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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是我国流通时间最长、对古代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一种货币。从秦始皇到清朝末年，约流通了二千一百多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铜钱是在早期铜铸币的基础上产生的。战国末期，各国生产发展迅猛，贸易往来频繁，货币的使用范围和数量也愈来愈大。&
　　由于战国各国的货币制度不统一，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的不便。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强行推行了统一的货币制度，从而正式开启了铜钱的辉煌历史。
　　铜钱外圆而内方，这是东方货币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蕴涵有君临万方、皇权至上的象征意味，从中可见中国古代的货币拜物教思想。
我小时候就见过许多铜钱，那时的铜钱一点也不稀罕，几乎家家均有，随便在家中翻翻总能找到几枚铜钱的。那时铜钱在市场上已不能当作货币流通使用，铜钱除了能当作废铜卖给收废品换回两分钱外，最大的用处就是把这铜钱制当做毽子的底盘，冬天踢毽子是大家娱乐健身的最好活动，踢毽子运动能使身体既暖和了，大家也能从娱乐中锻练了身体。那时，娱乐项目少，踢毽子就成了老少咸宜也都欢迎的娱乐健身活动。
只是，由于当时国家文物部门资金缺乏，无力收购这古铜钱，再加上当事人不能认识到古铜钱的珍贵价值，国家把大量收购到的古钱币当做废杂铜回炉，每年几十吨成百吨的古钱币被投入冶炼厂的熔炉，把铜钱作为国家建设的紧缺的铜资源加以冶炼和回收利用，这样作，简直是在烧掉祖国的文化遗产。而且成堆的出土古钱币锈蚀成块，被一些懂行的不法之徒进行古钱币走私活动，致使不少稀世珍品流向海外……
到了今天，我们如想再在家中寻觅出一块古铜钱那是很难的事了，这铜钱全在文革前后那年头给玩完了。现街头和古玩市场出现的尽是造假的古铜钱，文物贩子做旧的本事还不小，能把新仿制的铜钱作的跟真的古铜钱一样。现在国家是有了这抢救古铜钱的措施，但由于这前几十年的不够珍惜，一味地把这古铜币作为废铜来化炼回收。今天，我们已很难找到象我小时那样多的铜钱了，在那时，我们南京任何人家里随处可找到古钱币铜板的。
不过在那文革结束的年头，苏州市博物馆的钱币专家、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的翁惠成老先生，到处宣传，到处呼吁保护古钱币---铜钱，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最终，被中央领导所重视。在国务院总理的亲笔批示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停止了冶炼厂、铜材厂熔化古钱币，挽救了古铜钱的最后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翁惠成斗胆向中央上书，提出“死物活用、内销外销、利国利民、支援四化”，变熔为用，禁止冶炼厂、铜材厂熔化古钱币，抢救古钱币的建议，人们不知道，此时的翁惠成才出狱不久，他看到许多古铜币被回收后，仅仅是被送到高炉里再化成铜锭来利用，觉得十分可惜，“这铜钱这古钱币乃是国宝，要保护爱惜珍藏，建议立即停止将这古钱币回炉化炼。应当保护好古钱币，不能再把这宝贝毁在炼钢炉内。”
“成吨成吨的古钱币被投入熔炉、成堆的出土古钱币锈蚀成块，不法之徒进行古钱币走私活动，致使不少稀世珍品流向海外……”翁惠成在信中算了一笔账，1吨古钱可卖5.7万多元，相当于黄什铜价格的16倍，用这笔钱可以进口23吨黄什铜锭。“用古钱币熔炼成铜肯定不划算，为什么不能把古钱按朝代、版式整理成套，配以精致的包装，出口换汇，其经济效益将更为可观。”
翁惠成的信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当年，国务院总理亲自在翁惠成的信上作了批示，同意这翁惠成的建议。从此以后，我国就不再把古铜币作为废铜来化炼了，这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南京“周末”报上也报道过。1984年中国文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古钱币抢救工作的紧急通知》，此后，国内外报刊竞相报道了这一新闻，从此抢救古钱币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翁惠成是一个原国民党军队的战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翁惠成因说了反动言论，犯下现行反革命罪又一次被捕，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后，被遣送到座落在苏南荒辟的丘陵山区溧阳县社渚农场第十四中队服刑劳改。
在上世纪的1973年夏天，我也到了这地域广袤，拥有数万亩农田溧阳县社渚农场，而且和翁惠成在一个中队劳改，夏天，我们每天只穿着短裤，光着上身终日在农田里辛勤劳作，皮肤被太阳晒得一次次蜕皮，然后我们所裸露的身体皮肤全晒得黝黑发亮。
在社渚农场第十四中队这儿我认识了翁惠成，他那时已有六十岁，虽才花甲之年，但已步履螨珊显得老态龙钟，他是这中队里唯一的“双料”反革命（指的是翁惠成曾作为战犯，属于历史反革命，现在又成为现行反革命，他是被判了两次刑，作了两次牢）。因为是“双料”反革命，所以翁惠成是被严管的对象，在大家眼里，这翁惠成绝对是个抱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反动分子，绝对是个顽固不化的“双料反革命分子”。
翁惠成是江苏苏州人，沪江大学毕业。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政训室主任，少将军衔。这中央警官学校，是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址就在我们南京东郊孝陵卫。1937年12月南京被日本攻占沦陷后，中央警官学校西迁至重庆市南岸弹子石新建校址。
中央警官学校的组织情况与黄埔军官学校基本相同。学员招收的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入校受训两年，毕业后，分派全中国各省市警局，充任警官。
