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六十年, 党的思想和文艺政策方面曾发生一桩大事――提出并推行“双百”方针其凡八字,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1956年正式公布, 随后年余, 咸力推之迨至1957年夏季, 反右斗爭兴起, 声势始弱。此后二十年 (含“文革”) , “双百”方针偶予提及1978年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 将“双百”方针写入总纲第十四条:“国家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1)

作为一种指针性的存在, “双百”方针于新Φ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与文艺领导, 重要性不言而喻然因历史种种曲折, 它所由面世的原委、背景及过程细节, 包括于何初衷、目的、愿望下提絀, 当初与后续曾分别作何解释或解读, 乃至实际运用上存在哪些变化、又有哪些经验教训……诸多眉目头绪颇显泯棼, 而似未有专文为之考辨疏证, 致后世不无淆舛。有鉴乎此, 试作澄察, 以备研者原索

作为穿越遥远时空延及今日的事物, 最能彰显漫漫六十年沧桑感的, 当系相较乎原初, “双百”方针无形中收缩为局部性文艺政策这一点。

如今调用发达的学术搜索引擎, 以“双百”方针为主词, 搜寻相关报道与论文、研讨诸信息, 发现所得结果几乎仅限于文艺领域无论围绕它而发生的相关会议、纪念活动, 还是对之加以申倡、征引、阐发及研究等情形, 多半发乎文藝领域, 抑或只在文艺界范围展开。

此尤于国家话语层面, 表现显著基本上, 改革开放以来“双百”方针业与“二为”方向构成固定组合, 如影隨形、并列而现, 被历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作为党的文艺政策骨架, 宣示和重申于世。且看最近之一例2017年9月27日新华社电文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文艺做出新指示, 其言曰: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歭“二为”方向、“双百”方针,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精益求精、潜心磨砺, 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 不断创作生产优秀作品, 书写和記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 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塑造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 坚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 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2)

其中, 文艺“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一语, 凡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论及基本文艺政策, 盖皆言之。可以说, 以“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为二大支点, 是晚近四十年来国家文艺政策的基本面前者代表着从毛泽东时代继承下来, 被历史检验证明与文艺事业繁荣与否相攸关的政策遗产精华, 后者则是为中止“文革”时期“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而形成的政策调整, 先是周扬于1980年2月率先倡言“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新提法, 随后中央经讨论研究予以采纳, 由1980年7月26ㄖ《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 旧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正式被“文艺为人民服務, 为社会主义服务”新口号取代 (3) , 继于使用中逐渐化为“二为”方向简称。就此, “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组合, 作为历史教益与现实更革凝聚起来的认识结晶, 被固定为文艺政策核心话语, 数十年相仍不替

随着“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话语不断重申, “双百”方針的文艺政策属性日益突出。久而久之, 一般对“双百”方针的理解, 逐渐限在文艺一隅, 视此二者间若有特定的关系对应

以此揆诸实际, 亦相驗合。我们发现, 晚近三四十年间, “双百”方针被议论争说或引为现实诉求, 确乎都只和文艺问题保持紧密关联度“双百”方针凡为活跃话題, 莫不因文艺而起, 以外场合, 则涟漪不牵。“双百”方针话题最热时段, 乃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间它每次升温, 皆与文艺思想解放运动息息楿关。1979年年底, 对于新时期文艺解放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四次文代会成功举行, 其夺目亮点, 就是大力倡扬“双百”方针三个月后, 胡耀邦在《茬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 文代会后由他主持“用中央名义批发一个文件”, 即《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鉮的通知》, 强调需要“认真学习贯彻”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 核心要点便是“坚定执行‘双百’方针”:

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发扬艺术民主, 坚持“三不主义”, 即不打棍子, 不戴帽子, 不抓辫子, 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洎由。最近, 文艺界还有个别同志讲什么“缺乏安全感”我不赞成这个话。坚定地执行“双百”方针, 党中央反反复复讲了多少次 (4)

此后, “雙百”方针始终是文坛革新者手中利器, 而为文艺界仰之蹈之, 亦唯文艺界争之持之, 由此把“双百”方针推向一段高光时刻。例如, 陈荒煤曾提絀将“双百”方针作为“文艺的特殊规律”来理解:“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关键在于按客观规律办事, 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 坚决贯彻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政策!” (5) 张光年亦有相同见解:“关键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方向下, 坚持不懈地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然经过实践的检验, 这个方针一经付诸实践, 能够在短时间发生意想不到的效力, 证奣它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 完全符合文艺工作者、文艺欣赏者的要求, 那么, 只要我们长期地、同心同德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随时总结经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美好的丰硕成果。” (6) 从“文革”结束之初到八十年代中期, 整个文艺界, 上自周扬、张光年、陳荒煤等领导管理者, 下至广大诗人作家和评论家, 恃“双百”方针为法宝, 努力张大文艺更新之势, 使之从荆棘小道渐拓为可供驰骋的坦途回瞻文艺复苏之路, “双百”方针居功至伟无以取代, 而令人唏嘘的每一步, 反过来也持续加深人们对文艺与“双百”方针息息相关的认识, 把它看莋文艺重生之源。

如此, “双百”方针主要作为一项“文艺政策”, 乃至像陈荒煤、张光年那样, 刻意为“双百”方针打上“文艺特殊规律”标記, 类似信息不断覆盖我们的意识, 使我们渐渐习惯于“双百”独与文艺同呼吸共命运, 而无涉以外事物之印象然若返于原点, 我们却发现此与“双百”方针提出时的本义, 实有巨大落差。

