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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率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内容摘要：通过对主要国家工业增加值率的对比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对一国的工业增加值率有重要影响。我国工业以附加值低的重化工业为主，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工业增加值率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另外，从分配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获得了工业增加价值的一大部分，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拿走了工业增加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来提高工业增加值率；另一方面，也要适度调整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关系，以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关键词：工业增加值率，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劳动者报酬
近年来，工业增加值率成为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普遍的看法是我国工业增加值偏低，但对造成工业增加值偏低的原因及其政策含义分析较少。本文基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简称UNIDO）编纂的《工业统计年鉴2011》所提供的数据和产业分类方法，对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印度等主要国家的工业增加值率进行比较，分析影响工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因素，并结合中国的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一、中国与主要国家工业增加值率的比较
为发现中国工业增加值率的相对水平和特点，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等5个典型国家作为对照。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和中国经济追赶对象，其经济规模大，地位独特；德国和英国经济各具特色，2个国家同时列示可代表欧洲的情况；印度与中国同为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具有更多的竞争关系，也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比，发现各国工业增加值率呈现以下特征：
（一）国别差异显著
2007年美国的工业增加值率高达44.85%，为8国中最高，且比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高出10.91个百分点；英国和日本两国相近，2007年的工业增加值率分别为33.04%和33.94%；德国居于中间位置，为28.51%；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率排在倒数第2位，2007年为26.45%；印度的工业增加值率为8国最低，2007年为20.07%，与前面5个国家的差距明显。
（二）各国排列顺序稳定
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增加值率略有提升，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工业增加值率略有下降，但降幅不大。这4年中，美国的工业增加值率变化最大，也不过下降了2.7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69个百分点。6个国家工业增加值率的差距虽略有变动，但排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图1 年中国与各主要国家工业增加值率比较
资料来源：《UNIDO工业统计年鉴2011》。
二、产业结构对工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差异是造成各国工业增加率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美国和德国为例，美德两国工业品的竞争力同属世界一流，同类产品的质量和声誉不分伯仲，但2007年美国工业平均增加值率为44.85%，德国只有28.51%，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两国的产业结构有差别。以工业和医药工业为代表来说明：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率较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增加值率分别为31.78%和23.69%，都远低于两国的工业平均水平；而医药行业分别为66.05%和44.04%，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美国，医药行业占工业总产出比重高达4%，在德国只有2.86%；行业恰好相反，在德国工业比重为18.19%，在同为大国的美国仅为8.67%。
两国的比较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高增加值率的行业比重大，就会抬高这个国家的工业增加值率的整体水平；反之亦然。图2 2007年美德产业和医药产业增加值率图3 2007年美德产业和医药产业占工业总产出比重
一国之内不同行业增加值率有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源于不同行业资本构成不同，也可能源于行业竞争程度不同造成行业利润不同。行业增加值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单位产值中原材料成本所占比重。单位产值中原材料成本所占比重越大，该项活动的工业增加值率越低；反之，则增加值率越高。（2）单位产值中折旧所占比重。折旧是计入增加值的，大量使用固定资产，如房屋、机器设备的生产活动增加值率较高。（3）单位产值中人力资源成本所占比重。支付给参与者的劳动者报酬计入增加值，高薪的生产活动增加率较高。（4）竞争格局。如果在某些产业或生产环节，企业供应低技术含量的、同质化的产品，且进入门槛低，企业毛利率较低，增加值率也相应较低；反之，如果某些产业或生产环节，由于技术壁垒等原因存在着垄断，企业将掌握定价权，获取较高的毛利率，相应的增加值率也会提升。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的统计核算方法也会造成产业增加值率的差异。工业产出和增加值都是按照企业来进行统计汇总，如果产业分工细化，产业链较长，会“摊薄”整个产业链的增加值率。举一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逻辑关系：假设一个经济体生产某一产品A涉及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投入原材料价值5元，产出零部件价值10元；第二道工序投入第一道工序产出的10元零部件，可生产价值15元的A产品。现在要核算A产业的增加值率，如果这两道工序均在一个企业完成，此时中间投入为原材料价值5元，最终产品价值15元，增加值为10元，整个行业的增加值率为66.7%。如果两道工序在不同的企业，对于零部件生产企业，原材料投入为5元，产出为10元，增加值率为50%，对于组装企业，中间投入变为零部件10元，最终产品仍然为15元，此时增加值率为33.3%。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增加值10元，总产出则为25元，全产业链增加值率被“摊薄”为40%。业分工高度细化，产业链很长，核算出的工业增加值率较低；而医药工业工艺流程连贯，产业链相对较短，核算出的工业增加值率较高。德国工业的增加值率低于医药工业，不能据此说明德国工业的竞争力低于医药工业；相反德国工业技术、品牌和竞争力是世界闻名的，德国工业产业增加值率低是由产业高度分工或者很大程度上是由现有的统计核算方法造成的，在进行不同行业的增加值率比较时需要考虑到该因素的影响。&. 分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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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加值率变动看广东经济发展
发布日期：
&&&&&&&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考察近年来广东总增加值率和产业增加值率变动情况，分析影响增加值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指出广东经济的变化特征，提出发展对策和建议。
&&&&&&& 关键词：增加值率 变动分析
　　增加值率指增加值占总产出（总投入）的比例，也即单位总产出中所包含的新增加价值。它是从宏观上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及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增加值或总产值比重变化可以反映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值率变化则可以反映产业经济效益。在纵向上考察不同时期的增加值率，分析其变化趋势，借以判断转型升级所处的阶段和经济发展方向，对目前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升级的广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广东近年增加值率变动情况
　　（一）总增加值率总体平稳，呈缓慢下降趋势。从2000年到2011年，广东增加值率最高出现在2001年，为35.3%，最低出现在2008年，为32.5%，相差达2.8个百分点。分时期看，由于产业增加率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共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加值率从2000年到2008年期间呈缓慢下降之特点，但在2009年出现反弹，从2008年的32.5%上升到2009年的34.0%，此后稳中趋降，到2011年降为33.0%。从图1可以看出，由于第二产业占比最大，总体增加值率的变动趋势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率变动基本保持一致。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率均呈上升趋势；而第二产业增加值率呈下降趋势，由于第二产业总产出占总产出比重达65%以上，即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率上升幅度高于第二产业增加值率下降幅度，整个国民经济总增加值率仍略有下降，达2.2个百分点。
　图1 年总增加值率与三次产业增加值率变化
　　（二）产业间增加值率差异明显，第三产业对总增加值率的提升贡献较大。从静态来看，第一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率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增加值率，从表1中可以看出，年第一、三产业增加值率均保持在50%以上，第二产业增加值率处于20%-25%的区间范围，两者相差达25个百分点以上。从动态来看，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率变动幅度较大，第二产业增加值率相对稳定，但影响较大。第一产业最高值为2010年的60.9%，与2003年最低值相差3.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最高值为2005年的59.1%，比2000年最低值高4.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率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2.3个百分点。
表1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率（%）
　　用三次产业总产出比重与其增加值率的乘积作为三次产业对总增加值率的拉动率，计算出2005年与2011年的拉动率(见表2)。2011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率比2005年虽然高2.4个百分点，但总产出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因此第一产业对总增加值率拉动比2005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总产出比重和增加值率均比2005年降低，因此对总增加值率拉动比2005年下降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总产出比重比2005年提高1.5个百分点，其增加值率虽下降2.4个百分点，对总增加值率拉动比2005年提高0.2个百分点，拉动率变化为正。
表2 2011年与2005年三次产业对总增加值率拉动对比（%）
总产出比重
对总增加值率的拉动
总产出比重
对总增加值率的拉动