1975年，经中共中央提出，这些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凡在监狱和劳改队里的全部获得特赦释放，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这样，双料反革命分子翁惠成这次是没服完十年刑期，就在这1975年获得了特赦释放。他和其他9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
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帮他们办理启程和赴港的手续，向他们宣布：到了香港后自行办理回台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均听其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由他们自定。发给他们来往香港的双程通行证，发给适合香港情况的新制服装和足够的费用，指定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
国民党台湾当局当时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１０人是“共谍”、“统战分子”。他们不接纳这些人回台，而且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百般阻挠，他们没去成台湾。当时全国的报纸杂志电台，都非常醒目地报道了此事，这翁惠成出境到香港后，许久许久不能得到国民党赴台的签证，只好回国。
回国后，叶落归根，翁惠成回到故乡苏州。1976年到苏州博物馆工作，翁惠成被分配从事古钱币研究，1984年，翁惠成当选为中国钱币学会理事。
而翁惠成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名声大振，全国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都报道过他，我是在南京出版发行的“周末”报上才知道他的下落的。翁惠成和我关系尚好，翁惠成他曾对我讲了许多他的亲身经历，讲他如何和小日本在战场上过招，如何出生入死地抗过战。上个世纪70年代，我那时还小，才二十来岁的我当年迷惑不解？我一直都是认为国民党军队是祸国殃民，是卖国投降日本鬼子的，是迫害革命人民的，国民党军队怎么会是抗战的呢？
翁惠成对我说到他当年的国民党军队是如何抗战的，我是难于相信。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知道：蒋介石是不抵抗的，抗日战争八年是我们共产党打败小日本的，蒋介石那时一直是躲在峨眉山，一直是在和小日本私下在谈投降，是在卖国求荣，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的。
通过这几年的历史档案解密，我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当年是在全国正面主战场上抗战的，并抗击了绝大多数的日本军队，还发动了以台儿庄为代表的22次大的战役，有力地保卫了祖国统一，他翁惠成当时并没有对我瞎说。
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已经来临，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将国民党著名湘籍抗日将领陈列在湖南烈士纪念塔内，这是人们历史观的很大进步，也是尊重历史的体现。”长沙著名历史学家陈先枢说，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侵华日军的战争，不是哪一个党派对侵华日军的战争。所有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的英雄烈士，都应该获得人们的崇敬，他们的事迹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湖南烈士纪念塔增加国民党著名湘籍抗日将领，可丰富纪念塔陈列内容。”长沙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周英说，当然也应该包括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中为国牺牲的部分国民党湘籍著名将领。
翁惠成虽说坐了这么多年的牢，但人还是很正直的。那么贫病交加，他也从不贪小便宜，绝对不害人，绝不奉牛拍马，也不昧着良心说假话。虽说是从战犯管理所走出来的，他却一直不能“与时具进”，是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四十年代，翁惠成总是讲着那与新形势发展格格不入的话。其实，今天看来，他的那些话也不算是什么反动话，只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而已，但在那年头翁惠成就是标准的“继续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而且是双料货。
了望东方周刊曾登过一位被关押的战犯：杨不平解放前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文革中，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颇不以为然地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根据宪法规定、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来的，如果他有错误，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那也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经全国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罢免。现在扣上个赫鲁晓夫帽子，就推翻下台，这种做法违宪。
可想而知，杨不平自然成为战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骂侮辱，“非笔墨可形容”。目睹这种状况，当时的战犯都认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绝望。
而翁惠成也是“反革命”的典型，在劳改队里常遭受打骂侮辱，也是我“非笔墨可形容”的。
尽管翁惠成那时已六十多岁了，又曾被关在战犯管理所长期关押改造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判了个十年刑。但翁惠成那时在劳改中，只要开口讲话就是“句句有毒”。翁惠成在学习会上的发言总是永远在说着“反动言论”，任何惩罚和批判对他都没用，打骂对于翁惠成已没意义，翁惠成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皮肉之苦？可翁惠成就是改不了这“反动思想”。在大家看来，翁惠成他就是那种：“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
