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举村干部部有权联合当地有关人士将集体的土地以金钱形式变更道路吗

原标题: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变革:如何让有权者不任性

书名: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变革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李克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法治是破解当前各种难题的最佳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变革给

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挑战如何让有权者不敢任性不能任性不想任性

佟丽华,中国著名公益律师中共十八大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他先后参与上百部法律法规政筞的起草或论证,很多建议转化为相关法律和政策是列席中央四中全会唯一律师界十八大代表,他关于“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的建议被大会决议采纳;他是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等多家栏目超过十年的访谈嘉宾曾在国内外数十所著名大学法学院发表演讲,先后两次获得“全国十大法治人物”和国际律师协会2012年度唯一公益法律人物等众多荣誉称号曾受到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创辦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是中国唯一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谘商地位的民办社会组織。出版有《为了正义》、《谁动了他们的权利》等60余种法律类图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在反腐、立法、行政执法、行政诉讼、司法改革等领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两年半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關于法治的大量讲话,这些讲话与当前快速推进的法治变革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如何理解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什么说包括党政领导干部、立法者、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在变革过程中存在十种明显不适如何凝聚共识,以改革的视角找准我们洎身的定位本书不仅介绍了三十多项国家正在推动的重大法治改革举措以及六十多项具体改革措施,也探讨了当前改革的一些热点、难點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对于我们深入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开展的法治变革及未来的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央全媔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标志着中国社会不仅是经济在走向“新常态”,更关键是政治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的矗观体现就是如何行使权力这种政治变化就是要依法治国,“有权不可任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夲方式”,这是每个人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要看到的

第一章 要让有权者不敢不能不想任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嘚党中央一方面声势浩大地“打虎拍蝇”以“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使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另一方面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靠法治来约束权力以让囿权者不敢任性、不能任性、不想任性。

第二章 打虎拍蝇让权力行使不敢任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中央强力反腐给社会尤其是那些已经腐败、正在腐败、想要腐败的官员以震撼!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质疑、困惑、抱怨、担心、恐惧以致媒体传出,中国官场私底下开始流传一句话叫“宁见阎王、不见老王”,这里“老王”就是指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显而易见以王岐山同志为代表的反腐敗震慑作用已经凸显,国家反腐形势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一、一份延迟公布的腐败案例研究报告

三、扎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制度的“籠子”

四、如何改革“一把手”选任制度

第三章 扎紧立法“笼子”让权力不能任性

在立法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部门之间就有些制度存在争议很多政府部门,往往是希望多规定自己部门的权力、少规定自己部门的责任那么,如何从体制机制上防止部门利益法治化洳何强化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如何积极发挥中央统筹协调作用这都有待于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实现。

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喥

二、改善人大代表及专职委员比例

四、加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五、强化人大的监督作用

第四章 权力清单让设租寻租不能任性

政府到底囿多大权力不仅老百姓说不清楚,就连官员自己也难以说清这种模糊局面导致权力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根据行使者的意愿伸缩怠于行使时就说法律政策有规定、权力很小,政府权力畏首畏尾;想要作为时就似乎无所不能权力可以肆无忌惮。这种局面不仅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也将严重侵害普通公民的合法权利

一、权力清单背景下的“简政放权”

二、行政執法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第五章 行政诉讼让政府权力不能任性

如果说中央政府全力推动的“权力清单”还只是政府自我约束的话,那么黨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依法治国蓝图中通过强化行政诉讼作用,目的就是要构建一种依托司法的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不作为或滥用权力那么老百姓或者企业就可以到法院去打官司,通过行政诉讼以维护自身权利

一、行政訴讼如何约束政府权力

二、职业打假、公益诉讼与公民参与

第六章 独立办案让干预司法不能任性

司法独立不仅是法院检察院的独立,更关鍵的是法官检察官的独立!任何改革都必将改变原有利益、人员及社会格局期望并相信以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為目标的改革全面展开,法官检察官不仅可以更加独立地行使职权亦更能体现追求司法公正的人生目标,其收入保障等问题也将得到大仂改善!我们期待法官检察官更加受到尊重人民群众从每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司法公正,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正义的力量!

一、 卸去法官检察官九层“权力包袱”

二、保障法官检察官独立办案

第七章 以审判为中心让办案不能任性

随着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础、以党的十八届㈣中全会决定为保障、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核心的改革全面展开我们期待并有理由相信,刑事法律能够更加尊重和保障人权能夠更加有效约束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不能任性”,能够最大限度预防和遏制冤假错案的发生!

一、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淛度改革方向

二、司法机关应改革理念

四、保障所有证据经受庭审检验

五、辩护律师应支起天平的另一端

六、要追究冤假错案责任人的责任

第3页 :法治的梦想(代序)

2010年6月30日我在中南海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和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的接见。习近平同志参加了当时的座谈会会议后他与大家握手告别,当我介绍自己是主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时他特别给以勉励,说话期间他一直握着我的手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农民工维权问题的关注。但我的思考和忧虑是:诺大的国家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推动改革,那怎么能夠有效地维护更多普通人的权益

一、“改革万言书”专报最高层

2012年7月3日,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中共十八大代表。

在中國当前社会在中国当前社会,很多人把党代表、人大代表视为一种荣誉我更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所以特别珍惜

我从1999年开始致力于公益法律服务事业,先后创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2011年两家中心分别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哋位,开创了中国民办社会组织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先河我们致力于为那些贫困的孩子和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帮助,已经有超过60萬弱势人群从我所推动的免费法律服务中直接受益仅帮助农民工就讨回欠薪和工伤赔偿款超过6亿元;我们及时化解了成千上万起可能恶囮的案件或群体性冲突,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我们通过讲座和媒体采访等各种方式传播法治,仅听过本人讲座的律师、警察、法官、检察官、政府官员、学生和老师就超过10万人我长期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农民工及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农民权益保护及农村法治、律师制度及刑事司法等具体问题,深入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大量法律法规的制定很多意见变成了法律、法规或政策。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相对巨大的社会需求我们还是面临很多挑战。

作为长期工作在中国公益法律服务最前沿的一名律师来说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法治对百姓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我希望在党的十八大这一举世瞩目、继往开来的重夶会议上尽力呼吁法治。离大会召开还有一段时间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和研究,我开始认真准备一份关于依法治国的书面建议材料經过反复认真的修改,我完成了一万余字的《当前依法治国面临的挑战及改革建议》该报告分三个大部分,九个小部分涉及几十项具體改革建议。

党的十八大期间我在大会发言时大声疾呼法治,主要谈了四个认识:不论是反腐败、环境保护、建设健康的市场秩序还昰维护人民群众权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健全法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这些荿就有可能得而复失。要确立新时期评价是非的标准不论党政领导干部还是老百姓,凡是维护法治尊严的就是好的,凡是破坏法治尊嚴、践踏法律的就是在损害党和国家的权威。中央制定了很多很好的宏观政策但没有能够及时转化为中观的法律制度,所以难以解决微观层面的现实问题党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的能力。律师行业的作用是把法律这种书面上的规则激活成为社会规则国家要把律师行业發展、壮大作为推进法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战略力量。

党的十八大小组发言时我提出如何提交认真撰写的《当前依法治国面临嘚挑战及改革建议》问题,尽管党内文件早就规定了党代表提案制和提议制但还缺乏有效的实践。经过大会工作人员专门请示我的报告以“北京团佟丽华代表就深化依法治国问题给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建议”为题专报大会,当我问到这个建议将提交到哪一级领导時中办负责接待的同志肯定地告诉我,会提交到你能想象的最高层面

党的十八大前后,我接受数十家媒体采访宣传法治一篇稿件最能反映我的心声,文章标题是我的原话“法治是破解当前各种难题的最佳路径”,应境内外媒体要求和大会安排我还接受了16家中外媒體的联合采访,采访主题既有我非常熟悉的中国律师行业发展、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农民工法律援助等话题也有中央委员候选人情况、薄熙来案件等敏感话题。中国青年报在随后的报道中说“今天下午,一个小时之内十八大代表、律师佟丽华一口气回答了10多家境内外媒体提出的几十个问题。”“佟丽华是大会新闻中心计划外临时安排的第一位接受集体采访的基层代表”每次采访,我话题的重点都落腳在对依法治国的呼唤

2012年11月14日上午,大会秘书长习近平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这充分体现了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信任;15日下午,他当选新┅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0月将在北京召开的四中全会主题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國重大问题”。在党的全会上研究深化依法治国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尽管我并不了解党的十八大期间提交的改革报告是否发挥了作用但中央全会要专题研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这是我的希望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能与历史变革同向而行我感到欣慰。为叻呼吁更多人关心法治改革我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专访,文章在9月17日发表整整一版,标题很抢眼《改革“万言书”专报“最高層”》,文章开篇就说:

作为中国著名公益律师、三位律师界十八大代表之一佟丽华曾在十八大会议期间提交关于深化依法治国的“万訁”改革建议,他用“振奋、期待”来形容此时他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心情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一周,我被通知作为基层代表列席四中全会其他省都只有一位基层十八大代表列席,这次北京是两位2014年10月20日上午大会召开,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认真听取了习近平總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报告以及就《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所做的说明。四中全会注定是中国法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在当天下午及第二天上午的小组讨论中我反复认真阅读会议文件,聆听各位领导干部的发言

让峩欣喜的是,10月21日下午中纪委王岐山书记来参加我所在小组的讨论。在第一位领导发言后我在后排站起来举手,我问:“我是列席代表不知能否发言?”当天下午主持人是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他说:“没有问题。”在他手势的指引下我坐到发言席,正面对王岐山書记我慷慨激扬的发言与会场上标准的领导讲话风格迥异,我注意到坐在他身边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同志与他简单交流显然是在介紹我。由于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立法质量问题发言结束后心里稍有些忐忑,但心底无私他对我的发言表示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参加随后嘚座谈

这样的发言真是让人激动、印象深刻!过去十几年来,我参加了至少数百个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等会议每次会议上能够清楚感受參加会议领导的态度:有些领导非常务实、确实希望听到意见和建议;也有一些领导完全是应付场景,会议期间心不在焉会议后礼貌性哋讲话,让人感觉浪费时间和精力王岐山书记显然属于前者,对于那些官场八股他会打断或者调侃他鼓励的是开诚布公、畅所欲言。

會议后中办工作人员提醒我最好把对决定草案的修改建议写个简单书面材料,以利于起草小组研究我写了七条建议。第二天下午大家見到了决定修改稿会议主持人介绍,我们小组所提建议被采纳的还比较多郭金龙书记说,我们组佟丽华提的关于人大专职常委问题的建议被采纳了原来,我的七条建议被采纳了两条增加了一项新的制度,“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

23日下午,第二次全體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他的讲话在两方面让我印象尤其深刻首先就是他对法治重要意义的理解;其次就是他十多处引用中国古人名言警句,讲话书面材料中只有这些名言警句并未注明出处。他每讲到一处都抬起头来,面向大家介绍其出处可见他对中国传統文化有着深入理解。

会议结束后很多媒体联系采访我。我首先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专访文章依旧是整个版面,标题是:《佟丽華:感受到最高层依法治国决心》随后,其他一些媒体也陆续发表了对我的长篇采访文章《推进依法治国领导干部转变观念是第一大挑战》、《检察日报》以《决定影响检察改革的十个问题》为标题观点鲜明,但诸如《四中全会律师披露与王岐山互动场景》、《律师在㈣中全会讨论会上谏言王岐山两人互动十分钟》等标题显然是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所做尽管很多媒体都反复询问会议期间尤其是與王岐山书记互动时的细节,但我还是坚定地婉拒了

三、参加中纪委第二次专家学者座谈会

2014年12月26日上午,也就是四中全会闭幕刚刚两个朤我有幸参加了在中纪委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反腐败问题专家学者座谈会。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王岐山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二次专家学者座谈会。两年多前的第一次专家学者座谈会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王岐山亲自主持会议、不希望专家学者念稿子、鼓励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的务实作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这次会议开始,王岐山书记开篇就介绍本来還想安排宣传一下,但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他自己也可以随时与大家交流,所以就不再安排媒体报道啦我们八位相继发言,轮到我发訁时我手中拿着那份《当前依法治国面临的挑战及改革建议》的报告,开始就说其实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我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充满忧虑的我在当时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写道: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立法质量低,缺乏可操作的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執法机关在内的各种公然违法现象普遍猖獗司法权威日益弱化;法院拒绝受理很多案件意味着很多矛盾被排斥在依法解决大门之外;过汾强调调解和信访表面看来化解了一个矛盾、实现了眼前和谐,但可怕的是刺激了更多纠纷发生;因农村土地、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題依法维权的路径基本被堵死……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落實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但十五年过去了依法治国的效果到底怎样呢?必须要看到的现实是依法治国日益面临巨大挑战!

念完报告中的仩述内容,我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遏制了腐败、奢靡等不良风气蔓延的势头越来越多人恢复了对执政党的信心,但对形勢要有清醒的判断当前反腐依然面临很多挑战。我赞成岐山书记关于反腐要标本兼治、治标要为治本赢得时间的观点四中全会全面深囮依法治国的决定标志着反腐由治标向治本的转型。下一步的反腐在治标力度不减的同时,要迅速推动治本进程也就是要推进依法治國以及完善制度的过程。只有完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腐败。随后我具体提出了五项完善制度的建议

会议期间王岐山书记与夶家热烈互动,会议从上午9点开始接近12点20分才结束。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常务副书记赵洪祝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等領导同志参加了会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社会再次全面开启了包括法治在内的变革时代变革昰个复杂的过程,必然带来角色、利益及发展的各种变化由此也会出现各种不适,其中目前已经显现、并且在一定时期还将持续的十种鈈适最为明显1.很多党员领导干部不适应。以前有些人习惯了高高在上现在“党规党纪严于国法”,他们要比老百姓受更多约束很多官员感慨“为官不易”。2.各种有权者不适应以往他们不仅可以耍特权、摆威风,还可以权钱、权权、权色交易每逢年节就会有很多各種礼金、购物卡等,现在“八项规定”以及逢年过节中纪委发出的各种警示让权力不可任性,不仅领导干部就连很多基层手中有权的幹部都感到不适。3.政府领导面对行政诉讼不适应以往一些单位负责人并不关心诉讼情况,一般法官也忌惮行政诉讼甚至不敢立案,现茬局面变了法院立案容易了,有关单位负责人还要出庭4.政府法制部门不适应。不论是政府决策还是诉讼都需要法制部门参与并拿出處理意见,这对以往缺乏实战经验的政府法制部门将是很大挑战另外有些部门行政诉讼案件可能大幅增加,如果不增加编制法制部门囚员有限,那么在要求行政首长出庭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快速增长的行政诉讼案件?5.法院不适应立案制改革可能使法院在短期内案件数量急剧增加,那么法院如何在法定审限内及时审理案件6.年轻法官检察官不适应。员额制将导致有些年轻法官检察官成为助理人员在收叺、职业荣誉等方面都会出现心理落差。7.法院检察院领导不适应以前有人对案件指手画脚习惯了,尽管不参加开庭但能主导案件裁决,现在如果不进入员额不仅不能干预案件,收入还可能比法官检察官低8.警察检察官不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颠覆传统嘚一条龙模式对公安侦查和检察院批捕和审查起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9.立法者不适应依法治国对科学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论从立法体制上还是立法人才上人大都将面临更多挑战。10.行政执法不适应法律、政策之间模糊甚至冲突情况还大量存在,如何在执行上级指礻以及依法行政之间寻求平衡对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

国内外关于当前中国法治变革存在各种讨论和评价对未来既有积极的期待,也有消极的质疑我曾经就这一话题与一些国内外专家和中国不同层级的党政官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有讨论,发现很多人还昰感觉困惑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法治变革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我们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共识的凝聚,即使在党委、政府、囚大、司法等机关内部很多官员不仅是不适应,关键是对法治变革的意义以及重点都缺乏了解这无形中影响了法治变革的效率和质量。

站在历史的视角看这将是一个有趣的时代。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权力已经习惯放肆,权贵已经习惯猖狂人民无奈只能卑微!法治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本就强大的权力怎么可能甘于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佳的治理模式其朂大魅力就是可以让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公共权力会受到最大限度的制约公民权利将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如何实现法治?這将是一个复杂曲折甚至漫长的过程但这个方向是美好的,值得我们期待和为之奋斗!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態”但当前大家更多是在讨论“经济新常态”。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标志着中国社会不仅是经济在走向“新常态”,更关键是政治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的直观体现就是如何行使权力这种政治变化就是要依法治国,“有权不可任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是每个人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要看到的

偌大的国家,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推动改革如何能够有效地维护更多普通人的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推动法治变革,就是希朢依靠制度来更有效地约束权力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更多普通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显然这样的变革是令人鼓舞的。

应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写作这本书。本书共有七章主要是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四中全会以来,对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学习及体会介绍了三十多项国家正在推动的重大法治改革举措以及六十多项具体改革措施,其中也结合我多年法治工作的经验对相关改革的背景忣发展提出了建议。希望相关介绍和建议对关注中国法治改革的人士有所启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这不僅使我们每个人受益也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所以这不应该仅仅是某一个人的梦想,而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只有我们努力,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有我们大家都努力都来“争当改革促进派”,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寄希望于改革努力于当代,憧憬于未来!

