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祥，彝族，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灾害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代表作：《国家权力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2008）；《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2012）。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云南哀牢山泥石流的研究，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它与人类社会的行为和文化密切联系。灾害能够导致人类文化的变迁，而人类文化也能够回应灾害并形成应急机制和预防手段。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和竞争模式，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

[关键词] 哀牢山、泥石流、灾害、人类学

原文参见：李永祥，《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哀牢山泥石流为个案》，《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

    灾害指的是洪灾、泥石流、雪灾、旱灾、地震、饥荒、龙卷风、火山、海啸、瘟疫等，国内外自然科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外政治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研究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Fritz & Williams 1957）。人类学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系统研究自然灾害与人类文化、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与别的社会科学家不同，人类学家将灾害看成是自然环境的基本元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特征，不再像传统的观点那样把灾害看成是一种极端不可预见的事件（Oliver-Smith 1996）。人类学家重视对灾害发生后的制度调整、合作模式和冲突，对灾害造成的社会后果给予长期的关注（Torry 1978）。

        在国内，很少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对于灾害进行系统的民族志调查和理论探讨。我国的灾害研究者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他们关注灾害发生的原因、损失评价、预防对策等（邢永强1997，王学良 2000），一些社会科学家也研究灾区的恢复重建方法和政府角色（马国芳、纳灿辉1996）以及灾害损失报告（赵俊臣等2006），对灾害进行系统的人类学考察还处于初期阶段。本文以云南哀牢山的泥石流为研究案例，于2002 年9月至2004年7月，2007年7至10月以及2008年5月至6月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笔者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对灾害与人类文化、社会组织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灾害研究的关注。

一、哀牢山的泥石流：社区与政府的应急反应

    2002年8月14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戛洒两镇的哀牢山上有3100多处发生了大小不一的滑坡泥石流，水塘镇金厂村委会芭蕉树村被全部冲走，村中14人全部遇难；新寨村公所曼糯村有半个村被冲走，村中共有17人死亡；南达村公所大石板村、大水井村和松树脚村各有半个村子被冲走，其中大水井村有11人遇难，大石板村和松树脚村各有2人遇难；水塘集镇附近山体滑坡造成4人死亡。此外，戛洒镇平田村委会岩村的泥石流灾害也导致村中9人死亡。据当地政府统计，此次泥石流夺去了63人的生命，801户人家的房屋倒塌，2000多人无家可归；同时，泥石流还冲走221头大牲蓄、1463头猪、2704只鸡鸭鹅。这次泥石流被认为是全国最大的泥石流之一，它共造成了3.03亿元的经济损失。由于泥石流发生在8月14日，当地政府将其定义为“8.14”特大滑坡泥石流，在新平的历史上被称为“百年不遇”。

很长时间以后，人们对泥石流发生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一个傣族村民这样对我说：那天晚上整个寨子都乱了，我和妻子忙着把家里的电视机和别的财产搬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我们的村子背靠一座小山，山上森林茂盛，村子左边和右边都有河流，但左边的河靠近田地，森林少，下大雨时还经常发大水。右边的小箐沟则有着茂密的森林覆盖，很少有大水下来，人们自然认为后边靠右的小山最安全。于是，大家都拿着一些东西跑到村后的小山坡上。由于夜里天黑，雨又大，人都走散了，家里人你找不到我，我找不到你。我回到家里后，不知道妻子走到哪里了，刚出门去找妻子，突然，只听见天旋地动的一声巨响，右边的小箐沟突然冒出来一个20多米高的泥团，只是两三秒钟的时间，我们的村子不在了一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全村人4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泥石流从发生到消失只有5秒钟的时间，但其恐惧程度让我一生都忘不了。我失去了妻子，到现在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她被泥石流冲走了，不知埋在什么地方。我们村共有17个人在此次泥石流中遇难。

 面对着哀牢山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乡村农民带来的困难和恐惧，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对此作了重要批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还亲临救灾现场，对救灾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当地政府也针对哀牢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政策，政策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灾民自救和农户搬迁；长期目标是退耕还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救灾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几乎所有的县委政府和县级单位的工作重点都转移到了灾区，救灾还得到了驻滇部队、武警和民兵预备役3000多民官兵的帮助，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四面八方运来。县委政府组织了工作组，从2002年8月14日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开始，到2003年5月1日结束。工作组撤出灾区并不意味着救灾工作的结束，因为灾区村民的搬迁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工作组在后期撤出也是不得而已，因为如此庞大的工作组的开支又是一大笔钱。

二、泥石流导致的生活方式变迁：核桃坪村

        核桃坪的彝语叫“罗塔扎”，汉语叫核桃坪，共有97户，354人。村子建在陡峭的山坡上，是从哀牢山深山老林中搬下来的，那里也有一个“核桃坪村”。据老人讲，核桃坪的意思不是因为有很多核桃树，而是因为有几棵老核桃树，加上中间有一小块平地，所以就叫“核桃坪 ”了。村子起初只有10多户，后来逐渐搬来很多人家，村子也大起来。我到了位于深山密林中的核桃坪村子，有5户人家的老人住在那里。虽然老核桃坪的村民大部分都已经搬到新的核桃坪村子，但几乎所有人家的经济林木——核桃、茶叶、花椒、草果、八果等都还在深山中，人们都要回到那里去打核桃、采茶叶、摘花椒等。

    新的核桃坪村是从深山中搬迁到山腰地区的，两个村子相距8公里。1949年以前，哀牢山山腰地区森林茂盛，由于深山气候寒冷无法种植水稻，人们便在山腰地区开垦农田种植稻谷，山腰地区的村子大部分是那个时代的田房。所谓“田房”就是下山劳动时的临时住所，由于农田距离村子太远，农忙时期人们无法在劳动当天回到村子，就带着生活必需品，在田边建盖一间小房子，住在那里种植水稻和玉米，这间小房子被称之为“田房”。后来，有的人家开始在田房养猪和管理庄稼，很多人家盖起了较大的住房，并长期住在那里，田房自然变成村子。当然，地方政府也希望村民从山中搬出来，这一过程经历了20—30年，有的人家搬得快，有的人家搬得慢，但大多数人家是两边都住人，老人住在深山里，年轻人住在山腰。从核桃坪村子搬下来的村子仍然叫核桃坪，别的从山头上搬迁下来的村子名称也是如此。

     核桃坪村的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等，经济作物有甘蔗、香蕉、核桃、花椒、酸木瓜、草果、八果等，其中核桃、茶叶、土豆、花椒、酸木瓜、草果、八果等只能种在山头上，畜牧业有牛、羊和猪，其中羊只养在山头上，牛的数量很少，养猪则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核桃坪村中主要的树木是桃树和竹子。支书告诉我，50年代时这些地方还有直径超过2米的大树，但现在全部被砍光了。我看到公路边堆满了柴薪，除了做饭之外，由于冬天较冷，村民需要很多的柴火取暖。

  2002年8月14日，水塘镇发生了“8.14特大滑坡泥石流”，大口村委会有两处发生了泥石流，其中有一处就是核桃坪村的泥石流，其宽度超过150米，冲走10多家人的房屋，所幸无人伤亡。另一处是大口村的泥石流，宽度也超过30米，冲坏了近30家人的房屋，也无人员伤亡。两处泥石流的发生时间都在清早4点，由于避险工作做得早，转移组织有序，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大口村委会领导因此受到上级的表扬。

由于泥石流之后还在继续降雨，很明显，水塘镇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这一地区的村子基本上都存在着泥石流滑坡隐患，所辖区域内10个村委会65个村民小组（50多个自然村）中有2225户8551人需要迁出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寨。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同时搬迁如此多的人家，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许多村子具有泥石流隐患，镇政府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搬迁用地，村寨的选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地质学家在水塘镇范围内选择了很多的寨址，由于山上的居住区域有限，选址就延伸到了河谷的傣族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土地征用涉及到不同的民族利益，民族关系也通过土地征用和搬迁之后的日常关系中表现出来。

 核桃坪位于陡峭的山坡上，居住环境极不安全，全村都需要搬迁，他们被安排在6个不同的搬迁点里，这6个搬迁点是小麻卡、锅底塘、方家空房、易脚树、老瓦厂和大口。村民们说：我们搬散了，现在村民需要互相帮助时找不到对方，而新村中又搬来了不同地方的人，我们都不熟悉，所以，实际上生活没有原来那么方便。

 核桃坪村搬迁到不同的村子之后，他们在新的居住地得到了120平方米的地基，没有别的任何耕地和菜园地，由于没有新的耕地，他们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劳动。回来种菜、拿猪食和别的东西。有的村子距离原来的地方较远，距离耕地也就更远，付出的劳动强度当然也就最大。从新的居住地到原来的地方劳作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必须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回到原来的地方种地，早出晚归，一些人甚至抱怨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走路上，没有时间干劳动，或者说没有力气干劳动，因为力气都花在爬山路上去了，搬迁实际上加大了村民的劳动强度。因此，一些搬迁户虽然将搬迁地的房屋盖起来了，但还是拒绝搬到那里住，他们只有在下大雨时才到那里住一夜，天气变好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里住。还有一些人的房屋建了一半后因无钱而停下来，有些人则根本没有钱盖房，政府的2000元补助对于建盖新房实在没有多大帮助。尽管地方政府鼓励农民贷款借钱，但是贷款需要付利息，而亲戚朋友能够借出的钱也是有限的。事实上，政府没办法让大多数人满意，原因是它所提供的费用和土地是有限的；另外，村民也不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作为地方一级的人民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证辖区内的人身安全，灾民安置的重要性远大于发展的要求。

 村民搬迁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村寨搬迁到另一个村寨，它反映出的是避险问题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牵扯到土地征用、民族关系、劳动强度等社会文化问题。哀牢山的环境危机使当地人民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要么为了安全搬迁到较远的地方，但必须每天回来种地，劳动强度增强；要么居住在原来的具有泥石流隐患的村寨，离田地近，但没有安全保障，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困难的决定。镇政府选择了前者，这就是说，村民不搬迁不行，尽管他们的生活负担可能由于搬迁的问题大大加重。很多村民的选择是，既居住在老村子，又居住在新村子，下大雨的时候就到搬迁地点住上几天，雨停之后又回到老寨子居住。由此可以看出，泥石流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灾害，它实际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习惯和社会组织。

三、泥石流导致的民族关系变化：大麻卡和小麻卡村

 很长时间以来，哀牢山区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有固定的模式。彝族人居住的海拔最高，按彝族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憨，哪里高去哪里。拉祜族（苦聪人）居住的海拔与彝族的较为相似，但拉祜族总生活在密林深处，他们很少进行商业贸易。哈尼族居住的海拔略低于彝族，但哈尼族的村寨旁边总有水，总有一些梯田。汉族人与山头上所有的少数民族相比居住得较低一些，他们很聪明、会节约并能吃苦耐劳。而傣族则居住在河谷地带。1949年之前，哀牢山半山腰地区没有人居住。在这座闻名遐迩的巍巍山脉之上，要么就是高山上的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要么就是河谷地区的傣族。民族间来往不很多，我采访了很多居住在高山上的人，他们认为河谷地区会得一种叫疟疾（当地人称为打摆子）的病，如果到河谷地区办事，一定不能住在那里，无论有多晚都要赶回山顶住，因为怕传染上疟疾，他们说有很多人因为办事不归住在傣族河谷地区而得了这种可怕的疾病，用不了几天就会死去。就是因为这样，河谷地区除了傣族以外没有任何杂居的民族，土地和森林都是属于傣族人，只有一部分稻田被聪明的汉族地主和商人买了又转租给傣族人，汉族地主靠收租过日子。

  到了50—80年代，如同前面核桃坪村的情况一样，人们开始搬迁到山腰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就多起来。除了傣族不与别的民族通婚之外，彝、哈尼、拉祜和汉族之间的通婚已经相当普遍，傣族与这些民族间的各种交往也非常频繁。下面就是各民族相互之间一个整体的评价：

 彝族人（腊鲁）的特点是只知道喝酒，经常酒醉，他们能够喝上几天的酒，却不去劳动，彝族人的田地比汉族人的多出很多倍，却没有汉族人富有。他们做生意的人很少，没有生意头脑。有的彝族人不愿意劳动，这就是他们田地多却很贫困的原因，但彝族人很老实，村子了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互相帮忙。

 傣族人（傣洒）的特点是栽种庄稼时，人们都不甘心落后，别人栽完了，自己家也要栽完。但是，播种完之后，就很少管理了，需要薅时就薅一下，然后就等着收割。傣族人也不想着做点别的事，只要有客人，不管自己有多忙，总是陪着客人喝酒。只要有客人，所有的事都可以停下来。并且，喝了酒之后讲话声音又大，讲话时还抢着说。中午饭可以吃到晚上，晚饭可以吃到早上。只要看到有人在喝酒，即使过路也会找个借口进来，吃起来又停不下，汉族人吃好四五次，他们一次也还没有吃好。

        汉族人的特点是素质高，会打算，会苦干，重视教育，做生意和打工的人都很多。汉族人也喜欢喝酒，但不经常醉。

       哀牢山民族性格的评价当然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乡村农民相互间的一种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频繁，各民族的性格也在改变。在这一地区的泥石流发生之后，不同民族间的习惯和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不管土地的使用者是谁，国家在建设或者其他需要时完全有权力从使用者手里拿回来。因为共和国的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土地被征用时对土地使用者的补偿也是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集体和个人对此只能服从，当然也有一些与土地利益有关的争论，但是，解释权属于政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想象泥石流发生后，水塘镇政府征用1469亩的土地是如此的顺利，“上海新村”、小麻卡和马脖子山的情况就是如此。

