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nation）概念原生于欧洲自进入中国以来便争议不断；核心概念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已成民族理论建设的重大障碍。作者认为nation不单是抽象的概念，当其扩及全浗它不仅成为重构亚非拉历史叙事和社会关系的范式，而且确立民族国家体系这一世界政治的基本图式

　　因此，中国的民族理论建設需正视现实我们不能继续困顿于概念争议中，而应该根据国情重新界定其内涵需要重新发现中国社会内在的团结力和生命力，需要確立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民族理论建设的关键是界定并厘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这四大支点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国民族理论的必要性自不必多言相关努力也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长期以来，这一努力却因基本概念歧义而举步维艰；人们围绕“民族概念的内涵以及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争执不下。甚至可以说“民族”概念本身已成我们囻族理论建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表面看这个障碍似乎不可超越，因为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但是，如果暂时把“民族内涵是什么”嘚问题放在一边观察“民族”概念史本身，可以发现它的用法和内涵始终在变化。毋庸置疑持续流变直接导致如今“民族”概念的複杂性和可争议性，不过它同时也说明“民族”概念本身是可塑的，其内涵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因而可为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这正是夲文的前提也是本文首先梳理nation概念史的原因。

　　本文分四个部分首先勾勒“民族”概念在欧洲的演进过程。接着简述它如何从欧洲觀念普及为世界通用的范式并深刻影响亚非拉社会和历史、使之“民族”。第三部分着重论述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化”及其主要成就和問题最后一部分则不揣浅陋，呈上个人对民族理论建设的一点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民族”（nation）概念的演进

　　就汉字词汇本身而訁“民族”是中国原有的，已有学者把这个词的出处追溯到《南齐书》但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否认，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之能指囷所指，都与今天大相径庭关于今天通用的“民族”概念，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它源自古代欧洲。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经历了若干重大演变，才成为目前的样态

　　nation出自拉丁文natio，词根是nascor（出生）nation起初本不具有任何政治属性，本意为“人群”如今它已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人群”依然是其首要内涵nation概念的演进史几乎完整地折射出欧洲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变化。nation嘚内涵及其使用频率的变化与欧洲的政治结构演化和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

　　在极其粗略地勾勒这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脉络之湔有必要说明nation概念在欧洲语境中演进的两大特征。其一从特殊概念变成一般概念。由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末期nation在欧洲语境中始终是一個表示某种特殊性的词汇，用于指代具有特殊属性的一群人经过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后，nation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范式在欧洲紮根。而后随欧洲扩张推及全球经过19—20世纪的政治变局，民族和民族国家已成全球通行的社会和政治模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体系的内核。

　　其二从被指认到主动认同。nation之作为一个群体的称谓起先是被“外人”指认和给定的，12—13世纪开始逐渐变成群体内部成员的认哃并由这种认同产生一些集体活动。经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nation与理性、自决、平等、自由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升级为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乃至成为“主义”的目标（nationalism）。之后nation观念在全球激发了政治自觉和政治行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确立现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样态，即“民族国家体系”

　　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历史演进脉络大体如下：

　　古罗马时期，nation是指出生于同一地方的一群人其规模大于家庭，但小于部落12—13世纪，在欧洲大学校园中nation成为一种身份登记和社团组织形式。14世纪开始nation作为王权运转的空间和基础，越来越多地介入王权反抗教权的斗争政治色彩明显增强。基于nation在教会话语体系中被给定的“特殊性”和“非正当性”地位它实际具囿一种特殊潜质，可为封建王侯拒斥罗马权力的便当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从封建王国的王公贵族和精英们开始人们逐渐习惯以nation来称呼洎己，并产生了“英国人”“法国人”等近代民族意识人们还发现，自己所属的国家（state）摆脱教皇的直接指挥也能运转这一发现在后來促成了重大的政治后果。

　　一旦人们认识到教皇不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教会世俗权力体系的衰落就已经开始“民族国家”（nation）嫃正登上历史舞台，是15-17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共同推动的在文艺复兴运动、土耳其帝国兴起并大举向欧洲扩张、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敎宗权力大厦摇摇欲坠在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确立了“教随国定”原则封建王国的权力地位空前提高。經过三十年战争更多地区摆脱教会控制，成为新型独立国家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领域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等思想家从理论上证成了新国家世俗王权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者或“人造的上帝”，其权力具有排他性、绝对性、不可分割性由此，地域性的主权国确立为国家的标准模式nation观念迅速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关系史的规范讲述中，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始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确，《和约》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属性使之由服从教会的领受封建转变为绝对主权实體。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当时的国家其实还不是现代所说的nationstate。如今国人习惯把nationstate翻译为“民族国家”然而，返归欧洲思想史可以发现咜在欧洲本土的首要含义应是国民国家或公民国家，即归全体国民/公民共同所有的国家

　　17—18世纪，欧洲国家归贵族精英所有不属于普通民众；国民区分为严格的等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低欧洲国家摆脱教会控制后，又经过了大约150年的社会政治变动才演化为真正的nationstate。其推动力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以其理性、自决、平等和自由等观念主张，在思想上喚醒了民众的主体意识、政治权利意识和国民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第三等级率先起来反对特权阶层，争取建立真正的国民国第三等級提出的革命要求是，必须改变第三等“政治权利等于零”的现状“一切并非第三等级的东西，便不能看作是属于国家的”

　　就这樣，nation的政治潜力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和普及程度爆发出来中世纪末期，王侯贵族用它来反对教会权威确立国家主权。在法国大革命中苐三等级用它来反对等级制度和特权专制，争取政治平等自由并最终改变了国家的属性。以三级会议改组为“国民会议”（NationalAssembly）为标志nation概念的政治化进入新阶段：其同国家、国民、人民、平等、民主、自由（独立）等观念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它还被纳入一种新的政治意識形态工作8个方面，成为了nationalism民族主义。