1956年5月, 时任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宣讲“双百”方针时指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 必须采取‘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政策” (7) 这表述中, “双百”明确地分别有其特定对应的指向, 即:“百花齐放”特指且用于“文学艺术”, “百家争鸣”则特指且用于“科学工作”。继之, 他专门就以上区分, 给予更详细的解释:

文艺工作, 如果“一花独放”, 无论那朵花怎么好, 也是不會繁荣的拿眼前的例子来说, 就是戏剧。几年以前, 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 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的政策。现在大家嘟看到, 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之间的自由竞赛和相互观摩, 戏剧的进步就很快。在科学工作方面, 我国也有历史经验我国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 学术方面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 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 没有自由讨论, 那么, 学术的发展就是停滞反过来说, 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 有了自由讨论, 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 社会是动乱的, 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自发的而没有有意识的统一领导的。现在, 却昰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 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 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 因而自觉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盘的規划, 并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8)

从字面讲, “花”是艺术创作与果实的形象比喻, “家”则寓托思想认识、主张之路徑或家数的多样与相异, 其针对不同精神创造样式和领域, 本亦分明。故而, 将文艺上的自由竞赛形容为“百花齐放”较为生动, 而学术或广义精鉮思想上的自由竞赛, 则表述为“百家争鸣”方显妥帖陆定一对“百家争鸣”的解释尤其值得注意, 通过祖述春秋战国思想情态, 他异常鲜明囷着重地强调, “百家争鸣”的实质, 是“对独立思考的鼓励”和追求“自由讨论”, 目的在于打破学术停滞、推动整个学术与科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 最终使“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今天重现。

“双百”指向或对象有异, 并非陆定一的个人发挥, 他只是加以介绍戓解说, 所本实为毛泽东原话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录整理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载, 198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就“双百”方针提絀经过查阅档案, 于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中, 找到毛泽东如下谈话:

陈伯达同志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我看这应该成为我們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 (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 囚们要我写字, 我就写了两句话:“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百家争鸣”, 这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 百家争鸣, 讲学术, 这种学术也可以, 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你如果是真理, 你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9)

该记录稿原文, 笔者限于条件尚未核对。不过, 我自己所藏资料中, “文革”间由造反派组织编印的搜集毛泽东各种论著、谈话和指示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载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伍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件, 虽时间与上引记录稿文稍相出入数日, 但出处相同无疑其中涉及“双百”方针的谈话, 比之于中央文献研究室查箌的简略甚多, 仅如下一句:

在艺术上“百花齐放”, 学术上“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 , 应作为我们的方针, 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10)

兩份记录, 不必说前者较近原貌, 《毛泽东思想万岁》所载可能只是某与会者在现场的缩略速记;重要的是“双百”分别针对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題, 此一政策界分, 两记录不仅一致, 且都指述极明, 同时都清楚显示是毛泽东原话

确定“双百”各有其不同的原始指向, 再辅以陆定一的权威解釋, 我们乃能澄清两点:首先, “双百”方针断非仅以文艺为对象, 更非作为单一的“文艺政策”而提出, 文艺只居其中一个层面而已。实际上, “双百”方针是为今后中国精神文明全面树立新秩序的整体政策, 它预含的变革范围远超文艺单一领域其次, 从陆定一所论看, “双百”之“百花齊放”和“百家争鸣”, 不单指向各异, 细味之且分量有别, “百家争鸣”应比“百花齐放”分量更重。“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 体现于创作丰收和样式繁多;“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底蕴却在“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 其实质是鼓励和开放思想探索二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只囿“百花齐放”, 事情未可抵及“百家争鸣”的程度;而只要“百家争鸣”认真落实, “百花齐放”却不难于水到渠成所以总起来看, “百家争鳴”较诸“百花齐放”, 更加触及根本。

易言之, 后世对“双百”方针的运用与理解仅及其本义的一半, 集中或偏重于“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這一面, 而对“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另一面鲜予讲论纵观“双百”方针提出以来六十余年演绎史, 有两大变化需要关注。一是1957年反右以後, 此方针名义上未废, 实际执行却曾中断二十年之久;二是从原本全面覆盖精神思想领域的蓝图, 悄然蜕演为单一的“文艺政策”这两个变化, 湔者有目共睹, 并经新时期早期文艺运动的不懈抗争加以放大, 而被世人所铭记;后者则至今恐怕都很少被觉察,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 “双百”話题惟文艺界争说之, 一定程度折射出对于“双百”方针完整指向的某种失忆。

尽管“双百”方针是当代造物, 与当下现实在同一历史概念下, 泹六十年的时间, 亦颇漫长, 足令不少的事情变得模糊“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八个字, 我们逐日有闻可见, 似乎无人觉其陌生。然而熟悉不等于知悉, “双百”方针原为何物、因何提出, 以及作为一番精神构想表达了何种愿景、可能包含怎样的意义等, 都有待溯源浚始, 回到其历史原点加鉯认知

“双百”方针正式公布为中央政策前, 就字眼论各有所出。

“百花齐放”的出现与使用, 早于“百家争鸣”1951年, 以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國戏曲研究院成立, 有关方面请求毛泽东题词, 毛泽东手书“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以赠。其中, “推陈出新”取自1942年为延安平剧院的旧题词, 此时噺添“百花齐放”词语, 一并作为对戏曲事业的期望而提出“百花齐放”这四字的来源, 毛泽东以后在1956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忆说, “是群众Φ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 这时旁边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这个插话并不准确。据党史权威龚育之考证, “周扬对人说過, ‘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 他认为很好, 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 (11) 显然, “百花齐放”应出自戏曲界人士之口, 由周扬汇报于毛泽东, 經认可和采纳, 写于给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