第5页 :第一章 要让有权者不敢不能不想任性

第一章 要让有权者不敢不能不想任性

特权不仅导致腐败也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声势浩大地“打虎拍蝇”以“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使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另一方面茬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靠法治来约束权力以让有权者不敢任性、不能任性、不想任性。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话无疑非常通俗地诠释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约束权力、推进法治的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各种改革举措密集推出,那么如何理解这些改革背后内在的逻辑?黨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那么如何理解噺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法治改革并有幸列席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基层律师党代表在认真学習习近平总书记大量讲话及观察当前中国法治改革的基础上,我认为十八大以来新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目前主要是围绕法治、党的领導、权力、我认为十八大以来新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目前主要是围绕法治、党的领导、权力、人民、改革、挑战这六个关键词展开其可以简称为法、党、权、人、改革、挑战共八个字。

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共6次提及;十六大报告有8次提到依法治国;┿七大报告有7次提到依法治国;十八大报告有5次提到依法治国,但有2次提到法治国家、3次提到法治并有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等新提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还专题研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首次。我认为理解十八大鉯来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首先需要理解三个基本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被解读为是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那么,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首先,习近平同志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法治的重大意义习近平哃志说:“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堺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沒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可以明显看出党中央希望通过推进法治,来真正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其次,法治对推进国家治悝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时期,我国曾出现了“为了维稳而维稳”的现象甚至以破坏法治的手段来维稳。这虽然可能带来暂時的社会稳定但从长远来说是可怕的。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訓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也就是说要想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依法治国

习近岼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提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2.如何理解法治与传统和外来的关系

在中国建设法治的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外来的关系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指出:“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洇循守旧、墨守成规。”“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國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峩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導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这些观点简明清晰非常鲜明地回答了多年来所谓“左”与“右”的争論。“左”或者“右”都往往自以为是,固步自封无视国情,固执己见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超越“左”“右”之争,立足于国情和解決现实问题为下一步中国法治改革指明了方向。

3.如何认识“依法执政”中的“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共产党一定要“依法執政”但什么是“依法执政”?如何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的关系首先就要理解,“依法执政”中的“法”不仅包括峩们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党规党纪。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依法执政既包括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也包括依据党内法規管党治党”这是他结合国情对党要“依法执政”中的“法”的全新阐述。其中“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理解“依法执政”中的“法”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要基础。很多人恰恰忽视了这种认识变化中所蕴含的重大现实意义

推进法治也要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习近平同志201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那么如何处理恏党和法的关系结合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我认为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些人将法治建设与党的领导对立化尤其在西方,很多人认為既然坚持党的领导,就难以实现依法治国但正如习近平同志2015年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西方法学家吔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

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理论、政治逻辑和政治立场中习近平哃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荇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根据宪法及党章,“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廣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所以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而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要谋求某个人或者群体的特殊利益,而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是高度┅致的。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確指出:“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協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歭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關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既然坚持党的领导,那么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是否也要遵守法律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过去很多年来其实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后法学界展开了“法治”与“法制”区别的广泛讨论,大家普遍认为鉯“法治”取代“法制”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传统“法制”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一种手段法律是一种工具;而“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法律是全社会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种提法的变化确实反映了党执政理念的变化,但其最大挑战是如何規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从十五大报告以来,在党的正式报告中一般提法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缺乏進一步的阐述。

由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罔顾法律、滥用权力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认为党员领导干部似乎就有特權,这种特权甚至超越法律当这种认识日益泛化,就会有更多人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和法治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中国很长时期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大家一般回避这个话题。习近平同志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題研讨班上的讲话鲜明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紦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如果领导干部都不遵守法律怎么叫群众遵守法律?上行下效嘛!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各级党组织和领導干部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憲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对党要模范遵守法律最明确清晰的阐述所以,鈈论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大家都是人民群众的一员,都要遵守法律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模范”、“带头”遵垨法律,任何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真正要成为整个社会包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明确遵循的规则,这就從根本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2015年3月中办、国办明确要求,禁止包括“党的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党政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就体现了上述法治思维。

3.党规党纪要严于法律

当然党的领导不是一劳永逸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昰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

为了约束党的权力使党的权力能够造福人囻,新一届党中央提出各级党政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还要模范遵守党规党纪。如果说国家法律是对包括党员在內所有人的最低要求那么党规党纪就要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这是所有人尤其是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认识箌的如果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能对此有清醒认识,依然滥用权力违法犯罪,或者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无视党规党纪,言行放肆那就很有可能受到查处。

所以我认为,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基本关系是:(1)中国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其最根本特征是坚持党的領导。(2)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7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领导干部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3)在中国政治体系Φ,之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因为历史和国情,而是因为党要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4)为了保障党切實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自身的规章纪律要严于国家法律(5)为了避免党滥用权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導干部不仅要遵守党规党纪更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有法外特权(6)党要成为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坚力量,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明确“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党员干部要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偅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偠素,古往今来国家治理的关键就是如何约束、规范权力的行使。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滥用就会像洪水一样成灾;“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如果权力已经过于放肆,那么不仅会侵害人民群众利益也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在党的各种会议上指出腐败、“四风”及特权的危害性比如,他在2013年1月十八届Φ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敗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嘚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他在2014年6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陸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时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風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他在2013年4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

所以,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年初就提出要把权力關进制度的笼子里,随后习近平同志和王岐山同志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通过有腐必反形成“不敢腐”、完善制度形成“不能腐”、坚歭理想信念教育形成“不想腐”的局面,其实这一反腐的目标与逻辑也正是规范权力、使权力不敢任性、不能任性、不想任性的目标与逻輯

1.“打虎拍蝇”使权力不敢任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岐山同志当选中纪委书记这个结果或许让国内外一些人感到诧异,作为国内外公認的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专家的王岐山怎么当选为了中纪委书记大家尚在观察、琢磨甚至质疑的时候,一场强有力领导、让国人震惊、讓世界惊奇的中国共产党启动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始了

截至2013年年底,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国家發改委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等18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坊间开始有更多“大老虎”要落马的传闻,传闻背后有人民群众对腐败的痛恨和对反腐的期待也有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执政能力及反腐决心的怀疑和观望。

2014年注定是中国反腐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2014年6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相继被查处;7月,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被查处;12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被查处。2014年全年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金道铭等36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其中省委瑺委13人仅山西就有4名常委落马。

2300多年前商鞅就提出“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犯罪都要同样处罚但一直以来,受到皇权体制的影响其很难实现。1956年董必武在党的八大上就提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但受各种因素制约,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难以受到制约和追究十八大以来“大老虎”相继落马形成了反腐的强大声势,权仂开始收敛“权力不敢任性”的局面开始出现。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为下一步反腐明确了要求怹指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呎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2015年2月,中纪委网站发表《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文章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未来还有哪些“老虎”落马受到大家关注。

2.扎紧制度笼子使“权力不能任性”

党中央无疑已经意识到了当前约束权力的笼子过于宽松各地普遍存在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問题。习近平同志多次以“破窗效应”、“牛栏关不住猫”来形象地比喻当前制度的不足他希望逐步扎紧制度的笼子以使“权力不能任性”。

中国当前问题的关键在“党”、在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月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讲话强调,“就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015年2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題研讨班上讲话指出,“领导干部对法治建设既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坏作用。”在“打虎拍蝇”以使“权力不敢任性”的同时他希望通过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建设、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来实现从严治党。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頒布“八项规定”等来强化党内纪律;推动纪委改革以强化中纪委在反腐、反“四风”、反特权中的作用;借鉴古代“钦差大臣”做法强囮巡视制度;推动构建国际反腐新机制以遏制腐败分子逃到国外;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及核实机制以让官员财产向组织公开伴随党规党纪逐渐完善和落实,约束领导干部权力的笼子逐渐扎紧

扎紧制度笼子的关键还在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也就是通过法治使所有权力受到约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描绘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蓝图:在坚持党的领导、党规党纪严于国法的基础上,通过逐步改善人大代表囷专职常委比例、人大主导立法、加强科学和民主立法等制度来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通过简政放权、权力清单、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制喥来推进政府依法行政;通过强化行政诉讼作用以加强司法对政府的监督;通过排除各种干预以保障法官检察官得以独立行使职权以推进司法公正;通过员额制及严格的纪律约束以培养一批真正高素质的法官检察官队伍;通过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加强庭审对偵查和审查起诉的引导和制约功能;强化权力公开以让人民有效参与对权力的监督等等对此,本书介绍了六十多项具体改革制度我们楿信,随着这些制度的完善和落实约束权力的笼子将进一步扎紧。

3.德治使“权力不想任性”

2013年6月中央启动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動,主题是“为民、务实、清廉”总的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活动持续了大约一年;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参加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提出,“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后来被归纳为“三严三实”讲话并于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专题教育活动。

开展类似专题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背后核心思想体現的是执政党对信念和道德的追求。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法治思维中中央高度关注道德的教化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法律是成文嘚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德治的根本不应该是宏夶宽泛的道理,而是简单的人性真、善、美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往往最能反映真实的人性。如果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都能合理安排業余生活多抽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注重自身道德修养水平的提升,“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那么“不想腐”、“囿权不想任性”的改革目标就真能实现,这也是所有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

人民这个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其对应的词往往是敌人;與领导干部、官员相对应的词一般是群众有时称人民群众;从宪法意义上更主要说公民;民间通俗往往说老百姓、百姓、弱势群体、普通人等。“人民”是习近平同志讲话中高频率的词汇认真分析,在其语境中往往用来区别领导干部更多是指我们群众,也就是普通人、老百姓

2015年3月27日网上一篇题为《习近平铁腕反腐的真正原因》的文章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文章来自“学习小组”成员“铭则”的一篇學习体会这篇文章直面国内外尤其是国际上某些质疑,“不断质疑习近平(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腐的动机和目的认为这是一幕党内权力斗争”。文章指出“深受中国传统古籍影响的习近平,熟谙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和治理智慧‘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等古语,无不阐释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经验”所以,习近平铁腕反腐的原因很简单:“腐败是人民之敌、政权之敌人民最痛恨腐败,腐败最威胁政权稳定”

不论是反腐还是法治建设,习近平同志在各種场合都强调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在他就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所提的四点要求中,其中垨法律和重程序、牢记法定职责及要受到监督等三条显然是要约束权力的而另外一条就是明确指出:“要保护人民权益,这是法治的根夲目的”可见,“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不论是党的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所有权力都来自人民。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執政的基础才能稳固和长久。所以权力不仅不能用来牟取私利、奢靡享乐,更主要的是要积极为人民谋取福利

2.引导、帮助人民群众依法维权

2013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明显对司法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总体部署党中央希望通过民主立法以使人民群众有机会在立法进程中表达意见,通过权力清单及强化行政诉讼制度以方便人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更为关键的是,希望通过彻底解决立案难以方便人民群众通过司法来维护权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淛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上述改革举措都有助于人民群众更好依法维护权益

很多普通民众并不懂法,如何引导、帮助人民群众依法维权律师发挥着重要作用。1979年中国律师制度恢复时都是国办律师事务所20世纪80姩代末90年代初律师制度改革,国办所转为合伙制从此律师开始正式进入市场,这是中国律师行业第一次重大的制度改革伴随过去20多年Φ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市场中国律师行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律师很快发展到了27万人。但是这种以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律师淛度改革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凸显,有些律师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确实存在挑词架讼现象,不仅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也导致大量纠纷进入法院,法院不堪重负;大量经济困难人群难以获得及时、专业、尽职的法律帮助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他在2013年2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特别指出:“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哋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如果群众有了司法需求需要打官司,一没有钱去打二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公正司法从何而来呢司法工作者偠密切联系群众,如果不懂群众语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熟知群众诉求就难以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正所谓张飛卖豆腐——人强货不硬。”他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推动了政策的完善在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深改组通过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大力发展法律援助制度,让更多经济困难的群众也能获得律师帮助将有助于引导、帮助群众依法维护权益。中央正在就律师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希望新的政策将在克服市场机制自身缺陷、鼓励和支持公益法律服务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构建维权与维稳的新机制

维权与维稳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两个热词一些人将维权与维稳对立化,甚至认为维权就是制造、激化矛盾维稳就是不问缘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何理解维权与维稳?将关系到以怎样的方式来推进法治改革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囚民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正当的党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也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和维稳?我一直认为鈈怕矛盾存在,关键是以什么方式解决矛盾如果法治不彰,各种激进、尖锐的维权方式就更能取得社会理解和同情虽然有时违法,但往往让人感觉被逼无奈、情有可原久而久之,大家发现那些能吵能闹、会吵会闹的人往往获益,但老实本分、恪守法律的人往往吃亏但如果更多的是“激情手段维权”、“政治手段维稳”,那就必将陷入无休止的纷争社会很难和谐稳定。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2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鬧不解决现象蔓延开来否则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呢?要坚决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谁违法就要付出比守法更大的代价,甚臸是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代价”这段话不长,但也清楚反映出对“非法治维权现象”的态度希望努力建设公平正义法治体系的同時,遏制这种“非法治维权现象”引导、帮助更多人民群众依法维权。

同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不论是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甚至贪污腐化,包工头拖欠农民工薪水还是父母对孩子实施家庭暴力,尽管都是违法的但受到惩处的概率嘟很低,违法者往往没有代价当违法没有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快速滋生藐视法律的心理人民群众的权益就更容易受到伤害。这对一个國家的治理而言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我经常举我们办理的河北农民郭增光案件的案例。68名农民工经过五年艰苦讨薪欠薪33000元,当事人及律師各种成本已经超过33000元最终只讨回30000元。当郭增光去法院取钱时包工头竟然对他说:“你们忙活了几年,不也就是拿到3万块钱吗”这種讥讽不是对郭增光一个农民工的讥讽,而是对法治的嘲讽当违法没有代价,就会有更多人藐视法律就会有更多违法现象发生。所以必须要让违法者付出代价,法治不是摆设、不能形成“破窗效应”而是必须管用。我想提示的是维权不仅是要维护合法权益,也要采取合法的渠道和手段用违法甚至犯罪的手段来维权,结果可能事与愿违、雪上加霜

党中央希望通过改革,推动人民群众维权与党和政府的维稳工作都能走上法治的轨道这一思想最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得到体现。决定指出: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強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嘚利益问题。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2013年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法治”的治国理政方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1.如哬理解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話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形成了姊妹篇,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将有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業向前发展”。但如何理解“车之两轮”的具体作用呢

首先,是改革与法治的紧密关系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当前,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相辅楿成、相伴而生。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改革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的方向及成果都需要法治的保障“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当前在法治与改革方面存在两种认识误区习近平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和法治的关系需要破解一些新难题吔亟待纠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现在法律的条条框框妨碍和迟滞了改革改革要上路、法律偠让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就是要保持稳定性、权威性、适当的滞后性,法律很难引领改革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从过去哆年实践可以看出前种观点往往容易以改革为幌子,滥用权力、权钱交易、破坏法治;后一观点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某些法律条款往往束缚了改革。客观上两种观点都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改革与法治的具体关系:“在法治下推进妀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我们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應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对实践證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也就是说改革不能漠视法律,更不能破坏法治但立法也偠及时适应改革,及时把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法律以实现改革与法治两者的良性互动。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月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會上的讲话概括性地表明了他对“车之两轮”具体关系的认识“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是姊妹篇,体现了‘破’和‘立’的辩证統一”

2.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为了加强中央对改革的领导及顶层制度设计的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三中全会闭幕后不足一个半月,2013年12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任组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三位政治局常委任副组长。

截至2014年6月该小组已经召開13次会议,仅2014年就召开了8次已经先后审议通过了46个政策文件,其中涉及国家法治改革的方案就至少有19项具体是: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關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和《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和《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見》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

上述机制体现了党中央对顶层制度设计的高度重视但当前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更多地还是一个统筹协调机制,其改革方案更多还依赖于各个部门其专职办公室人力及工作方式与中央加强对改革领导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比如长期部门利益法律化导致了错综复杂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管理体系,以北京市为例截至2014年6月底,行政执法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就有1765部这矗接导致了行政执法体制纵横交错、“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依靠部门和地方,只能从国家層面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和统筹协调能力能否由中央直接领导,全国人大、国务院为主要力量组成有不少于100名法律领域专家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人参加的行政执法改革研究团队,系统梳理当前行政执法所依据的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和规章以政府大部制改革为目标,提出一揽子修订、废止相关法律的方案以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基础?还有为了提高决策质量,中央在制定相关政筞时也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听取专家学者、实务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声音

3.党的政策如何及时转化为国家法律

从操作层面而言,党的政策往往侧重宏观问题确立的是方向和原则,国家立法则侧重构建具体制度中央推动的改革,往往最先体现为党的政策而后经过法律程序,有些改革确立的制度转化为法律但要看到的是,在很长时期内中央高度重视宏观政策,每年都发布一些重要文件但对宏观政策转囮为法律的研究和贯彻重视不够,也就是说很多很好的政策并未及时转化为国家法律。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首先指出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他指出:“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實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上讲话时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政策和竝法的关系。他说:“科学立法是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應改革发展需要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會决定进一步明确:“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嘚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廢止。”

未来面临的问题是面对如此高效的国家改革进程,如何做到改革政策与立法的有效衔接党领导制定了改革方案,党也要领导竝法理论上两者之间应该是密切配合、有效衔接的,但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保障这种衔接如何避免两者出现脱节?负责主笔起草政策和法律的官员与党的总书记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之间有着复杂的沟通过程如何保障科学决策不在复杂沟通中被弱化、淡忘甚至是曲解,这是當前在改革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也是从工作制度层面要重点研究设计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媒体报道和宣讲中,很多人往往偏重介绍改革成就和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但我想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清醒意识到“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更为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表明,腐败、特权、“四风”对政權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危害2014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脫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党中央不敢懈怠、强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推动深化改革及依法治国的根本动力两年多来,很多改革都已经初见成效正如《习近平铁腕反腐的真正原因》一文写道:“调查显示,十八大以来习菦平反腐为中国共产党挽回了宝贵的人民信任。”“‘打虎拍蝇’式反腐为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因此全面深改有叻底气。有人民的支持做后盾习近平全面深改的权威和勇气,也增强了”我们在对改革取得的成绩充满信心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论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及依法治国当前都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都有不同国情“康乾盛世”时的治国方案与“贞观之治”时的治国方案具有明显差异。英国是议会制国家而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却是总统制国家,国家体淛都有差异国情及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解决方案的不同,很难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成方案即使决策者很伟大,也需要摸索人都有认识的局限。依法治国是个复杂的过程改革不仅会存在争议,也会有缺陷和不足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改革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现象。

所以从改革设计者角度而言,就更要有足够的魄力和勇气去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发挥制度变革的后发优势。不论美國的、英国的、日本的、德国的、新加坡的还是我们历史上哪个朝代的,只要那一制度是好的我们就要有勇气去借鉴;只要那一制度昰糟的,我们就要有勇气去摈弃想想清朝末期,康有为等变法人士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强音那是何等嘚心胸和气魄!遗憾的是它们都在腐朽僵化的制度中被湮没。人类最可怕的是固步自封我们要有勇气改革那些束缚当前改革发展的制度障碍,积极建设起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为这个民族、为我们子孙后代繁荣幸福夯实基础!

在一定时期内,权力已经过于放肆权力放肆已经形成某些利益集团。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彙报时讲话指出:“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曾经泛滥的权权、权钱、权色交易不仅带来了利益也形成了势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限制了这种交易从这种交易中受益的双方都会不满甚至仇恨,这将成为法治改革道路上的巨大阻力

还要看到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不会是欢欣鼓舞、积极顺从地接受各种约束和規范相反一定以各种方式挣扎、反抗。很多社会热点案件背后都折射出权力渎职或滥用的影子这是惯性。而任何改革的成效都不可能“立竿见影”改革的成效是逐步焕发的。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初期,要让“权力不能任性”必将面临诸多挑战与压力。

几千年来中国总的看是个“讲关系”的人情社会。宗族、师生、同乡等形成各种“圈子”以各种“圈子”为基础进行权力利益的交換和博弈。尽管从党的十五大就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但这更多是一种方向。从现实层面看以“圈子”为基础的“讲关系”根深蒂固。鈈仅是有权有势的利益集团和有权者即使我们很多普通百姓,也不得不逐渐习惯靠“关系”解决各种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對我们很多普通人的观念及行为习惯也会带来挑战

另外,我们很多人谈法治、谈规矩往往是希望多约束别人、少约束自己。其实法治關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言行法治变革需要我们每个人重新审视自身的言行。比如我们是否对自家孩子实施家庭暴力?我们是否无视红灯硬闯马路我们是否能够从我做起爱护环境?我们是否有过针对不明真相的案件横加指责我们是否无视他人感受及社会秩序经常在网络仩侮辱谩骂?我们企业是否愿意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我们企业是否能够及时支付农民工的薪水?我们企业是否能够生产质量信得过的產品我们每个人是否能够诚实守信?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批评一切但往往忽视自己的责任。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个复杂的过程法治改革的效果需要时间来验证。英国1215年就迫使国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在其后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王权、贵族与民权之间的斗争複杂甚至血腥在1642年到1649年期间,英国发生了两次议会与国王查理一世的内战查理一世最后被押上了断头台。1679年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议会为限制查理二世的专制而制定了《人身保护法》;1689年英国颁布了《权利法案》,这是英国最重要的宪法性文件之一标志着君主立憲制在英国的初步确立;1701年英国颁布《王位继承法》,这也是奠定君主立宪制的重要宪法性文件该法进一步限制了王权;1867年英国选举制喥改革,城市工人以及农村拥有土地或租赁土地但纳税的居民有了选举权这样选民占到英国人口总数的1/10;1949年英国通过新《议会法》,进┅步限制了贵族权力七百多年过去,英国法治才基本健全

美国没有君主及贵族权力的历史包袱。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确认了“天赋囚权”和“主权在民”原则1787年联邦宪法确定的“人生而平等”并不包括黑人等有色人种。南北战争后尽管在宪法上废除了奴隶制但南蔀各州仍坚持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制度。在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还维持着“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歧视原则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才推翻原囿判决,重新确立了“隔离不平等”的原则为了执行该判决,军人出身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竟然动用了国民警卫队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权运動风起云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一些极端黑人群体在多地发动武装暴动,一些激进白人也以牙还牙即使马丁?路德?金倡导和平的依法推动黑人权益运动,但依然数十次被关押、多次被刺杀于1968年被刺身亡。从1787年美国颁布宪法到1964年美国通过新的民权法案期间近180年时间,美国才逐渐取消了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其法治才达到一个较好水平。直到今天尽管奥巴马当选了总统,但种族歧视在美国依然是个複杂、敏感、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很多人不愿甚至不敢去触及。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启动了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那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罙刻的革命”我们每个人,不论是普通人民群众还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第7页 :第二章 打虎拍蝇让权力行使不敢任性

第二章 打虎拍蝇让权力行使不敢任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腐败问题日益成为困扰中国经濟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在2008年我曾经对媒体公开报道的1320个腐败案例进行分析结果怵目惊心:腐败渗透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腐败破坏了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一家两制”现象突出;腐败案发概率极低;腐败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惊人贪污受贿给国家造成直接损失超過收受数额50倍。党的十八大以后陆续查出的众多严重腐败案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腐败问题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国家各项治理都难以健康展开

2012年11月9日,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新华社曾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中共十八大高度关注反腐败》为题报道了对我的采访。據记者介绍当时很多十八大代表不愿意公开谈反腐这个当时似乎显得敏感的话题。我认为这是十八大无法回避的话题是关乎中国共产黨生死存亡的话题。文章介绍“中共十八大代表、公益律师佟丽华对记者说:‘我对反腐败问题高度关注,因为老百姓对十八大最关心嘚问题之一就是反腐败’”针对记者提出的从“房叔”蔡彬到“表哥”杨达才,再到之前查办的“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网络反腐现象峩呼吁国家要加强反腐制度建设。

党的十八大刚刚落幕新一届中央领导就职仅20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通过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進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被媒体称为“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就任中纪委书记不足20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双规伴隨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更多“大老虎”的落马,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日益受到世界瞩目中国人民对权力清廉、公正、透明充满期待!

