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 文章来源: 学习时报 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个社会的变革，总是来自于生存面临的危机，需要通过改革和开放，走出发展的困境。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重新回顾1978年“”结束时，我们在经济、技术、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境地，评价建国后三十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功与过，才有可能在30年后的今天理解当时必须改革开放的真正原因。

1949年建国以后，从经济体制上看，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我们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间，调动资源和分配利益的层次多次上下调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变动。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我们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甚至消费资料的制度上，我们实行，或者力图实行高度公有的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试图以国家大一统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外经济上，我们走了一条进口替代和自我封闭循环的道路。这样的体制和道路使我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功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评价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应当以一些国际上已经研究成熟，并且为统计和经济学界通用的一系列指标，综合地进行衡量。

首先，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扰经济建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不论现在学术界怎样批判发展的唯GDP论，但是，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核心的指标，它代表着一国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是一个国家一切社会、政治、、等等事业的物质和财富基础，没有GDP持续和有效的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5.0%。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数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再次，建国后的30年，除了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一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

导致我国建国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是：1、正规的知识教育受到冲击。特别是“”十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教育的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匮乏。2、科技人员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受到歧视。知识分子排为臭老九，有专业知识的人往往被指责走白专道路；许多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化”中受到压制；特别是1966年后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芜了一代人的学业，耽误了一代人的事业。3、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学习国外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国外前沿的科学知识，包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很容易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因为要通过外语才能看到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当时的环境中会当成里通外国，被认为是敌特分子。实事求是地讲，建国后的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科学技术进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不堪回首的。

因此，建国后三十年的科学技术进步，有这样一些特点：1、国防先行，民用落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在、氢弹和发射卫星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对于奠定我们当时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民用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新技术新工艺的进展很慢，特别是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有些工厂使用的还是日伪时留下的技术十分落后的机器设备。2、研究立项可能不少，能产业化应用的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科技人员发明创造没有激励政策，院所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节，一些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不能应用于实际，不能大规模产业化，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3、虽然对外交流方面比较封闭，但还是进行了三次技术设备的引进，对我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52—1959年。我们从愿意为新中国提供帮助的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集中在冶金、动力、石油化工、矿山、机械、电子、、拖拉机、飞机和军工等重工业部门。第二次技术引进是1963―1966年。这次引进是在我国与原关系非常紧张，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主要引进补缺门的关键性生产技术，引进规模小，但影响大，引进重点开始由重工业转向解决“吃、穿、用”的工业项目上，而且引进了一些中小型项目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73―1977年，这次引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是建国二十多年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从国外引进有关先进技术设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引进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的特点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项目占首位；引进规模是前几次中最大的；所引进的技术装置，具有大机组、大系统、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在20世纪国外新一轮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化学合成、核能利用、激光、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步中，1978年时，除了较少的项目，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空白。虽然建国后，我们也有一些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但是与世界科学技术在战后的突飞猛进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因此，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第四，交通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和规模，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我国工业体系中的重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

1980年时，建成通车铁路里程55321公里，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左右；公路通车里程88.8万公里，其中硬化路面公路里程为66.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人均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公尺和8公尺，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1229公里/万平方公里。1980年印度铁路里程为6.13万公里，公路163万公里，人均铁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别是中国的近1倍和4倍，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5715公里/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4.65倍。通讯方面，1980年中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只有0.19部，印度则为0.43部，是中国的1倍多。

工业体系方面，建国后纵向比较，有长足的发展。整体上看，到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4703亿元，比1949年增长46.3倍，工业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从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钢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炭从第9位上升到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化纤和电视机，1949年我国根本没有产量，1980年这两项在世界上的位次是第5位。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工业品产量在世界各国比较看水平还是很低。如1980年时，与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人均钢铁产量121公斤，人均发电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产量为168公斤，人均原油产量1369公斤；而中国人均钢铁产量为36.7公斤，发电量297度，煤炭66公斤，原油105公斤，仍然低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

