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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三十年，我是“反革命家属”　　　　　　第一章
北京城外的大户人家　　　　一　　　　我们田家的祖籍在山东，（地处黄河下游，黄海、渤海之滨，春秋战国时为齐、鲁等国）济南正北面的临邑县李家寨。　　山东省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和内陆腹地，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孟子的故乡，自古以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山东水美土肥，把山东人滋养得身强体健，极少生病，身体里也流淌着滚烫的热血，他们有闯世界的传统，一根扁担，担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全家老少，就能走四方，豪迈而又悲壮。他们为了生存，往往能忍受惊人的艰苦和磨难，付出几倍于别人的心血。全国各地都有山东人的足迹，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冰天雪地，人迹罕至，难以统计的山东人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只凭一把斧头和一壶热酒，战天地，斗野兽，最终站稳了脚跟，繁衍生息。今天的东北人，追溯起来，百分之八十都是山东人的后裔。　　我的曾祖父就是这样一个山东好汉。他十六岁孤身来到北京，赤手空拳打天下，后来，他成了中国著名科学家詹天佑的得力助手，参与了京张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建的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全程三百七十公里，耗资五百万两白银，从一九○五年十月二日动工，直到一九○九年十月才竣工。在修建中，詹天佑因地制宜地运用“人”字形线路，缩短了隧道长度，并利用竖井施工法，大大缩短了工期，而且发明了火车之间的“接钩”连接，外国人称为“詹士钩”Jonas，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就连在紫禁城里一心玩弄权术的慈禧太后，还有以晚清权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都觉得詹天佑给大清国露了脸，把洋人比下去了，看到了强国的希望，于是就对詹天佑等有功之臣大加封赏。　　我的曾祖父算是托了詹天佑承建京张铁路之功，由朝廷颁发土地嘉奖，在阜城门护城河外，得到无人耕种的几十亩土地，奠定了我们田家在京城的根基。那时，正值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断在各地组织起义，旨在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一大批后来成为国民党重要人物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在南方十分活跃，成了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而北方做为大清帝国的中心，时局则相对平静，革命势力渗透不进去，但迫于形势，满清统治者正是进行政治改革，决心实行君主立宪，各省都设立了咨议局。　　我的曾祖父拥有了不菲的家产后，就小富即安了，对政治和时势不感兴趣，只盼子孙兴旺，家业日丰。　　他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夭折了，剩下的两个叫田露生和田泽生，后者则是我的爷爷。兄弟二人有十个儿子，排行老九的叫田焯，就是我的父亲。　　到了我爷爷那一代，田家十分兴旺，都住在我曾祖父建立的宅基上，就在靠近西直门火车站的铁道旁边，整个一条胡同都是田家的房产，有上百间青砖黑瓦的房屋，而且房子很高大，一看就知是大户人家。这条胡同有一个十分高雅的名字，分别取我大爷爷和我爷爷姓名的中间一个字，叫露泽园。露泽园分南北院，我大爷爷和我爷爷各占一半。　　露泽园的正门挂着两幅木刻的匾：“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由此可见，我大爷爷和我爷爷一生小心谨慎，求的是平平安安的日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注定不会有所作为。几百年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哪一股政治势力来了，都竭力安抚人心，以此稳定天下，不敢大规模的破坏，这正适合我大爷爷和我爷爷这种人的生存方式。　　露泽园的大厅里挂着家谱，有祖先的遗像，还有八仙桌、大条案、立柜、樟木箱、花瓶和古书等物。直到文化大革命，田家惨遭红卫兵抄家，才从露泽园被迫搬走。如今，露泽园早已不存在了，改为阜外大街展览路，在原址上建起了国家开发银行，据说行长就是共产党元老陈云之子、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正如毛泽东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这里我明白了，我的家族所代表的地主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一个旧时代结束了，无产阶级掌权了，新时代来临了。在今天的大陆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共产党执政者的子孙们和追随既得利益者们占据成为主角。　　有个七十年代出生的朋友问我：“你现在看到国家开发银行，建立在你家的宅基上，有什么感觉?想没想过向国家要点补偿费什么的?”我笑了笑说：“从未想过。小老弟，你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没有切身感受，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我们这种人能保住一条命就不错了，就很满足了，许多和我们有一样身份背景的人，被活活打死了，他们找谁说理？”　　我的母亲叫梁秀英，她的娘家住在北京阜城门外的八里庄，离田家十几里远。梁家有一点菜地，是一九四九年以前，靠外公做长工积攒的钱买了一点土地，日子过得还可以。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农村四清”运动中，我外公家被定为“富农”，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黑暗时期，一度被赶回山东老家，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才返回北京。这都是阶级斗争搞的。我姥姥家不舍得吃，不舍得花，一个汗珠子摔八瓣，攒下一点土地糊口，勤俭致富，有什么错呢，凭什么被斗来斗去的?　　我的几个叔伯们都有文化。我有个伯父是警察，有个叔叔参加了国民党傅作义的军队，北京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军队和平起义整编了，我这个叔叔也成了解放军，跟着转换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
，保家卫国”的战争，成为了“最可爱的人”，我有两个伯父经商，我爸爸参加国民党的青年远征军，加入了令人羡慕远涉重洋的海军。这本是个殷实家庭家族成员很自然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求生发展不是主观可以完全决定的，而是社会现实存在造成的。　　我的先辈们不是搞政治和革命的，他的子孙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是顺其自然的，然而，国共内战的演变，彻底改变和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命运和发展。　　　　二　　　　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正处于战略决战的前夕，我父亲是个热血男儿，很想不依靠父母和哥哥们，自己闯出一番天下，于是参军报效祖国，尽显男儿本色。　　我父亲参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小时候受过日本人的欺凌。日军占领北京的时期，民不聊生，我们田家虽然是大户人家，生活也很不稳定，更兼我父亲很有骨气，不甘心在家吃闲饭，就到石景山的一家日本人创办的“北支制铁”公司打工。日本人很蛮横，把中国人不当人。记得有一次，我父亲为了一点小事发牢骚，被一个姓李的翻译把他双手绑起来，用木棍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个星期后，我父亲回到家，奶奶发现了我父亲腿上的青紫血迹，逼问“到底怎么回事？”我父亲就撒谎说是跌倒了摔的。　　四十年代初，石景山到北京城交通十分不便。我父亲放假想回家，也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冒险去爬那些运煤的大卡车。大卡车的司机不愿意搭理。有一次，我父亲搭车，差一点就被两辆车挤死。直到我父亲逝世，他的左眼上眼皮及额头还有块疤痕。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我父亲用在石景山干活存的一点钱缴学费，进入宣武门内的北方中学读书，我十叔则是附近的一所教会所创办的南堂中学的学生，而我七伯父做生意的公司就在北方中学和南堂中学之间，父亲和十叔每天中午就到七伯父的店里吃饭。　　我想，当时北京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父亲自然参加的是国民党，如果当时共产党统治着北京，我父亲也会参加。若是如此，我的命运就会完全改写。　　国民党招收青年学生当兵，“十万青年十万军”是响彻云霄的报国口号，青年远征军是热血男儿的追求目标。　　那一年，我父亲二十岁，我母亲十八岁，以当代人的眼光看，他们还只是天真浪漫的少男少女，但在五十多年前，他们已经算是个成年人了，该成家立业，为人父为人母了。当时，我的几个伯父都成家了，在城里各有生意要忙，我奶奶怕我父亲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就急着给我父亲找媳妇成家。这就是中国老一代人的思想，总觉得孩子一成家，就了却了自己的一块心病，完全不顾爱和情。这是现代青年很难理解的事情。　　我奶奶有个弟弟，在八里庄慕安庙当和尚，慕安庙离我外公家很近，而庙周围的菜地，正是由我外公所种，因此和我这位舅佬爷很熟。他对外公一家的情况很了解，梁家算是小康之家，由他做媒，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父亲。母亲家姐弟七个，三男四女，我母亲是老大，没读过一天书，是个文盲，但是，她勤劳节俭，温柔贤慧，最能吃苦耐劳，种田的活儿一把拿，样样精通，是家里干活的好帮手。　　听这位舅佬爷的介绍，我奶奶对这位未来媳妇很满意。以田家在阜城门外的地位和名望，我姥姥家很希望女儿能嫁到田家这种大户人家去。