傣族人对于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土地征用还是很理解的，很多人从政府的说服教育中得到了认同，他们和政府一样认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很多人在泥石流灾害中受害，出现了很多的困难，作为同一镇的村民，应该进行帮助，土地被征用是属于国家的需要。有些傣族人甚至想到了那些搬迁到河谷来的村民，认为居住区没有耕地是很困难的，作为农民，至少房前屋后需要有一块菜地。出于这样的思考，傣族人总体上还是支持的，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多大的口角。当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让傣族的领导干部和精英回村里说服，并明确暗示，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农民只有使用权，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就有权力将使用权收回去，即使不给也将拿走，积极配合政府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征用土地不仅针对傣族人，彝族、拉祜族和汉族的土地也同样被征用。然而，地方政府官员也发现征用傣族人的土地容易做工作，但征用汉族人的土地就比较困难，一个政府官员甚至这样抱怨：你们征用别人的土地时，希望得到很多的土地；但是，当政府需要从你们那里征用一点土地时，哪怕一小点都很困难，怎么能这样呢？

     当然，不管有多困难，土地还是被征用了。村民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每亩2000—3000元的补助，如果被征用的是稻田，每亩补助3000元；如果被征用的土地是坡地或者旱地，每亩补助2000元。此外，如果田地中有青苗，每亩外加350元的青苗补助费。这种补助数目全县统一，包括水塘镇、戛洒镇、者龙乡和老厂乡，所有政策是由政府决定的，农民必须按统一的政策执行。

大麻卡有25家人的土地被征用，被征用得最多的人家是刀永光，共有10亩田地被征用；其次是白万明家，被征用6亩；其余的人家在2—5亩之间。土地被征用之后，田地就明显少得多了。据刀永光介绍，他家在小麻卡附近被征用4亩，每亩补偿3000元；在马脖子山被征用5.6亩，每亩补偿2000元，他家现在还剩2.8亩田，8亩地，如果加上芒果基地的话，可能还剩10亩。他用土地征用补助得来的钱盖一栋新房子，花了3万多元。白万明仅次于刀永光排列第二，他家被征用的6亩田每亩补偿3000元。白永光说剩下的田地不够种，现在只剩下3.5亩田，仅能收800市斤谷子，但一家5口人每个人就需要800斤左右的谷子。

然而，一些傣族人对土地被征用的情况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补助费偏低，而且只有极少的部分有350元的青苗补助。个别人甚至说这些人（移民），不搬去别的地方，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实际上，他们最担心的是搬迁户会乱砍乱伐，他们说，山头上的人已经把高山上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他们迁移下来之后，同样会把山下的树木砍完。现在，南达和大口村委会的地界上已没有什么树木可言，公路上下的树木是属于傣族人的，傣族人在这点上非常自豪，他们很注重保护自己地界上的森林。

   小马卡村有15户，64人，是清一色的傣族居民。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种植甘蔗和粮食，甘蔗主要卖给糖厂，而粮食（大米）则拿到市场上出售。除此之外，还有香蕉、芒果、荔枝等热带水果，但除了甘蔗和粮食外，其余的东西只能赚零花钱。发生了泥石流之后，高海拔地区的人搬迁到低海拔地区，要占用大量的田地，小麻卡村被征用的土地高达150亩。不仅如此，政府在他们的村子里安排了48户搬迁户，其中有30家是彝族，15家为汉族。由此，小麻卡的村民从清一色的傣族人变为以彝族为主体、汉族和傣族为辅的彝汉傣多民族村子。这样的居住形式是泥石流搬迁的结果，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搬迁户来到小麻卡村之后，傣族和汉族的人口基本持平，而彝族人口差不多与傣族和汉族的总人口持平，三种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居住在同一村子里，当然会导致民族关系的变化。

   尽管傣族与彝族和汉族是不通婚的，但交流机会的增多使得傣族的女子与汉族和彝族的男孩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有的人便开始约会。当傣族女子的父母得知后甚为不满，女孩在得到父母的抱怨之后有所收检，但时代的思想却与傣族传统的观念实在是不一致，这些青年人仍然我行我素地约会。一年之后，一个傣族的女子就与汉族的男子定了婚，成为傣族人的上门女婿。傣族的家长说，这次搬迁我就是得到一个女婿。

    南达村委会平掌田村在搬迁中被安排在一个种满甘蔗的小山头上。这是傣族人居住的河谷地带，甘蔗地周围一直到河底是一些灌木丛。当我随着镇领导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山头时，看到的只是一片翠绿的甘蔗林，冬天的阳光烂漫而又温暖，只有一公里之隔的扒拉田村烟火袅袅，偶尔公鸡啼鸣。水塘至者竜的公路从扒拉田村中穿过，但吵杂声传不到这个格外寂静的甘蔗林里。这座小山头的东边是傣族神山——长虫山，它在傣族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象征，神山因此没有被开发。随着十分简单的小土路，我看到甘蔗地边有一间十分简陋的土房，那是承包甘蔗地的人居住的。这些承包人看起来别无选择，当地领导下令他们和另外的傣族人尽快砍掉甘蔗，因为有146户灾民将搬迁到这里居住。在村民建房之前，政府要完成“三通一平”，所谓“三通”就是通路、通水、通电，“一平”就是将地基推平，政府同时要将土地按建筑面积统一规划好，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让村民把心思放在房屋建设上。“三通一平”和土地规划在所有泥石流搬迁的村寨中地方政府必须提前做到。

   几天之后，当我再次来到这里时，甘蔗已经全部被砍掉了，规划所的技术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特别明显的变化是那些怒吼着的推土机开始将规划好的土地推平，甘蔗地变成一层层裸露在阳光下的红土地。但就在将要抽签的前几天，村民们被集中在山头上，镇领导突然宣布，这个村子的建设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帮助，上海市政府将向村民提供200万元的援助，每户人家将得到1万元的建设基金，村子也将被命名为“上海新村”。政府把“上海新村”规划为专业养殖（猪）新村，并在很多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和倾斜，搬迁到这里的人感到很幸运。无论是村民还是政府都表现出欢欣鼓舞，“上海新村”也就成了一个闪耀字眼，人们开始将这里称为“上海新村”，有人干脆直接称“上海”，村民如此，政府官员也如此。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了他们对“上海新村”的热爱，“我要到上海去”、“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在上海吃饭”、“我在上海下乡”等句子在当地普遍使用。

  按照新的规划方案，“上海新村”的顶端为广场，为村民休息和进行娱乐活动的场所，广场四周（即4个方位）是居民住宅区，其中，有3个方位（南边、西边、北边）面向集镇和公路方向，抽签得到这三个方位的村民将有154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但这些人必须建钢混平顶结构房。换言之，这些人必须是村中较富裕者；村中有一个方位（东边）面对长虫山，抽到这个方位的村民可以建石棉瓦房和一般瓦房，建筑面积有120平方米，这是贫困者的方位。很明显，那些贫穷的村民将安排到靠长虫山的一方，富裕的村民将安排到其他的三个方向。抽签的结果与人们预先的计划一致。

 村民的建房施工在抽签之后就开始了，“上海新村”开始紧张地建设起来，每天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农用拖拉机你来我往，有时还滑到路边，狭窄的乡村公路，东风车、拖拉机、小轿车挤在一起，停停走走，很是热闹。政府为了提高建设速度和质量，还专门成立了“上海新村”工程建设指挥部，县政府、镇政府和村委会都派人来指挥和监督，这在别的搬迁村子中是绝对没有的，这种特殊的安排显示出各级政府对“上海新村”这个专业示范村和路边工程的特别关注。然而，村民的施工速度、房屋规模和工程质量可谓是参差不齐。有的人家已经盖二层楼了，有的人家还没有动工，或者是动工之后经济跟不上被迫停工，有的则是挡墙太高质量太差下雨天倒下来，费工费力又费钱，没有办法，抽到挡墙太高的人家，注定要在挡墙上花很多钱，因为政府要求农民自行负责完成挡墙。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根本无法统一工程进度。唯一能统一的是“三配套”（猪圈、厕所和沼气）设施建设，村民们必须按照统一的设计标准按时完成，在一段时间内，工程指挥部从县畜牧局请来了技术人员专门指导三配套工程建设。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工程技术人员就撤回县城，村民就得不到技术上的帮助。这样的规定非常有效，所有的“三配套”工程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工。到了2003年底，有很多的人家开始搬入“上海新村”。

  “上海新村”由于是养猪专业示范村，养猪自然也就成了示范村的重点项目，政府为他们建盖了相当不错的猪圈。从2003年底开始，人们就开始认真地养起猪来，尽管附近的傣族人抱怨“上海新村”的人在偷他们的香蕉树喂猪，但养猪仍然是“上海新村”村民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上海新村”2004年遇到了猪病，使得养猪专业示范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有的人家的猪已经全部死完了，这种猪病的症状是眼皮肿、头肿、脚蹄肿、嘴肿、拉肚子、拉干屎、哮喘、流鼻涕等，眼睛肿得看不见走路。科技人员来了几次，说不出是什么病，后来，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对病猪进行了解剖，结果认为是肺肿，但没有说具体的是哪一种病，很明显，当地缺乏训练有素的兽医专家和必要的设备来对猪病进行科学全面的诊断。村民们只是一个劲地到镇上购买针水，自己拿回来打，但谁也不知道猪得的是哪一种病，想当然地买很多种针水回来，第一种针水打不好就打第二种，第二种打不好就打第三种，各种针水打了许多，就是没有一个猪被治愈。后来，兽医站的工作人员也来了，针水同样打了很多，但猪病还是没有任何转好的迹象。

  村子里的病猪越来越多，政府意识到了这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开始预防疾病传染到别的村子，对有病猪的人家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的病猪不能拿到市场上出售，但有的村民为了减少猪病死后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不理会政府的规定，病猪还没有死，就把猪拉到市场上出售了，结果从市场上卖出去的病猪第二天就死了，猪病传到了另外的村子。这种悄悄地把病猪拿到市场上出售的情况被发现后，政府就开始堵卡，不让病猪流入市场。有的人家把猪拉到山上去，让病猪死在外面；还有的人家则在病猪没有死的时候就杀吃了。为了医猪病，村民花了很多钱，但没有一个猪被医好，村子里的大部分病猪已经死完。“上海新村”的猪病给养猪专业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的人家一个猪也不养，养猪专业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个别人家甚至把政府为他们免费建盖的猪圈拆了重新建成厨房，因为他们不养猪，这种情况到了近年才有所改变。由于乡村常常发生猪病，人们对于大规模养猪非常慎重。

作为一个专业的养猪示范村，它不仅名副其实地建设得好，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和社会象征意义。它被建设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距离集镇不太远，并且视野开阔，这些便利条件是为了上级领导参观方便，为了让人们很容易地看到示范村的结果而设计的。如此的想法不是没有根据，事实证明，很多领导来检查工作，都喜欢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进行指导，大车来小车去，既方便又容易还节省时间。对于“上海新村”来说，没有人能讲清楚有多少领导来过，有时候一天就来几次、几种不同的领导。省、地、县、乡镇等不同级别的领导随时都会到“上海新村”来。有的领导是来参观的，有的领导是来视察的，有的领导是来搞调研的，有的领导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顺路进来看一看。不管是哪一种，都体现了“上海新村”作为示范村的意义。“上海新村”同时作为泥石流灾害搬迁的成功范例成为新闻记者的重点跟踪对象，那些不同地区想建设示范村的人也慕名而来。很多经验说明，下级政府的工作业绩主要是由上级领导来评说的，上级领导的评估不仅直接影响到下级的物质和经济利益，还影响到下级的调动和提拔（Whiting 2001）。因此，“上海新村”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它是一种象征符号。

五、泥石流的预防与治理：文化与政策对灾害的回应

 一些灾害是可以预测的，一些灾害却很难预测。泥石流灾害的预测对于山区的人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灾害发生不是以单一的方式出现。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用简单的方法来观察泥石流在雨季发生的可能性。每年的雨季，人们总是在担心会不会发生泥石流，政府如此，村民也如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泥石流给村民造成的损失，政府想出了全天24小时避险的人工监测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在各个村委会选择2—4个人，昼夜观察降雨量和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每人发给一个电筒、几对电池、一个锣和一个对讲机，如果有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就要敲锣疏散村民。这些人员必须每天向镇政府汇报三次，镇政府又向县政府避险办公室汇报三次。每天的汇报时间是早上11点，下午5点和晚上11点。由于观察人员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完全是根据雨量的大小和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的，县政府避险办公室和镇政府也主要根据雨的大小情况来判断。如果没有下多大的雨，这一天是安全的；如果下大雨，而且接连下好几天，那将进入高度的危险和戒备状态。我常听到人们的监测汇报，一个农民在哀牢山上拿着对讲机向领导汇报雨量和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时这样说：“报告领导，这里平安无事。”显示出人民群众的责任感，表明了这种不付任何费用的原始检测方法的成功之处。

   然而，不能小看这种简单的预测方法，它有自己的合理和科学之处。农民尽管没有受到过有关检测泥石流方面的训练，但他们有很丰富的环境、山体结构和气候方面的传统知识和经验，能够根据雨量、河水颜色、村庄裂缝等判断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知道村子附近哪些地方安全，灾害发生时需要跑向哪个方位等。2002年8月14日清晨，水塘镇大口村委会发生了泥石流，有两个村子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两个村子冲走的房屋多达45间，但凭着农民的经验进行了有效预测，村委会组织各村民小组，有序地疏散了村民，整个村委会没有一个人伤亡，说明泥石流预警检测很有必要。其实，泥石流灾害的人工预测方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让人们更加安全地生活，尽管对付的只是目前的危机，但经验主义的方法显示出其合理之处。

   但目前的问题是，谁也说不清楚避险工作要持续多久，每年的避险工作从5月中旬开始，到9月下旬结束，今年的避险工作完成了，并不等于明年的避险工作就可以放松。每当雨季到来的时候，对于泥石流的担心从来不会减弱，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环境安全的问题，它让人们感到在恐惧中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是和谐社会，也不是可持续发展。因此，潜在的泥石流危机所导致的改善环境安全的欲望，使人们发明了这种农民避险监测方法，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实质，但它让村民有一种安全感。

