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4被浏览3,008,316分享邀请回答85319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zhihu.com/question/23969798/answer/实在不行别抱着这棵大树不放，现在的风口绝不是商业银行，外面的机会更多。我的相关回答：3849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从这里了解社会学从这里了解社会学想系统地了解社会学，来这里就对了~关注专栏更多最新文章{&debug&:false,&apiRoot&:&&,&paySDK&:&https:\u002F\u002Fpay.zhihu.com\u002Fapi\u002Fjs&,&wechatConfigAPI&:&\u002Fapi\u002Fwechat\u002Fjssdkconfig&,&name&:&production&,&instance&:&column&,&tokens&:{&X-XSRF-TOKEN&:null,&X-UDID&:null,&Authorization&:&oauth c3cef7c66aa9e6a1e3160e20&}}{&database&:{&Post&:{&&:{&title&:&税费改革历史回顾&,&author&:&mistletoe-23&,&content&:&\u003Cp\u003E
本期内容主要针对中国历史上的税费改革，做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目的不在于讲历史，而在于通过税费改革来反映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矛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我们从“黄宗羲定律”入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什么是“黄宗羲定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黄宗羲针对中国历史上历朝的税制改革，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一系列改革的认识：他在 《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中列举了从唐初租庸调之法到晚唐杨炎的两税法， 以及明朝一条鞭法前后的并税式改革的 “积累莫返之害”， 提出了并税式改革（把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杂税并为一条，农名可以拒绝缴纳所列税目之外的杂派），但是这样的并税制改革反而导致税上加税， 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 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 以致赋税持续攀升。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所以看似并税制改革明晰了征税的条目，其目的是想减轻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学者秦晖把这一现象称作“黄宗羲定律”：如今并而为一， 诸名目尽失， 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 人们 “忘了” 今天的“正税” 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 一旦 “杂用” 不足， 便会重出加派。（秦晖， 2002： 6）\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二、从历史角度看“黄宗羲定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接下来，我们通过明清两朝的税制改革来具体看一下“黄宗羲定律”是如何体现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明朝的“一条鞭法”。\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明朝没有地方财政， 所有税收归中央政府征取和调度。地方完成税收之后， 一部分起运至京或指定地点， 而另一部分则存留在当地， 按照中央指定的项目、 对象和意图加以使用。“地方正项存留钱粮中， 几乎不包含地方政府的行政事业费”， 因此地方政府费用只能取自于各种名目的徭役和派办（何朝晖， 2006）， 杂税派生因此蔓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一条鞭法的并税式改革旨在将各种赋税编制在一起， 简化名目种类， 以利赋税征收之便。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一条鞭法通过并税、 白银兑换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攫取能力， 加重了向上集权的趋向， 同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2、清朝的“火耗归公”\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什么是火耗？火耗又叫做耗羡，作为正税外的附加税以供地方官吏之用， 在唐朝即已出现。及至明清， 火耗收入成为地方官吏维系生存的基本来源。火耗即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和地方官员俸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火耗并不仅为基层官员所贪得， 而是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流动和再分配。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对待火耗的态度不尽相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康熙的“视而不见”\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 陕西督抚因亏空无法填补， 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 专为填亏空之用。康熙皇帝谕旨：“火耗一项， 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 故于正项之外， 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 不得已而为此举， 彼虽密奏， 朕若批发， 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 朕岂受乎？”（孟森， 2010： 202）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表态一方面是因为不愿承担加税恶名， 但也体现了其以 “默许” 的态度对待火耗收入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做法 “原是私事”， 只能以非正式方式隐蔽行事。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康熙对于火耗的态度真的非常有意思，他不傻，知道地方官员都有“火耗”这一项非正式收入，但却装作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太大了，靠中央财政给地方拨款根本考虑不到地方的特殊情况，无法精确数额。那你说地方官员要钱怎么办？只能通过火耗。康熙知道，没了火耗，地方实际很难运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2）雍正的“火耗归公改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雍正皇帝锐意改革， 试图将火耗收入合理化、 正式化， 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正式部分， 用以养廉银、 公务费用等， 从而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雍正坚持将这部分税收保留在地方政府， 以不影响其灵活性； 为此特意将耗羡与钱粮正项相区别， 强调将火耗所得资金作为地方政府的额外资金来灵活使用。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也就是说，雍正用制度承认了“火耗”，但又不将火耗和正式财政混同，二者并行不悖。这样的改革， 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 在随后年间政府不良行为大幅度减少。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3）乾隆“火耗归公”的夭折\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在乾隆朝代， 随着皇帝改弦易辙， 对火耗资金的自上而下控制越来越细密。 户部直接干预耗羡收支， 在管理上把耗羡视为正项。 雍正和乾隆对待火耗，都是将其正式制度化，只不过雍正更倾向于将火耗视作地方官员自己衡量的事情，而乾隆则向中央收权，对地方的火耗控制更加严密。\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总的说来，从地方性资源的非正式运作（康熙朝代）， 到资源明朗化、 正式化但地方化（雍正朝代）， 再到经正式渠道向上聚敛（乾隆朝代）这一逐段连接的过程，\u003C\u002Fstrong\u003E 火耗归公改革使得地方性资源逐渐明朗化、 正式化、集中化， 为自上而下的资源聚敛提供了便利条件， 重蹈了并税式改革夭折的覆辙。 \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三、并税制改革反映了什么？\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首先， 并税式改革将不同地区的不同做法视为一体，\u003Cstrong\u003E 将名目繁多的税种归并简化。\u003C\u002Fstrong\u003E这一改革举措的出发点良好， 旨在简化税种和过程， 降低苛捐杂税、 约束地方官吏行为， 于官于民均有裨益， 也的确在短时间内简化了税收过程和赋税压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第二， 并税式改革意味着， 不同类别的税种经合并后明确正式化， 分门别类， 标明用途。 \u003Cstrong\u003E但这同时也意味着， 地方政府应对特殊情况的灵活性也大大被束缚。\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第三， 并税式改革通过简化合并税种如白银化，\u003Cstrong\u003E 使得原来隐蔽的、 非正式的资源变得明朗化、 正式化， 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攫取和调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看似税费改革反映的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配问题，\u003Cstrong\u003E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和集权的问题。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并税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机制， 特别是自上而下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并税式改革的核心是， 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关系间的调节来解决缓和帝国治理的困难。并税式改革趋于正式制度化， 强化自上而下的权力； 但这一做法压缩了地方政府通过非正式行为获取资源的空间， 弱化了其有效治理能力， 诱使其通过巧立名目重新复活各类杂税， 于是 “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 的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我们从火耗归公的经历可以一目了然： 火耗归公的初衷是加强地方政府的灵活性， 但其实际意义却是在经过了正式化、 明晰化后使得自上而下的攫取能力大大增强， 最终剥夺地方灵活性。由此可见， 并税式改革的历史过程透露着帝国治理逻辑。 \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
而国家的治理逻辑包括：\u003Cstrong\u003E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问题（也就是中央管什么、地方管什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名与实的问题。\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三点我们在下一期会详细介绍，敬请期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参考文献：周雪光 《从 “黄宗羲定律” 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开放时代》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同步专栏文章，同时推送一些专栏没法完成的荐书和寄语）\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直接微信搜索：M-sociology\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01:45:11.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1,&likeCount&:15,&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09:45:11+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1.zhimg.com\u002Fv2-314b58feed6f0a56bdb5f4bd8ad3412b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1,&likesCount&:15},&&:{&title&:&政策为何不稳定？&,&author&:&mistletoe-23&,&content&:&\u003Cp\u003E