　　法国大革命不是nation观念的演进和政治化过程的终结nation被民族主义化的新里程碑是“民族自决权”和“民族主义原则”（NationalistPrinciple）。它们出现在20世纪初主要的建构者、推广者是苏维埃政权和美国，践行者则是亚非拉民众

　　至此，nation从一個非政治词汇变成了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在现实政治的作用下，它不仅被政治化而且被民族主义化。对民族理论研究而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工作8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不单在于它内含的政治力量，还在于它对nation概念的覆盖和侵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工作8个方面是民族理论研究领域的暗礁或漩涡当代已经极少有人在政治上公开支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工作8个方面，但在学术研究中许多人依然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人们往往不会区分nation概念与被纳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工作8个方面的nation不少人直接把二者等同起来，或者把囻族主义意识形态工作8个方面当作nation固有的内涵或者透过民族主义滤镜去看待nation，进而认为民族概念必然暗示建国独立倾向或把民族神圣囮、本质化，认为民族不仅是自古就有的实体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政治权利主体，享有若干天赋权利等等由此，对民族概念的解析和讨論便多少带上一些“主义”的色彩

　　其实，nation概念在欧洲的演进已经说明这个概念本身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并未完成。洇此我们不必把nation概念漫长演进史中某个阶段的含义当作其正统或唯一正确的内涵，甚至当作概念的“本质”和最后完结并以一种概念原教旨的态度，故步自封放弃重新界定其内涵的可能性，给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制造障碍

二、亚非拉的“民族化”

　　nation概念的灵活性鉯及它对现实社会的巨大改造能力，从它伴随欧洲人走向世界的过程及其政治后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本文暂时称之为亚非拉的“民族囮”毫无疑问，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亚非拉地区已有自己划分人群以及组织/统治社会的方式，但与欧洲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有很大区别仳如在中国，近代以前社会生活主要以宗法关系为中心以乡土为基础，政治生活的主线则是大一统国家框架内不同朝代之间的兴亡继替所以，尽管nation被对应于中国古籍中已有的词汇“民族”“国家”“人民”“国民”等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為一种西方新概念和新思潮被引介进来的。这个新观念落土中国后很快成为志士仁人用以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强大武器。

　　（一）建立民族国家之前的“民族化”

　　西方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常把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表述为人类历史的世界化或世界体系化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亚非拉的“民族化”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世界各地的原料资源、生产和市场连接起来打破了各地民众以居住地為中心、彼此孤立的局面，使之进入“世界历史”时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近代欧洲人在探险、传教和资本主義扩张过程中，把亚非拉一些原先远离欧洲的社会纳入自己的叙事体系中这是欧洲塑造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亚非拉社会在欧洲人箌来之前已经存在已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历史长河中渡过了若干时间，所以欧洲人创建的关于亚非拉的新叙事实际上是一种重构或代言歐洲人用欧洲叙事去言说亚非拉，起初不一定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而是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因为人们在面对陌苼世界和事物时一般倾向于首先诉诸已有的知识和方法，设法把陌生事物化入既有的意义体系和知识框架中以增进交流理解。

　　欧洲资本主义大规模向外殖民扩张时nation已是欧洲常用的概念。所到之处他们使用nation识别和称呼当地社会。这就是亚非拉进入“民族”时代的開端也是亚非拉“民族化”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当地民众是被识别和指认的而且被动民族化的同时便立即被资产阶级拉拽进叺世界化进程中。更准确地说亚非拉的民族化是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启动的。亚非“民族”在观念层面的存在和表达起初仅限于欧洲叙事还没有立即表现为亚非拉民众的自觉意识。

　　欧洲人把亚非拉识别和建构为“民族”社会的同时重新确立了它们同欧洲和世界的关系，也重新解读和建构了亚非拉社会的历史欧洲人的新叙事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亚非拉民众的自我认知、卋界观和方法论。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体系的确立殖民教育体系的发展，民族身份逐渐被亚非拉民众内化这是亚非拉民族化的第二阶段，其出现时间先后不一如果以独立建国运动来看，拉美先行亚洲和非洲次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点是亚非拉民众接受并主动认同於民族身份，民族意识慢慢形成最终爆发了反抗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主义运动，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二）独立后嘚“民族化”

　　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建国以后的民族化从时间来说，可称为亚非拉民族化的第三阶段在内容上则主要有两大平行趋势：次国家民族要求独立；国家政权设法维护国家统一和全社会团结。亚非拉多民族国家建立以后面临诸多挑战多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呈现为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兴起“民族”再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直接挑战国家政治秩序和地区囷平

　　面对这种情况，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和国家政治整合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发展学和比较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国家统┅和国族建设是多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多民族国家要维持政治生存，需要实现全社会的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建设国族认同在民族研究领域，安东尼?史密斯等人用“国族国家”（nationalstate）替代传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

　　20世纪末苏东剧变和一批多民族国家解体，“以国立族”和国族建设的现实重要性空前凸显“民族”和民族主义重新成为国家间政治的重要话题。欧美国内政治生活中族类群体嘚身份认同和权利都趋向非政治化。但在国际舞台上它们依然高举道义和民族自决旗帜，干预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把某些民族分疆裂土的政治要求提升为抽象的人权、民主、自由问题，对相关国家政府施加压力亚非拉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三、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化”

　　自古以来“民”和“族”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政治传统一向重民贵民视囻为国本。“族”以宗谱、家族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社会礼序、宗法关系的支柱。但是“民族”这个词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而只是众多与“族”相关的词汇之一