于是，双方家长一来一往，一拍即合，就给我父母匆忙地定了亲。　　我父亲是个有文化、有远大志向的青年，不想结婚太早而误了前程，何况又是烽烟四起的年代，参加了青年军，不知奔向何方？也许随时都可能战死疆场。结了婚，不是害人吗?因此他不想结婚。但是，父母之命岂敢违反？　　听我奶奶说，在她的五子一女当中，属我爸爸最有孝心，最有同情心，也很聪明，这在田家是公认的。　　听伯伯和婶婶们说，我母亲对我父亲倒是很倾心愿意的。事后证明，也确是如此。　　　　三　　　　我父亲和我母亲在结婚之日的前两天，才见了第一次面。现代人听起来很荒唐，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在旧中国，像我父母这样的婚恋模式很普遍，是天经地义的，有的甚至直到入了洞房，还不知道对方的模样。　　几千年来，这种父母包办的婚姻，不知害了多少青年男女。我的许多痛苦和悲哀，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结果，也是封建婚姻的产物。　　我的父母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逛了逛北京的西四牌楼，在我七伯父的一个朋友开的“留香饭店”里吃了一顿饭，算是完成了恋爱的全过程。当时我父亲借用了我六伯父的一套西装，我母亲买了一件旗袍，在前门外的一家大北相馆照了一张相，算是结婚照。这张照片一直被我父亲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北京家里的那一张，在红卫兵抄家之际被焚烧。直到一九九一年，台湾先见出版公司要出版我写的一本书，需要这张照片，我父亲才把它交给我，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田家的亲戚多，又是附近的大户人家，所以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那天，田家搭了办喜事的彩棚，请了专业的厨师，十分热闹，大家都知道这对刚结婚的男女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到一起，而他们也面临即将分开的命运。结婚的第二天，我父亲还要到南苑的部队里报到，此后每天都要集结训练待命，只有乘晚上没事请假回家。　　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第七天，我父亲就随军队去了上海，因为是军队集体行动，亲人家属都不可以送行，父亲一身戎装出发，母亲止不住黯然泪下。　　短短的七天相聚，竟然是我父亲和我母亲一生的缘。据我母亲说，至今她还清晰记得，她给我父亲洗过一次脚，我父亲给她哭肿的眼睛上过一次眼药。他们的爱没有基础，他们的情刚刚流露，他们仅仅是刚开始懵懂赋予执行人类性的本能和权力，尽管如此，父亲安抚着母亲说：“我们这门亲事不知是对还是错，总是进了一家门，只可惜你连个字都不认识，我走了以后给你写信都要找别人给你念，多别扭！要是万一有了孩子，你又怎么办！”母亲无言以对，涕不成声。可见，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在一起啊。然而，国共内战使这一对新婚夫妇必须分离，而且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国共两党的内战，不知制造了多少悲剧。许多人的命运，在历史的一瞬间而改变，这些都不是以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一点错事都没有做，可却还要一生承担痛苦的折磨，这是那个时代许多中国人的命运轨迹。　　国共两党的内战，几乎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这就是革命，“一将成名万骨枯”，那么多人因此流血牺牲，那么多家庭因此离散漂泊，更悲哀和不公平的是，下一代人也要在革命的“黑洞”里痛苦地挣扎。这值得吗?有意义吗?难道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吗？　　当时，无论是参加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大多数都是志在报国的热血男女青年，都是中华民族最好的儿女。他们有理想，富有牺牲精神。他们之间没有私仇私利，纯粹为了一种美好、遥远、空洞的政治概念而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结下血海深仇。悲哀的是，他们的热血和牺牲，到头来换取的是一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千古佳话，而实际上使历史更加沉重，并给后代埋下了“祸根”。　　　　　　第二章
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　　　　一　　　　谁也想不到，我父亲和我母亲只有七天的新婚蜜月期，就孕育了我——这个多灾多难的生命。我曾经无数次地对着天空激愤地说：对这件事，我没有选择权，如果有，我就不会让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　　做为人子，我不是不愿意降临人世间。不是我不爱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对我太残酷太无情。　　做为我的父母，大概也不愿意让我出生。不是他们没有骨肉亲情，而是时代的命运太难把握。悲哀和不幸的是，我还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生而有罪!一出生就有罪!命运为什么如此对我?唯一的合理解释是超自然的，以某种宗教来解释就是：我前世做恶太多，今生来赎罪，注定要受苦受难。　　我前世做了什么，我今生丝毫不知啊!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在上海吴淞口的国民党军舰上。在上海，我有一个大伯母，她成了我父亲和北京家里联系最方便的人，就是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父亲。　　传统观念是：“不孝不三，无后为大”，做了一个星期的夫妻就有了孩子，站在一个圆满的家庭的概念来说，是幸福天使即将降临，站在夫妻的角度来说，是两性最美最妙的结合。但是，他却不能回来看我们母子一眼。他身在军舰上待命，擅离军营，格杀勿论。　　一九四八年，共产党还没有海军，我父亲所在的海军被国民党视为“无坚不摧，可攻可守”的利器，训练和管理都很严格，舰上的官兵不可以脱队下船，即使上岸到市里去，也要集体行动。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我出生了，就像一叶孤舟，置身于望不到边的苦海之中。　　我的第一声啼哭十分响亮清脆，那是在抗议啊!老天爷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愿意来啊!　　上帝耶和华说：人是生来就有罪的，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赎罪的。只有通过赎罪，人的灵魂才能得到净化，死后才能升入天堂。　　佛祖释迦牟尼说：一个人只有罪孽深重，尘缘未了，才会到这个世界来受苦受难。只有多行善事，广结善缘，苦苦修行，死后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此一比较：耶和华和释迦牟尼可能是一所人间大学毕业的，学校里是同班同学，放了学还是好兄弟，他们是一起商量好的，才编出了《圣经》和《佛经》来教化整个世界。　　上帝和佛祖说的没错，每个人都有罪，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为了赎罪，都和我差不多，不然，为什么每个人一出生，都是在哭，没有一个哈哈大笑的。这是我在望不到尽头的苦海里的“自我安慰法”，自已麻醉自己。　　共产党人不相信宗教，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麻醉剂，应该信奉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宗教使人民逆来顺受，放弃了反抗的精神。我也不相信真有上帝和佛祖，但是，我的苦难经历使我还是不反对上帝和佛祖。即使是麻醉剂，也是好的，哲人说“存在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人生有许多时候，是需要麻醉的，不然，苦难会把你活活折磨死的。精神被麻醉了，就不会痛苦难当了，就像一个人要动外科手术，如果不把你麻醉，你会痛死的，那就谈不到起死回生，再造生机了。　　　　二　　　　我出生后的那一年，襁褓中的我，吮吸着母亲的乳汁，不知人间之事，母亲怀抱着我，期待着父亲早日回来，看看这么巧就有了的孩子　　这一年的九月十二日，林彪指挥七十万的共产党军队，发动了辽沉战役，经过五十二天的激战，歼灭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奠定了共产党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国共两党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野的一百万大军往东北一摆，虎视中原，国民党就兵败如山倒了，接下来的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国民党又损失了一百多万的精锐部队。　　如此一来，我父亲回来看我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了。国民党将军傅作义和共产党和平解决北京问题，本来渺茫的希望也变成了绝望。后来听我父亲说：就是共产党军队攻占上海的前夕，他太想离开军舰开小差，回家看望我和我母亲，差一点被国民党给杀了。　　我父亲追述在舰上发生的事情说：“海军也是分派系的，有许多宁波兵，好几个都成了家，我整天和他们泡在一起，每天发牢骚，喊着要下船回家，看妻子和孩子要一家团圆，不知仗为何而打？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心情，也加入他们行列，表示对打仗的厌倦和不满。这就动摇了军心，长官就怀疑我们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没过几天，那几个宁波兵接连失踪了，是根据军事管制条例，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来潜伏的，俗称“匪谍”，就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枪毙了，然后装进麻袋扔进大海去了。”　　有一天，长官也叫我父亲的名字，并让收拾行李。我父亲一听，以为这回彻底完了，双腿发软，垂头丧气的跟着长官的卫兵走去。在长官的办公室，长官对我父亲说：“你和匪谍在一起，散布不满言论，扰乱军心，念你年少无知，和其它人瓜葛不深，根据军事管制条例，禁闭五十天，以观后效。”于是，我父亲就在军舰的底舱水牢里禁闭了五十天，不见天日，还好，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从那以后，我父亲的眼睛在忽然看到亮的东西时，就会感到刺眼。　　