上一次我们着重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明清两代的税制改革。其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对于我们今天看待政府政策不稳定性有很好的指导意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们重点来探究中国自中央集权制以来的治理逻辑，分下面三个方面：\u003Cstrong\u003E“委托与代\u003Cbr\u003E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2\u003E\u003Cstrong\u003E一、委托与代理\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委托——代理关系是组织社会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它突出了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一项任务出现，会有一个委托方将任务的执行权交给代理方。这时候问题往往就在于：\u003Cstrong\u003E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通常是代理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来追逐私有目标。而另一方（委托方）不得不采用相应的激励设置和制度安排来加以防范。\u003C\u002Fstrong\u003E 而在国家治理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恰恰充当了委托方和代理方的角色。由于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就有可能不按中央预期完成任务，中央政府就必须想办法进行激励（这一点在之后的文章中会详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而中国自古以来有自己特殊的治理困难：辽阔疆域、 多元民族构成、 不同区域在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上千差万别。\u003C\u002Fstrong\u003E这就导致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漫长的行政链条\u003C\u002Fstrong\u003E（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市级、县级……）， 层级越多，就使得委托—代理的困难——信息不对称、 交易成本——急剧上升。信息不对称性加剧了上下级间特别是皇权对官僚体制的深深猜疑和戒备，由此衍生出权力集中和重重节制等各种机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各个区域的多元化、 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差异难免与官僚制的标准化管理方式产生紧张， 使得帝国身处一统性与灵活性的张力中， 不得不在集权和放权的两难间不断摇摆。\u003Cstrong\u003E中央很难确定一套适应每个地方的政策，因为各地实在是千差万别。当地方灵活性过大，\u003C\u002Fstrong\u003E中央收权（体现在“并税制”），收权过紧又会放权（体现在“杂税丛生”），这就导致了 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h2\u003E\u003Cstrong\u003E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中国自古的正式制度以皇权为中心， 体现在一整套威仪天下的象征性符号和 “号令自中央出” 的权威结构上。正式制度有着稳定性、可预测性，对于国家生存延续有着重要意义。而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的人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又普遍存在。我们在这里对非正式制度不做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只从组织制度的角度做分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正式与非正式的并存和转化关系是中华帝国治理的核心所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深刻矛盾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得不处在 “上收—下放” 的不断调整之中。（周雪光， 2011）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上文提到中国国家治理由于疆域辽阔、地方差异性大，有着自己的治理困难，而这份困难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转化完成的。\u003Cstrong\u003E正式制度体现了国家的权威， 稳定持续， 以不变应万变；
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不挑战正式制度的前提下允许各地各领域的灵活性， 以万变应不变\u003C\u002Fstrong\u003E； 皇权可以通过或默许、 鼓励或制约、 压缩非正式制度空间的策略来调整中央与地方、 一统与灵活之间的关系， 以实 变维系名变。（周雪光，2014）\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这才有了清代各地财政状况、 预算状况大相径庭， 其实际税收和财政安排需要地方性知识， 但皇权从未在正式制度上给予地方政府税收预算的自主权。我们看到， 非正式制度和行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盛行于世， 而皇权放任默认。 \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h2\u003E\u003Cstrong\u003E三、名与实\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名” 在这里指皇权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前者至高无上权威的象征性意义， 不容怀疑， 不容挑战； 而 “实” 则是指在官僚体制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所在。 这意味着， 中国国家治理体制中同时存在两种权力， 即正式 （象征性） 权力与实际权力 （实际控制权）。 \u003Cstrong\u003E一方面， 地方政府在实际过程中的非正式权力建立在自上而下授权的合法性基础上， 依赖于委托—代理的组织制度（周雪光， 2013b）； 另一方面， 皇权象征性权威的稳定性得益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自上而下指令方略的灵活空间。\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杂税丛生与并税式改革之间的转换可以看作是名与实互动过程在财政领域中的体现。中央政府执正式权力之名， 地方政府行实质性权力之实， 随着非正式制度或行为愈演愈烈， 超越了中央政府的意图或预期， 对正式制度产生了威胁。中央政府重新通过运动式治理如并税式改革或其他机制来强化正式权威关系， 从而强化或实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 并税式改革意味着国家权力从 “名” 转变为 “实” 的过程，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强化自上而下的正式权威， 重新规定各种（税收）行为边界， 通过简约化、 明晰化、 正式化的举措压缩非正式运作的空间。 （周雪光，2014）\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
而在今天这个时代，上述三个国家治理逻辑变得尤为困难。\u003Cstrong\u003E当代社会的信息传递和社会流通使得非正式制度受到极大约束。\u003C\u002Fstrong\u003E随着信息技术、 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 政府的\u003Cbr\u003E非正式行为——落实政策中的粗暴行为、 妥协让步、 私下交易、 共谋掩盖——难以隐蔽\u003Cbr\u003E实施。这些非正式行为一旦通过社会媒介公布于众， 就会形成巨大社会压力， 迫使上级\u003Cbr\u003E政府做出反应， 使得正式与非正式在治理过程中互为调节转换的空间大为压缩。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着政府行为走向正式化、 标准化。 \u003Cstrong\u003E而国家与其官僚组织工具难以分开， 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 以致国家时常处于与民众直接互动甚至冲突的第一线。\u003C\u002Fstrong\u003E随着科技通信技术的发展， 民众呼声、 群体抗争和利益冲突汇聚而来， 对中央政府产生巨大压力，“以名代实” 之举难以持久； 而 “以实正名” 的举措又使得中央政府陷入负荷沉重、 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难以维系 “名” 之尊严。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那么今天的国家治理基本模式又是怎样的？\u003Cstrong\u003E下一期，我们会着重剖析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行政发包制。\u003C\u002Fstrong\u003E敬请期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参考文献：周雪光 《从 “黄宗羲定律” 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开放时代》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微信搜索：\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M-sociology\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05:44:07.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3,&likeCount&:20,&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3:44:07+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3.zhimg.com\u002Fv2-69d1b38e70b50ddf0ec97f3ab27b7bdb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3,&likesCount&:20},&&:{&title&:&管你怎么看，社会学需要历史学&,&author&:&mistletoe-23&,&content&:&\u003Cp\u003E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泛滥的祝福语我就不说了。继续该为大家介绍社会学相关知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上一次的两篇文章，有关中国明清的费税改革到反映中国政府治理逻辑，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我的文章偏重了历史回顾，而不多介绍前沿研究？甚至有朋友直接告诉我：“一切要以时间、地点等条件为转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谢谢大家的问题和建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但针对以上问题，我有些哭笑不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么来讲吧，\u003Cstrong\u003E方法，方法，方法。研究方法对于任何一个学科研究都太重要了。\u003C\u002Fstrong\u003E相同的研究问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方法往往决定了一个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行动。而社会学目前主流的研究方法的确是定量，向经济学的数据方向靠拢。中国目前大部分的数据采用横截面数据，也就是采用某一个时间点的数据进行解释，或者有追踪调查，但最多追踪三年、五年、十年。另外，统计方法很成问题，现有的社会学统计大多还在借用经济学的模型分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就导致了问题，这么短时间的数据，不一定适用社会问题的统计方法，做出来的研究可靠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并非在否定定量研究方法，任何一种方法一定有缺陷，就像任何一种理论都有短板一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不单一，\u003Cstrong\u003E主流并不意味着在一切问题研究上的最佳。\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历史的回顾，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如果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来说，历史学应该被归为人文学科，社会学应属社会科学。但社会科学的位置至少在学科划分上一直比较尴尬，你说它是科学，又没有自然科学那么精确；你说它是人文的吧，又掺杂有太多统计、实验研究方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在现阶段，至少对于社会学来说，两种取向就像两条腿，哪种都不能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还是那句话，主流不意味着在所有研究问题上的最佳。\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v2-2f9b6b299b9add33c1f444dd46cd385d.jpg\& data-rawwidth=\&294\& data-rawheight=\&450\&\u003E\u003Cp\u003E