20世纪50年代，通过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我国的机械工业在短期内，就建设起了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发电设备、化工机械、炼油、采油设备，机床、、拖拉机、飞机、、船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器、电缆、绝缘材料等制造工厂；60年代，在第一次引进的基础上，填平补齐，引进了一批新的技术设备，使我国的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制造出发展、和新型飞机所需要的新材料、新仪器和新设备，经过70年代的引进建设，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经过几次引进，我国建立起了石油化工、无线电、、拖拉机、飞机、军工、化纤、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机等新兴工业部门。但是，从技术层次、装备状况、产业结构、生产规模，以及所处时段看，当时我国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各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程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总体上也只是在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建国后，如果党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如果没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冲击，如果体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国民经济象东亚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改革开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时，按1950年不变价格,我国经济总量将会达到7367亿元人民币,比当年实际的3645亿要多出372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发展程度就会排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亿人民币的规模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长29年，2007年我国GDP总量,就会为401267亿元，人均GDP为30369元人民币,高于实际的人均18845元人民币。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币值，在战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上升、商品价格差别缩小，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即使扣除亚洲金融风暴时各国的货币贬值因素，相对美元也普遍升值了100%到200%不等。我们取中值按照150%的升值率衡量，如果没有建国后左的思潮对经济发展的干扰，2007年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11000美元，在2000年时，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计算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建国后三十年中，工作中心选择方面的重大失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惋惜。

总之，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党没有从一个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榜样上学习了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发展上倾斜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其结果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科技人员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缓慢，投资建设浪费较大，三次产业结构和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失调，二构转型进程停滞，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评价：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题为七。

回首当年，如果没有三十年以来的发展道路的调整，没有三十年来对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仍然会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1978年时，要不要改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什么在三十年前毅然决然地选择改革开放，将其坚持了三十年之久，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作者：周天勇）

   21世纪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世纪

黄安年的博客/2018年8月22日发布（第19911篇）

2007年4月5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演《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讲演一开始，我说：请问21世纪还是“美国世纪”吗？回答是否定的。请问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我们在谈论“美国世纪”时，相联系的是美国霸权论和所谓美国衰落论，和我们在谈论“中国世纪”时，相联系的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世界领袖”论。

为什么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说实在是一种误导呢？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我的观点。一， 怎样看“美国世纪”说？二，怎样看“美国衰落”说？三，怎样看21世纪的时代特征？四，怎样看现行社会注意初级阶段的中国快速发展？

讲演结束时我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不是，21世纪是振兴中华的世纪吗， 是的。21世纪还是美国世纪吗？不是。21世纪是全球化、民主化、多元化的世纪，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世纪。

我著的《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第479-483页收录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提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现在再次发布这篇讲演提纲，并附相关博文：

*再谈为何不主张“21世纪是中国世纪”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5月20发布

*宣扬21世纪中国世纪论有害无益

*言必称“崛起”和“世纪”想干啥？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5月9日发布

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 ——2007年4月5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演（全文）

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 ——2007年4月5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演（全文）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文  2007年4月6日

（按：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之邀，笔者4月5日下午作了《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历史学院世界史中心主任张建华教授主持了讲演会，下面是讲演全文。）

　　请问21世纪还是“美国世纪”吗？回答是否定的。请问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我们在谈论“美国世纪”时，相联系的是美国霸权论和所谓美国衰落论，和我们在谈论“中国世纪”时，相联系的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世界领袖”论。