我父亲还对我说，由于这件事，在他的政治思想上留下了不良记录对党国不忠，有了“赤”色的戳记。和他同期的青年军同学比较，在往后的军旅生活中，有的都升为将军了，而他自己再努力做事，也得不到信任，他在军中升不上去，也混不出什么名堂一直郁郁寡欢。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共产党军队攻占了上海，我父亲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去了台湾。　　　　三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成了被专制的对像。穷人做梦也没想到，世界有一天会变得这么好。相反，富人做梦也想不到世界有一天会变得这么快，穷人和富人重新洗牌开局，他们也同样对新社会的未来充满观望、期待、憧憬。　　用贫富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好坏，太简单太粗暴太不合理了。许多人之所以穷，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务正业，不思进取，许多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勤劳节俭，不怕风险，勇于开拓。　　共产党军队一进城，许多富人还抱有种种幻想，田家就主动将祖先辛苦耕耘留下来的几十亩土地捐给了政府，这个明智之举，政府予以肯定，给了个“开明地主”的荣誉，一张红色证书，洗刷了万恶剥削地主的罪名，卸下了骑在人民头上坐威坐福的沉重枷锁，也使田家由一个大户旺族立即变成了寻常百姓家，每个人都必须自食其力了。然而，田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共产党的任何照顾，在后来的历次阶级斗争中，田家仍然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得粉碎，永世不得翻身。　　自我懂事以后，只有妈妈一个人在抚养我。妈妈在我面前从不提爸爸。“爸爸”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好象只是名词而已，我根本不知道爸爸去了哪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只是经常听大人们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短时间内是回不来了。　　在北京，我们田家的亲戚很多，他们见到我的时候，经常叹息地说：“这孩子真聪明，但又真可怜，从出世就没有见过他的爸爸，他父母结婚一个星期就走了，怎么就这么巧，就有了这个孩子……”　　言下之意，我是不应该出生的。大概只有在人类最基本的两性基因结合的巧遇中，给我存在下来的生命找到合理的解释答案。　　等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又发觉，爸爸好象去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每当亲友在我面前提起我爸爸时，总是窃窃私语，提心吊胆似的。　　有一天，在城里做生意赚到了钱的七伯父回来，带着不少糖果，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一进院子便问孩子们：“谁吃糖，叫好听的，我就给谁糖吃。”　　我们一群孩子一窝蜂围上去，伯父的儿子不停地叫着“爸爸”，也有孩子叫着叔叔。七伯父都给了糖果，孩子们都高高兴兴地走了，只剩下我，七伯父非让我叫“好听的”，才能给糖果。　　“爸爸”这两个字，我太难叫出口了，但别的孩子都拿把糖拿走了，我就禁不住诱惑，鼓足勇气，叫了一声“爸爸”，七伯父笑着拍着我头，说了句：“好儿子。”就给了我一大把糖，数量比任何孩子都要多。　　也许这是七伯父逗我玩的，也许七伯父的用意是让我不要忘记我的爸爸，但是，他的话却极大刺痛了我母亲的心。　　当七伯父给我的糖还没有放到嘴里，我的妈妈就从西屋冲出来，狠狠地将我手中的糖打掉，拽着我就走，回到我们母子俩住的房间，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妈妈已经泪如雨下。我吓坏了，蜷缩在她的怀里，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她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脸，还有那没有被打掉的糖纸……　　我不知说什么话才能安慰妈妈，就伸出小手擦她脸上的泪。　　妈妈抱着我，不愿意让外面的人听到她的哭声，就躲在房间最黑暗的角落，泪水仍不断地流，她告诉我：“孩子，你是不能叫人家爸爸……这个家里没有你的爸爸……”　　从那以后，“爸爸”这两个字，变成了我心灵深处的一块禁地，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好多时候，我都想问妈妈或是别人，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干了什么事?为什么所有孩子都有叫“爸爸”的权力，在我这里却被剥夺了！　　但是，我不敢啊，我怕看见妈妈的眼泪，我当时不明白，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孤儿寡母生活的真正苦衷，只好把这些疑问深深埋在心底，我想等我长大以后，就会慢慢地知道。　　　　四　　　　共产党夺取了大陆的政权，田家的人都要自食其力。　　妈妈一个人抚养我，又当爹又当妈，苦和累就不用说了，好在妈妈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女儿，不怕苦不怕累，只是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夺取了她所有的欢乐。如果没有我，妈妈很容易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人们总是把孩子比喻成是爱情的结晶，说孩子是父母连系的纽带，而我这个爱情结晶却成了累赘、纽带成了枷锁。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妈妈的泪水最多。她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默默地流泪，每到这时，我就静静地望着妈妈，不敢说一句话，想安慰她，又不知道说什么。　　那间沉闷的小屋，一盏昏暗的孤灯，独自流泪的母亲，充满了我的童年时光。那样的夜晚好漫长好难挨，我慢慢地睡着了，而我母亲多半还在哭泣。　　还有好几次，我妈妈抑制不住激动情绪的时候，将几件衣服打个包，拉着我，走到好象是坟地的地方去哭，那里平时很少有人来，妈妈放声痛哭，我站在旁边，扯着妈妈的衣襟跟着哭。　　泪水哭干了，天也慢慢黑了。　　我说：“妈妈，我饿了，要回家。”　　我妈妈无可奈何地，又拿着拎包，牵着我的小手回家。　　长大以后，我一直在猜想，那时候我妈妈可能是不愿意呆在田家了，她想离家出走，或是回姥姥家，她想到自己的丈夫，他现在哪里？知不知道这对母子孤独无援的在旷野荒郊外寻找心灵的慰藉，甚至可能想自杀，但一看到我，理智又战胜了情绪，决定继续承受生活的折磨。　　田家是个大家族，人口多，事非就多。我爸爸远在台湾，我又幼小，我母亲势单力孤，而她性格又朴实憨厚，太过谦让太过贤慧，一定受到过许多歧视，吃过许多的亏。　　田家大院里的眼泪，都被妈妈一个人哭尽了。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妈为了生活，不得不把我扔到家里，她自己去当保姆，照顾别人的孩子。我人小不懂事，就抓住母亲的手，不让她走，我奶奶就走过来，用家中孩子们常吃的酸枣面把我哄住，我妈妈趁机溜走了。　　现在想起来，我妈妈的心情该是多么痛苦，我的每一句哭声，都是在撕扯她的心，她舍下我不管，而为了活着，去照管别人的孩子。　　在田家大院里，奶奶是对我们母子最好的人。她总是力所能及地照顾我妈妈，用奶奶的话说，“自己做儿媳妇受的苦，再不能让自己的儿媳妇受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母子在田家的日子更难过了。我妈妈和我奶奶很有感情。后来，我妈妈被迫改嫁了，还经常到田家看我奶奶，特别在大陆1960年三年饥荒期间，一切紧俏物资、食品都凭票供应。每到我奶奶生日那一天，我妈妈总会拎着稀有的烟和酒等稀有品，出现在田家大门口。　　　　五　　　　把自己的孩子扔到家里，去照顾别人的孩子，这对一个母亲的精神是一种莫大的折磨。奶奶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难照顾我了。　　于是，我妈妈毅然决定带我回姥姥家。妈妈是一个菜田里的能手，种菜是她的拿手本领，而且在城里又找不到事情做。我的舅舅们都很同情我妈妈，愿意把我们母子接回去，虽然负担大了，日子穷一点，但彼此总是有个照应，没有关系。　　梁家居住的八里庄，虽然大部分人以种地为生，但由于人口慢慢多起来，这里颇具城镇的样子，有东西关，设有城门。据说，城门楼乃是明朝所建，这里还有一座灵龙宝塔。一出阜城门，就能看见这座宝塔。　　我外公名叫梁云汉，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那时已经50多岁了，依然虎背熊腰，在八里庄也是赫赫有名的大户。　　我外公家住在比较讲究的农房里，十几间房连成一院，分别给儿女们住，院里还有牲口房，伙计房，在院外有两座猪圈，猪圈旁有一台辗子，有一台磨盘，旁边有个小草房，那是放农具的地方。　　最难得的是梁家水井的水特别甜，左邻右舍的人干完活，都喜欢到梁家水井喝一口水。可能是由于水源的关系，在水井台旁边的两棵杏树的果实都特别甜，又各有不同，一个脆甜，一个面甜。外公家的房后又种了一排香椿树，每年的春天，香椿发芽，乡亲们都要找梁家要香椿吃。　　我姥姥是个小脚老太太，每天早晚缠脚布都要好长时间，但是，她却很能干，在地里比大脚的人走得还快，而且她还要做一大家子人的饭，喂猪喂鸡都是她的事，她并不觉得累，一边干活儿，还一边唱着五音不全的山东民间小调。　　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采取的经济政策比较温和，允许私人保留少量的财产和小范围的商品经济，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田家还可以住在露泽园，梁家也没有被专治成彻底的无产阶级。　　我妈妈回到娘家，心情好了许多，很少看见她一个人流泪了。　　等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把我送到八里庄中心小学就读，也就是成全我父母认识结婚的舅佬爷的慕安庙，从那时至今这所学校依然存在，成为北京市保留的历史古迹。　　少年不识愁滋味。我是童年不知苦滋味。母亲流了那么多眼泪，我很害怕很难受，但一到了白天，妈妈去干活儿了，我便把妈妈的痛苦抛到脑后，快乐无忧地同学们玩耍了。　　一个小孩子，不可能懂得太多，不可能有太多的痛苦和思考。然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仍然感觉得到，没有爸爸的家庭是很不幸的，我的童年和其它小伙伴相比是不幸的。于是，童年的我就把希望寄托到明天，我对自己说：“等我长大了，我会好的，妈妈也会快乐的，一切都会好的。”