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生来等你，一名台湾老兵的坎坷回家路
这是一个台湾老兵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与亲人生离死别将近半个世纪的隐隐作痛的回忆。一百四十万人，就有数倍于一百四十万个悲欢离合的悲凉故事。他们经历了战火硝烟，经历了战后作为“外省人”在台湾的艰难谋生，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生命悲剧。如今六十七年过去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怀着深深的遗憾饱经沧桑地老去，但巨大的家国之痛，却随着他们的血脉，还将在子孙身上无尽地传承下去。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从来没有好的战争，也不存在坏的和平。硝烟散尽于历史的天空后，世人方知，活着，原来为的就是相聚，为的是骨肉不再分离。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悲伤可以忘记，爱恨可以放下，无论怎样的沧桑与悲凉，都会在春天到来时终结。
从1948年到1950年，140万人从大陆涌向了台湾。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漫长的一场分别。刘禄校，湖南永顺籍老兵，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转战广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日跟随69军从上海吴淞口登船去往台湾，从此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隔海思念。陈全梅，张家界永定区温塘镇温塘村人，1944年9月初八嫁给刘禄校，从丈夫离家那天起，无怨无悔肩负起照顾丈夫家5个人的艰难生活。一个历经41年的等待未娶，一个历经41年的苦守未嫁。日，刘禄校重返故土与妻子团聚。2012年，刘禄校在台湾正式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张家界城区西门溪巷22号定居，和妻子度过70年的铂金婚，四世同堂，安享晚年。日，陈全梅去世；不到一年（日），刘禄校也离开了人世。
我被抓壮丁了
我是1926年9月27日出生，命硬，娘生我的时候用了整整一天一夜。老家在永顺县润雅乡柯溪村，是个典型的土家村，落后，山水十分漂亮，打仗去了那么多地方，又到台湾东西南北住了个遍，但可能是家乡的原因吧，总觉得就我柯溪漂亮，有山有水，有树有云，还有各种各样的鸟。
从1945年开始，国民党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登记造册。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抽签的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
抓壮丁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设局抓捕的，有晚上强抢的，有到大路上直接抓的，很多人不愿意当壮丁，还闹出了人命案。
我没有躲过抓壮丁。那是1947年的5月，当时我还不满20岁，和陈全梅结婚不满3年，第1个女孩1岁多时染风寒走了，第二个是个丫头，叫刘翠莲，还只有六个多月。母亲死得早，父亲多病，大弟15岁，妹妹7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1岁，全靠我和全梅带养。
那天听到抓我的消息后，我连忙赶往家里，带着全梅和女儿就躲到了我们那里的一座大山——高架山，那里有一个洞，可以住人。全梅很能干，将红薯、米和野菜洗了炖成一锅，我们就这样吃了三天，躲在洞里不敢出来。
(隔海望乡的士兵们)
可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当第四天天麻麻亮，我远远发现垭上跑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是两个叔叔。我知道自己逃不脱了，转身到洞里跟全梅做最后交待：如果柯溪这地方你能住就住，不能住就回你老家温塘，族上力量也大。但无论如何，你要帮助父亲养大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女儿，等仗打完了只要我还活着有一口气，我爬也要爬回来，和你埋在一起！
