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我们当下处在“新训政”时期，以党治国是其核心
我们当下处在“新训政”时期
郝铁川教授，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作者按】本文根据拙作《我们处在“新训政”时期——中国特色法治“模式”与“道路”之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中国当下依法治国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新发展——关于中国法治现代化阶段论的思考》，《云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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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是一种“模式”，还是一种“道路”（即阶段性产物），学术界近年来已分歧显现。美国华裔学者熊玠、我国台湾学者朱云汉和大陆一些学者是一种模式论趋向。而我在日《检察日报》发表的《从人治、综治到法治》一文中，就提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将会经历人治、综治和法治三个阶段，当下中国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成熟的法治，而是综治。此后在2003年的《秩序与渐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研究报告》一书中则认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仅仅是初级阶段的法治，还要向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攀登，因此它属于过渡性产物，是道路而不是模式。模式论与道路论的共同之处是都承认中国法治具有特殊性、合理性，不同之处是模式论认为中国法治是一种终极的、与西方永远不同的法治文明类型，道路论认为中国时下法治是一种阶段性而非终极性产物，因为中、西方法治从上个世纪结束了平行而行、互不往来，开始了相互吸纳、交叉前行。未来中西法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殊难断言。因为人类社会的执政是有普遍性规律的，各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具有众多差异，乃根源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接近，差异性会缩小，相同性会增加，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目前还是坚持中国实现法治走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道路的说法比较稳妥。
经过多年来的思考，我觉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与孙中山上个世纪初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法制现代化三阶段中的“训政”有一定的类似，如同当年我们把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称之为旧民主主义，而把中共的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那样，从怎样推进中国现代化这一角度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说，旧的“训政”已经结束，而当前处于“新训政”时期。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孙中山先生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问题。他在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初步提出了“革命程序论”,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时期，“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在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首次使用了“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的概念。1924年他颁布《建国大纲》,最终使这一理论得以系统和完善。在他的这一“革命程序论”中，今天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训政”理念。