作为治理泥石流的长期目标和方法，退耕还林在哀牢山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03年，水塘镇政府得到了2811亩的退耕还林指标，作为更为长远的阻止泥石流发生的计划，用于退耕还林的耕地，政府每亩补助现金20元、粮食150公斤以及50元的苗种费，补助期限为5年。退耕还林的主要树木为核桃和竹子，种植经济林木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农民的收入。哀牢山特殊的气候为种植核桃提供良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加上核桃种植不需要付出多少劳动强度，农民十分喜爱，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成为退耕还林的经济林木。

 村民也认为，退耕还林有着巨大的利益，如果得到大面积的退耕还林，仅补助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个村委会的领导说：“什么都要靠政策，自己种植1000亩核桃和靠退耕还林政策种植1000亩核桃，简直是天差地别”。两者的不同到底有多大呢？自己种1000亩核桃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补助，而靠退耕还林政策种植1000亩核桃就可以得到以下的补助：（1）每亩补助50元购苗费，1000亩可得到5万元；（2）每亩补助现金20元，最少补助5年，1000亩可得到10万元；（3）每亩补助粮食150公斤，最少补助5年，1000亩可得到75万公斤粮食，如此巨大的利益反差无论对谁都有很大的诱惑力，更何况是农民呢？因此，该村委会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上级政府尽可能多地争取退耕还林的指标，他无论如何不愿让自己辖区内的村民自行退耕还林，那样得不到任何的补助。

  但是，争取到退耕还林的指标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一级别的政府都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省市一级政府那里看起来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数字，但到了村委会或者村子里则所剩无几，有的村子，甚至一些非常需要退耕还林的村子根本得不到指标。农民看到了退耕还林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就一直等待这样的政策落到自己的头上，即使在最为陡峭的山坡上也要种上玉米，等到政策轮到自己的那一天才愿意退耕还林。退耕还林政策的失误就是它的实施是自上而下的，上级政府先制定退耕还林的目标和数据，然后层层分配，下级官员竞相争取，指标很难到达最需要退耕还林的地方。

退耕还林对于预防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几乎所有的村民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增加森林密度和树木种类，能够有效地防止泥石流灾害的发生。那些森林茂盛的地方泥石流发生得少，没有森林的地方泥石流发生得多，这是哀牢山区泥石流灾害的发生过程中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另一种防止泥石流发生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计划是农村沼气建设，属于搬迁户的“三配套”（沼气、厕所、猪圈）项目之一。表面上，泥石流与沼气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人们相信农户的日常生活需要很多木柴，而使用沼气可以节约柴薪，减少树木砍伐量。尽管使用沼气无法完全避免砍伐树木，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森林砍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鼓励建设和使用沼气，能够减少森林压力，从而减轻环境退化的压力。水塘全镇共有5577户，仅2002—2003年间，就有2521户农民建设了沼气，沼气的建设费用必须自己承当，技术则由地方政府提供。当然，也不能认为沼气建设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据农民反映，沼气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么好，由于技术和管理跟不上，很多人家的沼气建好一两年之后就没有来气，或者气压不够，没有办法做饭，于是人们又开始砍柴，沼气只在急需时使用。

尽管如此，沼气建设还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在哀牢山区推广。政府坚信，沼气池的使用节约了很多柴薪，新平县共有10个村委会完成了沼气化建设，沼气化自然村达319个，28000多农户用上了沼气，如此的规模将对森林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实际上，沼气池建设与退耕还林有一些联系，前者是增加植被和森林面积，后者是减少柴薪使用量和乱砍乱伐。此外，沼气池的建设还被列为新村风貌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加以推广。

六、哀牢山泥石流灾害研究的人类学意义

    通过对哀牢山泥石流的田野考察，我认为它具有人类学的研究价值：首先，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纯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与社会文化、人类行为、经济、政治制度等密切联系的过程。尽管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元素，但是它也包括了很多的社会元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特征。

 第二，灾害是文化变迁和人类学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而只有人类学家才能够对此进行长期的关注。灾害的发生使人类行为、社会组织和文化受到挑战，它的发生过程和后果对个体和社会组织产生巨大压力，但人类也能够对其产生应急反应，如政府帮助、社区互助、宗族一体化等。突发性灾害、大规模灾害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变迁，它使社会向其成员提供需求的能力遭到破坏，新的调整不可能一时间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因此，不能只重视灾害发生时的食物供给和分配，还要强调道德和文化的变化，对长期的社会变迁给予足够的重视（Oliver-Smith 2002）。哀牢山泥石流给村民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政府对于灾区重建、预防和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2002年泥石流发生后开始，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到2008年6月，水塘镇还有22个自然村处于滑坡移位、地面变形、村寨裂缝等高度的泥石流隐患状态，有44个村民在进行24小时预警检测，加上村委会监管人员和镇政府值班人员共20人，监测人员多达64人，这些预警检测点中有5个村子必须紧急搬迁。

 第三，灾害可以导致资源消耗、增加社会冲突和环境危机，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社会后果可以导致冲突和不稳定。大规模的泥石流可以导致居民移出灾区，而移民又可以导致各种竞争，因为新的居民需要占用当地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移民同时可以改变一个社会中的文化、阶级和民族关系（Homer-Dixon 1993）。笔者认为，灾害发生之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冲突，如生存上的困难、生产方式的改变、灾区竞争、分配不公等，道德、伦理、村规民约、法律等都会受到严峻考验，老年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是主要受害者。灾害对社区的破坏不仅表现在物质和生产资料方面，还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生产方式等。因此，救灾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系统的工作，救灾也不能仅仅是提供物质资料，而包括了文化恢复和长期的发展项目。从哀牢山的泥石流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灾害的预防是科学与传统知识相结合的过程。

 总之，通过对哀牢山的泥石流研究，我认为，人类文化能够回应灾害并形成应急机制和预防手段，而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能够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和竞争模式，能够使人从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能够使政府和人民更加团结，村民与村民之间相互帮助。自然灾害类型不同、发生地点和居民族别不同，应急机制和处理方式也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自然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我们沾沾自喜地坚持效益中心论的时候，我们发现高效益后面是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猎取、消耗和破坏，自然回报给我们的当然不是感恩，也不是和谐，而是让人充满恐惧的担心。我在哀牢山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跟踪调查，走遍了大多数村子，每当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不停地下大雨之时，不管是村民还是政府官员，都生活在一种极大的危机之中，人们怕再次发生泥石流，怕再次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避险，让农民用最为原始的监控方法，二十四小时一刻也不能放松。由此，我深深地感到，环境的安全影响着人类的安全，环境的危机隐藏着人类的危机。只有建立在环境安全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也只有在环境安全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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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永强：《河南省泥石流发生趋势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第4期。王学良：《楚雄地区地震分布及发震的可能性分析》，《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马国芳，纳灿辉：《从云南自然灾害看地方政府的危机缓解》，《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赵俊臣：《云南灾害与抗灾防灾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版。

