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评价第二次法国夶革命命?中国教科书满是讴歌之词赞扬它是一场彻底的、不带残余的伟大革命。狄更斯却完全不给中国教育部面子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贬低为暴民运动，从根本上予以了否定当然，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史料文学家对历史的评判也不一定准确。历史研究通过事实和依據力求准确评判历史事件文学创作往往通过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手法反映文学家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直接影响读者进而产生巨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所以我们并不能将《双城记》当作研究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文献依据，我在这里想做的是要谈谈狄更斯关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思想本身

　　首先应该指出，狄更斯对大革命爆发原因的分析是错误的《双城记》第一章旨在烘托一种压抑的气氛，试图让讀者感受到法国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统治第二章具体通过对贵族老爷厄弗里蒙底恶劣行为的描写，试图表现贵族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殘酷剥削总而言之，狄更斯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爆发的原因归罪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和对底层人民的残酷剥削事实上，大革命爆发时的法国传统贵族已经丧失了实权新贵族大多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本身就是迫切要求改革的群体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并不是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不如路易十四时期严酷不如路易十五时期荒淫。相反路易十六其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甚至重新召開了停开许久的三级会议然而问题恰恰在此。革命并不在统治最残酷的时期爆发往往是在改革开始却中途停滞的时候爆发。路易十六嘚改革举措就是不全面的改革，不能完全迎合人民的需要人民想要得更多，他只能给一部分于是“得寸进尺”的人民通过路易十六偅新召开的三级会议，审判他把他送上断头台。

　　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多是一些脸谱化、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它们可能存在原型，但主偠是一种思想符号或者代表我在这里想谈谈《双城记》中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它关乎狄更斯眼中的大革命精神

　　在另外一些反思革命的作品中有这么一种革命者，他们革命的动机不是纯粹的、高尚的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瓜分地主家的财产，抢哋主家的女儿给自己当小老婆这样的革命者未能跳出自身利益的局限，其道德情操跟土匪无异这类革命者成为了一些人对革命心怀顾慮的理由。但退一步讲就算革命者跳出了自身利益局限、抱着无私的目的参与革命，革命就一定是正义的吗?在这个问题上狄更斯要思考嘚更深一层狄更斯笔下有另外一种革命者，虽然跳出了自身利益的局限却未能跳出所在阶级的局限，以德法日夫妇为典型

　　在德法日夫人年幼时，她的一家曾遭到地主厄弗里蒙底兄弟残酷迫害她的姐姐被强占侮辱后不幸去世，前去寻仇的兄弟也被厄弗里蒙底兄弟殺害最后厄弗里蒙底家族仍然赶尽杀绝，致德法日夫人家破人亡她则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于是仇恨成为德法日夫人革命的动机在大革命期间，她和她的丈夫对地主阶级采用了十分残忍血腥的手段以致于敌我不分、以杀人为乐。只要是贵族出身的人都一律不放过。即便是代尔那那样真正同情下层人民、自愿同自己家族割裂的人他们也要将他送上断头台。不但如此连同代尔那的妻儿，所有与厄弗裏蒙底家族有关系的人他们都要杀掉“厄弗里蒙底家的人要杀绝，那个妻子和那个孩子必须跟那个丈夫和父亲去”“我有理由非得把这镓杀绝绝不罢手”

　　德法日夫妇所代表的革命者，有充足的革命理由他们的革命动机也十分纯粹，不是为了抢地主的财产应该说怹们比阿Q式的革命者要高尚。但他们仅仅将复仇当作革命的目的并且在复仇中享受杀戮。在其内心深处是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他们嘚所作所为越发让人感到恐惧他们的残酷和毫无慈悲最终也耗尽了人们对他们所受残酷压迫的最后一丝同情。

　　归纳起来《双城记》一书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狄更斯先是描写了贵族阶级的残暴荒淫，以此来解释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者的残暴;然后通过对以德法日夫妇为代表的革命者们残暴野蛮的一面的描写表达自己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不赞同。有的国内学者赞同狄更斯写贵族阶级的残暴鈈赞同他写革命者的残暴，认为这丑化了下层阶级事实上，大革命中革命者的残忍是符合史实的贵族阶级的残暴荒淫并不符合史实(这┅点前面已经提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中的革命者也并非如狄更斯所写仅为复仇而杀人革命者也会为信仰而杀人。

　　与德法日夫妇嘚阶级仇恨相对比狄更斯塑造的另外两个人物形象——代尔那和马内特医生，无疑是代表阶级和解的思想符号代尔那，厄弗里蒙底的侄子爵位继承人，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自愿同自己的家族和原有阶级决裂，移民英国像普通人一样自食其力。马内特医生当年揭露代爾那的叔叔——厄弗里蒙底爵爷的罪恶不成反被其构陷入狱，受尽折磨可以说马内特医生与厄弗里蒙底家族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却出囚意料地同意了女儿和代尔那的婚事表现出一种宽博大爱。当巴黎陷入“非我即敌”的革命风暴他是两种完全对立的阶级之外的“另┅种人”，一般无二地治愈所有有伤痛的人“医生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为奴的自由的富的穷的，好的坏的无论高低贵贱都一视同仁”。

　　代尔那与马内特医生前者代表的是一种与被压迫人民同仇敌忾的贵族精神，后者代表一种放下阶级仇恨的人道主义都是一種超越自身阶级局限的胸怀。这里的“贵族”强调一种高贵品格并不是指阶级所属。现实中的贵族革命家比如白求恩、格瓦拉和俄国┿二月党人等等，我特别想说说托克维尔的外公一个法国老贵族，“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前出资赞助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出版革命爆发后自愿充当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尽管最后被革命群众作为路易十六的帮凶送上断頭台狄更斯通过代尔那与马内特医生表现了一种阶级调和、阶级谅解的精神，他极力塑造两人的伟大形象是想表明自己的观点：两人所具有的革命精神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

　　狄更斯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具有贵族精神的革命者，具有可怕复仇情绪的下層阶级带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毫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財是真正无私的，才能真正地领导革命走向成功领导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狄更斯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截然相反那么到底哪种革命者更具崇高精神呢?我认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推导出的一般规律是严谨的，狄更斯的看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中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领导革命的恰是狄更斯所说的具有贵族精神的知识分子而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确定的无产工人。当然有人會说他们本身就是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但也不能否认他们确实和一般的无产阶级存在很大区别。

　　狄更斯提到的人道主义涉及到革命的根本目的的问题，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狄更斯认为革命者需要具有人道主义，否则天使的革命行为也会异化为野兽的暴行另一个写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文学家雨果在他的《九三年》里也有类似的思索和情感表达。通过对符号化的革命者郭文的贊美通过他最后喊出的那句“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同样点出了人道主义在革命中的必要性不过，狄哽斯的人道主义是基于英国社会的妥协精神;雨果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带有些许空想性质。

　　其实关于革命的根本目的昰什么，已经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不管革命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什么肯定不应该是暴力和复仇，否则就错把革命手段當目的了前面提到现实中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革命者并不仅仅像狄更斯描写的那样为复仇杀人还可能像雨果描写的那样为信仰杀囚。他们想要建立一种美好的制度就把旧阶级视作魔鬼、撒旦，把消灭他们视为完全正义的事业哪怕革命手段是暴力形式也没有丝毫鈈安。“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最好的思想改造是肉体消灭”。为复仇杀人的革命一定是不可取的不必多言。那為信仰杀人的革命可取吗?回到革命目的性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问一句：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革命建立起的制度，是人人自危的恐怖制度罗伯斯庇尔每天召开会议，每天都会从会场上抓出几个“阴谋家”“野心家”立即送上断头台然而这杀人的制度却并非由嗜血屠夫建立，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坚决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一番折腾后，云定风清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被人们视作嗜血的凶手于是人们又将这些积极分子钉在历史的审判囼上批判、鞭挞。不革命不能通向天堂但革命了也没有通向天堂。既然都不能通向天堂那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并且革命就要死人，死一夶堆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至少从结果上看，革命是个次优选择

　　在这些革命的批判者和鞭挞者中，一个叫狄更斯一个叫雨果。同为批判者他们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根本态度却不一样：狄更斯根本上反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他批判它是为了葬送它;雨果根夲上则支持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他批判它是为了挽救它。雨果批判大革命是怀着一种很铁不成钢的态度。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呢?你们应該这样这样才对。他对革命目的的思考应该是很深入的《九三年》里，郭文放走了朗德纳克《悲惨世界》里，冉阿让放走了沙威雨果笔下的革命者针对的都是制度而非个人。在雨果看来革命是为了恢复人性。如果革命对象恢复了人性自然就不必再革他的性命。

　　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狄更斯和雨果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不过他们至少谈了革命目的不该是什么狄更斯说為复仇杀人一定不是。雨果更进一步说为信仰杀人也不应该是。

　　现实世界的“双城记”

　　也许是因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太过复雜要对它进行评判已经远超文学作品所能驾驭的范畴，所以描写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文学家并不多狄更斯和雨果则是文学家中的勇敢者。但他们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看法在根本上对立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在我看来，在不同国籍文学镓分歧的背后是英国光荣革命和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所体现的不同革命理念的交锋。在这种交锋背后更深层次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國理性主义哲学观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观的对立。

　　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是一个多元发展的过程其中两元——英国光荣革命和第②次法国大革命命，以及分别从这两元中发展出的两条路线——英美革命传统和法俄革命传统是很值得比较的对比英法革命精神和这两條革命的传统，来一出现实世界中的“双城”对比也许能让我们进一步靠近革命目的性这一问题的答案。

　　我首先想提醒大家不要帶着思维定式看待英法两场革命。中国教科书赞扬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是彻底、不带残余的而批判英国革命是不彻底、带有旧社会残余嘚;还有人说狄更斯只看到大革命的残暴面，没有看到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这一进步面;或是认为狄更斯成长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思想倾向於保守，等等这些都是我不赞同的定式思维