&&&197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劳改队组织我们学习这大好形势，要我们在学习会上大谈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伟大意义。我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没有一个有任何异议，都在学习发言中大谈特谈其伟大光荣正确，都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怎么怎么地好，中日邦交正常化怎么怎么伟大，大家个个都说，通过中日邦交正常化认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如何高瞻远瞩，是毛主席的巨手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
但这个翁惠成在发言里却提出：“我们国家在抗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大损失，小日本烧杀奸淫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抢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放弃叫小日本赔偿损失？我就认为，我们国家就不该放弃赔偿，无论如何都应该叫小日本赔偿我们国家损失。。。。。。”
翁惠成的话没说完，那中队里的公安管教干警就手指着翁惠成叫起来了：“你给我闭嘴，你又在说反动话了！我早就知道你这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你居然还在坚持你的反动立场，竟敢跳出来公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要日本战争赔偿的英明决策.....”但是，翁惠成还是不识相，这翁惠成还是继续在讲：“我在抗日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知道这日本鬼子要有多残暴就有多残暴……”
后来的这句话，把管理干部更气坏了,中队薛指导员冲到他面前，大声喝道：“翁惠成给我站起来！”翁惠成才站起身，薛指导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朝他翁惠成的大腿上踢了一脚，同时厉声大喝道：“你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许再放毒！你是个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标准的双料反革命，到现在还不肯悔改，你还伪造编造历史？你们国民党除了卖国投降日本人，什么时候还和日本人打过仗？什么时候抗过战的啊？全是我们共产党在抗日，抗日战争是靠我们共产党打赢的。你坐着牢还在美化国民党反动派，还敢胡说八道捏造历史，伪造事实，你还在这里继续放毒？你要是再放毒，再不住嘴我马上就把你铐起来。”
虽明令不许翁惠成说话和发言，可这翁惠成还是照常讲：“我们国民党军队本来就是抗日的吗，我自己就和日本鬼子打过仗，我就打过日本鬼子的……”翁惠成似乎根本没听到这指导员的怒吼。这下，自然他的皮肉之苦又是吃了不少……
说起来这位翁惠成也是可悲的，他坐了这么多年的牢，为顽固坚持“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吃了么多年的苦，可国民党台湾当局却担心翁惠成受到了共产党的“赤化”，在其被特赦释放后，拒绝他们到台湾定居，人生最后时刻遭到了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抛弃。其实，他在监牢里服刑时，所受到的待遇比一般的犯人更差！
翁惠成在64岁被按排在苏州博物馆，在这研究古钱币的工作岗位上，72岁时被推选为中国钱币学会理事、江苏省钱币研究会顾问。也算是有着过人的胆略，当年，向中央上书，向国家建议枪救保护古铜钱，这事获得国务院总理的亲笔批准，也算是为保护中国的古钱币作出了微薄之力。全国十几亿人，大家见到古铜钱化为铜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制止，只有翁惠成促成了此事，功莫大亦！
抢救铜板的劳改释放犯
&&铜钱是我国流通时间最长、对古代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一种货币。从秦始皇到清朝末年，约流通了二千一百多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铜钱是在早期铜铸币的基础上产生的。战国末期，各国生产发展迅猛，贸易往来频繁，货币的使用范围和数量也愈来愈大。&
　　由于战国各国的货币制度不统一，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的不便。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强行推行了统一的货币制度，从而正式开启了铜钱的辉煌历史。
　　铜钱外方而内圆，这是东方货币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蕴涵有君临万方、皇权至上的象征意味，从中可见中国古代的货币拜物教思想。
我小时候就见过许多铜钱，那时的铜钱一点也不稀罕，几乎家家均有，随便在家中翻翻总能找到几枚铜钱的。那时铜钱在市场上已不能当作货币流通使用，铜钱除了能当作废铜卖给收废品换回两分钱外，最大的用处就是把这铜钱制当做毽子的底盘，冬天踢毽子是大家娱乐健身的最好活动，踢毽子运动能使身体既暖和了，大家也能从娱乐中锻练了身体。那时，娱乐项目少，踢毽子就成了老少咸宜也都欢迎的娱乐健身活动。
只是，由于当时国家文物部门资金缺乏，无力收购这古铜钱，再加上当事人不能认识到古铜钱的珍贵价值，国家把大量收购到的古钱币当做废杂铜回炉，每年几十吨成百吨的古钱币被投入冶炼厂的熔炉，把铜钱作为国家建设的紧缺的铜资源加以冶炼和回收利用，这样作，简直是在烧掉祖国的文化遗产。而且成堆的出土古钱币锈蚀成块，被一些懂行的不法之徒进行古钱币走私活动，致使不少稀世珍品流向海外……
到了今天，我们如想再在家中寻觅出一块古铜钱那是很难的事了，这铜钱全在文革前后那年头给玩完了。现街头和古玩市场出现的尽是造假的古铜钱，文物贩子做旧的本事还不小，能把新仿制的铜钱作的跟真的古铜钱一样。现在国家是有了这抢救古铜钱的措施，但由于这前几十年的不够珍惜，一味地把这古铜币作为废铜来化炼回收。今天，我们已很难找到象我小时那样多的铜钱了，在那时，我们南京任何人家里随处可找到古钱币铜板的。