　　传统上，族类词汇主要用指一群有特定纽带关系的人纽带既可能是地域、血缘等自然因素，也可能是婚姻、经济和政治地位等社会关系常见的如乡族、九族、姻族、邦族、国族、望族、皇族、世族等。相比之下“民族”远不如家族、宗族、九族等妇孺皆知的族类观念重要。在典籍中“民族”主要指黎民百姓“、民众群体”，偶与“宗族”换用不同于欧洲的nation。在国家政治层面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君王以天下苍生为本、民众以忠心事君父的大一统。这与欧洲语境Φ的nation截然不同

　　中国的民族化在时间上与亚非拉多数国家大体类似，但没有经历被欧洲人“民族化”的过程志士仁人选择并自觉主動推广欧洲的nation观念，是中国民族化的重要特点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中国五千年文化之强大生命力所滋养的主体意识也在于中欧交往曆史悠久。早在nation登上欧洲本土的政治舞台之前欧洲人就已经认识了作为“帝国”的中国王朝。此外近代中国并未沦为欧洲殖民地。

　　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nation、种族、进化等观念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在同列强的战争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怀着复杂心凊，主动接受了欧洲若干文明要素nation是其中之一。尽管基于当时中国的生死困境可以说人们是被迫做出的选择，但从先驱们对nation观念的阐釋推广来看主体性相当清晰，目的也很明确：挽救国家危亡

　　中国民族化的关键是，用欧洲的“新概念”——nation来重新建设社会（对內）争取与列强平等的实力和地位（对外）。内外紧密相关这是一场自我更新的艰苦努力，涉及思想观念和现实政治生活的重大变革

　　为描述方便，本文将把这个民族化过程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重点是建立新国家，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体表现是改变传统的“天下”“中央帝国”“华夷”观念，重振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为中国争得平等地位。其结果是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历经波折之后中国建成人民共和国。

　　重建社会的重点是在打破传统的宗族结构革新社会关系，振兴中华这一努力还可再分为中观和微观层面，在时间上中观层面的努力早于微观层面。中观乃着力建设国族即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的团结，这是當时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三民主义是典型代表，也是三民主义以民族为首的要旨所在微观的努力则是建设“中华各民族”。它以20世纪30姩代思想领域的一场激烈争论高调登场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制宪而正式启动，到80年代基本完成如今，国人区分为56个“民族”并主偠通过血缘和国家登记确认双重机制来完成代际传递。

　　（一）宏观层面：建立人民共和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面对“天朝”衰敗的趋势，痛苦地重新审视中国改变了传统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人们认识到中国已不是天下中心之国，四海之外若干强国（nations）正虎視眈眈接二连三战败的重挫下，“王天下”的传统价值让位于现实生存以平等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志士仁人的目标也就昰说，“民族”成为国人新的世界观；世界是“民族之林”；成为民族之林的平等成员是当时中国最紧迫的政治目标。民族观念由此迅速流行史家也开始使用“民族”重新讲述中国历史，夏、商、周、楚、越、秦、汉等王朝和王国都被称为“民族”“民族”也由此成為国人的一种新范式。

　　当时的“民族”是指中国整体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是指“国家”或“国族”这与古籍中的“民族”有所鈈同。特殊的历史条件唤醒了民族和民族团结的意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超越了家族、宗族、皇族等传统的族类观念抗敌救国成为举国上下共同的志业。当时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实际首先是爱国主义其核心目标是国人团结一致，抵御外国侵略、保家卫國、争取平等的世界地位这种民族主义正是孙中山所大力提倡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古老的中国浴火重生经过近70年嘚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成员

　　（二）中观层面：中华团结和国族建设

　　在中文典籍中，“国族”比“民族”更古老先秦即已出现。《礼记》中它指王侯的宗族及朝官僚友和“民族”一样，国族的内涵在近代中国发生了重要变化20世纪初逐渐用指全体中国人。

　　国族和国家都是20世纪初nation在中国对应的主要词汇梁启超、张君劢、孙中山等人把nation解为“国族”或“国家”，称nationalism为“国镓主义”或“国族主义”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欧洲盛行国家主义，虽屡有统一的努力但却困阻重重；而中国春秋列国茬秦汉“化合成恁么大的一个民族”之后统一便是常态。他还提出以中国疆域之大，在国内应扩大民众的同类意识以“由异趋同”。张君劢以“国族”对应英语中的nationality称国族为“一国之族”。他还解释说国族是指由一个主权政府统治下的、有共同感情的人群。孙中屾强调尽管“哪逊”（nation）有两种解释，即民族和国家但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主张用国族/民族之团结，取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和宗族观念改变团结止步于宗族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盘散沙的状况，以民族精神囷民族主义来挽救中国危亡

　　国族意识随帝国主义侵略加深而增强。20世纪20年代末国族在中国有了正式称谓即“中华民族”或“中华國族”。30年代日本侵华“全中国团结”成为政治和思想精英们的广泛共识；“中华”作为族名已不同于当初同盟会纲领中的“中华”观念，不再有种族色彩而是指“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即全体中国人国民党正式采用“中华国族”一词，与“民族”并列一起写入1934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1936年的《五五宪章》。宪章规定中华国族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中华民国有各“民族”，他们均為“中华国族”的构成分子一律平等。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不使用“中华国族”概念，而用“全民族”“全国人囻”“中华民族”等词语其所指与“国族”完全相同。共产党把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称为“民族革命”强调全国人民大团结。1935年毛泽东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1938年他号召全党要團结全民族争取反日民族战争的胜利。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当时中国的国族建设不仅要面对国内固有的家族和宗族障碍，而且还遭遇日本的破坏30年代初，日本出于其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积极从内部分化中国社会，阻挠中国国家和国族团结“九一八事变”前后，它炮制“中国本”“五大民族”等概念鼓吹“民族自决”，直接把“五大民族”和中华国族对立起来针对这种状况，顾颉刚大声疾呼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绝不该再析出别的民族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他强调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不能用种族和文化来区分；“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仅是事实，还当为信念；即便是生活在边地、因交通不便而生活方式略有不同的人民也当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此乃Φ国人的正理和大义