“训政”的定义,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指由革命党人训导人民群众学会行使民权和当家作主；训政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实行地方自治，例如: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银行合作,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保险合作等；“训政”的操作程序是自下而上搞好地方自治,以一省为单元，由一县自治做起，由县而省,再推及全国,最终实现“宪政”；“训政”的时限，孙中山起初定为6年，后来经过多次革命实践的挫折后,逐渐认识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都较为落后的国家里,过速的民主化进程往往导致社会动荡和秩序紊乱,欲速则不达。故最后放弃了过去提出的以3年和6年分别完成“军政”和“训政”的设计；“训政”的特点，孙中山认为是“以党治国”。孙中山起初积极主张在中国实行英美国家两党制模式,到后来发生了“宋教仁案”、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议席居多的国会和复辟称帝一系列事件之后，孙中山决定效法苏俄，“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是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核心。为什么要“以党治国”？主要是国民政治和文化素质相对落后。孙中山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指出:“我以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6-97页）“以党治国”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以党建国。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指出:“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
第二，以党训政。其实质是以党治国，坚持一党制。孙中山在1920年11月修正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明确规定:在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负完全责任。”在吸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基础上,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改总理制为委员会制,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等。国民党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实现对国民政府的领导;通过对军队各级党代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实现了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这标志着一个由革命的政党、革命的政府以及革命的军队组成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以党管国”的政治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第三，“主义治国”。1923年10月,孙中山在为期一周的广州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明确阐释了 “主义治国”的含义:“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 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这里所说的“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第四，以党治军。孙中山参照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党代表制度。通过在军队当中设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使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在思想上、建制上、组织上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实现了 “以党治军”。
第五，“联俄”“联共”。1923年1月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与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国内方面,孙中山决定“借才于党外”，积极吸收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关于中国现代化三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后来遭到蒋介石集团的扭曲与背叛，比如，他背叛了孙中山“节才于党外”的联俄联共政治决策，没有实行孙中山“核定地价”的经济政策，拒绝“三民主义”而改行“法西斯主义”指导思想。因此，蒋的“训政”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批判蒋介石的伪“训政”，并不能妨碍我们今天对孙中山的“训政”理论的批判继承。