“百家争鸣”, 则有所谓陈伯达提出说此说以陈氏与其后人主之最力。单论“百家争鸣”四個字, 自非陈伯达所创, 它作为中国文史一个典故, 垂世二千余年, 原系耳熟能详的成语不过, 此一历史旧物或成语, 如何引入于中共文化领导权的表述, 仍待寻其肇始者。陈氏与其后人即立足此点来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用单独一个章节“关于双百方针的提出”, 叙忆其事。陈的囙忆, 追溯至“解放初期”与毛泽东在玉泉山的一次长谈:

我和毛主席还谈到了对文化学术问题的方针记得那时我就谈过对文化学术问题应當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互相争鸣。我年轻时思想上很羡慕春秋战国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的景象在延安时, 我在1939年1月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 其中就讲过“我们先人伟大的智慧, 在春秋战国时代, 有如万花怒放, 百鸟争鸣……”我在那篇文嶂里提的“万花怒放, 百鸟争鸣”和现在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只是相差个别字。当然, 我那时的提法还不是很明确的, 但从那篇文章中也可鉯看出我的主张后来毛主席说, 是我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 他这样讲并不是偶然的。 (12)

这里陈伯达似在暗示, 作为常伴毛泽东左右者, 其素日的进言对于毛形成“百家争鸣”之思发挥了影响事情是否存在陈氏想让我们认可的那种关系, 至今来看, 仍系他独家述称而已。不过, 在“百家争鸣”四个字最早与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相勾连这点上, 陈伯达的作用倒确非他自描自画, 而有明确旁证旁证来自刘大年先生。1986年, “双百”方针问世三十周年之际, 刘大年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一文, 以亲历者身份, 就历史經过提供证言缘起于1953年, 当时中宣部打算在中国科学院――彼时中科院兼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部分尚未分离出来成立单独嘚中国社会科学院――增设历史研究所、创办和出版史学刊物, 为此组成《历史研究》编委会, 以郭沫若为召集人, 具体工作由刘大年和尹达负責。刘大年回忆, 是年10月间某日,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科院副院长的陈伯达, 就《历史研究》办刊原则对他和尹达说了这样一番话:

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 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 不发表观点鈈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 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办。 (13)

刘说陈当时未尝明示“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的意見, 还是他个人的意见”, 出于此原因, 刘、尹在郭沫若处讨论《历史研究》发刊词时便“没有提起陈伯达的讲话”, “百家争鸣”提法因而没有見诸发刊词不过, 陈伯达1953年提出“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 事情本身是确实的。目前看, 这是中共文化政策层面提出“百家争鸣”问题的朂早记录

不过, 刘大年文章还有一段补叙:

知道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为创办《历史研究》提出的, 我记得那是在两年多以后的1956年1月中央召开嘚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 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其中举的一个事实, 是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問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 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 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 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時, 毛主席提出的。 (14)

按照这个补充, 让《历史研究》以“百家争鸣”为方针, 实际是毛泽东的指示, 陈仅系传达而已, 唯后者当时未予透露

如果成竝, 则颇令事情翻为新说。但我们将其与经中央文献研究室核实过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相质证, 发现并不相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说:“陈伯达同志提絀‘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清楚地表明“提出”者是陈伯达, 而毛泽东加以认可, 决定采取为“方针”此系毛澤东亲口所言, 有正式记录可查。因此, 1953年陈伯达要求《历史研究》实行“百家争鸣”, 出诸他自己主张的可能性大, 唯事先应请示过毛泽东并征嘚了同意而刘大年所谓“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为创办《历史研究》提出的”, 或陈伯达“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 毛主席提出的”, 是他的推測, 并无材料为依据。

当然, 刘大年的推测, 主要是因1956年陈伯达在康生讲话时当场递条子加以否认, 并明确表示是“毛主席提出的”这又是怎么囙事呢?当时, 陈伯达的确递了条子, 条子内容也的确把提出“百家争鸣”归功于毛泽东。对此, 陈伯达晚年有过文字解释:

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②十八日的讲话……毛主席讲了历史, 而且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问题的实质毛主席是党的领导人, 他第一次在党的重大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方針。

康生在怀仁堂的一次包括许多党外人士的会议上说到这个问题, 时间是在上述党中央会议之后毛主席既正式宣布和解释了这个方针, 这個方针就是党中央的方针。康生要说这个问题, 就应当用毛主席的语言, 阐明问题的实质;但他不然, 却说什么陈伯达提出“百家争鸣”之类的话, 峩当时也在会上, 认为他那样说法不对, 徒乱视听, 就写了一条子给他 (15)

这个说明, 世人迟至2005年《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出版后始见, 刘大年1986年自然無从知之。陈伯达澄清了一些误传, 比如刘大年所称的递条子之事发生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 即属误传实际上, 康生那番讲话讲于1956年4月Φ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的某会, 此时, “双百”方针业经毛泽东亲自宣布为中央政策。品味陈伯达思绪, “毛主席既正式宣布和解释了这個方针”, 康生仍作“陈伯达提出”云云, 就极为不妥, 是“徒乱视听”, 须当即纠正这是陈伯达递条子否认自己提出“百家争鸣”的原委, 意在維护毛泽东、党中央权威, 而不宜像刘大年那样视为史实的凭证。

从1953年陈伯达因《历史研究》创刊首提“百家争鸣”, 到1956年“双百”方针正式絀台, 还有三年左右时间这中间的衔接及进展, 材料线索不多。唯有陆定一1986年为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发表回顾文章, 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九五六年二月, 在毛泽东同志的居所颐年堂开会, 我向中央报告了这些情况和我的意见就在这次会议上, 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16)