有关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有一本书《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专门来谈二者方法上的融合。历史学需要社会理论的分析与解释，社会学需要历史回顾，否则没法解释人们社会行为的惯性与根源。就像作者在书中提到，两个学科的学者没有交流，就是“聋子之间的对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是我没说清，怪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上两次的文章第一篇将税制改革历史，第二篇讲中国政府治理逻辑。大家就以为我真的是在单纯讲历史，回顾历史。难道大家就没有想过，不光是社会学历史研究视角，历史学学者的论著难道就仅仅在讲历史事件？为什么历史学那么强调所谓的史观？其实史观就是一种理论思维，决定了你怎么去看问题。所以我上一篇说过了我在用“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税制改革，怎么从这样的改革中反映中国政府的治理逻辑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而以《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来说，这本书值得我们拍案叫好，但在叫好之余，我们有没有留意到本书的分析框架？孔飞力在书后的理论分析明显从韦伯的官僚分析出发，用中国特有的“卡里斯玛”式权威的家产制治理模式，向“法理性权威”的过渡，之后呢？作者难道还是在叙述历史事件吗？他又指出韦伯理论解释这一问题的不足，进而发展为“常规权力”与“君主权力”的对立，而这一点又可以用组织社会学中的”运动型治理”来透视现在。另外，“叫魂事件”除了可以用“组织官僚”方面的理论来解释，还可以从“宗教”、“文化道德恐慌”角度来分析，又可以另外成书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我说，我一发数据分析文章就有人看，一发历史回顾文章就观者寥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What else should I say?\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微信搜索：\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M-sociology\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14:23:47.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14,&likeCount&:81,&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22:23:47+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4.zhimg.com\u002Fv2-0d4e575fa4e09bd7eade9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14,&likesCount&:81},&&:{&title&:&BACK！韦伯启航！附图！&,&author&:&mistletoe-23&,&content&:&\u003Cp\u003E好激动呀！！！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社会学家——\u003Cstrong\u003E马克斯·韦伯\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文主要是对韦伯的最基本信息介绍以及他的一些图片，为日后有关韦伯的介绍打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马克斯·韦伯（德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被后代视为“解释主义”社会学（后面的文章会提到）的创始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余二者为涂尔干和马克思。为什么说他们三者是奠基人？依旧在后面的文章会提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韦伯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有关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或许很多人都知道并且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很少有人将他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古犹太教》等著作放在一起来解读韦伯的宗教研究。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韦伯是一个站在世界高度来比较各文明的差异，从而从“精神文化”层面的角度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这也是我个人为什么非常喜欢韦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除了宗教领域的研究，韦伯还将视野放在政治领域，除了他自己年轻时候广泛参与的各类政治活动和对德国社会现状的关切以外，在理论创建上，韦伯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基于以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对于韦伯专题，我会把重点放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宗教领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政治领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在介绍以上两者的同时，会将韦伯所提倡的“理解社会学”方法加以融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当然韦伯的思想博大精深，书说实话不好读，所以我就挑了他的主要理论（也是现在的研究经常需要其理论支撑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如果更新较慢，那肯定是我又在啃他的某一部著作了，读过的朋友都知道，韦伯的文风……嗯……很晦涩…\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下面不多说，放图：\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0ad14e7a2565517ffaebccc.jpg\& data-rawwidth=\&371\& data-rawheight=\&599\&\u003E
（这张是韦伯的少年时期）\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v2-26867cec36527aab2c8f3b2da59ce9c4.jpg\& data-rawwidth=\&394\& data-rawheight=\&534\&\u003E\u003Cp\u003E
（韦伯和他的兄弟，韦伯是家里所有子女里面最大的。你能认出来吗？然而
我并不会告诉你，哈哈哈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9cefdb23af9a54db89b782.jpg\& data-rawwidth=\&364\& data-rawheight=\&746\&\u003E
（韦伯服兵役期间，大概是他19岁的时候）\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32d4effbdedac7bc1fbf92b9fc902b81.jpg\& data-rawwidth=\&454\& data-rawheight=\&720\&\u003E
（韦伯的Daddy,我觉得还是有些神似的）\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4ea45e1b30816deddaba8bfb.jpg\& data-rawwidth=\&509\& data-rawheight=\&755\&\u003E
（韦伯的Mommy)\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7609bf5cfb6deb29d753de.jpg\& data-rawwidth=\&779\& data-rawheight=\&551\&\u003E
（一大家子人，哪个是韦伯呢？）\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6c3f5c6edced6d935a6459.jpg\& data-rawwidth=\&433\& data-rawheight=\&713\&\u003E
（这是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期的韦伯，大概32岁）\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80cb088f7d9a66a6bedcfbeed3518882.jpg\& data-rawwidth=\&530\& data-rawheight=\&763\&\u003E
（韦伯与夫人玛丽安妮，大概36岁）\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bdb4dfb8c5aaae3d39731b38.jpg\& data-rawwidth=\&247\& data-rawheight=\&204\&\u003E
（再来一张秀恩爱的）\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5fa59c55c805e1da9a69.jpg\& data-rawwidth=\&267\& data-rawheight=\&343\&\u003E\u003Cimg src=\&v2-c7f8da57dd.jpg\& data-rawwidth=\&298\& data-rawheight=\&169\&\u003E（可谓是韦伯最经典的照片，几乎凡是关于他的著作和介绍都会用这张“眉头紧缩，目光深沉”的照片，一副忧国忧民的形象，简直就是思想家的典范啊！其实这是韦伯五十多岁的照片，离他去世已经没有多久了）\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340cddaccc.jpg\& data-rawwidth=\&497\& data-rawheight=\&678\&\u003E\u003Cimg src=\&v2-f27e0cea139dd09b7abd.jpg\& data-rawwidth=\&591\& data-rawheight=\&381\&\u003E
（临终时的韦伯，去世时只有56岁）\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好啦，没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下一次，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大思想家的一生，去看看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吧~\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15:47:39.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6,&likeCount&:28,&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23:47:39+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2.zhimg.com\u002Fv2-f687d22c291e35c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6,&likesCount&:28},&&:{&title&:&韦伯——方法论&,&author&:&mistletoe-23&,&content&:&\u003Cp\u003E