我被捉壮丁那天，天下着小雨，全梅抱住我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女儿在她母亲怀里吓得大哭，仿佛我马上就会死掉一样，我也止不住抱着母女哭得死去活来。这一行人一到，当兵的拿枪抵着我的背，轻吼：“走！你这个死不老实的，竟躲到这个旮旯里来了！害得我们走得腰酸背疼！”另一个兵则用脚狠踹了我一脚，叫我快点拿件衣服上路。
我放开妻女，去洞里取来一双全梅给我做的布鞋，站起来跟他们走了。当我回头望全梅时，看见她正抱着女儿给我下跪，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全梅！”士兵又骂了我一句，用枪戳了我一下，“我会回来的，你要等我啊！”只听全梅哭着的声音从远处山谷里飞来：“我一定等你！一定等着你！”
后来在台湾的几十年里，我脑海里差不多每隔几天就会回想起这一幕。那时全梅长得很漂亮，白白的，苗苗条条的，眼晴又黑又亮，一双辫子又粗又长。后来我偶尔看电影，觉得女演员没几个有我媳妇好看呢！关键是全梅贤惠，砍柴、做饭、扯猪草、照顾弟弟妹妹还有女儿、父亲，肩上担子太重了，心里有愧啊！每到半夜，我就会流泪，三十多年前我眼睛就不好使了，那是因为哭多了。
没有退路，前往台湾
我成了69师99旅51团第2营第4连一员，是步兵，属于原陈诚中央军。我的连长叫李志敬，看我年纪小，就给发了挺轻机枪，其他有的发的是重机枪，有的是手枪，还有的是手雷。接着老兵带我们军训，练习站立、稍习、打靶。短短一个月之后，我们部队便开往广东。
那时生活很艰苦，伙食由连队事务长掌管，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我们根本吃不饱，也穿不暖。个个黄皮寡瘦，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冷得很多人感冒咳嗽，但大家敢怒不敢言。部队开拔时，每连编成三路纵队行进，连、排、班长持枪在前后左右监视，如解犯人。若发现新兵潜逃，便抓回来用绳索捆住双手，吊在梁上，连番鞭打，拷问其逃跑原因。有的受刑不过，自缢身死。我看得胆战心惊的，于是便断了逃跑的念头。
(1949年5月24日，大批国民党政府官兵从海上乘船逃往台湾。)
经历抗日战争后，当时国民党部队里厌倦战争的人不少，但对打胜共军有信心的却更多。大家普遍认为“共军不是对手”，所以那时大家以为战争不会拖得太久，共军只有八十万部队，而国军却有三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结局一定会像蒋介石召见司徒雷登时所说：“相信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可是，谁都没想到，此后会打一仗败一仗。
我说了我这人命硬，那打仗的两年时间里，我到过河南，镇守郑州；后又转战武汉，保卫长江和南京；又到过安徽，最后兵败后又转战上海，很多人都战死，我却没有挨过一次枪子儿，到现在为止，除了1994年因患胃癌在台湾做了一次胃切除手术留下疤痕外，一个小印记都没有。
我们是1949年5月24日那天下午从吴淞口登客轮前往台湾的。
那天也下着雨，和离家那天的雨相比，算得上瓢泼大雨。在客轮上，很多士兵都默不作声，甚至有些士兵很悲观，心里一片茫然。当时我们连还顺路抓了很多壮丁，军队已经上了大型的登陆舰了，还有很多人涌进来，差不多都是妇女。她们就在码头上叫啊，喊啊，哭啊。我也想起了我的妻子、弟弟妹妹、我的女儿，还有多病的老父亲。但我没有退路，只能和成千上万惊慌失措的人一起被带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
(撤退的大批军队中，还包括败退途中抓的壮丁。图为壮丁与士兵们在一起。)
我们在船上三天两夜，海浪很大，很多人晕船。上船的时候每个人发一袋斜背的米包，饿了就咬生米。最后在高雄登陆。我们下船的时候，两边有学生在发慰劳品，有学生看见我们那么小，打心眼里崇拜说：“这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伟大！”他们哪里知道，我是被抓壮丁来的。
当晚，我军被分配住在沿海边的一个叫花莲的村子。都说“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望着茫茫的海水，我内心一片茫然。何时能回到老家？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将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是贫苦的生活、孤独的思念、绝望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在台湾的真实生活
到台湾后，我仍在第69军。部队重新改编后，我在17师296团第2营第3连。我们的师长叫邹鹏奇，安徽人，对我们很好。军长是胡长青，我现在手里的士官证上都有他的签名，1948年9月发的。到台湾后我才知道，这个岛本来是和大陆连在一起的，后来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就出现了现在的台湾。