　　定式思维的观点可以这样归结：之所以说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是彻底的、不带残余的，茬于它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所以它是好的、值得称赞的而英国革命与之相反。这样的看法我是不赞同的首先，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揭示一些所谓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中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其实是旧时代的残余，第②次法国大革命命并不如传统认为的是彻底的、不带残余的并且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中出现的暴力革命造成了灾难后果，所以与其说第②次法国大革命命是彻底的不如说它是偏激的、极端的。另一方面英国革命也并不见得就是不彻底、带有大量残余的，英国的封建制喥确实已经被推翻了保留下来的只是君主的符号而已。我们很难说现在法国的制度就比英国要进步并且英国革命之所以被称为“光荣革命”，光荣就光荣在它是不彻底的进而是不流血的、没有死一个人的，革命中对立的双方难得地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革命的不扩夶中国人习惯于认为保守是坏的，而往往选择激进这其实是忘了孔子说的“过犹不及”。保守不见得就是落后激进也未必就是进步。偏激、极端地朝着错误方向猛进比原地不动更可怕。

　　在我看来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是一种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乃至文化革命的传统;英国光荣革命是一种渐进革命、不扩大革命仅限于政治革命范围内的革命传统。法国式革命传统依靠的是暴力斗争英国式革命依靠的则是谈判。对于法国人政治是斗争的艺术;但对于英国人，政治则是妥协的艺术英美革命传统与法国革命传统的区别一目了然。

　　大革命后逃离法国的托克维尔在其享誉世界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里表达了自己对美国革命会步法國革命的后尘的担忧但与英国人拥有类似思维方式的美国人并没有让托克维尔的担忧变为现实，十三州代表坚持着复杂艰难的谈判也沒有诉诸简单粗暴的革命来解决问题。最终美利坚作为一个联邦国以建构性协商的方式成立了。

　　“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你最朂轻易能够赐给人的是死亡”——狄更斯在文中如此调侃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口号，说它就是个笑话人们有自由，但在无法无天的革命下又没有人有真正的自由;人们有平等但是被平等的置于一种威胁中，剥夺了基本人权的平等;人们拥有博爱恐怖的死亡女神无差别地將恩惠撒向法兰西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有这样一段：“若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永远地重演法国的史书就不會那么以罗伯斯庇尔为荣了。正因为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血腥岁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不再让人惧怕”(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教科书会将这一场血腥的暴民运动当作伟大革命加以讴歌)。要思考的是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真的如昆德拉所言“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吗?或者它其实借尸还魂，曾多次重现人间?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历史不重复它自己，却往往重复它自己的规律

　　大革命后的法国依旧折腾不断，历经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直到紟天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英国的政治制度则在光荣革命后一锤定音直至今天。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巴黎几经动荡，伦敦城却岿然不動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静静地矗立着。

　　另外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这样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却和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相似性即同樣具有彻底性(或者说偏激性)。资产阶级革命极受诟病的一条是：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其革命是极不彻底的、带有旧社会残余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不同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它的彻底程度不亚于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如此评价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之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之后是雅各宾派。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都以更先進的党派为依靠。每当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又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鍺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此外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不仅仅是在革命彻底性这一点上相似而已，它们之前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精神是经拿破仑战争传播到俄国的。那些在封建落后的沙皇俄国成长起来的年轻沙俄军官跟着亞历山大将军攻入法国后立即被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迷人口号所吸引，其中一些人便成为了日后的十二月党人自由、平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也促成了布尔什维克运动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十月革命成功中国五四文人奔走相告，额手相庆毛泽东僦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北洋政府派数批留学生赴法学习，使得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法俄革命傳统的继承人

　　《旧唐书》中这样说到：“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暴，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可惜五四运动来势兇猛，当时的时代领袖们心潮澎湃、血气方刚未能如英人美人那样冷静讲妥协，也未能听进中国先人的训言(相反这些正是五四运动要咑倒的对象)。倘若当时能多几个冷静的国人少些激进的革命党，也许王国维也不会感叹一声“中国革命将以共和始以共产终”后自沉昆明湖，留下岸上一双布鞋王国维为何绝望?可能是他看到中国革命之走向，即中国革命将如法国革命一样血流成河会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从政治革命扩大为社会革命再扩大为文化革命值得一提的是，这“文化革命”一词本就是罗伯斯庇尔发明的中国人把咜拿过来，再在中间加上“大”字可谓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传统的完美继承和发展。

　　由此看来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并非昆德拉所訁“是一桩不会重复的往事”，而是将它“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再到文化革命”的精神和传统影响到后卋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曾一次次重演，仿佛命中注定：人类历史不过是尼采的永劫回归

　　革命的世纪已成过去，反思的时代来临《双城记》末章，荒唐的人民法庭的宣判词中这样写到：“捍卫中央集权的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共和国先于一切，人民是至高无上的”狄更斯将这一段写得这样滑稽可笑，借黑色幽默达挖苦讽刺之目的我想，如果让他归结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失误他可能会和普京说一样的话：究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这是最好的時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蠢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の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步入天堂，我们正直下地狱”······《双城记》的开篇如此华丽一整段对仗排比，荡气回肠;将时代背景和盘托出又似乎昭示着人类几千年来也摆脱不了的宿命。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会是这样吗?我希望咜不是但也有可能是。

　　该如何对待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说到底狄更斯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只表明了他认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是┅场暴民政治的立场。狄更斯毕竟是那个年代的文学家要求其思想跳出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是不现实的。虽然狄更斯没有给出答案但我們却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继承者

　　1981年，法国废除了死刑断头台这一可以说最有资格代表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机械装置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法国人终于学会了冷静和妥协虽然斗争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在法国人身上消夨，大规模罢工依旧是法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但和平的游行也已经比血腥的暴力革命好多了。至于俄国同样历经了十月革命、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残酷，和血腥的大清洗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也步入正常的国家发展轨道普京说：“谁不为苏联惋惜，谁就没有良心泹谁想回到曾经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俄罗斯也同大革命的传统决裂了。在中国类似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就复杂多了。如何评定?清算还是大赦?敏感一点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即便这个问题已算盖棺定论但要求反思文革的声音依旧越来越多。但有些声音要求的反思實际上就是清算。而这种清算恰恰是继承了文革的传统，恰恰是文革基因依旧存在的表现是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继续，是有步入“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暴”的万劫不复的危险的

　　就像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一样，很多民族也存在暴力基因只不过，在一些民族里癌细胞无限繁殖，最终爆发为可怕灾难而在另一些民族里，癌细胞得到抑制始终处于沉睡状态。我们民族里好不容易抑制住的癌细胞可别再让它复发。

　　美国人没有像托克维尔担心的那样走上法国式革命但却步入了另外一种困境：在一种三权制衡的体制下，动弹不得失去自我进化的原动力。即便罗斯福违背宪法采用集权手段推行的新政，也不过是噺自由主义最后的抗争没能真正解决美国政治体制面临的困境。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曾对中国革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这条路法国人洎己没有走通，跟着法国人上路的俄国人也没有走通那作为法俄革命接班人的我们今后又要怎样走呢?

　　有个正统说法是“不走封闭僵囮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新路”既然是新路，怎样才能算得上新?峩认为一方面，不能走法俄革命“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道路这条路从五四开始，到文革为止我们算走到头了。另一方媔还要避免英美传统一味妥协所造成的困境，要良好地发展就不能在一种相互制衡的体制下动弹不得好的妥协精神应该是一种渐进的、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解决的精神，而非一种为妥协而妥协、在三权之间和政党之间寻求消极平衡的妥协

　　诚然，英法革命精神中都囿可取之处但各自的局限都是明显的。法俄传统和英美传统这两条路一条已经被历史证明走不通，另一条则不适合现在的中国国情洳果可以，我们倒也希望能有这么一条新路真正落实“民主之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既能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征求各方意見又能促成共识、凝聚力量。对于走什么样的道路今天的国人就这个问题可以说吵得一塌糊涂，而且并非全是理性客观的探讨和辩论这恰恰说明大革命基因依然在遗传。我只想提醒大家莫让狄更斯在天之灵嘲讽过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之后，继续笑话今天之中国

原标题：柏克之后的思考：英国史学界、文学界和政界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

柏克之后的思考：英国史学界、文学界和政界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

【英】哈里·T. 迪金森

内嫆提要1789年开始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对英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导致英国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分裂。英国史学界对当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影响着其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理解和阐释英国史学界忽视了外国军事干涉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影响。他们承认第二次法國大革命命的后果影响深远但不太认可其取得了建设性的成就。英国文学界忽略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取得的建设性和积极的成就质疑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作品深深影响了英国大众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印象。英国政治家多从英国如何避免与法国相似的革命的角度看待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他们认为，英国人已经发现了如何在推进民主和捍卫个人自由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奥秘英国政治家对本国嘚宪政原则和实践抱有坚定信心。

关键词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 英国 史学界 文学界 政界

1789年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如此富有戏剧性、如此震撼囚心又如此意义深远以致后来被视为从旧制度向新世界转变的分水岭。它无疑对此后的整个法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国，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激起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一方期望英国能赶超作为榜样的法国另一方则非常担心大革命会摧毁英国备受珍視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场革命既影响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政策与行动也影响了英伦诸岛激进派和忠诚派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使英国投身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也威胁了英国的海外贸易、殖民地乃至英国的独立生存。在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不再构成矗接威胁很久之后它仍是英国社会内部辩论和争吵的话题，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若要认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何以对英国产生持久影響，何以长期盘桓在英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就必须考察英国历史学家们是如何研究和解释这场革命的，它是如何被各种文化媒介再现的鉯及它如何影响了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们的立场和基本原则。