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等我长大以后，等待我的是接连不断的无情打击，我面对的现实生活是那么残酷。相比之下，我的童年生活和一般家庭孩子的童年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六　　　　我的小名叫“海军”，是我奶奶给我起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奶奶这么叫我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后来才知道，她是在我身上，寄托了对我父亲的思念。　　我上小学的那几年，北京城外大都是土路，晴天是一身灰，雨天是一身泥。那年月，谁也不觉得走在这条土路上有多么难过。　　对我来说，这条土路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在这条土路上知道了我爸爸在哪里，我对台湾的第一认识就是在这条土路上发现、开始的。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天刚下完雨，我和许多同学赤着脚，卷着裤脚，在泥泞中玩“双脚跳”，看谁跳得远。我们双脚落地之处，都会陷下两个很深的脚印，雨水慢慢地添平了脚印，但在双脚之间，形成一个两头尖，中间宽突的“小岛”，凸显出来。　　比我大两岁的一个小伙伴指着那像长红薯形状的“小岛”对我说：“海军，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台湾岛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的最大秘密。　　我猛然惊愕住了，盯着那个“小岛”，我周围所有的一切好象完全消失了。在回家的路上，同学们又说了什么话，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全然不知道了，脑海里充满了我想象中的台湾，那是一个远离大陆的孤岛，四面都是海，还有我想象中的爸爸。　　我没有见过我的爸爸，但那血融于水的骨肉亲情是与生俱来的。我太想见我的爸爸了。特别是我们母子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欺凌的时候，我的心都在呼喊：“爸爸，你在哪里呀?我和我妈妈需要你的保护和爱。”　　没有爸爸的痛苦，自从我懂事起，就已经感受到了。　　从那时起，“台湾”这个名词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台湾的地理形状和位置，我也有了朦胧的感觉，从未离开过。但是，我爸爸在台湾的哪里?这个问题无人能回答，是埋藏在我心中的最痛。　　　　七　　　　在我们八里庄中心小学的附近，有两所刚刚建成的空军和海军医院。我们班上的学生有不少是解放军的子女，他们是根深苗正的红五类，是革命的后代，当然他们的穿著神气，那股劲头和农家子弟有太大的不同。　　每天放学，这些穿著军服的父母都在学校门口等他们的孩子，而我妈妈这时候多数仍在菜地里干活，除草、施肥、浇水，当天渐渐暗下来才开始收拾农具回家烧柴做饭张罗我们母子的晚饭；我这个农家子弟总是一个人形单影孤的回家。在学校里，他们总是拿着新鲜的文具和糖果展示，我呢?什么也没有，好在那时候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到我这个孩子身上，我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并不比那些红五类的孩子差，第一批加入少年先锋队，还是班长，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看低我，所以，我还有机会到这些革命家庭去做客，和他们的孩子交上朋友。　　在班上，我有两个要好同学，一个叫段胜利，父亲是海军中校，一个叫李小文，父亲是空军少校。我经常到他们俩家去玩。　　在他们两家聚会时，有一次，李小文的父亲好奇地问我：“海军，你为什么叫海军啊?”　　我还太小，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反而高兴地答道：“我爸爸参加的也是海军。”　　段胜利的父亲急忙追问我：“你爸爸也是海军?他是哪个单位的，也许我们还是并肩作战过的战友呢?”　　我声音很响亮地说：“我的爸爸参加的是国民党海军，大概在台湾。”　　段胜利和李小文的父亲听了，顿时愣住了，他们相互看了一眼，气氛紧张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我只呆呆地站着，注视着他们的表情。　　现在想起来在那时那刻，他们可能在想：“我的亲人和战友也许就死在他父亲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上，也许有一天，这个孩子就会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先锋队，也许有一天，我和我的孩子都会死在他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狗崽子的手上。”　　那时候，我还太小太天真啊!哪里知道国共两党的仇恨和成见，如此你死我活。这种“亲不亲，阶级分”的思维观念模式延续了几十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筑起了一堵无形的墙。　　从那天以后，段胜利和李小文再也不约我去他们家玩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此结束了，他们甚至还在背后说我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孩子”。我的爸爸和他们的爸爸不一样，我是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也没有资格和他们在一起玩。　　我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孩子!　　这个事实注定了我这一生的艰难抉择。　　难道我生为人子，就是带罪而来吗?　　长大以后，我无数次仰望着天空，内心在呐喊：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事情，命运对我是不公平的!　　　　八　　　　我妈妈做为一个富农的女儿、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妻子、一个地主家的儿媳妇，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技能，共产党不可能给她工作，只有自谋生路，而且干的是最差的活儿。　　那个年代，我们母子是这样生活的：　　为了养活我，我妈妈每天都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劳动。每天，天还没亮，妈妈就起床了，提着篮子，拿着铁钩子，去八里庄附近北洼土坑的垃圾站，捡城里人倒掉出来的煤渣，那时北京的一般市民都是以煤球作为燃料。煤球烧到没有旺劲，人家就将煤球用铁钩子捅下来，其实这被弃之的煤渣中心仍有一点点黑黑的煤尚未烧尽，妈妈就捡这点点剩余的燃料，像宝贝一样捡回家中，重新点燃，生火煮饭，温暖我们母子的身体，驱逐冬天的寒冷。　　吃过早饭，我妈妈还要到田里劳动，自己带着干粮。太阳落山了，妈妈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劳累和苦难写满了她的脸。　　窝头和咸菜是我们母子的主食，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已经是过节了。　　晚上，妈妈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给我缝衣纳鞋底，我也在床上的小桌上做起功课。　　夜深人静，我已经入睡，经常被惊醒，原来妈妈一个人又在哭……　　我有个二舅，和妈妈年龄接近，他非常同情我的妈妈，总是说要给我妈妈算命，讨个吉利。在八里庄的玲珑塔院，住着一位算命先生，大家都叫他赵瞎子，他确实是个盲人。有一天，舅舅带着我去请赵瞎子，一路上，我在前面拉着赵瞎子的竹拐杖，给他带路，他嘴里不停地数叨着什么。　　我用虔诚的眼神看着赵瞎子，哀求他：“请您好好给我妈妈算算，不然，她老爱哭……”　　赵瞎子没有动情，只是顺口应和着。　　在外婆家院子里找个阴凉地方，先请赵瞎子坐下，沏了一壶茶，我妈妈也拿个小凳子坐下静静地听着，二舅和我站在一边。　　赵瞎子先说话了：“我照实算，好和坏都说，千万别生气，我可别挨骂。”　　我妈妈说：“您别客气。”　　二舅和我也附和着说：“没关系。”　　赵瞎子问了我爸爸和我妈妈的出生年月日和时辰，我妈妈都告诉了他。　　只见赵瞎子掐着手指头，嘴上说，手指盘算着，我在旁边差点想笑，又不敢，过了好半天，赵瞎子终于开口了。　　“你们两家虽都是家世不错，但你们俩本不应成为夫妻啊!你们是夫妻相克，是龙虎相斗，不能在一起。你这条龙飞不过去，他那条虎也跳不过来，大姑娘，你别等了，你们合不来呀。”　　我妈妈一听，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我经常看见妈妈流泪，但从未见过她这么毫无顾忌地大哭。　　一个女人在逃不脱苦难折磨的情况下，最容易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丧失反抗的斗志，所以，我妈妈这一次大哭是绝望了，仅有的一点幻想和希望被赵瞎子的话给打碎了，她好象随时都要精神崩溃的样子。　　我和舅舅都被我妈妈的哭声吓坏了，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望着妈妈痛苦欲绝的样子，心里难受极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自己的磨难还没有真正开始。我还是一只躲在母亲怀抱里的小鸟，只是看到母亲被风雨打得遍体麟伤，自己还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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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分钟后，我坐上了沙发？
　　呵呵，看来是楼主的文章太长了，吓退了一帮人~！　　是打算把剩下的都转移到这个帖子里面吗？
　　作者：东篱采菊人　回复日期：　16:42:55　
　　　　版主坐庄不是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一旦输了没分赔呀
　　楼上的什么意思？　　作者：东篱采菊人　回复日期：　16:42:55　 　　　　　　版主坐庄不是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一旦输了没分赔呀
　　期待下篇。
　　我严重盼望祖国统一，但是应该人民自由意志的统一。
　　长是长了点，但决定值得各位读下去哦！　　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构的色彩。　　请大家坚持！！！拜托了！
　　第二部：流落香港的日子　　　　　　第五章
