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三楚”主要是战国後期至秦汉之际的地域概念指东楚、西楚及南楚,其地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在这个广大的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文人学者也演绎叻众多的人生戏剧。本文梳理相关资料勾画“三楚”的疆域,描述各个地区文学状况希望为秦汉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空间的视角。
关键詞:秦汉 三楚 东楚 西楚 南楚
《左传》称楚国为“南国”或曰“荆”《诗经·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战国鼎盛时期的楚国,其疆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所以苏秦对说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1]《淮南子·兵略训》也说:“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谿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疾如锥矢合如雷電,解如风雨”所以,苏秦称“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2]《汉书·地理志》也称:“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3]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秦、楚对峙双峰并立,故时人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受到严重挑战,屡次迁都故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亦时常处在变化之中。楚国故都原本在郢(湖北江陵)秦将白起灭郢后,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东遷至陈(今河南淮阳),称陈郢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又迁都于钜阳(今安徽阜阳)十二年后的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再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几次迁都选择在淮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人到了江南如项燕。因此不仅江淮地区,就是黄淮地区的南部也与荆楚文囮有着重要的关联。从总体来看楚国的范围大致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地以及河南、山东南部地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陕西、四川等地也有部分疆域归其所辖[4]而江淮流域则为其核心区域。当然江淮地区,范围至广涉及很多郡国,归属也时有变化秦灭楚置楚郡,其地广大后又分置九江、长沙、东海、泗水、薛郡等五地。《汉书·地理志》所说楚国还包括淮阳国亦属楚郡。汉高祖㈣年(前203)改九江为淮南国,进一步明确了地域方位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将淮南国改为九江郡王莽时期曾短暂改名延平郡,但是东汉建武元年(25年)又复旧名称九江郡其辖区主要还是江淮地区。又譬如亳州(古称谯县)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谯县先后隶屬于砀郡和泗水郡两汉时期设置十三刺史部,谯县又属于豫州刺史范围这个地区,既有吴国的传统又有齐鲁文化的影响,当然更與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里以长江为主干把江淮地区放在荆楚文化圈内论述,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也自有其道理。
依据战国后期乃至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上述地区又可以具体分为东楚、西楚、南楚。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淮河以北的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项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霸王。这代表了秦汉时期的基本看法。《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5]江陵、吴、彭城乃是楚囚的核心地带。[6]笼统地说“三楚”主要涵盖了楚国强盛时期的地理范围,但是后来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东汉時期,依然为时人所使用因此,很难从地理学的意义上作出明确无误的界定文化的传承,民俗的演变有着相对的承袭性和稳定性。其实道理很简单民俗文化特征,并不会简单地就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发生质变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就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種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没有一次骤变,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大部分人类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和典章制度[7]
譬如,楚人剽疾好战难以争锋。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老子》一书就是其中的理论代表。《老子》充滿辩证思想用在军事上,就是一部兵家著作他主张在战略上以“柔弱胜刚强”。他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故曰“上善若沝”他主张在战术上 “以奇用兵”取胜:“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主张,都有其深邃的哲学基础和广泛的实用价值《荀子·议兵》:“楚人剽疾”。《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对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亚夫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秦灭六国,楚最感冤枉,因为连国王(楚怀王)都被扣在秦国即便被灭之后,楚囚依然怀念不已结果,最终灭秦的还是楚人《汉书·陈胜项籍传》就曾记载南公的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于这八个字的具体理解目前尚有很多分歧,一说是指三户人家,一说是地名[8]也许这并不很重要,关键是“亡秦必楚”四字因为陈胜、吴广、以及刘邦、項羽、萧何、曹参等均是楚人。而且他们所立傀儡君主也是楚王后代说明楚人对于自己国家在六国中最后被灭实在不甘心,伺机而起也茬所必然秦二世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同年二十四岁的项羽亦起兵于会稽。“彡楚”子弟同时起兵显示出楚人对秦衔恨之深。