　　自20-21世纪之交以来，国外和国内新闻某些媒体多次提出21世纪是所谓“中国世纪”的论点，笔者以为21世纪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期望，是无可非议的，也是我们为之力争的。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可以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说，不仅不是一个科学的提法，而且可能会导致某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还在美国2005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一期以《未来属于中国吗》为总题，用21个版面进行《中国的世纪》的封面报道，多角度地解读中国的崛起。专辑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个事实，并且强调中国的崛起不仅是挑战，也是对美国巨大的机会。”“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5月9日在美国《新闻周刊》撰文说：过去400年，世界上曾经有过全球力量的两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如今中国的崛起，外加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的影响力，标志着全球力量的第三次巨大变化，即亚洲的崛起。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挑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煤炭、钢材和水泥的最大生产国，能源的第二大消费国，石油的第三大进口国。过去1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1600％，而美国对华出口则增长了415％。增长速度最为惊人的地方当推上海。15年前，位于沪东的浦东还是欠开发的农村地区。如今，它已经成为上海的金融区，其规模是伦敦新金融区的8倍。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被称作‘世界工厂’。如今这一称号非中国莫属。中国的崛起已不再是预言，而是一个事实了。它已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型经济体，而且还是世界上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居第二的国家了。它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250万人），军费开支在世界上排名第四，而且每年都以10％以上的幅度增长。不论它是否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在我看来还显得非常遥远，它现在都是世界舞台上一支新的强大力量。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世界——尤其是给美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好处。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的一份报告说，过去10年，廉价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另外，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一起购买美国国债，因而使得美国人及其政府能够不断借款消费，进而使得世界经济得以持续增长。”

　　2007年1月1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英国皇家国际研究所所长的文章，声称“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

　　2007年1月2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为封面，文内标题用的则是《中国世纪》，通篇内容宣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时代周刊》称“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实力持续上升，海外投资和对全球天然资源的需求左右了世界经济，外交上也积极进取，而美国的相对力量则在下滑，因此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整组报道每个页码上部均以中文书法标以‘中国世纪’”周刊还称“李伯瑟尔（美国密歇根大学）说：‘中国人都很谦虚，但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2006年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和亚洲社会组织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87%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在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大部分的中国人还相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赶上美国。”文章的“第三部分：谁的世纪？”谈到：“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过程是可控的，这个过程不是必然引发德国或日本崛起时发生的那种恐怖局面，让我们为此举杯庆祝，但不要过分乐观。中国和美国之间不一定要有战争、灾难以及失去控制的经济竞争。但在这个世纪里，美国实力将会相对削弱，中国的实力则会提高。这个蛋糕很早以前就烤好了。”

　　今年3月美国参议员希拉里表示，“相信中国已是全球的领袖之一”，中国必须肩负更多的责任，而美国要保持和中国对话。

　　还在2005年5月12日我在学术交流网上发表了《慎提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评论，2007年1月24日我又在学术交流网上发表了《警惕“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误导》的文章，《科学时报》则在2007年2月9日则发表了我的1月24日同名标题文章，但文字上作了技术性压缩。

为什么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说实在是一种误导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我的观点。

一， 怎样看“美国世纪”说？

二，怎样看“美国衰落”说？

三，怎样看21世纪的时代特征？

四，怎样看现行社会注意初级阶段的中国快速发展？

　　和上一讲《我看美国崛起》一样，我将在90分内结束讲演，讲演然后用不到60分钟时间回答提问，交流看法。

一，怎样看“美国世纪”说？

　　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说到某个世纪是某个国家的世纪，人们很自然想起历史上有过19世纪是“英国世纪”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说，而这一说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消长的现实，但是它却成为宣扬19世纪的英国霸权和20世纪的美国霸权的有力佐证。