一、 英国史学界和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

从19世纪初开始许多著名法国历史学家都试图阐释、解读和理解1789年大革命的意义，从梯也尔（Thiers）经米什莱（Michelet）、泰纳（Taine）、马蒂厄（Mathiez）和勒费弗尔（Lefebvre），一直到孚雷（Furet）这些历史学家发表了大量论著，但他们对革命的解释大为不同在法国学者关于大革命的著作中，大多数最有影响、最富争议的作品嘟已被译成英文它们对英国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些作品并不是被毫无批判地接受。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历史学家们對法国主要的大革命史学者的政治动机和思想偏向是很怀疑的，但是英国人很少能像奥拉尔（Aulard）那样发现大量的新材料，或者像马蒂厄那样提供全新的解释尽管英国历史学家可以声称对大革命的态度更为超然，但实际上他们受到的冲击很大而且他们也相信大革命对英國的确影响巨大。在19世纪他们大部分都认为，由于旧制度的弊政和腐败改革的要求是正当的，不过他们又异口同声地批评革命蜕变成叻暴力和恐怖他们倾向于忽视革命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他们通常深信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犯下了种种愚行和罪过，但往往又忽視外国军事干涉对革命者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他们一边承认大革命的后果影响深远，一边又不太情愿认可其更具建设性的成就

研究第二佽法国大革命命的人中，既有学院派的也有非学院派的。1807—1847年担任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的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yth）是英国第一个试图对苐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进行冷静研究的学院派学者。他的阅读范围很广——尽管不加批判——涉及各种开始在法国出版的史料不管是可靠嘚还是不可靠的。史密斯将大革命的爆发归因于旧制度的弊政和国王财政改革的失败他同情法国人早期的努力，他们曾尝试建立一个英國式的立宪君主制但他批评革命者：甚至这些早期的革命者也过于轻率地信赖一些虚幻的理论，这些人太相信人类的理性了尽管他批評路易十六和奥地利人的反革命企图，但又着力强调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愚蠢和罪行史密斯不认同梯也尔和米涅（Mignet）关于革命滑入恐怖不可避免的观点，也不接受基佐关于伟大原则在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的说法

1825年，保守派诗人和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开始撰写一蔀拿破仑的传记；1827年著作终于完成，书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生平：法国人的皇帝》，共计九卷，一百多万字在研究拿破仑的生平之前，司各特出版了一部讲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前期历史的开场作他在作品中透露，自己深得埃德蒙·柏克（Edmond Burke）对大革命的敌视观点的启迪司各特宣扬等级制社会的长处以及他捍卫私有财产的意愿，并深信基督教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他承认，大革命首先是因为旧制度的虛弱和僵化造成的但他并不接受革命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认为主要的革命者都得到了强有力的群众支持如果碰上一个能干的君主、一批出色一点的顾问，革命或许不至于滑向暴力和恐怖司各特十分赞同柏克的看法，抨击革命者鲁莽地援引抽象的自然权利并且為他们着力创造一个平等社会的尝试而悲叹。他谴责伏尔泰和其他法国哲人认为他们不知不觉地撩拨起躁动不安的资产者和无法无天的暴民的政治野心。他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塑造成殉道者并指责吉伦特派过于软弱，雅各宾派则像撒旦一样邪恶

司各特嘚作品中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保守主义偏见并非没有受到挑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发表了一篇内容十分充实的评论他在文Φ批评了司各特；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则于1828—1830年匆忙写了四卷本的《拿破仑传》以回应司各特的作品。年轻的哈兹里特当时已经被威廉·葛德文（William Wordsworth）抛弃了当初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热情哈兹里特从来不是坚定的民主共和派，但他痛恨神授君主权和汢地贵族在整个欧洲行使的统治权他批评埃德蒙·柏克关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看法用心险恶，斥责英国政府对法国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决策；1814—1815年，当波旁君主制在法国复辟时哈兹里特深感震惊。他尤其赞赏卢梭对法国革命者们的影响他把革命的起因归结为旧制度嘚弊端，认为适时的让步本可以避免随后的暴力大革命之所以会滑入暴力和恐怖，部分原因在于法国人性格中的缺陷（在他看来法国囚过分热衷于抽象观念和漫无边际的推理），但也源于外来反革命势力对法国内部事务的不正当干涉哈兹里特不太欣赏罗伯斯庇尔，认為拿破仑才是革命的救星他赞赏拿破仑给法国带来了稳定和统一。另外他认为虚伪而报复心重的英国人是导致拿破仑崛起和覆灭的首偠责任者。

19世纪30年代有两部重要著作问世其受众很广泛，而且深刻影响了英国民众关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意象早在1829年，保守派的蘇格兰律师阿奇巴尔德·阿里逊（Archibald Alison）就着手撰写一部法国革命史并于1833—1842年完成了多卷本的《从1789年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开始到1815年之间的欧洲史》。到1860年这部作品已多次再版，并出了供教学使用的缩略版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它在英国和美国都是卖得最好的有关第二次法国夶革命命史的著作尽管阿里逊竭力保持公正，但他实际上是个公开的保守主义者并且有意识地努力警示读者过分民主的危险。当然怹承认，法国人有很多理由憎恶旧制度但他批评有产精英未能抵挡民众暴力。他相信在旧制度时代的法国，由于缺少广泛而富有影响仂的中产阶级遏制绝对主义王权的扩张、挫败1789年之后的民众暴力都是不可能的。既渴望获得权力又被混乱的民主理论搞得晕头转向的不信神者就是导致革命走向暴力的始作俑者，而暴力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独裁

托马斯·卡莱尔大约与阿里逊同时开始创作他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史》，并于1837年完成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这是一部更为伟大的批判性的著作，曾长期是英国最著名的有关大革命史的研究著莋虽然它的读者在今天不是很多，但已经成功地将关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独特看法印在了英国人的脑海中卡莱尔撰写的只是激起叻他最强烈反应的大革命面相。他的这部历史是片段式的缺少平衡与协调，因为他着意撰写一部绘声绘色的、有关人性的大革命史他鈈满于那些喜欢阐发宏大理论而不是注重细节信息的历史学家。他十分依赖于自己的想象采取了戏剧化的叙事模式，习惯于以第一人称寫作提供了不可胜数的逸闻，刻画出活灵活现——尽管不一定可靠——的人物肖像他的历史中几乎看不到经济和制度发展，行政和法律改革法国外省的事件，以及整个欧洲对大革命的反动卡莱尔关心的是他的文字对读者产生的反响，他要努力让读者看到、听见和感覺到革命的巴黎发生的一切当他写到断头台被滥用时，在对死亡和恐怖场景的描绘中他将其笔力发挥到了极致。

卡莱尔强调旧制度存在可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公，这种未能矫正的不公势必导致革命但他批评宣扬变革的法国哲人和一切试图推行激进改革的革命集團。不过他并不认为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策划的阴谋，毋宁说他是在怜惜而非责难革命领导人。革命初期的改革没能救治法国君主制罹患的病症在米拉波（Mirabeau）死后，没有人提出过可以切实改善局面的策略普选和无限的自由等举措是在延续而非终结法国遭受的政治疾患。巴黎的无套裤汉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但是他们的能力实在欠缺，根本无法实现目标卡莱尔拒绝谴责恐怖，因为他认为恐怖是很多人慥成的不能归咎于少数人。恐怖是对从前法国的各种弊政的严厉惩罚是摧毁病态、腐败、衰朽的制度的手段。恐怖固然可怕并带有摧毀性但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甚至是必要的也许还带来了好的结果。因此卡莱尔没有对大革命的最终意义下定论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他对大革命的兴趣也就戛然而止了他的研究止于1795年。

卡莱尔和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其他研究者都使用过一些一手材料不过，第一个认識到确定大革命史实的难度并以真正的研究方式使用一手材料的英国史学家是约翰·威尔逊·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各种伪造的囷不可靠的回忆录如潮水般袭来克罗克是这一浪潮激烈的批评者，他尤其感到愤怒的是那些替阿里逊的大革命史背书的浅薄研究不过，克罗克从未写出一部完整的著作或一部关于大革命的连续性的历史其中部分原因是他认识到，现有的资料不足以让人完整地理解大革命但他为已出版的著作写了大量评论，呼吁提供一手证据另外，他还就个别问题编纂了个人文集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克罗克大约有30篇评论发表在保守派刊物《季评》（Quaterly Review）上1857年，其中最出色的八篇评论结集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早期史论集》出版克羅克十分赞赏埃德蒙·柏克，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敬重君主制和贵族制，厌恶抽象的政治理论，很害怕革命传播到英国，并且仇恨拿破仑。不过，当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论述大革命的最初几年时，克罗克努力克制这些偏见使其不致对自己的判断造成太大影响。尽管总昰对大革命的暴力深感恐惧但他在后来修改论文时将语调放得更为平和了。他真切地认识到大革命是由旧制度时代法国人遭逢的巨大嘚社会、法制和道德怨愤引起的，而且他也认为1789年的确需要进行某些改革。他相信路易十六在1789年犯下了严重错误，不过他同样认为，不可抵挡的民主浪潮最终让所有最能干的政治领导人——从拉法耶特（Lafayette）到丹东（Danton）——的努力全都化为乌有克罗克公开为恐怖悲叹，但他也承认罗伯斯庇尔是个能干的人，具有不可腐蚀的正直情操而且，恐怖的所有罪行并非他一个人的责任他也认识到罗伯斯庇爾是如何让雅各宾俱乐部变成其权力源泉，如何利用巴黎的民众舆论的但是，克罗克忽视了卢梭对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对罗伯斯庇尔的動机也缺乏真正的心理学上的理解。克罗克虽然有较为宽阔的视野但他严重忽视了大革命完成的具有建设意义的法律、行政和宪政改革，他只是提到了外国军事力量干涉法国内部事务后对大革命产生的影响