1、孙中山把中国法治现代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其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不同阶段来完成。我们今天同样强调法治的阶段性，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强调初级阶段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度过初级阶段之后，还要经过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不同阶段的法治构成肯定是不同的，例如，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对待普选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搞，但到了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也即本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就可能要付诸实践：“大陆在下个世纪（笔者按：邓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讲此话的），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1页）。
我们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和孙中山“革命程序”相同点是都认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搞，不能一下子搞民主水平很高的政治，不同之处我们强调民主法治一定要在公有制为主体而非私有制基础上进行。
2、孙中山“训政”的实质是以党训政，以党代政，党直接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而我们今天党政关系与孙中山相同之处是都强调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的领导地位，不搞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度；不同之处是我们今天不搞以党代政，而是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相统一，坚持党在国家、社会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特点是党中央决定、各方按照法定程序去行动。如同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241页）主要操作措施是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设立党组，党的主张交由各个党组，分别由他们按照各自的法定程序和章程规定，把党的主张变成各自的政令、法令或共识，使得中共发挥总揽而不包揽、协调而不代替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与孙中山党权和政权不分、以党代政的做法不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吸纳了国际社会执政党最终要在政权里面按照法定程序运作的惯例，而不像孙中山那样完全使政权成了国民党的“过路章”。
3、孙中山的“训政”实行“主义治国”（三民主义治国），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我们今天也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与孙中山“主义治国”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是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具有根本的不同。虽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了晚年确有向社会主义靠近的趋势，他甚至把自己的民生主义径称为社会主义，曾申请加入第二国际，但他最终没有演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4、孙中山的“训政”实行以党统军，这与我们今天则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形式上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与孙中山“训政”不同的是，我们国家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中央军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中央军委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与孙中山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之后，还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才能成为国家军委成员；党的军委要向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国家军委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因此，军委成员实际上是要“双负责”，既对党负责，又对人民负责。与孙中山以党统军不同之处就在于军委成员产生方式的人民民主性。