李永祥：《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12年。

们的印象中，田福堂的儿子似乎一直很平庸。对于一个进入垂暮之年的老者，我们大约可以对他进行某种评判；但对一个未成长起来的青年，我们为时过早地下某种论断，看来是不可取的。青年人是富有弹性的，他们随时都发生变化，甚至让我们都认不出他的面目来。现在，我们是应该修正对润生的看法了。当然，这样说，我们并不认为这小伙倒能成个啥了不起的人物，他仍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青年，只不过我们再不能小视他罢了。
　　半后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原西县境。
　　在离原西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鸦鸦挤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
　　田润生不由把车停在路边，想到集上去散散心。
　　他把手套脱下丢在驾驶楼里，锁好车门，就走到拥挤的人群中。不远处正在唱戏，他听了听，是山西梆子。戏台下面，挤了一大片人。看戏的大部分是庄稼人，虽然已经开春，但他们还都穿戴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戏场外面，散乱地围了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卖饭的人也都是乡里来的；他们在土场上临时支起锅灶，吆喝声不断。锣鼓丝弦和人群的喧嚣组成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整个土场子上空笼罩着庄稼人淌起的黄尘和土炉灶里升起的烟雾。
　　润生原来准备到前面去看一会戏，但人群太稠密，挤不前去，只好立在远处听了一会。戏是《假婿乘龙》他已经在别处看过，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不久他才发现，戏台子后面的一个小山嘴上，立着一座新盖起的小庙。他大为惊讶，现在政策一宽，有人竟然敢弄起了庙堂！
　　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使他很快离开戏场，向小山嘴那里走去。
　　这的确是一座新修的庙。看来这里原来就有过庙，不知什么年代倒塌了——黄土高原过去每个村庄几乎都有过庙；他们村的庙坪上也有一座。不过，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不多。现在，这里胆大的村民们，竟然又盖起了新庙，这真叫人不可思议！县上和公社不管吗？要是不管，说不定所有的破庙都会重新修建起来的。他们村的庙会不会也要重建呢？
　　润生新奇地走进庙院。眼前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红布匾；布匾上写着“答报神恩”和“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右房角挂一面铜锣，左房角吊一口铁钟。润生不明白此二物作何用场。庙门两边写有一副对联，似有错别字两个；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太（泰）明（民）安。他知道这是座龙王庙。大概因为黄土高原常闹旱灾，因此这里大部分的庙都是供奉龙王的。
　　润生张着好奇的嘴巴进了庙堂内。
　　庙堂的墙壁上画得五颜六色。供奉神位的木牌搁在水泥台上，神位前有香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驱蚊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静立在香灰盒边。地上的墙角里扔一堆看庙老头的破烂铺盖；庙会期间上布施的人不断，得有个人来监视“三只手”。庙房正墙上画着五位主神，润生从神位木牌上看出这些神的名字叫五海龙王、药王菩萨、虫郎将军、行雨龙王——边上的一尊神无名。庙堂的两面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骑驹乘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润生想：还应该画上一辆汽车嘛！
　　他忍不住笑着走出了这座小庙。他不信神，只觉得这一切倒很让人关心。
　　润生看罢庙堂，又返回到戏场里。除过戏迷，看来许多乡下人都是来赶红火的；他们四下里转悠，相互间在拥拥挤挤、碰碰磕磕中求得一种快活。一些农村姑娘羞羞答答在照相摊前造作地摆好姿势，等待城里来的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按快门。
　　他现在转到那一圈卖茶饭的人堆里，想吃点什么东西，但看了看，大部分是卖羊肉的，煮在锅里的羊肉汤和旁边的洗碗水一样肮脏。庄稼人一个个蹲在地上吃得津津有味。空气里飘散着叫人恶心的羊膻味。
　　他还是在一个卖羊肉水饺的小摊前停了下来。卖饭的是位年轻妇女，脊背上用一条带子束着一个小孩，正弯曲着身子趴在地上用嘴吹火。炉灶是临时就地掘下的小土炕，只冒黑烟不起火。润生盘算就在这里吃点东西，他看旁边捏下的水饺还比较干净。
　　他正要开口对那吹火的妇女打招呼，那妇女倒先抬起头来，问：“要几两？”
　　润生一下子愣住了。
　　天啊，这竟然是郝红梅！
　　我们不会忘记，在原西县上高中时，这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在班上曾演出过几幕令人难忘的生活戏剧。我们知道，起先，孙少平和她产生过感情纠葛。后来，她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而今顾养民正在省里的医学院上大学，她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卖茶饭呢？她自己不是也当了教师吗？她背上的孩子是谁的？
　　润生和郝红梅相视而立，因为太突然，一刹那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是同班几年的老同学，尽管那时他们相互交往不多，但如今相遇在异乡，倒有些百感文集。润生看见，郝红梅脸色比他姐姐还要憔悴，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前，不合身的衣衫上沾着柴草和灰土。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样子。润生毕业时就知道红梅和养民已经确定了关系——他无法想象顾养民的未婚妻现在是这么一副破败相！不过，他在这一刹那间也似乎明白了在她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你……”润生不知该说什么。
　　“我……就住在对面沟里，离这儿十里路……”郝红梅脸上涌起了一种难言的羞愧。
　　“你怎到这儿来了？”她问润生。
　　“我是路过这里……你？”他仍然不知该问她什么。“唉……我的情况一言难尽。我前年结婚到这里，去年刚生下孩子，男人打土窑被压死了……”
　　啊，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她和顾养民的关系早就吹了。
　　从简短的几句交谈中，润生就证实了郝红梅的不幸。不幸！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吐沫，不知自己该怎么办。他也不好意思再问她什么。
　　“我给你下饺子！”红梅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拿起了炊具。
　　“不不！我刚吃过饭，饱饱的！”润生赶忙阻拦她。“我不信！老同学还见外！”
　　“真的！”润生硬不让红梅把饺子倒进热气大冒的锅里。唉，他还有什么心思吃这饺子呢！
　　“到你们村的路宽窄哩？”他问。
　　“架子车路。”红梅不知他问这干啥，瞪住了眼。“卡车能不能进去？”
　　“能哩。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家，都是用汽车拉炭哩。”“那等你完了，我用车把你送回去！”
　　“你开车着哩？”红梅惊讶地问，神色立刻变得象面对一个大人物似的。
　　“嗯。”润生给她指了指停在公路边上的汽车。“啊呀，咱们的老同学都有出息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是跟我姐夫跑车。”
　　“不管怎样，咱们山区开车的最吃香了！”
　　真的，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一个汽车司机就是了不起的人物。
　　这时候，红梅脊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
　　她把孩子解下来，抱在怀中，也不避润生，撩起衣服襟子，掏出一只丰满的乳房塞在孩子的嘴巴上。
　　田润生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你先忙着！我到前面去看一会戏；等你毕了，我就把你送回家。”
　　“怕把你的事误了呢！”
　　“误不了！我今天赶到咱们原西城就行了。”
　　“你吃上碗饺子再走！”
　　润生说完，就离开红梅，两眼恍惚地朝戏场的人群那里走去。
　　他尽量往人堆里挤，好让别人挡住红梅的视线。
　　他立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往戏台子上看，也不听上面唱些什么。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周围的活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了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浮浅了……他在戏场里透过人头的缝隙，偷偷地向远处那个地方张望。此刻，他看见红梅又把孩子束在脊背上，开始忙乱地招呼庄稼人吃饭……不幸的人！她为了几个量盐买油的钱，而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忍受着屈辱和劳苦。他看见她背转人，用袖口揩了一把脸。那是揩汗，还是抹眼泪？
　　田润生的眼睛潮湿起来。他内心中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她可怜的孩子！这时候，他觉得，过去同过学的人不管当时关系怎样，往后遇到一块是这么叫人感到亲切……润生一直在人丛中偷偷看着红梅把饺子全部卖完后，才从戏场里挤出来，向她那里走过去。
　　这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
　　红梅一边嘴里说着感谢话，一边和他共同把灶具收拾起来。她告诉润生，灶具都是她公公早上给她搬运到这地方的。
　　润生把这些家具扛到车厢上放好，就让红梅抱着孩子坐在驾驶楼里。
　　马达很有气魄地轰鸣起来。
　　他熟练地驾驶着汽车离开公路，转到河湾里，然后往斜对面的沟里开去——沟道里的路面刚刚能溜过一辆卡车！
　　太阳从山背后落下去了。润生打开车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红梅抱着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他旁边，不时扭过脸又惊讶又佩服地在看他……汽车在村子下边的小河岸上停下来，天已经麻麻糊糊，村里有些人家的窗户上亮起了灯光。
　　润生帮助红梅把灶具搬到她家里。红梅要留他吃一顿饭——她已经把饺子馅和面团都准备下了。
　　润生推托不过，只好留下来。他看见，红梅的窑里不搁什么东西——显然是一个穷家。直到现在，他仍然不了解红梅为什么落到了这个地步！
　　他大方地和她一块包饺子。两个人说了许多当年学校和班里的事情。红梅还向他询问了其他一些同学近几年的情况——润生知道的也不多。不过，她避而不提孙少平和顾养民。
　　吃完饭后，红梅抱起孩子，又一直把他送到小河岸边的汽车上……
　　田润生在夜里才回到了原西县城。
　　他把汽车搁在停车场，先没去给姐夫打个招呼，就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走到街上一个私人开的小饭铺里。他要了二两烧酒和一碟咸花生豆，一个人慢慢喝起来。几杯酒下肚，他的五脏六腑都好象着了火。这是他第一次破例喝酒。小伙子！看来以后你不仅是你姐夫的助手，也将是他的酒伴了。
　　田润生走后，郝红梅把孩子哄着，她自己也跟着躺在了一片孤寂的黑暗中。
　　往常这个时候，她还要门里门外忙着干活。但今天她无心再做这一切了。她感到四肢无力，浑身软绵绵的；更主要的是，她心里烦乱不堪！
　　她躺在自己的小土炕上，任凭眼泪在脸上不断线地流淌。今天她突然碰见过去班上的同学，使她本来麻木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便忍不住又一次回溯起了往事——那一切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
　　高中毕业以后，郝红梅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回到了村子里。临毕业时因为贫穷和虚荣，她曾在原西城百货二门市干了那件蠢事——几块手帕几乎就断送了她的生活。幸亏孙少平的帮助，否则她当时就无脸见世人，说不定会寻了短见。好在一切都暗中平息了。她终于保全了名誉，象逃跑一样离开了原西县城。
　　回到村子以后，她慢慢才把心平静下来。她竭力使自己忘掉那件丑陋事。不久以后，在公社教育专干的帮助下，她在村里教了书。生活似乎再一次被太阳照亮了。
　　这期间，她一直和城里的顾养民保持着通信关系。他们的信件来往十分频繁，每个星期都各写一封。在信中，相互间的恋爱已经公开了。她每个星期都在等待那封甜蜜的信，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她看来似乎真的已经忘记了那件刺伤她心灵的偷窃事件。
　　过了不久，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就把她和顾养民的关系向父母亲说了。
　　当然，两个老人比她还激动。和大名鼎鼎的顾健翎老先生的后人结亲，对一个地主成份的农民家庭来说，那简直是一种荣耀。如果在旧社会，红梅她爸发达的时候，这亲事也可以说门当户对。可如今他们是什么光景！和顾家比较，人家在天上，自家在地下，差别太大了！两个老人快慰的是，他们含辛茹苦供养女儿上学，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操。
　　由于这件事的出现，这个多年破败和晦气的家庭一下子有了生气。在亲人们的眼里，红梅成了全家的大救星。
　　但是，命运常常捉弄人。一九七八年春天，灾难重新降临在了郝红梅的头上。
　　她自己并不知道，“偷手帕事件”败露在了她亲爱的人面前。传播这件丑闻的是跛女子的父亲侯生才。因为顾健翎是全县的知名人士，他孙子的婚事也就会有许多人关心。当养民和红梅的关系在县城有了传闻后，侯生才不久就知道，顾先生的孙媳妇竟然就是在他门市偷过手帕的女学生。小市民拨弄事非的劣根性，使他迫不及待向顾老先生告了密。侯生才一家人身体都不好，常到顾先生那里去看病；在侯生才想来，给顾先生揭穿这个“西洋镜”，往后先生给他们家的人看病就会更认真了，说不定老人家还会拿出什么祖传秘方。把女儿侯玉英的那条跛腿治成好腿哩！
　　顾健翎一生修身养性，崇尚《朱子治家格言》，岂能容一个偷鸡摸狗者成为自己的孙媳妇？他将养民叫到跟前，把他严厉地训斥了一通，让孙子很快和那个手脚不干净的女娃娃断绝来往！
　　顾养民一听这事，如同晴天响了一声霹雳。他决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做出这种事！他没有当面顶撞爷爷，但也没有答应和红梅断绝交往。他已经不是小孩子；尽管他尊敬爷爷，可这种事怎么能盲目地听从他呢？本来他正埋头复习功课，准备夏天的高考，但他决定甩开手头的一切，到乡下去找红梅……
　　而所有这些郝红梅当时还蒙在鼓里，她仍然沉浸在她的幸福之中。
　　第一个不幸的兆头出现了——她在一星期内没有接到养民的信。
　　正在她纳闷的时候，养民突然到她家里来了。她这才又马上心花怒放——原来他是要上她家的门，才没给她回信！
　　顾养民一到，受庞若惊的红梅一家就紧急行动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给他张罗吃喝；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准备过年节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肝掏出来款待这位未来的女婿。
　　但红梅很快发现，顾养民神色有点不对。为什么？是不是嫌她家穷？
　　唉，你原来就应该想到我家庭的状况！
　　吃完红梅父母精心制作的油糕烩菜后，养民就和红梅一块相跟着到村外的山野里去转悠。一路上，红梅兴奋地对他说这说那，他只是低倾着头听她说，自己很少开口。那时正值清明前后，芳草青青，柳绿桃红，阳光美好地照耀着这对在山野里散步的青年。
　　在一株红花艳艳的桃树下，他们停下了脚步。红梅手攀花枝，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亲爱的人。
　　但顾养民仍然神色严峻，用一只脚蹭着刚冒出地皮的草芽子。他抬头望了一眼红梅，突然开口说：“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红梅一下子警觉起来。
　　“你是不是毕业时在原西的门市上拿过人家的手帕？”顾养民直截了当问。他迫切地想知道真情啊！
　　他紧张地望着她，显然希望她的回答是否定的。“有……”她平静地说。
　　“不！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顾养民瞪着惊恐的眼睛，绝望地喊叫着。他一下子倒在她旁边的地上，两只手疯狂地抓着黄土，哭起来了。
　　红梅象死人一样呆坐着。她不再对顾养民解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反正一切都完了；她感到天空和大地一起在她眼前旋转。
　　过了片刻，满脸糊着泥土和泪痕的顾养民爬起来，悲愤地转过身，默默无语地沿着弯弯的山路走了——永远地走了。空旷的山野里，在那死一般的寂寥之中，只有一支深情而忧伤的信天游在高原上飘荡——三十里明沙呀四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看妹妹。
　　牵牛牛开花羊跑青，那时候见罢到如今。
　　大红公鸡毛腿腿，不想妹妹再想谁。
　　木鸽子喝了消冰水，往日里喜来今日里灰！
　　花椒树上落雀雀，一对对成了单爪爪。
　　井子里打水麻绳绳短，你丢下妹妹谁照管？
　　城墙底下撒豌豆，你扔下妹妹谁收留？
　　一只孤雁当天叫，我心里的苦情谁知道……从此以后，她就堕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过去的一切都成了一场梦。她不抱怨任何人，只抱怨她自己。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灭了。
　　同年夏天，她听说顾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这消息既不使她高兴，也不使她痛苦。那个人的好好坏坏已经与她无干；至于他那光辉的前程，她早就估计到了。
　　第二年春天，本队干部的几个子女都从高中毕业回了村，她的教师职位也自然被挤掉了。她并不为此而过分地难受；她的暗淡命运也早就注定了。这时候，外县一个亲戚给她介绍了当地一位农村小学教员。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她挎着一个土布包袱，单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就结婚了……
　　她对自己的婚姻很满足。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很老实，爱她，体贴她。公公和婆婆跟她丈夫的弟弟一块过；他们小两口单家独户，光景日月倒也很安乐。再说，这地方已经到了外县，她对这一点也很满意——她要远离她的痛苦与耻辱之地。
　　不久，她怀孕了。她摸着自己不断膨胀起来的肚子，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幸福；往日的不幸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了。
