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辟佛卫道的先锋：胡寅为何曾对佛教严厉批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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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辟佛卫道的先锋：胡寅为何曾对佛教严厉批判？(图)
作为湖湘学派的主将之一，胡寅对佛教的批判是宋代儒家批判佛教的重要代表。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不断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经过译经、讲经之后判教创宗，形成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等八大宗派，而最终只有最具中国特色的禅宗一枝独盛。佛教的中国化是一场旷日持久、涉及领域极广的文化变革，从语言文字的翻译、思想教义的转变到行为仪轨的变革甚至佛教图像风格的本土化，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从内在精神到外在面貌都愈行愈远。从本质上言，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对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佛教很少去批判儒家与道家，相反，佛教是在儒家与道家的批判之下不断迈进，最终被中国民众所接受，成为鼎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三足之一。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儒家对于佛教的批判推动了佛教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从而更加积极入世，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儒家的批判略显独断与专横，使国佛教失去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八宗盛开而以禅净流传，禅宗“一花开五叶”最后只剩“临天下，曹一角”，唐代以来佛教文化的如此演进，儒家在其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以胡寅为代表的宋儒对佛教的批判或可以窥见一些细节。一、胡寅的佛缘佛教传入中国的数百年间，不认可、反对和批判佛教的声音一直很大。虽然崇奉佛教者众多，上至庙堂（如东汉楚王刘英、南朝梁武帝萧衍）下至民间百姓，但反对者也同样众多，如范缜的《神灭论》在理论上对佛教的深入批判、“三武一宗”在现实上对佛教的沉重打击，表明佛教的中国化走的是一条极不平坦的道路。然而至唐宋时期，禅宗的发达使得一些原本与佛教并无交汇点的士大夫深入山林，与禅僧为友，居士佛教迅速发展。这些儒士一方面坚守儒家立场，另一方面又与僧人交往甚至成为至友，就连曾经严厉排佛、以继承孔孟道统为己任的韩愈后来也与禅僧大颠为友。相比韩愈，胡寅也持严厉的辟佛立场，同样也与佛门人士有深入的交往。韩愈排佛，影响甚大，但在理论上的批评只留下简短的文字，胡寅辟佛影响不及韩愈，而他在理论的批判方面留下了专书《崇正辩》。胡寅的佛缘有其家庭的渊源。其父胡安国南下隐居湘潭碧泉和筑文定书堂于南岳时即与当地僧人有深入交往，胡寅也受此影响，与湘潭和南岳的僧人交往甚多。《斐然集》里收录了很多胡寅为僧人们写的诗作、疏、记，其中大部分是为湘潭和南岳的僧人所写。胡寅出生于宗哲宗元符元年（1098），政和六年（1116）于荆门举乡贡，宣和三年（1121）24岁中进士甲科，此后出入仕途。时逢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时势混乱。胡安国举家南迁，定居湘潭隐山，后又于衡山建文定书堂。此后，胡寅不管任职何处，其家始终在湘潭和衡山两处。在胡寅的僧籍朋友圈中，湘潭的僧人主要是隐山龙王山慈云寺法赞，衡山的僧人有上封寺洪辩、方广寺长老、法轮寺长老、能仁寺法印等。胡寅与隐山法赞长老的交往最深。胡安国初来湘潭隐山定居，法赞长老即来拜访，两人即建立起深厚友谊。法赞新建佛殿，胡安国与胡寅一道为之作《湘潭县龙王山慈云寺新建佛殿记》，此记前一百四十字为胡安国作，胡寅遵父命撰就。全文虽为佛殿作记，所申之理则全为儒家尊师之说。“自古学徒，严事其师，等于君父，溯流循干，厥有原本。”