5、孙中山的“训政”坚持在国民党“一党制”的基础上“联共”，这与我们今天不搞西方多党竞争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今天坚持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组织上独立。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无需加入共产党就可以参政。不像当年孙中山“借才于党外”那样，非要别的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才能参政。与孙中山“联共”政策不同之处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其它党派的民主态度是孙中山所没有的。
总之，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纲领，和孙中山的“训政”在形式上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内容、本质上又根本不同，因此，我们是中国现代化的“新训政”。“新”就新在民主成分增加了。孙中山的“训政”完全是以党代政，而我们今天虽然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执政地位，但没有以党代政，党的主张还要经过国家机关法定程序才能变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令、法令；没有以党垄断政权，而是允许其他党派以其党派身份参政；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增加了军队的人民国家性成分。这表明，从孙中山的旧“训政”到我们今天的“新训政”，虽然一党领导、执政的政治格局没有变，但民主成分确实增加了，真正体现了循序渐进推进民主法治的“训政”原意。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提出我们目前处于“新训政”阶段，不仅是受了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也是参考了美国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发展政治学学者的观点。根据亨氏的研究，从欧洲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皆可汲取一条发展经验，那就是权威——秩序——发展。福山近年来反复倡导实现现代政治秩序需要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的所谓“制度三支柱”并没有特别多的理论创新与贡献，在本质上是回到了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理论框架中。
不过，我有一种预感，等到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中国应该跨入了当年邓小平所欲言的一般发达国家水平，至少要经历100年、目前已走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主的成分将会更加扩大，主要表现为直接选举（普选）的成分会扩大；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制度将会进一步规范化、实质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大代表制度的改革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将会作用更大和实质化；通过实践摸索，党和国家机关之间分工的权力清单将会更加明晰，这个权力清单将会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自治水平的提高，沿着执政党担负政治发动机、国家机关运作管理事务的国际社会一般惯例方向演进。古人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毛泽东《念奴娇·昆仑》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所以我坚信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体，而多样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接近会逐渐减少，统一性则相应逐步增加。