　　但是，灾难再一次从天而降。她的孩子刚满月，男人就死了。可怜的丈夫攒了一点钱，想重新整治一院地方，便雇了几个人先打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几个钱，他在假日里亲自上手去帮工，结果被倒塌的土堆活活压死了。
　　苦命的人，常常是雪上加霜！红梅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命运的惩罚。命运如此残酷无情，是不是在报应她曾偷过那几块手帕？或者是报应她爷爷在旧社会欺压过穷人？报应之烈焰啊，如果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在罪孽之人的头上熄灭？
　　丈夫死后，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奢望人世间的温暖和幸福。世界上的其它事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她相信她生来就要吃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罪。她活着的唯一寄托就是她怀里的这个小生命——她亲爱的儿子。她感谢老天爷动了恻隐之心，看见了她的不幸，给了她这样一个关照。
　　为了这孩子，她忍着悲痛重新开始了生活。她天天出山耕田种地；天冷天热，孩子都背在她的脊背上。她公公和丈夫的弟弟也穷家薄业，给她帮不上什么忙，她就一个人咬着牙苦熬日子……
　　这几天，沟口的川道上有庙会，她想着到庙会上去卖点茶饭，好给孩子置办点必需的东西。于是，在公公的帮助下，她就把一点简单的灶具搬运到那个戏场子里，卖起了饺子。她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过去班上的同学田润生……
　　郝红梅躺在黑暗中的土炕上，一边流泪，一边心酸地回首往事。她真后悔去沟口的庙会上卖饺子；要不，她就不会碰见田润生了。她不愿意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她希望悄无声息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啊！
　　红梅又想，田润生是偶尔相遇，走了也就走了。润生现在是堂堂的汽车司机，她穷家薄业的，人家怎会把她这样的人放在眼里呢？再说，过去在学校里，她和润生也没什么交往。
　　可是出乎她预料的是，三天以后，田润生竟然又开着汽车，来到了家里。
　　郝红梅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好心肠的润生给她拉了几千斤石炭，带了一塑料桶菜油，还给她的儿子买了许多吃食和一辆玩具小汽车。
　　红梅感动得不断用围裙揩眼泪。她把润生敬让到她的热炕头上，精心给他做了几碗香喷喷的细面条，还把给孩子留下的几颗鸡蛋，全部打进了调汤里。
　　润生临走时，她把自己卖饺子积攒的十几块钱，硬往他口袋里塞。她知道这十几块钱也不够开销润生给她带来的这些东西。但她总不能白白接受人家的礼物啊！
　　润生死活不收，最后还是把钱硬给她留下了。他说：“如果我要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送这些东西来。你日子过得这么清苦，我想帮助你。我要是顺路，还会来的……”红梅含着感激的泪水送走了好心的同学。
　　打这以后，过些日子，润生就把汽车开到了坡底下。他每次来，总要给她和孩子带点什么；甚至把城里的酱油和醋都给她买来了。
　　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不久，村里就风言风语传播说，她准备改嫁了。每当润生的汽车开进村里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叫说：“看，红梅的‘后老汉’来了！”
　　郝红梅再一次陷入到苦恼之中。活一回人真难啊！嚼舌头的村民们，我现在这副样子，怎敢妄想嫁给一位司机呢？你们这样瞎说，对我倒没什么，可是叫我的同学怎样再上我的门呢？我而今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好心人，你们难道连这么一点帮助都不容我获得吗？
　　她不能让她的同学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中。
　　润生再一次来她这里的时候，她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为什么？”润生问。
　　“村里人瞎说哩……”
　　“我不怕！我已经是这副样子了，还怕什么！我怕你受不了……”
　　“只要你不怕，我怕什么哩！我和你们村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愿说啥哩！只要你不在意，我照样来！”红梅扭过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苦惯了，我不愿再连累别人……”
　　“不怕！”瘦弱的润生胸脯一挺，倒象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气势雄壮。
　　红梅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于孤儿寡母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男人的关怀更重要了……但是，话说回来，她能给好心的同学报答什么呢？她一贫如洗，除过每次侍候他吃两碗她精心擀的细面条外，就只能两手空空送人家走了。”
　　后来，她想起给润生做一双布鞋。尽管她知道人家不缺鞋穿，但这是她的一点心意。农村妇女感谢别人的礼物，往往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双布鞋……不用说，村里传播她和润生长长短短的风生越来越大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传播这种事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娱乐。
　　这一天，她的公公上门了。
　　抽了几锅旱烟后，老人家为难地开口说：“自我儿殁了后，我就一直盘算这件事。你年轻轻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按你的心意跟人家过日子去吧。你出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我们这方面没什么意见。至于娃娃，我们也不强迫你留给我们。你也离不开这娃娃。再说，娃娃跟上你，不会受苦，我们放心着哩……”老人的一番话是开通的。但她能说什么呢？她到哪里去找个男人？
　　她对公公说：“没个合适人……”
　　“不是说你要和那个开车的……”她公公吞吞吐吐说。“那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人家来是出于好心帮助我。这是村里人瞎说哩！”红梅有点生气地对公公说。
　　“噢，是这……”老汉走了。但看来他并不相信儿媳妇所说的话。
　　纷纷舆论使红梅苦恼和烦乱，可倒也给她那麻木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刺激。有时候，她心里也忍不住冒出某些念头。但往往很快又摇摇头把这种念头否定得一干二净。说实话，在高中时，她根本没有看起过田润生，可现在，她这副样子——结过婚不说，还带着一个孩子，开汽车的润生怎么能看上她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唉，她实际上连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否则，她就有点对不起仗义而好心的田润生了！
　　这是五月里一个温暖的傍晚，田晓霞从宿舍里走出来，一个人在校园的路径上慢慢遛达着。路两边笔直的白杨树已经缀满了嫩绿的叶片。晚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声响……
　　这姑娘仍不失往日那种风度，薄毛衣外面象男孩一样披件夹克衫，两条胳膊帮在鼓囊囊的胸前，似乎陷入到一种深邃的沉思之中；但脸上还带着通常那种无意识的、骄傲的微笑。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远远近近，灯光点点，绿意朦胧，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甜丝丝的芬芳。
　　对这位二十三岁的大学生来说，日子过得既快活又不尽人意。她没有什么大苦恼，但内心常常感到骚动不安。一天里也充满了小小的成功与欢乐，充满了烦恼与忧伤，充满着愤懑与不平，也充满着友爱和思念。唉，时光就是在这样飞逝着——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了！
　　田晓霞忍不住立在路边，面对着梧桐山那面升起的一轮明月发了会呆。她望着幽深的蓝天，吸吮着深春的气息，心里火辣辣的。
　　她突然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便由不得哈哈一笑，稍微加快点脚步，向前面走去。
　　在刚踏入黄原师专的时候，有一件事就在田晓霞的内心深处搅动起来：师专毕业后，她去干什么？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所学校是师范性质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毕业后在黄原几个地区去当中学教师。这是她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个教书匠，这对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在理性上承认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绝对不合她的心意。她天性中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精神，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火热的情调；哪怕去西藏或新疆去当一名地质队员呢！
　　但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这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少有过例外。首先必须去当教师，然后才可能从教师队伍中转向另外工作——这也是少数有能耐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当然，她父亲是地委书记，可以走点“后门”，把她分配到行政单位。但她对行政工作比当教师更反感。再说，她父亲也不一定会给她走这个后门。
　　她有时很为这件事苦恼；甚至都有点精神不振和自制力松懈，以至影响了学习和进取心。
　　但她也能较快地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当她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紧跟着便会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内心反省。她意识到，虽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她成熟了许多，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属于市民的意识。虽然她一直是鄙薄这些东西的，可又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人为了生存，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但这些东西象是腐蚀剂，必然带来眼界狭窄、自制力减弱、奋斗精神衰退等等弊病。田晓霞毕竟是田晓霞！即使有时候主观上觉得倒退是可以的，但客观上却是无法忍受的，她必须永远是一个生活的强者！
　　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后，晓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事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也无济于事。当然，她不是把这件事完全抛在了脑后，只是先作“淡化”处理。
　　但最近以来，另一件事又在她心里七上八下地搅动——这是由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
　　她在上高中时，就和孙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过那时他们的交往的确很单纯。她和这个同村而不熟悉的乡下学生初次相识，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就引起了她的重视或者说另眼相看。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但她和他在黄原相见之前，这种关系仅仅在同学之外另多了一种友谊的成份。在他们的年龄，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只是稍稍有些不平常罢了。
　　自从她在东关电影院门口碰见到黄原谋生的孙少平以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对这个人的心情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她现在总是在想着他。她常有点心神不安地等待星期六的到来，期望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他一块吃顿饭，天上地下谈论一番。她发现，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代替少平和她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
　　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她才如此渴望和他在一块吗？不，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牵动了她内心中那根感情的弦索。是爱情？但她又觉得一切还没那么明确。她笼统地认为，对她来说，爱情大概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她在学习上的进取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她的心，使她对个人问题的考虑缺乏一种强烈追求的意识。
　　可是，她又为什么一想起他，心头就会泛起一层温热的波澜？她又为什么常常渴望和他呆在一块？甚至多时不见面一种想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是爱情？也许这就是爱情！只不过她自己还没有明确承认罢了。
　　不管怎样，田晓霞觉得，她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孙少平这个人了。这个人和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使她非常钦佩。现在，这样的男人可是不多罗！当然，社会上，大学里，不乏许多优秀青年；但象少平这样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人生奋斗，时下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真的，他太艰难了，有时候真令人目不忍睹——可他的不凡正表现在这一方面！
　　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不是装出来的——整天绷着脸，皱着眉头，留个大鬓角，穿件黑皮夹克衫，就是男子汉吗？有些男同学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但看了就让人发笑。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不是靠“化装”和表演就能显示的。
　　她喜欢孙少平的正是他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她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
　　这样说来，她是不是就要真的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揽工汉了？
　　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小伙子”田晓霞也会臊得满脸飞霞。噢，不！最好先不要匆忙地说这种事。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象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味道也许更醇美。另外，从谈恋爱的意义上衡量，她和少平目前还有一种难以说清的距离感……
　　先就保持这种关系吧！这已经使她的内心够乱了，她还要集中精力把大学上完呢！
　　但不论怎样，她和少平每个星期六的相见，总使她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前天晚上，他们又一块谈了那么多！并且再一次登上麻雀山，在月光下坐了好长时间。她知道，他现在又到地区柴油机厂给人家修建家属楼。他每星期在她手里拿走一本书，下个星期再换一本；他说他一个人住在正修建的楼房里，为的是晚上能安安静静看书。
　　她无法想象，他在没门没窗、也没电灯的房间里怎样读这些书的！有几次她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想晚上去找他，看他究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但她又打消了这念头。她要顾及他的自尊心——他不会愿意让她目睹他的处境……田晓霞在温暖的晚风中走过校园内那条长长的林荫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图书馆——她正是到那里去的。晚饭后宿舍里同伴们叽叽喳喳，互相打闹个没完，她感到心烦，就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翻新出的杂志。
　　晓霞进入灯火通明的阅览室后，却意外地看见了中学时的同学顾养民也在这里。
　　养民也发现了她，手里拿一本翻开的大型文学期刊，热情地走过来和她握手。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顾养民。养民的父亲顾尔纯副教授是师专的副校长，还给他们班讲授唐宋文学课。“我爷爷病了，我回原西看了一下，今天下午才返回到这里。我父母亲现在又回去了。我准备过一两天就回学校去。”
　　风度翩翩的顾养民说着，就招呼她在一个长条木栏椅上一块坐下来。
　　田晓霞在中学时和顾养民不同班，但因为一块演过戏，彼此也很熟悉。前年高考时，原来的同学中就他们两个考上了。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他爷爷是著名老中医，他报考医学院是很自然的。
　　“你也看文学杂志？”晓霞指了指他手中的那本期刊。“平时功课压得很重。没时间看。这几天没事，随便翻翻小说。现在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接触的不多。”顾养民谈吐自然，给人一种很成熟的印象。他瘦高个，脸色有点苍白，近视镜的度数看来不浅。
　　他和晓霞很快谈论起了中学时的生活，他向她打问原来一些同学目前的情况——但没有提起过郝红梅。因为不是一个班，晓霞实际上也并不清楚他和红梅的关系。