以儒家尊孔子之理，来述说佛门当尊释迦佛。但在胡寅写给法赞的两首同韵的诗中，却表现出对法赞的喜欢和佛教出世的理解。如:“悄无车马尘，一泾渺云水。我来亦何事，蜡屐自游徙。赞公好禅伯，道俗共欢喜。”又如：“上人一锡柱，心寂倦他徙。我亦希子文，仕已忘愠喜。时来语道要，中立旁不倚。而君乐幻空，说定不说止。”后来法赞圆寂，胡寅为之祭。在《祭龙王长老法赞》一文中，胡寅回顾与法赞二十年的交往，从胡安国南下隐居碧泉开始交往，讲到法赞重兴慈云寺，“维师行事，详缔稳实，公方无累，私语无失。梵宫之内，金碧煌煌，水云明润，山木葱苍”。胡安国逝世后，安葬隐山，“念我先子，筑丘宫前，樵牧不犯，师勤则然”，法赞为之看护父亲之墓，令其心生感激。而在这二十年中，胡寅与法赞在心灵上也有较深的交流，“自兹往还，二十暑寒，每辨异同，拊掌大欢。”由此不难看出，胡安国、胡寅父子与法赞的深厚交情，以及在心灵的相互理解。在《慈云长老开堂疏》中，胡寅对法赞更是赞不绝口：佛灯无尽，祖钵有传。必属当仁，乃扬胜事。赞公长老，全提心印，早擅法航。就草衣为鹫岭之雄，蹴湘楚以象王之步。水澄月现，草偃风行。眷流叶之名蓝，久虚猊座；契拈花之密意，徯阐潮音。所集妙缘，仰祈皇筭。胡安国居衡山期间，胡寅同去，遂与衡山诸寺长老多有交往，其中与上封寺长老交往最多，可能因文定书堂与上封寺距离较近的原故。胡安国与上封寺诸僧的交往，《五灯会元》中就记有胡安国久居上封，为秀禅师法嗣，以偈答上封寺僧的故事，其中有《南泉斩猫偈》：“手握乾坤杀活机，纵横施设在临时。满堂兔马非龙象，大用堂堂总不知。”朱熹后作《跋胡文定公诗》，将胡安国答上封寺诗五首全部收录。胡寅的诗作中，有多首写上封，如《示上封长老洪辩》、《将游上封，先寄南台珏老》、《登上封三绝》、《和上封洪辩，用明察院韵》、《同宣卿、和仲、仲达游上封，值雨而归，时上封辩病，南台珏同行》、《上封登高》等，其中有二首是写给上封洪辩长老。“道人洪河辩，万卷归领略”，“绣衣御史有前闻，衲子禅师亦好文”，“坐持诗律战魔军”，“喧寂两忘归一致，此心何处不超群”等诗句，表达出胡寅对洪辩诗书满腹的敬佩。洪辩应该是一位能诗擅文的禅师，胡寅与他的交往，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学层面的相知相惜。所以，每次胡寅回到衡山，都要去上封看望洪辩。除湘潭与衡山之外，胡寅曾任职邵州、严州、永州、新州等地，也曾随父赴江西丰城行在，回福建崇安老家见过生母。在一生行旅途中，偶尔会与僧人交往。如武夷山开善寺长老、长沙岳麓山法光长老、江西丰城龙泽寺广照、惠嵩、江西玉泉寺智达长老、诗僧了信、江西余干清音寺僧人、桂阳永宁寺慈严、严州报恩长老、新化承熙寺智京等。从所存文献来看，胡寅与以上僧人之交往，均不及法赞、洪辩二人之深，故不一一考证述之。今《斐然集》卷二十所存《丰城县新修智度院记》、《桂阳监永宁寺轮藏记》分别应寺院住持广照、慈严之请而写，所记内容并无特别表彰佛教之言，仍多以儒家之观点言佛门之事。邵州新化承熙寺智京，嗣法普融，为临济宗大德。住持承熙期间，曾建罗汉阁，供五百罗汉，请胡寅写记。胡寅为之所作《罗汉阁记》，自称武夷居士，以智京与武夷居士对话的口吻讲述罗汉阁建设过程及各自对佛法的不同看法。最后，胡寅并不认同智京关于佛教中华藏世界的看法，以“我异于是，予欲无言”而结束。数年后，智京又以语录求序于胡寅，胡寅为之撰《智京语录序》，行文风格同于《罗汉阁记》之对话体，文中重在讨论语录流传之必要性，智京自谦“平日拈提唱道，随和而应，本无一语”，都是弟子捕风捉影集成。胡寅则谓：“具眼之士，因予序以观斯集之言，因其言以求明觉之心，因其心以求记未参之所契，黄梅夜半之所付，少林断臂之所证，亦若是耳。”二、胡寅的佛教批判胡寅虽与佛门人物有较多甚至很深的交往，但对佛教并无信仰，甚至缺乏同情。在交往的过程中，很泾渭分明，留下的文字无论诗作、碑记、序言等都是站在儒家立场写的。在绍兴年间，更是著《崇正辩》一书专事辟佛，以求崇儒之正、辟佛之邪。《崇正辨》，尹文汉点校，岳麓书社出版《崇正辩》为批判佛教之书，但具体来说是针对成都大慈寺沙门仁赞，胡寅是借批仁赞来批佛教。大中祥符四年(1011)，益州守臣李士衡向朝廷进呈仁赞编修的《释氏会要》四十卷，在社会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胡寅的《崇正辩》正是对仁赞《释氏会要》的批判，因此书中胡寅常提到“沙门仁赞”的言论。江以达在重刻《崇正辩》进所作的序言中也很中肯地说到：“《崇正辩》者，宋儒胡明仲先生取沙门仁赞之所论述而为之辩者也。”《崇正辩》共分三卷，所采取的方式是从《释氏会要》中提取原文，然后进行正面的批判。全书共取仁赞论述二百九十九条，胡寅皆一一予以批判。“盖因僧仁赞之所论，按其事而判之，随所言而折之，根究条析，琐细不遗，一本诸理之所有，以证其事之必无，理直而气壮，词严而意周。”虽然胡寅批判很用心，“理直气壮，词严意周”，但这种一事一批的方式显得有些散乱，缺乏系统性，很难把握其要。