各部队轮流驻防金门、马祖等前沿阵地，两年一换岗。我先后几次随部队到金门守卫，坐的老爷飞机，要一个半小时。我们军先后驻守过桃园、台北、基隆、宜章、花莲、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宜兰等16个县市，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唱到的澎湖也到过，《绿岛小夜曲》里面唱的绿岛我也到过，那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很漂亮。
(台湾眷村)
刚开始时，我们连营房都没有，睡的床是竹子做的，房子上面盖的是茅草。这里常遇台风，通常是睡一觉醒来茅草顶就不见了去向。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一天两顿饭，早上是稀饭，下午四五点钟才是硬饭，五六个人一盘菜，只有一点点汤，菜漂在水里，看不见油珠子。
同来的还有很多受伤的兵，很多体弱年老的士兵因为水土不服，不幸死去。那年我23岁，靠着年轻力壮，硬是挺过了这一关。
那时，有些人以为台湾很富裕，还有美国的援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时政府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称呼：“荣民”，即“荣誉国民”。几年之后，蒋经国给我们修了800多个特殊的村落叫“眷村”，主要是安置军官及家属的，而我们和后代们被称为“外省人”，就是来自台湾省以外的大陆其他省份的人。
当地人很少和我们来往，一方面是语言不通，难以交流；另一方面是我们“外省人”在党政军统治地位的优势，挤压了当地人的发展，这样无形中形成了族群间的矛盾，以致后来成为台湾政府的棘手问题。总之，我们这些“外省人”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后来台湾政府还为孤身老兵准备了集体宿舍，叫“退舍”，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后诞生的新名词。
老兵的生活十分清苦，更苦的还有想家——这种苦还说不出来，也不能说。老兵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想回家是天方夜谭。
过年过节就格外想念亲人啊，怎么办？我们就三三两两聚集到海边，一瓶酒一碟花生米，喝得酩酊大醉，有些文化的兵还会朗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首《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每当这时，大家会抱头痛哭，激动时，甚至有人想举枪自杀。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像我们这些上士以上的，到50岁以后退休可以自由结婚。我家里有女人，有孩子，因此当几个战友给我介绍对象，甚至有个邵阳的三十多岁女人上门找我，都被我拒绝了，我总相信我和全梅还能在一起的，这个念头在心里从未动摇过。
(刘禄校老人在台湾打工时候的养鸡场)
我们是1943年九月初八那天结的婚，族上用了三台轿去接到家的。丈母娘丈人都很开明，没要上头礼，不设拦门，一去就用轿子将全梅和他的伯伯伯母抬起，将一些男客女客接到家里，拜堂。那天我还戴了银花，两朵，插在一个帽子上的，是我姑姑送给我的。我和全梅拜了堂，用我们那里的话叫“响堂夫妻”。全梅很勤快，到家第二天就煮饭、洗衣、喂猪，对父亲、弟弟妹妹都很关心，我打心眼里喜欢她。
生活艰苦，内心孤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时，为了摆脱这种孤独，也为了挣钱给以后养老，甚至怀抱有朝一日重回老家养家糊口的愿望，我和绝大部分退下来的老兵一样，走上了打工之路。我不会别的，去了杨梅镇上田鸡厂养鸡，和8个老战友一起，每个月2万多台币，一做就是19年。
我想到过全梅是否改嫁？我又心里希望她过得好些，希望有人关心她，可是内心马上有另外一个我站出来反对。难受得很的时候，我会走到安静的地方，悄悄念一念全梅的名字，想一想她的样子。最后内心总算安定下来，以我对全梅的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靠着这种信念，维系着我有些绝望的生活。
生和死，走和留，都由不得人选择。
终于回到了阔别41年的故土