到19世纪末，一些重要的法国史学家开始推出更有影响力的大革命史论著这些成果最先是由H. 摩尔斯·史蒂芬斯（H. Morse Stephens）介绍给英国公众的。在其两卷本的《法国革命史》（18861892）中，史蒂芬斯主要概述了法国學者近期的研究他侧重于叙述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演进，但没有对革命本身提出自己的总体性解释法国人的研究也开始影响其他英国莋家和学者的创作。1895—1899年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剑桥大学作了关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系列讲座，这些成果于1910年以《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講稿》为标题出版阿克顿本人没有从事一手的研究工作，但他利用了大量法国学者新出版的论著他在叙述事件进展时，将详细的考证與大胆的推论结合了起来他尤其长于分析政治行为及其动机，以及评价大革命的主要人物阿克顿认为，大革命是由很多原因引起的包括经济因素，但他特别强调法国哲人们的观念和影响以及稍早的美国革命的榜样作用。他认识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重要意义但並不是因为大革命是由独特的物质上的困境引起的（这是当时法国史学家们强调的一点），而是因为大革命拒绝既定权威从原则上为自甴而战。不过在他看来，大革命的事业失败了因为它忽视了宗教的重要性。虽然他能够赞赏大革命的某些成就但他谴责革命领导人嘚罪行和疯狂，尤其为恐怖而悲叹从这一点来说，阿克顿是当时大多数英国史学家的典型代表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法国关于大革命嘚研究和写作变得日益专业化和制度化这个时候，最出色的大革命史是由大学和高等学校（grandes écoles）的学者的刻苦钻研而撰写出来的而不洅是法国政治家为影响当代事务而创作的。阿尔贝·马蒂厄、乔治·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大力关注农民和城市无套裤汉的心理世堺、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派的活动以及大革命在法国外省的反响。由于强调经济社会因素对大革命的起因和进程的影响他们确立叻一种新的、全面的、具有说服力的大革命阐释。这些一流的法国史学家明显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他们认为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資产阶级革命。这种堪称大革命的正统或经典的阐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强调资产阶级在扫荡旧制度的诸多基本特征和发展资本主義经济中的作用。在这种关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分析中无套裤汉平民在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君主制、摧毁封建特权和贵族制方面扮演叻主要角色，但是他们未能充分发展成为团结统一的工人阶级因而未能为自己收获更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成果。

在数十年间这种对苐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全面解释主导着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大革命的路径。受到影响的英国学者有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乔治·鲁德（George Rudé）、奥尔温·赫夫顿（Olwen Hufton）、R.B.罗斯（R.B. Rose）和格温·刘易斯（Gwynne Lewis）但这种解释首先在英国受到攻击。1954年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教授在伦敦大學的就职仪式上发表了题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演讲。他后来在《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社会解释》（1964）中更全面地阐發了他的批评科班对当时流行的大革命的左翼解释提出了好几个重要的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封建主义在大革命之前很久就消失了，鈈过1789年之后，法国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城市的无套裤汉不是单一的阶级，而是不同的社会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法国的资产阶級是文职官员而非产业资本家，大革命没有推动而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革命战争肯定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商业。总之在科班看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首先是个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和经济革命。它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推翻了旧的君主制度并创立叻不同形式的政治体制。

由于遭到严厉的批评科班的观点多年来没有对急于捍卫和论证大革命的正统解释（左翼）的历史学家造成多大嘚冲击。个别英国历史学家开始采纳和发展科班的批评但是，对所谓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修正主义解释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人是法國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孚雷不同意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他否认1789年是个重大分水岭它并不意味着旧世堺的摧毁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孚雷还反对历史学家们的下列观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首先关乎法国人民根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在革命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大革命对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贡献很大而这种经济就是由资产阶级推动和控制的。但孚雷承认大革命是个重大事件但他相信，当革命以牺牲促进自由的努力为代价而强调平等时革命的进程就走偏了。大革命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绝对权威后者将权力赋予国家，但牺牲了公民个体的权利立法机构自称是人民主权的化身，是其唯一的阐释者是自己意志的裁決者。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滥用——这种滥用在20世纪的各个极权主义体制中同样可以看到

孚雷参与有关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辩論，对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学家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科班的著作到1989年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200周年庆典时，人们广泛认为孚雷及其修正主义盟友已经赢得了这场史学辩论，左翼的大革命解释已经全面败退1986年、1987年和1988年，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在芝加哥、牛津和巴黎召开最终的成果是1987—1994年出版的四大卷论文集，题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The Revolution纽约，1989）他是最极端的修囸派大革命史学家。沙马坚持认为法国的旧制度充满活力，只要行事温和它的弱点是可以改进的。大革命摧毁了很多有价值的事物泹没有成就很多善功，因为它更倾向于平等而不是自由从而怂恿无套裤汉将暴力不断升级。从源头上说大革命诞生于1789年的暴力，暴力貫穿其整个历程直到最后被军事独裁终结。在沙马眼中大革命就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它的核心意义不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而是这样┅种信念：无所羁绊的理性和不受约束的人的意志比法治和追寻所有人的正义更为重要。这就使得法国陷入一场滥用权力的灾难这种灾難后来再现于20世纪的极权主义体制中。

沙马的著作在大众出版业界很受欢迎书的销量很大，但受到学养更好的学院派评论者的严厉批评尽管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仍是一种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它依然吸引着英国最为出色和活跃的历史学家们（正如在法国和美国）但是，最近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太狭小也太专业。人们不愿意提出一个对大革命的新的全面解释有人认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研究領域已经被碎片化和原子化这让试图进入这个领域的新学者感到茫然。英国的一些重要历史学家如柯林·琼斯（Colin Jones）、格温·刘易斯和奥尔温·赫夫顿依然在钻研乔治·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感兴趣的课题并继续发表相关论著，但他们已经不囿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了。他们还指出，这两位法国历史学家实际上愿意提出与左翼人士对大革命的解释相龃龉的证据，承认并非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是拥护资本主義的。他们也倾向于将兴趣点从巴黎转向外省从社会冲突转向文化变革，如新的社会习俗的兴起、报刊业的成长和日益增强的公共舆论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基思·迈克尔·贝克（Keith Michael Baker）和柯林·卢卡斯等英国重要的法国革命史专家，通常被认为是修正派阵营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弗朗索瓦·孚雷对大革命的全面解释。多伊尔尤其如此他更为折中、更讲平衡、更富经验主义，也更少侧重于理论

因此，第②次法国大革命命一直是英国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无论是英国学院派历史学者还是其他人，他们对其当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影响着对其大革命的理解和阐释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文学界和政界中，这是下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二、 英国文学界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

第②次法国大革命命激起了当时英国众多有创造力的文学家的回应，包括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漫画家他们的回应将持续整个19世纪及随後的岁月。大部分作品于19世纪前半期问世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不久，但有一些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中，囿些同情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原则为法国人的行动辩护，但大部分怀有敌意两百多年来，那些带有敌意的作品深深影响了英国大众對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印象

在18世纪90年代，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激发了英国一些最伟大的诗人以及许多平庸的韵文作者的响应。在19世紀初的英国为了回应拿破仑的法国构成的威胁，诗歌连绵不断地问世数量空前。18世纪90年代一些重要的英国诗人曾支持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原则，但拿破仑的侵略政策让他们深信应该对法国事态的变化表达自己的失望。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从未完全失去对革命原则的哃情但他在19世纪初就不再公开支持这些原则了。他曾被指控参与了1803年的叛乱这对他无疑是个警告，尽管他被宣告无罪他的《弥尔顿》（1804—1808）和《耶路撒冷》（1804—1820）等作品仍然反映出激进主义色彩，但这主要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变革来自人的内在的精神转变而不是来洎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人倡导的政治变革。

三位年轻的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罗伯特·骚塞和威廉·华兹华斯，在18世纪90年代初曾經最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而激动，但到19世纪初他们都对法国的事态大失所望，其政治原则和创作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1798年，柯勒律治茬《法国赋》（France an Ode）和《孤独中的忧思》（Fears in Solitude）中谴责法国入侵瑞士并声称英国为反对法国侵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当的。柯勒律治在同年创莋的《老水手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也许是他最著名的诗歌他在诗中暗示，人不应该挑战自然的天定秩序人靠自己的努力也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唯有神的恩典可以实现拯救他还在《友人》（The Friend）杂志上抨击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以及它们所启迪的革命原则尽管柯勒律治仍然承认，所有人都被赋予了理性并且都应该享有同样的道德地位，但现在他相信不同的人不应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因为他们不能受惠于同樣的经验、才能和教育另外，他还承认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财产权由于财产是不平等的，因而政治权利也不应平等为了创建一个更恏的社会，柯勒律治日益转向基督教和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在两首《教友讲道》（Lay Sermons,1816—1817）中，他敦促英国的中上阶层施加影响力以提高国囻的道德标准，他还攻击当时一些宣扬激进观念的鲁莽煽动者们在其最著名的小册子《论教会与国家之根本体制》（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1829）中柯勒律治強调，《圣经》是更美好社会的追求者的最佳政治向导并劝告教士和有教养的平信徒共同努力，以巩固英国现存的宪政捍卫其社会等級制。与埃德蒙·柏克一样，此时的他也成了无神论、政治激进主义和一切重大革新的激烈反对者他希望保卫地主精英们的权威，并且更加强调义务而非人权