　　其他人的情况晓霞一无所知，她只是给他简单说了一下孙少平的情况——这是顾养民第一个就问到的人。另外，她还告诉他，听少平说，金波也在黄原东关的邮政所当临时工。至于她哥田润生，养民压根没提起过，她也几乎把他忘了。在他们的印象中，象田润生这样没什么特点的同学，根本不值得一提。
　　顾养民显得很兴奋，他说：“老同学们遇一回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把少平和金波找来，咱们一块在我家里吃一点饭，好好拉拉话，正好我父母亲也不在，家里很清静。”
　　晓霞也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就答应说她明天就去找孙少平。
　　第二天下午没有课，晓霞就骑了个自行车，破例到城南柴油机厂的工地上去找孙少平。
　　她以前很少来这里，一路打问着，才好不容易在一条小沟岔上找到了柴油机厂。进了柴油机厂，她又打听着找到建筑工地上来了。
　　孙少平站在脚手架上，往正在砌房墙的三层楼上扔砖。当田晓霞在下面喊他时，他都惊呆了——这家伙怎找到这儿来了？
　　楼上所有的民工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惊讶地朝下面观望。他们大概弄不明白，这么个花朵一般的“洋”姑娘，怎来找浑身糊着泥巴的揽工小子孙少平呢？她是他的什么人？
　　有的工匠立刻和孙少平开起了粗俗不堪的玩笑。孙少平很难堪地从脚手架上溜下来，搓着手上的泥巴，走到田晓霞面前。
　　晓霞立刻对他说明了来意。
　　孙少平听后，犹豫了一会，说：“既然养民盛情邀请，我得去一下，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你把金波也叫上，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们。”“那好吧！你要不要去一下我住的地方？”
　　晓霞笑着说：“我不敢到府上去打扰了。我贸然跑到这地方找你，已经叫你见怪了吧？”
　　少平抬头望了望脚手架，见所有的工匠仍然不干活，站下“观赏”他们。他脸通红，说：“不，我很高兴，甚至还有点……骄傲！”
　　晓霞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也红了脸，说：“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少平就替她推着自行车，走过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一直把她送到柴油机厂大门口。
　　送走晓霞后，少平的心仍然突突地跳着。真的，他高兴，也有些得意。晓霞来这样的地方找他，让与他一起干活的工匠们羡慕不已，这使他感到一种男人虚荣心的极大满足；至于到顾养民家里去聚会，那倒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了。
　　他返回工地，给站场的工头请了假，就先到他的住处去换了身干净衣服，便动身去东关找金波。
　　金波听说顾养民请他们去吃饭，既意外又有点作难。我们知道，高中时为少平和红梅的事，他曾策划和组织了那次打顾养民的事件。虽然这事已经过了好几年，但仍然记忆犹新。
　　他于是对少平说：“我还是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就说你没找见我……”
　　少平笑了，说：“还为过去那事吗？咱们现在都不是小孩了，顾养民也不会计较这些事，否则他不会邀请咱们。咱们不去，反倒失了风格。”
　　金波想了一下，说：“那就去吧！”
　　于是，这两个人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一块相跟着去了北关的黄原师专。
　　晓霞早已在学校大门口笑吟吟地等待他们了三个人进了顾养民家。
　　养民兴奋地拉住他们的手摇了半天。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他还把父亲的小酒柜打开，把所有的白酒、红酒、啤酒都拿了出来。
　　四个老同学围着桌子先后落座。亲切、兴奋，又有点百感交集。
　　几年前，他们还是少年。现在却都成了大人，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当年，他们还为一些事闹过孩子式的别扭。现在想起来，连这些别扭都值得人怀恋！中学时代的生活啊，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每个人一生的记忆之中；即是我们进入垂暮之年，我们也常常会把记忆的白帆，驶回到那些金色的年月里……“干杯！”
　　四个人把酒杯碰在了一起。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当然，话题一开始总要回首往事的。只不过，三个男人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提起郝红梅的名字……唉，你们呀！你们大概只知道可怜的红梅结婚了，可是她怎样悲惨地生活着你们知道吗？你们难道都忘记了这个不幸的人吗？
　　不，也许他们谁都没有忘记这个人，只是这个场所不宜谈论她罢了。保姆开始上热菜。顾养民有素养地把菜分别夹到每个人面前的小碟里。四个命运不尽相同的同学这顿饭吃得很融洽。顾养民和田晓霞觉得，尽管孙少平和金波目前都没有工作，但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自卑，而且言辞谈吐和对生活的见解，并不比他们低。尤其是孙少平，思想和眼界都很开阔，有些观点使两个大学生都有点震惊。在少平和金波这方面看来，顾养民和田晓霞虽然进了大学门，在他们面前也不自视骄傲，象对待真正的朋友那样诚恳和尊重。几杯酒下肚，四个人的情绪高昂起来。晓霞提议一人唱一支歌。他们四个人曾经一块参加过中学的文艺宣传队，这方面都是人才，便立刻响应晓霞的建议，开始再一次重温过去的快乐。晓霞带头先唱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两支插曲。接着金波唱了他最动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直唱得自己泪花子在眼里打转。少平和养民合唱了深沉的美国民歌《老人河》……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呀！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这个欢乐的聚会才结束。顾养民和田晓霞把少平和金波从学校里送出来。他们在大门外挥手告别……
　　少平和有点醉意的金波相跟着，走在夜晚温暖而宁静的大街上，情绪仍然有些激动。
　　从北关走到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他们也要分手了——金波回东关的邮政所；少平要到南关的柴油机厂去。分手时，金波醉意朦胧地对少平说：“顾养民和田晓霞是不是在谈……”话还没说完，他见少平脸色有点不太对劲，立刻清醒过来，没有再说下去。他这才想到，少平一直和晓霞关系很要好——他这句该死的话一定引得少平心里难过！
　　噢，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还会重演一次过去那样的爱情之剧呢？
　　小满前后，双水村周围的山野里，又渐渐呈现出了一派盎然生机。阳光暖洋洋地照耀大地。东拉河两岸的缓坡上，鲜绿的草芽已经遮住了冬日里顽童们烧荒留下的大片斑痕。农村实行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后，水利和灌溉设施破坏得很严重，因此东拉河水倒比往年旺了许多：河道的某些狭窄处，水流居然起波打浪，发出隆隆的声响。在田家圪崂通往庙坪的河滩里，泛滥的春水淹没了过去的列石，人们不得不搬来一些大块的石头，组成一列新的活动“桥”。
　　所有的乔木、灌木和大部分野草，都有了叶片，就连对春天的爱抚不很敏感的枣树，也开始生出了嫩芽；庙坪重新泛起了一片朦胧的绿意。豌豆已经缀满了粉红的小花。小麦在拔节，有些向阳的山湾里，甚至都努出了小小的穗头。
　　这时候，农事也开始繁忙起来。大部分秋田作物都开始播种了。村周围的山野里，到处都传来庄稼人“噢啊……”的吆牛声。光景好的人家，能买得起充足的化肥，这时节给小麦追一次尿素那是再好不过了。
　　孙玉厚老汉在庄稼行里是一把好手。他在土地上的那种精通、缜密和自信心，不亚于工厂里一个熟练的八级老工人。虽然他上了年纪，胳膊腿有点生硬，但营务庄稼仍然在双水村是数一数二的。眼下，他把许多该种的都种上了，并且抽空在院子下面漫了几畦旱烟苗。正月里少平回来时，给他买好了半年用的化肥，前几天刚下过那场小雨，他就给所有的麦田都追了尿素。
　　但这时节的农活是做不完的。他仍然没明没黑在山里操劳。二小子不在家，大小子已经分开家另过光景，他没有依靠，只能自己一个人挣命刨挖。即使活路再紧张，他也不想麻烦少安。儿子已经买回来“机器”办砖厂，忙得门里门外乱窜，他怎忍心拉扯他呢？别说让少安来帮他种庄稼了，就是儿子的那点地，也是他帮着给种上的！
　　孙玉厚老汉虽然忙碌和劳累，但心情倒也还不错，家里现在有吃有穿，没什么大熬煎。两个儿子各奔各的前程，小女儿今年也要从高中毕业了。要说有什么不畅快，那就是大女儿兰花的不幸——这是他永远不愈的心病。唉，有什么办法呢？老天爷总要给人弄一点不如意！
　　正在这个忙忙乱的当口，孙玉厚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其实，老人家浑身一直都是病。但这次看来得了急症——肚子疼。
　　这可把孙玉厚急坏了！
　　老母亲已经一天水米没沾牙，卷曲在炕头上不时发出呻吟。生命顽强的老人，今年整整八十四岁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高龄老人最忌讳的两个岁数。
　　孙玉厚不敢再出山去了。他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少安也不在家——他到原西和一个建筑单位签合同去了；据秀莲说，得五六天才能回来。
　　晚饭后，他把玉亭叫了来。兄弟俩开始商量怎么办。
　　两兄弟决定立刻把老母亲用架子车拉到石圪节医院去。不料，老母亲坚决不去医院。
　　她呻吟着说：“你们把刘玉升叫来！”
　　兄弟俩听母亲说这话，一时面面相觑，倒不知该怎办。他们知道母亲叫刘玉升来是什么意思。一年前，他们村的刘玉升在一夜之间由凡人变成了“神仙”，开始给周围村庄的庄稼人“治病”，据说特别“灵验”。奇怪！这事什么时间倒传进了这个不出门的老人耳朵里？
　　孙玉亭嘴对着母亲的耳朵说：“妈，那是迷信！”他妈不管迷信不迷信，继续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你们把刘玉升叫来！我夜里梦见一只白狗，在我肚子上咬了一口，早上起来就疼开了……”
　　怎么办？是不是去叫刘玉升来“捉拿”这只该死的“白狗”呢？
　　兄弟俩大眼瞪小眼。
　　孙玉厚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去叫刘玉升吧！”
　　“你也相信这神神鬼鬼？”玉亭瞪住眼问他哥。“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孙玉厚含含糊糊说。“我不能做这事。我歪好还算个共产党员哩！”玉亭在这方面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
　　孙玉厚叹了一口气说：“那你回去，让我去叫刘玉升，不要牵连你……”
　　本来，孙玉亭坚决反对去叫“神汉”刘玉升。但这是他母亲的要求，他无法用革命道理说服这位糊涂的老人。玉亭只好怏怏不快地离开这个即将发生“是非”的地方，拖拉着两只烂鞋赶紧回田家圪崂去了。
　　玉亭走后不久，孙玉厚老汉就起身去前村请刘玉升……关于刘玉升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甚微。我们只知道他是已改嫁到石圪节的王彩娥的亲戚；并且在王彩娥和孙玉亭的“麻糊事件”和金富强占她在双水村的窑洞两次关键时刻，他及时去向亲戚通风报信。至于他和王彩娥究竟是什么亲戚，连双水村的人也不太清楚。
　　这刘玉升小时候出天花时，落下一脸坑凹，人们也叫他“刘麻子”。他倒也不忌讳这个绰号。
　　刘麻子身板干瘦，一风能吹倒，劳动行里实在不行。他老婆神经老早就不大对劲，疯疯魔魔的，头发经常乱得象个喜鹊窝，胸前衣服上的垢痂积了有一铜钱厚。两口子生了六个儿女，加上刘玉升劳动不行，光景日月在双水村也算得上最为烂包的一家。大集体时，分粮按工分人口二八来开成，虽然要出点粮钱，但吃饭问题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没什么高低之分，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性命。
　　但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全村大部分人家光景都已好转，刘玉升的光景却不如集体时候了！
　　反正总得要寻个生计。
　　一年前的某一天半夜里，邻居田海民和媳妇银花突然被隔壁传来的几声毛骨悚然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们分明听见这是刘玉升的声音。
　　第二天，刘玉升自己证实，那嚎叫声正是他发出的。他瞪着一双恍恍惚惚的眼睛，对双水村某些年老的村民讲，他昨天晚上下了一回阴界。他说他在睡梦里到了地下一个洞中，看见了许多阴界的大官。有个坐在中堂的戴花镜的老汉就是阎王爷——他面前放一本生死薄。阎王对他说，阳界你们那一带没人管生死，我叫你下来，封你为“黑虎灵官”；谁要死，你先替我审查一下。领旨以后，一个小鬼还领他在阴界转了一圈；村里过去死过的人他都见了，这些人在下面各做各的事。他点出了双水村许多亡故人的名字：金老先生和他的儿子金俊斌；田二，以及其他一些人。他说田二在下面封了个照门房的职务；而五年前淹死的金俊斌职务是管水的，因此这几年双水村才没有再发过洪水……刘玉升信口开河胡扯一通，却把村里一些人惊得目瞪口呆……从此，刘麻子就成了双水村一个显赫人物。在暗中，人们对他的敬畏已经超过了村中任何一位世俗领袖。新“出马”的神汉刘玉升立即开始为人“治病”。由于几次偶然和巧合，这家伙真的把村里几个人的病“治”了。这下子名声雀起，连外面的地社也不断有人来偷偷请他去治病。
　　这大概使得石圪节和米家镇的医院门诊率下降了许多。刘玉升除过躺倒在炕上“闷梦”治病外，还兼着手相，以预测人的祸福和寿数。据刘玉升说，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也偷偷让他看过手相，以预测他这辈子的时运和仕途如何。只是治功本人从不承认有过这事。
　　刘玉升那纯粹的瞎说有时也会碰巧言中，因此那“神性”竟然越传越玄乎。有些农村的二流子看此道还不错，就想拜他为师学几手——即使不能随意下阴界，光学会看手相就行了。但刘玉升不会将这“秘招”传人。据说，他只给省里慕名而专程来拜访的一位热衷于此道的作家略略指点了一二。
　　刘玉升因为和神鬼结了亲缘，又和阎王爷“挂了钩”，无形中对迷信的村民们造成了一种精神压力。人们出于对自己命运的畏惧，谁也不敢再惹这家伙。邻居田海民虽然不信神，但他媳妇银花却怕得要命。经过好言协商，两家人在院当中打起了一堵墙。从此，刘玉升独院里的那两孔破窑洞，就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般人平时谁也不去踏个脚踪……当孙玉厚老汉踏进刘玉升的家门时，这位神汉正坐在后炕头上抽纸烟。他老婆和一群衣衫褴缕的孩子在前炕的一堆破被褥里抢夺着吃什么东西。窑里光线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孙玉厚简短地向刘玉升说明了来意。
　　刘玉升眯着眼沉默了一会，问：“我干妈说啥没有？”“就说梦见一只白狗在肚子上咬了一口……”孙玉厚说。刘玉升又沉默了一会，然后咧开嘴狡狯地笑了笑说：“你家里有玉亭哩……我不能去。但我干妈有病，我也不能不管。你回去，晚上睡觉时，你和我大嫂头蒙住，不要关门，我的魂来呀！”
　　刘玉升知道孙玉亭的革命性，因此不敢贸然亲自上门去——看来神鬼也有惧怕的东西！
　　孙玉厚只好从刘玉升家里出来了。
　　晚上睡觉时，玉厚两口子按照刘玉升的指示，没有关门；并且还用被子把头蒙起来。
　　老两口在被子里憋着气，一直没有睡着。
　　半夜时分，突然听见门关子响了一下——其实这是风摇动的；少安他妈便紧张地对老伴说：“来了！”
　　孙玉厚老汉继续蒙着头，从被子里伸出一条胳膊，把少安他妈捣了一拳，意思是叫她不敢出声。
　　可是第二天，少安他妈的病仍然不见好转。
　　临近黄昏时，孙玉厚老汉再一次上了刘玉升的门，请他无论如何亲自到他家里去看一下。他并且保证说，他弟玉亭根本不会知道这事。
　　刘玉升支吾着犹豫了半天，才终于跟孙玉厚起身了。
　　到家后，玉厚老两口先侍候这位“神仙”吃了一顿白面条。尽管天气已经暖和，刘玉升还穿着那身用麻绳大纳的旧棉袄，腰里束一根拿各种颜色的破布条拧成的腰带，如同缠一条花蛇。他干麻子脸黑得象锅底一样，坐在麻油灯下吃了三老碗干凋白面条。
　　吃完饭不久，刘玉升的目光就渐渐变了，直勾勾看着一个地方，怪怕人的。他用手摸了摸脏得象毡片一样的头发，对孙玉厚说：“你先拿一把高粱杆，用刀背捣扁，在门背后用火点着。”
　　孙玉厚赶紧照办了。
　　火点着后，他又让孙玉厚端来一碗凉水。
　　他噙了一口水“噗”一声把门背后的火喷灭了。然后他关照孙玉厚的老婆说：“嫂子，你把我干妈的脸蒙起来，不要叫老人家受了惊吓。我一会有个什么，你们也不要怕。”
　　少安他妈赶紧用被子把婆婆的脸蒙住。
　　刘玉升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对面墙，倒退着上了孙玉厚家的小土炕，连鞋也没脱。
　　他对孙玉厚两口子说，他们当年在这里建家时并不知道，这地方多年前曾死过一只白狗，埋在窑上面的山板上，后来就成了精。他说玉厚老母亲的病肯定没什么大危险，因为他以前在阴界的生死簿上没见阎王爷把干妈的名字里红笔打了叉。
　　说完这些话后，刘玉升就慢慢合住眼，嘴里开始念嚷一些凡人所不能知晓的咒语。
　　紧接着，只见他“咚！”一声栽倒在前炕上，身体僵直，双拳紧握，嘴里吐着白沫子，牙关子咬得格巴巴价响！
　　孙玉厚两口子恐惧地退到后窑掌的脚地上。他们好象听见刘玉升嘴里喊：“小鬼！快把白狗精收回去……”
　　不一会，又见刘玉升一只手在身体下面的炕席片上抓什么。抓了一会，只见他胳膊一扬，把什么东西向窗户上撒去……只听见窗户纸被打得啪啪价响！
　　玉厚老两口被这非凡现象惊得嘴巴张了多大！
　　哈呀，这刘玉升就是有神灵哩！席片上干干净净，他把什么东西扬到窗户上了？不得了！光席片上都能抓起东西哩！
　　其实，刘玉升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上有个暗口袋，里面装着沙土，他假装手在席片上摸，实际上是偷偷从这口袋里摸出沙土来，猛然扬在了窗户上……刘玉升嘴里胡乱嚷着，间隔地向窗户上扬了几把沙土后，就直挺挺地躺在前炕上，张开嘴向土窑顶上一口一口吹气；其吃劲程度就象田福堂犯肺气肿病。少安他妈见其状，立刻从后炕上拿起一个枕头，准备垫到刘玉升头下，结果被孙玉厚威严地阻止了；老汉用眼神向老婆暗示：这是神性！又过了一会，刘玉升呻吟般地向窑顶上吹了最后一口气，才慢慢睁开了眼睛。他身体随即松驰下来，但仍躺着，也不看人，只看窑顶。
　　很久，他才从炕上爬起来——席片上留下一滩涎水。现在他爬蜒着坐到炕拦边上，两条腿软绵绵地耷拉着，象走了很长时间路。
　　孙玉厚现在才敢走到他跟前，给他把旱烟锅递到手里。刘玉升抽了一锅烟，来了精神，便开口说：“我刚才下了一回阴曹，阎王爷没听说过这只白狗精，不好捉。后来派了两个小鬼上来，还没捉住。不过，你们不要担心，阎王爷天不明时还要派四个小鬼上来，肯定能捉住哩……嘿！我从阴界上来时，见咱们村的俊斌跑到庙坪山后坂上玩耍哩！我对他说，下面正点名，你还不快回去？这小子才跑下去了……”
　　刘玉升一边说，一边将一个肮脏油污的线口袋从怀里掏出来，放在了炕上。少安他妈赶紧拿起这口袋，到后窑掌里装了两大升麦子。
　　刘玉升说：“本来咱们同村邻居，我不能收你们的东四。但这是阴曹下面的规定，不收也不行……”
　　孙玉厚赶忙说：“那怎能哩！”他随即又揭开那只旧木箱，把一块二尺左右的红布也拿出来，连同粮食一起放到刘玉升面前。
　　刘玉升把红布塞在棉襟子里，把那袋小麦扛在肩头，就要起身走了。
　　“我拿手电把你送一下。”孙玉厚说。
　　“不用了！我们这号人白天和晚上一样，都能看见路哩……噢，我倒忘了！你们今晚上用一斤白面捏成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烧热，赶天不明时送到田家圪崂下面的河湾里，放在一块干净石头上，周围划一个圆圈。白狗精走时，歪好吃上一点，以后就不会记仇了……”
