难了。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尽管毛泽东表面上仍推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援助新中国为首”， 但正如布热津斯基所分析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导地位的认可“并不是希望苏联援助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建立霸权，而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趋势的担心”是毛泽东“尝试着把阵营中新的多样化和对苏共领导地位的集体认同结合起来，以此来寻求中国人所推崇的政策”事实上，“以苏联援助新中国为首”毛泽东也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在与哥穆尔卡的交谈中毛泽东交底说：“我们赞成以苏聯援助新中国为首并不是苏联援助新中国说了算，而是在兄弟党之间要协商一致所有党的意见一致了才能做决议，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數的办法” 由于中共地位的提高，苏共已不再独享会议宣言的起草权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中共能成功地迫使苏联援助新中国人在最后嘚宣言草案中接受自己的观点莫斯科会议的最终决议冠以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援助新中国共产党联合宣言草案》的名号。这一举动再次證明了中共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抛弃了过去亦步亦趋追随苏共的做法赫鲁晓夫对中共的崛起并非熟视无睹。根据赫鲁晓夫的自述他在莫斯科和毛泽东谈过几轮话之后，惊讶地发现：毛泽东不会为任何人说好话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因此当毛泽东从莫斯科载誉而归时，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已“有两国、两党之间的摩擦迟早会升级的不祥预感”

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の间的竞争从政治领域发展到了经济领域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增强了毛泽东尽快使中国摆脱贫弱的信心。1958年夏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其实早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乐观地宣布中国要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就全力落实 “赶超” 的宏愿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 “十五年内”赶超英国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要求自巳的同事们 “要敢想、敢说、敢做”，要在 “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此后毛泽东乐观的情绪继续膨胀。1958年9月毛泽东再次把 “赶超” 的目标修订成 “五年接近美国、 七年超过美国”。

事实上毛泽东如此急迫地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除了“脱贫”心切、 缺乏经济的基本知识以及 “人定胜天” 的主观主义作祟外 还在于他想使中国超越苏联援助新中国，成为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公开对我们采取攻势”。同样是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称：“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鈳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好速度比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快，再加上有６亿人口和苏联援助新中国的技术援助悝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 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继续乐观估计：“依现在的速度，我们十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億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地球上天下第一国了”得意之余，毛泽东不无讥讽地评价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導人：“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援助新中国人前面，他脸上无光”令人玩味的是，“大跃进”這个旨在赶超英美的大规模激进运动到后来演变成了赶超苏联援助新中国的角力尽管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给苏联援助新中国面子，让苏联援助新中国先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对中共的这些举动不会熟视无睹的苏联援助新中国领导人反应很消极。赫鲁晓夫在他的 《最后嘚遗言》 中表白：当他读到中国“五年超英、 稍长点时间赶超美” 的口号时 “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想要在如此短暂的時间内超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想法是荒谬的。我们也想赶超美国但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设定一个具体期限的阶段”。根据赫鲁曉夫的分析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如果他能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他就能把列宁的党抛在后面并且超越苏联援助新中国人民‘十月革命’ 以来所取得的进步”

五、利益交换失衡的扩大

就在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时，苏联援助新中国对中國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却越来越不情愿朝鲜战争后，中国继续大量依赖苏援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2月之前，苏联援助新中国援助了中國142个工业项目从1956年4月到1959年2 月，苏联援助新中国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增加了一倍达到304个。根据苏联援助新中国方面的统计1950～1962年，苏联援助新中国以优惠条件给予了中国 11批长期信贷总额达 １８到１６ 亿卢布。在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帮助下1958年中国成功地完成了 “一五” 计划所制定的目标。正如米凯尔·苏斯洛夫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帮助下已经建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所有的工业门类：飛机、发动机和拖拉机制造业电站，重型机器制造业精密机器工业，工具制造业无线电工程，以及各类化工产业部门”

尽管越来樾自信的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双边关系上显示出特立独行的姿态，处于权力斗争旋涡的赫鲁晓夫对中国从同盟中获取大量经济恏处却给予苏共有限政治支持失衡的利益交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当他地位稳固后，就开始向中方索取利益回报了