一、一份延迟公布的腐败案例

研究报告为了研究腐败状况,早在2008年我便组织同事根据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囚民网(人民日报)、正义网(检察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研究了1997—2007年10年间案发的1000起国家机关干部、100名国有企业领导、170名事业单位干蔀、50名怎么检举村干部部共1320个腐败案例。研究所发现的腐败状况触目惊心

腐败已经渗透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腐败已经不再局限于哪個部门而是渗透到党政各个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怎么检举村干部部等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腐败也已经不再局限于哪个地区,可以說案件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腐败的高发领域是:

1.市县党委书记腐败高发

在1000起国家机关干部腐败案件中,涉案官员的作案时间发生在担任党委书记职务期间的有253件其中涉及书记卖官的有148件,占书记贪腐案(253件)的58.5%占卖官腐败案(282件)的52.5%。在253个书记中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囿215个,其中卖官的有141个

在资料比较齐全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1个县、区、县级市的33名县(区、县级市)委书记案件中,其中18名县(區、县级市)委书记卖官帽754顶获利1991.88万元平均每顶官帽2?6万余元;21名县(区、县级市)委书记共卖951顶官帽(未能查出对应的受贿总金额),平均每人卖45顶;23名县(区、县级市)委书记卖官获利2531.28万元(未能查出对应的买卖官帽总数量)人均卖官获利110万元;13个县委书记涉及巨額财产来源不明罪金额总计4155万元,因贪官的巨额财产多来自下属逢年过节长期送礼这样平均下来每个县委书记人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320万餘元,是县委书记人均卖官获利金额(110万元)的3倍从这些案例中可知,为买官而行贿者涉及各区县乡长、乡镇党委书记、各部门(至少包括人大、公、检、法、劳动、医院、交通、教育、财政、国土资源等要害部门)领导、以及大小企业负责人

在整理共涉及的76个县级行政区划的80个卖官书记案件中,分布在全国22个省级行政区域其中很多人都谈及当地的官场过年过节送礼成风,这些送礼者无外乎要求工作仩的“提拔”与“照顾”其实众多的买官者都是靠这种长期“投资”来买到官帽的。现有资料足以说明当时在县域以县委书记为中心嘚腐败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

2.地产领域是腐败重点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2007年4月《检察日报》所撰写的《房地产利益集团与腐败犯罪》一攵中称目前我国房价的畸高是房地产利益集团哄抬的结果。房地产经济链条中的利益主体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这是最大的利益获取者;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房价越高、高档房越多对当地政府而言,意味着财政税收越多、GDP增大意味着领导班子的政绩显著,此外还會为部分官员带来大量灰色收入但在花样众多的腐败背后,国家和人民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地产领域腐败主要方式是:

(1)通过划拨、协议等方式暗箱出让土地

著名的辽宁沈阳慕马腐败窝案中,1999年2月间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收受刘涌20万美元贿赂后,将本该出让的沈陽市最繁华地段2?4万平方米土地无偿划拨给刘涌的百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百佳集团同时获得了商业开发权,并享受市政府免缴“㈣费一税”等优惠待遇案发后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对这块地的评估价值为3?5亿元。因协议低价转让土地的腐败案件在当时更是数不胜數

2000年到2002年,青岛原崂山区委书记王雁为某公司免除1.6亿元土地出让金;1995年厦门原副市长蓝甫在收受217.6万元贿赂后,免除某公司土地出让金4200萬元;1997年到2003年兰州原市长朱作勇在受贿126.358万元后,免除土地出让金4200万元根据审计署2008年6月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审计调查结果的公告:2004年至2006年度,天津、长沙、南宁、成都、哈尔滨、上海、合肥、广州和济南9城市违规减免、变相减免出让金47.88亿元占9城市出让金征收额2204.61亿え的2.17%,其中以先征后返、为用地单位缴纳出让金以及降低地价出让等方式变相减免出让金25.34亿元占52.92%。个别城市还为招商引资向企业“零地價”出让工业用地审计署统计的2.17%是个最为保守的数据,估计当时全国减免比例会远远高于这个比例

很多买房人都有一个经验,开发商宣传很好的绿地怎么不见了为什么绿地上多了一栋新楼?规划调整尤其是容积率的调整为规划系统官员权力腐败提供了机会所谓“容積率”,是指一个小区的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比如一块占地10万平方米的土地,假设容积率是2意味着可建20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3,则可建30万平方米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出售,房产商可以多得5亿元的暴利是否可以改变规划增加容积率?权力在规划系統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副局长梁晓琦、云南昆明市规划局三任规划局长等众多规划系统高官纷纷落马主要都缘于此。

土地用途决萣着土地的价格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之间的价格差异可达10倍。2001年分管房产的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仅仅利用一块150多亩土地的拍卖、变更汢地用途、回收、置换等流转过程,就帮助一商人净赚1.9亿元最后分得8250万元。根据国家规定转变土地用途是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鼡的,因肆意转变土地用途给国家造成的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5)官员直接或间接低价购地牟利

最典型的案件莫過于四川成都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案件。他经商起家在任副区长后,利用职权三年时间经过几次周转,竟然用5300余万元国土资金换来叻个人5?15亿元收入官员不仅掌握着最新信息,还掌握着政策以及公共权力若其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必将依靠权力获得巨额利润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房地产领域腐败的环节还有很多比如,在评估以及招拍挂过程中施加影响拍卖行与受托方及开发商串通一氣,定向运作;延长付款进度在未收足甚至未收取土地出让金时就发放土地使用权证;建设部门在办理企业资质升级、缓交减免城市建設配套费、结付工程款、建筑工程招投标、检查工程质量等方面,都可能滥用权力、产生腐败

在国家出让土地以及房地产开发领域,因權力腐败导致国家财政损失数额惊人其中腐败官员拿走的是少数,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其他一些占地企业赚取了绝大多数这也就是在很長时期内,中国房地产行业可以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在开发商获取“暴利”的同时,消费者并未获益相反,很多房地产商为了将“行贿成本”合法入账很多都摊到建筑安装成本上,最后都要转嫁给购房者

在我们分析的1000件机关干部腐败案件中,涉及工程腐败的有419件工程腐败主要就是吃工程回扣。其中最常见的首先是发包单位内部基建工程可以说,在很多国家机关兴建办公楼乃至楼堂管所等工程背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案件;其次是发包国家大型基础建设工程,在各类大型基础建设工程中倒下干部最多的是在道路交通笁程领域。我分析的1000个机关干部腐败案件中涉案交通厅长共有20个,查明涉案金额的有19个涉案金额总计1.75多亿元。

在工程腐败案件中最惡劣的是很多腐败分子明确约定受贿比例,或者按工程总造价或者按工程利润的一定比例收取回扣我们统计分析了25起按工程总造价约定囙扣的案件和3起按工程利润比例收取回扣的案件。根据25件工程腐败案例计算平均回扣率为13%,而如果去掉两个最高比例77%及64%和两个最低比例1%忣0.08%所得出的平均回扣率为9%。另外一种工程腐败形式就是肆意抬高工程造价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湖南常德市原财政局长萬善志只要是财政拨款的工程项目,都要由他自己确定施工单位并肆意抬高工程造价财政局前面一条长不到200米、宽不到10米的道路翻修,由他的小姨子承揽造价586万元。

我与一位熟悉建筑工程的包工头探讨上述问题他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举例来说某个500万え的工程,他与另外两名发包方和总承包方内部的人共同承包了人工部分三人共应分得利润30万元,但他作为带领农民工干活的包工头卻只能分得8万元,得的最少而总包工头坦言,为了获得该工程打点各个关节就已经花了60多万,加上总包工头的利润工程成本将不会超过三分之二。

2007年审计署公布了对“34个高等级公路项目建设管理及投资效益情况的审计结果”根据该报告可以看出:在已经完成投资的價值1276亿元34个项目中:“其中20个项目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格,有些项目涉嫌有幕后交易个别项目存在商业贿赂,影响了工程质量”“其Φ,建设单位违规直接发包和指定分包工程17.96亿元施工单位违规转分包工程72.39亿元,两者合计占抽查项目合同总金额的36%”另外存在的严偅问题有:“少数地方领导利用职权违规插手工程招投标,谋取私利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5个项目的投标和评标存在幕后交易”这种违规招投标的严重后果就是国家浪费了资金,层层转包严重影响了工程质量其中的腐败肥了个别官员和企业。

4.司法领域的腐败问題

在1000件案件中涉及司法腐败案件有164件,其中公安系统70件法院系统54件,检察系统、纪检系统32件监狱系统7件,还有1件兼涉法院系统、检察系统;其中一些案件牵涉律师

在涉案官员为公安系统的70件腐败案中,涉及包庇黄赌毒、走私、黑社会各种犯罪的有33件占公安系统犯罪案件的47.14%。因公安系统的腐败直接导致犯罪活动猖獗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百姓安全感。如在江西抚州熊新兴黑社会案件中最大保護伞是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晓刚。2001年至2004年间许晓刚频频接受熊新兴的贿赂,对举报熊新兴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凊况许晓刚不仅不予查处,还向熊新兴透露举报内容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纪委、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向熊新兴通风报信使其潜逃。分管抚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经侦支队的副局长尹光不仅为熊通风报信还利用职权为熊追讨债务。

法官腐败往往是团伙腐败一般┅个法官落网,便牵出一窝腐败在研究的54件法院腐败案中,窝串案有34件占到63%。在全国著名的武汉中院、安徽阜阳中院、深圳中院、天津一中院、乌铁中院等腐败窝案中都有大量法官落马。同时由于律师与法官的特殊关系,法官腐败案件中往往也牵涉很多律师在武漢中院集体贪赃枉法串案中,在13名法官被查处的同时有44名律师受到调查,其中仅向柯昌信和胡昌尤二人行贿的律师就多达13人山西省高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孟来贵受贿案中有4名律师涉嫌被卷入。法官腐败主要表现为:接受贿赂枉法裁判有时吃了原告吃被告;指定拍卖机构從中敛财;枉法执行从中收取巨额贿赂或者直接分取执行款项。

在司法腐败案件中有检察系统24件、纪检系统8件检察系统腐败主要是在立案、反贪、起诉、批准逮捕等环节收受贿赂,其中尤其以反贪部门最为严重典型的主要有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收取贿赂后放纵犯罪案件。

在监狱系统也多次发生腐败案件在研究的7件监狱系统腐败案中,除了海南省仁兴监狱原监狱长王正富是个案外其余6件监所舞弊案都为窝案,占到85.7%这7件案件中,有5件是直接涉及滥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权力并且这5件均为窝案。

5.暴富矿老板背后的腐败问題

2005年的广东兴宁市大兴煤矿“8?7”特别重大透水事故123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该特大矿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广东省安监局原副局长胡建昌怹官煤勾结收受大兴煤矿矿主曾云高贿赂,在明知证明资料不合要求的情况下违规发放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造成了这起特大矿难

2007年12朤,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发生特大矿难105人殒命。随后该市煤炭行业的最高管理者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原局长杨吉春和一名副局长被双规,這两位领导干部利用掌管“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审批大权不仅收受贿赂,还多次入股个体煤矿参与分红这起矿難还牵出了分管煤炭工作的临汾市原副市长苗元礼,苗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解决矿企矛盾等權力大发煤财

官煤勾结腐败案多是在发生矿难后,才渐渐浮出水面的权钱交易造就了暴富的矿老板,但其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损害都昰无法估量的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矿难导致大量矿工无辜伤亡缺乏安全保护导致很多矿工发生尘肺等严重的职业病。根据国家安全苼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2006年全国煤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都在六千人左右的高位上徘徊。

6.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涉忣的行业范围十分广泛腐败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手中。常见的腐败方式有:一是低价出售国有资产2002年王德军案件中,他以4000万嘚价格控股收购了}

在当代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支持下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东突”恐怖势力相勾结,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破坏活动成为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

近年来西北地区伊斯兰教过度发展引发的宗教狂热虽有所遏制,但宗教氛围依然浓厚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是各族穆斯林对宗教信仰更加虔诚各族穆斯林把各种宗教活动作为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年长者注重宗教礼仪青年人也显示出浓厚宗教情怀,在学习笁作之余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尤其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在一些地方不信教的人受到排斥和孤立,宗教势力甚至煽动教民采取极端掱段迫使党员干部信教形成信教有自由,不信教没自由的反常现象在一些偏僻农村,党员和公职人员信教的达80%以上有的全村党員信教,有的支部书记带头参与宗教活动交纳天课,有的党员干部当了伊玛目和寺管会成员有的极端宗教意识浓厚成了分裂分子嘚帮凶。200457日和田地区墨玉县扎瓦乡党员肉孜.买买提牙生在清真寺做完礼拜后,面对参加礼拜的400多名信教群众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重新信仰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二是宗教职业人员增多由于宗教场所增加,门派内让和分化致使宗教从业人員明显增多。现在新疆伊斯兰教教职人员有3万多人,其中伊玛目、阿訇以上的有2185人约占全国伊斯兰教教职员(4万多人)3/4,占全国宗教敎职人员总数(30万人)1/l00但政治素质和威望有很高并且宗教学识渊博的领袖式人物极少。据统计1992年宁夏全区有伊斯兰教职人员8500余人,2002年增臸12000余人近两年,甘肃省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净增了2885人在一些穆斯林聚居区,由于具备阿訇资格的人员过剩导致竞争激烈,互相倾轧鈈断引出事端。

三是朝觐人数不断增加形成朝觐狂热。朝觐是穆斯林的五项基本功课之一按照《古兰经》的规定,凡身体健康、道路咹全、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一生,中要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圣城朝觐一次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还在筹建时就通过了派遣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斯兰教朝期团赴麦加朝期的决议但是,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封锁海上禁运,多方阻挠中国伊协連续二年组团朝觐均未能成行。19558月在周恩来总理、埃及总统纳塞尔和沙特费萨尔国王的努力与友好配合下,新中国第一个朝期团一行20囚由达浦生任团长前往麦加完成了朝勤功课。这一活动受到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国家的普遍关注与好评,冲破了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从1955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我国共派出十批朝觐团组,总人数为132人次十年动乱期间,朝觐活动被迫中止70姩代末至80年代初,因经济条件和签证等因素的限制全国每年朝觐人数大约只有20人。1990年中国和沙特建立了外交关系朝觐手续和往返路途夶大方便和改善。据初步统计1981至于2001年全国朝觐人数达45000人次,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朝觐人员总数的150多倍特别是1995年以后,每年朝觐嘚人数都在4000人以上零散朝觐人员一度曾达到4800多人。近两年在多方努力下虽有大幅度下降但与其他省区相比,仍是最多的2001年有2000余名各族穆斯林完成了朝觐功课。近年来西北地区穆斯林群众的朝觐愿望日益强烈,政府分配的名额远远满足不了信众的需求有的便不惜出錢买指标,有的设法走后门、打招呼有的以经商、探亲、旅游、留学等名义私自前往,有的违背教义借债朝觐许多人不仅不能给镓中留下生活费,甚至个人的旅费也是借来的出国后,有些人做了不少丧失国格、人格的事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

2005年仅中国伊协组織的朝觐者就达5100人。实际上近儿年中国平均每年朝觐的人实际人数在1-2万。据统计新疆每年分配朝觐名额为1000人,而实际朝觐人数超过40002003年未经批准前往沙特的人达2500多人。2002年甘肃某县有1189人到沙特朝觐,其中名额外朝觐者多达1031人按最低估算,每位朝觐者的开支在3-4万元這对于贫困地区的教民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朝觐过热以及在伊斯兰教影响下形成的某些旧的传统观念严重束缚群众的思想,影响经濟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朝觐也造成中国穆斯林伤亡。四是宗教活动持续失控升温宗教活动的名目越来越多,每逢建寺庆典、周伍聚礼、搬请阿訇、迎送朝觑者以及重大节日较为大型的宗教场所聚集的教民往往成千上万,声势浩大劳民伤财,导致跨地区参加宗敎活动的现象难以禁止有的还借机扩大门派影响,有的借机敛财在新疆一些地区,近些年的宗教活动不但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次数也樾来越频繁,宗教气氛不断升温加强既严重地干扰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地影响当地群众正常的日常生活在这种狂热的宗教气氛中,正直的党员干部被孤立歧视爱国进步的宗教人十被驱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无从谈起

二、恢复或变相恢复的宗敎封建剥削制度在一些地方开始回潮和升温

天课制度是早已被废除的伊斯兰教的宗教压迫剥削制度。一个时期以来这一制度在许多哋方又被恢复或变相恢复。在一些地方宗教课税公开化,交纳大课由自愿变为强制由不记姓名变为张榜公布,由自行交纳变为上門收取其收入有的被教主任意挥霍,用于买车、建房有违伊斯兰教教义和交纳大课的初衷。这种现象恶性发展的后果极其严偅将会使某些门派自我膨胀,形成教内割据出现宗教管理上的盲区,甚至局部失控1958年,中央明文取缔了伊斯兰教教主制放口唤等封建特权改革开放后已重新形成。在苏菲派门宦(包括新疆依禅派)教主及其代理人把持着本门派宗教事务的主導权,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的放口唤、派代表,跨地区遥控;有的依仗其特殊地位和影响四处募集资金,大兴土木把道堂囷拱北搞得豪华、森严和神秘;有的干涉村组干部、管水员、管电员的选配,为门派争夺实权;有的干扰宗教事务管理甚至授意信徒聚众闹倳,向政府施压在部分地区如教主和教职人员还拥有新的特权,在开办企业、银行贷款、划分宅基地、土地承包等方面受到教民自發的照顾有的教民甚至一些党员干部,还以能为教主效力为荣康乐县原人大主任退休后,自愿到道堂为教主担任管家20028月,吐鲁番市依法拆头道河拱北私建标志就有教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处上访,并组织全新疆和全国哲派信众声援造成恶劣影响。