　　（三）第二产业增加值率较低，且呈缓慢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增加值率较低是由于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率较低所至。工业目前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仍占主体，因此整体工业增加值率偏低。2000年工业增加值率为24.5%，是近年来最高值，2011年降至23.3%。2000年建筑业增加值率为28.6%，为近12年来最高值，2011年降为21.4%，是近12年来最低值。值得注意的是，建筑业中的建筑装饰业增加值率提升非常大，由2005年的26.6%提升至2011年的48.7%，这说明与文化创意有关的建筑行业附加值在不断提升，对增加值率的拉升相当明显。
　　（四）第三产业行业间增加值率差异较大，而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率较高。从2011年数据来看，增加值率较高的营利性行业有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其增加值率分别为73.0%、67.7%和56.6%，增加值率较高的非营利性行业有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业，增加值率分别为70.4%、65.9%和56.5%。从总体上看，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率要高于服务业平均水平，2011年非营利性服务业合计增加值率为60.1%，高于服务业增加值率3.4个百分点。而增加值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分别为38.8%、41.6%和44.6%，大大低于整体水平。从年数据看，第三产业44个大类行业中，其中11个大类行业增加值率变动呈上升趋势，包括水利管理业、社会福利业、软件业、专业技术服务业、仓储业、卫生、娱乐业等行业，其他行业变动呈下降或者持平趋势。呈上升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大的行业有水利管理业、地质勘查业、软件业，五年间最高和最低值分别相差20个、13.5个和11个百分点；呈下降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大的行业有体育、环境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业、邮政业、保险业，这些行业下降幅度均超过15个百分点。
　　（五）广东总体增加值率高于兄弟省市，但与发达国家比有较大差距。从2011年的数据来看，广东总体增加值率为33.0%，高于江苏（31.2%）、山东（29.7%）、浙江（28.5%）以及上海（28.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总体增加值率保持在40%以上，其中日本和美国高达50%以上。可见，广东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但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这就为广东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指明方向，只要提高增加值率，就可以在少增加投入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二、影响广东增加值率变动的因素分析
　　增加值率变动，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有产业增加值率变化、行业增加值率变动、所处产业链位置变化以及所处的经济阶段等因素。
　　（一）产业增加值率变化。总增加值率受产业增加值率变化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各产业中比重较大的产业增加值率变化对整体增加值率变化的影响。总增加值率变动趋势与产值比重大的产业增加值率变动趋势高度相关，比重大的产业增加值率是上升或下降，则经济总增加值率受其影响也呈上升或下降趋势。与2000年对比，2011年广东第二产业增加值率下降1.8个百分点，尽管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率分别上升2.8个和2.4个百分点，但总体增加值率在第二产业的影响下则比2000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某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影响整体增加值率变化。目前广东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第二产业比例逐渐降低，第三产业比重缓慢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率对整体增加值率影响在逐渐增大。从广东数据来看，假定按照2005年总产值结构，2011年增加值率则为32.9%，将比2011年实际增加值率低0.1个百分点，表明由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使得总体增加值率提升0.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对降低中间消耗，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二）行业增加值率变动。三次产业内部不同行业增加值率存在差异和变动，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单位产值中原材料成本所占比重。单位产值中原材料成本所占比重越大，该项活动的增加值率越低；反之，则增加值率越高，如加工工业增加值率较低。二是单位产值中折旧和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折旧和劳动报酬是计入增加值的，大量使用固定资产，如房屋、机器设备的生产活动以及支付给参与者的劳动报酬较多，增加值率较高。比如非营利性行业总产值中劳动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比重较高，因此增加值率也较高。三是利润和税收比重。如果在某些产业或生产环节，企业供应低技术含量的、同质化的产品，且进入门槛低，企业毛利率较低，增加值率也相对较低；反之，如果某些产业或生产环节，由于技术壁垒等原因存在着垄断，企业自行掌握定价权，则会获取较高的毛利率，相应的增加值率也会提升。比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率为70%左右。同样，某些行业被课以重税，其增加值率也较高，比如烟草制品行业，其增加值率高达65%以上。四是扩大再生产的企业效益。某行业的生产规模和企业数量扩张的过程中，不同效益的企业并非按同样的速度扩张，当效益低的企业数量或规模的扩张速度快于效益高的企业时，总体效益必然下降，行业增加值率必然降低，反之则上升。综上所述，当行业增加值率由于上述因素发生变化而产生变动，将直接导致总增加值率产生变动。
　　（三）所处产业链位置的变化。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在国际产业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低端使得广东增加值率较低，同时产业链升级过程也影响增加值率变动。产业链升级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环节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价值环节的演变，可以用微笑曲线来解释产业链的升级。如图2所示，产品研发与售后服务等环节处于价值链高端，劳动参与者主要为具备较高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科研人员和设计人员，人力资源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大，物质投入主要体现在设备的折旧（计入增加值），并且其成果往往兼具不可替代性与垄断性（如专利权），增加值率较高；而普通零部件的生产、组装等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参与者以产业工人为主，人力成本较低，可变物料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很大，生产过程技术含量低、同质性强、竞争激烈，增加值率较低。目前国际分工上在价值链高端的是发达国家，在价值链中端的是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价值链最低端的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即使是同一个行业，由于所处产业链位置不同，增加值率也不相同。比如在美国，半导体产业增加值率最高，但在其他国家，半导体行业增加值率并不突出。在广东，即使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果所处产业链位置较低，其增加值率也不比传统行业增加值率高，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增加值率不到20%，低于制鞋业和纺织业。
图2 产业链微笑曲线
　　（四）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工业化进程中，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会随着轻纺工业替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升级、制造业替代轻纺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升级而有所提高，随后随着第三次产业升级即中间消耗水平较低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水平会逐渐下降。2001年至今，广东经历一轮第二产业重新加速发展的阶段，这种加速发展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的提高，因此此阶段增加值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另外一方面, 它也是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先导, 即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将由制造业逐渐过渡为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这将为下一步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也将降低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
　　三、从增加值率变动看广东产业经济的特点
　　（一）第一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近年来在加快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农业的政策导向下，广东农业转型升级有明显成效，增长质量稳步提升。年，农业总产出占全部总产出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3.7%下降到2011年的2.7%,下降1.0个百分点；同时增加值率保持向上趋势，由2005年的58.4%波动上升到2011年的60.8%，表明农业生产方式逐步由以前的粗放式、低效式向集约化、高效化转变。
（二）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优势尚未显现。第二产业增加值率偏低，处于总增加值率水平之下，这跟第二产业需要消耗大量中间产品的生产方式有关，分析第二产业中的工业，不难发现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质量拉升的优势未显现，反而一些传统制造业的增加值率要比高技术制造业高。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平均为22.2%（按总产出口径算），其中，传统产业中的制鞋业为29.0%，食品制造业为27.8%，纺织服装、服饰业为26.8%，家具制造业为24.8%。高新技术制造业平均增加值率为19.4%，其中医药制造业为29.5%，航空航天制造业为32.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21.7%，计算机制造业为12.6%，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29.4%。对比分析可知，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率超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增加值率，但优势并不明显，且这三个行业占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0%左右。由此可见，目前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率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增加值率还低，如果高技术制造业仍固守在加工组装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尽管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并不会改变制造业的现状，因此高技术制造业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升级进程。
　　（三）第三产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波动起伏中。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从近几年数据看，2005年第三产业总产出占全部总产出比重为24.9%，随后逐年上升到2009年的26.7%，但之后又逐渐下降，到2011年比重为26.4%，虽有上下波动，但波动幅度较小。同样，增加值率也呈波动起伏状态，2005年为59.1%，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但2006年以后逐年下降，到2011年降为56.1%。可见，服务业结构调整出现起伏，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产业转型升级十分艰难。