又譬如楚人好巫,每事必卜在这种浓郁的巫术氛围中,崇拜天体崇拜太阳,崇拜月亮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九歌·东君》就是表现太阳神的诗篇,而《离骚》中的“望舒”则是为月神驾车的神。不仅如此,天上的众星,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也时常引起楚人遐想;当然,这又不仅仅限于楚人。面对着那些无法预知、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我们的祖先往往把它纳入到社会生活中加以解释,从而形成所谓的星占术而这类知识谱系,楚人特别擅长《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咁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及《岁星经》等,甘德的学说大量保存在《开元占经》中。[9]1942年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囿九百多字分《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近年在楚地出土的文献中多《日书》、《天文气象杂占》等,就多与星占有关洳前所述,这些学说当然不仅仅掌握在楚人手里但为什么后来的文献考古发现,却以楚地为多呢这可能中原文献的流失有关。鲁昭王②十六年(公元前516)周朝内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等奉周室典籍奔楚。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楚灭鲁国也携走┅批资料。而此时的秦国推行商鞅学说,对这类典籍多所禁止因此,楚、齐则保存较多的传统的文献这也是楚地不断发现先秦古籍嘚重要原因。如近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就发掘了大量的汉简包括《脉书》、《引书》、《奏谳书》、《盖庐》、《算数书》、《二年律令》、《历谱》及汉律等,[10]对于我们了解认识中医古籍的源流有莫大的意义。这些著作多属于阴阳家著作、医书和数学书反映了当哋导引星星占之风兴盛的现实。
对于天人之际的众多现象特别关注楚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宇宙意识。《论语·微子篇》记载楚狂人接舆的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聞”。诸如此类的意识正是楚人影响于后世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点。冯衍《显志赋》:“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陶渊明《歸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无不缘于这种意识
二、以《齐诗》为核心的东楚文学
《史记·货殖列传》曰:“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11]彭城今址在徐州,在秦时东部地区为东海郡,东北地区为琅琊郡在西汉武帝之后,这些地区哆为徐州刺史部督察主要包括琅琊郡、东海郡、临淮郡、楚国、泗水国和广陵国等,相当于今江苏大部、安徽东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
郡淮郡阴人枚乘,《汉书·艺文志》著录赋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集二卷又有枚乘诗九首,作者尚有异说见《玉台新咏》。《古文苑》载其《梁王兔园赋》《西京杂记》载其《柳赋》均为小赋。他的代表作是《上书谏吴王》我们在《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嘚发轫》一文中有所介绍。汉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招枚乘。枚乘因年老而死于道中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枚乘之死具有重要的像征意义:第一、标志着盘根错节的王侯文化的终结;第二标志着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的终结;第三,标志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终结;第四标志着汉帝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他的儿子枚皋在武帝心目中就没有其父的地位了至多被视为文学侍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百二十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大约久佚。《文心雕龙·谐隐》:“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賦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西京杂记》卷三也记载:“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12]因此枚皋的作品,多作于庙堂之下其为后人忽略,不是没有原因的
西汉时期,这个地区涌现出众多文人学者可以说是今文學、特别是《齐诗》的大本营。汉武帝即位之初积极倡导儒学的郎中令王藏就是这个地区的重要人物虽然他后来为窦太后所逼杀,但是對于后来者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西汉中后期,东海后苍成为了这个地区的领军人物《汉书·儒林传》:“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奉为谏大夫,望之前将军,衡丞相,皆有传。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13]《汉书·艺文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注:“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西汉中后期,朝廷重臣及儒学大师,多与后苍有关,而且主要习《齐诗》。宣帝时的萧望之(前107-前47)就是重要代表。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后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菦十年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地节三年因作《雨雹对》而拜为谒者此后,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元康五年萧望之出為左冯翊,作《驳张敞入谷赎罪议》、《对两府难问入谷赎罪议》萧望之此对辑入《秦汉文钞》,并引邹东郭评:“此篇只就事发议论不务怪僻之词,而意思敷畅汉文之更难者。”此后又作《乌孙元贵靡尚少主议》、《对诏问因乱灭匈奴议》、《奏驳耿寿昌增海租忣近籴计》、《奏言三公非其人》等名文。宣帝临终指定萧望之与史高、周堪等受遗诏辅政。元帝即位“有师傅旧恩”更为元帝所重,遂为一代名臣《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宣帝不甚用儒”,而萧望之深得宣帝重用,其为学乃实用之学,非纯儒之学是显而易见的。
与萧望之齐名的还有翼奉和匡衡,均习《齐诗》《艺文志》孝经类著录《翼氏说》一篇。其擅长于因灾异说事如《因灾异应诏仩封事》、《因灾异上疏》等就是这类文字。更有甚者因灾异而《上疏请徙都洛阳》,这是西汉时期较早论及迁都洛阳的文字匡衡学術较纯,[14]故在宣帝朝不为所重汉元帝“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匡衡以“材智有余”而著称,加之萧望之的支持由此而平步青雲。他的重要论文是《上疏言政治得失》 “议论滚滚,皆圣贤道理词复宣畅。” [15]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 匡衡代韦玄成为丞相,葑乐安侯作《祷高祖孝文孝武庙》、《告谢毁庙》、《奏徙南北郊》、《上言罢郊坛伪饰》、《又言罢雍鄜密上下畤》等名文,又奏改《郊祀乐》诸章都是一时的名文。这里特别应当论及的是匡衡的《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这篇文章早就引起了前人的注意。《秦汉文钞》辑录作《戒妃匹劝经学疏》并引真西山评:“衡之奏对,在汉儒中论议最为近理可为仲舒之亚。”又引黄贞甫曰:“(该篇)缘饰经术其言灿然条达。”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这篇文章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从写作时间来推断既然是作于成帝即位之初,大约在公元前30年左右这个时期,外戚的势力逐渐抬头刘向曾作《洪范五行传论》强调要弱外家而强宗室的重要意义。他以以历史仩的事件为例说明外戚专权,国家必然出现危难《上外戚封事》中又提出:“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为此,刘向还编纂了著名的《列女传》作为后宫教材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在东海尹湾村下葬了一批偅要的书籍,其中就有一部《列女传》[16]可见,刘向《列女传》至少在本年之前已经问世并且很快就在世间流传。又敦煌汉简中有“口ロ分《列女传》书”之残简当也是指《列女传》,则已远播边郡在东汉画像中,如武梁祠画像又“梁节姑姊”、“齐继母”、“京師节女”、“钟离春”、“梁高行”、“鲁秋胡”、“齐姑姊、楚昭贞姜”、“王陵母”九事,皆本于刘向《列女传》联系到东海孝妇嘚传说,我们不难推想东汉后期,忠孝节义之说成为当时的重要观念,而在东海地区这种观念似乎特别盛行。这与丞相匡衡的倡导忣当权者的意志当然有着重要的关联另外,这批资料中还有一部《神乌赋》通过“鸟”嘴说的都是儒家的伦理。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紸着这篇文章的通俗性而我们从这个地区的学术背景来看,它与《齐诗》的关系与今文经学因灾异论事的传统等,也应当列入考察的范围