韦伯所坚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集合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但该书是由韦伯的几篇演讲组成的，并非韦伯专门的著作。所以在读的时候，有的地方会觉得前后有所重复。但并不影响这是了解韦伯方法论思想的直接文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们先不直接下定论说韦伯的方法论取向，先来一步步看看韦伯在书中究竟说了什么，提出了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解释的？\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v2-0cc529c30cbb84cdf5c6038f.jpg\& data-rawwidth=\&800\& data-rawheight=\&80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问题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大学教授是否应该在讲堂上明确地向学生传输自己的价值观念？\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很明确：不可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明确说：\u003Cstrong\u003E“真正的老师应该注意，不应在讲台上给学生施加任何政治观点的影响，不论是明确表达出来的还是暗示的……人们只能要求大学教师要具有理智的正直，以便能看到陈述事实，确定数学的或逻辑的联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这是一回事，而回答文化及其个别内容的价值问题以及回答在文化团体和政治组织中一个人应当如何行动，则是另一回事。……预言家和鼓动人心的政客不属于大学讲台上的人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是韦伯在《以科学为业》中谈到有关科学事业时，附带讨论的一个问题。韦伯坚持在现代理性化和知识化的时代里，科学能带给我们的技术上、思维方法和问题清晰性的种种好处。而大学教师是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重要队伍，至少在给学生的授课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学者，并非政客。\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问题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既然科学重要，社会科学为什么可以称为之“科学”？\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社会科学是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学科，而绝不是纯思维的思辨。社会科学必须有实在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撑，这是称其为“科学”的根本。而在科学研究中，价值判断对于经验研究的影响必然存在，然而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影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但是韦伯的这句话又让人很是疑惑：“在经验社会科学中，对具有无穷丰富性的事件中的、在我们看来是本质的事物获得有意义的知识的可能性，与不断运用具有一种被特殊地论述的特征的观点密切相关，归根到底，这种观点是倾向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但又为何说“以价值观为基础”？因为社会科学对经验材料的发掘，总是依赖于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相联系，换句话说，韦伯在强调科学研究中的“灵感”，对社会学来说，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及研究者究竟想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揭示什么？都来源于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可能是兴趣偏好、对某一问题的关切，甚至是突然的灵光一现。但是一旦开始进入研究，这种偏好性的东西则应尽量避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问题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社会科学应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一点在《社会学基本术语》中说的很明白。社会学应该是“理解人们行动意义”的科学。这里有三个词都非常关键：\u003Cstrong\u003E理解、行动、意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认为“人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个人的行动都是有其主观意义的，而社会行动的产生就是个人行为对他人行为产生影响，从而派生出新的意义。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以“人的行动”为经验材料，理解行动背后的意义。而理解要求社会学者对于研究对象的行为进行“移情”。这有些类似于感同身受地理解对方的行为，并最终对这种行为做出因果解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种研究方法在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更偏向于质性研究方法。而量化研究通常以统计数据为支撑，不考虑特殊情况，企图发现规律。而韦伯对这种“规律”的发现表示不屑，因为他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千差万别的，对各种事件的客观分析最终得出某个一致的规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要做的是与自然科学的普遍一致性的规律不同，社会规律在社会科学这里没有道理，因为人的行动在社会文化背景下有其心理主观上的想法，找普遍规律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作用。（这也是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方法论之争：找规律还是找特殊？至今没有定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在理解的基础上，对于所收集材料的因果解释韦伯提倡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和观念重新塑造，从概念上概括出一种纯粹的理性行动类型，它们在逻辑上是完备无缺的，然后把真实的事件和理想类型加以比较，找出偏差从而进行因果解释。这种理想类型的理论建构模式，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很广泛。经济学总是假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性的，都是经过思考后的最佳选择，所以才能有经济学中的各种模型分析。但韦伯认为“纯经济学”只是用于经验分析的一种便利的理想类型，现实的情况与之有非常大的差别。但这种“理想类型”的建构，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社会学分析工具，它能够在理论发展上有非常大的优势，不至于导致社会学经验分析的毫无头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总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韦伯的社会学取向被称为“理解社会学”，他与涂尔干所强调的“发现社会事实，用统计学数据”说话有很大差别。所以把他们列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不是随便乱说的，因为他们开创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取向先河。如今质性量化两大方法流派就起源于韦伯和涂尔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用箭头简单示意韦伯的方法论思想：\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v2-90e54d8a1dc0ba1b72b1efb5.png\& data-rawwidth=\&573\& data-rawheight=\&245\&\u003E\u003Cp\u003E参考书目：《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 华夏出版社 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微信搜索：\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M-sociology\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11:43:18.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4,&likeCount&:37,&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9:43:18+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3.zhimg.com\u002Fv2-1a35f399ab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4,&likesCount&:37},&&:{&title&:&韦伯的宗教观，兼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author&:&mistletoe-23&,&content&:&\u003Cp\u003E
今天的主题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对于其他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画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在所有宗教研究之前，韦伯专门有一篇《导论》，提纲携领式地将他的宗教研究的前提和有关概念专门写了出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对宗教的研究涉猎之广泛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暂时无来者的地步。不论是对哪种宗教形态的研究，韦伯的着眼点都只有一个：\u003Cstrong\u003E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与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u003C\u002Fstrong\u003E（韦伯原话）。简单来说，就是某一种\u003Cstrong\u003E宗教伦理（精神文化因素）是如何决定受控于这种伦理下的人们的行为的。\u003C\u002Fstrong\u003E这就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区分开来。韦伯想要找的是宏观层面，决定群体行动的精神动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样的研究角度其实就很“社会学”了。也就是说，韦伯并不是在研究宗教的原理、条例、教义本身，而是将宗教观念和实际行动联系在了一起（神圣的指导和世俗的实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另外，在了解韦伯的宗教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韦伯在寻找某一社会行动和生活方式的精神原因，尤其是宗教这一精神原因发挥的作用，\u003Cstrong\u003E但韦伯并不认为这就是决定人们行为的唯一原因。\u003C\u002Fstrong\u003E韦伯在《导论》中特别提到：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规也是经济伦理的诸因子之一——请注意：\u003Cstrong\u003E仅仅是之一\u003C\u002Fstrong\u003E。所以韦伯与马克思、涂尔干的不同还在于，马和涂将经济基础和集体意识归为宗教的根本也是唯一的原因（学界把这种单一的归因方式称为“化约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体现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而并非“宗教研究”的关键点还体现在：\u003Cstrong\u003E阶层因素的加入。\u003C\u002Fstrong\u003E韦伯认为，某一种普遍的宗教规范所导致的行为一定是某一社会阶层的主导作用。（这一点我们在之后的文章里会详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u003Cstrong\u003E“理性”\u003C\u002Fstrong\u003E作用在宗教观念和实际行为之间发挥的作用。不同于巫术、冥想、佛教所倡导的彼岸世界和此世虚空，“理性化的宗教伦理”是可以确切指导人们完成现实生活中的劳作，是一种“工具”，而并非“教义”，帮助人们获得“此世”价值的实现的。\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