不过在那文革结束的年头，苏州市博物馆的钱币专家、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的翁惠成老先生，到处宣传，到处呼吁保护古钱币---铜钱，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最终，被中央领导所重视。在国务院总理的亲笔批示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停止了冶炼厂、铜材厂熔化古钱币，挽救了古铜钱的最后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翁惠成斗胆向中央上书，提出“死物活用、内销外销、利国利民、支援四化”，变熔为用，禁止冶炼厂、铜材厂熔化古钱币，抢救古钱币的建议，人们不知道，此时的翁惠成才出狱不久，他看到许多古铜币被回收后，仅仅是被送到高炉里再化成铜锭来利用，觉得十分可惜，“这铜钱这古钱币乃是国宝，要保护爱惜珍藏，建议立即停止将这古钱币回炉化炼。应当保护好古钱币，不能再把这宝贝毁在炼钢炉内。”
“成吨成吨的古钱币被投入熔炉、成堆的出土古钱币锈蚀成块，不法之徒进行古钱币走私活动，致使不少稀世珍品流向海外……”翁惠成在信中算了一笔账，1吨古钱可卖5.7万多元，相当于黄什铜价格的16倍，用这笔钱可以进口23吨黄什铜锭。“用古钱币熔炼成铜肯定不划算，为什么不能把古钱按朝代、版式整理成套，配以精致的包装，出口换汇，其经济效益将更为可观。”
翁惠成的信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当年，国务院总理亲自在翁惠成的信上作了批示，同意这翁惠成的建议。从此以后，我国就不再把古铜币作为废铜来化炼了，这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南京“周末”报上也报道过。1984年中国文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古钱币抢救工作的紧急通知》，此后，国内外报刊竞相报道了这一新闻，从此抢救古钱币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翁惠成是一个原国民党军队的战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翁惠成因说了反动言论，犯下现行反革命罪又一次被捕，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后，被遣送到座落在苏南荒辟的丘陵山区溧阳县社渚农场第十四中队服刑劳改。
在上世纪的1973年夏天，我也到了这地域广袤，拥有数万亩农田溧阳县社渚农场，而且和翁惠成在一个中队老改，夏天，我们每天只穿着短裤，光着上身终日在农田里辛勤劳作，皮肤被太阳晒得一次次蜕皮，然后我们所裸露的身体皮肤全晒得黝黑发亮。
在社渚农场第十四中队这儿我认识了翁惠成，他那时已有六十岁，虽才花甲之年，但已步履螨珊显得老态龙钟，他是这中队里唯一的“双料”反革命（指的是翁惠成曾作为战犯，属于历史反革命，现在又成为现行反革命，他是被判了两次刑，作了两次牢）。因为是“双料”反革命，所以翁惠成是被严管的对象，在大家眼里，这翁惠成绝对是个抱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反动分子，绝对是个顽固不化的“双料反革命分子”。
翁惠成是江苏苏州人，沪江大学毕业。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政训室主任，少将军衔。这中央警官学校，是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址就在我们南京东郊孝陵卫。1937年12月南京被日本攻占沦陷后，中央警官学校西迁至重庆市南岸弹子石新建校址。
中央警官学校的组织情况与黄埔军官学校基本相同。学员招收的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入校受训两年，毕业后，分派全中国各省市警局，充任警官。
1975年，经中共中央提出，这些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凡在监狱和劳改队里的全部获得特赦释放，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这样，双料反革命分子翁惠成这次是没服完十年刑期，就在这1975年获得了特赦释放。他和其他9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
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帮他们办理启程和赴港的手续，向他们宣布：到了香港后自行办理回台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均听其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由他们自定。发给他们来往香港的双程通行证，发给适合香港情况的新制服装和足够的费用，指定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
国民党台湾当局当时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１０人是“共谍”、“统战分子”。他们不接纳这些人回台，而且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百般阻挠，他们没去成台湾。当时全国的报纸杂志电台，都非常醒目地报道了此事，这翁惠成出境到香港后，许久许久不能得到国民党赴台的签证，只好回国。
回国后，叶落归根，翁惠成回到故乡苏州。1976年到苏州博物馆工作，翁惠成被分配从事古钱币研究，1984年，翁惠成当选为中国钱币学会理事。
而翁惠成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名声大振，全国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都报道过他，我是在南京出版发行的“周末”报上才知道他的下落的。翁惠成和我关系尚好，翁惠成他曾对我讲了许多他的亲身经历，讲他如何和小日本在战场上过招，如何出生入死地抗过战。上个世纪70年代，我那时还小，才二十来岁的我当年迷惑不解？我一直都是认为国民党军队是祸国殃民，是卖国投降日本鬼子的，是迫害革命人民的，国民党军队怎么会是抗战的呢？