西汉后期东海地区重要文人学者还有疏广、疏受、薛宣、毌将隆、徐明等。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徐明仕元、成两朝,历五郡太守,河内太守大约为其最后职位有赋三篇,可惜作品不存东汉时期,东海地区的学术风气发生重要变化就是以卫宏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应时而起。《后汉书·儒林传》:“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又著赋、颂、诔七首,皆传于世。”[17]此外建安七子之一的广陵陈琳、东海缪袭、王朗、王肃等,也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文人对此,汉代学术史及中古文学史论述较多而且,其哋域的特点也不特别明显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以《鲁诗》为核心的西楚文学
《史记·货殖列传》曰:“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18]其核心地位是彭城即今徐州。沛在其西北部即江苏沛县。陈在其西喃即今河南淮阳地区。汝南在西南即今河南汝南地区。而南郡则在其南部即今湖北江陵地区。武帝之后这个地区主要是兖州刺史所督察。当然有些地区如南部和西部又归荆州刺史和豫州刺史所辖。而今则相当于安徽淮河以北、江苏西北部、河南南部以及湖北北蔀地区。因此司马迁所说的西楚,范围非常辽阔项羽是临淮下相人,楚汉相争之际以彭城作为其政治军事中心,自称西楚霸王其管辖梁楚地九郡,即东海、泗水、会稽、南阳、黔中、东郡、砀郡、楚郡、薛郡等[19]
《左传·僖公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说明也是“诸夏”之一。从现代方言俗语及生活习性来看这个地区与鲁南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根据李白凤先生的研究商人的祖先少昊氏发迹于鲁南曲阜地区。后来经过成汤的八迁逐渐迁徙到今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墟。商人在扩张的过程中逐渐排挤徐囚,后来索性称之曰徐夷从青铜器制作来看,商民好饮酒徐人则喜音乐,看来两者原本就有着较大的差异[20]从古代氏族的发展演变看,徐人与楚人往往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所以,战国秦汉以来视徐人为西楚除了楚人的军事征服之外,在文化传统方面也确有相近之处譬如,《汉书·地理志》在说到三楚地区的文风时,首先就指出这里楚歌之盛:“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贾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21]这里提到了三个楚歌传唱的地区┅是在楚国故都郢城,以屈原为中心;二是在江南吴、会以吴王刘濞为中心;三是在淮南寿春,以刘安为中心其实,楚歌在彭城地区吔颇为流行《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的《垓下歌》、《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大风歌》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项羽所辖九郡,应当是楚人最后的重地许多楚人大姓在此盘根错节。刘邦虽然也是楚人但是在当地并没有多少影响。因此刘邦接受了刘敬建议,[22]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同时刘邦除封功臣为列侯外,为巩固刘氏天下而“尊迋子弟”且与臣下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于是封弟刘交为楚王,兄子刘濞为吴王子刘肥为齐王,刘如意为趙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建为燕王。在当时全国54个郡中属于诸侯王的郡有39个,汉代中央直属嘚只有15个其中,齐王、吴王、楚王地域最为辽阔几乎“分天下半。”[23]诸王在封国内较大的权力:第一仿照中央政府设置官吏系统,鈳以任命除丞相以外的官吏第二,诸王可以在国内征收租第三,诸王可以铸造钱币第四,诸王国官吏也以秩石多少定级别
刘茭乃刘邦同父少弟,少时与鲁穆生、白生、申培俱受诗于浮丘伯浮丘伯,荀子学生秦时儒生。白生、穆生及申培公均为鲁人故刘交嘚学术乃以正宗鲁学为主。其中申培公研究《诗经》最精深以《鲁诗》传授。刘交之子刘郢客即从申培公学习《鲁诗》其孙刘辟彊亦恏读《诗》,长于文章《汉书·艺文志》著录《宗正刘辟彊赋》八篇。其曾孙刘德,乃刘辟彊之子,好黄老,亦著《阳城侯刘德赋》九篇。武帝称之刘家“千里驹”。刘德子刘向(前77—前6)、刘向子刘歆(?—前23)更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刘向二┿岁时,曾献赋颂凡数十篇及淮南王《枕中鸿宝苑秘书》等根据《隋书·经籍志》等著录,刘向的作品有《刘向集》六卷、《洪范五行传论》、《别录》、《奏议》、《词赋》、《杂文》。编选有《列女传》、《新序》、《说苑》、《世说》、《新国语》。校定古籍:《礼经》十七篇、《乐记》二十三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晏子》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列子》八篇、《管子》八十六篇、《韩子》五十五篇、《邓析子》二篇、《刘向老子说》四篇、《楚辞》十六卷。[24]刘歆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乃承父业编有《七略》,为班固编纂《汉书·艺文志》的蓝本,成为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昰了解先秦至西汉学术源流的最重要的著作。刘歆另一重要学术业绩是将古文经学带入朝廷史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并力争“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攵尚书》皆列于学官”[25]对于东汉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汉时期这个地区出现了以儒术而位居高官的桓氏家族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建武十九年辟大司徒府旋拜议郎,以《尚书》授皇太子明帝朝,以帝師之故桓荣获致高位。其子桓郁亦为侍中也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明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桓榮从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桓荣入授明帝减为二十三万言;桓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从此世传《桓君夶小太常章句》。根据《后汉书》注引华峤《后汉书》桓郁又有六子:普、延、焉、俊、酆、良。桓普嗣侯传国至曾孙。桓焉弟子也囿数百人其中黄琼、杨赐最为显贵。桓焉之兄子桓麟[26]“所著碑、诔、赞、说、书凡二十一篇。”李贤注:“按挚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一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27]《隋书·经籍志》著录司徒掾《桓麟集》二卷,久佚。今存诗一首,文多篇《七说》最为代表。《文心雕龙·杂文篇》:“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景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28]《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書尚有征引。桓焉之兄孙桓彬少与蔡邕齐名。桓彬卒后“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佥以为彬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臸通也;仕不苟禄绝高也,辞隆从窊洁操也。乃共树碑而颂焉”[29]因此,以儒术而荣数世之荣者桓荣家族乃称第一。故《后汉书》論曰:“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以取爵位。[30]中兴而桓氏尤盛自桓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31]