　　1941年媒体《幸福》、《生活》和《时代》杂志主编亨利·卢斯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纲领。他说：“1919年，我们本来拥有史无前例的实现世界领导权的绝妙机会，正如俗话所说的装在银盘里奉献给我们的绝妙机会。我们当时不懂得这种机会。威尔逊没有抓住。我们把它丢掉了。这种机会继续存在。我们在二十年代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在三十年代的混乱里我们又破坏了这个机会。.......罗斯福应当作到威尔逊所没有作到的。让我们看看二十世纪吧。这是我们的世纪。说它是我们的,不仅是指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纪；说它是我们的，还因为这是美国成为世界统治力量的第一个世纪。”杜鲁门在继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告诉一位来访者说；“俄国人不久会被放到他们应坐的座位上去的，然后美国将领导世界，按照确当的方式去管理世界。”(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第168页，中译本) 。从此以后，美国世纪说成了美国霸权主义和超级霸权主义的代名词，美国霸权主义也被世人批判了60多年，直到现在。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美国世纪”说并不是在美国崛起或美国崛起实现后不久提出的，也不是由外国人提出而为世界广泛流传的。在美国崛起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是美国人宣扬的所谓“天定命运”说。在19世纪美国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特别是40年代，盛行扩张主义的“天定命运”思潮，在美墨战争前后，“天定命运”思潮迅速泛滥。1845年7月，美籍爱尔兰人民主党纽约刊物《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在该刊物上明确提出了“天定命运”的理论。他宣称，外国政府曾企图阻挠得克萨斯的合并，以便制止上帝为了我们成百万人民的逐年自由繁殖而把天定命运扩展到北美大陆。接着，美国众议员罗伯特·温思罗普1846年1月3日在国会提出：“我们的天定命运的权利是扩展到整个大陆。”此后“天定命运”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直指导着美国对墨西哥的领土扩张。还要指出正是在“天定命运”扩张主义思潮的泛滥时，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作了扩张主义的推沦。1845年12月2日，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在年度咨文中对门罗主义作了扩张主义的推论，被人们称为波尔克主义。咨文强调：“只有本大陆的人民才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决不能同意欧洲列强干涉、制止一个独立国家同合众国的联合”，“未经我们同意欧洲殖民者不得在美洲大陆的任何地方要求或建立殖民地。” （《美墨战争和“天定命运”思潮的泛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53-60页。以《美国的发展和“天定命运”思潮的泛滥》为题收录于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第104-117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在美国开始崛起时还没有什么“美国世纪”说，到了19世纪末美国实际上已经完成崛起时也还没有提出“美国世纪”说。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标志，美国由大陆扩张走向了海外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成了在全面的经济、科学领域的世界第一大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美国才提出了“美国世纪”之说，这样看来，是在美国完成崛起后近半个世纪才提出了“美国世纪”的，其称霸世界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可见一国世纪、美国世纪说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观和思维模式，中国政府一贯宣称永远不称霸，自然不能接受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说。而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和平发展过程就主要由西方媒体一再鼓吹起21世纪是“中国世纪”说，难道不令人生疑吗？尽管威尔逊总统1918年的“十四点”曾试图主宰国际联盟但未能如愿，不仅国际上未认同，连美国国会也加以否决。一个已经崛起了多年的美国还不敢奢谈美国世纪，说明这个“美国世纪”不见得是对美国有利的好词，那么作为美国崛起的启示，我们中国应该有怎样的心态呢？难道邓小平在开始开放初期提出的韬光养晦对外方针，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吗？

二，怎样看“美国衰落”说？

　　3月23日在北京师大历史学院的《我看美国崛起》的讲座中，已经简要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再作些必要的补充说明。

　　对于美国已经衰落的说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从未停歇过。其中有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越南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70年代滞胀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苏联扩张和日本大国崛起后美国开始衰落论、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衰落论、“9·11”后美国开始衰落。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着期望美国早日衰落的情结。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美国衰落的预测一次又一次地落空，而期望美国早日衰落的情结却依然很深，希望美国马上衰落并把美国的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开始衰落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和见解则仍然不乏其人。50年代以来有关美国兴衰的争论, 迄今至少已经有了七次。这里简要回顾并着重分析后面两次争论。

　　1、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

　　朝鲜战争的结果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不仅未能取得胜利，而且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戳穿。从经济上说，朝鲜战争推动了美国在50年代的发展，在这期间，美国垄断组织获得的纯利润为720亿美元，超过了年间所获利润的5倍。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者显然夸大了朝鲜战争对美国发展的负面影响。

　　2，20世纪50年代中，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美国开始衰落论

　　1957年10月和11月，苏联相继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空间技术发展的新时期，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政府和科技界，从而引起了关于科技兴衰的论争。但是美国从危机信号中汲取教训，很快调整发展基础科学和高科技战略，白宫设立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成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1958年发射了“探险者一号”1962年“友谊七号”卫星进入太空。1969年阿波罗号登月成功，夺回了空间技术的领航权。从年，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二个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一事实说明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衰落的观点走下坡路的见解是站不住的。