　　孙玉厚老两口连连点头应承了下来。
　　刘玉升走后，少安妈就用一斤多白面捏了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精心烧烤得焦黄喷香。
　　天不明时，孙玉厚按刘玉升指定的地点，把这两块吃食送到东拉河岸边一块干净石头上，用手指头在周围划了一个圈圈。
　　玉厚老汉怎能想到，他离开河岸不久，刘玉升就来到这里，把这两块还温热的吃食拿回家，给他的六个小“白狗精”分着吃了……
　　第二天早晨，孙玉厚他妈对儿子和媳妇说，她的肚子好些了。孙玉厚两口子在高兴的同时，对刘玉升敬佩得五体投地。
　　可是好景不长！中午时分，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肚子疼得在一堆破棉絮中滚来滚去！
　　孙玉厚大惊失色，赶紧把孙玉亭叫下来，弟兄俩不敢再瞎折腾，手忙脚乱把老母亲拉到石圪节医院。
　　医生一检查，是肚子里有蛔虫；随即给开了一瓶“驱蛔灵”。
　　老人回到家，吃了两次药，就屙出了几条蛔虫，肚子自然也就不再疼了。
　　在祖母生病的几天里，孙少安一直在原西县城奔波，因此，他对家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实际上，就是他在家，也不会象以前那样，为了老人的一点病，就可以把一切都掼在一边。
　　这不是说他对祖母的热爱已经消淡了——他实在是忙不过来呀！制砖机一开始转动，他自己也跟着旋转起来。各种生产环节，七八个雇用的工人，还要亲自跑着搞经销，简直乱成了一团。一个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小子，突然办起了这么大的事业，那种繁忙和紧张都难以用笔墨来描述。尽管他用每月一百五十元工资雇来的河南师傅主管砖厂的生产流程，但他是这砖厂的主人；他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现场——搞好搞坏最后都是他自己的，和河南师傅屁不相干！另外，他还得经常往信用社、税务所、运输公司以及买方等等部门穿梭奔跑。
　　他不在家的时候，他老婆就成了砖厂的主管人。可怜的秀莲除过给七八个人做饭外，还得给买方点砖数，开发票当会计——这一切都够难为她了。
　　小两口再也不可能夜夜消闲地钻在一个被筒里搂着睡觉——他们常常好几天都见不上一面。虎子几乎一直跟爷爷奶奶住；他们顾不上照管自己的宝贝蛋。
　　当然，他们如此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一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青！
　　眼下，农民孙少安尽管不会这样表达他的思想，但所有这一切他都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在农村这个天地里，他原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只不过在往日那漫长的年月里，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却又非做不可。
　　好，现在政策一变活，他终于能放开马跑了！
　　两个多月来，少安和秀莲尽管累得半死不活，但小两口心里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畅快。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已经在他们新家的小土炕上，扳着手指头反复计算过今年下来的光景。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他们将在年终还完贷款后，还有两三千元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制砖机和砖厂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罗！
　　随着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国家迅速地转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从农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各类建筑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有些属于计划之内，有些是盲目上马。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一直供不应求！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象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财的官员锒铛入狱！
　　孙少安开办砖厂，的确赶上了当口——他不愁他的砖没有销路。
　　但是，要把每一块砖变成人民币，还得要费一番周折喽！如果按当时通行的价格，那倒很省心——起先他就是这样把砖卖掉的。可是有一次，他碰见“夸富”会上和他住同屋的“冒尖户”胡永合，把他这种便当的买卖大大嘲笑了一番。
　　胡永合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他这号瓷脑！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放活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一二厘钱！
　　孙少安大为惊讶。他先把这位“传教士”请到原西县国营食堂吃了一顿。这顿饭使两个买卖人成了朋友。三杯酒下肚，生意油子胡永合又给他传授了不少窍道。
　　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醒”多了。按胡永合的教导试了一回，果真灵验——原来一块砖最多卖三分八厘钱，这次卖了三分九厘。一块砖多卖一厘钱，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请一两个人吃顿饭能花几个钱！
　　当然，作为一个本份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总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暗示或直截了当要你“出血”。这是一种“互惠”生意，既然公家人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他们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带着好烟名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忠厚，但精明地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
　　但和胡永合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这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乡下人通常感谢别人的方式。
　　说起来，孙少安的身上也还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他现在身上的衣着装束，就今非昔比了。如今他只要外出办事，就会换上那套“礼服”；贴身一套红线衣，外面是一身廉价混纺毛料制服；足登“力士”牌球鞋；头上戴一顶深蓝的卡单帽，手里象其他生意人一样提着黑人造革皮包（也可斜着大背在身上）。当然，这身打扮在城里人看来仍然是个土包子，但在农村，就算得“洋”了。秀莲坚持要让他这样改头换面。少安自己也感觉到，到城里办事，一身老百姓衣服实在蹬打不开。穿着这身新衣服，开始时还怪有点别扭，以后慢慢也就习惯了……
　　现在，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原西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
　　他正在这里请客吃饭——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
　　客人是原西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我们已经熟悉了——跛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才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多赚了不少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三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才知道少安就是少平的哥哥后，毫不犹豫把好处先给了他；并且每块砖出价四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高出二厘。侯生才的“理由”是，少安的砖好。当然，少安的砖确实也好，压力系数都在一百号以上（七十五号以上就是国家标准）。
　　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桌饭。从原西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最高层次了。桌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殷勤地为那三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象那么一回事；生活已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
　　吃菜唱酒的时候，孙少安无限感慨地想起，当年就是在这地方，他和润叶曾经一块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时，他是何等的窘迫与牺惶啊！谁能想到，今天他能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地请别人吃宴席呢？
　　他由不得想起了润叶——这几年，他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闲暇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他就会想起自己整整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无比艰难的岁月……
　　他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则，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其他人的情况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年纪，还得象小伙子一般出山劳动。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
　　孙少安的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他内心里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之情：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尽什么责任。他太混帐了！一天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顾上去关照一下——他们严格地说还没有长大呢！
　　孙少安勉强陪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三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
　　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她留下五十元钱。
　　是呀，亲爱的妹妹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她已经长成大姑娘，尤其在穿着方面应该象个样子了。本来，他想自己到商店给兰香去买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裳。
　　孙少安提着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地往中学赶去。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去石圪节的一辆顺车；给兰香把钱送下，就得赶紧搭车回去——他已经出门几天，心里惦记着家里那一摊场。秀莲一个人顾不来啊！
　　兰香正在上自习。他把她从教室里叫到外面的大操场上。他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
　　兰香说她什么都好着哩。
　　他于是就掏出那五十块钱来给妹妹。
　　可兰香却不接这钱。她不知为什么眼里突然涌上泪水，说：“我有钱哩……”
　　“你哪来的钱！”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我二哥每月给我寄十块……”
　　孙少安一下子呆了。
　　呀，他没想到弟弟一直给妹妹寄钱！
　　他的喉咙顿时象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
　　他有些声软地说：“你二哥给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你拿上给你买一身时新衣裳，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蒙蒙的眼睛望着大哥，说：“哥，我知道你的心哩。现在分了家，你们那面有我大嫂哩。我不愿叫你作难。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架，我手头宽裕着哩……”
　　孙少安的眼窝发热了。
　　他接着又硬把钱往妹妹手里塞。兰香却调转身，手抹了一把眼泪，跑回教室里去了……孙少安手里捏着五十块钱，呆呆地立在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上，一颗伤痛的心象是泡在了苦涩的碱水里。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原西县中学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原西县回到石圪节公社的……孙少安在石圪节下车后，便神情恍惚地向双水村走去。
　　一路上，那无声的哽咽不时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象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啊！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从这条路上往村子里走。那时的痛苦一切都是因为贫困而引起的。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
　　生活啊，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还为什么让人这么痛苦？
　　过了罐子村，在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孙少安实在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公路上转入一块庄稼地，找了一个四处看不见人的土圪崂，一下子扑倒在土地上，抱住头痛哭起来！山野悄无声息地倾听他的哭泣。
　　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圆圆的山包顶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桔红。有一群灰白的野鸽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翅膀扇起一片嗡嗡的声响。不远处的东拉河边，传来黄牛的一声低沉的哞叫……好久，孙少安才从地上爬起来。他拍掉衣服上的灰土，又抹下头上的布帽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然后无精打采地卷起一支旱烟棒，蹲在地上静静地抽起来。他脸色灰暗，看上去象刚刚生了一场大病。
　　拐过一个山峁后，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
　　他看见了他的砖厂！那里，制砖机在隆隆响着，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滚滚的浓烟象巨龙一般升起，笼罩了一大片天空。
　　一股汹涌的激流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头。他疲惫的身体顿时象被人狠狠抽打了一鞭，立刻振作起来了。
　　是的！不论怎样，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他的心不能乱！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塌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决不能松劲！他还应该象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支旱烟卷。
　　他鼻子口里喷着烟雾，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厂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妻子，已经立在一堵蓝色的砖墙旁等待他了。
　　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
　　托马斯·曼爱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什么时候开始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般而论，这件事对他们为说，出现得是有点过早了，因为他们都才十九岁。不过，仔细一想，也有情可原。可为他们一同出生在高家村，从光屁股一块玩到懂得害羞的年龄，一起背着书包上村小学，又一起背着铺盖卷进城上中学，直到眼下高中毕业，并且报考了同样的大学和专业。现在他们正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等待中。十几下抽的朝夕相处，加上这几年洪水一样的爱情电影的熏陶，少男少女心灵中那根神秘的琴弦终于被拨动了，并且弹出了第二组不那熟练的、然而是异常美妙的和音。
　　大年是前村高仁山二小子。他和他那老实巴结父亲一样，带着一身淳朴的、倔强的憨气，就像黄土里长出来的一株高粱。当然，这种人往往有一种别人很难比得上的品质，那就是非常有耐力，能经受得住摔打。这一点也像田野里的高粱。如果各位有机会大旱之上，到中国北部的山地里一走，就会看见，当许多植物被烈日烤晒得蔫头聋脑时，吸有高粱却倔强地挺着它的腰杆，并且会在秋后捧出一穗红艳艳的颗粒来。
　　就说大年的父亲高仁山吧，虽然岁数已经不小，但硬是一个人强撑着，用辛勤的汗水供两个小子上学，非让他们求得“功名”不可，大小子前年考大学名落孙山，已经收心务农了。可他并不灰心，继续向乡亲们发誓，要把他的大年送进大学门。大年这孩子虽然并不特别聪敏，倒也像他父亲一样的股牛劲，靠着勤奋，学习一直也还是很出众的。