强调我们现在处在“新训政”，是想表明我们仍然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路上，还未达到终极目标，当下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还不是一种成熟、极致的“类型文明”。如果当年孙中山认为他的旧训政结束后，应进入“宪政”的话，那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训政将来结束后，也必将进入更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新阶段。
我的这种思考，可能遭到两方面截然不同的批评。一是认为我是为所谓“不合理的现实”进行辩护；二是认为我身上“追求宪政”的阴魂未散。但我的心境与提出“相对合理主义”的龙宗智兄相类似，我们必须具有人类存在公理的终极合理信仰，不能认为现实是一个可以复制、不变的模式；但我们又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只要比以前有进步的，我们就要支持这种“相对合理”。知我罪我，一任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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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与记者们于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泳池合影，唯作者李建荣与郝下池一起游泳。（照片：李建荣提供）】
　　中评社台北8月17日电／上月28日前圆山大饭店董事长、“中华民国”广播事业协会荣誉理事长、中国新闻协会监事李建荣出席马英九基金会成立茶会时，在国宾饭店的大厅恰巧碰到前“行政院长”郝柏村，郝院长第一句话就说“谢谢建荣，你还送我花”。在这一周前是郝前院长一百岁的生日，但他极为低调，没有任何的公开作寿活动，我因此以前“行政院”记者联谊会会长的名义，送给这位当年的采访对象一盆兰花，“恭祝郝前院长百岁嵩寿　松柏长青”。
　　作者李建荣，曾任正声广播公司播音员、记者，中时晚报记者、撰述委员、政治组副主任，中国时报记者、政治组副主任、总编辑特别助理、主笔、专题策画组主任、主任记者，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节目部经理、副总经理、董事兼代总经理，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海基会顾问、大陆委员会谘询委员、亚洲物流公司董事长、圆山大饭店董事长，现为“中华民国”广播事业协会荣誉理事长、中国新闻协会监事。
　　李建荣推出新作《大时代的巨变》，这也让他忆起当年采访郝院长新闻的若干往事。1990年的春季，国民党内为了“总统”、“副总统”的提名，衍生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从党内斗到“国会”，牵扯到“总统府”、国民大会、“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乃至军方高层首长间的角力，甚至延伸到省市地方各级议会，连一些民间社团也被动员。长达几个月的政治动荡，经由媒体的推波助滥，造成台湾社会极度不安。在八大老的介入调停下，林洋港、蒋纬国最终一刻退选，李登辉、李元簇顺利为最后一届国大推选为国家正、副“元首”。
　　在当年蒋彦士的穿梭下，于520“总统”就职前夕，李登辉决定提名“国防部长”郝柏村为“行政院长”，换下李焕，同时李登辉也同意召开“国是会议”，解决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与因应迫切的两岸关系新局面，一场因为国民党内的风暴，催生朝野对宪政议题的改革探讨，也化解了百合花学运，当时台湾的政局也因为“总统”与“行政院长”的底定，进入李郝体制，才开始逐渐转危为安。
　　
　　大时代的巨变书摘如下：
　　1990年的春季，国民党内为了“总统”、“副总统”的提名，衍生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从党内斗到“国会”，牵扯到“总统府”、国民大会、“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乃至军方高层首长间的角力，甚至延伸到省市地方各级议会，连一些民间社团也被动员。长达几个月的政治动荡，经由媒体的推波助滥，造成台湾社会极度不安。在八大老的介入调停下，林洋港、蒋纬国最终一刻退选，李登辉、李元簇顺利为最后一届国大推选为国家正、副“元首”。
　　在当年蒋彦士的穿梭下，于520“总统”就职前夕，李登辉决定提名“国防部长”郝柏村为“行政院长”，换下李焕，同时李登辉也同意召开“国是会议”，解决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与因应迫切的两岸关系新局面，一场因为国民党内的风暴，催生朝野对宪政议题的改革探讨，也化解了百合花学运，当时台湾的政局也因为“总统”与“行政院长”的底定，进入李郝体制，才开始逐渐转危为安。
　　1990年的5月2日是中国国民党例行的中常会，地点在现在的长荣大楼（中山南路、仁爱路、信义路会合口），我当时服务于中时晚报采访国民党要闻，虽然会议是九点开始，但我都有早到的习惯，八点左右我就在党部大门右侧的传达室守候，当时国民党大楼有门禁管制，记者要得到受访者允许才得以换证进入采访，中常会开会时间，记者只能在外守候，正式记者会则要跑到林森北路七号的文工会召开，采访不是很方便。我清楚记得这天的八点半左右，“国防部长”郝柏村的座车刚好抵达，当郝柏村下车被我撞见时，我立即引起疑问，怎么这么早。