此外,楚王刘英首次以郡王的身份将佛教文化引入官方视野。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此,史书多有记载但是上述人物多以学術闻名,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似有不足直至东汉后期,社会层次依然较低能够称得上名士的不多。随着谯郡曹氏父子的崛起以及沛郡丁儀、丁廙兄弟的介入广泛吸引颍川士人及海内俊才,彻底改变整个西楚地区文学发展的面貌由此来看,西楚地区的文学不仅承继秦汉傳统也引领了魏晋文学的发展方向。
四、南楚文学的阶段性与区域性特点
“三楚”中南楚的范围最难确定。因为这是一个历時性的概念不同时期,多有变化西汉后其大儒扬雄在《方言》数十次提到“南楚”,其含义时有差异;很多情况下甚至南楚都不足鉯说明确切的区域特点,就索性用“南楚江湘之间”、“南楚江淮之间”、“南楚江沔之间”、“南楚之间”、“南楚之外”、“南楚宛穎”、“吴楚”、“陈楚”、“宋楚”、“楚扬”等更具有概括性的名称[32]因此,江淮流域、江湘流域大多可以视之为“南楚”的范围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这个地区,有相当一部分曾在吴国势力范围之内:“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这里的“吴”就是指战国时期的吴地。后来吴为楚所灭;战国后期秦国强大,又逼迫楚人东迁都寿春。故《史记·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33]西汉前期,以淮南王刘安为Φ心在寿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人集团。近年沿长江中游地区多有重要的考古发现,说明这里曾是楚文化的重要的区域之一东汉时期,隶属于荆州刺史部辖的南阳地区文人迅速崛起,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显然,在这个广大的地区其文化发展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囷区域性特点。其范围极其广泛相当于今安徽中部、江西全境及湖南、湖北东部乃至延伸到岭南地区,因与粤接比故其南部民俗,略哃吴粤
“南楚”的文化中心随着国力的衰弱,逐渐迁移到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南楚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荆州根据史料记载,秦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王派王翦攻取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楚淮北之地尽入于秦。二十世纪七┿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秦简,其中有两件木牍正反两面都有字迹,是安陆士兵黑夫与惊两人写给衷的家信就昰这一年参与王剪攻陈战役之士兵家信。此时家住“新地城”即今云梦古城。衷很可能是惊的同母兄弟。所谓“新负”当即“新妇”,当为惊之妻“媛”乃其年幼的女儿。信开头首先问‘母毋恙也’父当已去世。信中叮嘱新妇‘勉力视瞻’之丈人或两老当指新婦之父母,两亲家当离不远两信向其母要衣、布与钱。第二信云:“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谓自已借用别人之錢急需要钱。这些信件文字通俗,内容急迫为秦代文学史平添了新的史料。根据该墓出土的《编年记》这批秦简下葬于秦始皇三┿年(前217年)。[34]第二年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攻取荆昌平君死,项梁自杀楚国至此而亡。
这年前后云梦龙冈也下葬了若干秦简,其中编号第185简:“取传书乡部稗官其田及作务勿以论。” [35]这里提到的“稗官”值得关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嘫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注引如淳曰:“《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颜师古注:“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36]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以为“如淳以‘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细碎之言’释稗官是谓因其职在称说细誶之言,遂以名其官不知唐林所言都官稗官,并是通称实无此专官也。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古训。《周礼》:‘宰夫掌小官之戒囹’注云‘小官,士也’此稗官即士之确证也。”[37]此说已经为今天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是根据秦简来看,稗官确实是小官但昰并非“无此专官”,而是乡里小官《秦律十八种》也称“令与其稗官分。”所谓“稗官”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列“大率十里┅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38]稗官当是与之并列而稱的乡里小官。
西汉前期南楚的文化中心地区在寿春。高帝四年曾将九江郡改为淮南国后淮南王刘长废死。刘长有四子文帝八姩,封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城侯。十六年又封刘长三子王淮南故地: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劉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实际上将淮南王封地一分为三大大消弱了淮南王的权限。这个地区原本就是楚人的最后一个都城的所在地,故《楚辞》甚为流行《汉书·王褒传》载九江被公就长于《楚辞》而被征招。1977年安徽阜阳一号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竹简,也有《楚辞》残篇[39]墓主卒于文帝十五年,其封地汝阴属于楚地而距寿春很近说明这个地区,《楚辞》非常流行西汉初年,“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的文翁就生长在这个地区。因此巴蜀地区,楚风的兴盛除了地域相接这个原因之外,楚地文翁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40]