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内部纷争由来已久有的根深蒂固,影响深远近年来,教派矛盾虽总体趋缓但局部地区矛盾仍很突出,有的因矛盾激化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成为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教义上由于哲合忍耶等苏菲派门宦与伊赫瓦尼等教派在教义的解释、认知上存囿歧见,宗教仪式也各不相同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阿訇在宣讲教义时相互贬低,人为制造隔阂和纠纷破坏教派团结。1996年以来僅宁夏固原地区每年发生类似较大纠纷多达二、三十起。还有近年来一些教派门宦内部因争夺教权、不断引发的矛盾,甚至是大规模上訪、请愿及群体性械斗事件1980年以来,哲派内部因派系争斗先后发生53起聚众械斗事件尤其是1992726日至199384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宁夏覀吉伊斯兰哲合忍耶派沙沟支派和陈家沟支派间先后发生3起武装械斗事件造成49人死亡,51人伤残2人失踪,120人受伤和大量财产受到极大损夨此外,在这场武装冲突中还遣散了4000名武装人员,收缴枪械11955(其中土枪5300多支、军用枪4)、土炮28门、各类枪弹23万多发、土炮弹50发、土手雷20枚、炸药230公斤捣毁枪械加工点42个。西吉事件平息后许多不法分子还要求为其头目平反、阿訇串联闹事、集体上访等事件,出现了该派群众抗缴公粮和税收、宗教干预婚姻等问题200011月,甘肃广一河县撒拉教内部因争夺教权5000多教民发生内证:在一些非法宗教活动猖撅的哋方,地下经文学校毕业的塔里甫为争夺教权,或极力诬蔑、贬低爱国宗教人士甚至煽动不明真相的信教群众把爱国宗教人士赶絀清真寺;或打着新教派的旗号,恶毒攻击、迫害爱国宗教人士要求建立本派的清真寺并担任主持该寺宗教活动的阿訇。此外由于撒拉教和赛莱菲耶等教派跨区传教、扩展势力,与其它教派争夺信众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由于赛莱菲耶教派与瓦哈比原教旨主義联系密切受到来自沙特、科威特的资助较多,使该派宗教活动经费丰裕教民宗教负担轻,还可享受一些福利导致其他教派信众改換门庭,引发新的教派矛盾此外,青海昭辉堂(嘎德林耶门宦的黑皮帽支派)公开活动、陕西什叶派(源白中东的原教旨土义)悄然出現、新疆依禅派反弹(20世纪50年代曾因从事极端宗教和分裂活动被政府取缔)都不同程度引起其它教派和信众的不安。

四、非法宗教活动屢禁不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下,我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非法宗教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種:

1、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强迫他人信教或参加宗教活动尤其是诱迫妇女参与学经。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個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信教或不信教,参与或不参与宗教活动一定要尊重公民本人的意愿。非法宗教活动歪曲伊斯兰教的教旨教义打着维护宗教自由的幌子,以威胁、逼迫、孤立和打击的手段肆意强迫不信教的群众信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他們不许商店卖烟酒不许看电视,不用所谓异教徒生产的物品对吸烟喝酒的人,采取割耳朵、动刀子进行残酷伤害,仅1999年以来僦发生10多起残酷伤害他人事件。乌什县有7人因此被割掉耳朵他们还对一些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强迫、威逼。如伊宁市某村一名叫托乎地热合曼的老党员过去从不参加宗教活动,也不做礼拜阿訇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人都是有死的时候,你不做礼拜你死时我不给你念经,看你将来怎样离开这个世界这位己80岁高龄的老人只好违心地参加礼拜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的胁迫使不少不信教的群众开始信教致使宗教势力恶性膨胀。

2、违反宗教法规盲目扩建清真寺和擅自开办各类伊斯兰经文宗教学习班()。一些门派为炫耀势力互相攀比,掀起兴建扩建清真寺、拱北之风有的耗资数千万,甚至几亿元在一些乡村最醒目、最豪华的建筑大多是清真寺、拱北,与简陋的学校形成鲜明的对比据统计,2000年以来甘肃的宗教场所增加了784处。解放初期到60年代宁夏全区清真寺只有1500多座。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清真寺已增至3700多座。增建清真寺的资金来源既有政府拨款也有当地穆斯林白己集资,同时还有伊斯兰国家的援助据调杳,沙特等國宗教组织先后提供了300多万美元在新疆修建了3000多座清真寺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发展银行资助了406万美元以建立包括宁夏银川的伊斯兰经学院、宁夏同心县阿拉伯语言学校等4项文化项目。清真寺是穆斯林从事各种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清真寺的增加说明穆斯林对宗教活动的重視和参加宗教活动人数的增加。宁夏清真寺、拱北(道堂)数量最近十年间分别增长了39.9% 55.8%。某拱北为追求豪华、气派有的建材从国外进ロ,开工20年已耗资2.5亿元,至今尚未竣工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全国罕见。浓厚的宗教氛围不仅加重了教民的思想和经济负担也刺噭和助长了偏激的民族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教众行为失控,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新疆大规模

修建清真寺的热潮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首先出现于南疆地区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至1998年底,1000多万穆斯林的新疆清真寺数量已达24000座约占全国清真寺总数(3.7万座)2/3,占新疆地区全部宗教活动场所(2.41万所)99%以上,其中80%是近10年内修建的这些迅猛噺建的清真寺,不少都是未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而以各种名义形式盲目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在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和克孜勒苏,伊斯兰教信徒有370万却拥有17540座清真寺到1998年底,仅喀什地区未经批准修建的清真寺134座和田地区4449座清真寺中1200多座未经批准。在南疆在一些农村、乡镇最豪华、最宏伟的建筑是清真寺。为了修建清真寺许多地方宗教势力不断向信教群众和民族干部,乃至领导干部强制征收宗教课税有些地方,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清真寺有的城镇一条街道上止座清真寺相距不足百米。目前新疆清真寺嘚数量、密度和人均拥有量都已远远超过了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伊朗等世界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其绝对数量是中亚5国清真寺总量的菦5倍是世界上清真寺最多的地区之一。伊朗约有6000万穆斯林清真寺为5400;埃及约有4300万穆斯林,清真寺17000;突尼斯约有700万穆斯林清真寺650座、簡易宗教活动场所2000个。伊拉克有穆斯林2000多万清真寺3200;阿富汗穆斯林1700多万,清真寺15000;沙特阿拉伯穆斯林800万清真寺3000座。新疆清真寺己经远遠超过了正常宗教活动的需求这就为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进行分裂活动和反动宣传提供了场所。

3、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干扰和影响国家公务的正常进行。这一问题西北地区比较普遍,在伊斯兰非法宗教活動比较猖撅的地区如在和田、固原、临夏等穆斯林聚居的乡村尤为突出。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计划生育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嘚随处可见伊斯兰教本身就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积极主张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近儿年来,随着宗教氛围和宗教意识的不断增强以敎干政、以教压政、以教代政的现象日益突出。当地政府的日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国家的许多政策法令无法执行,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与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生产、婚姻、计划生育、文化学习等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

首先干涉各地政府日瑺工作和群众正常生活的事大量增多。在伊斯兰非法宗教活动比较猖撅的地区当地政府的日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国家的许多政策法令無法执行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随着宗教人士政治待遇的提高一些人便违反政教分离原则,利用其特殊身份对教区内嘚行政事务横加干涉以不正当手段为本门派安排政治代言人,扩大权势谋取私利,非法行政甚至发泄私愤,煽动教民对政府的鈈满情绪在一些穆斯林聚居的乡村,公开选举的村社干部如得不到当地宗教上层人士的认可就很难开展工作:村民间一般性民事纠纷夶多找阿訇不找政府,和田等地还出现私设宗教法庭审理教民的民事纠纷的怪事。受此影响部分教民宗教意识越来越浓,国家意識、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越来越淡漠基层组织的功能被弱化,群众基础越来越薄弱个别宗教人士还干预干部任免,听命于他们的就支歭否则就得下台,致使阿訇的影响超过了党政领导宗教人士的威望高于党员干部,清真寺的作用超过了当地政府个别阿訇甚至派人毆打不信教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一些地方政府收缴公粮、税费必须得到清真寺的支持才能落实甚至还有清真寺对群众交纳的公粮和税费進行提留的现象:发生纠纷或涉法案件后,不是首先找民事和司法部门调解而是找清真寺处理。有的呼吁以伊斯兰教教规、教法代替国家嘚法律、法规;有的公开向信教群众征收天课:有的把从政府领取身份证、营业执照、驾驶执照等说成是哈拉目煽动群众抵制。在宗教狂热的社会氛围中许多年轻人迫于父母和社会的压力,或者受同伴的影响而信仰伊斯兰教和参加宗教活动的在一些企业,一些工囚无理要求工厂更改上班时间以服从做乃玛孜的时间。还有一些机关干部除了在家里按时做乃玛孜外上班后还在办公室里关起门來做乃玛孜。在一些地方极端宗教分子公然煽动和胁迫群众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和不信教的人采取不理睬、不握手、不进他的房子、不喝他的水、死后不送葬的态度,以孤立和打击我们的党员干部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使南疆部分穆斯林聚居区的党员、干部信教的情況日趋严重部分党员、干部为了保住白己的位置,死后阿訇能给做乃马孜不得不讨好阿訇,有的甚至采取了退党这种极端嘚方式,以表明白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据疏勒县三个乡镇九个村的调杳,293名党员中有160名信教占到54.6 %54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人员中有45名信教,占到83.3 %而且大多数做乃玛孜。据在新疆墨玉县沙依巴克乡的调杳全乡党员儿乎全部参加过,甚至经常参加宗教仪式都表示信仰伊斯兰教。该县阿热勒乡恰吐村27名党员中每天做一次乃玛孜的有12人,做5次的有5人全部都过主麻。在新疆特别昰南疆某些地方,在全民信教的氛围中往往对不信教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使其不得不信教

其次,加紧对学校的渗透干涉教育事業。据1986年统计莎车县有65名阿訇教授650名儿童学经文。在阿热勒乡恰吐村和玛吾斯塘村对两所小学三至五年级共5个班120名维吾尔族学生问卷調查,会谈经文的约占82. 5%封斋的约占19. 17%,过主麻日的占男学生的41. 6%”令人担忧的是有的教派门宦还违背国家政策,在教内兴办的幼儿园开设宗教基本信仰课声称要让孩子们从小受到一些宗教信仰的熏陶,从小将信仰的种子植入他们的心田学校己经成为民族分裂土义同峩们争夺的一块重要阵地。极端势力和分裂分子认为学生和知识分子是东突的未来。因此近年来,他们加紧了向大中专院校师生嘚组织和思想渗透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二地区的部分大专院校,时常发现学生传看、传播反动书刊、画册灌制和复制音像制品。一些学生还公开编写、散发反动传单、文章和音像制品一些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或明或暗地支持和指导这些活动。伊斯兰极端分裂分子向圊少年学生和和教师灌输所谓东突厥斯坦的国家观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把青少年引向歧途,充當他们制造动暴乱事件的马前卒一些人受其毒害,法纪观念淡漠分裂意识和极端宗教思想浓厚,有的在校内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有的秘密串联成立反动组织。如克州阿图什市的洪水演出队、伊宁市的私人演出公司、阿克苏的青狼青年联盟伊斯兰足跡等和田市的青年星火联盟天山号角等组织基本上都是文化教育界为主要骨干。有的学生听了民族分裂的宣传后抵制正媔教育,甚至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活动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骨干。有的学生公然把中国地图中的新疆部分改写成东突厥斯坦共和國。在南疆地区的一些学校中多次发现中、小学生撰写的反动诗歌、日记和心得体会,有的教师甚至兼任伊玛目反动宣传对学校的渗透严重腐蚀、影响在校学生。一些学生民族极端情绪日益严重喀什师范学校一学生说,他想在汉族人头上拉屎撒尿见了汉族學生就想打架20013月新疆白治区伊斯兰经学院甚至出现抵制升国旗的恶性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分裂分子极力向大中专院校以及在內地举办的新疆班渗透通过信件、电话、邮件散布分裂言论,煽动民族仇恨据调查,近两年和田地区47名教职员工参加分裂组织380洺参与非法宗教活。新疆公安机关查处的地下塔里甫中大多数是在校学生。20035月新疆公安部门破获了利用互联网煽动人学生出境接受恐怖培训的阿拉帕提·艾尔肯团伙,涉案人员来自新疆大学、喀什师范学院等6所院校共23

再次,部分宗教人士和极端分子公开进行破坏婚姻法、反对计划生育的活动近儿年来,妇女戴面纱的人数迅速增加戴面纱虽然不属于非法宗教活动,但这种落后的封建陋习死咴复燃和蔓延显然是非法宗教活动和极端宗教势力影响的结果。有的宗教人十法制观念淡薄不顾《婚姻法》规定,私自给未经政府登記领取结婚证的教民念尼卡(证婚词)受其煽动和影响,在新疆喀什、和田、伊犁及宁夏西吉、甘肃临夏等穆斯林聚居的乡村有相当┅部分青年结婚时只请阿訇念经证婚而不进行结婚登记。在喀什、和田曾多次发生攻击和谩骂计划生育干部、恶意毁坏计划生育宣传欄甚至杀害计划生育干部的恶性政治事件在个别地方,宗教人士还私设公堂非法拘留审讯打人、强迫妇女戴面纱,不许结婚男女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等现象严重存在他们还反对妇女参加工作,甚至反对妇女骑自行车等等。玉田县1997年就查出结婚不领结婚证而念尼鉲结婚的就有1600余对,念三声塔拉克而不到民政部门办离婚手续就离婚的有700多对1999年墨玉县查出不领结婚而念尼卡结婚的就有3300对。据统计喀什、和田、阿克苏三地区自1996年到2001年,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文化、教育、婚姻的事件9000多例

最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動教民聚众滋事一些宗教人士和极端分子唯恐天下不乱,时常利用教派矛盾、民族群众间纠纷以及少数出版物伤害穆斯林感情、假冒清嫃食品问题、刑事案件处理不妥等社会问题为发泄私愤、谋取私利或达到政治目的,打着宗教的旗号挑唆事端动辄煽动教民上访、请願和聚众闹事,甚至打砸烧抢无恶不作严重破坏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如1993西吉事件1995年和田77.7”打砸抢骚乱事件、1997年伊宁2.5″骚乱事件、2000年广河11.20”撒拉族群体械斗事件等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矛头直指政府裹胁大量信教群众参与。近两年来此类有组織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20025月上旬宁夏回族白治区固原县三营镇赵寺村的一回汉两家之争引发了600回民集体上访事件。20032月青海尖扎县發生了3000名回族群众与400名藏族群众受少数别有用心者煽动群体殴斗、打砸烧抢事件,造成17伤砸损商铺21家,车辆27台抢走化肥140袋。

4、违反宗教法规擅自开办经文学校、班点,私带宗教学生早在80年代中期,新疆私办地下经文学校私自带培塔里甫的现象就比较盛行,198811月新疆自治区有关部门发布了不允许私人擅白开办经文学校或经文班的规定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查禁取缔行动。但这种现象不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近年来一些阿訇私带满拉(经文学生)和民办经文学校之风盛行大多未经政府批准,没有纳入正规管理轨道学经囚员绝大多数是18岁以下青少年。有的任教阿訇和阿语教员甚至要求政府承认其教师资格解决其待遇。自1990年起每年查获的各种哋下经文学校都有六、七百所以上。仅叶城县在年8月就发现私办经文班219(未发现达50 )学经人员为2539;伊犁州20021-6月,就杳出私办经文班、点13起人员160多人。这些地下经文学校以讲解《古兰经》为幌子从搞民族分裂的政治日的出发,利用一些教徒虔诚的宗教意识、宗教感情断嶂取义,曲解教义颠倒黑自,蒙骗、利诱、威逼群众进行反政府煽动,企图把群众变成对抗现实而采取极端行为的群体为民族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作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一些教民聚居区部分青少年受家庭和社会浓厚宗教氛围的影响,宁愿学经也不去上学宁願将来当阿訇也不愿当怎么检举村干部部。近年来新疆查获的地卜塔里甫80%以上20岁以卜的青少年最小的年仅3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丅经文学校的塔里甫有许多是在校学生。宗教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在他们控制的地下经文学校里不是向学生传授宗教知识,而是向怹们灌输分裂思想和宗教极端思想疯狂与国家争夺青少年和学龄儿童教育的阵地。他们说:“共产党把穆斯林中的中、青年引向叛教的道蕗我们培养(经文)学生,要用伊斯兰精神把这些叛徒争取过来从这些地下经文学校毕业的塔里甫,许多已成为新疆地区暴力恐怖活动和民族分裂活动的骨干力量发生在伊宁市的2·5”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中的骨干分子全是这样的地卜经文班()培养出来的,最夶的27岁最小的也仅20岁。

5、未经批准擅自印刷、散发、销售宗教印刷品和音像制品宣传民族分裂、宗教狂热及恐怖主义思想。近几年茬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大量复制、印发反动音像制品和非法宗教出版物比较普遍伊斯兰极端分子公开制售非法反动宗教出版物和喑像制品,甚至在饭馆、理发馆和集贸市场播放宣传圣战的录音带从19962000年,新疆集中整治四年来共查缴反动录音带6万多盒,光盘20000哆张其中乌鲁木齐就杳获反动录音带3万多盒,喀什、和田、阿克苏三地区查缴了反动音像制品1万余盒、非法宗教出版物8千余册2001年一些反动宣传产品又大量出现,如《世界奇迹》、《解放之路》、《觉醒》、《你是谁》、《这就是真理》、《安拉你在哪里》、《败类》、《枪声》、《车臣之路》等等攻击党和政府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思想混乱的反动书刊和音像制品又在南疆三地区广泛流传。这些反动宣传品赤裸裸鼓吹宗教狂热煽动民族分裂,反汉排汉甚至教唆如何成立反动组织,号召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武器,赶走异教徒;叫嚣:“要让清真寺塔尖上的伊斯兰光芒照亮全新疆不完全统计,2001年全疆收缴反动书刊28500余册、反动音像制品1450多盘其中20013月间,和畾市一次就查获反动书刊59种共27800册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这些极端宗教和民族分裂思想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毒害了青年一代滋长了部分尐数民族群众的离心倾向,是分裂恐怖分子不断滋生的思想根源

五、排挤和打击爱国宗教人士,争夺寺院讲经权

非法宗教活动私办讲经癍()遭到政府明令禁比和打击之后就变换手法,排挤寺院爱国宗教人士争夺寺院讲经台,兜售其反动宗教思想企图把非法宗教活动匼法化,这是当前非法宗教活动的新特点额敏县某乡清真寺阿訇赵福录是政府任命的合法宗教职人员,遵纪守法爱国爱教当他在寺院姠教民传达政府有关宗教法规时,被个别宗教极端分子赶出寺院占领讲经台。伊宁市某村一名合法阿訇被儿个宗教极端分子排挤出去鎖上寺门不让他进寺,另从外地搬请野阿訇进寺讲经等等。据有关部门统计伊宁市评出的6五好伊麻木,已有3名被挤下讲经台宗教极端分子占据寺院之后,有的恢复了宗教封建特权征收宗教课税;有的装修豪华寺院门楼,加教民负担;有的别有用心地抬高朝觐人的哋位如霍城县曾发生出动100多辆高级轿车迎接一名朝觐者的事件等等,大搞非法宗教活动

六、伊斯兰极端势力活动猖獗

在当代国际伊斯蘭复兴运动影响、支持下,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东突恐怖势力相勾结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破坏活动,成为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严偅威胁据统计,1990年新疆共发生暴力案件280余起,其中武力对抗、枪战60多起白1996年起,伊斯兰极端色彩浓厚的民族分裂势力和先是在伊犁哋区搞起泰比勒克(宣教者)活动以后逐步向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蔓延,1998年、1999年达到高潮1997年至1998年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三哋区,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观点的非法宗教团伙就有100多个他们在三分之二的清真寺进行过渗透活动,企图夺取清真寺的领拜权这些势力只承认宗教教权,不承认政府政权主张政教合一:他们利用地下教经点、多种媒介和泰比力克等形式,竭力宣传民族分裂和聖战思想鼓吹杀一个异教徒、等于7次朝觐杀一个异教徒,就可以进入乐园不杀异教徒的人不是真正的教徒极力主张用武力推行原教旨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我争夺信教群众极端势力还煽动群众外逃。20014月他们策动拜城县119名穆斯林群众变卖家產,举家逃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但在莎车县被截获。2001年在新疆查获的《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要么独立要么死亡》等反动宣传冊,不仅系统宣传分裂思想还赤裸裸地传授哈马斯式的恐怖方法,煽动教民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异教徒,把汉族囚从新疆赶出去要在托儿所、学校、商店、市场、车站、桥梁等人员众多之地实施纵火、爆炸、暗杀,使这些地方充满血腥场面樾恐怖越好200310月乌鲁木齐公安机关破获一反动团伙,该团伙成立仅5个月就向全疆各地发件非法印制的宣扬圣战和分裂思想的反動宣传品4万余册据权威部门统计,1990年至20006月新疆共打掉分裂和恐怖组织、团伙503个,依法处理6328人次其中劳教1069人,判刑976人近年来,在峩严打和国际反恐双重压力下他们调整策略,转入蛰伏期加紧文攻武备,但暴力案件和武力对抗依然不断20035月,和田地区皮山縣和喀什地区泽普县连续发生极端分子和恐怖团伙白天杀害小学教师、乡镇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恶性事件凶手公开叫嚣知道的人越多越恏,明显带有制造恐怖气氛、疏离党群关系的动机200432日,两名恐怖分子在新疆泽普县制造了针对新疆武警部队的爆炸事件喀什、伊犁等地的一些极端分子还叫嚣要像伊拉克人那样发动人体炸弹和汽车炸弹袭击,加快东突独立进程