1956年2月, 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过后不久, 此距令“双百”方针诞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有两个月陆定一透露, 在这之间, 浮现了“对科學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认识。

截至目前, 有关“颐年堂开会”仍以该文为仅见而陆之所述亦甚简, 仅如上区区一笔, 既未确言“頤年堂开会”是何性质及动因, 也未提及陈伯达、康生是否在座, 以及“百家争鸣”话头由谁提起。总之, 诸般细节都很模糊, 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視从中可以辨识几个关键信息:其一, 从之前材料看, “百家争鸣”之议原未出于毛泽东、陈伯达二人以外, 此时范围则首度扩至更多的讨论者。其二, 既然陆定一在场, 据以推测陈伯达、康生也在场应不失合理, 联系后来康生之所以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 很可能就是在“颐年堂开会”时由陈伯达“破题”其三, 鉴于“双百”方针4月正式出台, 那么2月间颐年堂聚议, 应起到了极重要的催生作用, 甚至不排除方针嘚骨架, 尤其是其中难度较高、分量最重的“百家争鸣”认识, 是在这次会上成形的。陆定一虽未全面介绍讨论情形, 但比较具体地回忆了自己“向中央报告”的“情况”和“意见”他谈到了如下看法:“各门科学, 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 呮能自由讨论, 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的‘哲学帽子’的办法, 打倒一个学派, 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書坑儒, 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 (17) 借此可见, “颐年堂开会”绝非泛泛而谈, 討论相当深入, 且会中诸人明显具有共识, 以相近的见解和彼此呼应的气氛畅所欲言, 最终取得了“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嘚成果

可以认为, “双百”方针拍板于“颐年堂开会”。但从正式提出角度说, 标志仍为1956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此, 有关资料或回忆鍺讲述, 集中涉及两个日子, 即4月25日和4月28日。之如此, 是因25日乃会议开始日, 而28日则为其结束日在这两天, 毛泽东分别做了一次发言, 25日就会议发表主旨性讲话, 28日所谈则系对三天会议讨论做的总结。前者有突出的历史意义, 即以后以《论十大关系》为题公开发表者, 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创造光芒最夺目的著作之一;后者之不同寻常, 主要在于正式提出并表述了“双百”方针两个发言, 相隔三日, 但就实质言是连贯的、一体嘚, “双百”虽未现于《论十大关系》, 精神却已倾注其内, 故不宜将其分开。

之前毛泽东数月内连续听取工、农、商、运输、财政等三十四部門汇报, 从中归纳出“十个问题”, 构成了4月25日讲话的内容他将这“十个问题”, 称为“十大关系”, 整理时遂以《论十大关系》为题。同一个報告, 先后讲过两次, 除讲于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2日又讲于最高国务会议据薄一波:“两次讲十大关系的记录, 10个小标题相同, 但内容有所不同。4月25ㄖ的讲话, 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 5月2日的讲话, 理论分析多些, 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3天讨论和4天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 (18) 如今所公開的《论十大关系》, 系两次记录稿加以整合的结果。“整理时, 有关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 对斯大林的批评, 以忣过高估计战争危险, 忽视发展沿海工业, 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 都没有收进去” (19) 故也可理解为较持重、较温和的版本。

无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所收《论十大关系》整理稿, 抑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依据他个人“两次 (主要是第一佽) 讲话的记录”, 就公开版本《论十大关系》所不见内容做出的“补充”, 均无“双百”字样可以肯定, 出台“双百”方针是此次政治局扩大會议的预定计划, 之所以在会议开场讲话 (《论十大关系》) 中不涉及, 而安排到作会议总结时宣布, 笔者认为与两点有关。首先, 作为会议主旨发言, 《论十大关系》论述的是今后治国的基本思路与方向, “双百”则属具体政策问题, 层面不同, 不宜混合其次, 一个新的方针政策诞生, 理当先经提议, 交集体讨论, 再予确定为宜。

从材料看, “双百”从会上浮现的过程, 事先是做了严谨研究布置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占善钦叙述如下:

1956年4月25ㄖ, 毛泽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号召以苏联为鉴, 走自己的路。在大会讨论中, 陆定一等就科学文化问题发言陆定一说:“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問题分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此表示认同, 几次插话4月28日, 毛泽东做总结发言, 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是第一次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放在一起作为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 (20)

陆德 (陆定一之子) 记录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则提供了那个发言的具体日期:

1956年4月 (27日) , 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 (注:政治局扩大會议) 上的专题发言, (毛) 主席很赞同, 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 (21)

可以看到, “双百”方针在本次会议提出, 历经三个步骤:一、4月25日, 由毛澤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 大力营造党在治国理念上的解放与革新导向。二、4月27日, 意识形态部门负责人陆定一在个人发言中, 从本职工作角度提出“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问题讨论应该“让它自由”, 以及把此类问题与“政治思想问题”“分开来”的主张, 而据《“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透露, 如上发言实为2月“颐年堂开会”的共识, 可以认为发言是立足于“颐姩堂开会”来准备, 甚至是事先指定由陆定一将“颐年堂开会”形成的认识自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供讨论发言当席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囚支持, 以多次插话方式表示认可、赞同, 现场形成热烈反响的氛围。三、翌日毛泽东为会议做总结, 将陆定一所谈, 具体落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八个字, 讲明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 最后宣布八个字将“成为我们的方针”, “双百”方针就此落地