　　小丽却是另外一种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得像一只小山羊。她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但非常富于幻想。就说她和大年爱情（姑且这么说吧），也是她首先主动表示的，并且有一次在星期六回村路上，还逗得大年电影里那些恋爱的人那样，在后面追着她跑。她呢，一边跑，一边嘻嘻哈哈地表演了一些淘气的所谓“慢镜头”动作……在这些日子里，憨厚的大年已经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恋爱了，这就意味着孩子时代的结束。他爱小丽，如同爱明丽太阳。可异他爱得太认真，太迷恋了，以致影响了他最后一年的学习。不久他就将知道，他为此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然，就我们来说，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在凶这磁年龄的时候，也往往不能完全把握住自己感情和行为。但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往往就在这时候开始，而真正的人生，也许就在这时候开始。
　　一霹雳击倒了高大年：他没有考上大学！他落榜了！
　　这天，当确切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一个人跑到村前的打麦场上，痛苦而麻木的躺倒在一堆乱草里。他儋，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拍他寻短见。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晦气地蹲在他面前，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叹气。这更使他的痛苦加深了。唉！他辜负了眼前这三个人对他付出的辛劳和寄予的厚望。
　　“我早看出来，你让小丽把你耽搁了……唉！你这糊涂小子！本来就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再说，你还是个娃娃嘛，不好好学习，能出息吗……”父亲两只粗糙的手互相搓揉着，诉说着心头的怨气。
　　“那是个妖精！”他大哥咬牙齿地说。
　　“不怨她！”他一下子坐起来，脸上带着种愤怒的表情。他不能容忍他们用这样一种轻藐的态度对待他视为神对的小丽。他虽然因此而没有考上大学，但他并不后悔他的爱情。这倒决不是一种孩子气：因为我胶知道，他一直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的。
　　他父亲也愤怒了，一闪身站起来，激动得两片嘴唇直颤，睦来他真想破口大骂，但气极了反倒找不出一句话来，他只用长满老茧的手狠狠摸了一把胡茬脸，拧转身就走。仁山老汉一边走，一边叹息，往日倔强的头颅低垂到胸前，那神态等于明白地向乡亲们宣告：他望子成龙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了！
　　这时，时光正值中午，夏末初秋的阳光仍然热辣辣地照耀着大地。大年呆坐在土场上，汗水在那张像高一样红扑扑的脸上流淌，两只手在泥地上抠来抠去。他妈在来边流泪。他硬劝说他妈回了家。他让她放心：他决不会自寻短见，他只是想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呆一会。
　　当然，他让他妈离开这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他看见小丽正从县城那边的公路上走回来。她要回家，必然要经过这个土场。
　　他眼前升起了另一颗太阳。痛苦暂时又被一种莫名激动所淹没。他等着她向他走来。
　　她走来了。她显然没料到会在这儿碰到他，脸上明显地带着一种惊讶——也许这样说不准确。但这种难以描述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她立即兴历地掏出了一张纸片在他眼前晃了晃，用颤抖的声音说：“我的录取通知书！省师范大学化学系，是报考的第二志愿……”她也才十九岁，根本不能在一个遭受巨大痛苦的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欢欣。当她明白过来她这一举动的不妥当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她可怕地发现，她面前这个人脸一下子变得像死灰似的惨白，接着，听从坐到地上，双手抱住了脑袋。
　　“我过几天就得走，报到时间很紧……”她开始尽量掩饰她的激动，但声音仍然在颤抖着。
　　“咱们将永远是好朋友。”别看她年龄小，倒也学会了一点世故。她这句话实际上暗示了一种明确的思想。
　　可惜老实巴结的他，听不懂这句话里的真实含义，反而被激动了；但她不等他开口，马上又裤充说：“我们年龄都小，以前是闹着玩哩，本来，我真盼望我们一起上大学，将来……我心里很为你难过。大年，你想开些，你的学习本来不错，可人的命运难说。当然，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
　　唉！原来是这样。这一回他算真听懂了。他感到眼前的太阳一下子失去了那耀眼的光辉。他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竟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在这短暂的一刻里，就把高大年从童年保持到现在的所有天真都永远地扫除干净了。是的，他第一次知道：人生实际上是多么严峻啊！
　　他什么话也没说，用袖口揩去脸上的汗水，像他父亲刚才那样，拧转身就走了。不过，他不他父亲那样把关在胸前，而是尽量地抬起来，那神态等于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他高大年现在才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了。
　　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双重的打击，就是搁在饱经世故的成年人身上，也够沉重的了，何况他才十九岁——严格说来，还是一个孩子哩。
　　他原来就为多说话，现在完全沉默了，像个哑巴，一声不吭地跟着父亲和哥哥，开始了艰辛的劳动生涯。好在村里已经包产到户，大家不在一块干活了，他的不快了只有家里人才知道。他尽量躲避着外人。
　　黑夜，他大睁着眼睛睡不着觉。于是就披上冬天才穿的棉袄，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独自一个人在村前的河湾里漫无目的地走动，活像一个夜游神，小丽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纠缠他。他想恨，但又恨不起来，因为过去那些无限美妙的感情仍然在他心头温柔地盘缠着，一丝儿也剪不断。
　　但是，更痛苦的是，他觉得他愧对了一个好时代。眼下国家正需要有知识的人才，而他又多想为祖国做一番大事业呀！四个现代化对有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个口号罢了，但对他这样的热血青年来说，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他知道，未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需要他们这一代人充当祖国的脊梁，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遭受了不幸！
　　“我太痛苦了……”他想。
　　“但是”，他又想，“难道我就这样甘愿让痛苦的火焰把自己给毁了？不该啊！正因为我如此痛苦，我才要争一口气！不仅要好好劳动，还应该好好学习！小丽，我总有一天还要此见到你，你等着看吧，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他这样想着，牙齿便在嘴里咬得格崩崩价响，两只物也不由得握成了两只拳头。年轻人的血液又在他周身沸沸扬扬，一种新的意识终于在他的头脑中苏醒了。
　　他仍然沉默寡言，拚命劳动。
　　不久，高仁山老汉发现在他们出山干活的路上，到处栽着一些小石片，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一些“洋字码”。老汉认出这不是中国字，而又写在这山野里，弄得心惊肉跳，以为是出了外国特务，他把这件神氦的事告诉了老婆却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你没看咱们茅而里的石头上也写着？”大儿子忍不住笑了，对父亲说：“你真可笑！外国特务路到咱这里干啥呀？‘特务’就在咱家里。那是大年写的英语单词。”
　　“那是怎啦？”父亲问大儿子。
　　“怎啦，他还想考大学！”
　　老两口惊讶地张开了嘴巴，仁山老汉摇摇他那已经苍白了的头，说：“还是好好劳动吧，咱先人的坟墓没得着好风水！”
　　不管怎样，大年重新奋发起来。他首先从他考得最糟的英语开始复习。他不愿意呆在家里埋头学习，以免不了解内情的人把他看成个二流子，知道内情的人又乘机笑话他。他有他的自尊心。
　　但是这种学习是极其艰难的。每当他背着一捆庄稼从山上下来时，汗水腌疼的眼睛已经分辨不清他栽在路边小石片上的那些英语单词了。但他仍然拚命完成每天的学习计划。日月流逝，他变得像一个苦行僧一般，经常累得眼睛迷迷糊糊，走路摇摇晃晃，头总是有敢无力地耷拉着。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的精神却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高扬过，看吧，他走路念念有词，他上厕所念念有词，他在煤油灯前伏案演算，常常因打盹把头发烧着，满头一片焦黄……所有这一切，他都忍受着。有时，痛苦的浪潮猛然又袭上心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每当这时，他就在心里默念着那句话：“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
　　此刻，痛苦也正的折磨着另一个人。这不是别人，正是小丽她妈。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土地解冻，大地又孕育着一种勃然生机。可是这季节，对一关节炎病人却不是好兆头。
　　小丽她妈每到这时，腿关节就疼得像钢针扎着一般。今年开春尤其严重。寡妇算不上幸福，也算不上不幸。丈夫虽说过世太早，她亲爱的女儿却考上大学。回忆往事辛酸不少，瞻望未来倒也甜甜的：再熬上几年，等小丽大学一毕业，她就好跟上女儿享福去罗！
　　但是，眼前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土地都分到了户，庄稼谁给她种呀？过不久就要耕地，她不知又该求村时机哪一家。要是往年，她不熬煎，有高仁山一家人哩。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去求他！
　　这一天，她到沟底的水井去提水。返回时，该死的腿走到半坡上，疼得怎么也走不动了。她把水罐放到路边，双手抱住膝盖，嘴一张一张的，就差没放开声哭了！
　　偏巧这时高仁山父子三人正从后山沟里回来，在河那面的小路上往自己家里走。他们三人都看见了河这边的情景。大年他哥显然幸灾乐祸了，瞧他嘴一撇，照旧往回去，大年看了看父亲，父亲低倾着头也只顾走路，装作没看见什么的样子。
　　大年站住了。他望着前面走去的父亲和哥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父兄埋头苦干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可那狭隘的农民意识又多么叫人不能尊敬。
　　他独自默默地拐到河湾的小路上，向小丽她妈走去。他是个遭过痛苦的人，因此也说同情眼前这个有病痛的人，尽管他的痛苦正是她的女儿带来的。
　　他来到老妇人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提起她身边的水罐。小丽她妈痛苦的脸上，一下子涌上了难言的表情。但她只是在后面说：“年娃，门开着哩，热水瓶里有开水，桌子上有茶，抽屉里有纸烟，娃自个寻着吃。我这阵腿不灵活，走不快呀……”说着声音便哽咽了。
　　他提着水罐进了她家，把水倒进瓮里。
　　他往出走时，忍不住朝墙上的相框里瞥了一眼。是她，站在大学门口的校牌下，脸笑得像一朵花，几乎完全不像原来的模样了……
　　他尽量克制着，不让眼里的两包泪水涌出来。
　　他出了院子，在以前经常等待沁丽地地方站定。一切过去的印象是那么近，那么清楚，又是那么远，那么模糊……他看见小丽她妈正一瘸一拐地从坡里上来了，嘴里不停地呻吟着。他于是很快从另一条路下坡。他不愿看见她那痛苦，也不愿自己痛苦的你让她看见。
　　第二天早晨，他父亲把农具准备好了，让弟兄俩跟他去耕地。
　　他走到父亲面前，说：“先去给小丽家耕吧！”他的话惊呆了两张粗糙的农民的脸，他哥忍不住说：“你羞先人哩！那还是你的丈母娘吗？”
　　“你不愿去，你就滚！”他突然发火了。
　　他哥把犁一摔，进屋去了。
　　他看见什么了？啊，挂在那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的皱脸上的，是一丝内疚的表情。善良、纯朴的本性又在老人身上复苏了。
　　谁也没有料到，去年落榜的高大年，今年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
　　是的，他考上了。为了这一天，他痛苦了一年，奋发了一年。他在这一年付出的艰辛，山上的小路，路边的小石片，家里的煤油灯，比他周围的人更清楚。
　　当他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县返回时，又一次来到村前的打麦场上，让身子躺在堆金黄的麦秸里，尽情地让欢乐的眼泪刷刷的流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也者知道考上了，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喜气，蹲在他面前，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别的什么也没说，只对哥哥说了一句话：“哥，我走后，小丽家有些活要你帮着做哩，她妈腿不好……”他哥又高兴又尴尬地对他直点头。
　　他告别了亲爱的高家村，告别了雄伟壮丽的黄土高原，乘罢汽车，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出了山，出了沟，驰过无边的平原，进了车水马龙、繁华喧嚣的省城。他在火车站附近存放了小件，买了当天去北京的车票，然后就想着去师范大学看小丽，离上火车还有六七个钟头，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提着一包炒得金黄的家乡南瓜籽，搭上了去师大的公共汽车。师大坐落在郊区，是这路车的终点站。他下了车，心狂跳着，向校门口走去。这地方虽然没来过，但并不陌生，他照片里见过。
　　当他走到小丽照相的校的校牌下，猛地站住了。“我来这里干什么？”他突然问自己。
　　他的心感到一阵隐隐的刺痛，为自己感到羞耻。他知道，他想见小丽，分明夹杂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因素：莫把人看扁了！这岂不是无言的报复吗？
　　“我怎么能这样！”他开始在内心里严厉地谴责自己。他想：我确是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但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使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是的，我曾痛苦过，但因此也得到了了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该再对小丽抱怨，倒是该感谢她—尽管这一切是多么地令人辛酸！
　　他双手把那和袋南瓜籽捂在胸前，靠着墙，闭住眼睛，让不平静的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毅然搭上一辆进城的公共汽车，返回市里。
　　他来到市中心邮局，匆忙写一张字条：“小丽，请你尝一尝咱家乡的南瓜籽，大年。”
　　他把字条塞进口袋，在柜台上拿起缝包裹的针线，笨拙地缝好这袋南瓜籽，写上地址，寄了。
　　傍晚，当美丽的夕阳在城市的一边沉落的时候，去北京的直快列车开动了。车轮的铿锵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响；大年淳朴的脸紧贴着车窗，望着广阔的平原和无边的蓝天，眼里涌出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于北京
　　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升起的时候，睡梦中的双水村人听见后沟道里传来一阵机器轰隆隆的响声。
　　这是少安的砖厂又开始了一天的繁忙。
　　自双水村的新强人孙少安用机器制砖那天开始，这声音就天天震动着这个古老的村庄。
　　开始的几天，全村不论大人还是娃硅，都先后新奇地跑到孙家开办的“工厂”来参观。人们围着那台神秘的制砖机，看着土砖坯象流水似的从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运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惊讶得嘴巴张了老大。哈呀，这玩艺儿神了！什么能人造出这么好的东西呢？如果每家都有这么一件机器，那人人都可以发大财！
　　当打听到这家伙的价钱时，庄稼人才又惊得舌头在嘴里弹得嘣响。
　　后来，人们对少安的“工厂”习已为常了，也就不再来参观。他妈的，看一回叫人眼红一回！眼红人家又顶屁用哩？没能耐的人还得用双手在土地上刨挖着吃。
　　双水村搞了责任制以后，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们知道，这个往日有名的嘈杂村庄，过去经常人喊马叫的，好象天天都在唱大戏。可是现在，人们单家独户种庄稼，各谋各的光景，谁还有心思去管那些闲淡事？再说，也没什么相聚的机会。主动去串门？没功夫！真是不可思议呀，一个村的人，如今甚至几个月都不见一面！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早都自动关闭了；只留下几个不能出山的老汉聚在公窑外面的官路旁，观看来往的车辆行人，说他们那些老掉牙的话题。好安静的双水村！
　　可是，外人并不知晓，实际上村里每个人的心中从来没象现在这样骚乱和喧哗。
　　是呀，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大多数人肚皮撑圆以后，必然要谋算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难念的经。至于少数光景日月还不如集体时的家户，那愁肠和熬煎更是与日俱增——过去有大锅饭时，谁碗里的一份也少不了。现在可没人管罗！你穷？你自己想办法吧！你不想办法？那你穷着吧！
　　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正象俗话所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哪！
　　想想也是，孙少安摆开这么大的战场，而且想弄出点名堂，那也就少不了他后生的苦恼。是的，他的确为他的事业苦恼——但更苦恼的倒还不仅仅是这些事！
　　前几天从县城返回村子后，尽管他一如既往紧张地投入到砖厂的忙乱之中，但心情一直感到很沉重。妹妹那双泪蒙蒙的眼睛不时浮现在他眼前。他在砖厂一边干活，一边难受地咽着吐沫。他明白妹妹为什么不要他的钱。懂事的兰香心疼他，体谅他，怕秀莲和他闹架。唉，几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出现这样的情况。光景好转了，可家庭却四分五裂！但话说回来，他又怎能全部埋怨他的秀莲呢？
　　自进这个家门来，她没少吃过苦哇！现在，她又熬死累活帮扶他支撑这个大摊场，家里和砖厂两头忙，手上经常裂着血口子……虽然她坚持分了家，但按乡俗说，对待老人也无可挑剔。平时，这面家里做点好吃喝，她总想着给那面的三个老人端过去一些。天冷的时候，母亲眼睛不好了，她就熬夜把老人们的棉衣棉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