我们老兵一直感谢一个叫姜思章的人，他后来是老兵促进会的负责人。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他带领促进会的老兵集体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他们穿着“想家”的衣服上台去唱20世纪30年代的《母亲你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母亲呀我真想你……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这次游行得到了很多社会人士和团体的支持，也引发了高层的关注。在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通过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并于当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至此，返乡的台湾老兵如同开闸后的洪水，开始大潮般涌向大陆。
(1987年5月10日，台湾老兵发起返乡运动。)
1988年年底，政府终于批准我回大陆探亲。12月1日，我终于踏上回大陆的旅途，几经辗转，12月6日下午6点左右，我终于坐火车抵达大庸北站（现张家界北站）。
我是最后一个走下火车的，远远地看到人群都往车站外走，唯独一对中年人站在火车站出口不动，这时见一个漂亮的女子上前来喊了一声“爸爸！爸爸！”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女儿，当初那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女孩子竟长成了这么大的人了？这时旁边一个中年男子（后来我知道是我女婿黎祖鑫）拿出我写给我岳父的信和我寄给我弟弟的照片时，我才确信，眼前这对中年人就是我朝思暮想的亲人，是我的女儿女婿，我扔下包，紧紧地抱着女儿失声痛哭。
(1988年1月20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登上了长城。)
当晚，我离家越来越近，心里却越来越紧张。当走进屋看到全梅的那一刻，我一眼就认出了，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老多了。看得出她也很激动，泪水在眼里打转，手不停抖动，嘴巴哆哆嗦嗦，想要说却说不出口。最后我们都冲过去抱着对方嚎啕大哭，把40多年的朝思暮想、心酸委屈都哭出来了。
女婿很孝顺，给我做了只鸡，土罐炖着的。一尝，这才是家乡的味道！那刻，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当晚全梅给我烧水洗澡，给我换上了她做的棉鞋，棉鞋里面还垫了双绣有凤凰的鞋垫。熟悉的稻草，熟悉的人，熟悉的气息，真好！
我离开家几十年，常常睡觉做梦都在想着回家的场景，各种回家的方式都梦过，有时候梦啊梦啊，梦到回到家什么都没变，就是看不见一个亲人，就在梦里面喊着哭出来。我几十年一直在做这样的梦。那晚我又开始做那个梦了，又哭啊！全梅把我喊醒了，一看，原来我就睡在全梅的身边，说也奇怪，自从那一次，我就再也没做过回家的梦。
(2009年，刘禄校与妻子陈全梅在张家界天门山游览留影。)
第二天我就和全梅去看她两个弟弟。我不在全梅身边的日子，是他们帮助我撑起了这个家。我离家不久，全梅就带着一大家子回娘家住，直到后来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听全梅说，她母亲要算命先生给她算了10多次命，每个先生给我拆字时都说我“命起不起四柱”，不在人世了，全梅可以再嫁个好男子，但都被她拒绝了。她性子刚烈，父母拗不过她。
60年代初，国家困难，队里将细糠分给成分好的，因为我的“海外”关系，全梅却只分得粗糠。她将粗糠背回家用锅背，再用碓码碓碎，和山上的木瓜籽和在一起揉成面，结果一家人吃了大便都拉不出来。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全梅为我养大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女儿，为我父亲尽孝送终，我一辈子都亏欠她啊！
从1988年开始，我每年会回家住两至三个月，除了1994年我胃癌回台湾开刀，中间间断过一年，其他是雷打不动。我亏欠他们41年，再不能浪费时间。我和全梅很珍惜这些日子，常回老家。
那时我家里还住在乡下，不是很富裕。于是我回台湾后就继续给别人打工，重操旧业养鸡，加上每月4000多元退休金，这样先后为家人攒了100多万元，给全梅和女儿在城里修了3次房子，给三个外甥买了三套房子、三部车子，以弥补多年来对他们的亏欠。