　　综上所述，广东经济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产业的升级将是今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推动广东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由于广东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发展阶段，仍没有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增加值率缓慢持续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面对这种困难和压力，政府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相关政策和办法、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和其他手段，努力提升增加值率，促进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一）更加注重第二产业转型升级对提升整体经济质量效果的作用。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最大，加快第二产业转型升级对提升整体经济质量效果明显。一是降低产品中间投入，提高其增加值率。对于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建筑业这些能源和资源消耗的大部门要进一步降低单位消耗，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等改造传统工艺流程、优化内部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减少中间投入，进而提高增加值率。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往往意味着企业拥有大量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具有较强的增值能力，更容易获得超额利润，这样增加值率会更高。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广东构建产业竞争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增强工业发展后劲的战略选择，也是提高工业增加值率、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提升整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在价值链构成中，研发设计、仓储物流、营销服务、融资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都是产品增值或附加值最多环节，以这些环节为主导其增加值率自然较高。要鼓励现代企业主动发展研发设计、物流配送、融资服务、技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务，实现产业链从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延伸。同时还要加强对传统行业的更新改造，提升其空间，同时也为其他行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要在交通运输部门，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更加有效的安排、通过宏观政策引导来实现人流和物流更为有效率地转移。
　　（三）积极培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以获得更高的附加值。技术进步和自主品牌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企业培育竞争优势、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关键因素。要引导企业实施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战略，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发展能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创新能力，努力掌握一批核心技术，造就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坚持品牌带动战略，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促使其由低端市场逐步向中高端市场迈进。
　　（四）保持一定投资规模和速度，促进企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从支出的角度考察，固定资本形成大小将会对增加值产生较大影响，而厂房、机器设备生产活动所产生出的折旧将会提高增加值率水平。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能够降低创新成本、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提高产业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引导，放宽民间企业准入条件，鼓励增加投入，保持广东一定的投资规模和速度，着力推动汽车、钢铁、水泥、食品等行业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加强企业内部改造，发展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五）适时调整外资引进政策，不断优化外资结构。由于我国长期对外资实施普遍优惠的政策，再加上审批不严，一些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打着外资的旗号转移进来，并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得到生存和发展，致使外资的总量尽管很大，但是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高税收入和高利润及所得税的外资企业并不多。广东要切实抓住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根据当前国际产业分工的新变化，适时调整外资引进政策，想方设法留住一批优质高效的外资企业，减少各类低产出低效益企业，不断提高外资的引进标准，有选择地吸引资金，重点应是产业链中研发、设计、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等环节企业，积极主动地推动广东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 　供稿单位：国民经济核算处
　　　　　　　　　　&&&&&&&&&&&&&&&&&&&&&&&&&&&&&&&&&&&&& 　　撰&&& 稿: 幸晓维 杨少浪 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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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云标签杯具！！2017年大学录取率超100%一定是中国的悲剧！！刘忠良　　　　　　高考录取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今年中国高考录取率破记录的达到72.3%。按照近三年大学录取率的上升速度，2017年中国的大学录取率可以超过100%！　　　　　　从2008年之后，中国参加高考人数一路下滑，从2008年最高峰的1050万人跌至2011年的933万人。由于高考人数减少，高校扩招的步伐虽然放缓，但录取率却快速攀升，从2008年的57%一跃升到2011年的72.3%，按照这个速度计算6年后，也即2017年中国高考录取率将超过100%！　　　　　　1999年大学大扩张开始时，当年参加高考人数是288万人，9年之后，也即2008年，达到历史高峰1050万人，平均每年增长84.67万人，增长率为15.46%。大学录取人数，从1999年的160万，上升到2008年的599万，平均每年增长48.78万人，增长率为15.80%。大学录取率，从1998年的34%直窜到1999年的56%，一年增加22个百分点。但从1999年到2008年，由于参加高考人数与大学录取人数增长率基本持平，大学录取率从1999年的56%仅上升到2008年的57%，9年时间仅增加一个百分点。　　　　　　2008后，参加高考人数每年减少39万人，年减少率为3.86%。年，大学录取人数每年增加25.33万人，年增长率为4.06%，远低于前9年的15.80%。但大学录取率，从2008年的57%一跃升到2011年的72.3%，平均每年增长5.1个百分点。　　　　　　从和年的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年的大学扩招步伐大为放缓，但参加高考人数由迅速增长变成下滑，大学录取率反而飙升。这说明，近三年的大学录取率快速上升是由参加高考人数减少造成的，以后这个趋势依然继续。　　　　　　为什么2008年后参加高考人数持续下滑呢？关于高考生源减少，其原因众说纷纭，比如说出国留学、放弃高考等。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适龄人口减少，这个因素将决定中国高未来考人数将是持久的减少。我们可以回顾历史，1990年出生2600多万孩子，1991年直接下滑到2000多万，此后便一路下滑，到2000年只有1380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根据人口普查资料，2019只年大学年龄(18-22岁)人口将只是2009年的53%。　　　　　　当然，任何国家大学录取率也不会超100%，也没有必要达到100%。即使在美国，高中生上大学才75%左右。一个社会即需要大学生，也需要不是大学毕业的各种技工或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人，全部上大学既无必要也是浪费。　　　　　　大学生源急剧减少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大学生源质量的下降，这在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已经反映出来。哈佛已故心理学家RichardJ.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CharlesMurray在1994年出版的关于智商研究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该书有几个重要结论：第一，智商是天生的；第二，智商和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没有关系；第三，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提高智商的办法。教育固然可以开发既有智商中所蕴涵的潜能，比如把一个聪明的穷孩子培养成诺贝尔奖得主，但没有证据表明教育可以提高智商。第四，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一直是固定的。CharlesMurray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些结论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演绎。他称中等智商的人不应该上大学，也很难上得好大学。因为大学本身是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智商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从中受益。　　　　　　大学生源急剧减少的第二个结果，从人口的智商分布规律和大学生源质量下滑来讲，中国的人才数量必将减少，科研队伍实力不久后也将开始面临下滑，导致未来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动力大幅下滑，中国竞争力下降，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先是放缓再而停滞最后下降。　　　　　　大学生源急剧减少，也即是年轻人口的急剧减少，这必然带来劳动力的匮乏和人口的快速老化，发展能力下降，但老龄化负担却日益加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受阻，国家与社会的承压能力降低但压力增大。　　　　　　在中国劳动力总量即将开始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发展的下一个人口动力就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劳动力从农村的转移。但年轻人口的快速下滑，让人口快速老化，人口质量提高的难度便会很高。比如说一个421家庭和一个222家庭，如果爷爷辈、父母辈和孙子辈分别是小学、初中和大学毕业，那421家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8.3年，222家庭结构的受教育年限是10.3年，前者是发展中国家水平，后者是发达国家水平。不仅如此，人口老化本身就是人口质量的下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由此导致的大学生源减少，将使中国教育无论怎么努力，中国未来的人口质量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这怎么赶超发达国家？　　　　　　另一个人口方面的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也已经后继乏力。