翁惠成对我说到他当年的国民党军队是如何抗战的，我是难于相信。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知道：蒋介石是不抵抗的，抗日战争八年是我们共产党打败小日本的，蒋介石那时一直是躲在峨眉山，一直是在和小日本私下在谈投降，是在卖国求荣，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的。
通过这几年的历史档案解密，我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当年是在全国正面主战场上抗战的，并抗击了绝大多数的日本军队，还发动了以台儿庄为代表的22次大的战役，有力地保卫了祖国统一，他翁惠成当时并没有对我瞎说。
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已经来临，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将国民党著名湘籍抗日将领陈列在湖南烈士纪念塔内，这是人们历史观的很大进步，也是尊重历史的体现。”长沙著名历史学家陈先枢说，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侵华日军的战争，不是哪一个党派对侵华日军的战争。所有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的英雄烈士，都应该获得人们的崇敬，他们的事迹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湖南烈士纪念塔增加国民党著名湘籍抗日将领，可丰富纪念塔陈列内容。”长沙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周英说，当然也应该包括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中为国牺牲的部分国民党湘籍著名将领。
翁惠成虽说坐了这么多年的牢，但人还是很正直的。那么贫病交加，他也从不贪小便宜，绝对不害人，绝不奉牛拍马，也不昧着良心说假话。虽说是从战犯管理所走出来的，他却一直不能“与时具进”，是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四十年代，翁惠成总是讲着那与新形势发展格格不入的话。其实，今天看来，他的那些话也不算是什么反动话，只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而已，但在那年头翁惠成就是标准的“继续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而且是双料货。
了望东方周刊曾登过一位被关押的战犯：杨不平解放前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文革中，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颇不以为然地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根据宪法规定、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来的，如果他有错误，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那也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经全国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罢免。现在扣上个赫鲁晓夫帽子，就推翻下台，这种做法违宪。
可想而知，杨不平自然成为战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骂侮辱，“非笔墨可形容”。目睹这种状况，当时的战犯都认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绝望。
而翁惠成也是“反革命”的典型，在劳改队里常遭受打骂侮辱，也是我“非笔墨可形容”的。
尽管翁惠成那时已六十多岁了，又曾被关在战犯管理所长期关押改造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判了个十年刑。但翁惠成那时在劳改中，只要开口讲话就是“句句有毒”。翁惠成在学习会上的发言总是永远在说着“反动言论”，任何惩罚和批判对他都没用，打骂对于翁惠成已没意义，翁惠成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皮肉之苦？可翁惠成就是改不了这“反动思想”。在大家看来，翁惠成他就是那种：“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
&&&197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劳改队组织我们学习这大好形势，要我们在学习会上大谈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伟大意义。我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没有一个有任何异议，都在学习发言中大谈特谈其伟大光荣正确，都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怎么怎么地好，中日邦交正常化怎么怎么伟大，大家个个都说，通过中日邦交正常化认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如何高瞻远瞩，是毛主席的巨手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
但这个翁惠成在发言里却提出：“我们国家在抗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大损失，小日本烧杀奸淫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抢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放弃叫小日本赔偿损失？我就认为，我们国家就不该放弃赔偿，无论如何都应该叫小日本赔偿我们国家损失。。。。。。”
翁惠成的话没说完，那中队里的公安管教干警就手指着翁惠成叫起来了：“你给我闭嘴，你又在说反动话了！我早就知道你这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但是，翁惠成还是不识相，这翁惠成还是继续在讲：“我在抗日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知道这日本鬼子要有多残暴就有多残暴……”