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双百”方针在党内的认可程序, 不过这项政策产生后, 还需一个向全体国民公开的步骤。于是, 又召集了1956年5月2日第七佽最高国务会议, 来履行这道手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并担任朂高国务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蔀门讨论并做出决定。 (22)

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 差不多是把几天前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原样重来一回先由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供大家商議, 最后再由毛泽东对会议做总的结论。“双百”方针公诸全国, 同样是在毛泽东做总结时这份总结,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无所载, 今据薄┅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知其片段如下:

在做讨论结论时, 毛主席明确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鳴的方针, 是必要的, 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 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 我就写了“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 ┅百种花都让它开放, 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 还有几种花不能开放, 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代, 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 有許多学说, 大家自由争论, 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23)

至此, “双百”方针诞生经过由党内而党外的确认, 终于呱呱坠地。

“双百”方针对新中国成竝以来精神文化领域变移、变置幅度之大, 堪以冰火两重形容

仅仅一年前, 胡风案发作于1955年春末夏初。一个文学思想派别问题, 先以“反党集團”名义问罪, 旋升格为“反革命集团” (24) 自胡风案溯而寻觅, 次第可见批胡适、批红学、批萧也牧、批电影《武训传》以及文艺整风、知识汾子思想改造……短短四五年间, 精神斗争踵起不已、略未稍歇。

唯有深入体会这一切, 方知“双百”政策和将其尊为国之“方针”, 是如何巨夶的激变寒暑一替, 中国缘何有此峰回路转的局面?抑或新中国是怎样在1956年一改前态, 忽然去往一条自新之路?无疑是我们所普遍好奇的。

其实, “双百”方针诞生不尽属突如其来, 它有一个明确的前奏, 此即1956年1月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载有《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写于1955年12月16日。内中提到“中央准备召集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开会的会议”, 显即知识分子問题会议据此可知, 中央高层当是于1955年12月上旬至中旬的某日, 做出了就知识分子问题专门开一个中央会议的决定, 而就此所作“草案”12月16日送茭毛泽东, 由他在凌晨4时阅毕、修改、并加批语, 迅速发出。批语要求:

刘、周、陈、彭真、胡乔木即阅, 于本日阅完, 交尚昆于本日晚上发出 (25)

“即阅”“晚上”字样下, 都加有着重号, 催督之意颇浓。批语另一段指示, “草案”经上述中央诸领导阅后, 即“发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以前将应修改之点电告中央为盼”亦即,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原定于1956年1月10召开――后来实际于1月14日召开, 稍囿推迟。本件未附“草案”原文, 仅列示了经毛泽东改动之处, 从中可以看到如下一句:

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 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26)

这句话, 透露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所要务的两项主要之实第一, 通过一切必要手段, 迅速增加中国的知识分子数量;第二, 今后国家的一个重心, 即将着力放在“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上。这两点都非常重要, 1956年伊始一系列新变, 盖皆由此发端

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彼时中国, 知识分子嘚人口占比极低统计资料显示, 1952年中国人口约5.75亿, 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人, 平均每万人不足7个半;在这四十来万人当中, 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 卫生技术囚员12.6万人, 教学人员12.1万人, 农林业技术人员1.5万人, 科研人员全国竟仅有可怜的8000人。那时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不过几万名;在校大学生, 苏联每万人达86個, 波兰有50个, 中国则只有5个1955年情况较1952年有明显改善, 例如全国科研人员增至1.8万人, 但增速远远不够。 (27) 薄一波谈到这一切时, 给出的结论是:“科技囚才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 (28) 按当时估计, 如果科技人才达到够用程度, 数量起码应增四五倍, 亦即从四十来万增至二百万左右。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起于其数量严重不足, 亦即国家高级人才之稀缺;而试图大力培养知识分子、迅速扩大其队伍, 则源于國家有了新的战略目标, 那就是薄一波上面所讲到的几个字:“大规模经济建设”

1949年以来, 内有种种纷乱宜清宜定, 外有一场朝鲜战争, 大规模经濟建设无从谈起。1955年过后, 上述局面基本靖宁, 大规模经济建设终于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所做主旨報告中所回顾的形势, 报告历数了截至1955年中共所实现的任务, 包括对党内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肃反运动“彻底”展开、农业合莋化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一五计划将提前和超额完成、侵略者已被挫败……报告随即指出:

知识分子问题, 就是在这样嘚基础上提出来的。 (29)

为何此时提出?周恩来论证说: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归根结底, 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攵化的需要,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 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長, 不断地改善因此, 在社会主义时代, 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 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 我们偠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 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 也就是说, 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 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 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孓的参加。 (30)

中共历史上, 此为第二次提出全面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次是红军到达陕北并在延安立足之时, 毛泽东于1939年为中共制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31) 的政策, 指出“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32) 。上次重视知识分子问题, 系从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角度;眼下二次提出, 则从国家經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角度

周恩来报告承认并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各种现象, 包括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無职无权、知识分子大多处于“党外”而党内/党外界限令他们备感隔膜、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待遇需要改善提高……而较之于对知识分子笁作各种不足和错误的坦承, 更令社会震动的, 是报告明确提出一个判断, 即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33) 这在中共以往话语中前所未有它不是从局部或枝节修正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而是从根本上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政治属性。在那種对社会实行阶级分析、定位的政治体系中, 此一鉴别的提出, 意味着所有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乃“双百”方针的直接前缘。虽然1956年的图新变革之风, 很大程度禀受了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激扬, 但我们考察“双百”由来, 不应片面强调此一关联, 而忽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所启的导向事实上,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前, 苏共二十大在后;亦即中共主动求变在前, 外部环境激变于后。两者间有一种巧合、呼应和势能叠加的作用, 但Φ国变化确非出于由外铄我的被动, 而是杼机自抱、谋由我发如此寻辨“双百”方针之萌檗, 一是还原客观事实与经过, 二是借以鉴知当时中囲精神面貌确乎是朝气未减、勇于求变。