此书当时即已刊刻，可惜在后世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僧人的直接回应。《崇正辩》所作目的为何？只在崇儒辟佛。胡寅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崇正辩》何为而作欤？辟佛之邪说也。”胡寅认为，佛教违背了儒家最重要的信念“三纲”和“四端”。首先是“沦三纲”：“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谓之邪也？不亲其亲而名异姓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师为法王，弃妻子而以生续为罪垢，是沦三纲也。”其次是“绝四端”：“视父母为怨仇，则无恻隐；灭类毁形而无耻，是无羞恶；取人之财以得为善，则无辞让；同我者即贤，异我者即不肖，则无是非；此绝四端也。”“三纲四端，为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不欲为人者已矣，必欲为人，则未有沦三纲绝四端而可也。”佛家违背“三纲四端”，故与儒家相对，是为邪说。因此，胡寅旗帜鲜明地说：“是故仲尼正则佛邪，佛邪则仲尼正，无两立之理。此《崇正辩》所以不得已而作也。”由此可见，胡寅辟佛的目的在崇儒，所谓“崇正”者，即是崇儒之正。《崇正辩》对佛教的批判进路，采取了由事入理、由事显理的方式。唐代韩愈排佛最力，《原道》诸篇深明乎理，却阔于事。胡寅则相反，他将仁赞书中所论述的佛门之事，一一拈出，逐条批判，一则指出佛家事项之非，二则表明儒家道理之正，即佛事而明儒理。因而，胡寅对佛教的批判，有二个维度，即理上批判与事上批判。理事本不可分，然毕竟各有侧重。在二百九十九条批判之中，纯理的批判很少，显得不足。如卷一中辩劫、辩成住坏空，属于纯理的批判，直接针对佛教的教义而发。他从阴阳之气分为天地，凝为日月，转为四时，散为万物的气论角度，斥责佛教所言的“成、住、坏、空”为非，指出“有成坏，无住空”。阴阳之气盈虚相荡，一息不留，未尝止也，故无住；不成则坏，不坏则成，不得言空。胡寅大部分的批判则是针对佛门具体事项而发，对于仁赞所述之事，或斥为不合常理而虚妄荒诞，或斥为违背儒家之伦理纲常，或认为驱民费财，有害于世等等。胡寅喜以经验来否定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或神异之事，如佛门认为持不杀戒则不逢刀兵，施舍僧众则不逢疾疫，施食有情则不逢馑馑，胡寅反驳说刀兵、疾病、饥馑自有天地以来所不能免，今天下持戒者有死于刀兵、施舍者有死于疾病或饥馑，故验之其事，则信诞判矣！对于释迦牟尼出家成佛之事，胡寅认为他不孝，“以灭绝天性为道，而世之薄恩败德者靡然从之”，若以此为道，不父其父，不君其君，大乱之道也。对于士女出家为僧尼，大建佛寺，胡寅批评出家者逃其业，佛寺建设驱民费财为害特甚！总之，对于佛教，胡寅写道：“以吾观之，当遣其徒载其书归天竺，破其像而毁其居，乃上策也。或未能行此，不若并小寺入大寺。僧愿归农及选其无戒律不通经论者皆还之为民。凡毁铜铁铸像、糜金为饰、印造经文、创立浮屠、逃业出家、舍施僧物及受施者，并严为之禁。所谓试经拨放，给卖度牒，不复施行。明君贤相力守此法三十年，则乱华之风变矣！”在胡寅的眼中，佛教百害而无一利，为乱华之教，故需遣其徒、破其像、毁其居，全面禁绝，不禁让人想起“三武一宗”灭佛的场景。三、胡寅佛教批判的评价胡寅《崇正辩》对佛教的批判，大致可以作如下几点评价：（一）胡寅生活的时代处在儒学复兴、佛教创造力衰落之时，他通过辟佛而崇儒，是完全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的，卫道意识极强。其目的不在于从佛教内部批判和瓦解佛教，而在于通过正统儒家思想审视佛教，在现实生活中辟佛，让普通百姓不奉佛而崇儒。“致堂反佛，以《崇正辩》为例，多就现象说，主要是针对其具体的荒谬与空疏而发议论，其于精致化的佛教禅宗，实在是涉及不多。这就使得这样一部专门针对佛教进行批判的历史性著作，有深度不够的遗憾。不过致堂的目标就是针对其现实表现的，因此现实感很鲜明，实用性也很强。”胡寅的理论依据在儒家，最终要展现也是儒家，他把儒与佛完全对立，不容半点退让与包容，可以说，胡寅是宋儒辟佛卫道的先锋与斗士。但是，客观地看，胡寅的这种批判对于不曾深入佛门的人可能产生较大影响，他的妻子张季兰逝世前就反对用佛教的方法来处理自己丧葬问题。但对于已深入佛门的人来，这种批评效果是有限的。（二）和很多宋儒一样，胡寅对佛教是有隔膜的，他的分析并未深入佛教义理之中，入室操戈，从内部各个击破，其批判难免给人隔靴搔痒的印象。胡寅著《崇正辩》时年仅三十多岁，虽然读过不少佛教典籍，或许是因为深入不够，或许是崇儒的需要，总之在这本著作里，并未表现出应有的佛学素养。