后来的这句话，把管理干部更气坏了,中队薛指导员冲到他面前，大声喝道：“翁惠成给我站起来！”翁惠成才站起身，薛指导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朝他翁惠成的大腿上踢了一脚，同时厉声大喝道：“你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许再放毒！你是个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标准的双料反革命，到现在还不肯悔改，你还伪造编造历史？你们国民党除了卖国投降日本人，什么时候还和日本人打过仗？什么时候抗过战的啊？全是我们共产党在抗日，抗日战争是靠我们共产党打赢的。你坐着牢还在美化国民党反动派，还敢胡说八道捏造历史，伪造事实，你还在这里继续放毒？你要是再放毒，再不住嘴我马上就把你铐起来。”
虽明令不许翁惠成说话和发言，可这翁惠成还是照常讲：“我们国民党军队本来就是抗日的吗，我自己就和日本鬼子打过仗，我就打过日本鬼子的……”翁惠成似乎根本没听到这指导员的怒吼。这下，自然他的皮肉之苦又是吃了不少……
说起来这位翁惠成也是可悲的，他坐了这么多年的牢，为顽固坚持“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吃了么多年的苦，可国民党台湾当局却担心翁惠成受到了共产党的“赤化”，在其被特赦释放后，拒绝他们到台湾定居，人生最后时刻遭到了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抛弃。其实，他在监牢里服刑时，所受到的待遇比一般的犯人更差！
翁惠成在64岁被按排在苏州博物馆，在这研究古钱币的工作岗位上，72岁时被推选为中国钱币学会理事、江苏省钱币研究会顾问。也算是有着过人的胆略，当年，向中央上书，向国家建议枪救保护古铜钱，这事获得国务院总理的亲笔批准，也算是为保护中国的古钱币作出了微薄之力。全国十几亿人，大家见到古铜钱化为铜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制止，只有翁惠成促成了此事，功莫大亦！
抢救铜板的劳改释放犯
&&铜钱是我国流通时间最长、对古代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一种货币。从秦始皇到清朝末年，约流通了二千一百多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铜钱是在早期铜铸币的基础上产生的。战国末期，各国生产发展迅猛，贸易往来频繁，货币的使用范围和数量也愈来愈大。&
　　由于战国各国的货币制度不统一，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的不便。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强行推行了统一的货币制度，从而正式开启了铜钱的辉煌历史。
　　铜钱外方而内圆，这是东方货币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蕴涵有君临万方、皇权至上的象征意味，从中可见中国古代的货币拜物教思想。
我小时候就见过许多铜钱，那时的铜钱一点也不稀罕，几乎家家均有，随便在家中翻翻总能找到几枚铜钱的。那时铜钱在市场上已不能当作货币流通使用，铜钱除了能当作废铜卖给收废品换回两分钱外，最大的用处就是把这铜钱制当做毽子的底盘，冬天踢毽子是大家娱乐健身的最好活动，踢毽子运动能使身体既暖和了，大家也能从娱乐中锻练了身体。那时，娱乐项目少，踢毽子就成了老少咸宜也都欢迎的娱乐健身活动。
只是，由于当时国家文物部门资金缺乏，无力收购这古铜钱，再加上当事人不能认识到古铜钱的珍贵价值，国家把大量收购到的古钱币当做废杂铜回炉，每年几十吨成百吨的古钱币被投入冶炼厂的熔炉，把铜钱作为国家建设的紧缺的铜资源加以冶炼和回收利用，这样作，简直是在烧掉祖国的文化遗产。而且成堆的出土古钱币锈蚀成块，被一些懂行的不法之徒进行古钱币走私活动，致使不少稀世珍品流向海外……
到了今天，我们如想再在家中寻觅出一块古铜钱那是很难的事了，这铜钱全在文革前后那年头给玩完了。现街头和古玩市场出现的尽是造假的古铜钱，文物贩子做旧的本事还不小，能把新仿制的铜钱作的跟真的古铜钱一样。现在国家是有了这抢救古铜钱的措施，但由于这前几十年的不够珍惜，一味地把这古铜币作为废铜来化炼回收。今天，我们已很难找到象我小时那样多的铜钱了，在那时，我们南京任何人家里随处可找到古钱币铜板的。
不过在那文革结束的年头，苏州市博物馆的钱币专家、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的翁惠成老先生，到处宣传，到处呼吁保护古钱币---铜钱，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最终，被中央领导所重视。在国务院总理的亲笔批示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停止了冶炼厂、铜材厂熔化古钱币，挽救了古铜钱的最后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翁惠成斗胆向中央上书，提出“死物活用、内销外销、利国利民、支援四化”，变熔为用，禁止冶炼厂、铜材厂熔化古钱币，抢救古钱币的建议，人们不知道，此时的翁惠成才出狱不久，他看到许多古铜币被回收后，仅仅是被送到高炉里再化成铜锭来利用，觉得十分可惜，“这铜钱这古钱币乃是国宝，要保护爱惜珍藏，建议立即停止将这古钱币回炉化炼。应当保护好古钱币，不能再把这宝贝毁在炼钢炉内。”
“成吨成吨的古钱币被投入熔炉、成堆的出土古钱币锈蚀成块，不法之徒进行古钱币走私活动，致使不少稀世珍品流向海外……”翁惠成在信中算了一笔账，1吨古钱可卖5.7万多元，相当于黄什铜价格的16倍，用这笔钱可以进口23吨黄什铜锭。“用古钱币熔炼成铜肯定不划算，为什么不能把古钱按朝代、版式整理成套，配以精致的包装，出口换汇，其经济效益将更为可观。”
翁惠成的信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当年，国务院总理亲自在翁惠成的信上作了批示，同意这翁惠成的建议。从此以后，我国就不再把古铜币作为废铜来化炼了，这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南京“周末”报上也报道过。1984年中国文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古钱币抢救工作的紧急通知》，此后，国内外报刊竞相报道了这一新闻，从此抢救古钱币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翁惠成是一个原国民党军队的战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翁惠成因说了反动言论，犯下现行反革命罪又一次被捕，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后，被遣送到座落在苏南荒辟的丘陵山区溧阳县社渚农场第十四中队服刑劳改。