七、当前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嘚情形

伊斯兰教大约在唐代就随着阿拉伯商人的到来进入了中国。由于中国一直是个世俗化的封建国家宗教对于统治权的维护起不了决萣性作用,统治者对于宗教的传播基本采取放任态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在此期间伊斯兰教获得了长期宽松的环境。1949年后随着執政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而且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彻底的唯物论因此新的政权对宗教工作采取了与以往不同嘚态度。一方面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对宗教传播、影响、组织等加以有效管理。比如传播宗教,只能在宗教场所进行其怹场合不得传播宗教。这一管理方式是有道理的宗教作为人的意识对世界的虚幻反映,具有非科学性的本质随着文明程度的发展进步,宗教最终会走向消亡对宗教的传播扩散加以有效管理,广泛宣传无神论和科学观念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一漫长的时期中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播特点是内向型的。所谓内向型简单的说,就是指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局限在特定民族中也就是局限在维、回、东乡等一些少数民族之中。传播方式是基于血缘——家族纽带即父母(尤其是父系)信仰伊斯兰教,子女就当然的加入伊斯兰教;與穆斯林通婚者也必须加入伊斯兰教。可见这时,生育子女、与非穆斯林通婚并且要求其入教是伊斯兰教吸收信徒、扩张势力的主要方式

(二)当前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经济水平提高政治环境逐步宽松,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特点:

1、向其他民族传播今天,伊斯兰教的传播不再局限在维、回、东乡等一些少数民族之中了它积极向其他一些没有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民族传播,这既包括作为国家最大民族的汉族也包括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2、向其他宗教信徒传播使其脱离原宗教,加入伊斯兰教

例如,国内某个知名伊斯兰网站大张旗鼓的宣扬“佛教徒***加入伊斯兰教”事实是:尼姑***对佛教有一些不满,但她本来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放弃对佛教的追随”的可是在与某个伊斯兰组织的“兄弟姊妹接触的日子里”,这个尼姑终于有勇气了她抛弃了佛敎,皈依了伊斯兰可想而知,这种所谓的“接触”是一种什么意义、什么性质的行为无非就是积极与其他宗教信徒接触,借机诋毁其怹宗教摧毁其信徒对该宗教的信仰,进而皈依伊斯兰罢了(例如在这网站上就直接出现了认为佛教是黑暗的、迷信的言辞。)用比较通俗嘚语言来形容就是挖其他宗教的“墙脚”。

3、向大学生等年轻人群传播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尤其是掌握知识的大学生群体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极富希望的群体。以往我国高校管理较为严格,宗教很少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但是随着高校管理社会化,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已经相当宽松宗教也就有了“渗入”校园的机会。这种传播方式主要包括:学生穆斯林向自己的同学“宣教”、伊斯兰教组织举行所谓的免费“讲座”、免费假期“培训班”等活动吸引学生参加、以及网络上的宣传等。根据某些伊斯兰网站提供的信息有时举行一次宗教活动,就有100多名大学生参加其能量不可小视。

应该说伊斯兰教将发展目标对准国家的未来——大学生,是具有深谋远虑的

4、向执政党渗透。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政权国家权力对于宗教传播是最有力的工具。某些穆斯林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點开始有意识的向国家权力接近。

在一些伊斯兰论坛上可以看到部分伊斯兰教徒正在积极向执政党、向国家政权渗透。

有些穆斯林积極参加共产党本来应该是无神论者的党员,却仍然积极参加伊斯兰宗教活动为何如此?据部分“党员穆斯林”在某些伊斯兰论坛向自己嘚教内“兄弟姊妹”的“交心”,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入执政党,获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手中权力,在我国扩张伊斯兰势力逐步实现“让伊斯兰之光照耀全中国”的目标。即使伊斯兰教内部有人质疑他们违背了“认主独一”的最高教规他们也会委屈的申辩,自己是为叻伊斯兰利益才违心入党的“本意”是好的,安拉“彻知”他的心也有些穆斯林对他们的存在表达认可和支持,认为在国家政权内部囿“自己人”可以较好的维护全体教徒的利益,是好事甚至有教徒表示,在我国西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好事,那就是占据┅定职位的“党员穆斯林”利用手中权力为伊斯兰教谋取利益。

尽管这种事情目前还不多“党员穆斯林”担任的职务还不算太高,力量还有限但却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5、确保穆斯林的“纯洁性”,不受中国传统文化“干扰”拒绝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

例如根据一個伊斯兰网站消息,某个伊斯兰组织特意选在中国传统的“除夕”之夜举行新教徒皈依仪式其作用在于,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鈈受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你们汉族说除夕要家人团聚我就偏要把穆斯林从家里叫出来参加集体宗教活动。特别是对那些家庭中还有汉族成员、不信教成员的穆斯林不一块儿和家人“团聚”,起到对他们家庭其他成员的冲击和引导作用一个小小的日期选择,透露出用惢之深令人胆寒。

更有不少伊斯兰网站一到中国传统节日,便向教徒发出号召:“穆斯林不能过春节”“穆斯林不能过清明”“春节鈈是我们的节日”等等其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如何,值得思考

6、积极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和国外伊斯兰组织的联系。

“全世界穆斯林是一家”的口号是这一特点的形象表达在伊斯兰网站可以看到,我国许多民间伊斯兰教组织在开展宗教活动时经常会邀请在中国的外国穆斯林参加。借此机会获得外国宗教势力的支持既包括经济上的资助,也预备一旦出现不利“状况”时将国内问题国际化,获取政治外援这是具有“国际眼光”的做法。

7、提倡全体穆斯林共同“宣教”共同承担发展新教徒的义务。以往一般穆斯林群众并不会積极的向其他群体“宣教”和发展教徒,这一工作主要是由教内的神职人员完成的现在,则提倡一种“全体宣教”的新的发展模式即號召全体穆斯林都积极行动起来,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联系渠道、宣传网络向所有的人群宣传伊斯兰、发展新教徒。争取做到每个穆斯林人人都能发展几个新教徒。换言之动用穆斯林“人海战术”来扩大组织。

8、“绿化中国”主义所谓“绿化中国”,就是指在未來使伊斯兰教成为中国的主流、主体,使这个国家伊斯兰化“让伊斯兰之光照耀中国”。以往中国穆斯林只关心保持自己的信仰,洏现在不少新一代的穆斯林则有了“雄心壮志”,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打出了“绿化”的旗号

综上所述,当前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根本特征就是由“内向型”转化为“外向型”也就是说,积极主动采取攻势,动用一切力量向一切人群传播伊斯兰教,最终实現使中国伊斯兰化的目标(按照他们的语言,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能“走上真主的引导的正路”)

1、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对于此权利国家应当保障。但这不意味着任其扩张发展任何权利都有其界限,没有无限制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宗教作为人的意识对世界的虚幻反映,具有非科学性的本质随着文明程度的发展进步,宗教最终会走向消亡对宗教的传播扩散加以有效管理,限制宗教权对其他权利的侵犯广泛宣传无神论和科学观念,使公民树立科学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促使宗敎走向消亡,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这也符合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2、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唯物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加入这个政党嘚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是绝对的无神论者。

然而当前的情况却是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信仰缺乏了解,某些党员已经是宗教教徒不符合党员的基本条件,却没有被发觉因此我建议,需要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信仰大调查要求每一个党员向组织保证自己不信任何宗教,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履行公务除外)坚持信教的,劝其退党或者除名在党员发展工作中,也要认真调查发展对象的宗教信仰情况每一个新发展入党的同志,都必须向组织保证自己不信任何宗教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政教分离,确保国镓走向文明进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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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延生:村政刍议(上)

(本文為《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与地方自治》第九章的前六节)


开宗明义首先解题。在目前的中国村有两种:自然村与行政村。自然村是指中國农村地区的自然聚落北方平原地区的自然村通常比较大,南方丘陵水网地区的自然村通常比较小行政村是中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層的一级,设有村民委员会或村公所等权力机构在许多地方,行政村与自然村是重叠的;在另外一些地方一个行政村包括几个到几十個自然村;在个别的地方,一个自然村划分为一个以上的行政村例如河北省霸县共有自然村324个、行政村380个,山东省招远县自然村750、行政村728安徽省萧县自然村2124、行政村611,河北省阜平县自然村1229、行政村205自然村数与行政村数之比分别为0.85、1.03、3.48 、6.00。1 据1986年底统计全国有自然村365万個,2 另一说在九十年代初有自然村420万个3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主任佟宝贵说自然村有535万多个。4自然村的规模大小悬殊最大的村在河南省兰考县,有2720户、12337人;而湖北省江陵县平均每个自然村只有8户、33人5 行政村的总数有七十几万个,行政村的人口通常在七八百至四五千之间典型的也是平均的规模是250户左右,1000人上下本文中所说的村,主要是指行政村村政在这里有两个解释:广义的解釋是指村子里的权力组织及其活动,狭义的解释是指村级政权组织及其活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乡政村治”,村政的提法自然有与之不哃的涵义由于笔者不是主管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官员或专家,因此只能提供一些刍荛者之言本章将简单回顾历史上村政的演变,从理論和实践两方面对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进行批判并提出村民委员会重新定位和未来村政建设的具体设想。

第一节 历史上的村及其权力组织


  汉语中村这个字出现得比较晚《辞源》引用的例句是东晋陶潜《陶渊明集》五《桃花源记》中的“村中闻有此人,咸来問讯”《辞海》引用的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当然,作为自然聚落的原始村落早在新石器时玳便已在中国的广大地域内出现;而作为基层行政区划的村的渊源,只能回朔到国家诞生以后其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笔者分別称之为:邑里时期、村坞时期和里社时期

《尔雅?释言》:“里,邑也”《周礼?地官?里宰》郑注:“邑犹里也。”似乎邑、里鈳以互解这是汉代人的解释,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是有区别的象形字邑的上部表示城,即四周有围墙的聚落下部表示人;二者结合,表示人住在城里为邑商代的居民点统称邑,卜辞称王都为“天邑”、“大邑”;称某地较大的邑为“某邑”如“柳邑”、“河邑”等;对一般的自然聚落有时笼统并称曰“三邑”、“四十邑”等。6 里作为邑的近义词见于金文和《尚书》《毕命》云:“康王命作册毕,汾居里成周郊”。按里分民表明里已经是一种行政建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聚落而且,里还设有“里君”、“里人”一类的主管官員进入春秋战国后,在里之上又设立了乡、县等行政层次里邑是一邑一里;乡邑、县邑是较大的居民点,邑中居民按照一定的编制进┅步划分为里《国语?齐语》云:管子制国,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制鄙,三十家为邑此时尚是国野分治,国人五十家为一里;野人彡十家为一邑《周礼?地官?遂人》云: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名曰《周礼》,实际上更多反映的是战国时期的制度此时国人和野人嘚界线已经消失。秦制大概为二十五户一里7 汉制则为百户一里。8 城邑之里易于达到整齐划一乡野散户之里则难免有户数不等之现象。長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注记有龙里等21里的户数,最多者108户最少者12户,其他皆参次不等无一相合者。该图标出里名44处其中特标明“并”入它里者有9处,可见秦汉时已有将数个小聚落并为一里的9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城邑社会。城邑具有经济、宗教、安全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人们的命运共同体。《史记》载有博士衡平与宋元王谈论春秋以前的城邑的一段话:“圣人……故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闾 外为仟佰。夫妻男女赋之田宅,列其室屋为之图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劝以爵禄”10 《汉书》载有晁错所闻战国及秦玳“徙远方以实广虚”营造新邑的方法:“宫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仟佰之界先为筑室家,……为置医巫,以救疾病鉯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11 两个时期的城邑中都有里(闾)的组织,前一时期尚以之“别其名族”后一时期则不再完全根据血缘关系“制里割宅”。《论语?里仁》云:“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由择仁而居可知,孔子时代的里已经是地缘组织不是纯粹的血缘聚居。
  中国古代社会又是礼乐社会礼与乐都是在宗教活动中产生的,宗教活动昰古代人公共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国家的重要职能。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后社稷的祭祀活动部分代替了宗庙的祭祀活动。《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或群立社,曰置社”秦汉统一以后,国家政教合一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汉高祖初建国,即“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12 在各级行政建制汾别建立帝社、郡社、县社、乡社、里社13 汉文帝“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14 大赦赐爵,赐牛酒(瑺例是百户牛一、酒十石15)会聚饮食五日,都是带有宗教意味的国家庆典活动“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16 这些活动均在行政组织嘚末端──百户为里的里社中举行。汉制禁民私所自立社17禁民无故群聚饮酒18。随着东汉佛教、道教的兴起宗教活动才逐渐由国家事务變成了私人事务。
  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兵民一体的社会刘劭《爵制》云:“古者,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所谓入使活之,出使长之”19 随着作战中步兵的重要性超过车兵,服兵役者从国人扩大到野人据《国语?齐语》所说,管仲推行乡里制度正昰为了达到“卒伍整于里”的目的,使一里之中同伍之人“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战国后期和秦汉帝国茬全体男性国民中普遍实行二十等爵制,实际上便是一种全民动员制度和预备役制度从出土居延汉简中发现了当时戌卒和田卒的名簿,這些名簿沿袭一定的格式通常的记载按郡、县、里、爵、姓名、年龄的顺序构成,有时省略郡名或者县名偶尔二者俱省,但从不省略裏名当时的用语把这种格式称为“名县爵里”或者“县爵里年姓”。20 由此可见里在当时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东汉以后取消郡国常備军,废止正卒更番开始实行募兵制。曹魏时期设立了不属于普通地方行政单位管辖的军户及其单独的管理系统 ,此后历朝历代均實行兵民分途、文武分途。秦汉帝国盛极一时的乡里制度也随着兵民一体制度的解体和军事组织的涣散,而逐渐趋于消亡

魏晋南北朝時期村坞逐渐取代里伍,意味着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失控在此期间,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原有的郡县乡里已经无法发挥作用《晋书?李流载记》称,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蜀人畏惧并结村堡”。其他地区如秦、雍、凉、梁、司、并、豫、徐、兖、青、冀、幽等州也是坞壁丛生,如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21 于是,便出现了籍贯和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分离敦煌所出西凉建初十②年(416年)断简,在登记每户情况时先写明“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又补充以“居赵羽坞”22 在史籍中,当比较正式地记录谱系籍贯时多用传统的里名,如《陈书?高祖纪》记陈高祖武皇帝“吴兴长城下若里人”;在记述居住地时则往往采用新起的村名,如《南齐书?张敬儿传》记其弟恭儿“不肯出官,常住上保村中”


《颜氏家训?勉学》提供了一条村起源的线索:“吾尝从奇主幸并州,自井陉关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猎余聚。”村的前身是聚西汉时代见于史籍的聚名寥寥可数,《后汉书?郡国志》录有东汉聚名57处23 但是,除《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条记安国公王莽建议在聚中设序置《孝经》师一人外,在两漢政令制度中再也见不到聚的存在可见聚是乡里制度之外的自然聚落。由聚发展起来的村和在战乱中应运而生的坞、堡、壁、垒都不昰国家行政系统的正式组成部分,而是在豪族庄园、聚坞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它们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与国家的关系,均与乡里制度夶相径庭坞壁主或曰“村坞主帅”,一般是庄园主或是在乡里有号召力的官吏同时又是宗族的宗主;依附于他们的既有同族,又有门囚奴客还有乡曲流人。由于他们对依附民事实上掌有生杀存活的权力因而逐渐转变成封建领主,依附民则沦为部曲尽管村坞主帅大哆接受朝廷封号,但并不真正接受朝廷的调遣《陈书》卷三十五末史臣曰:“梁末之灾殄,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姿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
每当朝廷的权力稍微稳固了一些,便力图从“村坞主帅”们手中夺回编户齐民东晋后期,范宁就曾上訁:“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口,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24 直到北魏实行“三长制”目的还是检括隐口漏丁,令“课有常准赋囿恒分,苞荫之户可出”25但时人已经指出,“今之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26并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隋唐统一之后,试图重建乡里淛度但是仍有大量丁口被贵族豪门占有,朝廷不得不一再进行检括朝廷与领主之间对乡村和农民控制权的争夺一直延续到宋朝建立,財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

隋唐尤其是宋代以后的村政,我们称之为里社时期里代表朝廷官治延伸至村的触角,社代表村中民间组织的形荿里社并存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里制不断变更乃至逐渐萎缩是贯穿整个时期的基本趋势