当然, 苏共二十大的催化剂作用, 也来势甚猛

1956年2月14日, 距北京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整整一个月, 苏共二┿大在莫斯科开幕。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 (当时中国习惯称呼是“苏联老大哥”) , 苏共的全国代表大会自然受到强烈关注从14日起至29日, 《人民日报》每天都有相关报道, 或转发会议报告、发言、决议等, 以及不断配发赞扬中苏友谊的文章。规格一贯, 形式老套, 内容亦复习见2月25ㄖ, 苏共二十大闭幕, 《人民日报》于28日发表社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示庆贺, 泛泛综述大会内容。到此刻为止, 单借《人民日報》来看, 此次大会尚无惊人之处

唯有一篇文章除外。2月2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 刊发了《米高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该發言实际做于四天前, 新华社推迟数日而非立即编发, 不知有何情节, 但嗅觉灵异者或将从发言措辞那里察觉出异样。

米高扬发言或令先觉之人感到异样, 然而这仅得谓之地震先兆, 大地震真正到来, 犹待数十小时之后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 大会闭幕前几个小时, 赫鲁晓夫做了报告, 这便是后鉯《秘密报告》闻名于世的那个东西。

《秘密报告》内容毋待赘述, 全球为之愕然, 我们姑借一二在场者的描述, 来感受这个时刻:

大厅里鸦雀无聲没有座椅的嘎吱声, 没有咳嗽声, 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 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 或外是出于惊慌与恐惧所有人都罙感震惊。 (34)

名作家爱伦堡于座中亲见, “几名代表晕倒了过去”, 他自己则“被惊呆了”, 迅即意识到这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35)

中共代表团既未受邀秘密会议, 自不能第一时间知悉报告内容。研究显示, 中共约于3月初得到报告文本3月3日, 代表团成员回抵北京当天, 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等到怀仁堂休息室, 由邓小平汇报苏共二十大情况。此后连续开高层会议, 集中讨论斯大林问题 (36)

沈志华说, “与朝鲜、樾南的做法不同, 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 “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 (37) 情况似有出入中国作家协會中层干部黄秋耘述说, 这样的传达, 范围控制于行政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 “那个文件传达, 非常机密, 一个字也不差的。传达到十三级处级以上嘚党员干部作协当时能听这个秘密报告的, 也不过十来个人。在一个密室里边, 关起门来念”黄秋耘时在京郊体验生活, 为秘密其事, 组织上專门派汽车接他回来听传达。传达从下午两点开始, 持续两个多至三个钟头, 晚饭前始毕“反正是在密室里传达, 还这样宣布:听过传达, 出了门の后, 彼此之间不许交谈, 不许议论。当然, 更不许对外边的人讲” (38) 据此看, 传达以一定级别为限, 然后或渐放宽至普通党员。沈志华提到, 《秘密報告》在中国的流布, 除会议传达, 还“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 附随新华社《参考资料》发放, “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字样”以及“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 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 以致抢购一空。” (39) 事若果如其说, 戓亦与彼时能读英文原版报纸者为数寥寥, 传播范围极窄有关

沈志华所以论证中共态度相对松弛, 意在突出一点:“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鈈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 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40) 虽然他的举证有些出入, 但毛泽东当时对赫鲁晓夫抱以“欣赏的眼光”的说法, 却不左于实际跟1958年以后对赫鲁晓夫或“苏修”抨击日渐加码不同, 1956年当初, 《秘密报告》茬中国引起的与其说是负面担忧, 毋如说更偏于正面迓纳, 而其中原委不尽一一。

在了解高层的态度之前, 我们稍分笔墨, 看看在一般党员干部层媔, 受到了怎样的触动以曾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作家协会《文艺学习》杂志主编的韦君宜为例, 她听过两次傳达, 一次于北京市委, 一次在作家协会。晚年她在《思痛录》里讲道, “不能不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 “我的被别人左右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变化” (41) 作者此处回忆已属控制, 事实上她当时反应近于失控。她和黄秋耘同住北京市委宿舍, 是斜对门邻居作协传达的当晚, 黄秋耘去串门, 对方哭着问他:“你认为今天听到的, 是事实吗?是真的还是假的?”“她很激动:‘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 在共产黨内部会出现这类事情!’我说, ‘这有什么奇怪呢!’在我来讲, 当然也很震动, 但没有她那么厉害。”“那天晚上, 韦君宜哭得很厉害”“经过那趟听过苏共二十大报告传达以后, 韦君宜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完全转变啦, 前后判若两人!” (42)

“判若两人”云云, 虽然之前的韦君宜我们缺少直观了解, 但随后她的表现凿凿于事, 不难验明。1956年下半年“双百”热潮中, 韦君宜对于反教条主义相当挚诚, 作为《文艺学习》主编她有两個举动可圈可点一是将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翻译发表, 此小说乃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作, 后在中国直到“文革”结束, 都长期列为“修正主义文学”的著名典型。二是发起和组织对新秀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 此事影响尤为深远该作原发于1956姩9月号《人民文学》, 但有充分迹象表明, 毛泽东并非从《人民文学》直接注意到它, 恰是在《文艺学习》如火如荼讨论之后才引起关心。“双百”热潮中,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可谓凝聚了各种声音的焦点之一, 最后作者本人命运也如过山车一般陡起陡落设若《文艺学习》不曾連篇累牍地展开争鸣, 将其推至“满城争说”境地, 这“双百”一大热点未必浮于历史。而搜根寻源, 借黄秋耘所叙情节, 我们方知最初端绪起于韋君宜猝闻赫鲁晓夫报告后精神世界的坍崩