　　紧接着党主席李登辉的座车也不寻常提早抵达，先后差不到三分钟。我立即将此情景回报报社，采访?议推测，“会不会是李登辉要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长”，当早政治组总动员，从“总统府”、“行政院”、中央党部多处下手查证，最后我被下达指令应该就是了，要当当天的头条新闻，中午截稿后，我被唤回大理街的报社，领取独家线索奖金，以示奖励。事后证实，郝柏村在常会前请见李登辉，同意接任“行政院长”。但当时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李登辉要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长”的同时，也要求他辞去终身职的一级上将，郝柏村斟酌后接受覆命。
　　事实上，在稍早农历年后，国民党的“副总统”人选已经备受媒体关注，李焕是否会更上层楼也成焦点。我于教育团体“立委”赖晚钟处，获悉“行政院长”李焕已经请辞。赖跟随李焕有渊源，我对他的消息来源深信不疑。但是报社向“行政院”查证，“行政院”方面却否认。但报社仍然刊出此一讯息，并受各媒体跟进，我也再次得到总编辑李明儒颁赠的一万元的独家新闻奖金。
　　虽然李焕断然否认提出辞呈，但是“总统府”方面事后却释放讯息给自立晚报，声称李焕曾写信给李登辉，并推荐林洋港在内的四位可考虑的继任人选，以此间接证实李焕的确有向李登辉请辞。当时朱高正等“立委”强烈建议李焕无需于520“总统”就职时维持惯例请辞。因此二、三、四月三个月间，随着“总统”就职日期的逼近，李登辉究竟会找谁出任“行政院长”，也成所有媒体追逐焦点。
　　5月2日中午截稿后后我得知，报社极高层已经动用人脉协助查证，获得权威消息（“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证实。在中时晚报下午独家刊出郝柏村将出任“行政院长”的同时，当天下午“国防部长”郝柏村也事先约好接受工商时报发行人余范英带领胡鸿仁等人采访，当事人公开证实已经接受李“总统”邀请，将出任“行政院长”，由于这是继陈诚之后，第二位军人出任“行政院长”，因此震惊中外，担心“军人干政”的疑虑，立即抢占所有媒体的焦点。
　　但李登辉也立即释疑，称赞郝柏村做事有魄力，与他肝胆相照云云，并称给郝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整顿治安。
　　记得当时一家新成立的报纸“首都早报”，以“军人干政　干”为头版标题，此一标题十分耸动抢眼。等待就任的郝柏村维持着早泳的习惯，但记者一早就盯着他，逼得他不得不在泳池边要接受采访，郝当时否认自己是“强人”。他强调是军人从政，国外也有先例，而非军人干政。但毕竟已经民主化进行中的台湾，包括美国等外国势力，也不希望台湾再出现“军事强人”。
　　郝柏村六月一日上任，在他上任前，中时晚报采访主任陈浩约我碰面，他说报社经过考虑，认为郝柏村的资历与魄力作为，今后的“行政院”将是政局中心的要角，新闻会很多，因此要我调线，改跑“行政院”。“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我接受了调线。
　　我事后想起，过去与郝柏村并无渊源，严格讲在我于空军嘉义基地服役时，倒是近距离见过参谋总长郝柏村，当时我是联队部政战官，郝总长到飞官俱乐部，对全体飞行员以上军官做政治讲话，那时的两岸情势常有对岸军机来降，包括孙天勤、王学成等。大学毕业在成功岭受训及在嘉义服役时，郝总长为锻炼国军体力，要求清晨跑步五千公尺，还有为了降低军人休假期机车的肇事率，要求军人休假外出不得穿便服等等，这是我采访郝柏村前对他的些许印象。
　　郝柏村有晨泳的习惯，连出国也维持。记得他上任半年后，要到新加坡访问。原本新加坡与海峡两岸都没建交，维持等距外交。但1990年10月，新加坡却与中国大陆建交。而郝柏村此访是到非邦交国家，台北方面定调为“度假外交”。
　　出访前两天，“新闻局”国内处长吴中立把讯息透露，并告诉记者们不用担心，可以拿到落地签。只有两天的时间做准备，订机票，订旅馆。因为我们被要求在前一天抵达，无法与郝院长搭同一班机。前一天在准备行李时，我突然灵机一动，郝院长有晨泳习惯，我乾脆也把泳裤、潜水镜也带着，说不定派上用场。
　　也真巧，郝院长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2015年11月马习会的场地），就有一个宽敞漂亮的户外游泳池。在郝下午入住贵宾楼后，我就盯着游泳池附近的动态，后来发现若干楼层的阳台似有戴墨镜的便衣出现，应该是星方的安全人员，我当下赶快换上泳衣，穿上饭店的白色浴袍往游泳池冲去，果真郝院长在随扈警官簇拥下，也批着白色浴袍而来，其余国内记者也先后赶至泳池边采访。
　　只见池内的外国旅客，看到岸上这么多摄影机对着，游起来不自在，纷纷上岸，最后只剩我和郝院长两个人在游。游到一半，我就站起在水边站立休息，郝院长边游对我说“你比我年轻，怎么停下来”，我告诉他“我平常打篮球，游泳虽会，但不常游”。郝院长的蛙式游法很特别，头都在水面上，他解释过去在部队训练过河，他是抬头蛙。
　　郝院长上岸后，在场采访记者要求合影留念，（还有几位记者不知新闻已发生，还在房间休息）因此出现一张合影中唯独我与郝院长披着香格里拉饭店专用的白色浴袍。而随行的中国时报摄影记者陈明仁返国后，也将我和郝院长在新加坡一起游泳的照片，放在报社内部刊物，当为采访趣闻，采访组亦当为采访案例。