接下来，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资》）以及看看在这本著作里韦伯是如何践行上述原则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先来看看本书的结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全书聚焦一个大问题：\u003Cstrong\u003E为什么相较于东方的其它社会（如中国、印度等），西方社会可以发展出自己独有的资本主义制度？\u003C\u002Fstrong\u003E韦伯全书就在论证：是清教徒产生的“禁欲主义”伦理，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行为。（还是那两点：精神动力以及并非唯一的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在问题引入部分，韦伯阐述了这样的现象：工厂里青年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更多的是新教徒而并非天主教徒。而新教徒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倾向。而韦伯将这种“经济理性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精神”。所以他又专门分出一章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这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u003Cstrong\u003E资本主义精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从商的精明，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而韦伯就是要探讨：这种宗教气质和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的论证思路是：先阐述了几种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内涵，之后将这些宗教内涵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联系在一起：个人在世的命运已经被上帝所决定（预定论），但问题就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在新教的伦理规范中，\u003Cstrong\u003E教义教导人们“勤劳工作就是对上帝的最好报答”。\u003C\u002Fstrong\u003E通过劳动这一上帝的旨意积累财富，并且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克制，避免穷奢极欲的生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于是有人就说：这是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辩护。这一观点是对本书的误读。韦伯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宗教伦理这一精神动力是如何催发资本主义产生的？而并非：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存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接着又会有疑问：那我们如今看到的各种“拜金主义”“不择手段地赚取金钱”，和韦伯所说的“禁欲式伦理”大相径庭。韦伯在书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关键在于，\u003Cstrong\u003E韦伯在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出发点，而并非现状的原因\u003C\u002Fstrong\u003E。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稳定下来之后，宗教伦理的力量日渐式微。所以韦伯在全书的最后以悲观的论调作结：“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财富的追求已被剥夺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所以韦伯应该算得上是个悲观主义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最后再提一下有关《新资》的版本问题。记得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读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当时读得挺费劲（当然也有可能是当时的水平实在有限），而且这个版本将注释删去了不少；这次读的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整体比较流畅，而且注释完整；还有就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际上广师大出版了一整套韦伯文集，比较权威和经典。所以大家选择读本的时候尽量选择后两版比较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4b3b2d32a4a1e463a1c21be2bc3835ff.jpg\& data-rawwidth=\&303\& data-rawheight=\&438\&\u003E
（三联出版社的《新资》）\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v2-a2c35f5fe4e1db0cc722c6c2be915951.jpg\& data-rawwidth=\&1280\& data-rawheight=\&1968\&\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新资》）\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微信搜索：\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M-sociology\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10:41:56.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7,&likeCount&:39,&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8:41:56+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3.zhimg.com\u002Fv2-a32278bfd403d89c929dcd9a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7,&likesCount&:39},&&:{&title&:&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韦伯怎么说？&,&author&:&mistletoe-23&,&content&:&\u003Cp\u003E
上一次提到过，韦伯有关宗教的著作重点就想要比较世纪几大制度性宗教对受其影响的民族所产生的精神性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今天我们来看看韦伯是如何论述中国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问题的重点就在于：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在韦伯看来，西方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原因是：清教伦理（这在上一篇中已经介绍过了）。而对于中国，则是：儒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儒教”这个叫法有些不妥。原因就在于对比诸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有自己明确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宗教系统，我们并不认为儒家思想有像这些制度化宗教的特征。很多人直接就说中国无宗教。如果我们非要把宗教限定在拥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就像刚才提到的几个宗教一样），那么中国确实没有。但是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其实是一种“俗人理论”，\u003Cstrong\u003E儒教适应世界及其秩序和习俗，归根结蒂不过是一部对受过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的大法典（韦伯原话）\u003C\u002Fstrong\u003E。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其它几个宗教并列来讨论之间的差异，不是以宗教教义和行为规范为划分标准，而重点在于其是否具有指导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和行为习惯的决定性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对于这一点的论述集中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b544bd59a8e546d15ecdf.jpg\& data-rawwidth=\&334\& data-rawheight=\&500\&\u003E
书的前4章，是韦伯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君侯、政治形势、农业制度等等的历史回顾，（从中又一次惊叹韦伯知识之渊博）。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于韦伯的历史回顾不会感到太陌生。在这套历史回顾中，特别要注意的是韦伯强调的：乡村在实质上的宗族自治、城市在形式上的官僚统治。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宗族观念之强大，即使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乡村实际上还是依靠村中村民的自治管理；而古代中国特殊的官僚制度：任一一个官员都不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的长期任职，导致了官员的不停调任，于是只能依靠当地的下级官吏来协助理政。（这就导致了官场中的人情包庇，以及上级需要额外的费用来养管的问题。特别提出这一点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在分析问题时的社会学思维，分析“人情关系”，社会学不讲道德批判，而从制度角度分析原因）。\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接下来，韦伯在前面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来具体分析由这样的历史造就的特殊文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绵延的中国历史造就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在韦伯看来，这个阶层对于中国的文化精神塑造和官僚体系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国时期士作为礼仪上臣服政教合一的幕僚，已经显现出非世袭的倾向；到了和平统一朝代，没有了诸侯对士的争夺，反过来士开始争夺官位。所以“谋求官位”这一取向对于“士阶层”无比重要，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本源。同时，世袭君主为了防止一个孤立他的阶层的形成，从隋唐以来逐渐形成了科举制。科举有效地防止了封建性质贵族联合的任何可能性，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合格者，就能跻身官僚阶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而科举考试的特点在于：纯粹文学化教育、舞文弄墨的文字性极强，使得中国古人未能领悟逻辑、定义、推理的威力，也没有算数训练，从而很难发展出西方的自然科学思维。韦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官僚成了高雅的士大夫，而不是有间暇算账的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样一种对于此世的理性态度，导致了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自己的救世学说，没有宗教势力来进行自己的教育。这种“中国特色”的理性主义，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宗教。韦伯概括得很精辟：\u003Cstrong\u003E国家规定的“世俗宗教”不过是对祖先神灵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一切民间宗教，基本上是专门的巫术与英雄崇拜的大杂烩。\u003C\u002Fstrong\u003E也就是说，中国即使有皇帝“祭天”之类的宗教活动，也只是以皇权本身被授予宗教圣职的代表，而并没有起到救赎老百姓心灵的作用。所以韦伯在书中很明确地强调了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观点：儒家伦理非常注重“此岸性”，对比道教、佛教，它只聚焦于现世的伦理规范，而不顾及“鬼神”“后世”等问题，“入世性”非常明显（韦伯有关儒家伦理的“礼仪”、“孝”等观念的论述还很多，篇幅所限，这里就没法一一介绍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至于古代官员一被贬，就向往田园牧歌式的隐士生活，则是道教的典型。不过，在韦伯看来，道教所提倡的“隐逸的神秘主义”，连同各种个人性质的宗教信仰，一直是官方政府打压的对象，被视为异端。在这里也不能详细展开了。有关这一点，我之前推荐过一本书，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第八章第九章：《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宗教与政治反抗》有更为详细的历史回顾和数据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最终，韦伯以儒教和清教的对比作结。