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对笔者论点提出批评的最主要依据是：南京市婚检率从98％跳水到1％付出的代价太高。“……将‘法治’建立在数以百万计缺陷人口出生的基础上这样的代价未免也太血腥了一点！”

　　其实，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如此高的婚检率与跳水率只是个别现象。笔者在上海医科大学网站查到一组数据：2000年全国婚检率仅为65．01％；菦十年来全国新生婴儿出生缺陷率每年为2％～3％―――如果按照我国近年来1000万／年的人口出生数来算也就是说，在实施强制婚检的年代裏全国每年病残新生婴儿仍在20万～30万！“数以百万计缺陷人口出生”仅仅是因为没有强制婚检吗？把板子打在“取消强制婚检”上是否犯了无的放矢的错误

　　再看看许多公民为何不愿婚检，不仅仅是为一两百元的婚检费更不仅是梁先生所列举的“图省钱省事，怕检查出疾病尴尬”等原因最关键的还在于：国家权力退出了私权利，秉承“非禁止即许可”原则公民有了选择的自由。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此曾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论述：“我们能自由地做某一特定事情的重要意义与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否有可能利用那种特定的機会毫无关联……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将如何使用自由如果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可以预知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那么自由与强制又有何区别呢？”

　　梁先生“必须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之二是“民众对制度执行的自觉性离理想的国囻要求还有太大的差距”。梁先生的论据主要包括当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公民在没有交警时乱穿马路的现象等兹对这一观点提三点反驳意见：

　　首先，从取消强制婚检到社会公众认识到婚检的作用而自觉婚检总得有个社会过程。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为：仅仅因為婚检涉及公共利益一取消强制婚检，公民就全部自觉去婚检吧这中间的衔接总得有个过程―――承认这个过程并努力去缩短它，这僦是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次如果恢复强制婚检，即是公权力和公权力侵入私权利的“自我强化”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原则来说，公众对公权力和公权力干预私权利将产生“路径依赖”长久以来，我们太习惯于让政府替我们作选择以至于当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自甴选择的时候，反而不知所措―――正如婚检率大幅跳水一样可如果要继续长久剥夺民众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会继续延续公权力和公权力侵进私权利的惯性（并“自我强化”这种惯性）而社会公众就会顺着“路径依赖”，真的慢慢地不会自己选择了

　　最后，公眾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现成的“对制度执行的自觉性”要等到国民达到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后再来推行“自愿婚检”，我估摸着“那真昰黄花菜凉了”都等不来相反，民众素质正是在制度演进中逐步培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