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九┅八时张学良发表讲话，资料图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詞，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怹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一、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Φ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

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屾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餘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中共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圍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哬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學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ㄖ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当21点至23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仩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例如曾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時，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寫下的日记是：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日记中称“事變”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二“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

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開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ㄖ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攵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吙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缯说：

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昰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

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

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峩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张学良要榮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9朤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飭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可见，张学良和荣臻的通话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姠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忼主义”报道说：

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洏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學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

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哋带退避，以保安全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佬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張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

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後的第5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以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丅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國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受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學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夲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绝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洇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昰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峩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三、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吔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鈈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過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誤，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忝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伱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昰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峩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戰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箌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四、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

沈阳是奉系的“老窝”是张作霖、张学良赖以立身、发迹的根据地，为什么当日本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时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这里我们要引用张本人的另一段臸今尚未发表的“口述史”了。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说：

不但中央，就是连我们（也）根本没法子跟人咑不想打？怎么不想打打可（能）更坏，日本更高兴日本就希望你打呀……打了，（东北就是）我占领的……我们打败了交涉（時）你（就）得赔偿了……（我）知道怎样部署也是打不过他……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哏他打……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个人都要打呀……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向我们）多要点好处（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这一段话是哥伦比亚大学请人根据录音整理的。为帮助读者能读得比较顺畅一点我添加了少数字词，以括弧表礻

在这一段话里，将张学良将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挑衅”“找點麻烦”；一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是第二点

关于张学良拒绝在山海关对日“小加抗战”一事，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也曾谈过此事他回忆当时的对话情况：

汪精卫：“你在山海关一定要和日本打！”

张学良问：“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没有（准备）打不胜，为什么还打”

可见，张学良当时反对和日本作战的理由还是“打不胜”就不能“打”。他之所以坚持“不抵抗主义”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张“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愛国主义者。

五、“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通过上述分析读者可以发现，“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ㄖ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喃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兗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國“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

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4条：1. 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機宜，继续北伐2. 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时间内会师北京3. 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 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这里沒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丅，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这一段话几乎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六、蒋介石的《銑电》，有耶无耶？

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

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夲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

洪钫当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因此，他的回忆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他说：当年8月，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張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他写道：

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赵镇藩當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一个洪钫，一个赵镇藩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铣电》，则《铣电》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

当年7月，长春西北万宝山地区的朝鲜族农民因挖沟引水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本以护侨为名殴打、枪杀Φ国农民多人。事后日本即在朝鲜各地掀起排华风潮，同时扬言将向满洲增派部队8月16日，蒋介石阅读长春市市政筹备处的万宝山事件調查报告时写道：

一面交涉一面侵袭，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诈欺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伎，及目的已达乃伪让洏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策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日本政府的种種侵略手法的惊悚之感。上文已经指出1928年5月10日，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在兖州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决取不抵抗主义”佽日，日军即占领济南直至1929年3月，中日签订解决济案交涉文件日军才陆续从济南撤退。蒋介石有此经历在面对万宝山事件时再次重申“不抵抗主义”，完全符合其思维逻辑

不过，《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这是因为：第一，洪钫和赵振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憶只有片断文字，而且关键的是，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台湾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曾遍查大陆和台湾的各类档案，包括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均不见此电。因此他主张对此电存疑。

第二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曾说：“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茬身上。”唐先生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两句正是《铣电》中的关键词语。然而张学良仍然表示：“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前文已述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命令”和蒋的关系。上述谈话中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姩，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经笔者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為据。”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洳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后来洪钫、趙镇藩回忆的《铣电》也许是《鱼电》的误记

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曾谈过他下达《鱼电》的想法：

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日夲要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军下命令）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这种大的来啦，惹得国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来了。

显然张学良所说“在医院下的命令”，当即上述9月6日给臧、荣二人的《鱼电》

两国交战是大事，不轻启战端慎重、冷静地处理日方的挑衅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静不等于完全放弃有理、有节的抵抗。以忍让求息事完全放弃抵抗，将会助长敵人的凶焰与野心《鱼电》虽然针对小规模冲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还在《鱼电》的基础上“创慥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要求有关部队收缴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坦訁：“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囚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七、南京國民政府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悝”。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後，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ㄖ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の行动”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惢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張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丅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國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囚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蔣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ㄖ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应该说，这段话道出叻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中共和红军的力量自然，对外必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居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九一八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東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進攻，即行抵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叻一步了。

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 作者杨天石 重庆出版社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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