2012年，我在台湾正式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张家界和妻子家人长相守在一起。我这一生又苦又幸，苦的是被抓壮丁，妻离子散，在台湾饱受孤独绝望；幸的是，和其他老兵相比，我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还能从台湾回家探亲，还能见到等我41年的妻子，尤其是现在还能在家乡安享晚年，我很知足。还是那句古话讲得好：“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老伴上个月初二走了（指2014年12月21日，老人落下了泪水）。
从我离开家的1947年开始，全梅每一年给我纳一双布鞋和一双鞋垫。这鞋底纳得很细密、干净、整齐，鞋面样子也好看，总共有67双，放在箱子里的，前几年发现有30多双被虫吃了就丢了，现在还剩20多双。她还会纺棉花，为我做了衣服。如果当初在台湾时能收到这些该多好啊！
(刘禄校抚摸着妻子给他做的这双鞋子，依然感慨万千。)
这些是我给她买的手链、戒指、手镯和项链，她走时我要给她带走，可她执意要留给我做念想。咦，她走了还是用这些小东西缠着我，怕是想套住我的。
我把她送回了永顺的柯溪祖坟。我老后，就可以和她永远在一起了。
统筹| 黄琪晨；
文| 石继丽；口述| 刘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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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老兵去台后生活有多凄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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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河南一村委会与当地台办造假冒领台湾老兵刘兆元遗产。&& ()&& ()&& ()&& ()&& ()&& ()&& ()&& ()&& ()&& () 刘兆元老人的遭遇，其实不过是诸多迁台国民党老兵凄凉后半生的一个缩影
一、军中生活：“穷兵饿狗”，与世隔绝
1、军中生活艰辛，当局：像养狗，喂得太饱，就不咬人（影响战力）
在内战接近尾声时，100多万人随国民党迁移台湾，其中有60多万是军人在台湾实施义务兵役制后，这些迁台军人逐渐退役，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国民党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转业“”这个指代退伍的概念由此产生，它的全称为“荣誉国民”
这些迁台部队，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虽脱离了吃树皮菜根、民不聊生的家乡，迁台后生活仍苦不堪言老（指退伍的迁台官，下同）说：“来到台湾，我28岁嘛，也是很苦的拉到台湾来42年43年在桃园大以按幸桓鍪Φ挠浚歉隹嗟靡溃5、6、个人一个盘菜，只有一点点汤，一点点菜在水里，也没有油住的那房子，因为要打仗，跟鸡窝一样的”
部队有“穷兵饿狗”的说法，领导者相信待遇太好，将影响战力，老回忆道：“现在当兵好啊！我们也老了，也享受不到了，苦的时候给我们刚刚赶上了，讲给你们听是不懂得啦！以前部队待遇很低的，那个官长说的，军人待遇不要好，就像养狗，把它喂得太饱，它就不咬人了！”
2、为维持军队战力，国民党禁绝结婚，将隔绝与社会之外
1950年代，为了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减轻政府的财政困境，国民党制定了所谓“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和“军人户口查记办法”，在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中，规定所有官在未达28岁以前不准结婚，且以“军人身份补给证”作为军人唯一的身份认证和管理依据，而现役军人除非在军营以外的地方仍拥有家庭，拥有栖身之所，才能申请身份证简单地说，一个低阶的不能结婚，而没有家庭，也不能领取身份证，被隔绝于社会之外
有立委关注到这一问题：“不能结婚，也是部队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志愿在部队服役，有十年，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一直到现在不能结婚，又不让他退役，也是人，当然有人性，不让他买结婚，当一辈子兵一辈子不能结婚，天下无此道理”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二、退除役问题：强迫退役，强迫留营