去台湾的条件我无法接受　　　　一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们一家三口人自广州来到深圳罗湖桥海关。　　那时候的罗湖海关只是几栋破旧的砖房，还有临时搭建的竹棚，而且办事效率极低。去香港的人多了，需要等候，所有的人就靠那几栋竹棚屋摭风挡雨了。　　我前面有一位女士，她也要去香港探亲，通行证也拿到了，但到了海关，海关人员却不让她过去。　　她说：“我的证件是真的。”　　海关人员说：“知道你的证件是真的，但还要等到明年。”根据新规定“要依次排队，轻重缓急分别对待。”　　于是，那女士的通行证上戳上明年一月二十日的出境印章，她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我很担心自己也要等到明年，当海关人员在检查我们的证件时，我十分紧张，连大气都不敢喘。结果是虚惊一场，很快就放行了。我猜想，我和那女士的区别就在于，我到香港是去见台湾的亲人，她去香港是见香港的亲人。大陆急于和台湾缓解紧张关系，对我们这些“台属”优先照顾，这内部如何作业就不得而知了，某种意义上说是让我占了个大便宜。　　我提着两个大箱子，其中有一个人造革皮箱跟随我十几年了；我穿著“的卡”中山装，这在当时是大陆老百姓最好的衣服了，一到香港，就土得掉渣了。我们当时身上只有四十元港币，因为按照大陆政府的规定，每个成年人到香港，最多只能带二十元港币，未成年不算。这是我们走出国门的全部身价。当时，我并没有仔细想过，这四十块港币究竟是多少钱，在香港可以做多少事；想想我在大陆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块人民币，这四十块港币大概够用一阵子的，其它并没有深想……　　走过罗湖桥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很复杂，走的虽然是十几米的铁路行人两用桥，但仿佛成了一叶孤舟，面对眼前的是茫茫的大海，第一次远航，未来将会怎样，我没有半点把握，甚至连预感都没有了。回首大陆罗湖海关，万分感慨，我终于离开了生活三十一年的大陆，过了桥，对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福是祸?谁也不知道，遥望昔日故土，往事历历在目……　　只有两岁多的晓湾无忧无虑，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他走在前面，两只小手托着箱子底，稚声稚气地说：“爸爸，我来帮你。”　　他如何明白这一步走出去，将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变化，特别对他人生道路的形成将完全不同。　　到了罗湖桥的另一端，香港的边境移民检查官是一批国语说得很好的华人，是港英当局专门训练出来的，对待大陆人的。用鲁迅笔下著名的小说人物阿Q的话说，这是一群“假洋鬼子”。　　这些假洋鬼子很厉害了，似乎忘了他们和我们是同宗同族的兄弟，对大陆人很瞧不起，高高在上，又好象警察在审查小偷一样。　　那移民检查官锐利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冷冷地问我在大陆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又问：“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是。”　　“不是吧。”那检查官上下打量着我：“我好象看见过你。你可要说实话啊。”　　我更害怕了，但我说的是真话，心不虚：“不可能，我是第一次来香港。”　　那检查官又说：“你到香港干什么?”　　“探亲。”他这是明知故问，那时候像我这种打扮的人，百分之百都是探亲的。　　“你在香港有什么亲人?”　　“有一个大伯父。”　　“他家住在哪里?”　　“铜锣湾。”我说着，就把香港的信封地址给他看。　　经过一番画蛇添足式的审讯后，我们终于可以通过了。　　说起来很难相信，我们一家三口在香港海关竟然停留了七个小时，原因是香港海关的设备简陋，办事效率太低，那群假洋鬼子对大陆同胞的歧视和故意刁难的态度也有关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港英当局政治部的所作所为。港英当局政治部属神秘部门，特别对付两岸政治立场及相关人士更显重要，维护港英当局最高利益。　　出了香港海关，我根据大姐夫在信中的指点，坐上了直到九龙红墈的火车。那是旧式火车，在火车上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望着窗外，绿油油的田野上，布满了养鱼的池塘，有不少木板房，突然我发现铁皮钉制的屋却都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从我懂事和有记忆以来，这面旗帜是不会光艳的，只能破落，在我所受的三十多年教育和宣传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永远踩在脚下的灭亡旗帜；今天却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这面旗帜在空中飘扬。过海关时紧张的心情刚刚轻松，此时心脏又急促的跳动起来，冷汗都冒出来了。想我在这三十一年的生活经历中，这面旗帜对我有多么大的影响，在这里看见代表着什么呢?一桥之隔，难道真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　　大约坐了两个小时的电动火车，再坐出租车，经海底隧道，到了铜锣湾已是晚上7点。铜锣湾是个完全不同的花花世界，霓虹灯闪烁，街上行人的装束各异，我们一家人像是乡巴佬进城，找不着北。我们听不懂粤语，更不要说英语，何况我们这身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从大陆来的，一问路，人家会禁不住往后躲一下。总算出租车司机送对了地方，凭着地址门牌号码找到了大伯父家——铜锣湾海都大厦，这时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全部给出租车司机，还欠他五元钱的隧道费，那五块是坐电动火车用掉了。走出国门时的四十块港币全部用完了，至此，一家三口真是一贫如洗。　　　　二　　　　我的大姐家当时住在香港北角云景道摩天大厦，那里属于北角半山区，位置最好，这里的住户都是富贵人家。　　大姐家住在摩天大厦的最顶层，几个单位房打通的，有数百平方米，宽敞极了。她家索性就把天台也买了下来，装饰成天台花园，有庭院楼阁，小桥流水，在大厦的天台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的海港和东九龙以及启德机场，整个香港半岛一览无遗，真是人间仙境。　　天台门口，有一处佣人住房，对面有一大狗笼，一只凶猛的名犬，虎视耽耽地注视着所有来的人，保卫大姐家的幸福乐园。　　大姐家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中国的古式家俱，欧洲的古式吊灯，名贵地毯，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我从未见过这么宽敞豪华的房子，禁不住想：大姐夫在香港当什么官呀，发了什么财，怎么住这么好的房子，不，大姐夫是做生意的。一个人做什么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在大陆，大概主席、总理住的房子也没有这么好吧！　　大姐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都有自己的生意，在家的几个女儿也都很忙。我们一家人到大姐家的时候，偏巧我大姐夫去台湾打理他的生意，想不到大姐她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两个外甥也可以听懂普遍话，但他们讲的粤语我听不懂。　　这个大姐是我的堂姐，是大伯父的大女儿，以前没有任何来往，就是因为我找爸爸才和大姐家有来往，说实话，没有大姐哪里来的大姐夫的帮助。　　我这位大姐比我爸爸的年龄还要大。我爸爸那一代南北院的兄弟十个，我这个大伯父是老大，我爸爸是老九。　　我大姐拨通了我爸爸家的电话。　　我爸爸一听我已经到了香港，十分惊讶：“孩子，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第一次听到我爸爸的声音，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爸爸……爸爸……”就说不出话来了，在电话里也听不清对方的声音，我只是问：“您什么时候能来香港?”　　我爸爸的声音也变得呜咽了：“我会尽快去香港的。但是，我们这边政府也有政策啊!台湾人去香港，要有许多手续。”　　“爸爸……”　　“你就在香港等我们吧，香港地方复杂，千万别出去乱跑。我和你妈妈会尽快赶去的。”　　我和我爸爸在电话里并没有谈很多，三十一年的话积累到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我爸爸在电话里，对我大姐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让她照顾好我们。　　我这个大姐年轻时可能受过什么刺激，脑子似乎有问题，做什么事儿总糊里胡涂的，对我们父子团聚这件大事，也不觉得什么，没有认真的安排，只是在电话中响应我爸爸说：“行，放心吧，……”。　　当晚，我们一家人就睡在大姐家的客厅里。　　就连晓湾，也被大姐家的豪华震慑住了，说话的声音都小了：“爸爸，我们今晚就睡在这里啊!”　　“不睡这里你睡哪里啊!”我小声地说，搂住晓湾，把他哄睡了。　　　　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我爸爸从台湾打来电话，说他和我台湾妈妈明天就能到香港。这一夜，我激动得到凌晨二点才睡着，不到六点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　　在香港启德机场的接机大堂，每一个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那道自动的玻璃门上，我一家三口在大伯父大伯母和大姐的陪同下，第一次在机场体会到等人时两眼望穿的滋味。　　玻璃门不停地旋转，走出各种各样的人，接到亲人和朋友的人，他们都在热情的握手和拥抱，帮忙提行李，然后又很快地离去，我要接的爸爸，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出来，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体，穿著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我马上有一种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我爸爸，他和我长得太像了。　　果然，大伯父提醒我：“圻畅，这就是你爸爸。”　　我听了，身体里的血液仿佛全都涌上了头部，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就是他的儿子，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我，仔细地看着我，抚摸着我的肩膀，不停地叹息流泪，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爸爸哽咽地说：“孩子，我对不起你，我是罪人……”　　我面对亲切而又陌生的爸爸，思忖着：这就是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骨肉亲人。