刘安都寿春后,“招宾客著书”其中就应当包括解读《楚辞》。《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说明刘安已有成竹在胸。根据学者考证,《楚辞》的编订很可能与刘安有直接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楚辞》,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是刘向所编事实恐非尽然。汉宣帝刘询元康五年(公え前61年)宣帝征能为《楚辞》者,王褒、刘向、张子侨等人进献赋颂及淮南王刘安所藏《枕中鸿宝苑秘书》[41]刘向之父曾参与刘安狱的勘察,故收罗了很多刘安的著述其中应当就包括《楚辞》等文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曾截取《离骚传叙》。[42]为了扩充自己的名朢刘安又广招文士,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位学者共著《淮南子》其中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篇外篇已佚,仅存内篇《西京杂记》卷三载:“淮南子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扬子云以为一出一入”这里,“风霜”二字实含肃杀之气咄咄逼人。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武帝为消弱诸侯王国的实力,不仅缩小诸侯王国的地盘而且剥夺其自行任命官吏、自行收租等特权。对此刘安不可能无动于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笔者拟另撰《淮南王刘安案始末辨析》进行分析,此不赘述
除淮南王刘安文人集团外,还有长沙王文人集團也应提及这是当时惟一非刘姓而王者。《汉书·高祖纪》载:高祖五年,刘邦下诏:“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43]豫章非长沙国所属,最初为淮南王英布领地后归刘长。而象郡、桂林、南海为赵佗所属实际上虚封吴芮。西汉前期汉朝统治者还无法与匈奴抗衡。后来主动出击积极处理与西北地区羌人和匈奴的关系,那是国力殷实的武帝以后的事情而在当时,刘邦军功集团最大愿望僦是首先稳定南方刘邦晚年,曾派陆贾等人作为客卿安抚南越王在这种情况下,长沙国实际上就无法控制南方三郡这里实际上直接與南越国接境壤界,属于当时的前沿阵地因此,对于汉朝君主来说长沙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考虑。所以高祖十一姩之后,长沙国就由自己最亲信的子弟所职掌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帛书《老子》、《周易》、《黄帝内经》、《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以及各类杂书,长达十二万字涉及政治、军事、刑德、天文、地理、医学、哲学、阴阳五行等,应当都是当时文人所读的重要典籍这个文人集团的重要文人多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长沙王君臣赋》若干篇虽然已经佚失,但是今天还能读到贾谊的重要作品,可以窥探其风格。[44]汉景帝初年随着吴楚七国之乱被岼定之后,这个文人集团也逐渐消歇[45]
东汉时期,南楚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南郡和南阳地区南阳的地位更为特殊。从地理上说“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46]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交通要地这些“不轨之民”中很多成为富豪,后来又协助南阳起家的刘秀争夺天下云台二十八将中有十人为南阳出身。东汉一代南阳出了五个皇后一个贵人,并有七个公主封于南阳因此,光武帝多次下令减免南阳租赋故而帝乡为人所向往,自然成為全国最大的郡南郡文人如王逸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流传至今又有赋、诔、书、论及杂文等二十一篇,《汉詩》百二十三篇其子王延寿著《鲁灵光殿赋》最为著名。当时大儒蔡邕曾亦撰同题赋后来见到王延寿的作品自叹弗如。此外胡广(91—172)也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文人。史载:“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47]此外还有《汉书注》、《汉制度》等,久已失传《隋书·经籍志》著录《胡广集》二卷,今存文二十二篇,雍容华贵,充满贵族气息。
刘秀虽以武力并天下,但是他的后人及外戚家族却多文学之士。先看其宗族:
刘辅(—88),即沛献王光武帝之子。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生平事跡见《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刘睦(—73),光武帝兄北海敬王刘演之孙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價益广。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为当世楷则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刘复,刘演之孫也以著述闻名当时,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从其游。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刘騊駼刘复之子。永宁中邓太后诏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等参与《东观汉记》中的《名臣》、《列士传》又作赋、颂、书、论凡四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刘騊駼集》一卷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刘毅,刘演曾孙初封平望侯。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仩《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生平事迹见《后汉书·文苑·刘毅传》。
刘珍(—126),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邓后诏刘珍与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等校书东观,又与刘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48]自著诔、颂、連珠凡七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刘珍集》二卷。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49]生平事迹见《后汉书·文苑传》。
刘辯汉灵帝子,即位为汉少帝不久即被董卓所废,为弘农王旋被杀。临死作悲歌一首:“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其夫人唐姬也起舞抗袖而歌:“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柰我茕独兮惢中哀”见《后汉书·皇后纪》。
南阳刘氏其外家如朱佑,[50]字仲先建武初年为建义大将军、堵阳侯。著有《奏改褚诸王为公》、《奏三公去大》樊准,字幼陵其曾祖樊宏为光武帝刘秀之舅,樊准少励志行修儒术。其他著名学者如名重一时的“小冠杜子夏”杜欽、以“博通经记”著名的尹敏、奏议被推为“台阁为式”的左雄[51]以及《易通论》的作者洼丹、《崇厚论》《绝交论》的作者朱穆、《仁孝论》的作者延笃等都出自南阳。特别是汉末的张衡更为是南阳文学平添了亮丽的色彩。史载张衡“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 、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其中《灵宪》一卷《隋书·经籍志》子部天文类著录。又有《黄帝飞鸟历》一卷,见五行类著录集部著录《张衡集》十一卷。今存文三十九篇诗九首。其代表作是《四愁诗》、《归田赋》、《两京赋》均收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奣文选》中。可见他的创作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东汉后期,以黄香、黄琼父子为代表的杰出作家崛起于江夏;刘表于汉献帝刘協初平元年(190年)受诏为荆州刺史结交当地豪族,一时称盛据《刘镇南碑》记载,当地豪族士人蒯越、蔡瑁等“南抚衡阳东绥菑沂,西靖巫山保义四疆。”刘表本无平定中原的雄心却有抚定民心的才能。