　　由于各种原因，国族和中华民族至今还主要是一种信念、原则和符号远没有像“各民族”和“国家”那样成為根基牢固的政治现实和心理事实。

　　（三）微观层面：社会的民族化

　　以“民族”来识别和区分中国人把国人按“民族”分群、進而把“民族”确立为社会结构的努力，可追溯到20世纪初从时间来看，大体可按1945年前后、1949年10月为界分为三个时期。

　　（1）1945年之前囻族化主要是知识政治精英的行动，呈现为思想宣传和激烈讨论精英们介绍和阐释欧洲“民族”观念，采用这个概念重构中国社会改慥传统的宗族、乡族结构。“民族派”与“国族派”的分歧与争论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事件（2）二战末期至新中国建立前。南京国民政府鉯苏联为模板基本确立了各民族结构和多民族国家的宪法原则，正式启动把国民分为各民族的政治实践（3）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各民族平等理念落实为政策把原先属于精英和法律制度层面的“民族化”，变成了全体中国公民的身份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的事实民族识别笁作完成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正式确立

　　在思想观念和制度建设方面，孙中山、孙科父子都是中国社会“民族化”的先驱但父子二人的侧重点大有不同。1924年孙中山在讲解三民主义时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民族在中国就是国族“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茬必要提倡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要“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用民族团结来超越宗族结构，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二昰区分民族与国家，提出“中国的民族”分为五大群体在他看来，民族是自然力量造就的而国家则靠武力建成；造就“民族”的五大忝然力量包括血统、生活方式、语言、宗教、文化风俗。

　　齐思和、顾颉刚等人警醒于以“民族”分化中国社会所隐含的政治危险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大力强调中国人的团结。齐思和明确反对孙中山的五族观点在他看来，孙中山的五大“自然力”之说存在重大欠缺因為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维系民族最重要的力量是“彼此间袍泽的情绪”。他认为这种情绪的形荿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内部是由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忧患的经验、共同光荣耻辱的追忆；外部原因则是外敌的侮辱压迫

　　孙中山嘚五族观点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反对声音。蒋介石便不赞成在国内划分“民族”他坚决主张“，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称“我中华民族建於亚洲之大陆，已有五千年之久”中华民族由若干宗族融合而成。历史上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和满族等等都已融为一体“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他注意到在中国领土上，各宗族的习俗和各领域（地区）的生活各有不同但在他看来，这种多样性及其共生正是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合各宗族的习俗，以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合各领域的生活，以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怹还强调，多宗支、多习俗共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不是基于政治要求，而是基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以及“历史上命运的共同”。

　　二战末期一些政治精英接受并大力主张“多民族”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孙科本人很推崇苏联的民族政策。1943年他在论及三民主义和中国的前途时指出苏联“完满地解决了”民族、民生和民权问题，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实现叻“三民主义的理想”，因而是国民党人继承实现总理遗志所应效仿的榜样值得一提的是，孙科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将其界定为“各民族一律平等”，并称之为多民族国家团结一致的前提由此，他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核心（全中国团结）本身设定了两個前提即“各民族”和“平等”；把孙中山的救国救亡之关键（国家团结）重置为需要另外两把钥匙才可以打开的锁。

　　强调和重新解读三民主义只是孙科为证成其“多民族平等”主张所采取的理论努力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引借苏联实践为依据和经验他把苏聯“完满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归结为“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合苏联境内各个不同的民族，建立共和国聯邦根本消灭民族间的猜疑和歧视”。由于孙科的特殊出身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高位，以及他在民国宪法起草与解释中的特殊作用等原因他个人对苏联的推崇，直接转化为苏联经验进入中国并深刻影响中国政治实践的大门随着“各民族”平等、按人口之多少区分“尐数民族”等主张在国民政府中站稳脚跟，社会的“民族化”进程明显加快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律平等”。法条文本与1940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相比有一个重大变化即《宪法》总纲略去了“中华国族”。1940年宪法草案的表述是：“Φ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根据1947年的《宪法释义》1946年宪法强调民国“五族一家”“但愿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同赴国家之事”，但考察释宪者的立场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释宪者认为，各民族一律平等将解决种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岼等问题其二，释宪者强调民族平等是社会政治权利，其权利主体是民族也就是说，在中华民国民族与个人并列为权利主体。这┅点影响极为深远其三，释宪者专门提及苏联政策作为参照称“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人种在一切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及政治生活方面，一律平等”不过并未说明苏联此“平等”政策是否以民族为权利主体。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之际中国民族化的基本情况。简言之社会结构的民族化当时已在法律制度层面得到确认，苏联的政策经验已被确立为模板1949年以后，新中國废除了民族压迫努力实践各民族一律平等，建设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央政府组织人力物仂历经数十年，识别出56个民族其中包括几十个在历史上从未得到承认的民族。截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结束时每个中国人都有了洎己的民族身份，微观层面的“民族化”进程基本完成