我梦寐以求寻找的爸爸，他魂牵梦萦思念的儿子，站在了对方的面前。　　不知不觉中，我们父子俩哭成了一个泪人，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爸爸说了一句：“孩子，这是你妈，多亏了她。”　　我的台湾妈妈慈眉善目，一看就知是个善良的女人，她穿著一身蓝色旗袍，不时的拿着手帕擦着泪水。　　我急忙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充满感情地说：“妈妈，谢谢您，没有您的支持，我们父子就不能见面。”　　台湾妈妈说：“孩子，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应该得到照应，见到你们爷俩见面，我也心安了。在菩萨面前，要烧高香了。”　　我又擦了一下泪水：“妈妈，我不信菩萨，这一回都信了，是菩萨成全了我们全家。”　　大姐说：“九叔，这边还有你的儿媳妇和孙子呢。”　　爸爸见到了我，恍如隔世，如今又见了孙子，激动万分，他从前妻手中接过晓湾，先客气地说：“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孙子，晓湾是我的希望所寄。”　　爸爸用脸亲喏着晓湾，晓湾很争气，甜甜地叫着“爷爷、爷爷”，使在场的亲友无不动容。　　我们父子太失态了，忘了香港亲戚就在我们身边，也忘记了这是飞机场的大堂，不宜大声喧哗，非久留之地。　　大姐说：“三十一年了，总算见面了，还是我们田家祖上有德，有什么话，回家说个够。”　　　　四　　　　回到大姐家宽敞的客厅，爸爸坐下来，我向前悄悄地说：“爸爸，我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六伯父和姑姑让带来了我爷爷奶奶的骨灰，这是我们大家专门商议后，在墓穴中起出来的，希望爷爷奶奶在天之灵可以看到您，看到我们父子俩团聚的情景。”　　随即我从衣箱里取出用黄绸缎包着爷爷奶奶的骨灰时，爸爸的泪水夺眶而出流了满脸，用双手捧着，跪倒在地，大声痛哭，声音十分凄厉：“爸爸，妈妈，我这个不孝之子来了，生前不能尽孝，死时不能致哀，宽恕我吧……”　　爸爸这突如其来的激动，把在场的亲人都吓了一跳，纷纷围过来劝他。　　爸爸深情地说：“孩子，你这件事做得太对了，太有意义了，我要谢谢你。我将把你爷爷奶奶的骨灰带到台湾，在那块自由的乐土长眠安息。”　　我们大家把我爸爸搀扶起来。大姐家有祭祖的神台，大姐提议，先将爷爷奶奶的骨灰暂时供奉在此，每日祭拜，以敬孝道。当天晚上，大姐在铜锣湾的喜相逢酒楼设宴，庆贺我们父子团聚，大姐家的儿女和朋友们都来了。　　当晚，又回到大姐家，我们父子二人促膝长谈。　　爸爸语重心长地说：“国难当头，谁家都不能幸免，不要说我们这些跑到台湾的人，如今还能保住命，就是大陆中共的红五类，国家主席、元帅和长征时的老干部也都遭了殃。1949年在上海，我如果开小差，回家看你们母子，现在活着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像我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大陆几次运动，不死的话半条命也没了。”　　我由衷地说：“是啊，爸爸，小时候爷爷常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今天才懂得、理解这个故事的含义。”　　爸爸的眼睛又红了：“做为对你爷爷奶奶，我是个不孝之子，做为对你妈妈，我是个不负责的丈夫，做为对你，我是个不称职的爸爸，这一生都永远无法补偿的。”　　我的心酸酸的，劝他：“爸爸，这不是你的错，都是历史造成的。”　　爸爸讲了他去台湾后的许多生活经历，特别在他的档案中有了红点记录，所谓对党国思想不纯，很难升职，就退役了，自谋生路。现在这个农田水利会的秘书，也是好不容易应聘得来的。　　爸爸又讲了他和我台湾妈妈的故事：刚从军队退下来，台湾人都叫我们阿兵哥，一般台湾姑娘都不愿意嫁外省人，他没有土地，没有房，手上又没钱，起初在社会上也是晃荡了十多年，吃喝嫖赌，什么都沾过。长久下去，这怎么行呢!快四十岁了，连个老婆都没有。刚好军中的一位同学介绍在台中附近有个地方叫梧栖，有份工作可以做，就去了。　　我爸爸做过海军的康乐官，编导说唱都会点。他在梧栖镇辅导地方剧团排戏的时候，认识了我这个台湾妈妈。　　台湾妈妈也会唱戏，还相当不错，常去“劳军”，在军中唱绍兴戏挺有名的。她祖籍浙江，来台湾就和原来的丈夫分手了，自己带着个女孩。娘俩生活得也十分艰苦，她和我爸爸同是天涯沦落人，性格也合得来，又有同样的爱好，便结婚了。　　我爸爸和我妈妈在大陆结婚，是我的和尚舅爷爷因为认识我外公而做的媒。我爸爸在台中，又专门去庙里求签，请一位和尚师父再指点迷津，和尚说：“梧栖为林”，在这里，你可娶林女为妻，而这个台湾妈妈正好姓林。命不信不行。　　我爸爸又想起了我妈妈：“你妈妈到底过得怎么样?”　　“我来投奔你，没有人比她更痛苦更担心的。她虽然和您只是七天的夫妻，但比她再婚二十多年的感觉还好……”我说的是实话。我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妈妈和我爸爸感情不深，但她毕竟是黄花大姑娘自愿嫁给我爸爸的。古人说：“一夜夫妻百日恩”，这就算是她的初恋吧。而她嫁给我的继父，是被社会环境所迫，同样没有思想和感情基础。　　我爸爸拍着我的肩膀：“孩子，我在台湾飘泊了快二十年，得知你妈妈改嫁了，才决心再找一个伴。我并没有忘了你妈和你。我真没想到我们父子还能见面。”　　我又说：“后来，我才听说，在我去戏校之前，您就请大姐家自香港转信，让我们来香港，但是，那时候大陆公安局根本不批准，我妈妈的单位领导和街道主任一直在做工作，让我妈和您划清界线。”还说：“你丈夫受了那么多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教育，哪里还有人性?他真的有情有义，想到你们母子俩，早就起义投诚了，革命不分早晚的吗！现在他还虚情假义地让你带着孩子去那万恶的资本主义香港，别把你们娘俩卖了就不错，赶快一刀两断，等到解放台湾时，就把你的青春全部耽误了。”　　我爸爸忿忿不平地说：“共产党真会胡说八道，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讲中华民族伦理亲情。不讲人性和人情的是共产党。”　　他又问我：“你妈妈现在的先生不是个红五类吗？”　　我实话实说：“我妈妈和她现在的先生之间似乎有一道无法愈越的鸿沟，我妈妈和他结婚，与其说是再婚，还不如说是为了活着。否则，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妈妈肯定是反革命家属，一定是挂着牌子上街被批斗，性命也许都难保了。这个丈夫等于一把大红伞，保护了我妈妈也间接减轻了对我的威胁。”　　“你叔叔呢?不是不错吗?学生时候，我们兄弟俩都在北京石门一间天主教的中学读书。每天都顺着铁路向西直门方向去上学。我离开家时，他好象去了张家口参加共军去了。依他的能力，应该混得很好了。”我爸爸是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十叔，他们兄弟感情笃深。　　“我都二十多年没有见到我十叔了。他去张家口，确实是投奔解放区，参加了共产党，听大人们说，后来不知怎么又参加了傅作义的军队，北京和平解放时被解放军整编了，还参加了志愿军，在朝鲜打了三年仗，回国后，又调入南京军事学院培养、深造，本来是很有前途的，但是，一九六五年以后，大陆解放军也在清洗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您这个当哥哥的又在台湾参加了国民党海军，部队领导很清楚，劝他退役到地方去，在部队干下去没有什么发展升迁的机会……”　　这个叔叔本来是志愿军，属于“最可爱的人”，但命运捉弄人，现在也成了最不可信的人。应该说：“凡是这个家族的人，无论远近，无论是谁，在他们的档案中，都记载有您这一笔，而这“罪恶”的一笔几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是我们田家人的基本遭遇和所生活的处境。　　我爸爸痛心地说：“又是我连累了你十叔。到底有多少大陆亲人，受到我的连累。”　　我接着爸爸的话说：“叔叔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阶级斗争对他的无情，他郁郁寡欢，愤愤不平，连北京老家都没有回，就去了最偏远最贫穷的贵州。唉，这位叔叔怎么也想不到，革了一辈子的命最终革到自己头上了。”　　爸爸苦笑着说：“他干了几十年革命，还不如我这个反革命的命运好。你叔叔是心强命不强，没有遇到好时候。”　　　　五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父子都说得口干舌燥，连沏好的茶都忘了喝。望着维多利亚港美丽的夜色和启德机场繁忙的起降飞机，我们父子都思绪万千，宛如在梦中一般。　　爸爸忽然问我：“你究竟是怎么申请出来的，中共凭什么让你一家三口出来，大陆管制那么严，连你大伯父的二女儿雪琴在武汉都不能到香港来探亲，你有什么资格带着老婆孩子来会亲，何况我还是从台湾来的！”　　我被这一问愣住了，随后又明白了，我们父子虽然坐在一起，但相互了解太少了，他对我出来的目的和背景都有着猜疑，爸爸不会怀疑我是想打入台湾内部的共产党匪谍人员吧?这么一想，我吓了一跳，急忙解释。　　爸爸马上又问我：“共产党把你当统战对像，难道是想统我吗?”　　我一时答不出来了。是啊!我是利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出来的，和爸爸团圆算是统战吗?为什么天经地义的父子团圆必须和统一战线相结合才能成功呢！。　　“统一战线”这个词，我并不陌生，在大陆的生活经历，使我了解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的对象和任务也不同。中共从不讳言的表明，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爸爸，我在大陆一出生就注定是黑五类，再加上您去了台湾，我就成了双料的反革命家属的狗崽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哪里管我是否和您见过面，出身不好就决定了一切，《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我每天不知背诵多少遍，每背一遍，就要想起您一次。我要生存，就要革命，就要分清谁是革命和反革命。您就成了我首要的敌人，我不去这么想，这么做，岂不等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不在心灵深处爆发革命是不可能的。”　　爸爸笑了笑说：“今天，我们爷俩见面，岂不是你认贼作父，和敌人同流合污了?”　　“是啊!我也不明白在我十八九岁时，大陆那时候怎么会狂热到那种程度，儿子揭发斗老子、妻子反目斗丈夫、亲朋好友以阶级为纲，老死不相往来。爸爸，你就原谅我的不孝吧，对您我还只是在思想、口头上说说而已，若您在大陆，为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当时行动上会怎么样？也许都不能把握……”我无法自圆其说了。　　