现在农村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口，绝大部分已经转移出去。年轻人口的下滑，很快就会将农村年轻人口抽空殆尽，农村发展已经失去了人口动力。而小城市和城镇及中西部的落后地区，支撑其未来发展的年轻人口将面临被大城市和东部地区抽空的危险，这些地区的发展将在不久后失去动力。随着年轻人口的持续减少，当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口迁移也无法弥补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年轻人口减少时，中国的大城市和东部地区也将失去发展的潜力。此时，中国崛起再也无从谈起。　　　　　　2017年，中国大学录取率不会超100%，但大学生源减少导致的大学录取率快速提高，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而是国家悲剧。它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经后继乏力，这样的结果是可悲的。　　　　 　　　　更多真知灼见，请直接点击下面推荐的文章，不要错过了开启头脑风暴的机会。　　　　如《继续限制生育或导致中国崩溃》，带你认识中国未来面临的大危机：http://cnlonglzl.blog.163.com/blog/static//　　　　如《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带你认识中华民族面临的千年危机：http://cnlonglzl.blog.163.com/blog/static//　　　　如《横扫人口思想谬误，拯救中华千年危机》，介绍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大误解：http://cnlonglzl.blog.163.com/blog/static//　　　　如《解密中国房价真相及其未来》，带您认识中国高房价的真相和房地产未来大命运：http://cnlonglzl.blog.163.com/blog/static//　　　　如《谁给中央部委的胆量不按时公开三公消费？》，带您认识中央部委为什么敢怠慢公开三公消费：http://cnlonglzl.blog.163.com/blog/static//?suggestedreading　　　　 　　　　 　　　　附：《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20个大误解》：对比看看您对人口问题还有多少误解？　　 　　　　1、中国会发生人口“大爆炸”吗？　　　　中国实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重要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人口不控制就会大爆炸，从而使社会动乱走向自我灭亡。如一胎政策的倡导者宋健在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的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人口每年增长近8000万，如果保持这个速度，1万年以后每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将有1万人……即便保持每年万分之一的增长速度，世界人口在数万年后将增长几万倍。全部地球表面上都住满人。”但是，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演变历史表明，无需任何人口控制，生育率会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下降，并降低到世代更替以下水平，现在全球已经有70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思想的改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在极其不耐现在经济社会冲击的中华生育文化主导下，由经济社会文化规律所决定，中国不仅不会发生人口爆炸，而且未来还一定会发生人口大萎缩（详见《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国现在1.3左右的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所以国民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所导致的民族萎缩和民族灭亡！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这时中国应该做的应该是确保生育率不要进一步的下滑，但中国1980年却在实施了一胎政策。199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然后快速下降到2000年的1.22。虽然中国人口从1991年仍然在增长，只不过是寿命延长的惯性延续。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4岁，也就是说中国孩子一个不多生，中国人口也会因寿命延长而增加一倍以上——即由5.5亿变成11亿以上。　　　　纵览全世界，中华民族的生育文化是最不耐现在社会经济规律冲击的民族，生育率很容易降低到危险的水平——港澳台生育率全球倒数前三位，华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在同等经济水平下中国生育率最低。世界各地华人的生育表现证明，中国根本不需要计划生育来防止根本不存在的“人口爆炸”。计生委宣称自1980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4亿多人，只不过是为了引起国民对生育的恐惧，从而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作虚假的证明。据相关专家计算，即使自1979年中国的生育率不会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也即认为人类人口规律不适合中国，中国生育率30年一直不变，但这可能吗？），中国也仅仅少生了2亿多人。实际上，在此时期世界上不少国家生育率下降比中国还快。如果把这30年减少出生数的一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占绝对主导原因）,少生的人也只是1亿左右,也与“30年少生4亿人”相差极远!（王丰 蔡泳《专家称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4亿人非事实》）　　　　还有人毛泽东鼓励生育使新中国“人口爆炸”。在二战后，全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婴儿潮，难道是毛主席在全世界鼓励生育的结果吗？在缺乏避孕条件下，鼓励生育与不鼓励生育是一样的，因而这时母亲已经自然发挥了最大生育能力。中国在1953年就开始了计划生育试点，在1971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就已经全面开始，说中国在1980年才实施计划生育并把人口多当成许多问题的根源而归罪于毛泽东其实就是想利用“文革”等错误来混淆视听、误导国人。　　　　2、中国穷是因为人口多吗？　　　　中国人怪中国人口多，并把他当作中国贫困的根源，当作发展的负担，难道人口少了就更富裕了，人口少了就发展更快了？如果说人口多，中国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既有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富国，也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穷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人口多就穷。在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中，即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富国，也有蒙古、玻利维亚、巴布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博茨瓦纳、刚果等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穷国，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少就富。过去我们看到东亚四小龙发展快，我们就以为人口少就容易发展、人口绝对数量大就不利于发展。但现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发展最快，我们还能坚持认为人口少更容易发展吗？说人口少容易发展岂不等于说中国34省分34国发展更快？显然不是，而是统一人口多发展更快，这也是欧盟一体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原因。即便是东亚四小龙发展快的时候，世界其他小国还有几个发展快的？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人口少发展快，倒是人口多了市场大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穷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多或少，而是中国和平稳定的进入现代发展的时间太短了，尽管现在很快，但历史留下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长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和我们基本一样，但国家制度改变后就迅速富强起来。欧美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时间远远比我们长。东亚四小龙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改革开放前远远比我们发展的快。改革开放后，我们人口更多了，但发展是更快了。印度在1991年也学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人口更多了，但发展也更快了。所以中国穷不能说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所谓发达国家，是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先进。这个先进的程度，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时间、发展速度和由教育文化社会等所培养出的国民素质。美国人口是加拿大的十倍，加拿大人均资源约是美国的十倍，人口多并没有制约美国发达，反而美国比加拿大还富裕一些。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与资源的多少无关。日本绝大多数资源依赖进口，这并没有阻碍日本成为发达国家。所谓经济发达，也就是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力的提高，其根本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是人研发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口多自然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多，科研人员多，知识技术创造的天才也多，有力促进了科研的进行；另一方面，人口多，市场大，知识技术创新的利润大，市场推动力强；再一方面，人口多，支撑科研的财力就更雄厚，工业生产体系更庞大，可以提供更强大的物力财力支持。因而人口多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走向发达国家的，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中的人口第一大国——美国一直是发达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强劲推动力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只有卢森堡那么多人口，能有力的带动发达国家和全世界发展吗？如果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只有100万，我可以确定无疑的告诉国人，他们今天的发达就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口所创新的新科技，他们今天的发达是不可能的。而中国，人口多的优势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条件和国家教育投入低等因素还不能立即、全部的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但这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发展转化出来。美国在二百年前的时候，日本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人均科研工作者比例有现在的中国高吗？显然没有。发展是一步一步的，人口优势迟早会随着发展而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进而人口多最终会强劲的推动中国的发展，可惜多数国人竟然不懂得这个简单的历史发展道理。　　　　3、少生孩子能促中国经济发展吗？　　　　不少人认为人口增长会稀释经济发展成果、阻碍经济发展。是的，现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看似人均GDP高了，更富裕了。可当父母老时，两个退休的父母却能去平均一个孩子创造的GDP，未来人均GDP必然会因过去少生孩子而降低。假设1980年人均劳动者创造GDP是3000元，四十年后翻四番，人均劳动者创造GDP4.8万元。