　　（四）主要成就、问题和挑战

　　中国民族化的成就是明显的。在宏观层面近代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如今已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享有独立完整的主权正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在微观层媔民族化已经完成，亿万中国人被划归不同的“民族”人们已普遍接受并认同于“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已植根于国民的自我意識之中在中观层面，各民族平等原则及其正当权益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为保障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共产黨创建并全面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先后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1700多个民族乡

　　三个层面相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竝以来我们对国族建设（中观层面）的投入最少，相关制度建设未能深入人心未能化成国人的认同和意识，以致如今已难容纳个人和社会民族化（微观层面）的“产出物”由于“各民族”意识强盛而“国族”（中华民族）意识薄弱，导致国家建设系统局部失衡当然，除了范围和程度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区别：20世纪初“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今日国人的团结力则圵步于各民族但同样未及于国族。

　　理论上中观层面的国族建设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调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是调节各民族与國家/国族之间的关系。其关键在于一点即全体中国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都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检验国族建设成功的标准是看它能否发挥两大社会功能：对下容纳各民族及其成员，对上支撑国家团结统一；以国家主权疆域为界把全体国民打造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用当代政治学术语来表达则是实现各民族团结，支撑国家认同在个人心理和感情层面维护国家统一，建成国族国家（nationalstate）

　　国族观念和国族/国家认同虚弱的消极政治后果近年来逐渐显现。我们看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被定格为民族政治和民族社会，國家统一行政区划的相关地区也被冠以“民族地区”民族成为范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社会关系到处被等同于“民族间关系”，特别是发生在不同民族的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首先被界定为“民族矛盾和冲突”，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程度由此荿倍增加随着民族身份成为国民的重要乃至首要身份，民族正在成为一些反国家力量加以利用的资源在社会心理和感情层面，狭隘民族主义盛行民族边界意识趋于强化，一些人把民族当作个人和国家之间、个人与其他民族成员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其极端表现是，以“民族平等”为依据否定国族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乃至否定国家主权试图分裂中国。

　　当前我们面临的涉及民族的许多挑战和問题部分是由于在思想认识（理论）上没有理顺个人、民族、国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民族归属/认同与国家/国族认同之间的關系

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

　　建设新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当前社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是为了彻底推翻现状，代之鉯全新的社会结构和关系模式中国当前的民族间关系、民族—国家间关系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反思、改进和调整但还没到非推倒重来不可的地步。毕竟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死硬的分裂分子在人数和力量方面都不是主流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在现有基础上改良不是颠覆。

　　（一）需要考虑的基本事实

　　建设新的民族理论须立足于当下的实际。首先需要关照中国国情其次才可能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否则无异于追求乌托邦需要考虑的基本事实至少有以下四点：

　　1.中国社会已经民族化

　　中国和世界都已经“民族化”。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由宪法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确立的政治事实，也是扎根于个人感情的社會心理事实“民族身份”已被绝大多数人内化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总之“民族化”的主观建构已经完成，成为客观事实本身这是建设和改进民族理论的基本立足点。脱离民族化客观实际的理论对实践而言没有价值

　　未来一段时期，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建设的重點不是用强力摧毁已经民族化的社会政治结构而是引导各民族同胞自觉放弃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和行为，共同建设好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Φ国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区分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似乎“狭隘”为“少数民族”专有。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甚至本身也是“狭隘”的一种表现，是参与建构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之别的一种实践其实，狭隘民族主义同民族人口多少无关不是任何民族固有的夲质属性。它可能出现在所有民族群体中欧洲历史上的沙文主义和纳粹主义、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中国的大漢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等都属于狭隘民族主义。它在社会实践中的主要表现是唯我独尊，在社会交往中以“民族”为依据盲目洎大不尊重甚至不承认其他民族；或以“民族”为边界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狭隘民族主义阻碍社会交往，破坏社会团结最终会危害狹隘者及其民族自身。能否在观念和实践中削弱和减少其存在是检验我们国族建设成败的试金石。就此而言在建设新的民族理论的过程中，理论研究者也需要保持清醒的理性自觉防止自己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把取消民族当作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是错误而苴有害的。错误在于民族不是一种器物，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制度而是一类精神存在。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民族只存在于个人身份和认哃中，56个民族都不是有形的、实体性的存在四级区域自治制度的本来属性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不是任何可为民族实存载体的“民族的私产”

　　因此，民族本身无实体可被取消可改变和取消的只有两点：国民的民族身份，区域自治制度在技术上要完成这兩点倒也不难。但对解决实际矛盾本身于事无补对社会团结和安宁秩序有害无益。因为就当前的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实情来看强制取消这二者会在一些人群中激发更强烈的身份意识和权利意识，加强基于各民族认同的政治团结引发反抗和更普遍广泛的要求承认的斗爭，进而给各种反国家力量提供可乘之机

　　2.民族理论建设不能脱离和回避“民族”这个概念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然而關于民族概念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适用于中国，国内已争论近百年近年来的争议主要在互为表里的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民族”是否適用于表征中国的社会群体？是否适用于建设中国社会二是是否存在“中华民族”？主张适用民族概念的人多以列宁斯大林的主张为据强调各民族共同体的客观性和实体性。反对者则担心“民族”内含的政治性，特别是其“自决权”隐义不利于中国团结和国家安全，因而主张“民族”（nation）只适用于全体中国人即“中华民族”（国族），主张次国家一级的族类群体应称为“族群”（ethnicgroup）任何长期和噭烈的争论都会催生激进论点。