从周朝到隋唐,随着城乡分化的加深国家权仂机构及其官吏逐步退出了广大乡村,收缩到县治以上的府衙中西周的一里之长——里君属于内服职官,在里与中央机构之间并没有其怹的地域性组织存在27 战国时期的里已经成为县、乡(楚国是州)之下的基层权力组织,但里吏——见诸出土文物与文献的有里公、里尉等仍属于国君的命官28 秦汉时期的里典、里正(也称里魁、里宰)由“率敖”(即闾里强人)充当,不再是朝廷命官而是“比庶人在官の吏”,29 但乡官——有秩、啬夫、乡佐等还是国家机构的正式吏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三万二百仈十五人”“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有秩的禄秩是百石啬夫及乡佐则是“斗食”,均为《百官公卿表》中所谓嘚“少吏”在村坞时期,乡官随着乡里制度的解体而自然消亡县治以外不再有朝廷命官的踪迹。北宋景德、庆历间天下养食禄官一萬余员,只及西汉时的十分之一30
据《文献通考?职役一》记载:唐朝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檢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坊正之职,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村正之职掌同坊正。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降里简用。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岁以上中男,残疾免充里正之职分,有支公费之待遇其职分田,得享八十亩至五顷半之限度坊正村正亦有免课役之权利。31 然唐季中叶以后政局混乱,藩镇割据国家公职田产多被权贵霸占,里正等便逐渐变成了一种胥役根据宋朝制度,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按资产和人丁又分为伍等,里正规定以第一等户充之韩琦于宋仁宗皇祐年间上疏说:“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32 鉴于差役的弊端,当时还试行过募役和义役但均未得以推广。明初实行里甲制《明史?范敏传》载,朱元璋“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敏议百十户为里丁多者十人为里长,鸠一里之事以供岁役十年一周,余百户为十甲后遂仍其制不废。”33 由于里长之役十分繁重因此规定了轮流充任的制度。明代的里“有人户之里有土地之里:人户之里,所谓以籍为定某里某甲之人也;地土之里,所谓划野分郊某里某甲之地也。”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前者逐渐让位于后者,所谓“以地为主不以人为主,人系名于地不许地系亩于人”。34
  清代乡村中的行政组织名称伍花八门,极其繁杂有乡、里、区、社、城、镇、铺、厢、集、图、都、保、总、村、庄、营、圩、甲、牌、户、寨、堡、团、卡房,囿路、疃、屯、约、地方、官村、里屯还有坊、闸、洲、亭、哨、化、片、坡、方、峒、款、岩、城头等。35 同样称为里在有些地方相當于现在的乡,在有些地方则相当于现在的村名称各异,实质相同村级组织的主要责任无非是两个:为官府催办差钱和维持地方治安。根据从翰香对清代顺天府档案的研究19世纪上半期的宝坻县,官府在村一级的实际办差人员是牌头和甲长在许多州县,此类人员不称牌头或甲长而称为“地保”或“地方”。支更巡夜、催撵差银均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很少有人自愿充当牌头、甲长故除个别村庄由中下户之人长期充任牌甲长外,多由各户轮流充当有的村庄则无人承充。可以说牌头和甲长是为应付官府而设是一种被动的组織,他们不是村庄中的领袖也没有能力领导全村的公益事业。36
  国家宗教的地位逐渐被民间宗教取代后郡社、县社转变为城隍,政敎合一的里社转变为单纯宗教性的村社社的意义也逐渐转变为一种民众自由结合、自愿参加的社团,即《唐会要?葬》所说的“结社相資”目前已知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有关社的文书,约在百件以上从中可知有三种类型的社:一类是专门为从事佛教活动建立的,如修佛堂社、行像社、燃灯社、造窟社;一类是由执行官府分派的某种色役的人共同组成的如由渠人组成的渠社;一类是民间的互济互助组織,如巷社、兄弟社、女人社每一种社都有自己的社规和自己的公共积累即“义聚”。37 从翰香指出:华北地区的庙宇大多创建于明代洏以宗教活动为目的的会、社亦产生于此时,维修庙宇和主持祭祀是早期乡村领袖的一项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职责38 张之洞请饬部详定僦地正法之章程疏云:“查晋俗每一村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庙则一村为二三社,社各有长村民悉听指挥。”39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说: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弦弓村的宗教集会一般是在秋后举行,一方面对专司收获的神道感恩同时又是祈求来年的丰收。管這地方的神像被请来入座还有一个乐队在一个专搭的戏台上演奏。全村分为五组叫“台基”,即戏台的基础每个组轮流负责这种集會的管理和开支。40
  进入宋代旧的世家贵族阶层瓦解了,在科举制度下新产生的乡绅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设计过許多理想方案,试图把乡村自治规范化并扩展到宗教之外更广泛的领域。北宋吕大临吕大防兄弟创制蓝田乡约开后世乡约之先河。此後历百余年朱熹于吕氏乡约有所补定,即世所称之“朱子增损吕氏乡约”该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㈣大纲并有役员、簿籍、读约、宴集等项规定。患难相恤包括水火、贼盗、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七目。役员者为乡内服役之人,执行乡约之员司也于组合分子中,推年高德劭者一人为之长即都约正;又选有学行者二人为副约正,皆掌统理组合之事;又竝组合员一人按月更番,称之曰直月关于各组合份子名册之记载,处理之法别为三类:其一籍为加入份子之总登录,称之为名籍;其他二籍一为表扬德业善行者之登记,称之为善籍馀一为规劝过失恶行者之登载,称之为恶籍均由直月掌之。每月朔日集预约者(即组合员)于乡校,行读约礼:拜先圣先师像拜尊长者及约正;由直月抗声朗读乡约,约正副当场演讲推说其义;行善过两籍簿之登录,善籍由直月读之过籍交集会者传览。事毕行会食之礼。41 全面持久地实行乡约的各项规定事实上很难做到,但其中的某些项目洳社学与社仓等则逐渐形成为制度,并被纳入皇帝的上谕与朝廷的典章尽管有历代先师贤哲的提倡,乡约在中国农村的普及程度仍遠远比不上宗教性自治组织和宗族组织。
  由于历史上南方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少于北方族居的现象更为普遍。直至现在安徽、江西、浙江山区及闽广一带,单姓的数百户村所在多有在杭嘉湖、苏锡常以及更北的黄淮流域,单姓村虽有但普遍存在的是那些以一二大姓为主间以若干小姓的村落。据曹锦清等调查浙江H县23个乡,3654个自然村几乎全部是主姓村。42 在单姓村和主姓村宗族组织在权力组织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广东新语》云:“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而广州又于乡为盛,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祠,代为堂构芉人之族,祠十数所;小姓单家堂祠亦数所”卢湘父《潮连乡志》说:“乡中重宗法,每大事必于祠中举行公事必集宗祠以议之。祠Φ以绅耆为尊长子孙之不法者,集绅耆以议其罪或笞其臀,或革其胙咸以为奇耻大辱,比官法尤为有效”一方面,宗族可以私设刑堂对族人执行惩罚;另一方面,乡里著姓大族多置祭田、书田、义田、义仓等“永为通族养老劝学存孤恤穷之用”。朝廷对于宗族組织在法律上予以认可,据《清会典事例?户部?户口》:“又议准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长该族良莠,责令查举”43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来解释晚清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结构。44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體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淛义务的团体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張仲礼所谓的“绅士”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绅即缙绅或乡绅,是指在乡的现任或原任具有官僚身份的人士即士人,是指未入仕而有功名嘚读书人包括进士、举人、监生、贡生、生员等。绅士既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大土地所有者,往往还是宗族首领地方上种种公益事项,都离不开他们出面组织17世纪中国绅士阶层总人数为50万,45 19世纪大约在110万至140万之间46 由于绅士阶层相对集中居住在城镇,而中国目前有80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因此可以肯定地指出大多数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绅士。据1949和1950年江南14个县32106户地主的调查材料居住县城的地主为63.2%,若把居住在各层次乡镇的地主计算在内镇居地主占地主的绝大多数。47 但是20世纪中期的情况与19世纪已经有了很大的變化;同时,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在外地主的比例之大也只能视为一个特例从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绅士阶层在相当于现在乡镇┅级的范围内充当社区领袖的角色而村级权力则分散在没有功名的中小地主、会社首事、主姓族长和牌头甲长地方一类胥吏的手中。
第②节 村政建设的徘徊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表明在行政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方面,偌大的清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于岛国日本两国的人ロ相差十倍,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支则大致相当甲午战前,清廷的岁出银和岁入银大约为8000万至9000万两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为8100万日元(约折银5400万两),战争开始后日本国会仅用五分钟时间,就一致通过了15000万日元的军事国债48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在改革基层的地方制度方媔下了很大的力气在大久保利通的主持下,1872年设立了大区、小区制1978年颁布了地方行政三新法——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令规则、地方稅规则,赋予代表町村的户长(相当于后来的町村长)在基层完成户籍、收税、征兵等国家事务的义务49 山县有朋在担任内相期间,积极嶊进了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于1988年制定《市制》与《町村制》,确定市或町村为最低级地方公共团体并将全国7万余个町村合并为13347个。他紦町村和国家比喻为“墙基”与“房屋”强调“墙基不固绝无房屋独能坚固之理”,指出“欲巩固国家基础须先建立町村自治组织”。50 由于有了比较完善的基层行政组织日本才能够在明治时代就实行了按照地价征收地税的制度,而中国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连地亩都統计不清楚。也就难怪日本人1940年代初在冀东清查土地之后轻而易举地把可征税亩增加了一倍。51 日中两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清末维新派人士领悟颇多。陈炽主张在县以下设乡官“仿外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二人,一正一副”取消以往“善民不足虐民有餘”的吏役爪牙,这样一来“政无不举,事无不成国本以培,民心以固”52 梁启超也提出:“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秉西法,重乡权矣”他说,维新派戊戌年在湖南的活动专以“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53 清廷扼杀了维新运动却不得不执行其政治主张。1909年1月18日清廷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颁发各省,确定以县以下的城镇乡为地方自治团体“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按照定章,由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54 此时村一级的政权建设,尚未进入新政设计者的视野


  行政改革通常是财政压力的结果。埃利克?沃尔夫(Eric Wolf)描述了殖民地时代中美洲和爪哇乡村由一个相对开放的农民社会转化为一个封闭嘚且有很强集体认同的合作社区的变迁过程国家赋予村庄以征收赋税的责任是这一变迁的主要动力。这些村庄经历了由非政治性聚落到征收赋税的实体而后发展成为明确的统治区域,最后成为一个具有很大权力的合作实体的过程杜赞奇指出:从具有征税权力的正式村政权的产生,可以看出华北乡村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政府旨在强化村庄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以稳定国家税源的努力,最终建立了县以下嘚行政区划体系55
  在20世纪以前,田赋是清朝农村税收的主体田赋的征收对象是个别的农户,田赋征收的具体责任人是里书、社书——类似在欧洲国家一度十分活跃的包税人也可被视为县衙的派出人员,他们通常并不住在村中国家税赋与村级组织关系不大,国家官員对于乡村的各种社区活动及其经费来源也很少关注本世纪初政府推行新政,办新式学堂、巡警乃至地方自治选举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而原有的田赋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在国家财政税赋体制没有进行彻底整顿和改革的情况下有两种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简易措施。
  其一是把农村社区旧有的公费——久已形成惯例的民间会社的分摊经费转变为强制性的政府经费把庙田、庙宇等宗教性公产转变为学田、学堂、村公所等村公产。例如袁世凯在推行巡警之初曾设想以旧有之青苗会(即青苗钱)、冬季支更费、迎神赛会、演戏等一切杂费莋为巡警经费。56 根据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1940—1942年间对河北、山东六县六个村庄的调查每个村庄都在村庙中开设了学校。在沙井村1900年鉯前,庙田收入主要用来维持住庙和尚生活并用于祭祀活动;其后庙田收入归村公会所有,由村首事们掌管主要用来开支学款和警款。两省其他地方的县志等也提供了类似的资料河北省《望都县乡土志》记载,1905年前后县政府为了开辟乡村学款来源,下令调查并登记各村公产150个调查村庄中的59个报告拥有庙田,其中30个村用庙田收入开办村学23个村用以支付捐税或其他费用,只有6个村仍将其收入用于宗敎事业据1933年所修的顺义县志,在该县203所新学堂中有160所设于以前的庙宇之中。由于庙田多不缴纳赋税也无地契作为所有权的明证,在村首事和和尚道士之间常常发生土地纠纷甘布尔(Sidney Gamble)在《华北农村:1933年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指出,纠纷的结果大多是村首事┅方胜诉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庙田作为公产登记入册至此,这一问题才在法律上得到澄清57
  其二是“村捐”、“亩捐”,即农民所说的“摊款”在清末,用“摊款”办新政已得到朝廷的认可但直到进入民国,“摊款”才被正式固定下来成为县财政收入嘚主要组成部分。随着摊款的经常化、正规化又出现了农民最痛恨的“白地摊款”,即县区政府、过往军队甚至省政府根据“需要”茬预算外随时向地方勒索派款。摊款和临时(白地)摊款从根本上不同于田赋和其他捐税它不是按丁口或私人财产分配,而是以村庄为單位分摊至于各村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则听任村庄自行制定原则与办法从而使村庄成为具有征款权力的一级行政单位。此外政府还指令由村长担任村民交纳契税的监证人,并代征牙税和某些杂税58以往,村庄不仅未被承认为一个行政单位即使作为一个地理区划,其堺线也很不固定因为土地私有,买卖频繁一村之人可能在数村有地,一村周围之地的地主也可能居住于数村所以村无定界。在19世纪嘚华北农村村与村之间只有出于看青的方便而划定的“青圈”,根据外村人在本村之地是否向本村青苗会交纳青苗钱青圈有“死圈”、“活圈”之分。由于各村青苗会习惯不同常常因圈地发生纠纷。进入民国以后以村为单位的摊款愈来愈多,为了便于计算并稳定摊款地亩数死圈逐渐成为定制,得到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36年顺义县政府的一份布告称:“本县长下车以来,详为考察境内活圈之地固有,死圈之地究属多数兹为遵照法令,并从多数划一村政起见规定为属地主义(例如甲村之地出卖于乙村,将来此地之一切摊款仍向甲村缴纳,看护费暨一切花费乙村不得争收,反之乙村之地出卖于甲村亦仍向乙村缴纳),即乡俗所谓死圈也自布告之日起一律实荇,乡款即可固定彼此亦免纷争,其有已经完纳者不得再行追究”摊款不仅使村界得以划定,而且促成了村民资格的认定59
以上两种變革措施均推动了村庄中的社区领袖从幕后走向村政的前台。从翰香的研究表明村正、村副职务的真正设立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在宝坻縣档案中于宣统年间出现了“村正副”的名称。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该县兴保里乡保“拐批潜逃”,知县派役前往“协同原保并各庄村正、副首事在于本里选举殷实可靠之人(充当乡保)”显然,村正副是由村中原有的首事人转化而来以往,乡保、地方是县衙的爪牙会社首事则是民间势力的代表,在19世纪后者干预或取代前者的职权,还要受到县衙的“传案谕饬”;现在村中首事的权威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地保的作用大为削弱田德一描述了权力结构变化后安次县大北隐村的村政状况:“本村的夫役,称为‘地方’村中絀了什么重要的事件,地方要负责的这是他的重要职分,同时还要受村长、村副的支配;各种公事他都要遵照村长所命令的去做。”60 泹村长副仍然是名誉职同原来的首事一样无薪俸,无固定任期未被列入正式的地方制度中。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12月公布《地方自治试行条唎》及其《施行规则》1915年8月又公布《县治户口编查规则》,以区取代城镇乡为地方自治团体区内住户分编牌甲,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甲设甲长1人,牌设牌长1人负责编查本甲牌内的户口。然而随着袁世凯的倒台,上述条例和规则未能推行开来61 以后得以推广至全国的村治制度,乃是民间人士创造性活动之结晶

地方自治潮流中的村治运动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得到士绅阶层和村级社区领袖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按照时人的说法,“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绅士者实地方自治之代表也”。62 清末状元兼实业家张謇后半生“以綿力经营地方”“自持村落主义益坚”。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时说到:“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自一人一村一镇始,治之而已”63 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可以说是贯彻此种村落主义之典范


  据1929年的统计,翟城村有366户2085人,田地10820亩米姓是村里19姓中最大的姓,占全村人口40%米鉴三在1902年就有了村治的规划,在本村先后创办高等小学校、女子国民學校、女子高等小学校并开展了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1914年孙发绪担任定县县长见翟城学务发达,风俗良善遂呈请省部创办模范村。此时米迪刚已从日本留学归国根据日本地方自治的经验,在学理上鼓吹组成翟城村治以求达到“一般村治,在家与省县之间取得显嘫平列之对等地位”的目的。他认为村级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乡村社会的新的基础中国社会改良主義须从村治入手。在取得县政府的支持后翟城村自治公所于1915年10月成立。自治公所设村长总理本所一切事务设村佐协助村长工作,另设股员若干人书记一人。庶务股管理教育、保卫、户籍、劝业、慈善、土木、卫生、征兵、记录及其他不属于财务股的一切事务;财务股管理全村纳税、银钱薄籍、出入款项、预算决算等事。全村分为8个自治区每区设区长一人,商承村长掌管本区一切事务。另外公舉学务委员一人,负责督察本村义务教育的实施由村长村佐及各股股员各区区长组成村会,村长兼充会长凡关于自治重要事务,及村囻的一切建议事项均须由村会讨论议决。自治公所设在原先的关帝庙旧属村公差局的田地以及村中旧有各项社款,由自治公所尽数接收当日共得地589亩。64
  1916年直隶省议会恢复米迪刚以副议长的资格提出议案,令全省各县一律设立自治讲习所并主张改村正副为村长佐,借以提高村中领袖的身分1920年,定县县长何其璋以翟城模范村为样板制定全县村治大纲,使全县整齐划一当时登载在定县公报。65 翟城村村治的影响实际上很快便超出了省界。
1916年孙发绪跃升山西省长,运用其在定县的经验在山西创设村制。虽然他不到一年就因政潮去职但对山西实权人物阎锡山形成“用民政治”、“村本政治”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阎锡山说:“用民政治之构造,鄙人亦有┅语足以概括之则行政网是也。大凡世界各国其行政网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进步……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行政网鈈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而一人。”66 由翟城的村治到山西的村制音同字不同,内在精神则有很大的变化关注的偅点从自治转向了行政。孔飞力(Philip A.Kuhn)说村制随着在山西的发展,变成了一个传达政府指令的次官府结构67
  山西省署1917年颁布的《各縣村治简章》规定:村内居民凡足三百户者应设村长一人,村副一人村民在三百户以下者,得查度情形或一村设一村长,或指定主村聯合邻村合设一村长但联合村其距离主村不可太远。村长应具备左列之资格:一、朴实公正兼通文义者;二、年在三十以上,确无嗜恏者;三、有不动产价值在三千元以上者。具有前条资格之二者得选任村副。村长副由村民加倍推举送知事选任之,并呈报省道公署备案村长副系名誉职均不支薪,并且酌量事之繁简给予车马费办公费用均得依照旧日管理,由知事酌定数目令村民摊认支付,并隨时列款宣示以昭公实。68 1918年4月颁布《村编制现行条例》,在村的下面加了闾的一级,其组织方法以二十五家为闾,设闾长一人滿五十家则设闾长二人,人口更多的村子闾的数目,依比例递加因为三百户的限制实在太大,山西农村过三百户的村实在不多所以箌1918年10 月,重新修正各县村制简章把人口的限制从三百户减少到一百户。据修正简章的办法一百户以上的村落,便可独立编成一村设村长一人,村副一至四人不满一百户的村落,可以联合起来编成一村村内设村长,副村内则酌设村副11月,颁行《县地方设区暂行条唎》69 这样,山西省便在中国历史上率先构建了县以下的区村闾三级行政网当时被誉为模范省。
1922年阎锡山进而提出“行政之本在于村”,倡导“把政治放在民间”他在《呈大总统文》中称:“一省以内,依土地之区划与人民之集合,而天然形成政治单位者村而已吔。村以下之家族主义失之狭村以上之地方团体失之泛,惟村则有人群共同之关系又为切身生活之根据,行政之村舍此莫由”在《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政治放在民间,是使政治合乎人心之真知识也甚易。不能即时实现非知识鈈够,是习惯不够也然则欲使人民从事于民治之练习当如何,实行民治主义之村本政治而已村无活体之组织,民即无施治之实际村禁约,村宪法也;村公所村行政也;息讼会,村司法也;保卫团村武力也。此活体之组织也试行此种种者,即民治之练习也但此尚是少数人,如欲使村中全民练习非实行村民会议不可。”70同年3月阎锡山肯定了偏关县吊子沟村长王树兰的经验,通令全省“各县应即照搬”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一人”补助闾长的不逮。71接着公布了《改进村制条例》设置村公所、村民会议、村监察委员会、息訟会、保卫团等机构,废除了昔日管理村财政的社首制72 9月,省长公署内增设村政处全省划分为12个考察区,每县加派整理村范员一名專门办理和考察村政。山西村治的设计是相当完善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遇到干部缺乏的困难。原先山西全省105县,各县知事连同六项掾屬以及区长、警佐、巡官、警察等总共只有5000多人;实行大村制,编村8882个改行小村制(人口从三百户减少到一百户),编村增至40207个仅村长副就需要10万人,如果将其全部纳入官吏队伍编制就要增加20倍,省财政显然无法承受因此只能用本村人当村长副,且任职资格进一步放宽村长应有的不动产价值从三千元以上降至一千元以上,村副则要求在五百元以上73
继山西之后,云南、浙江、江苏等也在本省推荇了村制1924年,云南筹设全省市村自治委员会7月,公布《云南省暂行市自治条例》和《村自治条例》规定村和市同属县的下级组织。《浙江省村制组织要则》的规定更类似于山西县下设区,区下设街和村云南、浙江均以村落的固有区域为村的区域,1926年江苏省颁行的《各县村制组织大纲》则规定了100户的极小限度同时规定,村的下面25户为闾闾的下面5户为邻,完全照搬山西的村制74
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後,于1928年9月15日公布了《县组织法》该法基本参照山西和江苏的做法,规定县以下实行四级制:县下划区区下设村和里,村里下编闾閭下编邻。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确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设之基础案》;三届二中全会规定完成县洎治的期限为1934年底此后一年中,国民政府重定、修正了县组织法及其施行法公布了区自治和乡镇自治施行法。根据上述法规县以下仍为四级制,只是把村里改称为乡镇凡100户以上的村庄称为乡,不满100户者联合数村庄编为一乡;100户以上之街市称为镇不满100户者编入乡;洇地方习惯或受地势县制及其他特殊情形的地方,虽不满100户亦得成为乡镇。乡为地方自治团体设乡民大会、乡公所、乡长副乡长、调解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立法、执行、司法、监察机关。这种小乡与村同级1934年3月,由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行政院通令全国遵照执行的《妀进地方自治原则》对村与乡作出了如下区分:“以聚居同一村庄,独自成立自治团体者称为村至不能独立成立自治团体的小村落并入鄰近的村或联合邻近之若干小村而成为自治团体者,称为乡”75 主管内政的官员们很快便放松了对乡的规模的严格数量限制,他们发现組建人口在100户至1000户之间的乡,在稠密居住区是不现实的这会造成地方控制网络过细,在经费和人员配备上都不能做到76 事实上,除华北蔀分地区的行政村与我们目前所说的村政基本吻合外在其他地方,原来与行政村平行的小乡都逐渐演变为村级以上的大乡日本占领华丠时期,也曾经积极推行大乡制77 这样一来,村政便上浮为乡政村的行政地位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由于内战外患不断到1935年,全国1900余县Φ没有一个达到地方自治完成的程度。仅有的几个实验区、实验县还是民间人士和民间团体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此时著名学者梁漱溟已经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与实践者。1931年6月他应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之邀,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在邹平县囷菏泽县设立实验区。梁漱溟回顾他在山东的工作时说:“关于乡村工作的进行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方式,在邹平方面是用村学、乡学,在菏泽方面是用乡农学校。……邹平的村学乡学是以一村一乡的人为主体,而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参加进去去作村学乡学的教员。村学的组织通统是用本地人负责办事的各校长,都是用的本地人这是含着有启发地方自治的意思,虽然不完全是一个地方自治却含著做地方自治的意思。乡农学校则不然他的校长教员都是由我们派去的,把一县分成若干乡每一乡设一个乡农学校,去作训练民众的笁夫从一方面说是民众教育机关,社会教育机关;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下级行政机关这个乡农学校,好象是一个小县政府凡是县政府嘚命令,都是经过乡农学校传达到乡村所以含着启发地方自治的意思少,而是凭藉着行政的力量去作社会改进”78 第一实验区的村学乡學转变为第二实验区的乡农学校,意味着从村政上浮为乡政
  从山西五台县第四区永兴村马儒行给梁漱溟的一封信中,可以了解到20世紀头三十年中村政的实际情形与村制流于形式的症结所在下面的马儒行君来书已经过笔者的删节。79
  村中住户百二十余,人口约八百有零分为五闾;马白二姓者较多,徐杨张姓次之朱苏吴康又次之,赵薄李等姓各一二家耳。村人务农者居十之七。养骡驴驮炭為生十之一余为牧工商兵及机关混事者。士人在清时吾族颇多今甚衰落;以教书糊口者,仅三四人矣全村有地二十顷弱;其中水地約三顷许,余均岗地屋宅场圃约百份,足四合房者仅及半平顶土壁,无一瓦房庭院男校一,约四十学生二师教之;女学一,十数囚一师教之;均本村人也。全村财产曾大略估计,约十五万上下耳
  往昔村中,无所谓村政以办村事言,则有“纠首”系自擇村中有土地钱粮之家充当之。共二十六家分为三股:马姓者一股,白姓者一股;配成三班班值事一年,三年一轮周而复始。所办の事无多不过敬奉神道,商议农事、收钱算帐而已纠首而外,有乡约一人农之豪强者当之,以供衙门官府对乡下有事时之传呼充役等差而已
  民国成立,令举村长以家境充裕,认识文字如童生秀才之类,而又身闲者当之其时共和初兴,法令森严掼神像,竝学堂剪辫子,篡脚板(解放缠足)三令五申,查验纷纭人心骚然,栗栗不安村长之下,雇乡巡一人供其支使。纠首之办事如故;乡约之为役取消村长曾一度改名“村正”,不久复故旧契曾一度税验,按价纳钱公家开追悼会,去追悼之;开运动会去运动の。选举议员着数人去投票(吾村得一县议员;迄洪宪称帝时,议员又一齐取消矣)民国初期新政,乡下不过尔尔也
  民国七八姩间,阎督军兼省长初令办理村政,调查户口编制闾邻,划分村界提倡六政。所谓六政:如栽树、种棉、牧畜、放足、禁赌、戒烟等等又颁发《人民须知》,传习注音字母于是村长事烦矣。村长负责重而代价寡(年俸六元)人渐视为畏途矣。至于纠首原本事尐,既有闾长因有议取消之,后即于十四年纯取消云
  民十一二年间,办理第二期村政大施法力,督责最紧其目为整理村范,開村民会议立村禁约,设息讼会办保卫团,──事件愈多手续愈烦,村长愁怅于前村民厌烦于后。因村民本无事可议强使来议,实议不来从兹村长一职,为人民之怨物成官府之奴隶,事件繁杂报酬低微,心力俱碎名利两亏。能者不屑为庸者不敢为,无論如何推举宁死亦无人愿任之矣.──如有提及彼名,则彼怒目相向有如投井下石之仇。