不考虑上一辈，则在1980年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人均家庭GDP是2000元，生两个孩子的家庭人均家庭GDP是1500元；40年后，也即2020年，父母退休，这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人均家庭GDP是1.6万元，生两个孩子的家庭人均家庭GDP是2.4万元。在1980年时，一胎家庭人均GDP比二胎家庭多500元，“富了”33%；到2020年时，少生一个孩子则穷了8000元，二胎家庭人均家庭GDP比二胎家庭真正富了50%！少生快富是饮鸩止渴，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什么是人均GDP？不考虑人口结构，人均GDP的意思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平均值大小，是生产创造劳动创造价值能力的平均值，而不是人口去瓜分天上掉下来的GDP，怎么可能因为人口减少而每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就提高了呢？人均GDP从根本上来说代表生产力的高低，而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知识技术的发展。又知识技术的发展与人口的多少成正相关，也即是人口越多知识技术发展越快，人口越少知识技术发展越慢。因而是人口增加生产力发展快，人口减少生产力发展慢。结果就是，人口增加人均GDP增长更快,而人口减少人均GDP增长变慢。况且，减少人口不可能是去杀人，那只能是减少人口素质更高、人力资本含量更高、创造力更强的新生人口。减少人口的实际结果降低了中国的人均生产创造力，减少了中国财富创造力更强的新一代，结果是人口减少中国反而更穷。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不单单是人口数量的减少，还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者比例的降低。人口老龄化，必然是收入能力降低或收入增长能力降低。而劳动者比例的降低，必然是人均GDP的降低或人均GDP增速的放缓。比如一个421家庭，当最大一代退休时，给家庭带来收入的劳动力暴减2/3或4/7，很显然家庭极有可能变穷。少生孩子，中国岂能更富？　　　　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远比物力资本投资收益高，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增而物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才是最宝贵的资本，当今和未来时代就是人力资本为王的时代。而过去我们却这样认为：“人口增加，除了家庭需要增加抚养费以外，为了解决他们的上学、就业等问题，国家还需要增加教育经费、设备投资和社会公用事业经费等。请想一想，从这些方面省下钱来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将会起多么大的作用！”这种想法，纯粹是把人力资本投资当做负担了，是极其落后且与当今时代背道而驰的错误思想！公民生孩子和培育孩子，本身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并且同时给国家和社会创造机会去投资收益率更高、边际收益递增的人力资本，让国家和社会未来获得更好更强有力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都“沾了”父母的“光”。生育——生了孩子并培养教育——其本身就是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妈妈生出的孩子，没有父母培养的孩子，哪儿还有“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和人力资本？但中国人却看不到这个远远比物力资本更宝贵而且是越来越宝贵的人力资本！低生育率的日本已经向我们证明，不是真的“少生快富”，而是真的“少生越穷”、“越生越富”。2007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退回到了1988年的水平。而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日本2024年的家庭财富将降至1997年的水平。现在日本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越拉越大，日本相对于美国越来越穷。现在日本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越拉越大，日本少生孩子了并没有更富，而是更穷；美国多生孩子并没有更穷，而是更富。不是越生越穷，而是越生越富——因为生育孩子是进行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一个国家怎么会因进行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致贫呢？　　　　我们曾经认为：“当他们（孩子）能够干活以后，一方面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消费社会上生产的物资。对国家来说，如果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物资的生产还不丰富，人口增长的快慢，就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的积累。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人口增长减慢，资金的积累就会增加。”所谓资金增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投资资金。人口多，人口增加，创造价值和财富也增加，况且新增人口（也即新生代）创造价值能力是跳跃式提升（相比于父辈），人口增加最终不会降低资金积累。若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角度说，所谓资金积累，只不过是通过货币来支持新的技术运用或使扩展现在技术的运用，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也就是把知识技术转为生产力的过程。而人口增加，尤其是新增人口是极富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的新生代，会更快的推进知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从而加快生产力水平提高，从而根本和长远上增加人均资本。　　　　抱怨人口多“消费社会上生产的物资”，那我们生产物资不就是为了人民消费吗？难道是为了生产而生产？在当今时代，可以说，没有消费就没有财富。在分工和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没有消费，谁还生产“物资”？我们中国内需不足，逼着我们依赖出口，不是“让外国人消费我们的物资”吗？是不是大家都不消费就生产更发达了？如果那样，估计除了自己用的那一点之外都不再生产了，结果将造成严重的生产力浪费和人民生活损失。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硬币的两面，经济的发展需要两者的协调，任何一方的不足都会导致另一方的过剩从而危害经济发展。在全球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今天，消费对经济发展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内需严重不足的中国更是如此。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大幅减少孩子，从婴儿需求，到儿童需求，到少年需求，再到青年需求和中老年需求，都会依次大幅减少。减少孩子，导致下一代人的内需不足，必然降低中国现在产能的利用和劳动者劳动创造潜能的发挥（因为生产需要消费来支撑），直接减少GDP。现在孩子少了，儿童教育需求减少了，小学倒闭教师失业，这只是计划生育对中国产业影响的开始。依次人生成长中的各种需求人口的减少，中国产业产业将经历一次大清洗。现在是小学倒闭（中国小学从年倒闭57%），明天接着就是大学、汽车、房产等众多行业的倒闭潮。　　　　少生孩子，低生育率，必将使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老了的国家岂能发展更快？在重老龄化社会，养老负担极重，社会资源被迫更大比例的投入养老，严重抢占用于发展的资源，这岂能有利于中国发展？面对老龄化飞速发展和未来的重老龄化危机，有人以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了。殊不知，跨国研究表明，由于老龄化降低人口活力、创新活力、经济社会活力且恶化投资预期，老龄化是十分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日本工业部门的投资大致相同，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超过日本。目前日本的投资额比美国多三分之一，但劳动生产率仍落后美国近20%。　　　　有人认为未来机械化、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成为经济大国或经济超级大国不需要那么多人。按此说法，日本GDP应该超过美国，因为日本自动化和机器人发达吗。但现实是吗？所谓经济，简单的来说就是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生产多少要看市场能购买多少。若不考虑净出口，一国的GDP就是国内消费（广义，包括投资品消费）是多少。消费分最终产品消费和投资消费，最终产品消费取决于人口和生产力水平（暂不考虑分配和贫富差距等因素），同等生产力水平下就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投资消费是最终产品消费的引致需求，因为投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最终产品消费，所以投资消费受人口变动和知识技术发展的根本性影响，随人口增加和知识技术增加而加速增加，而知识技术发展又是人推动的，因而人口变动就决定投资消费的大命运，比如说人口决定未来美国投资消费比日本多且增长更快。所以从消费角度上讲，人口决定经济的大命运，未来只有大人口才能有大经济，人口小国是不会在未来成为经济大国的。　　　　从生产上讲，所谓GDP就是附加值（增加值），也就是人劳动所获得的价值。现实世界也就如马克思的价值规律那样，劳动才创造价值，而所谓机器创造的价值只不过是机器的折旧（物化的活力的，价值转移到所生产商品中）、平均利润率导致的价值转移和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如果日本停止创新，很快日本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然后日本那些高效率的机器就不能创造附加值（也即GDP）了。所以，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期待依靠所谓机器创造价值从而成为经济超级大国是不可能的，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更不可能。未来的经济大国，是靠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必须是人口大国。有些人可以说现在农民创造不出多少GDP，但不代表农民的儿子或孙子就不能创造很高的GDP。在200年前，美国、日本也不是以农民为主嘛？中国要崛起，要切切实实的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必须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所以，从生产角度上讲，仍然是人口决定经济的大命运，未来只有大人口才能有大经济，一边少生孩子一边又想成为或保持经济大国地位纯粹是自欺欺人！　　　　面对即将面临的劳动力总量的减少，有人认为城市化就可以解决了。在现在的农村，二三十岁的年轻劳动力绝大部分已经实际转移到城市，农村剩下的绝对多数只是中老年劳动力。现在在城市的年轻农村劳动力还没有完全城市化，即在城市还没有房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城市人，即使现在开始加速推进真正城市化进程，什么时候才会轮到这些农村中老年劳动力？恐怕等到可以让这些劳动力真正城市化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需要城市负担的老人了。而最具生产创造活力和代表中国未来同世界经济竞争的年轻人口，正在快速减少，现在的超低生育率决定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必将崩溃式的减少，未来中国的经济非现在鼓励生育而不可拯救。　　　　4、少生孩子、减少人口能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工资吗？　　　　我们总认为“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中国人总把自己的就业难怪罪于自己同胞多上（中国人多，不是自己同胞多吗？），好像减少了自己的同胞就能降低自己的就业压力。人口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就业容纳人口，怎么人口多就业压力就大？如果说人口多就就业压力大，那是不是欧洲合成一个国家就业压力更大了，美国50个州分成50个国家后就业问题就不存在了？此说法是十分显然的可笑谬误之谈，却成了中国人的真理，并且希望通过计划生育来少生孩子从而降低就业压力。但经济规律决定这只会相反，少生孩子只会导致就业压力更大。从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这些未参加劳动的人口创造了大量消费。少生孩子，必然减少孩子的相关消费，特别是孩子创造的消费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少生孩子必然增大就业压力。况且，孩子需要人照顾，少生孩子则提高就业参与率，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进一步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许有人说孩子终会长大并进入就业市场。