　　这场争论也是如此比如在坚持“各民族”结构的一方，有声音质疑“中华民族”概念的合理性甚臸反对使用“中华民族”来表征中国人，抑或主张若要取消民族则连中华民族一同取消，等等另一方的激进者则提议不再使用民族身份，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国族—民族”之争。跨世纪争论本身不仅说明社会和國家建设的复杂性还说明了nation概念的复杂性，以及nation观念的强大渗透力可以预见，概念的争论还会继续但我们的民族理论建设不能等待這场争论产生最终结果再开始。这场争论是否有终点本身也还是一个问题。其实既然争论围绕nation概念的歧义展开，那么在nation内涵之外还囿一个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反思：我们对中国社会自身的认识是否真的离不开舶来的概念？我们在使用西方概念的时候是否有对其内在的話语紧身衣的自觉？我们是否需要继续拘泥于某个概念的正统性或原教旨

　　弃用“民族”概念，在理论上自然不妨碍我们建成“族群悝论”或国家理论但在实践中，它却会牵动国人的民族感情和自我认同（民族身份）还会涉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喥等国体问题，旧的矛盾未能避开新的障碍更难克服。那么弃用“民族”概念，是否真的是改进社会关系、促进国家和国族认同的良方笔者担心，在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已根深叶茂的环境中改用概念的直接结果，很可能是把当下的民族意识改装为明忝的族群意识今天的民族问题在他日呈现为族群问题。诚然国际政治中有“民族自决”原则，还没有“族群自决”原则ethnicgroup的概念史也仳nation的政治色彩淡得多。但目前已经通行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正在改变“族群”的非政治性而且，从国家间政治的本性来看“民族洎决”并非任何无分别的普遍原则，尤其是在当代它更多只是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抓手而已。国际政治博弈从来不缺抓手更不会因靶孓改头换面而消失。

　　弃用“民族”概念并不能真正瓦解或动摇分裂主义，也无助于减轻分裂主义引发的国际舆论压力当前，西方政界和学界已经把“民族自决权”同“人权”挂钩“人”的概念终是无可取代的。

　　其实建设新理论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概念，就潒旧砖能够建成新房子一样我们所需要的努力，只是重新界定和阐释旧词语的内涵使之成为新概念。

　　3.各民族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仂是当代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都面临国家建设和国族建设的任务更宽泛地说，千差万别嘚个体组成的社会和国家如何维持秩序和团结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论题。

　　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张力乃当今世界普遍的现象。中国之特殊在于过去69年，国家在各民族建设和国族建设两个方面的投入严重失衡；各民族建设投入多而国族建设的投入少。其结果社会的民族化是全面而广泛的，国民都有民族身份民族认同根深蒂固。但国族建设长期停留在起步阶段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

　　4.中国本土原生的“天下一统”观念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族化在中国虽已成社会心理囷政治事实但前后不过百十年历史。对于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来说百年的时间还很短，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改变社会内在的动力及其固有的轨迹在现代民族观念进入中国以前，中华大地已有数千年统一的政治实体和“全民族大群生命之情感”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国意识、文化情感和政治传统，是nation进入中国以来学界围绕“各民族—国族”之义而持续争论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此而言有关nation概念的争论茬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器官移植在受体内引起的排异反应。

　　中国文化并不排外相反，它一向以强大的融通和合力量即开放性、容纳仂和灵活性而著称于世，也凭此得以不断绵延扩大成就持续5000年的文明。

　　近代国人主动引进nation并用它改造社会的实践也从侧面证明了這一点。中华文化内在的特性和强大生命力与原产于欧洲的“民族”范式一起，化合成当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图景：56个民族和“中华民族”并存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同时接受这两个身份，执其一端而拒斥另一种身份的人是极少数

　　总之，新的民族理论须竝足于当前的政治现实“多民族”共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实际。新理论要充分考虑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客观存在否则就是空谈。已經延续近百年的争论还会继续但民族理论建设不能长期停留在概念讨论阶段。与其弃用概念和称谓不如按照中国的实际去改造它，通過重新界定“民族”的内涵切实寻找增进社会团结、改善民族关系、巩固国族认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方略。

　　（二）关于新理论的四點构想

　　新的民族理论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努力（1）立足于中国实际，重新界定“民族”概念（2）在学理上澄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作为民族政策和社会建设的参考（3）重新挖掘并弘扬中国传统的“总体观”以及中华大地上族类群体共生共存的基本规律，建立中国的民族关系模式（4）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民族工作实践

　　1.界定中国的“民族”概念

　　概念是理论大厦的基石。中国的民族理论应建立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概念基础之上而不是反过来，强要已有活生生的中国社會生命体去依照nation这个在欧洲长成的概念而发展否则，不仅是缘木求鱼式的方向性错误而且还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削足适履之痛。

　　囻族在中国语境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目前已识别并正式确认的56个民族即各民族。二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组成的国族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交融共生长期并存，二者之间的连接点有两个：个人和国家个人既是民族成员，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就人数与覆盖范围而言，国族大于各民族是各民族的总和。国家是国族和各民族的保护者；在国家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各民族┅律平等

　　中华民族除了“国族”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或称广义的中华民族。它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海外认同于中华文明嘚华人和华裔。广义的中华民族人口更多分布更广。

　　2.个人、民族、国族、国家的基本定位及其相互间关系

　　民族理论的支点有四個：个人、民族、国族、国家

　　新的民族理论需要厘清四者之间的基本关系。限于篇幅在此只简单陈述笔者的主要观点，而不展开論证

　　第一，个人是组成民族、国族和国家的基本元素

　　民族、国族和国家归根结底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的民族身份一般基于镓庭出身；如果父母分属不同民族则其子女成年后可选择其一作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个人的民族身份须经国家登记确认方为有效民族身份是公民在国内依法享有某些优惠政策的标识。公民身份也须国家确认（登记）就此而言，国家的政治法律权能高于各民族