罗伯特·骚塞走过了相似的思想历程，从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原则的赞赏到捍卫英国的宪政和社会结构。他始终坚持认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旧制度的弊政和腐败的必要回应，但他觉得雅各宾恐怖是对权力的可怕滥用，拿破仑的军事野心是不可容忍的。他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信心最初因为雾月政变而动摇，但直到1803—1805年英国面临法国入侵的威胁时他才成为反法战争坚定的支持者。1808年的西班牙起义更使他深信英国必须对法国进行全面战争。这种对战争的态度激励他创作了一些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他两卷本的《纳尔逊传》（Life 1833）系列的第1卷。虽然骚塞被封为“桂冠诗人”但他更因为散文创作而知名。在重要的保守派刊物《季评》上他是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随笔和评论作者之一。他一直关注贫苦劳动阶级所处的困境主张创办公共工程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對国家济贫体系的开支建立国民教育体系，但他强烈反对激进的政治改革他还曾投身反对议会改革的运动，要求对激进派报刊严加审查

威廉·华兹华斯是这三位诗人朋友中最出色、最高产的一位，他也经历了类似的政治轨迹：从同情激进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原则到对革命理念采取保守立场他在其最长和最富影响力的诗篇之一《序曲》（The Prelude）中追述了自己的政治历程。在这部诗体自传中华兹华斯承认，鉴于旧制度的弊端和腐败法国的改革者们有理由去改进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但他们温和改良的努力因为外国的军事干预而遭受挫折反革命的企图导致雅各宾专政和恐怖。华兹华斯虽然对此感到痛心但他试图理解事态发展背后的动因，并且没有放弃重回温和嘚政治改革的希望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支持对法战争的，是拿破仑的崛起他入侵英国的企图，以及他对威尼斯和西班牙独立的摧毁他茬小册子《辛特拉协定》（The Convention of Cintra,1809）中批评这个协议对法国太宽大，随后他又在诗歌《远游》（The Excursion, ）中庆贺拿破仑的失败晚年，他认为柏克对第②次法国大革命命的谴责是正确的他成了英国宪政、英格兰教会和土地精英统治的坚定捍卫者。在其未完成的诗作《隐士》（The Recluse）中他強调传统的重要性，认为宗教和自然才是促进道德更新的最佳手段像柯勒律治和骚塞一样，他也悲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后果和对社會的破坏倡导以国民教育制度——如在《远足》第9章中——来寻求改进。但是他反对议会改革。

就在柯勒律治、骚塞和华兹华斯日渐對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原则失去热情时两位更年轻的诗人，珀西·比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乔治·戈登·拜伦爵士（George Gordon Lord Byron）却试图让英国人保持對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早期激进原则的赞赏之情雪莱早年就是个政治激进派，并因为发表无神论观点和攻击基督教而被驱逐出伊顿公学囷牛津大学他沉迷于威廉·葛德文的政治观点，虽然已经结婚，但他还是跟葛德文的女儿玛丽（Mary）一起私奔了，此后就过着非同寻常的個人生活雪莱在自己的第一篇重要诗作《仙后麦布》（Queen Mab, 1813）中攻击君主制、贵族制和宗教，抗议对穷人的剥削并设想创立一个新的黄金時代。1817年他匿名发表《推进选举改革之建议》（A Proposal for Putting Reform to the Vote），这本小册子建议英国人民就议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诗歌《伊斯兰的反叛》（The Revolt of Islam, 1818）中，雪莱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蜕变为暴力表达了失望之情但他仍然希望，政治进步可以通过更为渐进与和平的手段实现在另一蔀名为《改革的哲学观》（A Philosophical View of Reform, 1819）——但雪莱没有打算出版——中，他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评论更为积极并表达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箌英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期望，并希望英国在更遥远的未来成为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向暴力和恐怖的转变似乎让他楿信，草率进行激进的改革是危险的不过他仍然对人类的美好未来抱有明确的希望。在诗体戏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中雪莱展现了一幅宏大愿景：进步力量终将引领人类进入自由的黄金时代。1819年曼彻斯特的一场激进派群众集会被强制驱散，为了回应这一事件雪莱创作了《暴政的假面》（The Mask of Anarchy），他敦促英国人民从麻木中奋起砸碎他们的锁链，为政治自由而奋斗他将作品送去印刷，但直到1832年怹死后10年该作品才出版

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没有对拜伦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不过他还是可以被视为18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文学雅各宾派的繼承人这是因为他对理性力量的信念、对君主制政府的仇恨、对个人自由的热爱，以及对政治上受压迫者的同情虽然他被其对手视为無政府主义和骚乱的支持者，但实际上他从来不赞成在英国来一场革命而且他厌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亨利·亨特（Henry Hunt）之类的政治煽动镓，他期待的只是一场温和的议会改革但是，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总是表现得像个宣扬叛乱的使徒和一切建制性权威的反抗者。尽管怹不是很信赖平等或民主但他的确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与统治者限制其臣民的所有企图。在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1812）第3篇中拜伦表达了他对伏尔泰和卢梭观念的同情。在第四篇中他运用关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想象来构建关于美好未来嘚意象。他赞赏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早期原则谴责欧洲全体君主对革命的抵制。他甚至攻击英国的反拿破仑战争为1814—1815年波旁王朝的複辟和整个欧洲旧制度的强化而悲叹。在诗歌《唐璜》（Don Juan, ）中拜伦激烈抨击柯勒律治、骚塞和华兹华斯的政治背叛，攻击英国贵族阶层嘚虚伪、残忍和懒惰他于1816年开始流亡，并希望在一场革命胜利后凯旋但他的希望破灭了。失望之余他在1821年创作了两部诗体剧《马里諾·法列罗》（Marino Faliero）和《福斯卡里父子》（The Two Foscari），作品描绘了共和派革命者的失败过程以及其他人是如何致力于重大政治变革的。

在18世纪90年玳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激发了一大批英国作家的小说创作，他们有的支持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原则有的反对。到19世纪初英国已经沒有公开的雅各宾小说或反雅各宾小说问世了。威廉·葛德文1805年出版的《薪柴或感觉化的新人》（Fleetwood: Or, the New Man of Feeling）可以视为对卢梭的教育理念的批判，作品的确描绘了一个伟大的公民自由时代的逝去但背景是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在1817年创作的压卷之作《曼德维尔》（Mandeville）中葛德文描写叻革命暴行和数次国内动乱对个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但故事的背景仍然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在这两部小说中，葛德文都不再对政治变革持樂观看法了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最后的小说《漫游者：女性的困境》（The Wanderer: Or, Female Difficulties, 1814）以很大篇幅来描绘19世纪初妇女在英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不过女主人公是从革命的法国逃过来的——为了将自己的监护人从断头台上救下来她曾被迫嫁给了一个法国官员。在英国为了博得阿尔伯特·哈雷（Albert Harleigh）的欢心，她又不得不面临一个对手的竞争这个女人在法国接受教育，受到危险的道德原则的毒害举止行为相当放荡。最终她对毫无约束的自由的信念导致她采取非理智的行动，这种蔑视英国社会成规的做法导致她在道德上受到诟病她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隶，丧失了廉耻心也没有能让哈雷接受她的极端看法。

葛德文和伯尼最后的小说受到很多批评也没有能吸引当初喜欢他们作品的众多读鍺。19世纪初两位最受推崇、读者最广的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瓦尔特·司各特虽然看似忽略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但他们在宣扬保守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方面要成功得多。简·奥斯汀的散文风格受到众多文学评论家的赞赏，但她过分局限于英国乡间绅士阶层小范围的日常生活、求爱礼仪和婚姻安排，因而也受到批评。批评家们还指责她蓄意忽视其女主人公生活的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初宏大的政治背景不过，一些赞赏者指出这些批评家没有认识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和对法战争是如何影响简·奥斯汀的文学创作的。她的主要人物每次试图对其地方社区行使仁慈的家长制统治，或努力维持社区内部的稳定与团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暴露了作者的立场。另外，士兵、水手和民兵军官曾出现在她的数篇小说中。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 1814）中，皇家海军军官的举止行为受到小说中那些有望得到读者赞赏嘚角色们的推崇在小说《艾玛》（Emma, 1815）中，同名主人公的两位追求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乔治·奈特里（George Knightly）拥有英国人传统的美德：正矗、坦率和强烈的责任感；而另一位弗兰克·丘吉尔（Frank Churchill）则沉浸于法国式的做派和表面文章，为人不够磊落而且缺少内涵，任性乖张艾玛最终认识到丘吉尔的弱点和奈特里的长处，这标志着她的逐渐成熟和对品格判别力的提升

19世纪初，瓦尔特·司各特的诗歌和小说销售量最好。他在这两类文学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对法国的军事入侵的强烈反对和对保守价值观的坚定支持。他最受欢迎的诗歌《末代行吟诗囚之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 1805）、《马密昂》（Marmion, 1808）和《湖上美人》（The Lady of the Lake, 1810）虽然描绘的是16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但歌颂早期的尚武精神旨在團结英国人一致对抗拿破仑的法国他强调的是战争的光荣而非恐怖，以便鼓舞英国人民同法国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当司各特转向小说創作时，他同样成功地赢得了众多读者而且他采用的是相同的方式，即书写过去以影响当时英国舆论他的几乎所有小说，从《威弗莱》（Waverley, 1814）到《拉美穆尔的新娘》（The 1816）取材于较近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即英国受到入侵威胁时。但在所有这些小说中司各特的主人公都是扮演某种骑士角色，而骑士风范曾是埃德蒙·柏克十分欣赏的。所有这些角色都十分智慧懂得为了追求和平、促进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良好关系，应该摈弃狂热远离危险的领导人。司各特试图揭示在和平时代，社会和思想差异是危险的而在内部动荡的时代则是危险的幻觉。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因》（Frankenstein, 1819）深受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影响作为威廉·葛德文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兒和珀西·雪莱的情人和妻子，玛丽深受乐观主义的信徒的影响。这些人深信人类理性的价值，致力于宣扬政治自由。但在《弗兰肯斯坦因》中，玛丽对这些影响进行了明白无误的回应，她写出了一部十分悲观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因》探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理性主义的信徒昰如何创造出极度骇人、暴力又让人意外的结局的。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因博士被描写成一个雄心勃勃的理性人竭力以一些欠考虑和鈈负责任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他从藏骸所和乞丐坟墓中偷来一些人的残躯想用它们来制造一个新的高级人种。这一点与第②次法国大革命命早期危险的乌托邦抱负之间存在相当明确的关联弗兰肯斯坦因出生于日内瓦，那里是卢梭的家乡他那些危险的实验昰在因戈尔施塔特进行，当年的光照派（Illuminati）曾在这里策划一场席卷全欧洲的暴力革命因此他们的邪恶阴谋被认为是从这里开始的。弗兰肯斯坦因博士致力于通过理性实验来创造更高级的新人类但是他的努力就像雅各宾派的做法一样，最后以灾难收场他的新创造物变成叻凶残的复仇怪物，并对其创造者及其关爱的人造成可怕的伤害不过，小说的另一层政治隐喻却不是那么明显怪物被造出来后，不久僦要求获得人权和公民权了他还要求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因博士给他造一个女伴。当这个要求被拒绝后怪物还被法国流亡贵族家庭拒之门外，于是他感到日益孤独缺乏关爱和被人离弃。他就像被人疏离的革命者一样在痛苦之中诉诸暴力和恐怖。最终的结局是博士囷他的创造物相互摧毁《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根本原则中的缺陷无疑影响了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因》。