　　3，20世纪70年代初，越南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

尼克松在堪萨斯发表了当前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将代替两极世界的讲话, 从而引起一次关于两极世界兴衰的争论。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衰落论又起。但是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也好，或者美国侵越战争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心理上造成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也好，并没有改变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不意味着美国开始走向衰落。

　　4，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滞胀后美国开始衰落论

　　1973年中东石油禁运引起的全球能源危机并进而触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滞胀危机，它是美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对内对外经济干预政策的综合影响的产物。有人认为滞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衰退期。事实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进入低速发展期，但是经过80年代的里根保守主义政策调整，美国经济由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5，20世纪80年代，苏联霸权扩张和日本大国崛起后美国开始衰落论

苏联军事扩张引起的美国核优势危机的争论。而80年代下半期, 美国面临预算赤字和日本经济大国威胁又引起的美国是否真的衰落的争论。这一争论涉及在国际竞争中美国实力的估量，一些大国的实力增强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衰落。80年代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一次否定了美国开始衰落论。

　　6，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衰落论

　　90年代以来,美国又兴起了关于美国经济兴衰的大争论。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衰落论者(代表作《大国的兴衰》)和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复兴论者(代表作《美国是衰落还是复兴》)相持不下。雅尔塔体制解体后, 美国总统竞选中克林顿加入了美国面临危机的论战。日本经济大国走向超级经济强国,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走向欧洲联盟,又增加了这一论战的外部压力。

　　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兴衰在于国际生产力重心的转移, 过度侵略扩张造成了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衰落。他说:“与世界生产相比美国工业的相对衰落; 不仅在旧的制造业, 如纺织、钢铁、造船和基础化学领域是这样, 而且在世界的机器人、航天、汽车、机床和计算机领域也如此”, “衰落的第二个部门, 一般也是人们很少料到的, 就是农业。”“还有金融领域里前所未有的动荡”。“从广泛的意义上讲, 对美国能否保持其现有的地位”“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已由相对衰落走向绝对衰落, 原因在对外扩张, 义务过分延伸; 美国已衰落是由于对外过分依赖, 生产力低于日本和西欧; 过分扩张是帝国衰落的历史规律;“当经济增长的动脉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所阻塞时, 竞争能力就要丧失。”莱斯特·瑟罗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一书认为21世纪将是“没有大国主宰的多极世界”。“随着美国经济相对世界经济逐渐变小，美国领导地位也不可避免地会逐步衰弱。”“美国以外的世界越来越不愿意服从美国的经济领导。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根本不像过去那么需要美国了。现在更容易对美国说不了。”

　　复兴论者则不同意这种见解。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是衰落还是复兴》一文中, 系统地批驳了肯尼迪的衰落论。他说: “如果‘霸权’意味着战世界经济活动的46％或46％以上, 美国的霸权老早就不存在了。如果霸权意味着生产世界产品的20％到25％, 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生产的两倍的话, 美国的霸权看来是非常牢固的。”“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高达50％, 这显然是战争的暂时产物。”“美国衰落的可能小于其他任何大国。它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公开性而著称”, “美国由于其社会具有竞争、机动性和移民等特征, 使得它能够在比其它任何大国大得多的程度上经受住这种考验。它们是美国力量的主要源泉。”

　　复兴论认为从历史横向比较看美国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霸权不同, 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同; 依赖程度不同; 国防负担不同; 地缘政治也不同。再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 认为对二战效应有正确的判断, 不是和1945年比较, 而应和1938年比较。“那种认为美国应该在世界总产量或世界力量中永远占统治地位的看法, 是不理智的而且有悖历史规律的。”“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了它在工业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地位, 并不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发生了变化, 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得太快。”“如果国际竞争促使美国人克服自满情绪和地方主义观念,并能使其着手进行必要的国内改革, 那么美国的领导地位很有可能会一直继续到21世纪。”

　　两派的争论,涉及对美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力的相对地位的不同认识; 对二战效应和正常标准的不同效果的看法; 对军事霸权扩张作用及其消失对经济影响作用的不同估计;以及对超级大国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看法。问题还在于把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相等同，把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停滞相等同,则是一种误导。