　　郝柏村因为“星光计划”的推动执行，在蒋经国主政时期就与李光耀资政熟稔。因此星方与大陆建交后的三个月，在圣诞假期邀请郝柏村到星访问，亦有对老朋友的“补偿”作用。郝柏村在新加坡期间搭乘地下铁，参观农品批发市场、国宅，也到纽顿商圈小吃参观，对于星国的乾净、秩序、纪律极为称道。
　　对于台湾都会区的房价居高不下，他对新加坡国宅政策只租不卖，平面楼层为停车场也可为社区办活动用，深觉可以参考，以降低房价。他返国后，台湾也出现新加坡热，以台北市为例，整顿脏乱的夜市及市场，也成黄大洲市长的要务。基隆河的整治与中华商场的拆除，七号公园的拆建，郝柏村都给黄大洲最大的支持，尤其基隆河整治涉及汛期，应该把握时效。在郝的指示下，连工兵部队都动用，这是出将入相者长官的人脉运用。黄大洲任内的不少政绩，广为市民怀念，这当公正给挺黄的郝柏村也记上一笔。
　　而在郝返国后不久，他也要求计程车统一漆上黄色漆，以供民众方便街头辨识，打破过去五颜六色的计程车杂乱外貌。而六年国建计划，也规画淡水新市镇国宅，但抚今思昔，时隔20余年后，淡水新市镇的轻轨捷运还在赶工中，台湾政府的规划与施政效率之龟速，可见一斑。
　　同样一例，民国八十年十一月，郝柏村参观职棒冠军赛，却碰上大雨停赛两小时，全场观众向郝院长高呼“我们要巨蛋”，事后郝柏村指示要在关渡规划巨蛋，以回应广大棒球迷要有室内球场的呼声。但27年后台北大巨蛋的建筑，仍只有钢骨外墙，竣工遥遥无期，巨蛋孵化不成，岂不令人生叹！若郝当年能多任几年，以其施政魄力与效率，一定让人另眼相待。
　　人常说长寿一定要健康，所以健康长寿常一起祝福，郝柏村对于运动习惯有一定的恒心与毅力，他到今天仍维持晨泳与打高尔夫的习惯，“行政院”退休首长有个周二队，他与经国先生时期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常出席打球，甚至现在打九个洞，仍坚持走路不搭车，这种精神意志力，值得佩服。
　　我还记得民国八十年的元旦“总统府”前升旗典礼后，有场慢跑邀请他鸣枪，鸣枪后他从介寿路（现为凯蓝达格兰路）跑到台北市政府前，当时我们这群采访“行政院”的记者们，也不得不起早，跟着第二警官队的随扈们，亦步亦趋随着郝柏村跑到终点。现在回想，当时郝柏村也有七十三岁，他的体力状况，的确超过同龄。
　　郝柏村在任两年九个月期间，新闻曝光度极高，整顿治安展现魄力，两岸关系也首度出现两岸红会金门协议，由于李郝体制运转时期，大陆政策上有国家统一委员会，中有“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下有海峡交流基金会，因此担任国统会副主委的“副总统”李元簇、“行政院长”郝柏村、“司法院长”林洋港，三人为连系感情，常在假日约一起爬山健行，这可苦了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们，背着摄影机一步一脚印跟着。
　　某日我重回他们三巨头阳明山健行中午聚餐的山间“山农小吃店”，店里墙上还挂着当年李、郝、林等人的照片，但时隔今日，人事已非，林洋港、李元簇已相继过世，令我不胜唏嘘。时隔近三十年，而今山农小吃店已由第二代接手经营。
　　李郝体制运转初期，郝柏村推出六年国建计划，加上治安好转，建筑界反映工地受勒索案件大为减少，经济重回表现，邦交国也出现三十个（不像当今已跌落18个），因此郝柏村的民意支持度竟然高过李登辉，这也引起李身边人士的不满。
　　当时的“新闻局长”邵玉铭在卸任后曾对我说，李身边的秘书室主任苏志诚曾抱怨，要他留意这个趋势。邵说，他主要的工作在“行政院”这边，建议“总统府”也可以成立发言人室，后来“总统府”也成立发言人室，邱进益、戴瑞明先后出任发言人，最早期记者会还借用“总统府”旁的台湾银行总行，后来“总统府”才成立记者室。
　　随着宪政改革的发展，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退职订出落日条款，第二届“立法委员”全面选出，基于“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郝柏村认为在第二届“立委”就职前他应该向“总统”提出辞呈，这也是竖立新的宪政惯例。而过去一段时间，民进党“立委”叶菊兰举发郝柏村召开军事会谈，侵犯李登辉统帅权；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郝柏村高调要“行政院”政党审议委员会处理，一度研议要解散民进党；李郝两年多中间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出现严重歧见，海基会与陆委会的海陆大战，黄昆辉与陈长文间的不和，也被解读为后面有李郝撑腰。
　　种种政治情势的发展，又衍生成不幸的省籍情结，国民党内的次级团体出现“集思会”对上“新国民党连线”。继当年林洋港要参选被有心人讲成“台奸”后被逼退，此时又出现所谓“外省“行政院长”欺负本省“总统”，这真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大不幸。而新国民党连线后来选择走了“毁党造党”之路，在25年前的8月26日成立新党。而“修宪”时担任国民党副主席的郝柏村反对删除“行政院长”副署权，要维持“内阁制”精神，这都是李登辉与林洋港、郝柏村、李焕、梁肃戎等政治路线分道扬镳的结果。
　　时序进入92年12　月，第二届“立委”选举产生，郝柏村决定辞职。在卸任前，他也史无前例高调到台北市、高雄市、台湾省政府及三个议会辞行，在台北市议会时，他公开对议长陈健治表达对议员问政常不合理羞辱公务员的不满，“议员问政不该像法官在审被告一样”获得广大公务员的共鸣。