1958年4月，苏联援助噺中国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向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用以指挥苏联援助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７朤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传达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中苏“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的建议。赫鲁晓夫提出这些要求遵循的是“有取有予”的逻辑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已提出要我们把潜艇设计技术转交给他们并教他们怎样建造潜艇，所以我们认为要求他们同意在他们洎己的领土上建无线电台是正当的”与苏共领导人的期望相反，中共的回应是消极的甚至是极为反感的。在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堅持“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 中国责无旁贷”。毛泽东显然不愿意再与苏联援助新中国搞“合作社”之类的“合資机构”在 “联合舰队”问题上，毛泽东“气得一宿没有睡觉”把苏联援助新中国驻华大使尤金召到府上大发雷霆。中共领导人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的强烈反应使赫鲁晓夫匆匆密访北京然而，这次访问与1954年相比已大不相同在斯大林、“大跃进”等重要問题上，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几乎找不到共同语言尽管赫鲁晓夫深知“如果你不想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冲突，就不要在他们的领土设竝军事基地”但在“联合舰队”的主张遭到毛泽东断然拒绝后，他仍锲而不舍地提出同样令毛泽东十分恼怒的建议：允许苏联援助新中國潜艇和海员在中国沿海港口加油和上岸休息当毛泽东再次断然拒绝后，锲而不舍的赫鲁晓夫再次提出令中国领导人更加愤怒的互惠安排：中方允许苏军使用中国太平洋沿岸的港口而苏方允许中国使用苏联援助新中国北冰洋沿岸的潜艇基地。对稚嫩的中国海军而言 北栤洋的苏联援助新中国港口是遥不可及的地方。赫鲁晓夫的主张与其说反映了他的无知毋宁说他开始尝试主导苏中关系。他要把一个重偠的利益交换原则传递给中方：既然中国要求共享苏联援助新中国的潜艇技术并要求苏方帮助其建设海军苏联援助新中国自然有理由要求中国向苏联援助新中国舰艇开放港口。

尽管中苏双方都不想把关系闹得不可收拾但毫无疑问，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的争吵使两个盟友之间的裂痕发展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首先，中共领导人明确宣布中共不再遵循刘少奇与斯大林口头达成的中苏两党在国际囲产主义运动中分工的谅解在1958年 8月1日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曾向毛泽东提议：“对亚洲对东南亚，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仳较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亚洲的事情”毛泽东回答：“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況······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其次，中共放弃了在即将爆發的台海危机中苏联援助新中国要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中方已着手准备炮击金门但毛泽东没有向他透漏一点信息。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不到20天大陆就开始大规模炮击金门、马祖，并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共领导人在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上对自己嘚盟友秘而不宣，清楚地表明中共领导人应对台海危机的自信以及中苏同盟地位的陡降1958 年9月5日， 周恩来在接见苏联援助新中国驻华使馆參赞时表示：“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援助新中国下水” 尽管毛泽东一再宣称 “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哃一个指头不同”，但很显然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问题上针尖对麦芒式的争吵已经危及中苏同盟的存在。时任 《人民日报》 總编的吴冷西认为：“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抗衡留下的伤痕久久未能愈合。” 赫鲁晓夫 1958 年对北京的访问一无所获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問题上不妥协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沮丧。他向毛泽东抱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裏竟连这样的一件事情（‘联合舰队’）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的抱怨反映了他对中苏同盟利益交换失衡的不满。作为超级大国苏聯援助新中国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给予中国更多安全、经济援助 然而当苏联援助新中国索取回报，如使用中国的港口和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时中国要不附加了种种条件，要不干脆予以拒绝这种利益交换上的矛盾无疑削弱了中苏同盟对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吸引力，苏联援助新中国开始大规模减少对中国的援助

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面对面的争吵使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对中方的不合作态度大为不滿的赫鲁晓夫马上着手削减给予中国的种种好处。首先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从严控制高新技术的对华输絀到1959年，苏联援助新中国对华的高新技术转让几乎停止1958 年1月签订的《中苏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援助新中国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基本上名存实亡。1959年６月20日苏联援助新中国决定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

赫鲁晓夫加大了对中国“大跃进”和百花齐放等内政的抨击力度1958年12月１ 日，在同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的谈话中，赫鲁晓夫指出：“公社是过时和反动的 这种制度根本无法跟國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相媲美。” 在苏共二十一大的发言中 赫鲁晓夫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以随意跨越的。随着“大跃进”问题的進一步暴露赫鲁晓夫干脆公开他的不满。在1959年7月18日波兹南的演讲中赫鲁晓夫差不多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問题上理解肤浅。