　　克林顿在1991年10-11月的三次重要的政策演说也谈及美国的相对衰落，他说:“重建美国经济, 夺回我们在世界竞争中的领导地位。”“我们需要一位能使国家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并再次取胜的总统。”我们要“一位鞭策、领导美国参加全球经济竞争并取得胜利而非放弃世界领导地位的总统。”在第二任期的克林顿始终不忘迎接21世纪对于美国的挑战。

　　外国对于美国的挑战，首先当推90年代初日本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在他们的《日本坚决说‘不’》书中的观点，“对美国来说, 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 弄清自己今后该做些什么的时侯了。一个靠他人的金钱和技术生存的国家, 怎能称得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吗?” “日本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直向美国学习, 美国也应该这样, 从日本的历史中学习了解日本的特点。”“现在也许轮到日本帮助一下‘疾病缠身’的超级大国美国了”。“今后不用多久, 超级大国就会在世界上消失。”“今后的世界新文明, 将在西方最后的代表美国和代表世界东方唯一的代表日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发展中产生。”“无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都不大可能在历史的潮流中, 避免从盛到衰的过程。谁也不能断言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肯定不会看到美国走向衰退。” 不过，只要看一看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的经济低迷就不难作出客观的评价了。

　　实际上讨论美国经济兴衰问题，涉及如何估计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活力，以及制约美国经济兴衰的因素。

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标准来衡量，当代美国的社会生产力仍在继续发展,仍居明显的优势地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信息经济的时代，美国处于突出的领先地位,创新能力在发展。迄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尚能容纳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潜力,尚未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其次，从经济运行中调节功能是保持活力的重要杠杆来考察，当代美国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进程中所体现的自我调节、自我革新能力较强,具有相当活力,经济制度基本上是良性循环。美国式的福利国家制度,同样意味着在处理丰裕社会中的相对贫困矛盾调节机制方面的活力,在缓解贫困问题上有着重要作用。而且战后美国家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和不断调整，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美国所有制的多元以化及相互交替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付经济危机能力是检验活力的重要方面，问题不在危机的发生而在如何应对危机,美国在预防危机方面具有经验，经济危机不断，但反危机手段提高，主动防止危机的对策显示美国资本主义具有的相当活力。适应能力也是论证活力的重要依据。

　　第三.从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看，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对于美国发展有利有弊,但是目前仍然是利大于弊。它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发展中国家相对小些。

　　第四，从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多元化来看，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和多样化、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多元化是发展普遍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美国居于前列地位。虽然美国存在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但是它不占主流,并且有些社会问题是现代化发展的伴随产物,正在寻求解决措施。美国的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和宽容性，兼容并蓄，美国的软实力，显示其一定的活力。

　　显然对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活力的估计是一个需要实事求是讨论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而且相当敏感,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现在还不到总危机、总崩溃、总垂死、总停滞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和强大建立在希望美国的停滞发展和加速崩溃上,我们宁可把美国资本主义的活力估计高一些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利而无害的。

　　7，21世纪初，“9·11”后美国开始衰落

　　“9·11”后尤其是美国小布什总统推行单边霸权外交，在伊拉克战争中陷入困境、中国力量开始崛起后，美国开始衰落的言论又多了起来。例如，《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对外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一书作者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钱普认为：“美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逐渐衰落。”只要实事求是地评估“9·11”以来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对伊战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美国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然而付出了代价和美国是否已经衰落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应该把战略和政策建立在美国必然衰落的理论推断上，未来衰落、可能衰落和现在已经衰落不是一回事。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势力地位的相对衰落和这个大国的没有发展或缓慢发展也不能等同，因为实力对比是就国与国之间的相对实力而言，即使美国真的开始衰落了，也绝不能忽视美国的实力。因为开始衰落和完全衰落也不是一回事，英国不是早已让位于美国了吗，难道我们可能忽视他的实力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发展自己，做好自己的事，绝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衰落，或别的国家的衰落，把自己的立国之本建筑在希望别国衰落的基础上。美国和欧洲联盟的矛盾虽然发展，但是美欧力量对比的消张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实力的削弱，对此如果没有清醒的估量，以为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加快发展，那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于学术界和媒体对于资本主义衰落的不实之词。我们已经吃过太多虚假不实之词的苦头了。