在上世纪的1973年夏天，我也到了这地域广袤，拥有数万亩农田溧阳县社渚农场，而且和翁惠成在一个中队老改，夏天，我们每天只穿着短裤，光着上身终日在农田里辛勤劳作，皮肤被太阳晒得一次次蜕皮，然后我们所裸露的身体皮肤全晒得黝黑发亮。
在社渚农场第十四中队这儿我认识了翁惠成，他那时已有六十岁，虽才花甲之年，但已步履螨珊显得老态龙钟，他是这中队里唯一的“双料”反革命（指的是翁惠成曾作为战犯，属于历史反革命，现在又成为现行反革命，他是被判了两次刑，作了两次牢）。因为是“双料”反革命，所以翁惠成是被严管的对象，在大家眼里，这翁惠成绝对是个抱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反动分子，绝对是个顽固不化的“双料反革命分子”。
翁惠成是江苏苏州人，沪江大学毕业。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政训室主任，少将军衔。这中央警官学校，是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址就在我们南京东郊孝陵卫。1937年12月南京被日本攻占沦陷后，中央警官学校西迁至重庆市南岸弹子石新建校址。
中央警官学校的组织情况与黄埔军官学校基本相同。学员招收的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入校受训两年，毕业后，分派全中国各省市警局，充任警官。
1975年，经中共中央提出，这些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凡在监狱和劳改队里的全部获得特赦释放，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这样，双料反革命分子翁惠成这次是没服完十年刑期，就在这1975年获得了特赦释放。他和其他9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
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帮他们办理启程和赴港的手续，向他们宣布：到了香港后自行办理回台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均听其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由他们自定。发给他们来往香港的双程通行证，发给适合香港情况的新制服装和足够的费用，指定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
国民党台湾当局当时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１０人是“共谍”、“统战分子”。他们不接纳这些人回台，而且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百般阻挠，他们没去成台湾。当时全国的报纸杂志电台，都非常醒目地报道了此事，这翁惠成出境到香港后，许久许久不能得到国民党赴台的签证，只好回国。
回国后，叶落归根，翁惠成回到故乡苏州。1976年到苏州博物馆工作，翁惠成被分配从事古钱币研究，1984年，翁惠成当选为中国钱币学会理事。
而翁惠成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名声大振，全国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都报道过他，我是在南京出版发行的“周末”报上才知道他的下落的。翁惠成和我关系尚好，翁惠成他曾对我讲了许多他的亲身经历，讲他如何和小日本在战场上过招，如何出生入死地抗过战。上个世纪70年代，我那时还小，才二十来岁的我当年迷惑不解？我一直都是认为国民党军队是祸国殃民，是卖国投降日本鬼子的，是迫害革命人民的，国民党军队怎么会是抗战的呢？
翁惠成对我说到他当年的国民党军队是如何抗战的，我是难于相信。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知道：蒋介石是不抵抗的，抗日战争八年是我们共产党打败小日本的，蒋介石那时一直是躲在峨眉山，一直是在和小日本私下在谈投降，是在卖国求荣，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的。
通过这几年的历史档案解密，我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当年是在全国正面主战场上抗战的，并抗击了绝大多数的日本军队，还发动了以台儿庄为代表的22次大的战役，有力地保卫了祖国统一，他翁惠成当时并没有对我瞎说。
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已经来临，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将国民党著名湘籍抗日将领陈列在湖南烈士纪念塔内，这是人们历史观的很大进步，也是尊重历史的体现。”长沙著名历史学家陈先枢说，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侵华日军的战争，不是哪一个党派对侵华日军的战争。所有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的英雄烈士，都应该获得人们的崇敬，他们的事迹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湖南烈士纪念塔增加国民党著名湘籍抗日将领，可丰富纪念塔陈列内容。”长沙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周英说，当然也应该包括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中为国牺牲的部分国民党湘籍著名将领。
翁惠成虽说坐了这么多年的牢，但人还是很正直的。那么贫病交加，他也从不贪小便宜，绝对不害人，绝不奉牛拍马，也不昧着良心说假话。虽说是从战犯管理所走出来的，他却一直不能“与时具进”，是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四十年代，翁惠成总是讲着那与新形势发展格格不入的话。其实，今天看来，他的那些话也不算是什么反动话，只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而已，但在那年头翁惠成就是标准的“继续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而且是双料货。