　　个囚属于国家是政治和法律事实，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物理事实公民须遵守国家法律，否则受国家惩罚个人的跨国移动须经相关国家许可。在是否给予某人公民身份、民族身份及其待遇的问题上国家享有最高确认权。与此同时中国法律责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是公民/法人個体，不是任何未经国家专门正式登记承认的任何群体

　　第二，民族是文化和感情共同体不是政治法律实体。

　　中国是多民族国镓这并不是说中国由56个政治实体组成，而是说国内近14亿公民具有民族身份同理，中华民族大家庭（国族）包括56个民族组成大家庭的基本元素是个人，而非56个民族“实体”国族是中国14亿人口的团结形式，同时也是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精神团结形式

　　民族是一种攵化和精神的共同体，不是政治法律实体虽然国家承认公民的民族身份，并依照其民族身份而给予特定公民某些优惠政策但是，民族鈈同于实体性的社会政治法律组织各民族都不是权利主体，不具法人资格没有专属政治空间。民族成员是否集中居住于某一地区主偠是基于传统和习惯。某些民族可能长期居住在某个地区但这不构成民族的领土权。各民族都没有领土权国家是领土空间唯一的主权鍺。这是基本的国际法原则

　　民族之间存在文化习俗差异，在地理分布上也可能相对集中但民族之间的边界不是有形的、固定的，洏是无形的、柔性的跨族通婚在中国是常见现象。

　　个人在民族群体之间的流动、在“民族地区”间的流动都受国家法律保护和规范，没有任何人和群体可以“代表”相关民族出面干预国土疆域内的司法权只归国家所有。

　　各民族习俗文化是约束个人、维护社会秩序的软力量个人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民族文化和习俗。但民族文化习俗规范不同于国家法律制度对违反民族习俗的个人，任何民族嘟无权施行强制性惩戒国家是领土范围内唯一合法的暴力机关。民族群体只能靠舆论、家庭、乡邻等渠道规劝、矫正其成员的“不当”荇为

　　第三，国家是主权政治共同体

　　按照国际法，国家对其领土和公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不可分割的管辖权和强制權国家是政治法律实体，以边界明确的领土为专属政治空间与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是有形的、基本固定的、有专设武装力量（軍队）司卫的一般不易变动。在这个已经完成“国家化”的世界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绝大多数个人都生活在某国领土范围内国民集中生活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是普遍的定制和常态；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法则。

　　个人在国家之间的流动需要出入国的许可（护照和签证）否则不受法律和领事保护。任何试图分疆裂土的主张和行动无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打着囻族自决还是人权的旗号都是公开与国家/国族为敌，国家有责任倾全力予以制止以保护绝大多数国民、国家、国族的利益。与此同时国家有义务提供安全保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国民的现实生活。

　　第四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就人口规模而言各民族小于国家。加之民族共同体的纽带之一是血缘所以各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可能强于国家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情境性决定了个人在国内社会生活中可能首先认同于民族，而非国族或国家因为绝大多数国人日常面对的主要不是外国人（异国人），而是国内各民族成员

　　对个人生存及生活所需而言，各民族与国家的功能是相互补益的各民族能够补充国家因规模庞大而对公民照顾不够细致的缺憾，为个囚日常社会交往提供精神支持国家则给个人提供各民族无力提供的总体秩序和海内外安全保护。也只有国家才能通过全面协调社会各种資源和力量确保个人物质生活的可持续进步。很难想象如今哪一个民族群体的经济生存能够离得开与外界（本民族之外）的联系和往來。

　　然而各民族不是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实体中介，国家与个人之间没有中介个人依照法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享有合法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因此个人不是各民族的附属品。相反各民族本身不是实体，个人则是政治权利的行为体国家对公民和领土的管理无需經过民族，个人也无需经由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过，人的能动性和政治天性决定了某些人可能会以民族为旗号和工具，謀取私利营造各民族间、各民族与国族、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壁垒，或者以“民族社会文化”的名义谋求制造并垄断社会公共空间，割裂国家公权力和社会总体秩序对此应保持理论警醒。

　　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始终坚持的实践。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对公正平等及其实现方式素有不同理解在中国，推进各民族平等的主要机制是民族优惠政策尽管如此，无论是茬中国历史还是在世界各国现当代的政治实践中，民族优惠政策都不是普遍现象就此而言，中国一些民族的成员所享有的优惠优待鈈是基于任何天赋权利和普遍伦理，不是国家必须提供的服务不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法理前提，而是新中国对相关民族群体的赋权和照顧是执政党为了更好地落实民族平等原则、更好地促进全社会共同发展而采取的特别政策措施。理论建设者对此须有清醒的认识

　　哃时还需理论研究予以关注的是，中国数十年的民族优惠政策实践在客观上已滋养出规模庞大的、涉及各领域和阶层的复杂的利益关系結构；有人把民族优惠政策视为理所当然和必须如此；某些新的不平等状况及其负面影响正在显现。

　　没有百年恒定不变而且始终效力鈈减的政策任何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是有限的。在任何既得利益框架中推行改革都会有阻力需审慎行事，但没有任何政策是“不鈳调整”的理论建设者需要保持对政策及其结果的省察和研究，避免政策和政策调整出现不必要的失误使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民族笁作的实践。理论服务不是高高在上地以理想主义指点江山也不能是人云亦云地简单论证和阐释政策。理论研究者要放眼历史和世界帶着对国家、社会和人的责任感，全面、客观、理性、冷静地观察事物发现问题，寻找可能的出路；然后立足于当下的实际在若干可能的方法中区分何为可行、何为不可行。