1、为了反攻大陆，国民党实行“精兵政策”，强迫“老弱残兵”退役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考察了台湾三军实况，评估战力，得出结论是：国军数量超越过防卫所需，美方军援只需装备其中十五师即可，于是要求国民党大量裁军并缩减国防经费、改善民生对于美方的要求，国民党大多拒绝，直到朝鲜战后结束后，台海中立化取消，才顺应美国要求裁军
当然，所谓裁军并非直接削减战力，国民党实施“精兵政策”，措施是让老弱残兵从军中退下来1959年，当局修订兵役法与《志愿兵服役条例》，确定“提前退役”的规则据《志愿兵服役条例》，“提前退役”的条件为：1、定额过剩者，二、因伤病或体能衰弱，已不适用现役者三、在营服役已逾三年，因家属生活困难，非本人离开兵营不能维持者四、在营服役已逾三年，因考取专科以上学校，而需离营就学者
就以上四项条件而言，第一条相当于当局说了算，第二条实际上是针对“老兵残兵”而言，有着明显的“强迫裁退”的性质
2、大多数“老弱残兵”领完一次性“补偿”后就被资遣，流放到社会“自谋生活”
“老弱残疾”士官兵退役后情况如何？台湾直到1961年才出台“陆海空军军官及士官服役条例”明确士官的退役相关事项，在此之前，只有军官才享受退役后福利和权益，低阶士官兵被排斥在外台湾学者胡台丽指出，在“陆海空军军官及士官服役条例”出台前退伍的官兵有十二万两千人，其中低阶士官兵占了67.3%（八万人左右），占的比例相当高，“民国五十年（1961年）六月三十日之前尚未公布士官服役条例，在精简部队的裁军计划下退伍之“老弱残疾”士官兵，不论他在军队服务多少年（有的从北伐便入伍），在战场上受多少苦，皆以阶级为标准，只发给三个月的薪俸及主副食代紧约四、五百元，另有蚊帐一定、席子一条、衣服二件”（胡台丽，《老兵自救运动》）
这些一次性“补偿”价值几何？作家、报人王鼎钧回顾这段历史时候说：“那时退役制度尚未建立，对待离营简直就是驱逐，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发给老台币五百六十元，（据名作家罗兰记述，炒米粉一客老台币七百元，（注：此处原文照引）那时撤退来台的军队多半席地而卧，离营时可以把席子卷起来背着，那一张席子使我心酸，异乡人倒毙在路旁，好心人收尸，就是用一张草席把尸体裹起来”
3、这些“自谋生活”的低阶士官兵不得不以打零工为生，朝不保夕
“自谋生活”的老在相当长时间内基于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许多低阶教育程度低，无一例外都已打零工维生老如此讲述：“又没有了，就开始跑啊！到处流浪啊！一个月除了天候不好，可以做到二十个工就不错了，省点花还可以，虽然这样子，不长久啊！”“哪边有工作就哪里做，那时候做工一天几十块钱啊！吃饭是够啦，人家不做的事情就我们去做嘛！你要活下去就要吃苦嘛！”
处于农业时代的台湾社会讲究连带关系，即便连工厂亦多由家族经营，老既无人际关系，又加之人生路不熟，难以找到工作：“我（退）下来啊，到老百姓的工厂，一讲话，不要，你是外省人啊？外省人不用”
国民党虽于1954年就建立“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统筹规划办理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及安置事宜，但在很长期时间内，它只关注军官问题，对低阶士官极少过问直到60年代初，自谋生活的失业老有增无减引发社会问题，才日渐引起当局关注蒋经国曾指示：“应寻求办法，要求就业处研究设置机构，工作性质不拘，以借鉴失业最低生活为原则”1963年蒋经国又强调：“由辅导会负责安置的退役官兵，他们的生活有人照顾，可是这些散布在社会上几万个自谋生活的官兵，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处境是在困难……”尽管当局做了一些相应措施，但是还是无法让走出贫困研究显示，群体以低阶士官兵退伍者占多数（52.47%），其中有许多在退伍时需自谋生活，到1991年，60岁以上占全台湾同年层老人的17%，但在全国20余万的低收入户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0%
4、尽管退役“补偿”菲薄，青壮却不愿留队，国民党为此不得不强制青壮留营
1952年，国民党一方面实施“精兵政策”，让老弱残兵从军中退下来；另一方面，为了反攻大陆的需要，还得设法使军中有过战斗经历的年轻留下来
在1961年以前退除役的低阶官兵仅能得到极为菲薄的“补偿”，然而，低阶中不乏青壮，他们“对军中待遇太低、婚礼限制、思想言行严格管束、升迁机会极小极为不满，想尽办法（譬如装病即所谓“拖死狗”藉裁军机会退下来），可知军中的低阶不见得愿意留在部队――这才是当局真正必须面对的问题（胡台丽，《老兵自救运动》）