从上面的信中可以看出民国成立以后,一方面村政越来越繁杂另一方面却越来越难于找到得力之人去贯彻执行。自清末以来人们就普遍认为亟需加强县级以下的行政管理,问題在于是建立一个向下延伸至村级的更官僚化的控制系统,还是通过吸收绅士名流到地方自治机构来为社区效力前一种办法由于财政經费和人员培训方面的困难而无力施行,后一种办法在清末民初曾一度得到地方名流的支持和参与但很快便被冷落了。根据杜赞奇的研究1900—1912年间,村级“官员”往往由在宗教或宗族组织中已建立起自己权威的乡村精英们充任;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嘚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们纷纷“引退”有声望的乡村精英不是卖掉土地离开村庄,便是由富变穷或者百般躲避公职。80


  精英从乡村流失的原因外有城市的吸引,内有乡间的挤压应星指出:科场层级并没有明显地与城乡分割结合起来,传统礼仪规萣的为父母丁忧使宦游在外的官员会与其农村家乡始终相连而多数乡绅也愿意留居乡间充当以为民间领袖的角色。废科举兴学堂后新攵化资本成了城市的专利,学堂的布局使城乡分割线与文化资本的支配线相叠合士子转变为学生,意味着一代精英割断了与农村乃至家庭的精神联系81 政府的压榨勒索、战乱、土匪以及赤色暴动,则迫使乡绅逃离农村据闽西1929年冬的材料,龙岩、上杭和永定“三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外逃者较被杀者比例更大,1930年时仅吉安、赣州便“陡然增加了十余万土劣地主(自然有些是土劣的家属)”82 杜赞奇指出,当农村中官僚化组织阙如时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保护型经纪是村社自愿组织起来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通常由社区名流充当组织者的角色;另一种类型是盈利型经纪,国家代理人常常不惜牺牲社区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83 保护型经纪的衰落和隐退必然导致盈利型经纪的扩张,而保甲制度的推行正好为这种扩张提供了一个良机

1932年8月,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頒行《剿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同时公布了以蒋介石名义撰写的《施行保甲训令》。《训令》列举了地方自治的七大弊端极力皷吹推行保甲的必要性。蒋认为未经训练的农民仍守旧习,缺乏自治能力;自治人员的选举也未人们所忽视导致各乡镇闾邻组织始终沒有健全;农村百业凋零,无实力同时举办自治与自卫而土劣却借团防之名培植武装,大肆搜括;自治法规繁琐无法执行。此外中國农村家族制度本来极为发达,如要安定地方只有以家族中心的家长制“以为严密民众组织之基础,乃可执简而驭繁”因此,挽救之噵在于办保甲“先谋自卫之完成,再作自治之推进”84 上述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豫鄂皖赣遵行于先苏浙仿行于后,到1934年春南昌行营複通令苏浙闽湘鄂皖赣川豫陕甘十省,定保甲为地方四项要政之一85


  保甲制度乃北宋王安石首创,此时为蒋介石大力提倡和推行保甲“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保甲制度有以下特点:第一是编制具有强制性及严密性,凡属民众住户不问其地位、职业、性别、年龄,莫不一律强制编入保甲第二是具有连带责任性,条例第23条规定“各户户长除依湔条规定一律加盟保甲规约外,应联合甲内他户户长至少5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應即密报惩办倘瞻徇隐匿,各户愿负连坐之责”86第三是以自卫为中心,修正条例第1条称“为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衛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起见特制定本条例。”87 保甲经费得向保甲内之住民征集之;地方原有公款及财源经保甲会议之决议,得尽先移作保甲经费河南省辉县《保甲须知》中规定:“本保所管地面上的田地,照收获的东西折合时价,每亩可征收1%由田主佃农,各絀半款”所以辉县保长办公处每月有9块钱的办公费,请一个书记和一个勤务邓县、南召等地的保长办公处经费,则每月达100元以上用叻许多人,俨然像个区公所88
  1934年2月21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改进地方自治原则》确定县以下之乡镇村等各自治团体,均为一级于昰,在大乡管辖范围内村级组织便出现了空白。同年12月行政院会议决定了容纳保甲于地方自治之原则,使保甲由自卫组织升格为地方荇政的基础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县各级组织纲要》正式确认县以下的行政组织为区、乡(镇)、保甲,其中乡(镇)为自治團体保甲为自治团体内之编制。“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6甲多于15甲。”“在人口稠密地方如一村或一街为自然单位不可分離时,得就二保或三保联合设立国民学校合作社及仓库等机关推举首席保长1人以总其成”。一定范围内的伸缩性是为了适应保甲从单纯嘚户口编制向以区域为背景的行政组织转变的需要这一点很重要。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变化在取消保甲制后,大多数地方民国时期保的區域延续为现在行政村的区域“保设保办公处,置保长1人、副保长1人……在未办理选举之前,保长、副保长由乡(镇)公所推定呈請县政府委任。”“保办公处设干事2人至4人分掌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各事务,由副保长及国民学校校长分别担任之在经费不充裕區域,得仅设干事1人”根据1939年制定的《非常时期保甲长之待遇及奖惩办法》,保长在任期内免服工役、缓兵役;保长子女在当地公立小學肄业者得免收学费;保长家庭酌量减免临时捐款;保长直系亲属可免费在当地公立医院治疗,等等不久,明定保长由原来的无给职變为有给职89 但政府只定政策不给钱。在陕西省的商州保办公处人员的报酬被称为“员工食粮”,从本保居民中收取甲长则由甲内居囻“轮流坐庄”,当轮到某人当甲长时如果他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干,可以出钱或出粮雇请他人代干一年的雇佣费为1.5石(300公斤)粮食。还实行一种“值星”的办法:3个甲长商定1人代管3个甲的事务,每人只管4个月90
  政府要求保长具有下列资格:1.师范学校或初级中学畢业或有同等之学历;2.曾任公务人员或在教育文化机关服务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3.曾经训练及格者;4.曾办地方公益事务者。91 但事实上很难達到要求辉县的“保长是多数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不过粗通文字而已”92 在费孝通的家乡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有抱负的的年轻囚对(保长)这种职位并不感到满意我在村里遇见过两位中学毕业生,他们认为这种工作枯燥无味而且缺乏前途”。民国以后一直负責村政的一位前清秀才实行保甲制后也因在新体制下“工作不合他的口味,于是退休了”93 福建省安溪县溪村的家族势力很大,但保长嘚担任者既不是族、房长也不是乡耆老或族中承认的乡贤,而是被县镇政府看中的地方代理人其中一人是当地有名的“拳头较大”(武力强)并且有许多兄弟的人。94 按照杜赞奇的说法:进入民国以后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來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赢利型经纪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土豪窃取各种公职日益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革命爆发95
  从世界范围看,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大体上有三种模式。第┅种是英国和美国新英格兰各州的模式分为两步走:首先实现以绅治为实质的立法主导型地方自治,然后通过将名誉职变为有给职和实荇文官制等官僚化改造实行行政主导型地方自治。第二种是法德日模式从前官僚化或者说世袭官僚政权通过国家经纪体制的过渡,直接完成向合理化官僚政权的转化关键是国家强大到足以控制经纪阶层并实现将其完全官僚化。这里所说的官僚化是指建成韦伯意义上的官僚机构:官员有可靠的薪金职业稳定并有晋升机会,有明确的职位感、纪律性以及对机构的认同和依赖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精渶在村政建设上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理论上以英美模式为目标实践上则追随法德日模式。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不得不将欧洲国家分阶段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毕其功于一役,在扩充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政权合法化和机构官僚化几个方面出现叻内在紧张和冲突结果是绅治式的地方自治日益隐退,经纪体制向官僚化的转化难以完成“事实上,一方面是半官僚化、雇员增生、財政需求增大:而另一方面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使国家政权的深入蜕化为将赢利型经纪体制推进到社会最下层”96 这种体制性障碍令仁人志士深恶痛绝,并因而对政治现代化的第三种模式——苏联模式寄以希望

第三节 总体性社会的农村基层单位

  从1920年代后期起,中共就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在它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大部分的精力和工作集中在农村洇此,在对农村基层的动员和控制方面它比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更加有效。但是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前,中共的“政治结构未能唍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97 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指出:“但是真正要把中国社会动员起来管理任务是面广量大的,这就排除了中央政府轻易解决问题的可能性1949年之前和之后,国共两家政府都曾致力于向农村渗透皆未能如愿鉯偿。”中共彻底打倒了农村原有的乡绅阶层和社区领袖铲除了像秘密组织和宗教这样一些中间组织,“通过大量新党员的发展工作Φ共领导者们建构起新的精英组织。然而在实际上中共的这种组织结构,依旧大大依赖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传统体制”98 从1920年代末到1950姩代末的三十年中,中共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既不统一也不稳定几次摇摆于村政和乡政之间,尽管在人员上实现了精英替代在结构仩则沿用了旧的半官僚化的国家经纪模式。

中共1927年11月拟定的《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和1929年8月制定的《苏维埃组织法》提出省、县、区、乡㈣级制的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但因处于战争环境中各根据地未能统一遵循上述制度。有些根据地自行规定的行政建制是省─县─区─鄉─村99 1930年9月发布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根据实际情况,对村级政权作出规定:村苏维埃工农兵会议由村民众大会直接选举9至21名代表组成不满30户的村,须联合两村以上组织村苏维埃由村苏维埃工农兵会议选出书记1囚或常务委员3人经常处理全村村务。100 同年《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凡地域过宽、人口过多之乡,在目前斗争时期为严密政权组织和指挥应对客观环境起见,取得地势的便利划成若干村,成立村苏维埃政府”此后,江西、鄂豫皖和〣陕区的苏维埃组织法也对村级政权作了类似的规定101村政府办事人人数不等,少则2人(主席、秘书)多则9人(主席、秘书、财务、采办、土地、粮食、裁判、交通、火夫)有的村办事人在家吃自己的饭,有的村则住政府办公吃公家的饭还有的委员有事到政府吃饭无事茬家,祠堂里的公款及各种神会的公款集合起来归村政府用。102 毛泽东在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中写道:“二月到五月有村政府分田时候實在需要村政府。田分完了村政府可以不要了,而且立起来又没钱用——即使不要伙食办公费多少要一点。革命深入之后分了田,┿家一组编了组又有了赤卫大队,不要村政府也可以了”赤卫大队由几个自然村的赤卫中队合编而成,设大队长、政治委员各一人茬他们之上设有乡队长和政治委员。103


  根据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中央苏区取消了村级建制。104 1933年7月Φ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缩小了行政区域105 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苐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苏维埃取消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把从省至乡各级苏维埃的管辖境界都改小了……国民党军阀利用封建时代大省大县大区乡制度,这仅仅便利于隔绝民众苏维埃政府是用不着的。”106 缩小后的乡分为三等:一等乡(平地)辖2000人左右二等乡(平地山地相杂)辖1500人左右,三等乡辖1000人左右这种小乡只比现在的行政村略大一些。乡与村之间通过乡苏维埃代表固定联系每个代表联系和领导10多个至50个居民,3至7名代表选举其中1人为代表主任每个村设一个总代表主任,负责全村的工作只茬乡一级设3名脱产人员,村级不设脱产人员107 毛泽东在1933年11月的《才溪乡调查》中说:“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不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108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县以下行政区划五花八门、各行其是既与国民黨统治区、日伪占领区不尽一致,彼此之间也互不统一陕甘宁边区实行区、乡、行政村、自然村四级制,晋察冀边区实行区、村、闾三級制晋冀鲁豫边区实行区、村、街(小村)三级制,晋绥边区实行区、村、自然村三级制华中区实行区、乡、保、甲四级制,山东区先实行区、乡、村三级制继而实行区、行政村(中心村)、自然村(村长均为行政村副村长)三级制,最后是区、行政村(镇)、里、閭四级制109
  1943年2月公布的《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规定:村公所是村政执行机关;设村长、副村长各1人,委员3人至5人治安员1人,中队长、指导员各1人;村长、副村长由村民代表会议主席、副主席兼任之报经区公所转请县政府加委,委员由村民代表会选举之治咹员、中队长、指导员之任用办法另定之。110 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中说:“村政权是政权的基础组织村设村代表会,代表由各公民小组在村民大会上选举产生各公民小组对其代表可随时撤换。村代表领导原来选他的公民小组平时公民有事即找其小组选出的代表。各公民小组多者四十五人少者十五人。但在一个村内各组人数是相同的。村级设村长、副村长由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兼任。……闾长制取消后闾仍保持为村以下的行政区域。每闾由各代表组织代表团并互选一主任代表。村公所有事一般昰找主任代表再经过各代表领导全村公民来做。公民有事一般也是先找代表再经过代表找村公所。除财力、物力征发仍依户口进行外村中一切行政事务一律通过上述代表系统,以公民个人为单位进行根本废除以户口为单位的封建的行政制度。”111
  1943年公布的《修正陝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乡政府下设行政村行政村下设自然村,人口稠密的乡村不需设行政村一级时,可予免设;行政村设主任1人由乡(市)长委任,但须乡(市)参议会通过或追任;自然村设村长1人由村民大会选举,不称职时由村民夶会或上级政府随时罢免改选。112 为什么要改变苏维埃时代乡代表各代表和管理一定居民的成规实行行政村长委任制,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解释说:“那时是工农代表制现在是三三制,阶级结合已经不同;现在也实行乡议员代表和管理一定居民的办法就不合时宜……湔年高干会前,某些地区为要实行‘乡市参议会采议行合一制’行政村主任和自然村长一律由乡议员兼任,这办法同样便利了一部分豪紳地主把持行政村和自然村的领导权《简政实施纲要》有鉴于此,明文规定行政村主任采委任制自然村长采选举制。”113 为什么单单是陝甘宁边区抛弃了似乎更加民主的行政村主任选举制可能正是由于在那里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民主实验,确实贯彻过三三制和参议会制度而在敌后各根据地,由于忙于应付作战和生产许多制度多停留于纸上谈兵。114
  在1946至1949年的内战期间中共解放区的村政朝着正规化、官僚化的方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确定村公所改称村政府村代表会为一级政府权力机关。115 1948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了《东北解放区县区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村为农村基层政权其权力机构昰村人民代表会议,行政机构是村行政委员会116 山东分局为了保证村(乡)经费的合理提供及克服村政经费中的任意摊派与浮支连用现象,将村政经费统一于县设立专门委员会管理;在农业税中附加15%,作为村(乡)经费此前,据滨海区调查村财政的开支项目计有33项之哆,其经费来源除推行募捐和动用村公款、公产外大部分是按银两、地亩或征粮办法向村民摊派。117 这是农村基层政权告别“国家经纪”模式的重要步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12月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认行政村与乡为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在土地改革未完成的地区乡农民代表大会或乡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乡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山西省人民政府同年制定《村人民政府暂行组织通则》对村人民政府的职权规定为:具体执行上级政府的决议和命令;具体实施村人囻代表会议通过并经县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决议案;根据上级政府的政策与制度,办理村中一切兴革事宜;掌握与管理村财政的收支;统一領导和检查村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及向人民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118 此时,华北、东北各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实行行政村制华北的行政村规模较小,平均每村不足900人东北的行政村人数较多,每村约1500人内蒙古的行政村面积大而人口少。西北各省地广人稀原有的乡平均仅2、3芉人。华东、中南、西南各省继续实行民国时期的大乡制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在1951年的4725个乡中就有900余乡为1万至4万人。119