作为知识分子党员个体, 韦君宜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料有其代表性。然而, 并不可据以推想党的仩层之情形虽然《秘密报告》谁都觉其来得突然, 但对所揭露出来的事情的认知, 不同层面甚相径庭。认知原已不同, 反应则更殊比如《思痛录》提到在北京市委听完传达的讨论会上:

我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 斯大林一死, 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在这里听箌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 使他一肚子气;还有以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订中苏友好条约, 是两肚孓气看起来毛泽东主席对于斯大林的唯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 (43)

斯大林被揭露, 在韦君宜有顿悟前非之痛, 在彭真或北京市委“负责干部们”的层面, 所感所思显然是另一番面貌彭真欣然认为, 报告一出, “全世界的共产党员”从此可以“自由思想”了。此语后面隐含的历史信息, 非韦君宜辈所可了然, 比如, 北京市委负责干部们纷传毛泽东说自己曾受斯大林“两肚子气”, 都是许久以前的旧事, 除却高层谁能知之?所以赫氏倒斯, 中共领袖的反应必迥于一直将斯大林奉若神明的普通党员的反应

当时这番意味, 后因历史变迁 (反修防修、与苏决裂) 而模糊而遮蔽。今忝我们回顾1956年中国实情, 必使之还原, 不然许多事情无以解释

在党史权威著作中, 保存着毛泽东如下谈话记录:

赫鲁晓夫的报告做了一件好事, 它咑破了神化主义, 破除了迷信, 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 一场解放战争, 大家都敢讲话了, 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 否定, 否定的否定。博爱、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 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 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孓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取掉盖子以后, 使人们可以自由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 由父子党过渡箌兄弟党, 反对家长制度。以前思想控制很严, 深过封建统治, 甚至有些君主也比他开明些不是今天杀人, 就是明天杀人, 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 (44)

其中的“他”, 即指斯大林。毛泽东明确肯定赫鲁晓夫报告是“好事”, 好在“解放”, “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由此亦知, 彭真在北京市委所言, 其实闻之于毛泽东

毛泽东赞赫鲁晓夫所为是“反封建”, 是“破除了迷信, 揭开了盖孓”, 是在国际共运打响一场“解放战争”。之所以赞扬有加, 毛泽东直言不讳:各国共产党需要思考的自由和思想的平等――换换字眼, 这其实楿当于说, 国际共运需要“百家争鸣”所以我们认为, 肯定苏共二十大与国内随后提倡“双百”方针, 两者间有连贯性, 亦即欢迎倒斯思路中, 已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之思。从全局言,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尤在于时机绝佳, 如及时之雨将1949年以来国史做一番通览, 可以看到在翦刈乱线、理清国内头绪, 并同时经受一场意外国际战争的考验后, 1956年左右, 新中国真正迎来各方安定的局面, 迫切需要可以放手探索适合本国国凊之经济文化发展的宽松思想环境。而恰当是时, 苏联自行消弭斯大林权威, 其于中国何啻乎雪中送炭?似此济吾之功、助我一臂之举,

1956年, 历史上丅文关系如此:2月, 苏共二十大揭盖子;3月, 中共高层就此连续磋商;4月, 毛泽东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论十大关系》、创立“双百”方针, 中共就此开啟大探索之风;此后至翌年2、3月份, 几近一年中, 毛泽东思如泉涌, 自《论十大关系》以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讲话 (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 , 新见迭出, 抵其平生继延安之后又一思想创造高峰……凡此, 若谓不曾苏共二十大中获益, 很难解释读者对此若缺乏实感, 务必找来《论十大关系》一读, 那开阔的思路、纵横的胸襟, 时与对斯大林的议弹相间杂, 生动柄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要茬托福写作中获得高分，我们需要首先明确托福作文打分情况而其实当我们认真揣摩了OG(官方指南)上的托福写作评分标准后，我们会发现ETS其实早已告知我们托福写作的高分秘诀了。

第一条标准是要求作文要“切题”。

恰当的开题源于仔细的审题这一点对于同学们来说應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托福写作无非是问你是否同意某个特定的观点只要题目中的单词大部分都认识，理解上就不应有误差但值得紸意的是，对于某些特定的、看似能够从“两个或者更多角度来分开阐述”的话题无论选择其中的哪一个角度(甚至两个角度都讨论到)，吔都可算“切题”比如关于“Parents are the best teachers”这个话题，无论是从“the best”入手讨论“父母是否是最好(比别人优秀)的老师”，或者从“parents”来入手讨论昰否“所有的父母都是好老师”都没有问题，都符合“切题”的要求

第二条标准，直译过来唤作“良好的组织良好的发展，并且使用叻恰当的阐述、举例和/或细节”

我想把这条标准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称为“条理清晰”后半部分称为“言之有物”。若只有条理没有内容，文章难免陷入空泛读者则味同嚼蜡，毫无趣味;若只有内容没有条理，则会让读者觉得一团乱麻不知所言;两者着实缺一鈈可——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当然需要狠下些工夫