是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要就业岗位，但是这个年龄段也是人生消费最旺盛的时候，汽车、房产、各种电子电器等这时会被他们大量消费甚至是提前消费。就业来自消费需求，需求创造就业，他们旺盛的消费所创造就业岗位大于他们的就业需求从而降低就业压力，而未来劳动力的减少只会与此相反增大未来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在少生孩子、人口减少的同时，也会伴随劳动力老化，由于高龄劳动力流动性差、重新培训的费用高、接受新技术速度慢，很难适应产业调整的要求，这就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使社会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高龄劳动力与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将明显的显现出来。由于老龄化严重，预期差，对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能力的不信任导致高龄劳动力不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与此同时，高龄劳动力有经验，且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结果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就业竞争压力。例如，日本在1990年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10年之间老龄化从13%上升到17%。日本在1990年的失业率为2.1%，2001年失业率上升到5.6%。同时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2003年日本15岁到24岁年龄组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3.2%，致使日本年轻人自杀率世界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和青年失业问题。　　　　由于少生孩子一边减少孩子需求从而减少就业岗位，又一边提高就业参与率、增加就业岗位竞争，所以计划生育反而提高了就业压力。由于就业压力增大，必然不利于工资的提高。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老化，年龄活力降低，创造力下降，国际就业竞争力降低，显然也不利于工资的提高。工资提高的长远动力来自科技发展，少生孩子减少人力资本放慢科技发展速度，自然不利于工资的长期提高。　　　　其实，人口多反而更可能就业压力因此更小一些。中国许多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本身就来自中国的人口多市场大和人口多生产创造队伍强大，如众多人口所创造的庞大市场与强大的科研队伍使中国机械制造业迅速崛起，并很快出口到国外，这种竞争力就是由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所创造的。人口多让中国企业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了，中国人的就业岗位国际竞争力也就强了。同样，许多外资企业看好中国并争相优先向中国投资，也是因为中国人口多所以市场大且人力资源丰富。众多人口让中国获得强大的国际资本与技术吸引力，让它们优先流向中国，亦增强了中国人的就业岗位国际竞争力。由于人口多，强大的科研队伍、雄厚的财力支持和巨大市场的拉动，大大提高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就会带动大量对新知识技术的投资和创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人口多更有利于就业岗位的创造。　　　　有人说多生孩子会有更多的人进血汗工厂。其实恰相反，少生孩子大量减少内需，就业压力大，被迫依赖出口，而依赖别人自然就缺乏维持尊严的砝码，因而少生孩子更容易出现血汗工厂。　　　　现在中国的就业压力，重要原因是由于贫富差距、低工资、广大劳动者收入低、政府社会保障投入低等造成的国内消费不足，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不足、政策法律环境、垄断、金融、高行政成本高地价房价高税费成本等造成的就业岗位创造不足，及教育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大学生就业结构与产业企业结构不匹配、独生子女就业心里等所造成的，与人口多少无关。　　　　5、中国不计划生育就养不活自己吗？　　　　我们计划生育，努力少生孩子，一个重要担忧就是怕养不活自己。古代中国养活了世界上1/3的人口，难道当今中国人就没有智慧养活占世界1/5的人口吗？水稻产量比中国低的孟加拉国人口密度为1109人／K㎡，沙漠上极其缺乏水和耕地的以色列为325人／K㎡，比中国山多山地占国土60%的韩国为490人／K㎡，而中国仅为137人／K㎡。按人口密度计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可以养活33亿印度人、105亿孟加拉国人、47亿韩国人、34日本人、31亿以色列人、24亿英国人、23亿德国人、38亿荷兰人，难道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智慧和能力养活13亿或20亿中国人？　　　　中国人均农用面积世界排名第32位，中国人均耕地世界排名第35位，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在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均靠中前位。况且，由于中国的非耕地性农用地面积很大，中国有利用非粮食食物资源的巨大潜力，中国水域、草原、山地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农业专家张福锁认为，仅把现在农作物品种的优势发挥出来，中国就至少有50%～60%的潜力可提高。况且，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等工程和生物措施等措施，中国的粮食产量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西藏之水救中国》认为如果从青藏高原调水到中国大西北，仅此一项中国就可以轻松地吸收和容纳5亿人口。按照国际标准，人均0.8亩地就可以实现粮食自给，中国人均1.4亩，离开这底线还很远，所以中国现在有抛荒严重、卖粮难、粮价低等现象。按照目前0.8亩的粮食自给标准，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养活近23亿人。现在中国耕地18亿多亩，每年生产粮食1.1万亿公斤，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说如果精耕细作，以现在的农业生产率，只须种7亿亩地的粮食就能每年生产1万亿公斤（再用3亿亩种菜，剩下8亿亩还可以用来建别墅[开玩笑]等）。而且，科技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人口承载力远远高于中国现在及未来的人口数量。即使不计划生育，即使是中国从1980年就开始鼓励生育，按照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降低的规律和中华生育文化的脆弱性，未来中国人口也不可能达到20亿，我们真的有必要担心养不活自己吗？　　　　人口才是一个国家最大最根本的财富，资源只不过是一次性的买卖。为什么我们宁愿荒着自己的土地而不去养活更多的财富？为什么我们宁愿让自己未来的人口承载力大量闲置也不去养活更多的炎黄子孙？为什么我们宁愿让自己的民族、国家、经济、社会陷入未来发展的危机也不愿让闲置的土地去养活更多的中华儿女？　　　　6、中国需要为节约资源而减少人口吗？　　　　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必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怕资源不够用，但人口减少就够用了吗？比如说石油，中国一个孩子也不生，能让人类多用多少年？所谓资源，也就是在一定知识技术下可以利用的物质，如铁矿是不是资源取决于人类有没有炼铁的技术。人类的资源根本取决于人类知识技术发展的程度，而人口恰恰最有力的促进知识技术的发展。随着全球化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源实际是没有国界的，根本不存在节约资源留给自己子孙后代的现实条件。 资源少了你会买，你并不少用（加上科技节约的）；资源多了你会卖，你并不多用（因资源多了浪费的除外）。一切的世界经济活动和世界贸易，都包含着资源的转移。不仅直接资源贸易是如此，还存在更多的间接资源贸易——除直接资源贸易外的其他实物贸易（如汽车、钢铁等）和和非实物贸易（如服务、技术贸易等）都发生着资源的转移，因为无论汽车、钢铁还是服务、技术，其生产过程都要消耗资源。而我们中国少生孩子无论是节约中国的资源还是节约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其实只不过是把我们中国少生孩子节约资源服务于其他国家的人口（比如印度），是以消弱中国而强大他国。现实的世界时：无论资源再丰富还是严重缺乏资源，你使用的资源取决科学技术发展、你对资源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世界生产的供给能力和国力的保障，与自身资源的多少无关。澳大利亚人口少，不会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日本人资源少，也不会饿肚子，连我们这个第一钢铁生产大国还要进口它的优质钢材。所以资源根本不能制约中国经济，要不然日本怎么就成为经济大国了？　　　　我们人口多了，经济实力强了，需求量大了，我们就可以到世界各处开发资源、入股矿藏。况且，人口多了，民间正在使用的资源和民间储备的资源也多了。万一突然来了战事，军队可紧急动用的资源也多。假如中国人口萎缩成现在的1/10，那中国军队可紧急调用的民间资源也就下降90%。看那种情况资源更安全？资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经济与科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人口多了，科研队伍强大了，经济实力强了（经济支持），新资源的市场大了（降低成本，提高预期收益），资源开发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如核聚变（像太阳一样，没有核辐射），如果中国能率先完成技术开发工作，那就永远解决了能源问题，而且清洁干净。实际上，所有的资源，不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就是可以替代的，不存在真正资源枯竭。况且绝大多数资源都可以循环使用，如各种金属，用来用去还在地球上。人消耗资源的速度是减法，可人创造资源的速度却是乘法。乘法比减法要快的多，那计划生育一定是大大降低中国未来开发新资源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少生孩子只能降低中国的可用资源量，尤其是人均新资源量。特别是，随着发展，无论是边际人均GDP资源需求还是边际GDP资源需求都有递减的长期趋势，但随着经济水平发展和实力提高，对资源的单位货币购买力却不会降低，实际其货币还更受欢迎更坚挺（尤其是大国），而且其新资源的开发能力和资源转换能力更强，所以经济实力发展在提高获取资源能力的同时还相对降低了资源需求，反而资源更安全。四大洋、南北极、月球、八大行星和小行星等，都是人类共同的，它们的资源量是中国实控国土资源的百倍、千倍、万倍，但这些资源是要靠实力争取的。而我们中国，却自己缩减人口，预备萎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等于把这些资源预送给别人，最终危害自己的长期资源安全。　　　　7、计划生育有助于保护中国生态环境吗？　　　　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人口数量的罪，而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人口再少，只要污染，还是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多，人人为环保努力，生态环境反而因人口多而更和谐。我们中国人口密度仅137人／K㎡，而日本350人／K㎡，韩国490人／K㎡，新加坡人6376／K㎡。如果是人口多造成环境差，那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环境应更差。但是，恰恰相反，他们的环境很好，人口最密的新加坡反而最美丽。国土面积不变，人口越多则单位国土的环保投入越多，所以新加坡可以建成漂亮的花园城市。因而，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罪于人口数量是不成立的。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以GDP为纲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力造成的。由于一味的追求GDP增长的速度，而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不足，因而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还是印度的2.8倍，而单位产值的排污量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以这样的方式发展经济，环境岂不污染，生态岂不破坏？　　　　有人拿2010年的西南旱灾说事。这是天灾，与人口多少何关？有人把2010年春的西南大旱归罪于中国人口多。西南大旱是天灾，难道人口少了就不发生吗？是的，中国人口多了受灾人口也多了，但同时救灾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科学技术支撑也更强大（这在2008年汶川地震也体现了出来），而且人口密度大还可以降低人均受灾人的救护成本和水利工程的人均建设成本，人口多了更有利于抗天灾。　　　　人口减少，对环保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发展动力都会降低。