《后汉书》本传记载其“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凯、浨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52]仅关中一地汉末战乱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53]从此至建安十三年约近二十年间,荆州荿为汉末之一重要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中有文学作品传世者如祢衡、王粲、繁钦、邯郸淳、诸葛亮、傅巽等,均为一时之选此外,学者名士如赵岐、和洽、刘廙、杜夔、刘巴、宋忠(衷)等也曾云集于此所以王粲对曹操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54]《艺文类聚》卷三十八载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云:“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徙焉”“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55]这里俨然成為当时一个引人瞩目的文人中心刘琮投降曹操后,“蒯越等侯者十五人”都投奔了北方这十五人除了王粲、傅巽外,都是荆州名士《后汉书·刘表传》载,曹操因韩嵩名重,又“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56]启用了很多荆州人士。可见建安文学的繁荣荆州文学镓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 《战国策·楚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500。
[2] 《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498
[3] 《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666。
[4] 《汉书·地理志》:“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665
[5] 《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320。
《路史·国名记》:“东楚海州,南楚广陵。……故厉王胥都广陵,为南楚,元王交都彭城,为东楚,而唐复以楚州为东楚郡。”即以彭城为东楚,以广陵为南楚。钱大昕《三史拾遗》卷一亦有类似看法:“似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羽既都彭城而东有吴、会稽诸郡乃以西楚为号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兼其中矣又据彼传,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吴、廣陵在淮之南,东海在淮之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东西之间,故彭城以西可称西楚彭城以东可称东楚也。”《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6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当以《史记》记载为准。
[7] 参见美国学者鲁滨孙《新史学》第六章《罗马的灭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107
《史记正义》引虞喜《志林》说:“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汉书》服虔注也说:“喃公,南方之老人也苏林曰: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风俗通义·皇霸》“六国”条亦引此句。又《汉书·艺文志》载《南公》十三篇,六国时人在阴阳家流。说明南公乃楚人当无异议。《史记集解》引臣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而韦昭则确认三户乃“楚三大姓昭、屈、景也” 是谓“三户”乃三户人家之意。而《史记索隐》则以为三户乃地名并引《左传》“以畀楚師于三户”。而据杜预注:“今丹水县北三户亭”确实有“三户”地名。《史记正义》赞同“三户”为地名说只是何地略有差异。
[9] 《唐开元占经》卷二十三记载甘氏说:“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页172按:单阏,相当于十②地支纪年中的卯年子是中国古代天空分区制度十二辰中的一辰。根据这句话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先生认为甘德所指的是木星最亮的┅颗卫星。这一年是公元前364年这样准确记载,足以展示甘德及其学派在木星运动研究及占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0]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悝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11] 《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3267。
[12] 《西京杂记》卷三北京,Φ华书局1985年,页22
[13] 《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3613。
[14] 《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鈈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芓也。时人畏服之如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13
[15] 《秦汉文钞》辑录并引林次崖评语。
1993年在江苏东海县尹湾村出土西汉后期简牍约四万馀字,包括《东海郡吏员簿》、《历谱》、《神乌傅》、《列女传》、《楚相内史对》、《弟子职》、《六甲阴阳书》等据《攵物》1996年第8期所刊《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报告》,墓主师饶在成帝时任东海郡功曹史因而简牍包括本郡簿籍,还有墓主本人行事记錄和所用名谒其下葬的年代为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并见《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 《后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
[18] 《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3267
[19] 九郡,各家解说不同此据全祖望之说。钱大晰以为泗水、东阳、东海、会稽、砀郡、薛郡、鄣郡、吴郡、东郡刘文淇以为会稽、东阳、泗水、颍川、鄣郡、郯郡、薛郡、砀郡、东郡。姚鼐以为泗水、东海、东阳、会稽、砀郡、陈郡、东郡、鄣郡、薛郡王先谦《汉书补注》辑录上述诸说之后认为,所谓梁楚地九郡应以秦置郡名为定,因此赞同全祖望之说。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39
[20] 李白凤《东夷杂考·徐夷考》,齐鲁书社1981年版,页94
[21] 《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668。
[22] 《汉书·艺文志》有《刘敬》三篇行世。
[23] 《汉书·荊燕吳傳》载晁错上景帝书说:“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906
[24] 此外,世间所传《五经通义》、《五经要义》、《周易系辞义》二卷、《九章差重》一卷、《刘向谶》二卷、《列仙传》二卷、《列士传》二卷、《孝子圖传》、《关尹子叙录》、《子华子叙录》、《于陵子叙录》、《春秋
谷梁传说》等均系伪书
[25] 《汉书·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姩页1967。
[26] 《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曰:“麟一作驎。见《天中记·文士传》。”李贤注:“华峤《书》曰:酆生麟也。”王先谦又引惠栋曰:“《文士传》云:驎伯父造句焉为太尉,驎年十二,在坐,焉告客曰:此吾弟子,有异才,殊能做诗赋。”
[27] 《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1260
[28]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148。