他在评价一个宗教体系的理性主义程度的时候，往往用两个评判标准：\u003Cstrong\u003E1、宗教脱离巫术的程度；2、宗教将神同世界的关系以及“现世”宗教体系所发挥的作用。\u003C\u002Fstrong\u003E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儒教”，首先，第一点是满足的。儒教所谓的独善其身是亵渎神明的思想，财富及沉湎于享受财富，是典型的诱惑；对巫术的鬼神强制、神灵强制的信任不仅是可鄙的迷信，而且是对神的肆无忌惮的亵渎。在第二点上，对于此世的绝对理性，根本没有让中国的普通民众有宗教神明观念，更不可能像清教所强调的那样“为上帝劳作”、“资本的积累是为上帝履行职责”（对这里不太明白的朋友可以参考上一篇文章）。中国自古有的只是对皇权和官僚体系的绝对崇拜，一切神明的最高解释权都归皇权所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说：\u003Cstrong\u003E儒教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味着把握世界。\u003C\u002Fstrong\u003E清教徒和儒家都“恬淡”，但是，清教徒的“恬淡”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激情上：超凡的神向修士们提出把握和改造世界的要求。而儒家的君子遵循着美学价值，根本就不是超凡者的工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以上，只是对韦伯分析的简要概括，对于韦伯博大精深的分析只是浮光掠影。而《儒教与道教》全书建立在韦伯对于中国历史的详细回顾和分析上，所以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同时也想为大家打开一扇窗：文化因素的分析视角。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论述还有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和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b1afed01a7d4fc28697f90.jpg\& data-rawwidth=\&1280\& data-rawheight=\&1852\&\u003E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u003Cimg src=\&v2-63ea9a3effed615a2a88c.jpg\& data-rawwidth=\&350\& data-rawheight=\&350\&\u003E
《士与中国文化》\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微信搜索：\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M-sociology\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11:44:06.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5,&likeCount&:37,&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9:44:06+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2.zhimg.com\u002Fv2-dd6198d0ead92a442d60d2c524d31daa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5,&likesCount&:37},&&:{&title&:&权威？权力？官僚？&,&author&:&mistletoe-23&,&content&:&今天进入韦伯的另一个专题——有关权力与支配方式的讨论。有关这一部分的分析，集中在《支配社会学》中。\u003Cimg src=\&v2-d1c79fc0d55bed9c246ea.jpg\& data-rawwidth=\&800\& data-rawheight=\&800\&\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
“权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概念，我们对它既有所忌惮又渴望垂涎。但“权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u003Cstrong\u003E在韦伯看来，权力就是能够违背他人意愿，让他人顺从自己意愿的能力。\u003C\u002Fstrong\u003E这就意味着对别人的“支配”，你能支配别人，通常也就拥有了命令与强制力，从而能够使别人产生服从义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而拥有权力者，通常又拥有“权威”。\u003Cstrong\u003E“权威”是指别人认可和承认你所拥有的权力。\u003C\u002Fstrong\u003E也就是说，对你的命令能够心甘情愿地服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一点，就引出韦伯全书讨论的重点了：权力和权威的正当性（legitimacy)。如何通过对自己权力的辩护，让被支配者承认支配者的权力并表示服从？从古到今，韦伯概括出了三个有关权威正当性的来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法理型权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传统型权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卡里斯玛”式权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在具体介绍这几种权威正当性来源之前，我们用图的方式来明确一下概念之间的关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mg src=\&v2-d09942deb77fb9a.png\& data-rawwidth=\&588\& data-rawheight=\&415\&\u003E
所以，《支配社会学》的整本书主要就是在讲，以上三种权威正当性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介绍。\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h2\u003E\u003Cstrong\u003E一、法理型权威\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法理性权威有它的突出特点和运作方式：\u003Cstrong\u003E按照合理规则进行运作，对法理性统治的服从是针对规则，而非针对人。\u003C\u002Fstrong\u003E在韦伯看来，法理性权威是现代社会的必要转型，我们都按规则办事，而不是听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志支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而韦伯特别特别阐述了法理性权威中的一种形式：\u003Cstrong\u003E官僚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一提到官僚制，大家就会心生贬义，想到“繁文缛节”、“贪污腐化”等负面词汇。但是\u003Cstrong\u003E韦伯在这里所讲的官僚制，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只是近代发展出来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u003C\u002Fstrong\u003E而近代官僚制所具有的特点为：规则明确（且规则并非一人制定，大家皆可学习）；体制内部上下等级分明；体制内部人员需要经过专业训练，达到标准方可成为其中一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里所讲的官僚制，并非仅存在于政府机关，凡是满足上述特点的组织形式，都是官僚制（所以不要纠结于名称，比如企业内部的组成也满足上述特点）。当然，政府的官僚组织形式是我们最常见的。韦伯认为，国家政府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之后，最理想的情形就是向官僚制组织形式过渡。因为这种体制的优势很明显：按章办事，职责分明，不受某一个人的意志左右。这种办事的精准性、稳定性和敏捷性，是其它组织形式所没有的（当然这是韦伯理想中的官僚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此种官僚制，与大众民主制的发展相伴相生，因为官僚制的官职可以对所有人开放；规章制度和“舆论”影响力制约官僚，又可缩小官僚的支配权力。\u003C\u002Fp\u003E\u003Ch2\u003E\u003Cstrong\u003E二、传统型权威\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传统”，顾名思义，就是遵循以前的习惯而保留下来的行为。所以\u003Cstrong\u003E传统型权威取得正当性就是靠着习俗、规范取得的。其中心特点是恭顺关系。\u003C\u002Fstrong\u003E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依旧随处可见，孩子对父母的顺从，其实就是父母权威的体现（当然如今这种顺从的程度有多大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在君主专制时期，一任任的君主为何能够保有其权威一直统治社会？其本质就是这种传统型权威的体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用韦伯的话来比较官僚制与此种传统恭顺关系：两者皆从被支配者对 “规范”的顺从，取得其内在的支持。只是在官僚制支配里，此种规范乃是合理制定的、诉诸对抽象的合法性的感受、并以技术性的训练位前提；而在传统型权威中，是对相传久远的传统之不可侵犯的信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两种权威都信奉规则，只不过官僚制的规则来源于“非人格化”的理性，传统型权威来自对家长、君主等的具象的顺从。\u003C\u002Fp\u003E\u003Ch2\u003E\u003Cstrong\u003E三、“卡里斯玛”型权威\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在我第一次见到“卡里斯玛”这个词的时候，感觉非常奇怪。其实，“卡里斯玛”是从英文单词“Charisma”音译过来的。Charisma是什么？这个词本来是基督教的概念，经由韦伯变成了一个社会科学界的专有名词。它的英文翻译是“魅力”、“感召力”。\u003Cstrong\u003E而韦伯所指涉的就是：某些人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u003C\u002Fstrong\u003E 所以大家现在一提起某一统治类型是“卡里斯玛”型的，就不需要再去询问“卡里斯玛”是什么，而直接代指“超凡魅力型”的统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不需多说，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开国的皇帝，为什么都要创造出一些“个人神话”？比如相传刘邦的母亲与龙交，诞下了刘邦。后又有汉高祖“斩蛇起义”的故事。这都是为了展示某一个个人，具有他人没有的特殊能力，所以理应获得合法统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而在韦伯看来，卡里斯玛型权威通常多出现于“超日常的需求”。比如往往在改朝换代，社会动荡时期，或者在发生什么灾祸与危机的时候，某一个人能够发挥特殊禀赋就其余的人于水火之中，这个人往往容易被人崇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而问题就在于，当危机平静，社会趋于稳定的时候，卡里斯玛权威如何维系？韦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卡里斯玛权威日趋衰退，但是日常生活中也不难见到其残留的痕迹。举例来说，美国的总统竞选，背后隐含的是两党之争，双方在辩论竞选，煽动人民情绪的时候，往往就带有“卡里斯玛”成分。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光环效应（当然这样的理解有些简化）。\u003C\u002Fp\u003E\u003Ch2\u003E\u003Cstrong\u003E总结一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以上介绍的三种权威只是韦伯构建出来的“理想类型”（具体可以参考“方法论”那一篇）。理想类型永远都只是理想，现实生活中远没有那么纯粹。几乎现代我们所见的种种政府治理模式，都掺杂有这几种类型的形式，只不过可能有的偏向于某一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另外，韦伯比较偏向于“官僚制”类型。他认为此种统治类型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最为合理的组织方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介绍韦伯的对于权威类型的阐述，是因为在当今的很多研究，比如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等领域都有涉及，几乎一提到管理、组织、统治等相关研究，就必定离不开韦伯的理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里对于几种权威类型的介绍比较简单，欢迎大家评论补充~\u003C\u002Fp\u003E\u003Ch2\u003E\u003Cb\u003E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微信搜索：\u003Cbr\u003E\u003C\u002Fb\u003E\u003Cb\u003EM-sociology\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h2\u003E&,&updated&:new Date(&T10:44:08.