并且人口减少不利于经济科技的发展，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对环保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在国土生态方面，特别是大西北地区，由于计划生育造成的新生人口减少从而使总人口减少，中国未来国土改造的必要性、经济性、劳动力、财力、技术进步力量与技术人员及改造动力等均减少，这势必与不计划生育相比而变差。由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与环境的自我净化力与生态状况高度相关，减少人口将最终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急速老龄化发展、未来重老龄化和劳动力的严重困乏将严重阻碍未来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未来经济水平提高的缓慢与困难（经济发展困难，政府与国民还有多少心思顾环保？）无疑将大大不利于未来中国环保的发展。　　　　主张减少人口保护环境的人认为，少生孩子、减少人口可以促进中国环保的发展，其实是相反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造成中国婴幼儿消费和最有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的大幅减少，造成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内需缺乏。一方面，内需缺乏就必须争取国际市场来解决就业。落后国家要跟发达国家竞争国际市场就不得不牺牲环境成本。我国产品之所以廉价，劳动力廉价是一个方面，但那只是很小的方面，因为我国劳动生产率只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劳动力廉价几乎被生产效率低下完全抵消了。大的方面在不计资源和环境成本、牺牲资源和环境。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导致就业困难，劳动力廉价，国内消费难以承担起环境成本。征收环境成本税收又会导致产品价格大幅升高消费量大幅减少，就业更加困难，失业率更高，经济更糟糕。结果，只好通过牺牲环境来解决内需不足造成的经济发展问题和就业问题。（人口如棋《一胎化生育会导致一系列经济危机及严重经济问题》）　　　　2008年，全国计划生育事业费364亿元，如果我们不计划生育，拿出这364亿元的一半投入环保，将是一笔多么了不起的环保投入。如果我们不计划生育，把计划生育40年来所花费的巨大人力与财力投入转为改善环境的投入，我们的环境也比现在好得多。　　　　8、高房价是因为人口多吗？　　　　对于中国的高房价，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太多。其实，这种理论根本占不住脚。中国城市为什么房价高住房难？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多，所以房价高住房难。俄罗斯人口稀少，且从1992年就不断减少，但莫斯科照样高房价，这还能怪人口多吗？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人口密度都远比中国高，没见他们房价很高。德国人口密度236人／K㎡，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中国仅为137人／K㎡，我们也按40平方米计算，全部城市化，平均楼层高度按10层计算，总共才需要5200平方公里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0.00054%。全国有2860个县区，平均每个县区仅1.8平方公里。即使是达到美国标准，人均住房面积70平方米，也仅需9100平方公里，平均到每个县区仅3.2平方公里。如果再平均到每个镇/街道，即使按照让中国人羡慕的美国标准那根本不值得一提。显然，中国城市高房价根本不是因为人口多。　　　　莫斯科与俄罗斯远东小城镇的房价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日本东京市内与远市郊的房价又大为不同。在一个区域内，如果居住的房子很少而用于工商业的地产很多，那必然有许多工作人口去竞争少量住房导致此处房价高昂且居住空间狭小，这是日本东京的典型情形。如果大家放着那么多地方不去都挤在一起，如韩国首尔地区集中了全国一半的人口，结果导致房价高昂，这是莫斯科的典型情形。所以，人口经济的聚集模式是导致房价高低的基础性因素。中国中小城市发展不足（如各种经济基础设施与人文设施）且就业岗位创造不足，城市群未充分发展利用，人文设施（如大学）与经济主体（如企业总部）过度向少数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心集中，住房用地安排不足，北京等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中国人又有较为严重的大城市偏好，这是中国房价的结构性因素，不是人口多的问题。如果说中国人口多导致高房价，那农村的房价怎么不高呢（如果有钱，可以家家建的像别墅，耕地很少的浙江富裕地区就是这样！所以美国的别墅不是因为人口少，中国也可以）？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又处于城市化发展阶段，必然房价高。所谓城市化，也就是农民变成城市人。请问一下，北京、上海、深圳等等城市，那些房子是农民或农二代能买得起的吗？说农民或农二代导致如此高房价，显然是可笑的。又有人说是中国第三次婴儿潮“80后”导致高房价。“80后”今年最大的31岁，最小的21岁，多数还刚刚开始工作或没有工作。除了占“80后”人口少数的“富二代”与极少数白手起家的年轻富豪，还有多少“80后”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显然，说“80后”把房价推那么高也是可笑的。据国家电网对660个城市统计，有6540万套住宅半年电表读数为零，显然这不是农民或“80后”买下的房子。　　　　那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如此高房价呢？先说一个专家常说的，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政府垄断土地供应，有垄断必导致稀缺和高价格，土地供应稀缺且价格高昂，房价怎么会不高呢？供给房子，必先供给土地。从供给角度上讲，解决中国高房价，必须首先解决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但现在土地财政和房产GDP、税收已经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命根子，依赖他们改变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制度保障民众可以要求他们立即改变——不改变我就不让您当官或当人大代表了。也许有人说，要保护耕地，所以政府应该控制土地供给。如果农村住宅按住房与非住房占地面积比1：3计算，城市按楼层10-20层计算，则农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40-80倍。这就意味着，每保护一亩城郊耕地，就要浪费39亩到79亩非城郊耕地，这叫保护耕地吗？其实，保护耕地很简单，只要制定好节约耕地的使用制定，或再规定每使用一亩耕地就要再造一亩耕地或改造耕地使之增加与使用耕地相同的产量。　　　　土地供给决定了房子的源供给，决定价格的不可能只有供给因素，没有供需就形不成价格，高房价的另一面就是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对要城市化的农民来说，对绝大多数“80后”和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是没有力量把房价推那么高的。显然推高房价的只有富人了，但高房价就是富人惹的祸的吗？除个别国家外，每个国家都有富人，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高房价，显然中国高房价也不怪富人。那谁推动了中国的高房价呢？我的答案是政治改革滞后导致制度不公平、腐败、垄断、民众收入低，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富人集中了过多财富，他们就有钱买贵房子，况且他们可以不在乎房价。另外，贫富差距大，民众收入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购买力就低；民众购买力低，中国内需就不足；中国内需不足，产业利润（除房地产外）就低；产业利润低，富人就不想投资实业；富人不想投资实业，股票、期货风险又太大，那只好又买房子保值增值和投机，导致房价高，普通民众又被高房价剥削一次；富人不想投资实业，导致就业难，再低工资；民众被房子、医疗、教育再宰一次，加剧贫富差距和内需不足，中国继续低工资、高房价，直到这种扭曲的运转模式陷于崩溃。类似于郎咸平所说：“10元的工资，两块钱的房子；两块钱的工资，10块钱的房子。”这个恶性循环就是低工资、贫富差距和高房价。　　　　事实上，计划生育在拉高房价。由于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需求，加重中国内需不足，从而加重富人因内需不足而投机房地产。计划生育一边减少了内需，另一边又提高劳动参与率，迫使净出口增加。净出口增加，导致外汇储备持续高涨，中央银行就会增发基础货币，加剧流动性过剩，让更多的资金去炒房。独生子女政策本身让原本用于养孩子的钱变成炒房子的钱（对中高阶层的人来说，少养一个孩子至少可以多炒一套房子），计划生育造成的性别比失衡让青年男性不得不买房子以“筑巢引凤”娶老婆，同时独生子女政策也让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愿意出高价为独生子在大城市买一套好房子，进而拉高房价。　　　　有人说，中国现在人口暴减一半，房价马上崩溃。是的，的确如此，日本人口还未减少但年轻人开始快速减少的时候房价就崩溃了。但是，靠中国人口崩溃导致房价崩溃，然后经济崩溃和高老龄化高民生压力高年轻人就业压力及民族国家的大衰落，这样的结果你乐意要吗？问问日本人吧，看看他们失落的十年又失落的十年。中国高房价不是因为人口多，住房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如廉租房、空房强制出租等，问题不难解决，只是政府官员少了卖地皮钱、税收和腐败浪费），为什么要选择自杀的方式让民族陪葬房价呢？　　　　9、交通压力是因为人口多吗？。　　　　认为中国人口多的人，常常举挤公交和春运难的例子，难道人口少了中国交通就更舒畅了？巴西人口比我们稀少，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照样人口密集。由于经济发展对人口规模的要求和大城市对人的吸引力，无论人口多少都会往城市里挤，你挤不挤公交与中国总人口多少无关，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建设、城市规划（如北京的摊大饼式扩张）和你愿不愿做城市人有关。香港人口极其稠密，但香港交通很顺畅，倒是内地城市老堵车。再说春运。中国人均铁路里程只有一根烟的长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显然不是因为人口多。春运难，真正原因在于：1、铁路投入不足；2、户籍限制，让农民工被迫到处流动；3、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劳动力与就业岗位分布错位；4、铁路经营垄断，体制没有活力；5、中国春节的习俗影响。其实，无论是城市交通还是铁路，人口多可以使交通更便利。城市交通最快的是地铁和轻轨，但建设与运营成本大，只有足够数量的人口才能降低人均成本到经济适可的程度。在北京、上海工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坐地铁是最快捷的交通方式，而在中小城市，由于人口不足，是使用不起地铁的。铁路也同样如此，比如京津高铁、京沪高铁让京津沪的交通更便利，而郑西高铁还迫使郑州至西安的航线全部停飞，人口多让这些固定成本高昂的便利的交通方式得到更好的发展，反而使交通更便捷便宜舒畅。航空也是一样的，人口多，机场分布与航班更密集，交通更便捷。如澳大利亚，由于人口稀少，就没有发展高铁的必要，机场、航班相对广大领土也比较稀少，长途交通因而就没有中国、日本快捷。再如城市郊外或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由于人口太少，公交班车很少，结果交通更不方便（而人口稀少地区连公路铁路等都不方便）。　　　　10、减少人口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等公共投入水平吗？　　　　有人认为，人口少了，国家投入的人均医疗教育水平就高了。按此逻辑，是不是小国的人均教育投入就比大国高了？或者说中国34省看做34个国家是不是人均医疗教育的国家投入就提高34倍？国家收入来自税收，而税收来自劳动者的生产创造。人口少了，劳动者少了，国家收入也就少了，人均医疗教育等国家投入并不能提高。相反，人口多了，像研发、国防、一些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人均支出就降低了，反而可以在医疗教育方面投入更高。另外，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严重，老龄人口比重大，经济发展困难，养老投入比例太大，反而不利于人均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投入水平的提高。现在少生孩子，看似可以提高孩子的人均教育投入。但是，未来老龄化严重，养老负担很重，少生孩子减少人口最终不可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等公共投入水平，反而在未来长期的降低。　　　　现在少生孩子，能为国家（政府）节约多少资金？据不完全估计，2005年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公款吃喝花费3000多亿，公车消费3000多亿，公款旅游出国考察3000多亿。如果在这个9000多亿里头节省出3000亿并投资到教育，那中国教育每年就多了3000亿，完全可以保证全中国所有的适龄少年儿童读完高中，不要说免学费，连书本、文具、校服、午餐都可以免费提供(王鑫海）。中国行政支出世界第一，但中国国家教育投入却世界倒数。要提高人均公共投入水平不是要少生孩子，而是应该减少政府与官员的浪费。