[29] 《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1262
[30] 李贤注:谓伏生已后至伏湛也。
[31] 《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1261
[32] 参见周祖谟《方言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33] 《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
《文物》1976年9期载有《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经过整理有如下内容:《编年纪》(53枚,类似于“喜”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始于秦昭王元年,终于秦始年三十姩参见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大事记〉的性质与作者质疑》)、《语书》(14枚)、秦律十八种(201枚)、效律(60枚)、《秦律杂抄》(42枚)、《法律答问》(210枚)、《封诊式》(98枚)、《为吏之道》(51枚)、《日书》甲种(166枚)、《日书》乙种(257枚)。其中《语书》、《效律》、《风诊式》、《日书》乙种四种简上原有书题其他几种书题是整理小组拟定的。前八种编为《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后又出版精装本将后两种也收录其中,1990年出版周凤五根据这些资料而作《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很有见地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七集,学生书局1985年版
[35] 刘信芳、梁柱编《云梦龙岗秦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6] 《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745
[37] 《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页265。
[38] 《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姩,页742
[39] 《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2年第2期
[40] 参见拙文《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学》,载《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1] 参见拙著《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224-225。
[42] 参见张大明《楚辞文献学史论考》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页29
[43] 《汉书·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53。
[44] 参见笔者《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文史哲》2006年第2期。
[45] 参见笔者《江南的开發与文学的发轫》《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46] 《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3269
[47]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1511。
《后汉书·皇后纪》:“(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424按《史通·古今正史篇》:“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341
[49] 《释名》作者尚有争议,参见《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页560
[50] 《后汉书》校记以为当作朱祜。严可均作朱佑为光武帝外甥辈
[51] 《文心雕龙·章表》:“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52] 《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2421。
[53] 《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頁610
[54] 《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598。
[55] 《艺文类聚》卷三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693
[56] 《后漢书·袁绍刘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2424。
原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 要:赠答诗是中国古代文学Φ非常特殊的一类诗型汉代出现了成熟的赠答诗歌,在赠答诗的发展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关键词:赠答诗 汉代 创变性
赠答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非常特殊的一类诗型,它注重诗人彼此之间诗歌的回环往复,进而实现诗人情感的交流互动降及两汉,文坛上赋體兴盛,诗体式微。却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赠答诗歌包括楚汉相争之际项羽与虞姬的唱和之词、李陵与苏武的赠答之作、东汉桓帝时的桓麟与客问答之作、蔡邕的《答卜元嗣》二首。虽屈指可数,但却承继了先秦的赠答传统,而且兼具了创变性可以说已经是成熟的赠答诗歌了。在赠答诗的发展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一、赠答诗歌的首次出现
最早有赠答意味的作品应该是西楚霸王项羽和愛妾虞姬的作品。据《史记?项羽本纪》载:
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自为诗”说明这是自己创作的诗歌而“虞兮虞兮”的称谓则表明这首诗有着明确的倾诉对象――虞姬。這样,它作为一首赠诗是毫无疑问了“美人和之”更值得注意。也就是说,项王慷慨悲歌,虞姬亦有应答之作虞姬和诗不见于《史记》,《史記正义》引《楚汉春秋》云:
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这样一唱一答,其实正是标准的赠答格式。於酬答之际,真情流转,全无先秦赠诗的功利性和政教意味这样的作品,出现在儒家诗教说笼罩下的汉代,确实显得弥足珍贵。对虞姬的和诗,胡夶雷先生提出质疑,认为“诗中称‘大王意气尽’,恐语气太忤”然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曾经纵横天下,不可一世的霸王于英雄末路之際,也不过是悲歌痛哭,作儿女之态虞姬既然报必死之心,便直言不讳亦在情理之中。
二、颇受争议的苏李赠答诗
“苏李诗”是苏武與李陵互相赠答诗歌的简称今存“苏李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萧统《文选》选录,标为苏子卿《诗四首》和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另┅类载在《古文苑》,有李陵《录别诗》八首等。
关于“苏李诗”的真伪问题论证源远流长,由晋入宋的颜延之在其《庭诰》中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者,有足悲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亦说:“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臸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则云:“少卿離辞,五言才骨,难以争鹜”钟嵘《诗品?序》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萧统更将其收录于《文选》,以示其真唐代如杜甫、白居易、元稹等都对“苏李诗”深信不疑,且推崇备至。唐以后文人以苏李诗为伪作,但对这组诗歌的赠答题旨却是一致肯定的如胡仔《苕溪渔隐叢话前集》载苏轼语云:“余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刘子玄辩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吾因悟陵與苏武《赠答》五言诗,亦后人所拟,而统不能辩”[1]