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7,&likeCount&:34,&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8:44:08+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4.zhimg.com\u002Fv2-b40dfbc6938cfaad8cdd91bc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7,&likesCount&:34},&&:{&title&:&金钱与理想，你选哪一个？——解析韦伯理性观&,&author&:&li-jian-ping-76&,&content&:&\u003Cp\u003E\u003Cb\u003E专栏主编Mistletoe：\u003C\u002Fb\u003E大家好呀~今天所发的文章是一位和我一样爱好社会学的读者所写的。主题是围绕韦伯的“理性”概念而展开的。之所以把“理性”单独拿出来写一篇文章，是因为之后很多的理论（包括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性选择理论等等）都与韦伯的理性观有关联，都要回到韦伯的理性概念阐述找根源，所以很有必要专门来介绍一下，也刚好为韦伯这一主题作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另外，还有想投稿的朋友，可以发送文章到：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任何有关社会学七七八八的都可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好啦，现在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吧~\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大家好，我是\u003Cb\u003E无有时代\u003C\u002Fb\u003E，就读于岭南师范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社工专业……没听过？有空解释（怕说错，造成误导），反正与社会学联系非常紧密，相当于社会学理论的实践吧（有错还请包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今天，主要围绕韦伯对于“理性”概念的阐述，为大家解析一下。\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h2\u003E\u003Cb\u003E
理性\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超自然力量—迷信愚昧—独立思考，人们越来越娴熟地利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智力去思考问题。韦伯说，这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西方学术史上，“理性”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每个学者都对“理性”发表过自己的理解，甚至上升到哲学层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而韦伯继承了欧洲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把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演化理解为一个“理性化”过程，对“理性”和“理性化”概念有着独特理解。\u003Cb\u003E韦伯认为，理性的基本含义是指理智的思考和计算。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人生来就固有的去发现世界的规律的能力。\u003C\u002Fb\u003E\u003Ci\u003E所以理性是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所使用的，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概念，事物本身是无所谓理性或非理性之分的。\u003C\u002Fi\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举个例子，社工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助人职业，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但它薪酬一般，发展前景一般（新兴职业……），二线城市每个月4k左右。假如你看到这里，觉得“好少，再有意义我也不干”，这时你已经运用了你的理性。工资是事物本身的概念，无理性或非理性之分，可我们会把它与物价、房价等事物做出比较和计算，决定自己的行为。显然，这就是理智的思考——理性。\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h2\u003E\u003Cb\u003E
理性化与现代化\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理性”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当“理性”这个概念在社会行为中被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空间中被实施时，就形成了“理性化”。韦伯从这层意义上出发，把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归结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u003Cb\u003E韦伯认为，理性化是“这样的知识和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u003C\u002Fb\u003E ①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除魅”的过程，人们渐渐懂得如何运用智力去探索事物发展背后的规律，并相信将其运用到实践中，事物便往好的方面发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韦伯认为，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至近代的转换无外乎朝着两个层次上的“理性化”迈进——“文化”的理性化与“社会”的理性化。在他看来，科学、工业化和官僚制是人类社会走向理性化的整体进程。科学属于人类在认知行为上的理性化，工业化则属经济生产上的理性化，官僚化是社会组织制度上的理性化，三者构成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共同促进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形成。\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这样看来， “现代性”等于“合理性”，“现代化进程”等于“理性化过程”，现代社会就是\n“理性”社会。\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h2\u003E\u003Cb\u003E
形式实质性（工具理性）vs 实质合理性（价值理性）\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现代人是理性的，当我们做出社会行为时，自然会考虑两个东西：目的与手段。比如赚钱，怎么赚？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幸福，问题是，赚了钱就会幸福吗？\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观察理性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韦伯把合理性行为区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同义，只是适用领域不同）。\u003Cb\u003E“形式合理性”是指“货币核算用于经济目的的程度”，即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利用货币来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最大机会，以图追求货币收益的最大化。“形式合理性”的实质是工具理性在经济行为中的典型体现。\u003C\u002Fb\u003E也就是说，人们为达到精心选择的目的（赚钱），会将一切外在事物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或阻碍，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后果，选择最有效（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手段行动。典型表现于人的市场行为，证券交易、企业投资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宏观上，资本主义在经济过程中就选择了形式化手段：市场契约，贸易自由，成本核算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的组织管理——科层化和流水线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效率的形式化手段。\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韦伯追问：经济的“形式合理性意味着经济的实质合理性吗（有钱=幸福）？他认为，“形式合理性”不能保证实质的合理性。因此，他用“实质合理性”的概念来评判表现为“形式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实质合理性”是指社会价值规范对纯粹“货币核算”用于经济活动所“允许”的程度。韦伯承认，“实质合理性”是一个“含义十分模糊的概念”，因为它取决于判断所依赖的价值标准\u003C\u002Fb\u003E。如果幸福是衣食无忧，吃饱喝暖，那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就是一致的；可如果幸福是精神生活饱满，情感关系良好，那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就存在一定冲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宏观上，如果把为尽可能多的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物品当作评价标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吻合。可假如人们追求平等，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就是对立的。\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如此看来，实质合理性主要牵涉对\u003Cb\u003E目的本身的价值\u003C\u002Fb\u003E做出判断，是一种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判断（谁比谁优先），指涉着价值，属于主观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依据\u003Cb\u003E手段及程序的可计算性\u003C\u002Fb\u003E做出判断，是一种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谁导致谁），指涉着事实，属于客观的合理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你察觉到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吗？\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h2\u003E\u003Cb\u003E
商人vs教徒\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一天，商人路过教堂，见教徒正在祈祷，心想：傻子，祈祷有用吗？能赚钱吗？上帝真的会因你祈祷而眷顾你？忙得过来？你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你能证明吗？抱着你可笑的信仰腐朽吧，钱才是最实在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理性的基本含义是指理智的思考和计算，商人经过思考后得出了结论，体现了理性（基于客观的思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从形式合理性出发，实质合理性行为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没有理性的方法作为实现价值的可行手段（正如你没法证明“祈祷”能确保得到上帝的眷顾），因而选择一个价值或另一价值是由终极价值决定的，但终极价值也是人们主观选择的（人们选择信不信上帝）。在这个意义上，终极价值仍然是非理性的。\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一天，教徒路过商店，见商人偷工减料，心想：疯子，赚钱有意义吗？偷工减料除了能赚钱还有什么意义？能体现上帝的意志吗？赚了还不满足，还要继续下去，又有什么意义？除了钱，你一无所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同理，教徒经过思考后得出结论，体现了理性（基于主观的思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b\u003E从实质合理性出发，形式合理性也是非理性的，因为对一个自由、独立自主的人来说，手段不能不体现价值、意义或理想的成分（正如教徒看来“偷工减料”是无意义的），价值、意义或理想才最重要（钱多根本不算什么）。\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然，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上面例子极端了些。\u003Cb\u003E因此，形式合理性是实质非理性的，价值合理性是工具非理性的，它们处于一种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之中。\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h2\u003E\u003Cb\u003E