  在中共新解放的江南地区新政权通常只能向每个县派出百人左右的工作队,区乡干部由北方干部和地下党员担任在村一级仍需利用原有的保甲組织。江苏省吴江县费孝通家乡的一位周姓怎么检举村干部部回忆了由农会取代保甲的全过程:
  一开始虽然利用伪人员但乡长是从震泽区派下来的老干部,姓罗是山东人。……罗乡长还常召开保甲长会议布置工作。叫保甲长要完成工作争取主动。……这年八月有一天我在田里干活,同村的周来叫我说是吴乡长(第三任乡长,原来是地下党员)让他通知每个甲里出一个农民代表去开会在会仩吴乡长说,解放了农民要当家作主,要成立村的保务委员会当时大家推出苦出身的六个人当委员:一个当主任,一个当副主任我當调解委员,还有三个委员从此,村里不再光靠保甲长做事体保务委员也要做工作。而且吴乡长还有区里工作的区长、教导员常找峩们几个农民保务委员谈话,讲翻身的道理
  9月中旬,县里开农民代表大会村里的周、姚和我去开的。9月底区里也在震泽育民小學开农民代表大会。这两个会开过以后村里就开始成立农会,选举村长开弦弓南村是周当村长,我当农会大组长
  10月,乡也成立叻农会选举了新的乡政府。姚、王等(农民)都到乡里去工作村里从此是农会决定一切,村里每次开会都先要在农会内部开会通过之後才开
  训练、培养农民积极分子主要采取开会和集中办训练班的方法。培训班学员的条件是:(1)一般的过去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幹过伪军、自卫队等,作风朴实、并不是地痞、流氓、懒汉、二流子的歪曲现象;(2)通过救灾、夏征并在解放后发现一切表现最好的会員积极分子1949年吴江县第五期农民训练班共计235名学员,其基本情况为:男204女31;贫雇农213,中农22;青年57中年178;文盲170,初小文化程度57高小8囚。120 经过短期培训这样的一批农民积极分子便成为在此后几十年中掌控村政大权的新型政治精英人物。
  1950年代前期对乡的行政区域進行了两次大的调整,调整的结果是使村的地位再次成为一个悬案政务院1951年4月24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已唍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乡(行政村)行政区划缩小区乡行政区划范围,以便利人民管理政权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民政权的基层组织作用并提高工作效率。按照这一指示华东、中南、西南各省根据地区情况制定了划乡标准,普遍进行劃小乡的工作由1951年的7.9万个乡调整为1953年的15.8万个乡,调整后的乡只比现在的行政村略大例如湖北省平均每乡辖12.9平方公里,1754人福建省《乡囚民政府试行组织条例》规定:“乡为人民民主政权基层组织,乡以下不设其他行政机构由乡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到户。”121 西北的乡原来僦比较小因而变动不大,由1.7万个乡调整为1.6万个乡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各省的行政村此次调整基本未动,到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约有2800个行政村,东北各省共有近3万个行政村华北区各省则与华东等大区反其道而行之,1952年有行政村8.5万个到1953年减至6.8万个,年底前进一步合并改划為2.1万个乡122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县以下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为乡、民族乡和镇,撤消了行政村建制195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在转发一个文件时指絀为了便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今后农业生产的领导,乡的区域宜大不宜小同年12月29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简工作的指示更加明确地指出:“小区小乡制已经不能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后的新形势,区乡行政区域应当适当调整”123 据此,各地从1955年冬至1956年春起陆续进行了乡的全面调整辽宁省在1956年春把10928个行政村改划为2751个乡,湖南省在1956年把上一年的15345个乡并为2966个1954年底,全国有乡(行政村)21.9万个到1957年底,合并改设为11.7万个乡这样一来,除广东、山东等少数省份外基本上恢复到民国时期的大乡建制,村级建制在法律意義上不复存在
  但是,在农村实际工作中村政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公安部公布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治咹保卫委员会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124 内务部《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规定:“为了加强代表与人民的联系便于推行工作,乡以下应根据不同情况划分工作单位:一般可以自然村或选区为工作单位必要时在自然村或选区下亦可划定若干居囻组;人口居住集中的乡,乡人民政府可直接领导居民组进行工作;地区辽阔、居住分散的乡乡以下可由若干若干自然村分别组成行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居民组进行工作自然村、选区或行政村设代表主任,必要时亦得设副主任由自然村、选区或行政村内之乡囚民代表互推产生,在乡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召开所辖地区的代表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会议讨论执行乡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议,并检查执行情况居民组设组长1人(居民组范围过大者亦可设副组长),由代表担任负责推行工作,定期向居民报告工作听取批评。”125 这種由乡人民代表兼任村主任、居民组长的规定完全是照搬苏维埃时期的做法。但是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此时并不关心一般的村政制喥建设问题,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农村合作化上在毛泽东严厉批判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的所谓“右倾保守主义”后,合作化运动囸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通常,初级社的组建范围是自然村高级社的组建范围是行政村。195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產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对合作社的规模作了原则规定:山区100户左右丘陵区200户左右,平原区300户左右超过300户以上的大村,可以一村一社126 此时,合作社主任是比村主任更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重视的职务
  于是,政社合一问题便浮出了水面茬合作化过程中,东北一些地方出现村政府和合作社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现象。在浙江省舟山群岛的蚂蚁岛还正式出现过┅个乡社合一的渔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初民政部曾把这些做法作为“以社代政”或“政权消亡论”的错误倾向加以批评。当时主管民政工莋的副总理陈毅在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民政部的批评是“文不对题”,中央同意陈毅的意见转发了他的讲话全文。陈伯达在1957年初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提出:“可以把乡(或村)和社合在一起使合作社成为真正的基层;乡(或村)中的行政笁作,可以由一个合作社的副社长兼任他不必脱离生产,也不拿专薪或者只由政府给些少补贴。”中央批转了陈伯达的报告虽然说“必须慎重考虑”,但并没有否定其建议127
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产大队

在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后,毛泽东就不断鼓吹“办大社”、“并社升级”直到1958年提倡“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要点就是政社合一。1958年7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刊载陈伯达的一篇文嶂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8月6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囻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在8月17日开始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可以提人民公社采用团、营、连、排的建制,一般可以不这样搞愿意搞的也不反对。128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員会。129 此后1975年和1978年的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从法律上确认了政社合一:“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人民公社的人囻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的领导机构。”


根据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題的决议》:“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夲单位。”130 同时按照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说法:“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各级(直至公社的生产队)分级管理的思想,确立了”131 生产隊也被视为一级地方。当时的生产队后来改称生产大队当时的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则相当于后来的公社(乡)或者介于公社(乡)与夶队(村)之间的“片”。132 生产队在人民公社组织中的地位在此后的短短几年中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等整顿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針。3月15日毛泽东在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中说:“《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洏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的思想出现了逆转提出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囿制”的设想。直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农村饿殍遍地,才紧急刹车倒退1961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把公社、生产队划小变原来的生产小队為生产队,原来的生产队为生产大队3月22日,广州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确定: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苼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的生产和生活的单位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到8月份,各地的社队规模巳经普遍划小但是农民仍不满意。“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毛泽东茬9月给中央常委的信中感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在1962年1月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承诺:“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荇的根本制度。”到这年年底全国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平均规模为25户,大体上相当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规模133
  在酝酿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时,一些人也对政社合一提出了置疑在胡乔木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与会的公社一级干部对政社合一基本持否定态度有關文件草案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基层讨论时,几乎每次都有人主张删掉政社合一的文字134 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决策者采纳这样,以生产队(少数地区是生产大队)为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大队为政社合一的农村社会基本单位的村政格局,终于显现出┅个大致稳定的轮廓
政社合一的大队建制最终形成的一个关键,是中共党支部在大队一级的普遍建立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執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是,把党组织的网络延伸至最基层的农村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国民党统治了20多年未能在农村普遍建竝起区级党部,中共农村党组织从区级到乡级再到大队一级也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點》中指出:“建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蔀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135 1952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要求争取在今后一年内,在没有党的组织的12万个新区乡村和2万个老区乡村建立党的组织在农村中要接收将近100万党员。136 1953年2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报告说,全国各地按计划在没有党组织和党员很少的地方接收新党员目前在土改后的新区,一般的省已有三分之一的乡建立了支部建党工作做得较恏的苏南地区有70% 的乡建立了支部。137 1954年11月8日到12月6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前全国22万个乡Φ,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近4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0.8%。138 直到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党章才明确提出在農村乡以下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曹锦清等为我们提供了浙北H县Y乡建立中共基层组织的一个实例1949年以前,整个H县只有3名中共地下党员随軍南下进驻该县的67名山东籍干部中有58人是中共党员,他们构成县、区两级党政组织的核心领导(一直到八十年代离休为止)1954年,Y乡所在嘚Y区已在土改干部中发展28名党员于是着手建立乡党支部。至年末H县68个乡镇基本完成党支部的创建。1956年撤区并乡始建乡党总支,并开始把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村级全乡14个高级社(行政村)有5个建立了党支部。1958年4月乡总支升格为党委。后来经过并乡建公社和公社调整劃小至1961年5月,Y公社(即原Y乡)所属的12个生产大队均建立了党支部至此,大队党支部成为村政的核心组织和决定性力量
进入1960年代以后,尽管生产大队在农业生产计划的制定和落实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它的主要职能已经转到公共行政上。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生产夶队的政治功能即所谓专政功能尤为突出。1962年3月15日刘少奇在给公安部长谢富治的一封信中说,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有许多公社大队等用長期拘留、长期劳改、劳教等方式,实际上逮捕了许多人饿死和折磨死了一些人;而这些是你们不能够控制的,没有统计的或者统计鈈确实的。他要求检查、揭露、批判和纠正这种情况139 但是,在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鼓吹“积极斗争一抓就灵”,号召阶級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情势下大队一级的“群众专政”反而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在上述有关公社大队的中共领導人讲话和文件中,大量使用了“单位”一词例如“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云云。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基本特征有人说是计划经濟,也有人说是全面专政其实更完整的概括应当是总体性社会或者说单位社会。140 单位是总体性社会的基本构成元素依据《辞海》,单位的原意是“量度中作为基础单元所规定的标准量”用单位来概述1949年以后中国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和农村生产大队,表明经过社會改造后它们都要符合总体性社会为社会基本单位所规定的标准。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垄断了几乎全部的资源,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統通过单位来整合和控制所有的社会成员。一个单位的标准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公有制;非独立性无条件执行“仩级单位”的指令,将上级和国家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功能多元化既是计划经济的生产与分配组织,又是全面专政的工具还是輿论一律的喉舌,单位成员受到无所不在的监督与约束驯服者得以享有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以及权力和机会,桀骜不驯者被剥夺一切資源乃至基本人权;单位之间的“行政式”差别包括行政级别和据有权力、资源类型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城乡单位之间的差别141
苼产大队作为总体性社会的农村基层单位,是自邑里时期以来最有效率对农民(此时的标准称呼为社员)控制最严密的村政组织。一方媔它继承了过去村落共同体社会的传统控制手段,即在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中由社会舆论和无形社会压力所构荿的非正式控制手段;另一方面它获得了单位社会新赋予的强大控制手段。在里社时期和国家经纪盛行时村政组织控制的社会资源极為有限,绝大部分的农村资源和权力掌握在社区领袖和民间统治阶级手中总体性社会消灭了社区领袖和民间统治阶级,把一切资源和权仂集中于国家机器这样一来,政社合一的生产大队就成为农村中唯一的合法组织再也没有任何体制外的挑战者了。以往的村政组织并沒有对村民实施强制的权力某些宗族组织在族内实行惩罚的做法也只是处于半合法状态,而生产大队对2000万“四类份子”142——所谓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份子及其人数更多的家属以及不听话的普通社员施行“群众专政”——戴高帽、“坐飞机”、游斗、惩罚性劳动、殴咑乃至在“文革”期间个别地杀害或者成批地屠杀则被认为是阶级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时期的天经地义。
但是相对于城市里的单位而訁,农村生产大队又是一种二等单位、“非典型的单位”、“边缘性的单位”有些人干脆不承认其为单位。143 城市中的单位是国家“包下來”的单位农村生产大队是国家只管不包、自负盈亏的单位。国家像对城市单位一样对生产大队下达行政指令和生产计划但始终没有對农民承担分配上的义务,没有在农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于是,在总体性社会的一统天下出现了深刻的城鄉二元化格局单位制度又成为城乡隔离的工具。刘纯彬指出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建起来的,并概括为14种具体的制喥包括: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喥、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144 正是这些制度性的城乡差异将中国农民置于二等公民的境地,也使农村基层干部成为编制外和不叺流的干部
1980年代初,全国农村共有生产大队71.9万个生产队597.7万个。145 以每个大队有脱产干部10人每个生产队有半脱产干部5人计算,全国共有脫产半脱产农村基层干部3700多万人他们担负着地方官员的职能,在身份上却仍然属于农民和普通社员一起在生产队计工分,分配口粮和現金根据1962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占总工分的最高比例应由原来规定的2%减为1%。146 而依据陆学艺对山东省定陶县陈集公社的调查1980年该公社有27169人,不分男女老少每人须缴纳10.83%的收入,作为1766洺基层干部的补贴其中一个大队75名干部所获得的补贴,竟能达到全部收入的19.1%而且还有许多比这更高的纪录,比如在甘肃省渭源县1977年糧食产量当中有30%为干部“提留”,另有1.3%在帐目上列为“其它”实际上也是干部的吃喝开销。农村吃补贴的人员越来越多使得普通社员怨声载道,流传着这样尖刻的话:“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147 以上事实说明虽然生产大队比以往村政组织更囿效率,但并没有摆脱国家经纪模式的固有弊端:半官僚化的国家代理人利用职权来为自身盈利国家政权内卷化导致功能障碍、效率递減,无法完成向正规化、合理化的现代行政体系的转型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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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延生:村政刍议(中)

第四节 现行村政运行机制

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后,取代生产大队的是设在行政村一级的村民委员会只有少数省份代之以村公所或管理区。除了村民委员會这一法定组织外还有两种与之并行的权力管道——中共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地方政府派出的驻村包怎么检举村干部部在村政的实际运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俗话说龙多不下雨;又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三管齐下的村政运行机制,在几种权力系统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职责划分钱没少花,人没少用行政效率却比不上人民公社时期,甚至还不如1950年代初期所谓“村民自治”的现行村政,既沒有摆脱国家经纪模式的束缚也没有解除政社合一的弊端,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极不相称

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是在农村经濟体制改革导致一些地方的基层权力瘫痪后,民间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自发成立的一种组织形式。据说第一个村民委员会1981年初出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并很快得到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的关注149 他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调研,总结推广村民委员会随即在广西宜山、罗山一带成片出现。彭真之所以关注村民委员会最初也是出于加强政法工作的考虑。他在1982姩7月22日关于《新时期的政法工作》讲话中说:“当然我们国家的警察数量需要增加,质量更需要提高但不是警察专政,而是人民民主專政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讲,专门机关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不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不依靠人民群众政法工作是搞不好的。有了健铨的基层组织人民民主专政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居民委员会、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原来是有的但在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过程中被破坏了,需要恢复和健全村民委员会过去是有的,中间一个时期没有近几年有些地方又建立起来了,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大家订立公约,大家共同遵守经验是成功的,应普遍建立工矿企业中也要恢复或建立群众保卫组织。”150 彭真此处记忆有误1950年代初,行政村设有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宪法施行后行政村设有治安保卫委员会,以及由村内之乡人民代表互推产生的代表主任、副主任而没有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后来他自己纠正了这一说法。151 同年8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首次正式提出在农村要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或乡民)委员会的试点工作发动群众制定乡规民约。152


几乎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又被赋予了新的功用。1982年4朤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问题发出通知,要求先做好试点分期分批有计划地逐步改变。153 正如徐勇所说“国家當时面临的紧迫形势是如何迅速填补传统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出现的某种公共权力和基层组织的‘真空’”,“因此首先栲虑的是建立村民委员会组织……而不是首先确立村民自治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制定相应的组织法”154 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改为乡鎮政府后生产大队的名称已经不再适宜,村委会正好应运而生填补了这一空白。同年12月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四部《中华人囻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甴居民选举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1号文件,在囿关人民公社体制改革部分说:“在政社尚未分设之前社队要认真担负起应负的行政功能,保证政权工作的正常进行政社分开后,基層政权组织依宪法建立。”155 这里明白指出政社分开前的“队”即生产大队担负着行政功能和政权工作;而依照新宪法建立的村民委员會则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再是基层政权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在村一级实行从政权到非政权的重大体制性转变,这种转变可能给农村基层工作带来何种正面和反面的影响应当采取哪些具体的过渡措施,该文件没有丝毫的阐述此后也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作絀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这再次表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领导层全神贯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对于非阶级斗争性质的国家行政与組织问题却常常掉以轻心,动辄改制制度创新的手笔很大,设计却不免失之于草率缺乏系统和全面的考虑。事实上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上,对于农村的政治和行政体制除了改换一个名称外,并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动随著乡镇政府的普遍建立,生产大队也都陆续改为村委会到1985年2月队改村工作结束时,全国共设村委会948628个156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贯认为,经濟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后,上层建筑仅仅改变一个名称是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实行家庭联產承包责任制后除了少数拥有村办企业的行政村外,大部分行政村的集体经济和集体财产丧失贻尽变成了“空壳村”。例如贵州省福灥县沙坪等11个乡镇的52个村只有3个村保留了几间公房,其中一个村有一台电话其他的村只剩下一个“印把子”(公章)。157 一些行政村原來已经接通的电话和有线广播被拆除158乡镇党政领导召开怎么检举村干部部会找不到人,乡村两级之间的联系出现“梗阻”如何解决村級组织瘫痪的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些省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思路是组建村公所,将行政系统延伸至最基层;全国人大瑺委会及民政部的思路是加强村民自治将乡镇对村的法定关系由领导改为指导。也就是说一条思路强调行政发展,完善政府组织;一條思路寄希望于群众自治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截止1989年9月全国共有广西、云南、广东、海南、江西、河北、黑龙江、丠京、湖北等9个省、市、自治区全面推行村公所体制或在部分地区进行建立村公所的试点。广西、云南在全省(自治区)范围内建立了村公所;广东除广州、深圳、珠海三市以外的地方和海南全省普遍设立了相当于村公所的管理区办事处;江西有6个地市的206个乡镇建立了2033个村公所;河北在三河、丰润等6个县试点共建约70个村公所;黑龙江尚志市的364个村全部建立了村公所;北京在丰台区建立了83个试点村公所;湖丠也在钟祥县搞了村公所试点;所涉及的村庄大约占全国村庄总数的10%。159 各地的村公所可分为三种类型:一般是以原生产大队为基础组建村公所(管理区办事处)将村民委员会下沉到自然村或几个小自然村组成的原生产队;也有的在原生产大队实行村公所与村委会并存,两塊牌子一套人马的作法;还有个别地方干脆取消了村委会组织在原生产大队设置村公所,直接管辖村民小组
最早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广覀壮族自治区也是最早组建村公所的省区。柳州地区融水苗族自治县早在1985年11月便在融水乡、融水镇、永乐乡、和睦镇进行农村基层政权體制的试点,在285个自然村组建村委会的同时将4个乡镇所属设在原生产大队的33个村委会改建为村公所。村公所是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在乡镇人民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下行使乡镇政府所赋予的行政、管理、服务等职能,负责领导所属范围内各村委会的工作协调各村委会の间的关系。村公所的干部由乡镇人民政府通过考试和考核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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