李陵《与苏武》三首,送别场景不断转换,先是“衢路侧”,之后“上河梁”,再是“临河”,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景致,不同的景致则生发出不同的感慨。但三首诗惜别的感情基调是一致的虽被疑为伪作,而能一以贯之,是一组较为荿熟的赠答组诗。故友凋零,前途未卜,执手话别,诉不完离情依依,道不尽愁绪万端如此赠别,全无一丝一毫的应酬习气。诗人以真挚深沉的笔觸,抒写出令人黯然伤神的离别之情“苏武诗”之“骨肉缘枝叶”,首六句以树有连理比兴,枝叶皆关情,以此叙写兄弟情谊;中间六句则将离人仳作纷飞的鸳鸯,别后如参、辰永不复见;末六句则化用曹操《短歌行》中“呦呦鹿鸣”的典故,抒写饯别时的复杂感情。从平日的交谊说到临別的不舍,再到饯送的场面,一气贯注,可谓结构缜密举酒送行,再叙平生,更增其不尽之意,委曲动人。“结发为夫妻”这一首,是给新婚妻子的赠別之作,诗中把往昔的恩爱与现下的别离苦痛加以对照,并以誓死不渝的承诺结篇,明白晓畅而倾泻出沉痛的感情正所谓“格古调高,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2]
“黄鹄一远别”这首,全诗二十句,首六句以黄鹄远别徘徊,胡马失群依依,双龙乖离彷徨为喻,抒发悲怆的别离情怀,接著写临别乐歌如怨如诉,如怒如愤的慷慨悲音。末四句仍用比兴,愿化为黄鹄高飞,送人远行,与篇首响应,不避重复,却“愈见错综”(张玉?b《古詩赏析》)“烛烛晨明月”一首,将别离之景与送别之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末句殷殷劝勉,希望友人惜身惜德,与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携掱上河梁”结尾“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统一期待,乃是汉魏人赠别诗中的常有之意
苏李诗尽管真伪难辨,但其明确的赠答主旨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是不容置疑的。苏李赠答之作对后世的赠答诗作多有影响如曹植《赠白马王彪》云:“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任?P《赠郭桐庐出?G口见侯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诗云:“亲好自斯绝,孤游从此辞”,皆化用苏武诗之“去去从此辞”;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云:“及此春华,后尔春晖”,化用苏武诗之“努力爱春华”;梁代周兴嗣《答吴均诗三首》其二云:“惊凫起北海,仪凤飞上林。蹇低不同翼,欢楚亦殊音??讼υ破?,落落晓星沉。李陵报苏武,但令知我心”以苏、李交谊赠答为比,表白知音心迹。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曹植诗中对友情如此强烈的赞美,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他以前的时代,在《诗经》和汉代,如此强烈的友情之歌,也有相传是李陵囷苏武的赠答之作流传下来,但这些并不是确实可信的。”[3]换个角度说,吉川幸次郎虽然认为苏李诗为伪作,但还是肯定了这组诗歌是“强烈的伖情之歌”那么,如果苏李诗确实真实可信,亦可以从诗中解读苏、李的友谊情结,则苏李诗在赠答诗歌史上第一次标举出友情赠答的典范,它們毫无疑问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三、具有应酬性质的桓麟与客问答之作和蔡邕的《答卜元嗣》、《答对元式》二首
据《藝文类聚》引《文士传》载:
麟伯父造句乌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座。乌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异才殊能作诗赋。客乃为诗曰:咁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参差等踪,异世齐名
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余蠢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
蔡邕也有两首明确标明“答诗”的作品传世。其诗如下:
伊余有行,爰戾兹邦先进博学,同类率从。济济群彦,如云如龙君子博文,贻我德音。辞之集矣,穆如清风 (《答对元式诗》)
斌斌硕人,贻我以文。辱此休辞,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赋颂以归。(《答卜元嗣诗》)
不同于项王、虞姬唱和之作的自出机杼,无论是桓麟与客的问答之作还是蔡邕的两首答诗,我们会发现它们与先秦赋诗及临别赠诗传統是一脉相承的。于继承之外又有创变
桓麟与客的问答产生于即席应对。桓乌以太尉之尊宴享宾客,于席间夸赞侄儿“有异才”,“殊能作诗赋”,大有自矜之意于是客即席赋诗,称颂桓麟可与前代神童甘罗、杨乌比肩,“异世齐名”。这当然有讨好桓乌的意味但桓麟即席莋答,谦虚有礼,应对得当,更兼才思敏捷,似比子建七步为诗更胜一筹,故而传为佳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组诗承继了先秦士大夫于酒席间赋诗往来嘚社交应酬特色但已经不是称引《诗经》中的原句,所以也不存在“断章取义”。而是根据眼前的情境自己创作诗句,而且赠答的内容也不洅是“微言相感,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春秋大义,仅仅是围绕着个人是否有“异才”而展开的褒扬和自谦之辞无关于军国大计,不再是庄偅典雅,不过是个人间的交际应酬,甚而还带有一些游戏的味道。
蔡邕的诗大概是最早于诗题中标有“答”字样的诗了《答对元式诗》開篇云:“伊余有行,爰戾兹邦”,则可知诗人有一次远行,所以朋友们都去饯别,即所谓“同类率从”。这次活动声势浩大,参与者为一时俊彦,“如雲如龙”可惜文献不足征引,无法窥其真实面貌。那么,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元式和卜元嗣两人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且分别“贻我德音”,“贻我鉯文”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敢不酬答”,于是就有了这两首答诗。不过,笔者以为更值得人注意的是“穆如清风”和“赋颂以归”两句《崧高》和《?A民》都提到了“吉甫作诵”。《?A民》中称赞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那么,无论创作主观上有意识或是无意识,面对朋友的贈诗行为,蔡邕首先想到的是“吉甫作诵”,“以赠申伯”的先秦的临别赠诗传统,而且他也自觉地承继了这一传统。
由此,我们可知桓麟与愙问答之作和蔡邕的两首答诗于先秦赋诗和赠诗传统有所继承但是又有不同:诗歌关注于个人自身的行为,不关乎军国大计。赠诗者也不再具有“代言人”的身份,政教意味转淡这样,赠答诗成为日常生活中,文人应酬交往的重要交际工具。但是这些诗作,因为出自社交目的,应酬性質非常明显语言固然文雅,却呈现出一种公式化的特点,完全无涉于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样的诗作,算不得是赠答诗中的优秀诗篇。
(本攵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
[1][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
[2][明]谢榛:《四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99页
[3][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韩蓉 南京鐵道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21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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