结语\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h2\u003E\u003Cp\u003E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社会，传统社会则相反，是形式非合理和实质合理性的社会。简单来讲，人类之前处于传统宗教信仰和保守伦理道德的桎梏中，如今却陷入了物与金钱的羁绊之中：机器的奴隶、商品的奴隶。所以，被奴役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命运（悲观的韦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当然，小人物的我们，解决不了这么宏大的命题，我们自己连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都没处理好……你，选择理想还是现实？抑或挑战最高难度，兼顾两者？天底下，完美的事情真的很少（我不敢说没有），尤其是钱多你又热爱的工作。但无论选择什么，都不轻松。\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好悲观啊~难道就没有一点点解救之道吗？有啊！知足常乐，既然无法两全其美，就只能满足于其中一个。说到底，终极问题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往往什么都得不到。\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韦伯写道“\u003Cb\u003E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 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u003C\u002Fb\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韦伯一八九五年五月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②\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①
\n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外文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5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
\n马克思·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李强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90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参考书目及文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
王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01期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
吴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张力与矛盾，西南大学\u003C\u002Fp\u003E\u003Cbr\u003E\u003Cp\u003E〔3〕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侯钧生主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08:04:55.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5,&likeCount&:17,&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6:04:55+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1.zhimg.com\u002Fv2-c9b853ab095f1c3348cee44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5,&likesCount&:17},&&:{&title&:&齐美尔是谁？&,&author&:&mistletoe-23&,&content&:&在古典社会学理论当中，最容易忽略的就是齐美尔的创建。实际上，齐美尔是和韦伯同时代的思想家，而且韦伯在世时经常参加齐美尔举办的学术沙龙，同时在韦伯的著作中，也在不少的地方提到过齐美尔的理论。所以，他理应不被忽视。\u003Cp\u003E
社会学这门学科产生之初，最受争议的问题就是研究视角究竟应该以个人为中心进行较为微观的研究，还是有一个客观的“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等待我们去研究？齐美尔没有将自己划归到任何一个阵营里。相反，他倒是认为，过于强调个体的研究缩小了社会的意义，这必然会导致对社会学本身的否定；而社会自身也不是定型了的僵化体系，个人的行动也同时制约着社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而齐美尔认为社会学究竟要研究什么？他所强调的中心是“形式”。“形式”最早是由亚里 士多德提出来的，是指事物的特定的构成方式，“形 式”独立于它所由以体现的质料之外，它本身具有 一种形而 上 的 存 在，规 定 着 一 切 个 别 的 事 物。而康德认为仅有 感性质料还不能构成知识，科学知识的形成要依赖于理性形式，它 不 依 环 境 的 偶 然 性 而 转 移。齐美尔在 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康德的观点，他认为，\u003Cstrong\u003E多种多样 的事 物 的 统 一 性 即 为 我 们 认 识 世 界 的 形 式，\u003C\u002Fstrong\u003E但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互动及形式 并不是头脑固有的知性范畴，而是\u003Cstrong\u003E人们在社会交往 中形成 的\u003C\u002Fstrong\u003E。诸 如 国 家 之 间 的 战 争、政 党 之 间 的 辩 论、夫妻之间的争吵和同伴之间的拌嘴以及群体之 间的冲突等，这些都是互动的内容，对这些具体的 内容的研究应该是其他社会科学 （诸如历史学、政 治学、心理学等）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就需在这些 内容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概括，这样就会发现程 度不同、性 质 迥 异 的 社 会 互 动 现 象 有 着 共 同 的 形 式，诸如冲突与控制、统治与服从、竞争、分工等 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形式 是 人 们 对 事 物 内 部 相 互 关 系 的 抽 象，也是思维对事物本质的抽象。 \u003Cstrong\u003E“把各 种内容或整体现象的研究让其他的科学去完成，各 种内容表现在它们的形式里，\u003C\u002Fstrong\u003E社会学观察整体现象 的纯粹的形式”。这样一来，不是研究对象的内容，\u003Cstrong\u003E而是对于研究对 象的观察方式和视角，把社会学同其余关于历史－ 社会的各种科学区别开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以上就是齐美尔有关形式社会学最基本的内容。可惜的是，齐美尔在世时，他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是齐美尔的思想绝对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树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作为古典社会学理论创建者之一，齐美尔其实早就对社会学的任务做出了说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首先，\u003Cstrong\u003E社会学家不 应 该 是 行 为 统 计 数 字 的 采 集 人。统 计 数 据 本 身 绝 然 不 是 社 会 学，\u003C\u002Fstrong\u003E只 有 用 社 会学的理论框架对它作出解释之后，才能表现社会 学的才智。对于 方法和技术的过分迷恋会使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失 去对社会本身的关注和兴趣，其可能的结果是社会 学没有也不大可能发现社会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东 西；其次，齐美尔明确指出，\u003Cstrong\u003E那种希望社会学成为一门包 揽人类一切事务的总科学的想法是徒劳无益的，社 会学不能垄断解释社会现象的所有权利\u003C\u002Fstrong\u003E，必须从根 本上承认其他的社会科学也有权存在。不 难体味，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真意在于争取社会学 的独立地位，在于从诸多的学科体系中清晰地确立 社会学的学科 “角 色”和 科 学 “位 置”，以 开 放 的 学科胸怀树立清醒的学科意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另外，《货币哲学》非常难读，翻译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内容及其不好懂……打算以后再重新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下一期还是齐美尔，他的东西还多着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另外，有朋友在知乎和微信后台会问我一些有关社会学的问题，我可能不能及时回复，所以有任何问题还是发邮件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谢谢~\u003C\u002Fp\u003E&,&updated&:new Date(&T11:41:52.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6,&likeCount&:33,&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9:41:52+08:00&,&links&:{&comments&:&\u002Fapi\u002Fposts\u002F2Fcomments&},&url&:&\u002Fp\u002F&,&titleImage&:&https:\u002F\u002Fpic1.zhimg.com\u002Fv2-9068fb9abcea57e415cb57e_r.jpg&,&summary&:&&,&href&:&\u002Fapi\u002Fposts\u002F&,&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6,&likesCount&:33},&&:{&title&:&渔网袜内穿？齐美尔坐不住了&,&author&:&mistletoe-23&,&content&:&\u003Cp\u003E
没错，你没打开错，此专栏还是那个专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最近莫名其妙火起来渔网袜内穿？这种风格实在是……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现代社会很多莫名其妙火起来的时尚风格很多时候令我感到诧异。\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v2-59cd2298dec245a37ddfba.jpg\& data-rawwidth=\&181\& data-rawheight=\&173\&\u003E\u003Cp\u003E
齐美尔（其实也不止齐美尔，还有很多社会学家比如斯宾塞、布鲁默、布迪厄等）对“时尚”做出过分析，今天着重来介绍齐美尔的“时尚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当然，提到时尚，这种由少部分人引领的某种社会行为进而向更广泛的群体进行传播的现象，更趋近于社会心理学的分析范畴，所以这里所说的时尚不仅仅指服装方面的时尚，比如上次跟大家推荐的《甜与权力》和《茶：嗜好、开拓与帝国》当中的，糖与茶的风靡也是一种时尚的体现。当然，齐美尔最初也是从产生各种时尚的心理机制分析入手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从两个方向来看人们对于某种新出现事物的追随：\u003Cstrong\u003E求同和存异。\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求同\u003C\u002Fstrong\u003E是说人们能够与目标参照群体保持一致，\u003Cstrong\u003E能让个体感觉到适应群体，从而获得安全感\u003C\u002Fstrong\u003E。所以某种事物的流行，能够起到一种模仿机制的作用，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达到与他人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