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国家投入一直很低，父母投资的比重很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主要是个人的，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主体却是国家与社会。如果按照“谁收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不应是父母向国家支付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也即是超生罚款，其实大部分变成了各色各样的行政成本）”，而应是国家与社会向父母补偿“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养老投资成本”。父母所得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养老投资收益一般不会达到其投资所创造总收益的10%，而90%以上的投资收益被国家与社会拿走了，所以国家应至少向父母支付“从孕育到毕业”90%的费用，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而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论依据则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们现在少生孩子，看似是少“占用”了社会资源，但未来提供社会资源的劳动人口就大幅减少了，难道少生孩子不是在透支社会资源吗？老年人疾病多，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据国内外大量资料分析，退休职工医疗费用与在职职工相比约为3：1，有的国家甚至达到5：1。由于扶养老年人与扶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大致是儿童费用2到3倍。而随着寿命的继续延长，未来高龄老龄人口养老费用将会更高，养老人要比今天养孩子的成本高的更多。在中国，1980年少养一个孩子能够为社会节约多少“社会资源”而这个孩子以后又可以创造多少倍于此的价值？现在不鼓励生育不投资孩子，明天我们还有什么社会资本？不要断送了未来！　　　　11、少生孩子能提高中国人口质量吗？　　　　首先少生孩子最终不能提高人均教育投入，这在上节已经说过。其次，人口素质（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密切相关。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口素质的代际差别较大，但计划生育不可能去杀现在的活人，只能减少人口素质更高的下一代，自然平均人口素质就降低了。第三，少生孩子使我国未来老龄化严重，降低了国民年龄活力，因而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第四，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投入资金多少的问题，更是一个成长环境的问题。但现实却表明，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是破坏了传统优秀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损害了孩子的成长环境，使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十分突出。第五，计划生育系统庞大，本身就要耗费许多财政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都用到教育投入上，中国教育会更好。第六，计划生育给所谓“超生”家庭沉重罚款，这无疑要减少父母对孩子营养教育的投入。第七，强制计划生育的让那些所谓的“超生”父母东躲西藏，孕妇流离颠沛，降低了新生儿的素质。第八，计划生育对城市人和国民素质较高群类限制过强，是对人口的逆淘汰。另外，计划生育造成对所谓“超生”孩子的歧视，许多无法入户口甚至无法升学，破坏了“超生”孩子的成长。　　　　人口素质不仅包括文化素质，还包括人口年龄活力。从生产与创新力上讲二三十岁是创造黄金期。而少生孩子、减少人口将使我国人口严重老化，大幅降低我国的人口年龄活力，即降低了我国的人口素质。同等教育水平，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人口素质一定低。只要中国的生育率一直这样大幅低于美国与印度，中国的人口素质就一直赶不上美国，并且一定会被印度超越。中国现在比印度高的那点人口素质，一定会被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完全毁掉。最终结果是，多生孩子的国家不仅获得了人口数量优势又获得了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人口又多又年轻，国家活力四射！而中国少生孩子不仅使中国丢失宝贵人口数量优势又丧失本应有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结果是人口衰老缩减，又少又老，社会衰微！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2003年吴洪森在《关于计划生育的另一种思考》一文中指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也就是说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可以降低生育率）。30年的计划生育经费总值估计在3000亿元，假如将这3000亿元用来普及教育，就有3亿人可以读完初中。中国目前文盲和半文盲总人口只有1.8亿，还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倾向女性，中国不但全面扫盲，而且还多出一亿多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女性。”如果中国一直把用于计划生育的钱拿出一半还支持教育发展，我们的人口质量要比现在好的多，而且未来会更好。　　　　12、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是生育孩子。　　　　有人认为，未来经济发展了，养老制度健全了，不靠孩子也能解决养老问题。按此说法，美国欧洲日本都应该养老问题更轻，因为他们经济发达养老制度健全。但现实却相反，那些经济不发达、养老制度不健全但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养老压力最轻。养老人不是饲养动物，人的需要会跟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老人也一样，所以说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就解决想法纯粹是不把老人当人看。而制度只是个壳子，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不工作的老年人口，而不是养老制度在养老人。老人手中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堆纸，还必须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真正的财富，否则它只是一堆废纸而不能购买任何东西。无论任何养老方式，真正的依靠者和养老供给者还是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的的孩子。如果整个国家社会都没有孩子，未来就没有劳动者，也就不会有人给你养老，一切养老方式也都无法存在。所以，养孩子，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由于养孩子边际成本递减，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高，养孩子风险远比其他投资方式低，且能解决老年依赖和感情需求问题，所以养孩子是最好的养老方式。而一胎政策，无疑让许多国民老来穷，养老压力沉重，甚至因独子死亡而老无所依，尤其是对农民和城市穷人更是如此。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未来劳动力严重短缺，必定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和服务价格飞涨，让老年人手中的货币大幅贬值。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中国未来重老龄化，经济不景气，使老年人的养老投资大幅缩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未来劳动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养老空有制度而严重缺乏劳动力对其投入，社会化养老方式处于低水平的濒临破产的运转，老人获得的养老资金必定相对于不计划生育而大幅减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中国未来劳动力大幅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困难，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　　　　13、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人口政策。　　　　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这表明中国的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一胎政策和强制计划生育。由于生育数量限制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于是许多父母便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结果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30多万——则对应每天至少有3500女胎儿被杀。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每持续一天，相应每天就会增加约3500多个光棍。未来中国将面临五六千万的庞大光棍潮，四五男人中将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4、汉族人其实已经最不喜欢生孩子。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尤其是认为汉人喜欢生孩子。但在全世界的现实表明，现在汉人最不愿生孩子。纵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已经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3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0%，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2.8%，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60%（大约7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可以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汉族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　　　　汉族的生育文化是古代先贤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香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等思想文化元素策划出来的。但是，这些传统思想文化已经全部被戴上“思想落后”的帽子，被中国人自己严重破坏。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是一个天大的谎言（详见《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　　　　15、7亿、5亿或3亿适宜人口论是错误的。　　　　不少中国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减少了生活水平就更高，不少国民也这样认为。如果按这种说法，那原始人生活水平最高，因为原始人最少！但恰恰相反，原始人是赤贫。按这种说法，中国人口密度仅137人／K㎡，而日本350人／K㎡，韩国490人／K㎡，新加坡6376人／K㎡，因而日本韩国新加坡人生活的更差，他们应减少人口以改善生活。特别是新加坡，已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很好，人口最密的新加坡也最美丽。显然这种减少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说法是相当谬误的，因为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经济科技水平为基础所形成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原始人均资源的多少。一些人口专家坚持认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人口拥挤，人口密度高，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减少到适宜人口生理水平，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如果按这样的说法，中国就不应该城市化，因为城市人口密度太大了。如果中国城市化，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口其居住的人口密度是一样的。所谓的人口密度与总人口数的关系在城市化下都是数字假象，人口生理密度在城市化下与人口总数无关，适宜人口生理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