了望东方周刊曾登过一位被关押的战犯：杨不平解放前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文革中，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颇不以为然地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根据宪法规定、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来的，如果他有错误，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那也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经全国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罢免。现在扣上个赫鲁晓夫帽子，就推翻下台，这种做法违宪。
可想而知，杨不平自然成为战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骂侮辱，“非笔墨可形容”。目睹这种状况，当时的战犯都认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绝望。
而翁惠成也是“反革命”的典型，在劳改队里常遭受打骂侮辱，也是我“非笔墨可形容”的。
尽管翁惠成那时已六十多岁了，又曾被关在战犯管理所长期关押改造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判了个十年刑。但翁惠成那时在劳改中，只要开口讲话就是“句句有毒”。翁惠成在学习会上的发言总是永远在说着“反动言论”，任何惩罚和批判对他都没用，打骂对于翁惠成已没意义，翁惠成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皮肉之苦？可翁惠成就是改不了这“反动思想”。在大家看来，翁惠成他就是那种：“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
&&&197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劳改队组织我们学习这大好形势，要我们在学习会上大谈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伟大意义。我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没有一个有任何异议，都在学习发言中大谈特谈其伟大光荣正确，都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怎么怎么地好，中日邦交正常化怎么怎么伟大，大家个个都说，通过中日邦交正常化认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如何高瞻远瞩，是毛主席的巨手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
但这个翁惠成在发言里却提出：“我们国家在抗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大损失，小日本烧杀奸淫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抢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放弃叫小日本赔偿损失？我就认为，我们国家就不该放弃赔偿，无论如何都应该叫小日本赔偿我们国家损失。。。。。。”
翁惠成的话没说完，那中队里的公安管教干警就手指着翁惠成叫起来了：“你给我闭嘴，你又在说反动话了！我早就知道你这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但是，翁惠成还是不识相，这翁惠成还是继续在讲：“我在抗日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知道这日本鬼子要有多残暴就有多残暴……”
后来的这句话，把管理干部更气坏了,中队薛指导员冲到他面前，大声喝道：“翁惠成给我站起来！”翁惠成才站起身，薛指导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朝他翁惠成的大腿上踢了一脚，同时厉声大喝道：“你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许再放毒！你是个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标准的双料反革命，到现在还不肯悔改，你还伪造编造历史？你们国民党除了卖国投降日本人，什么时候还和日本人打过仗？什么时候抗过战的啊？全是我们共产党在抗日，抗日战争是靠我们共产党打赢的。你坐着牢还在美化国民党反动派，还敢胡说八道捏造历史，伪造事实，你还在这里继续放毒？你要是再放毒，再不住嘴我马上就把你铐起来。”
虽明令不许翁惠成说话和发言，可这翁惠成还是照常讲：“我们国民党军队本来就是抗日的吗，我自己就和日本鬼子打过仗，我就打过日本鬼子的……”翁惠成似乎根本没听到这指导员的怒吼。这下，自然他的皮肉之苦又是吃了不少……
说起来这位翁惠成也是可悲的，他坐了这么多年的牢，为顽固坚持“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吃了么多年的苦，可国民党台湾当局却担心翁惠成受到了共产党的“赤化”，在其被特赦释放后，拒绝他们到台湾定居，人生最后时刻遭到了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抛弃。其实，他在监牢里服刑时，所受到的待遇比一般的犯人更差！
翁惠成在64岁被按排在苏州博物馆，在这研究古钱币的工作岗位上，72岁时被推选为中国钱币学会理事、江苏省钱币研究会顾问。也算是有着过人的胆略，当年，向中央上书，向国家建议枪救保护古铜钱，这事获得国务院总理的亲笔批准，也算是为保护中国的古钱币作出了微薄之力。全国十几亿人，大家见到古铜钱化为铜水，全都熟视无睹，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制止，只有翁惠成促成了此事，功莫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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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6-08-11 21:00
重复了三遍,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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