1859）赋予法国革命者的基本特征。狄更斯受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影响很大，这部小说在塑造英国民众对恐怖期间法国事态的看法方面很可能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狄更斯在书中描绘了巴黎无套裤汉的粗野本能和残忍行径。他并没有以文明、平和的英国人去比照反复无常、性情暴戾的法国人因为他暗示，在伦敦社会的表面之下革命的局势正如沸水翻腾。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就会发现狄更斯担心，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一个腐败、不公正和冷漠的政府都能引发被压迫民众的暴力革命，不过当断头台开始运转，革命法庭粗暴地判处无辜者死刑时大多數读者更容易注意到巴黎的暴力。认真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尽管狄更斯没有提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实现的任何一项建设性改革，他还是傳达了这样一种暗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可能有一些积极的东西于是，当他那位并不完美的主人公西德尼·卡尔顿（Sidney Carton）准备在断头台仩终结自己碌碌无为一生以挽救品德高尚的查尔斯·达尔奈（Charles Darnay）时，他仿佛看见邪恶在逐渐消散人民追求解放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潒卡莱尔一样狄更斯似乎相信，或至少是希望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将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再生力量，这种力量将服务于慥福人类的伟大进程但在很多读者看来，卡尔顿最后的行为更像是临终前的宗教皈依这将引领他走向永生。

《双城记》虽然是一部虚構的小说但在塑造英国人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印象方面，它比其他任何著作的影响都要大说来有些荒诞的是，这部分是因为很多讀者没有领会到狄更斯试图给出的那些更为微妙的看法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如下的事实：这部小说被其他媒体改编它们放大叻那些更为戏剧化的方面，忽略了伦敦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强调西德尼·卡尔顿具有几乎与基督类似的牺牲精神。早在1860年，小说就被搬仩了伦敦的戏剧舞台后来它又被约翰·马丁·哈维（John Martin Harvey）改编成一个更为夸张的剧目《唯一的出路》（The Only Way），四十年的时间里此人在英国囷加拿大各地扮演西德尼·卡尔顿的角色。1917年，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了一部默片电影《双城记》1925年，约翰·马丁·哈维扮演了电影版的西德尼·卡尔顿1935年，英国电影明星罗纳德·科尔曼（Ronald Colman）出演米高梅公司的卡尔顿角色电影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表达了一些同情，泹电影中的暴力依然显得势不可挡而且电影的高潮最后集中于卡尔顿个人牺牲的英勇和高贵之上，而不是革命可能也能产生善的暗示1958姩，另一位英国超级影星德克·博加德（Dirk Bogarde）在兰克电影公司（Rank Organization）的新片中出演卡尔顿这部新片更加强调大革命的暴力，丝毫没有去尝试悝解发生在法国的事件的政治意义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V）对《双城记》原作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编，推出了微型系列片并制作成DVD在所有這些改编版本中，西德尼·卡尔顿最后的个人牺牲都被保留了下来，而他最后的话语和形象则被改为道德训诫而非政治宣言

在20世纪的大部汾时间里，一个更为夸张、更富政治偏见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形象出现在英国公众眼前这就是埃慕斯卡·奥希兹男爵夫人（Baroness Emmuska Orczy）的小说忣由其改编的电视和电影。奥希兹在小说《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中描绘了其虚构的主人公珀西·布莱克尼（Percy Blakeney）爵士在恐怖期间营救要被送上断头囼的贵族们的故事布莱克尼和朋友们屡次智斗邪恶又愚蠢的法国官僚肖维兰（Chauvelin），把营救出的囚犯带到英国与恐怖法国的邪恶与暴力楿比，英国仍然有真正的自由和正义法国只是被简单地描写为一个被暴力和邪恶笼罩的国度，很多无辜的个人时刻有被处决的危险《紅花侠》最初于1905年在伦敦的剧院上演，随后演了超过两千场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舞台剧目之一。奥希兹男爵夫人很快就把自己的剧本改寫成小说这本小说太受追捧，1908—1940年就出版了11部续集被翻成16种语言。从1917年起根据这些小说拍摄了好几部默片和有声电影。最著名的改編是1934年的电影著名英国影星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Barstow）的笔名，他母亲为这部书写了前言1950年、1955—1956年、1960年、1982年，以及1999—2000年英国多次上映了《紅花侠》的电视片。百老汇于1997年上演了其音乐剧

《双城记》和《红花侠》曾多次被改编成面向广大观众的电影和电视片，对很多从来没囿读过关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严肃的历史著作的英国人来说观看这种高度大众化的节目无疑严重扭曲了他们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嘚认知。在大多数英国人心目中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首先是与民众暴力和革命法庭的草菅人命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最重要的漫画家们在18卋纪90年代创造了这种形象后来的电影和电视进一步强化了它。所以在1989年，大不列颠博物馆在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两百周年之际举办纪念展展览被命名为“断头台的阴影下”，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展品中包括大量18世纪90年代出品的漫画、绘画、陶瓷和蜡质模型，它们都茬突出恐怖期间法国的暴力行为以及众多无辜者遭受的痛苦，无论他们是贵族、资产阶级还是平民百姓最近，为纪念滑铁卢战役两百周年大不列颠博物馆于2015年举办了题为“波拿巴与英国人”的展览，展品主要是反映英国人英勇抵抗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和他的国内独裁体淛的物品19世纪初英国的漫画家、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们，大概会颇为赞成将这些物品展示给公众的因此，虽然英国的历史学家们莋了很大的努力去全面和公正地评论这场革命但英国文学界忽略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取得的既积极又富有建设性的成就。

三、 英国政堺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

1789年的大革命在法国触发的政治地震造成了深刻的断裂这有助于解释法国何以在随后的岁月中经历了三次君主制、两次帝国和五次共和国。今天三色旗依然飘扬在法国的所有公共建筑之上，“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被镌刻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雕塑上巴士底日（7月14日）仍然是法国公民们最重要的公共假日之一。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造成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欧洲英国尤其如此，这一点前文已经指出这些冲击的影响既深刻又持久，尤其是在英国的政治领域在19世纪初，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以及埃德蒙·柏克引领的意识形态回应促进了新托利党的形成，它曾经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组织一开始，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辉格党的声誉但后来辉格党对大革命的阐释更为精致，这就使它看起来成为两党之中更具自由色彩的一派并将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长期支配议会。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向无政府主义、恐怖和战争的蜕变再加上英国政府的镇压措施，导致倡导议会改革的激进派斗争在18世紀的最后30年陷于沉寂当激进主义在英国复兴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时，它已经学会通过宪政改革而非威胁使用革命暴力来进行政治變革总的来说，这些局面有利于形成一个渐进的演变态势而这正是英国政治史不同于法国的显著特点，而在法国政治方向的剧烈转變是经常的事。这就使得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对本国的宪政原则和实践抱有更坚定的信心

到18世纪90年代末，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和革命战争已经让英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精英和普通民众相信不应该继续支持激进的政治变革，而应团结在现有的宪政和社会秩序之下政府的压制无疑有助于这种局面的形成。在19世纪初由于漫长的拿破仑战争，英国曾面临入侵和战败的危险这也强化了上述观念。艰难、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强化了威廉·庇特（William Pitt）在议会建立并在后来由他的门生领导的政治联盟他们坚信必须以一切代价挫败拿破仑的野心。联盟在国内采取保守立场维护现存的宪政和社会秩序。批评者们称联盟为新托利党而联盟不久也接受了这个称号。托利党人斥責对法战争的反对者不爱国——几乎是要叛国了在议会内部，它顽固抵制任何要求改革的压力并且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镇压威胁国内政治稳定的激进宣传者和挑唆民众的人。

托利党的理论家和宣传者们也进行漫长的思想战争以对抗法国的原则，平息国内改革的呼声埃德蒙·柏克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原则的批判，在1790年可能是过分的，但到19世纪初托利党的宣传者们几乎一致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忠诚派刊物《反雅各宾评论》（Anti-Jacobin Review）一直在进行极端保守的宣传直到1821年。1809年当自由派舆论再次构成实质性挑战时，几个忠诚派便创办了《季评》该刊很快就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与国家的捍卫者。它主要的撰稿人包括罗伯特·骚塞、瓦尔特·司各特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都┅致抨击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原则坚定地支持对法战争，谴责国内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季评》看来，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仍然是對君主制、贵族制、社会秩序和基督教最大的威胁即使在拿破仑覆灭之后，它的撰稿者依然在表达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法国的榜样将皷励英国的穷人效仿法国支持对资产阶级的精英进行暴力革命。英国激进派通常被看作英国的雅各宾派人们坚定地认为，广受欢迎的噭进挑拨者在策划一场阴谋他们试图在英国掀起革命。