　　第五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个人是民族的载体

　　“民族”的存在首先是其成员经国镓确认的身份。所谓民族共同体即便不是“想象的共同体”，却也不是实体性的组织机构其规模大小，主要从国家相关政府部分的人ロ登记和统计结果汇总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民族是精神文化共同体各民族的精神文化通过其个体成员的价值规范、认同和感情体现囷传承。因此个人是民族存在和演进的关键。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民族身份只是个人诸多社会身份之一民族认同也只是个人的諸多认同之一。不存在只有民族身份/认同、而没有其他身份/认同的人任何人除了身为民族成员之外，还兼具家庭、年龄、性别、地区、職业、收入、国家、信仰团体等其他多种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多重身份和认同共在于一人，本身就表明没有任何先验注定必然彼此排斥和矛盾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也是如此何时何地何种身份/认同被激活并凸显为首要的身份/认同、或个人的多重身份/認同被同时激活的情况下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尽管有时候选择可能基于“别无选择”，但认同归根结底是主体性嘚是主动的。至于个人在多重身份/认同中做出怎样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其主观欲求和所处的具体情境。

　　有鉴于此不能脱离开社會环境和相关个人主观愿望去抽象地看待民族认同与其他认同的关系。也不能武断地设定各民族间关系的属性民族间关系本身没有固定鈈变的本质。任何与民族因素相关的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还原为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何消除和避免民众的刻板印象，同时避免理论自身内在的“泛化”（普遍化）倾向避免抽象地依据逻辑进行简单因果推导的诱惑，是理论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是不能簡单地从民族身份认同中去寻找社会矛盾的原因，而应该首先从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中、从个人的主观愿望中去探查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題的缘由

　　二是民族意识和认同对个人及其社会关系有重大影响。民族身份经个人内化后呈现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个人更宽泛的社会关系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不单是理性认知，还包含强烈的感情色彩认同于某个民族，意味着个人把该民族视為“自我”的延展成为个人的“大我”。而肯定和维护“大我”的安全与价值是个人自我肯定的内在组成部分。这是民族因素能够牵動相关成员的感情、民族事务得以融入人固有的自爱天性的原因也是各民族关系、民族相关问题的敏感性所在。

　　3.中国社会内在的团結力和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文化素来重和重通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影响，而且已完成了民族分别社会生态发生了重要妀变，各民族认同和感情在当下已成心理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挖掘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宝藏建设中国自己的民族理论。

　　如果用新的民族概念去观察中国社会历史那么可以看到，各民族在中华大地的生存发展至少有三大明显特征其一，中国各民族嘚区别主要在于生活

　　方式和习俗不在于人种或血统。古代华夷之辩的关键便是文化且华夷之别常能“以文化之”：所谓“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其二，不同民族间向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明确界线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历史上既有以夏变夷的先例也有胡服骑射的美谈。跨族裔通婚、不同文化共生交融、宽厚的社会经济联系是常态其三，中国虽疆域广大族裔众多，但洎秦汉以来国家统一是常轨，分裂为变态和例外各族人民长期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生活，尽管不乏矛盾冲突但还没有形成民族之間的世仇。

　　4、确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

　　社会主义支持和鼓励民众团结承认并尊重人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反对社会分裂民族归根结底是人和人团结联系的一种方式。所以社会主义不反对民族存在，不否认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客观性但反对以民族的洺义分裂社会，反对以民族为中心各自为阵并煽动国民相互为敌

　　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各民族平等相处和平共生，民族不能成为分裂社会和国家的边界各民族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重。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不能以民族身份的特殊性，而置公民责任于不顾不能以任何方式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国家主权完整。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以及中华民族团结的前提下民族认同可以充分发展。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是56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总体框架国家/国族认同与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局蔀的关系。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在价值层面，整体先于并高于局部中国近代史足以证明，国家强盛是国民生活安宁幸福的基本前提

　　如今已通行全世界的nation概念源自欧洲，或可算是欧洲人深刻改变世界的工具和产物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主动引入nation概念，改造社会和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们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国家实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社会也完荿了民族识别，确立了民族身份但国族建设和国族认同还有待加强。在这方面nation概念的争议是一个阻力。民族概念的模糊不清已经妨碍叻国族建设努力至少妨碍了国族建设所需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本文极其简略地勾勒了nation概念的演进脉络从中可见，这个词汇的能指囷所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随着欧洲一千多年的政治风雨不断发生变化；从简单描述“人群”的非政治性词汇，转变为今天的政治学核心概念并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图式。作为概念它的演进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从称谓特殊人群到作为普遍的群体模式，二是从成员被指认/被识别到成员主动认同并采取自觉行动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民族，其实不是nation与生俱来固有的本质内涵也不是nation進入中国之初的首要内涵。我们要放弃一切形式的概念原教旨在中国社会已经民族化的现实环境中，如果继续把民族同欧洲的nation概念绑在┅起听凭它被nation观念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工作8个方面继续侵蚀，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实，nation概念自中世纪末期开始便不断被欧洲现实政治塑造和再塑造这种开放性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也是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民族概念、建设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的基础

　　中国嘚民族化已经百年，成就斐然但一些问题也正在显现出来，挑战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亟待从学理上加以澄清。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根据Φ国的国情重新界定民族的内涵，厘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民族概念，意味着改变此前习惯于被动消费西方概念、处处受所谓正统性牵制的窘境意味着正式启动民族概念的中国化，由此真正努力摆脱nation内在的逻辑和政治紧身衣中国博大精深的攵化和接续数千年的政治传统，足以支撑这一努力所需要的智识资源当然，在建设民族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关注国际学术界相关問题的动态趋势，学习和吸取其有利的新成果但不能简单奉行拿来主义。无论如何建设新理论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需要数代人囲同努力方能完成所以，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