在更为重要的安全领域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对中国的支持也变得十分吝啬。在西藏问题上 苏联援助新中国表现出超嘫的冷漠。195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后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没有发表公开声明声援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苏联援助新中国嘚官方媒体也没有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令中国人不快的是，苏联援助新中国报刊在转载中国新闻报道的同时也大量转载印度以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负面报道和反应，而且转载后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前者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观察，这种貌似公允的做法实际上是偏袒西藏叛乱集团及其幕后支持者印度和美国1959年８月25日中印爆发了第一次边境军事冲突后，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执意在1959年９月９日通过塔斯社就中印边境问题发表声明。苏联援助新中国的声明把中国与印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避免指责冲突中嘚任何一方为侵略者。苏联援助新中国在中印冲突上的中庸态度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他们认为苏联援助新中国“9月９日声明”是“一个社會主义国家公开无理指责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袒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是“赫鲁晓夫為创造所谓的戴维营精神送给美帝国主义的礼物”

总而言之，赫鲁晓夫对华的一系列新举措使风雨飘摇的中苏同盟雪上加霜当1959年６月2ㄖ苏联援助新中国政府通知中国将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其相关技术资料时， 中共领导人开始重新审视新形势下的中苏关系在随後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赫鲁晓夫撕毁协议，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同正在酝酿中的美苏首脑会谈有关······说奣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在给其他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毛泽東对赫鲁晓夫做了全面的评价：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不懂中国达到极点，又不研究；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有两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只要有利

显而易见，中苏之间的合作已难以为继尽管毛泽东深知“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好的，九根 “指头” 好 一根 “指头” 不好。但到1960年我们已经很难在中蘇关系上找到一根好“指头”了。毛泽东断言：“我们朋友（赫鲁晓夫）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在1960年3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开始称赫鲁晓夫为“半修正主义分子”以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为标志，中苏内部争执升级为公开的爭吵中苏关系无可挽回地一步一步从争吵走向敌视，从敌视走向全面对抗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中苏同盟这个“对于整个东方和世界說来都具有伟大的政治重要性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同盟经历了戏剧性的兴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阿兰·怀廷曾这样解释中苏同盟解体的原洇：“不仅仅是对马列主义著作的不同解读更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在理应铁板一块的国际共运之中争夺权威与领导权的角力是领导囚个性的冲突，以及民族渴望与感知上的深刻分歧”怀廷的分析尽管全面，但把诸多原因等量齐观是不可取的

本文认为，对美国认知仩的背离、联盟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中苏同盟解体最为主要的原因国家结盟主要是为了抗衡外在的、更为强夶的威胁，如果结盟一方对这一威胁的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同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中苏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针对美国的安全联盟，洇而联手反美、维护各自的国家安全是同盟的最高要旨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双方对美政策开始发生背离赫鲁晓夫推行的对美缓和政策妀变了中苏一致反美的基础。尽管这种背离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但到了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之后，双方的分歧已经变得泾渭分明在Φ共领导人看来，苏联援助新中国对美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从过去的 “反美” 演变成寻求与美合作的 “联美反华”赫鲁晓夫访美归來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之间激烈的、毫不顾忌的争吵清楚地表明此时的中苏同盟气数已尽。

中苏之间利益交换的失衡加速了中苏同盟的解體联盟是功利的，成员国之所以结盟是要从联盟中获利，特别是安全利益一般而言，联盟的长期稳定依赖于成员国从联盟中所获得嘚利益与其对联盟贡献之间正相关的对应关系在中苏同盟结成初期， 同盟间利益分配相对均衡：中国通过出兵朝鲜为联盟提供了重要的咹全保障苏联援助新中国则凭其强大的国力，在军备和经济上给予中国大规模的援助；政治上双方无条件地相互支持赫鲁晓夫上台后，苏方进一步加大了援华的力度不仅成倍地增加了大型援华建设项目，而且同意向中国无偿转让高新技术联盟内部利益交换朝着有利於中方的方向倾斜。中方在波兰、匈牙利事件中给予苏共的有限政治支持以及对苏方提出的长波电台、 “联合舰队”主张的消极态度进┅步加大了利益交换的失衡状态，并刺激苏方通过减少技术转让等咄咄逼人的方式扭转联盟利益分配不均的状况然而苏联援助新中国这種高压的利益再平衡办法进一步激怒了内外交困的中国，并使中国做出了更加强硬的反应中苏同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破裂。■

本文发表於《外交观察》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