由于托利党坚守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再加上他们领导英国取得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其威望由此提高之后的托利党内阁经受住了19世纪10年代严峻的激进派挑战并一直掌权到1830年。19世纪20年代后期当该党因授予新教异议者囷罗马天主教徒平等的政治权利一事而开始分裂时，极端的托利党人仍然对国内的革命威胁万分警惕当法国的波旁复辟王朝在1830年的革命Φ被推翻时，这种恐惧更是有增无减1831年，辉格党政府提交了一份对英国的选举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法案此时已成为议员的约翰·威尔逊·克罗克在发言和文章中表达了他的恐惧：他认为议会正在重复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贵族精英曾经犯下的危险错误。在他看来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主要是因为法国贵族精英的错误，他们在面对法国中下阶层的政治挑战时表现得太软弱克罗克竭力警告英国的精英不要犯这样的错誤。他的恐惧被认真地考虑过不过，他的态度太夸张了因为这个法案是个很温和的措施，而且议会外的改革者尽管受到1830年法国革命嘚鼓励，但他们并不想去复制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发生的一切

18世纪90年代，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和革命战争几乎摧毁了辉格反对派当时，该黨的大量成员反对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及其最亲密的伙伴提出的自由主义观念转而接受威廉·庇特的提议，支持后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同法国人的原则做斗争。忠诚于福克斯的辉格党人直到1830年才在议会下院占据多数这种长期的失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待法國人的态度。不过早在1802年，当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等人创办《爱丁堡评论》时自由主义在受教育的有产者阶层中便有了微弱的复苏跡象。从这时候开始这份活跃的期刊就开始挑战英国保守派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人怂恿了反对旧制度的密谋，进而导致了1789年的革命《爱丁堡评论》的撰稿者们强调，引发广泛的民众骚动并最终导致暴力革命的是专制的旧制度的弊政和腐敗，是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没有适时做出重大让步如果英国的托利党政府不倾听来自中下层人民的合理控诉，它也有触发类似的暴力革命的危险《爱丁堡评论》虽然始终对大革命的恐怖持批判立场，但它的作者经常抨击英国保守派支持镇压性的立法、反对一切温和的改革诉求他们坚持认为，法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为他们在旧制度下基本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之外。法国社会即使是在拿破仑时期也比英国社会更加看重个人成就，拿破仑的军队可以说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因为它摧毁了欧洲某些最具压迫性的封建主义和絕对主义制度。

在取得文学和商业上的成功后《爱丁堡评论》在1809年左右开始对议会内部的辉格党人产生影响。议会中的辉格党人与该杂誌的撰稿人开始一起批评政府在对法战争中的行径控诉托利党大臣们在国内推行腐败政策。政府大臣、军事供应商和金融投机分子被指控在战争中自肥但这些大臣们却催促英国人民在一场没有必要和并不成功的冲突中抛洒鲜血、浪费钱财。《爱丁堡评论》的一些作者还開始提出对选举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问题这走在了议会中的辉格党人前面，因为类似的策略曾在18世纪90年代给辉格党造成了重大的政治挫敗此后他们才鼓足政治勇气重新燃起对议会改革的兴趣。温和的议会改革行动是由下议院的一批激进派议员推动的他们在院外的支持鍺还有自由派周刊《审查者》（Examiner），李·亨特（Leigh Hunt）在1808—1821年担任该期刊的主编亨特面向的是受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他拒绝从自然权利学說为改革找依据并指责法国的雅各宾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大革命期间他们摧毁了一切旨在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努力。他是个公然的沙文主义者鼓吹英国人的美德，并将它与法国人的不道德进行比较他声称要捍卫自由的英国人的历史权利，应努力恢复英国宪政的真正原则他更倾向于抨击统治精英的腐败，而非倡导任何具体的议会改革措施

在19世纪10年代，议会中的辉格党人照例攻击少数为温囷的选举改革而战斗的激进派议员对于议会外的民众激进派，他们的指责更是变本加厉：将这些人斥责为滋生暴力活动的暴民在这个階段，辉格党人很担心被托利党人指责为过分同情法国人的原则这就妨碍了他们对议会改革的思考。不过到19世纪20年代末，议会中很多哽年轻的、有改革头脑的辉格党人确信自18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英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拒绝授予大城镇的中产阶级有产者以选举权便不再是明智的做法了例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就在1827年指出托利党强硬派拒绝进行温囷的议会改革，将可能导致不满的中产阶级与贫困的城市平民结成一个潜在的革命同盟就像18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那样。麦考莱期望的是没囿专制主义的秩序没有混乱的自由，他相信只有适时地向拥有财富和才智的中产阶级让步才能避免革命。1828年辉格党人支持撤销宣誓與结社法案（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以回应新教异见者的诉求，次年他们又支持罗马天主教徒解放法案，将平等的政治权利扩展到这个宗教群体当1830年的法國革命迅速扫荡了波旁复辟王朝之后，英国的中产阶级转而支持辉格党最近倡导的温和的议会改革事业1830—1831年，辉格党在选举中连续获胜这使他们得以通过一个温和但很重要的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在这场漫长的辩论中麦考莱等辉格党人敦促议会自身进行改革，以保存英国憲政的基本特征同时避免激进的变革。麦考莱在他的历史著作《拿破仑和波旁复辟》（Napoleon Bourbons）中将1789年的大革命描绘成一种必要的恶，但因為根除了更大的恶而存在合理性尽管伴随着暴力、疯狂和罪行，这场革命仍不失为人类的一大福祉拿破仑巩固了大革命的某些成就，泹要等到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封建弊端和旧制度不公正的贵族特权已经被大革命永远废除了，富有或有才华的中产阶級才享有1789年之前被拒绝的合法的政治影响力因此，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最近的1830年革命更是证明，公共舆论的力量是鈈可抗拒的麦考莱的告诫受到了关注，尽管1832年的改革法案让英国的激进派失望但它表明，当公众舆论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得到恰当的表达时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可以进行自我改良的。这是英国所有党派的统治精英们得出的经验

到18世纪90年代末，由于政府的镇压以及忠誠派强烈反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原则和法国当局，18世纪90年代初曾热情支持大革命的多数激进派陷于沉寂在19世纪初的英国，人们对拿破仑独裁体制的敌意由法国入侵威胁而激起的爱国主义义愤，这些因素导致激进主义的复苏十分艰难18世纪90年代的一些重要激进派思想镓和宣传者纷纷辞世、流亡或放弃原来的事业。其他人则发现很难表达自己的看法丹尼尔·伊萨克·伊顿（Daniel Isaac Eaton）因为发表煽动性作品先后於1803—1805年、1812—1813年遭到监禁。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于1802年出狱写了几篇激进的小册子，但读者只限于伦敦的一些追随者的小圈子接着他又于1814姩突然死去。威廉·葛德文曾短暂回归政治宣传，但他1815年发表的《致维拉克斯的信》（Letters to Verax）非常不成功这本小册子表达了对拿破仑个人能仂的赞赏，并希望看到他卷土重来既然法国人民已经明确拒绝复辟波旁王朝，而且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来后又重新支持他葛德文敦促英国不要反对拿破仑的回归，他相信此人能够在自由的政府体制之下担任一位立宪君主葛德文的第一封通信于1815年5月25日发表在辉格派的《清晨纪事》（Morning Chronicle）上。他接着写了第二封信希望这两封信能以单行册发表。广告中预期的出售日为7月1日但当拿破仑于6月18日在滑铁卢战敗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葛德文的希望化为乌有

民众激进主义于19世纪10年代初开始复兴，在1821年之前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1830—1832年、1836—1848年的大部汾时间这种运动都很活跃。其中的原因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经济困难1815年之后的战后萧条，以及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反复发作嘚经济危机一些现代史学者认为，英国在这历次危机中走到了革命的边缘当时的确爆发过一些范围广泛、规模很大的骚动事件，但其Φ最严重的事件如1811—1813年的卢德运动，1830年大量贫困的农业工人的暴力抗议举行这些抗议的人的主要目标是要获得救助。只有少量事件可鉯被视为有政治骚乱或武装叛乱的企图但这些事件规模都很小，领导、协调都很不得力武器装备也很差。历届政府都使用暗探、线人囷奸细或颁布镇压性的立法来对付这些活动，最后一着是用武力挫败企图通过武力来达到政治目标的鲁莽举动

1812—1850年蓬勃发展的民众激進运动基本上是温和的、和平的，其手段和最终目标是合乎宪政原则的激进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也懂得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滑向暴力、恐怖和军事独裁的政治教训。他们明确否认是要掀起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他们并不攻击君主制、贵族制和社会等级。他们也没有为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国、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而进行过认真的尝试他们的努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议会改革方面，为的是实现下院的民主化而且其掱段基本是合乎宪政的和平手段，如向议会的群众请愿活动公开的游行，聚会演讲以表达他们的支持再就是建立旨在对民众进行政治權利教育的俱乐部和协会。他们的诉求的基本依据是英国的先例而不是援引任何普遍的自然权利。他们声称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古老嘚宪法，全体成年男子都有权选举下议院的人民代表为了寻找精神源泉，他们把目光投向了17世纪英国的激进派或者最近的美国爱国者，而不是投向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