爸爸说：“听说大陆有一首歌这样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觉不觉得刺耳?这简直是不伦不类嘛！”　　我想不到爸爸连这首歌都知道了：“这首歌是根据一个叫雷锋的解放军战士的日记而改编的，他是穷孩子放牛出身，翻身解放参加解放军后他有感而发，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被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整理后，大肆推广，成为大陆人民颂扬共产党、毛泽东的流行必唱歌曲。1966年的北京夏天，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男女红卫兵都穿著不合适的旧军装，腰系皮带，胳膊带着红卫兵袖章，每天在街头喊着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那才真的恐怖。”　　我一边学唱着，一边比划着，把爸爸给吓住了。　　其实，每当我听到这声嘶力竭的嚎叫时，就魂不附体，心惊肉跳，赶快逃离这可怕的、毫无人性的场面。　　爸爸不理解地问：“你这样的出身背景，又如何可以做统战对象呢?”　　“爸爸，您不知道，大陆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政策变来变去，十分灵活。一个新政策下来，就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当我感觉到大陆改变了对台政策，知道必须抓紧时机，好好利用。大陆流行一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享有的不是权力的造福，而是权术带给我的改变，我和您的见面，就是这个新政策的具体体现。”　　爸爸略一思索：“政策变来变去，没有长久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社会怎么能长治久安呢?大陆老百姓真苦啊!”　　“大陆已经朝着好的方向走了。”我坚定的说。　　他顿了顿，忽然严肃地说：“孩子，你不会向我做统战工作吧?”　　我怔了怔：“我怎么会呢?我对爸爸您还有什么隐瞒的呢?”　　我猛然想起，爸爸从香港给我来的信有几次不是通过大伯父家地址转的，而是以九龙佐敦谷某信箱的地址发出的，我当时太关心爸爸来信的内容，只要收到信就行了，只是单纯认为，爸爸为了和我联系，千方百计想方法去托人带信转信，只求方便快捷，并没有去想地址的事。　　而我来香港之前，北京的海军大院马干事也给我留下了一个香港的通讯地址，都是信箱号码，并没有全名。香港的邮政信箱到底怎么回事，我仍在不解疑惑中。　　“爸爸，您有几封信是由九龙佐敦谷某信箱转的，那是您什么朋友?”　　“什么朋友，那个信箱是我们中央党部专门在香港设置的，我们政府有人在那里做事。自从我们父子联络上，我觉得总要托你伯父和美国的姨婆转信，太麻烦人家，时间又长，为此，党部专门有人找我，说明可以合法替我把信转寄给你，但不能封口，二来希望借助我们父子联络，看你能不能为政府部门做些事。”　　我大吃一惊，差点跳起来，替国民党做事，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想。我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因为我爱他，而他不爱我、不相信我，只是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才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但国民党在我的心中是很可怕的，除了我爸爸，因为有这份亲情才使我冲淡了对国民党的恶感，但多来年大陆共产党的教育告诉我，国民党反动派是全身沾满同胞的鲜血，是刽子手，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爸爸叹了口气：“孩子，我在外混了几十年，什么深浅不知道。我很客气地回绝了党部的意思。我说你在大陆河南省京剧团只是个唱戏跑龙套的，如何会知道中共的什么机密资料。孩子，我对你没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已经对不住你了，好不容易联络上，怎么能让你做那么危险又担惊受怕的事情，如果我照着党部的意思去做，也许你早就成了我们的情治人员了。”　　“天啊!”听到这里，我感到整个人如五雷轰顶，全身麻木。“情治人员”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但我明白就是搞情报工作的。如果我真的去做了，岂不成了国民党特务了?大陆共产党监狱的大门早就等着我了，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台湾派来的国民党特务都没有好下场，报纸是这样写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我是信以为真。　　此时此刻，我感动极了，在我们父子还未见面之前，国共两党斗争已经又在我们父子身上做起了文章。还是毛泽东有远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说过“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而我险些成为未受其利，先受其害的牺牲品。而这种斗争的继续，让我人性未泯的爸爸阻止了，也挽救了我。否则，我早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了。　　天渐渐亮了，北角英皇大道迷人的灯光已经消失了，维多利亚海港的轮船响起了起瞄的号角，街道上车子穿流不息，新的一天开始了。　　大姐和台湾妈妈起床了，她们知道我们父子一夜未睡，就建议我们先睡一会儿，再去喝早茶。我们父子不知不觉地谈了一夜，却没有一点倦意，精神很好，等到大家都起来了，我们一大群人分别乘坐大姐儿子和女儿的汽车，下山去铜锣湾的酒楼饮茶。　　去酒楼饮茶，是香港及广东的一大特色。香港酒楼到处都是，高中低档都有。大姐领我们去的是很高档的，酒楼装饰豪华，雕龙细柱，龙凤吉祥，门口都摆着福、寿、禄三尊塑像，里面之清洁，服务态度之好，都是我在大陆前所未见的。　　在大陆，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消费者看到售货员，像是看见顶头上司一样，心情再不愉快，也要露出生动的微笑，售货员则是沉着脸，爱理不理。记得那一年，前妻刚生下晓湾，我去商店买几块排骨，给前妻催奶。一到商店，只见肉食柜台已经排起了长队，都等着买排骨。我知道如果排队，一定买不到了，便厚着脸皮不顾一切地挤到前面，亮出医院开出的生育证明。那个女售货员很有同情心，便先卖给了我，由此引起了身后许多人不满。当我提着排骨走出去时，还听见那女售货员跟位男顾客吵架：“人家是刚生孩子的，有证明，你如果能生孩子，我也先卖给你。”　　在大陆的饭馆，都是先交钱、交粮票才能吃饭，在香港则是吃完饭，再给钱，这里从来没有粮票，这实在令我惊讶了好久。在香港的酒楼里，有一辆装满点心的小推车，随叫随拿，吃完之后一起付钱。　　在我看来，香港没有穷人，一个穿补钉衣服的人都没有。　　我们一家人的衣着举止，和这酒楼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特别在酒桌上，他们许多年都未见过的是孩子在叼着母亲的奶头吸着乳汁，前妻给孩子喂奶，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　　台湾妈妈实在看不过眼：“晓湾都两岁多了，还要吃大人的奶，该吃奶粉了。”　　我只好解释：“大陆买奶粉，要有当地两岁以下的户口本购买，他们母子俩的户口一直在山沟里的工厂里，我们快出来时户口才调到郑州，没有他妈这口奶，晓湾这孩子就更不好养了。”　　大姐说：“那就喝鲜奶吧。”　　“那个时候，郑州根本就没有牛奶卖，我们京剧团虽然离河南省军区大院很近，那里有几头奶牛，可那是专门给省军区首长的，根本不对外。”　　全桌饮茶的人的都怔住了，不敢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还算不错了，双职工一个小孩，两个人每个月工资总还有七十多块钱人民币，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有多少人还吃不饱穿不暖呢。”　　爸爸愤愤地说：“共产党不是说全心全意为穷人吗?穷人不是翻身了吗，怎么还搞这样的特权呢?”　　我的一个外甥说：“那个人民政府，总说是社会主义好，实际就是人们生活很困难，香港幸好没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不然，我们也惨了。”　　大姐说：“香港离大陆共产党这么近，始终很危险，万一哪天中共的军队打过来，我们不就完了。中国人的命太苦了。”　　我那个外甥说：“所以，我现在正在申请办理美国的护照。有了美国护照，就有了退路，解放军一打过来，我们就一飞了之。”　　喝完茶，爸爸提议给我们买几件衣服。大姐就带我们去铜锣湾的国货公司，给我买了一套西装，前妻买了一套连衣裙，给晓湾买了几件小孩衣服，每件都超过了200港币。我们觉得太贵了，从未穿过这么贵的衣服，有点受宠若惊，但大姐说，这在香港算是经济实惠的了，不是什么名牌。后来，才知道国货公司最便宜，是大陆出口外销的产品。这是我们一家三口人第一次穿上了百元的衣服。　　从国货公司出来，我们上了车，沿着香港蜿蜒崎岖的小路缓缓开到太平山顶，每一层小路两边都是别墅和楼群，这些别墅和楼群都被榕树和杂林包围着。　　当我们登上香港的太平山观测台时，又一次惊呆了。我发现了香港的伟大和奇迹，这完全是一座生长着树木草丛的石山，如何在这山顶上和山腰之间盖起那么多大厦。再往下看，就是中环，楼群林立，汽车排队，人群熙熙嚷嚷；天星码头对面就是尖沙咀，又是热闹的街市，好一派繁荣景象。　　我禁不住想：这就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吗?香港和大陆比起来，不知要富裕多少倍，而且每个人都没有政治压力，不用担心被批判和斗争，这份心灵的自由是大陆人无法想象的。一桥之隔，区别如此之大！　　共产党在我心中经营三十一年的思想大厦，那时就开始摇摇欲倒了。前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说过：土豆加牛肉，就是共产主义。可在香港，几乎人人都能吃上土豆加牛肉，甚至会更好，我看我的几个外甥，如果让他们天天吃土豆加牛肉，他们连活都活不下去。难道香港比共产主义社会还好？我认真地琢磨着所见到的一切。　　在下山的路上，开车的是大姐的二女儿，放着一首在大陆从未听过的国语歌曲，我清楚地记住头两句：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朝从旭日升，日落又夕霞……　　我被那歌词中的云和家所打动了，我被那抒情中的旋律所感化，在以后的大半生，何处是我的家？　　　　六　　　　到了第三天，大姐一家人上午还在休息，我们一家人下了山，来到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　　这是香港最大的人工公园，人们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练着各种健身运动，在我眼里，像是人间天堂，他们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　　我们父子之间团圆的激情冷静下来，开始面对现实了。　　