　　郝柏村在“立法院”备询时，也曾因民进党非理性杯葛，不让他上台做施政报告，他曾大手一挥，要全体“阁员”退席离开议场，这一幕令“立委”与媒体记者都傻眼，这也是他政治性格对民代问政不满一面的流露。后来连战担任“行政院长”时期，也曾经效法退席过，并在“行政院”前广场召开记者会。
　　在郝柏村卸任院长前我想做个专访，但在台北可能不易，我也不为难“新闻局”。因此我选择他到省府及省议会辞行时，我便独自搭车到台中的科博馆等他，这是他台中行的第一站，由于台北下来的记者只有我一人，因此离开科博馆登车时，随行的“行政院”七组组长郭天佑便邀我上车，让我近身随行采访，在他及“行政院”交际科长王腾的协助下，郝院长当晚下榻空军清泉岗基地，准备参加隔日成功岭大专青年寒训结训典礼，我一路跟随。
　　当晚晚餐时，在座有远见天下出版事业群的高希均先生与王力行女士等，原来我是不速之客，他们早已安排好要专访。但我既来之，也不能空手而归。在晚餐时，虽未带纸笔，也是尊重高教授一行。趁郝院长还有喝高粱酒的酒性，谈性甚浓，我尽可能的记住他的谈话要点。餐叙后，我与王腾同住一房，我立即拿起纸笔先整理好与郝的对话要点，王腾也帮忙提醒我一些重点。
　　隔日下午，中时晚报以第二版整版刊登我对郝院长的临别专访全文。2004年天下出版社出版我撰写的“蓝天再现”记者会上，高希均教授特别提起当年清泉岗基地的那晚往事，他说“我记得那晚建荣也喝了不少金门高粱，也未见他带录音机或拿起纸笔，怎么隔日却出现整版的专访呢？”高教授不知的是，尽管那晚喝酒吃饭，但我心中盘算的是要“不虚此行”，既然专程从台北下来，也没有采访“行政院”记者同行在场，我还是要达成自己的采访任务。
　　隔天一早，我也若无其事，陪着郝院长一起踏上清泉岗的高尔夫球场，陪着郝院长打球的是陆军总司令陈廷宠将军，早餐后，陈将军陪着郝院长上成功岭去，我则回到房内专心处理撰写前晚对郝院长卸任前的近身专访。
　　在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我与采访“行政院”的记者们发起成立“行政院”记者联谊会”，我们的初衷是要与盛行的丐帮记者做区隔。我们以每天发行发声的广播、电视、报纸、通讯社为会员门槛，并要求“新闻局”取消周四“行政院”记者会后发送便当的陋习，我们认为自己采访的午餐，无需公部门负担。这个构想与举动，也获得时任政府发言人的“新闻局长”邵玉铭的支持，他也特别拨了较宽敞空间做为记者室，并贴心的设置两个密闭电话亭，供记者采访时不受干扰之用。
　　联谊会后来也权充采访互动双方的沟通桥梁，邀请郝院长的采访活动，也都由联谊会出面，副院长施启扬、“政务委员”兼秘书长王昭明及“新闻局长”陪同。邵玉铭鼓励台湾媒体建立资深记者制度，联谊会成立后，院长记者会他都点会长第一位发问，记者节庆祝大会，他也邀请会长代表新闻界线上记者致词。他任内整修过的“新闻局”记者会场，也是参考美国白宫记者会，这也是政府部门最像样的阶梯式记者会场，楼上还有即时翻译设备。后来连续几年“新闻局”主办政府发言人新闻联系课程均邀我分享经验，各部会的记者联谊会章程不少参考“行政院”记者联谊会的版本。
　　还记得有次“行政院”记者受邀到法国巴黎采访马特拉公司，实际搭乘他们在法国南部的捷运，这家公司承揽台北第一条捷运过程，新闻不断，其实这家公司的太空探险也发展得不错。这趟采访过程，承“新闻局”驻法处人员协助，我们也参观了庞毕度中心，当时中心外有很多街头漫画画家，我立即起意，不妨送幅浓眉的郝院长的漫画，“新闻局”的陈姓陪同官员立即回办公室找了张郝院长的公务照片，供漫画家绘画参考之用。
　　回台北后，联谊会特别裱框送给郝院长作为纪念。当天在院区，“新闻局长”胡志强也安排简单茶会让记者近身与郝院长及其他首长互动，郝院长竟然拿了一张他孙子小宝画他的漫画，与我们送的漫画作对比，这张照片也成媒体报道的趣闻，后来还收录在郝柏村自传“无愧”书中。
　　在采访郝柏村近三年的任期中，对他的领导统御与治事风格留下深刻印象。而他一直享有高民意支持度，其来有自。解除戒严，警备总部撤除，海防出现空虚，为了解决海上渔船枪械走私问题，他一度要“财政部”海关配合军方、“警政署”在夜里于淡水沙仑海边举行演习，亲自督导分工，严查走私。后来的政府，也决定成立“海岸巡防署”，加强海岸巡防与救难。
　　为解决拖延多年高雄后劲五轻建厂问题，他与“经济部长”萧万长亲自南下夜宿五轻，直接接地气，并公正处理回馈金发放给社区、不发给个人的问题，这也是他的坚持，才让五轻建厂顺利推动。而他也有过一句名言“朝令夕改又何妨”，他直言不能因为顾及面子而不负责，因为当发觉政策有问题时，做下去后果更严重、更坏时，真正负责的态度是，知错能立即改，才是正确态度。
　　还有在他卸任前赴阳明山中山楼出席国民大会活动，遭民进党国代近身言语挑衅，他立即振臂疾呼“中华民国”万岁”、“反对“台独”，这一幕也是很鲜活的呈现当年的朝野统独对峙。
　　时至郝氏今日百岁，他对“宪法”的服膺，对国家的忠诚，始终没人怀疑过。这不禁让我想起，李登辉1990年4月底决定提名郝柏村，稍后在“总统府”与党籍“立委”座谈时，为化解党内支持李焕续任或改提林洋港的声音，他曾说“我已经讲了一百次，我不是“台独”，大家还是不信”。因此李登辉强调“我提名郝柏村，表示我绝非“台独”。以李郝两人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分道扬镳，政治路线旗帜鲜明的对比，将来的史家，对于政治人物的诚信当有公允评价。
　　时值郝柏院长百岁华诞，也逢金门八二三炮战60周年前夕，仅以此文的若干追忆，对六十年前担任小金门的九师师长的他，经历炮战，枪林弹雨，以生命捍卫台湾，公忠体国，表示敬意。对他近三年“行政院长”的政绩，嘉惠台湾，表示怀念。同时也对他享有健康长寿，对他与他的家人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