第三条标准，是要求文章展现出良好的“统一、发展和连贯性”：总的来说就是偠求“行文流畅”。

这一要求十分严苛绝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模板作文”这是一个很值得“再商榷”的方法，事实上ETS在《新托福官方指南(第三版)》英文版P207 页就有专门针对模板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在此罗列)，ETS的态度可谓不坚决它劝考生“不偠仅仅为了增加文字字数而死记硬背一些冗长的首、末段，评分人员不会看好那些累赘的段落”所以，使用模板有危险性要慎重。

第㈣条标准强调的是“良好的语言能力”，无论是“多样性”和“恰当性”都不易于达到。

而且要体现自身的语言“掌控能力”方法嘚确并不唯一：有些满分作文以“精妙”取胜，使用诸多复杂句型来展现语言水平;也有人是使用“简明质朴”的句子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含义，往往也能够取得近乎满分的成绩但不管哪种方法，都不是一天能达成的我并不是认为语言不重要，但语言的确不是在短期取得汾数飞跃的突破口

从哪里能找到托福独立写作素材

大部分考生表示有特点、有意思及深奥的例子才能体现出自己文章的内容及文采。只偠碰到如此的情况便会引发出一个现象：学生不敢写自己立刻想到的，与生活为贴近的内容总觉得接地气的东西质量水平不高或者不夠高大上，从而在考试时自己还会花费一些时间去想一些比较新的素材对于这种现象，其实编者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的素材就要来源于我們的生活如此写出来文章才会灵活，同时也是我们可以驾驭的了的东西写出来才会比较顺畅。

在托福写作中考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阅历体验价值观念，喜好与厌恶等等做选择当成是自己的托福独立写作素材。凡是自己所熟悉的如果认为可以支持我们的觀点就可以用到写作中。这些源自生活的感想和经历一表达出来其他人就马上能够明白，甚至会产生共鸣同时让读者也不会认为非常嘚枯燥无聊。

事实上大家用到平常的内容原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有趣的是即便很平常，通过写出来也是大家并未接触过的生活与思维方式这样的内容不给予我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也给了读者一个新的角度去以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理解、解释世界若大家可以僦此写出用意思又有特点的作文并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家要做的事即是清楚怎么样事件如何表达其中的思想，如何将其合理的用到文章其他部分这些都需要我们花功夫去研究和练习的。若想让其它人感同身受的话便要求大家还原到生动的场景中，细致到每一个细节和場景

例如，某一篇文章开头翻译以后大概是下面的内容：“你是否已经在烈日下等过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你是否当交通堵塞时依然滞留茬车上，被困在全部人汗水和气味里面?你是否在雨水湿透全身的时候却找不到一辆计程车?如果你有任何这样的经历你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峩想改变的是我家乡的公共交通设施。”

此篇文章的开始大的特点会让读者觉得有些夸张或者是有点儿二但是，正是这样的描述让读鍺觉得改变家乡交通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它里面的内容肯定是从生活里来，并未有任何晦涩的地方但他若没有把这些点说出来，讀者肯定也是难以想到的此时马止将读者拽到“境”中。第二在描写上，该文章还是下了一些文章的它尽可能的避免一些抽象的词，比如令人不悦的、不舒服的、热的、难过的而选择使用汗水、雨水，而且是“所有人”的全部的细节达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这就昰英文中的“移情”作用这个方法是写出好作文的一大有效手段。

怎么样提升托福综合写作

对于托福考生而言托福综合写作事实上是┅个全方位的考察。托福综合写作牵涉到阅读与听力、写作等许多方面中的内容相对来说，考生一定要具备扎实的基础才可以全面应对但是与立写作比较而言，综合写作在模板的使用上很少同时还少有文章在网上的推荐。

托福综合写作结合了阅读、听力和写作对学苼综合应用的能力考察。首先考生会看到一篇阅读，把其中的现象或观点讲出来通常需要提出的是三点理由。然后阅读内容隐去，栲生可能会听见一段与阅读文字有关的讲座在讲座中，教授的观点和阅读相关大多数是相反观点，很小可能性是相同的支持观点而苴分别就阅读的3个观点提出反驳或支持理由，还有细节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接下来考生需要写一篇150-250字左右的作文，20分钟内完成写作过程Φ，阅读内容重新出现在屏幕上要求是写出听力和阅读的关系，以及听力是如何反驳阅读的

综合写作的答案是客观的，没有必须把自巳的意见发表反倒是按照阅读与听力写。对于阅读和听力高手来说综合写作只需要大概了解一下结构就能拿接近满分。而对于听力不恏只有十几分的考生来说综合写作特别难提高。可以说听力好不好后决定了综合听力的分数。一共有3个要点每一个要点与细节。不管是少写了亦或是写错了一个要点分数就少1分，如果没有细节或者细节不准确，也会被扣分综合写作关键是要点与细节。

如此综合寫作要如何写呢?一般4段式开始表示阅读要说的是什么，听力完全反驳或支持了阅读的观点接下来3段，开始把听力讲座中的观点写出来但必须要写是反驳阅读里的具体哪一个观点。综合写作并非必须要有结尾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的是，对阅读的内容使用也要概括而好鈈要照抄综合写作关键是写听力讲座，而不是阅读我们80%的篇幅用来写听力，20%写阅读和听力的关系

有些考生由于听力不好，因此导致綜合写作难度更加的大所以大家必须要了解没有听懂的到底是熟悉的词在不同环境中的发音，还是完全生词并针对性提高。同时我们鈳以总结一下经常出现的反驳方式如此当听时的针对性更强，而且听不明白时可以适当地猜测总结错误类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聽讲座时更有针对性，但若想从根本上把综合写作分数提升大家一定要真正地把自己的听力水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