为此，当局在1959年公布的《志愿服役条例》中规定，青壮无论当年在大陆是志愿或被迫从军，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须年满40岁、士官50岁、士官长则要58岁才能退役此外还规定：“志愿在营服役期满，应予退伍但于战时或非常事态时，或因同时退伍之人数影响国防安全时期得继续留营服役或分期退伍……”这个“战时或非常事态”相当于把裁量权划归当局事实上，在这一条例交由立法院审查时候，就有立委指出：究竟是否“战时”或有争议，据此则无从认定是对士官兵施以“延役”另一位立委则支持以“战时”作为延役的条件他强调：“战时或非常事态时也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既然如此志愿为什么留不下呢？所以二十五万士官都不会发生问题，八万志愿是不会发生问题的……”
三、晚年生活：成党争工具，被人骗钱财
1、早年流离失所，晚年还得承受族群冲突，屡被政治消费
老早年流离失所，在晚年还得承受着族群冲突在台湾省内数十年政党恶斗之下，老屡被消费，成为格格不入“非我族类”的外来者，他们怀着乡愁，又夹杂着失落、苦闷、气愤在1987年开放探亲之前，甚至以为永远地背井离乡：“我是为了日本人打中国我才当兵的，20几年的时候我们在家吃树叶吃米糠啊！我18年出生，那时候没饭吃，抗战8年嘛！来到台湾了，说我们是外来政权，哪有什么外来政权啊？日本殖民的时候，屁都不敢放一下，你说你本省人，你祖先是哪里人？要饮水思源嘛！你民进党哪个不是大陆人？对不对？连祖先都不要了,要饮水思源，我说这个很不平啦！”
老这些略偏激的论调在台湾看起来有些异类，据学者分析，这些老对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依然有很深的情愫…[详细]
2、因禁婚，过了适婚年龄，晚年婚姻成了“金钱买卖”
1960年代，反攻大陆的希望逐渐渺茫，老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们大多收入极少，风俗习惯不同，愿意嫁给这些老的台湾家庭并不多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当年禁婚的后遗症显现，许多老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因此，老向穷困家庭买“童养媳”来照顾自己两岸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迈入迟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够当自己女儿或孙女的大陆配偶，或东南亚籍配偶，相伴度过晚年
这样的婚姻难免沦为一桩金钱买卖，老被骗钱者不在少数台湾《中国时报》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当然，这些老“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所以“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详细]
3、回大陆探亲变成了“送钱”：“看有钱才有亲情呐！”
在80年代，刚刚开放大陆探亲时，不少老觉得国内亲戚只认台湾人的钱，“这样就没意思了！在台湾也有家要养啊！哪能把钱都花在他们身上”“返乡”最终沦为“送钱”，老被问及是否还要回去时，超过半数表示否定，亲人都已经不在，后辈只想要钱――一位吴姓老说“看有钱才有亲情呐！”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亦有些不曾返乡的老则感叹飘荡一生，一事无成，无颜见乡亲：“经过这个战乱，家里又没有男孩子，只有我一个男孩子，又参加部队，混了那么几十年（笑），也没混出名堂，一直到现在，临到老了一事无成啊！”另一位老表示：“我跑了一辈子，出来是一个人，我回去做什么？丢人现眼！”还有老因为测试过大陆亲人的冷漠态度后打消了念头：“我一个人，他们有讲嘛，叫我回来养我‘我照顾你’我试验过，怎么样试验呢？(细节省略，编者注）……没有用啦，家里不能住的啦！家里靠不住的拉，没有钱不行”对此，悲观者说：“现在做的是坐吃等死”，乐观的则直言：“我留在这边，台湾好，我喜欢台湾”
参考资料：林胜伟：《从“战士”到“”：国家的制度建构与人口类属的形塑》；刘映兰：《番薯园里的老芋仔：一个外省人的“家”之叙说研究》；夏黎明：《国家支配、个人遭逢与池上平原三个外省的地方认同》，虞立莉：《以军作家：老的福利政策与关怀》；吴明季：《失落的话语――花莲外省老兵的流亡处境及其论述》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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