爸爸严肃地说：“我在香港只有七天的停留时间，因为港英政府给台湾居民签证只有七天，就要回台湾了。在香港，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中华民国政府在香港有个机构叫‘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隶属于台北‘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就是国民党的实权人物谷正纲，这个组织专门协助大陆来港人士去台湾的，不过要先声明反共，当反共义士，而且审查严格，还要等一段时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申请，我回台也好从旁陈情协助。到了台湾，我怎么样都可以帮你们。我现在虽然是个公务员，吃饭还不成问题。但绝不像你大姐家这样大富大贵，你一切都要靠自己。”　　我听了爸爸的话，如坐针毡，如骨梗在喉，喘不过气来。什么“反共义士”?我刚过罗湖桥，在火车站亲眼看见新界农田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都吓得心惊肉跳，更何况让我去做“反共义士”。维多利亚公园的晨曦和新鲜空气，忽然令人感到窒息了。　　我很快又想到：我当反共义士，我妈妈怎么办?我去了台湾，就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了。有了妈妈没爸爸，难道还让我有了爸爸没妈妈吗?我的爸爸、妈妈如同在水火不兼容的两极，我身为他们的儿子必须选择其一。　　爸爸见我不说话了，他也不说话了，让我冷静地做出理性的选择。　　“爸爸，谢谢您的好意，但我毕竟不是随便就可以带走的孩子，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爸爸不知道我的复杂心情：“到了台湾再说吧。”　　我还是摇头：“我是很想去台湾，但我不能当反共义士。我如果当了反共义士，就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了，很可能还会连累她。妈妈这辈子够苦了，我绝不能再连累她，这是第一；第二，这么多年，我被政治斗争害得这么惨，以后再也不想去碰政治。只要在香港可以生存，我就留在这里，大陆不回、台湾不去，我不相信活不下去。”　　爸爸叹了口气，理解了我：“我也不愿意让你做反共义士。按照政府规定，如果你不做反共义士，一般要在香港居住七年，才能取得去台湾的资格。当然，运气好的话，也可能是两年、三年，甚至更短，要靠机会。总之，我回台湾，会努力替你申请的，争取你们一家人早日去台湾。”　　我爸爸对我一片深情，但他有许多事情不能理解我。我讲到自己在大陆各种不幸的生活经历，似乎都扯上了台湾关系和未曾见过面的爸爸，使爸爸感到不快，埋藏在心中，他以为这就像是大陆文化大革命上演儿子斗老子的情景在香港的重演。　　时间过得真快，短短一个星期就要结束了。　　爸爸在临行前的晚上，郑重地对我说：“我们父子总是有缘还能见面，该说的都说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再也不感到有什么遗憾了。有一天，你大姐有位朋友吴医师请我们饮茶，他给我们父子看相，说我们父子相克。我虽不信这一套，事实上我们父子确实无缘在一起，我不能强求你什么，因为我也不能给你什么，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三民主义》，一本是《曾文正公集》，有空多看看。我在台湾政治工作作战学校进修的时候，蒋经国校长曾讲过这样两句话：吃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承担别人没有承担的责任。你好自为之吧。”　　与此同时，台湾妈妈送给我一个红包，里面是2000元港币，在我眼里是一笔巨款，但这在当时的香港是普通打工仔的一个月薪水。这笔钱是我一家三口人在香港的原始积累、求生立命的保障，我们从此出发，开始在香港的生活。　　第二天，大姐一家人和我们一家人又去启德机场送走爸爸和台湾妈妈。爸爸一再感激大姐一家对我们父子的成全和照顾。　　至于我们一家人在香港如何生活下去，大姐对爸爸说：“九叔，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在我这里有吃有住，还怕什么?您就放心好了。”　　我和爸爸在一起团聚的日子只有七天，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在一起也是七天，难道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命运?香港和广东人有一种谜信的说法“七”字不是好兆头，是生气的意思，广东话有句“膝线”就是神经病的意思，是“七”字天数，还是“膝线”都在无意间提示出我父母、我父子的一生不幸和这缘份的奥妙。　　　　　　第六章
社会大学逼我上课　　　　一　　　　爸爸走后，我们一家人只能暂居于大姐家摩天大厦的天台工人房里，替大姐家打扫天台和喂狗，这和与爸爸团聚见面时不可同日而语，激情过后是沉寂，浪漫完了是现实。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们一家人壮了壮胆子，就去了“救总”。也许，“救总”能给我们夫妻找一份工作干，所谓“人停口不能停”。在大姐家白吃白住，心里很不安。其二，我要去台湾找我爸爸，必须通过“救总”办相关手续，绕是绕不过去的。　　“救总”坐落在九龙自由道2号，一座普通的大厦，唯独在二楼阳台窗口上挂着一面醒目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香港一个多月，我渐渐习惯了自由世界的一切，包括看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是，我始终有个原则，千万不能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都要离他们远远的，谁也不能得罪。　　共产党这一边，有我的妈妈，国民党那一边，有我的爸爸。我要小心地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希望随时能见到爸爸，又随时能见到妈妈，这就是我唯一的希望。　　“救总”是两个住宅单位打通了，有200多平方米，属商住两用。办公室有三张巨幅照片，分别是孙中山、蒋介石和蒋经国依次摆列，言外之意，国民党是他们主宰领导的。　　凡是到这里的人，必须先填一张“大陆逃港难胞登记表”，说明自己在大陆是什么身份，受到什么迫害，怎么出来的，和台湾有什么关系。　　我看着这张表，心里害怕极了，后悔不该来这里。自从我妈妈改嫁之后，我就感觉自己是个没有家的孤儿，所以我要找爸爸的愿望十分强烈。爸爸是这个世界唯一能替我摭风挡雨的亲人了。来到这里，我不是又等于失去我妈妈、连累我的妈妈。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无孔不入，在香港一定有很多红色特工，也许我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的监视之下，也许“救总”里面就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也许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许我一走出去，就要面对一个黑洞洞的枪口，一个戴着墨镜的人说：“田圻畅，你背叛祖国，投靠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我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这是我在大陆看革命电影，看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常有的情节，深深印在脑海里，记忆犹新。　　像“救总”这样的机构，一定会引起红色特工们的注意。我想到这里，手直发抖，后背都湿了，迟迟不敢填表。　　接待我的是一位浙江人，姓蒋，50多岁，不像大陆干部平时摆出干部的样子。他对我很客气，但一见我迟迟不表明反共立场拿着表格只看不填的样子心里很不高兴。　　我在蒋先生目光的逼视下，只好动笔，但只填了“到香港会亲”，其余的都尽量简单。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还是后悔。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从蒋先生的眼神和话语中发现，他竟然怀疑我是中共方面来卧底的特工人员。他根据我的谈吐，和在北京中国戏曲学校所受的教育背景，又是一家三口都来香港，非等闲之辈，那时，找“救总”的人，多数都是广东、福建沿海乡村偷渡来港的，很少来自大城市或政府机关单位，主要是这些乡间来的和有问题的人，他们骂一通共产党，要救总给点钱，安排去台湾最好，要不然在香港打一份“三行”的工作，这“三行”就是木匠、泥匠、铁匠等建筑散工，他们挂着“反共义士”的名义，也无所谓。　　啊!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我只是一个不是孤儿的孤儿，只想找我的爸爸，又不想失去我的妈妈，他们为什么非要把我扯到两党的斗争中呢?国共两党斗了几十年，不知害了多少人，难道没完没了不成？　　我已经来到香港这个自由世界了，还是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子。　　我们一家人在回大姐的路上，总是左盼右顾的，好象每个靠近我们的人，都是共产党的特工人员。我打定主意，以后就是饿死，也不能再去“救总”了。　　共产党对我好是有目的的，想让我替他们做统战工作，国民党对我好也是有条件的，必须当反共义士。我替共产党做事，就再也见不到我爸爸了。我替国民党做事，就更可怕了，我没替国民党做事，共产党都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我真的替国民党做事了，共产党非把我撕成碎片不可。　　一九八○年的春节时，我接到“救总”一位陈小姐打来电话，她关心地问了我们在香港的生活情况，并说我们申请去台湾的资料已经转到了台北总会，叫我们耐心地等待。另外，“救总”还有许多台湾出产的生活用品，送给我们这些“逃港难胞”做新年礼物，以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之意。　　据我爸爸说，国民党政府每年都有这笔经费，帮助香港的一些大陆人，为培养反共义士做经济基础，为反攻大陆集结力量。　　在香港的大陆人，生活都十分困苦，很难适应并融入香港社会，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收买，当不成反共义士，也会为国民党做“反统战”工作。　　“救总”知道我们家有晓湾，也归小难胞之列，就准备了许多小孩衣服，请我去领。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香港是一无所有，如果不是攀上了大姐家这样的好亲戚，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太需要物质上的帮助了。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