正如李承贵教授在分析宋儒佛教观基本特征时所指出的那样，宋儒对佛教的认知普遍表现出“隔膜性”和“否定性”。隔膜性表现为对佛教文本、佛教教义、佛教特质等方面的隔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然是针对仁赞的《释氏会要》而来，但并非针对译自印度的佛教经典，仅仅是针对中国僧人的转述，也未深入佛教的深层教义，大多选取那些诸如佛教传播史上的事例等佛教外围的、表层的内容进行批判。更为严重的是，佛教是一种宗教，宗教有宗教的特质，宗教有宗教的要求，宗教的功能、内容都有特殊性，理解和评论宗教应该有宗教的角度，而不能采用非宗教的角度。胡寅对佛教的批评，所采取的方式如道德判断的方式、经济的方式、日常生活经验的方式等等，如出家为无父无君、建寺造像为驱民费财等等，未能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佛教，甚至还夸大佛教的危害到绝伦类，灭纲常的地步。（三）胡寅在对佛教的批判上极其用心，花大力气写出三卷数万字的《崇正辩》专书，在宋儒中是很少见的，但也由此表现出他年轻气盛的一面，似有好斗之心。宋儒对佛教的认知表现出多样性，如王安石对佛教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李觏、张九成、陆象山、陈亮、叶适等人则否定中有相当部分的肯定，欧阳修、张载、程颐、程颢、胡宏、张南轩、朱熹等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胡寅这样全面的批判佛教。客观地讲，胡寅《崇正辩》中二百九十九条，如果从义理角度来看，很多是重复的，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篇幅，一些琐细的事例费笔过多或根本无须费笔。另外，由于胡寅对佛教的否定非常彻底，因此在行文中充满意气，如胡宏尚能承认释迦牟尼为圣贤，而胡寅则认为释迦牟尼“灭绝天性”，行“大乱之道”，对于佛教，则希望永远禁绝，遣其徒毁其居，其言词的严厉和思想的激进表现不亚于“三武一宗”之灭佛。胡寅对佛门事务批判之细致，史所罕见。虽然他的批判在后世很少有佛门人士直接回应，但其对佛教发展的影响是存在的。此书多次刻印流传，表明仍有一定的读者群体。宋代以后，三教合一的思想流行，佛教宣扬和重视儒家的孝道，正是儒家批判的结果。对于佛教传入中国，今天我们承认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哲学和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社会发展如何曲折，佛教不仅在中国未能断绝，反而不断发展，至今仍然充满活力。对佛教激进批判的立场并不可取，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用一种平等的、宗教的眼光来对待佛教。以胡寅与佛门人士交往的经历，对佛教做出如此严厉的批判，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如果他的这些评论被他敬重的法赞长老看到，他们两人将各作何感想，又如何面对？《崇正辩》是胡寅年轻时的作品，难免年轻气盛，相信晚年的胡寅不会再这样看待佛教。原标题：宋儒辟佛卫道的先锋：胡寅的佛教批判（作者：尹文汉，池州学院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九华山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韩南泉禅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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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多有混杂，尤其古代居士很多都是儒生，皇帝除了供奉佛菩萨之外也祭祀孔子，但是佛教是反对祭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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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有比喻：儒家卖粮食，道家开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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