　　在分析了当代美国有关经济兴衰的七次讨论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启示的结论。

　　第一，对于美国经济兴衰的估量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考和论证方法，切忌先入为主，以论带史。事实上某些不合时宜“经典”结论的错误导向妨碍了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美国，从而也不可能通过对于最发达国家活力和问题的考察来创造性地发展我们的科学观。

　　第二，美国的超级霸权地位的可能改变并不意味着强国地位的改变；美国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相对衰落并不等于美国的衰落；美国总有一天会走向衰落也不等于美国已经衰落；其他大国的崛起甚至有朝一日在单项或者一些指标上超过美国并不以美国经济的衰落为前提，大国实力的更迭，并不一定意味着以牺牲他国和削弱他国为前提条件，21世纪大国实力的更迭可以而且应该实现双赢和多赢；美国可能有朝一日走向衰落更不等于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在今天中国走向经济大国需要美国的发展，美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

　　第三，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发展的周期性的，这种发展周期目前尚未跨入“总危机”阶段，不能把一段时期的经济危机和低速、缓慢发展视为持续不断。具有危机和防范衰落意识是一个民族和政府成熟的表现，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及时调整政策，有利于摆脱经济困境，开辟经济发展的新前景。

　　如果以上的分析可以成立，那末轻而易举地断定“美国衰落”论，恐怕要慎之又慎的。

　　　　　　　三，怎样看21世纪的时代特征？

　　由于21世纪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特征的发展，21世纪为一个国家世纪说是和21世纪时代特征相对立的，将会遭到包括本过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与国家的反对。21世纪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世纪或者一个地区的世纪。

　　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来62年的当代世界是经济现代化、全球化、多元化的进程，也是政治民主化、国际关系多极化的进程，又是思想文化多元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这三个进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进程反映了当代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政治进程反映了当代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愿望；文化进程则反映了当代世界文化的求同存异的发展方向。经济进程是政治和文化发展进程的基础，文化进程和经济、政治进程不是同步发展的，存在着超前或滞后发展的时间差。完整研究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进程及其相互关系和规律性反映，是当代世界教学和研究的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20世纪全球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向纵深和横广面进展的延续和新时期。是20和21世纪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没有近代工业化和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化就没有当代世界现代化、全球化和多元化进程。在当代世界，高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尤其是第一生产力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间的实力竞争本质上是现代化发展水平和道路、模式、发展战略的竞争。不同发达阶段和时期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大国实力对比的消长，本质上反映了最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

　　研究当代全球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动因、发展政策和发展理论，比较不同时期和地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态势是当代世界的重要内容。从全球发展的角度看追求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协调发展，重视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

　　经济全球化突出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大趋势，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也是一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双刃剑。但是不能用经济全球化的提法取代经济现代化的表述，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是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经济区域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桥梁。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组织机构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经济合作组织在推动和维护区域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和反映全球性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当代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全球性问题是地区国别+阶段的教学和研究所不能取代的，这些全球性问题并没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格区别，其中不少问题是超国界、超越意识形态的。经济现代化从根本上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先进思想文化的经济基础。研究和反映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显然突出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前进方向。

　　当代世界66亿人口、192个联合国会员国、220多个政治实体，他们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理论和对策、发展模式、发展趋势、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既有某些相似的轨迹，又多姿多态各具特色，显示了世界经济生活中多样性统一的生动画面。随着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资源供应紧缺，人口急剧膨胀，对生活在五大洲七大洋的同一个地球村的人们提出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课题。这是一个经济运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又是人们越来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当代世界, 无疑这还是一个走向求同存异的大千世界。和1945年前相比,当代世界60年的经济现代化、多元化和全球化趋势是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1945年以来的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全球化、多元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由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向全球扩展的进程，这一过程是由美欧发达国家和日本逐步推向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进而向包括亚洲和非洲等其它地区在内的全世界的扩展。

