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弱势群体问题的日益严重，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 政治 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在 现代 市场 经济 条件下，社会分化的程度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市场竞争 规律 总是倾向于优胜劣汰，产生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分化；而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 发展 在加速财富积累的同时，也迅速扩大了贫富的差距，产生“马太效应”，从而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进一步集聚于那些强势群体的手中，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现代意义上的公正，首先就表现在生存权、就业权、受 教育 权和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利。“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切实的保证，才能够从最起码的意义上体现出对个体人缔结社会的基本贡献和对人的种属尊严的肯定，才能够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社会发展宗旨亦即以人为本位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才能够从最实效的意义上为社会的正常运转确立起必要的条件。”因而，以低收入和贫困性为典型特征的弱势群体的问题，首要的就是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公平。
第二，弱势群体的存在及其贫困化，也不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然而，弱势群体的存在及其生活的贫困化，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的牺牲作为代价或成本。所以，邓小平同志主张共同富裕，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观”，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弱势群体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队伍日趋扩大化以及弱势群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不仅违背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也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观”。
第三，弱势群体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 影响 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如前文所述，弱势群体是由社会中的贫困人口和潜在贫困人口组成的脆弱群体，其生活压力大、经济承受力低、风险抵御力弱。一方面，弱势群体的生活日益贫困化，甚至处于“生存危机”之中或“生存危机”的边缘，即绝对贫困化；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也造成我国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得到强化，使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于是，在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就蕴藏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于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贫困就会激起祸乱。他还认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如果不能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困的同时，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那么这种“相对剥夺感”也容易使人倾向于暴力。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并且发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少数人闹事”属于社会聚合行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是发生聚合行为的根本原因。现阶段我国一些地方发生弱势群体集体上访，现象就是一种社会聚合行为。这种现象的不断出现，说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深化改革，维护社会安定，加快经济发展的不容回避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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