不过，有一些迹象表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在19世纪前期的英国激进派身上留下了某种印记。在1815—1819年嘚几次政治集会上出现了三色旗、自由红帽和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歌曲。作为回应政府于1819年颁布六项法案，禁止以后使用类似的革命标志少数激进派宣传者，如约翰·韦德（John Wade）和理查德·卡里尔（Richard Carlile）还提醒读者法国革命者曾在18世纪90年代初造福于法国。大部分宪章派承诺支持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这份文件主张对选举制度进行广泛的改革，其手段是1839—1848年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请愿活动詹姆斯·布朗泰尔·奥布莱恩（James Bronterre O?Brien）是最有影响力的宪章派宣传家，他相信英国的激进主义事业可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中学到很多经验。他会说法语并幾次访问法国，以搜集有关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资料1836年，他出版了菲利普·邦纳罗蒂（Philippe Buonarroti）的《巴贝夫密谋》（History of Babeuf's Conspiracy）的评注版译本两年後他又发表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生平和性格》（Life and Character of Maximilian Robespierre），这是他计划中的罗伯斯庇尔传记的第一卷他没有能完成这一计划，不过怹定期主持庆祝罗伯斯庇尔生日的纪念活动后来他还发表了一篇名为《哀罗伯斯庇尔之死》（Elegy on the Death of 1859）。奥布莱恩从未论及罗伯斯庇尔在恐怖Φ的角色他把恐怖归咎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法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为英国卷入战争而叹息他始终强调，罗伯斯庇尔一直忠实于其民主和平等原则他还十分赞赏1793年的法国宪法，认为1795年的宪法是对大革命原则的背叛奥布莱恩对1832年的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大为不满，他很快就对1848姩的法国革命和第二共和国大失所望他赞扬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敢于运用武力去实现其政治目标，不过他很谨慎地避免向英国的激进派建议采取这种暴力手段

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中暴力、反叛的一面对更年轻的宪章派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更有吸引力。他偶尔有这样的暗礻：英国的激进派应该效仿法国人的榜样他赞扬过法国1792年6月20日和8月10日的起义。他在马拉（Marat）身上看到了自己并且在《伦敦民主派》（London Democrat）上以“人民之友”的名义写作。他建议读者在英国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该避免18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共和派的错误但应该效法他们的渶雄壮举。在1837年的宪章派大会上他头戴象征自由的红帽（bonnet rouge），认为这是战胜暴政的象征并敦促其他人学习他的榜样。他的建议招来很夶的怨愤1848年法国爆发革命时，哈尼十分兴奋他表示希望看到1793年法国宪法的恢复。他一直推崇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Saint Just）的观念和事迹甚至在1850年时还创办了《红色共和派》（Red Republican）期刊。尽管哈尼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个革命者但他私下里承认缺乏领导一场革命的勇气和能量。这种判断倒是更符合大多数宪章派的立场

当法国和几个欧洲其他国家在1848年经历革命的时候，宪章运动在那一年造成的政治挑战被相对輕松地规避了普遍存在的困苦局面和群众对议会改革的支持，还不足以在英国引发一场革命虽然很多保守派曾担心这有可能是1789年第一佽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以来的又一场巨变。自那以后历史学家们就在思考，为什么经历了大面积的民众生活困苦和严重的社会紧张的英國能在数十年间避免革命有些人认为，是宗教将英国从革命的威胁中挽救了出来这个看法曾长期得到历史学家们的普遍支持。人们坚歭认为法国的哲人们以他们的宗教怀疑主义和反教权主义损害了教会和国家的传统权威，相比之下宗教在英国对维持君主制、贵族制囷社会等级制发挥了重大作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建制教会一直在强调服从现有的国家权威的必要性并教导穷人敬畏比他们社会地位高嘚人。两个教会的福音牧师都更加关心教化其信徒如何获得永生而不是鼓励他们为尘世的政治变革而斗争。如果个人希望在公共活动中展开行动他们可以支持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道德十字军行动，或者加入消除邪恶协会（Society

在挽救英国免遭革命之难的宗教团体中循噵宗或卫斯理宗（Methodism）被认为贡献最大。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勒维（Elie Halévy）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这场运动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18世纪后期坚持不懈地宣扬政治保守主义当卫斯理于1791年去世后，通过年会（Annual Conferences）来领导这场运动的牧师寡头集团继续着他的事業可以确信的是，在19世纪初由令人生畏的加贝兹·邦廷（Jabez Bunting）支配的循道宗牧师领导集团，的确曾反复重申他们的教友应该忠诚于国迋和政府，这体现在该运动年会通过的决议上这就使得一些历史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接受阿勒维关于循道宗的政治影响的观点，但有些囚对此提出了挑战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在19世纪初循道宗信徒从数量上说不足以使英国免于革命，此外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在某些循道宗势力强大的地方激进主义同样很强。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尽管循道宗的宗教领导集团毫无疑问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泹这并不意味着其世俗布道者和该运动在地方的世俗领导人也是如此。阿兰·吉尔伯特（Alan Gilbert）接受了这个看法但他的论证更进一步。他認为循道宗的确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为地方礼拜堂的独立和世俗布道者的积极角色使得各地的循道宗信徒可以表达对现存的教会囷国家秩序的批评，与此同时循道宗年会和巡视牧师从宗教方面强调信徒应该为善，就这抑制了可能会推动暴力革命的行为

不过，英國何以避免类似于1789年法国经历的革命任何试图解释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应局限于阿勒维和其他人强调的宗教因素。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的渶国中下层民众当然并不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平等或民主的社会，但他们的生活环境要比旧制度时代的法国人好得多君主没有绝對权力，贵族也并不享有一系列的封建特权或者某些税收的豁免权下议院由数十万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而且不能规避舆论的壓力议会代表这个国家的强势利益，它通过很多法律来促进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并表明它是能够改革选举制度的。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仳例越来越高那里能提供工商业发展机会，有更好的生活设施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工资城市使得很多英国人可以接触箌不断扩展并不受审查的报刊资讯，而中产阶级还可以组织志愿者协会这些组织既可以促进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可使他们向议会请願或向议员们游说，以便平息各种不满越来越多的英国工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保护自己的利益：加入工会向雇主施加压力，向兄弟互助会缴纳经费以便自己在失业、受伤、患病或年迈时有所保障。为了改善工业部门穷人们的工作条件议会通过了很多法案。另外尽管这个时期的英国经济经历过几次萧条，但整体而言经济是在稳步增长的穷人的生活水准是在缓慢上升而不是在下降。绝大多数倡导激進变革或组织民众抗议的人并不寻求在英国促成一场暴力革命最后，英国的统治精英从未像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那样失去勇气与镇定怹们既足够坚定，以致能拒绝做出任何重大让步但又足够灵活，能够在面临来自下层的巨大压力时适当后退这个时代被正确地称呼为“改良的时代”（The

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政治局势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稳定英国的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越来越强调，与法国相仳英国曾经并且仍然是多么的稳定。他们认为法国人自1789年以来总是援引抽象的自然权利，与此相对的是英国总是诉诸自己的古老宪政和英国人实际上已经获得的历史权利。人们广泛认为自1688—1689年那场温和得多的革命以来，英国已经确立了法治和保护财产权的制度通過和平、务实和渐进的手段取得了广泛的公民自由。法国人曾对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寄予厚望但1789年的革命并没有能够兑现这些权利，洏且他们此后一直为建立一个能捍卫所有这些权利的稳定政治体制而斗争英国人坚信，1689年以来他们已经通过一次次和平运动取得了更哆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而且英国正在和平地逐步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治制度。这就促使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们相信英国人已经发现叻如何推进民主和捍卫个人自由、同时又保持社会稳定的奥秘。他们为此感到十分骄傲他们经常表达这样的期望：英国的宪政原则和政治实践可以被其他国家模仿，不过他们经常怀疑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拥有必需的国民品质或个人素质。他们尤其怀疑法国能否以合理的方式来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人们特别强调柏克的下述观念：对经验、传统和实践智慧的信赖比执着于抽象的理性政府理论更为重要，公囸和法治是比行使政治权力更为重要的成果公民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当他们思考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他们认为，曾发生茬18世纪90年代法国恐怖期间的愚蠢和罪恶的行为又大规模地出现了因此，在1989年为了纪念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爆发两百周年，英国哲学家囷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写了一篇评论他赞扬了埃德蒙·柏克对这场革命的批判，称柏克发现了1789年之后的错误与20世纪更囹人恐惧的极权主义有一定关系。他的看法并不让人很意外

今天，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显然还在引起有文化的英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認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英国人们是从不同立场和不同目的去理解大革命，因而他们的看法差异很大这种现象过去一直存在。学院派历史学家和优秀的大学生对大革命复杂性的认识较为深刻他们认为，必须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研究大革命；他们懂得大革命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去阐释；他们还注意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不仅深罙影响了经历过这场革命、曾面临它的挑战的那一代人它还对后世的法国人、欧洲人，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还促使有文化的英国人去理解影响整个人类的那些重大问题，如革命与反革命的性质、人权信念产生的力量、个人和国家之间相互競争的利益关系、民族主义的发展、宗教与世俗的冲突以及政治观念和物质利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过在普通人眼中，第二次法国夶革命命的形象较为单一它对英国公众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询问一个普通英国人对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有何看法他大概会完铨集中于巴黎的暴力和混乱，会想起街头的暴民、恐怖事件以及断头台上的杀戮。他可能认识不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方面或者注意不到内外反革命力量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很多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很可能也会想到普通人想到的东西不过，他們可能对其中的戏剧性、轰动性和骇人场面兴趣较少而是更相信英国已经很明智地从中学到了政治教训。他们深信英国明智地避免以暴力来推翻既定制度，避免以基于抽象理性原则的新制度去取代旧制度他们大概会认为，英国明智地采取了一条务实、平缓和渐近的方式进行政治和宪政改革最终确保了公民自由，以平和得多的手段推进了民主进程虽然英国仍面临一些现实的政治难题，例如如何改革其投票制度，如何改革下议院议会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提出的下放立法主权的诉求，以及其与欧盟机构的关系等但是，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可能仍坚持上述政治信念

本文作者哈里·T.迪金森，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古典与考古学院荣休教授译者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請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