　　第二，兴起和发展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全球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并酝酿和开始了一场以网络信息为龙头的产业革命。这场科技革命一方面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的难得机遇,推动科技革命向全世界扩展。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在发生巨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历了波浪式的大发展和大调整,目前依然居于当代世界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发展, 原苏联和东欧国家90年代以来发生向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中国则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发展中新兴国家的经济力量已经兴起,个别国家已经“脱贫”走上了新兴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是整个说来，发展中国家中呈现了穷富分化的不平衡发展态势。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展开了激烈竞争，实力对比的消长和曲折变化，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体，两大经济体系不复存在。

　　第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恶化、人口剧增等全球化经济问题日显突出。迫使一些国家开始从追求经济增长目标转向兼顾追求经济稳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六，各国普遍重视通过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协调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职能的关系，富裕于贫困的关系，跨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关系等措施，来实现和保持现代化的先进水平，保持经济平稳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第七，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经济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趋势同步发展，经济区域化成为全球经济多样性和统一性的重要桥梁。

　　当代世界60年来，以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为界标,大体上又可划分为年、年、1991年以来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

　　当代世界经济进程中呈现诸多矛盾，主要表现为: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矛盾, 这一矛盾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集体地或分别地进行经济封锁、遏制、排斥和不平等竞争，并伴随着时而交替运用军事遏制、武力威慑、政治争夺,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在当代世界是一组十分重要、不容低估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各种经济矛盾的主要阵地。

第三,独立后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同殖民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世界相比更为突出。

第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不同利益集团包括富豪集团同中产阶层及贫困阶层间的矛盾、执政利益集团和在野利益集团的矛盾。

第五,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间的矛盾和转轨后这些国家间的矛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问题。

第六,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 它突出表现在各种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引起的争斗。

第七,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南北矛盾或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在当代世界愈演愈烈的问题。

第八，全球化进程中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间的矛盾。第九,全球性环境和资源恶化、人口爆满和社会贫困的加重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问题，是成为困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上述各种矛盾的演变和发展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领域的冲突和磨擦的基本内容，也是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的对象。

　　对于当代世界时代的经济特征有着多种不同的提法。如斯大林1952年他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系统地发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这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界的经典依据。然而60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斯大林的总危机的理论与历史发展的实践相距颇远。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无比优越论干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事求是地研究。在我国文革时期流行的林彪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论述，以及认为20世纪是整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论都曾给理论界带来了的混乱。我们不能把理想的、未来的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当作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把未来的、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当作现实的还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更不能以社会制度姓“资”姓“无”来判断当代各国经济和社会是否发展。资本主义永恒发展说在经历了长期的战后和平发展环境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及转轨后，又声噪一时。

　　我以为对现时代特征的较好概括是，当代世界依然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激烈竞争和共处的时代。它既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很快灭亡或统治全球;也不是社会主义销声匿迹或在全球取胜;既不是全球大动荡和世界战争的时代; 也不是社会主义东风压倒资本主义西风的时代。（《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全球化、多元化进程》一文是我的《当代世界60年》经济卷的导言部分，发表在改版后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年第1-2期，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研究栏目2006年1月6日首发）

　　当代世界全球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多极化进程是大势所趋。当然，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民主化并不意味着任何强权国家可以打着推行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干涉别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不意味着全球民主化进程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划等号。阐述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单极与多极，单边与多边的表述。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完善科学的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和法制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通过对于以上基本态势的分析，以为21世纪是某一个国家的世纪、某个地区的世纪是不合时宜的。新时期的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冷战思维的时代，是一个共存共荣的时代，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的经济繁荣或衰落将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繁荣或衰落，所以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将不以威胁别过的发展为前提，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不以损害其他国家为前提。温总理破例地在最近的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对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作用与影响明显增强。同时，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部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业冲击的可能性加大。”（《温家宝: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2007年03月01日《求是》）

　　与19或20世纪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在21世纪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以牺牲美国、日本及其他周边国家为前提。实现21世纪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种导致世界大国双赢或者多赢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需要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有利于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的继续发展。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中美、中日、中国和东盟及周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