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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驼峰奇缘
&发表于& 13:07:54
卧虎藏龙的肇嘉坪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可以放在心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对于我个人或者我们这个大家族来说,有一件大事:我85岁的母亲领到一枚抗战老兵勋章。母亲的一生很坎坷也很传奇,所以每当我被坏人迫害时就会大声嚷嚷说:“TAD!难道受迫害也会遗传吗?”呵呵!我真不像话,和我妈比,我那点小事还好意思说成“迫害”?其实我真心应该感谢那些坏人,他们使我觉得生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她在跌宕起伏而不是平平如也);活着是很快乐的,(因为可以无所顾忌地痛骂敌人而不用担心被暗杀)。这说明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民族的前途大有光明。今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与驼峰航线的一段奇缘,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年头又续上了。众所周知的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最长、规模最大的空运行动,是世界航空史上最为艰险的一条航线,是人类航空史上的奇迹,在当今看来仍然具有及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开辟驼峰航线,正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难的时刻。这条航线从四川到重庆、宜宾、泸州及云南昆明等地出发,直飞印度的汀江机场;跨越高山峻岭,峡谷深渊;经过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脉、横断山脉,平均海拔4500以上;俯瞰布拉马普特拉河、恩梅开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因沿途山峰连绵起伏形似骆驼的峰脊,故称之为“驼峰航线”。为了使日军妄图切断中国对外通途的阴谋破产,当年的中国航空公司奉命开辟了被飞行员视为天堑畏途的驼峰航线这成为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重要的空中通道。可想而知,这条航线的天气是多么恶劣。特别是汀江四周的且拉齐,是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方。而好不容易熬过雨季,又是长达几个月的雷雨、多变的气流、强劲的季节风。最可怕的是结冰,即使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也不能完全保证飞行安全。在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长达3年多时间里,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优秀飞行员1500多人,损失率超过80%;而总共仅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竟然先后损失飞机48架,损失率超过50%。(此数据与百度搜索的报道有所不同,但是还是尊重我采访的当事人及后代的观点。)如此传奇并且悲壮的一件事情,怎么和我的故事连接起来的呢?这要从我的小时候说起:我儿时在长沙的肇嘉坪长大,那条街曾经一直保留着解放前的一些公馆,所以解放后仍然住着一些特殊人物。比如前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晚年住在我家后门斜对面。众所周知,湖南宁乡人陶峙岳1911年便参加了武昌起义,参加过北伐战争、淞沪抗战等。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率部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陶峙岳(左)与王震真不是我瞎编,当我刚写到这里,准备关电脑休息时,突然发现电视机里中央六台正在播放电影《和平将军陶峙岳》,我连忙给长沙的家人打电话,叫他们快看。因为我们虽然和陶将军住一条街,他又是那么平易近人,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他的过去。可惜我也只看了后半部分,正看到1949年陶峙岳准备带领部队投诚起义。陶峙岳掏心置腹地说:“几十年内战,我对人民负债累累,是用行动证明我们忠心的时候了。我们是要忠于党国,但是更要忠于全军将士和新疆人民,不要做蠢事!”好样的陶将军!可想而知,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任何一个能够毅然、决绝地选择光明之路的人,都是伟大的。可是陶将军的决定当时遭到他的某些部下反对,他们说:“我们应该向共产党学习,去南疆打游击。”看到这里,我哈哈大笑。南疆,是我当兵时最早的驻地。那里大片的戈壁沙漠和冰山雪岭,扔几个人进去就像几滴水融进大海,更不要提当时的贫瘠落后。想去南疆打游击,好天真啊!在电影里的陶将军也是这样认为的。最终他们分成两派,少数人离开了陶将军飞往台湾。胸襟开阔的陶将军握着他们的手说:“人各有志,一路平安!”不知为什么,看到这里我特别感动,眼睛都湿润了。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儿时的长沙。肇嘉坪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我家正门斜对面对面的公馆,据说解放前贺龙在此住过短暂时间。解放后这公馆里住过一位劳模,后来长沙市副市长张雨帆一家住了很多年。张副市长是从北京调来的。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张雨帆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学左联宣传委员兼左联机关刊物编辑、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华东支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浙江省委秘书长兼绍兴地委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及国家水产总局顾问等等。张副市长家有三个非常帅气而又调皮捣蛋的儿子,在那条街上不知惹出多少故事;文革期间,市长被打倒,这家公馆又住进了来“支左”的驻军某部政委华鲁和黎源司令员。市长家北边是肇嘉坪最大的公馆,也是最神秘和吸引人的。他家临街是一栋小二楼,经常传出悠扬的手风琴和小提琴声。儿时只知道男主人公是国民党的一位高官,叫周武彝。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周武彝何许人也。这户人家基本上不与别人往来,他家的花园是肇嘉坪最大的,一年四季开满了鲜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刚刚得知周武彝的真实身份:1910年,周武彝考上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并参加了1911年武昌起义;曾任北伐军2师营长,率先带兵攻入长沙,战功赫赫,升为团长;1937年7.7事变后,周武彝被任命为交通部驻上海中将专员、兼京沪杭铁路局军事专员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上海8.13战役打响后,身为中将的周武彝亲自指挥将军事物质及时运送到上海......1949年,由于周武彝积极参与和平起义,为新中国诞生立新功,解放后被任命为粤汉铁路和衡阳铁路局顾问。噢!真是不得了。最有意思的是,我听肇嘉坪的老邻居告诉我说,周武彝与陶峙岳二人若是在街上相遇,却是互不理睬,形同路人 。为什么呢?呵呵,两位曾经的国军将领,这里就不展开说了。荒诞年代发生的真实而有趣的事情还是来说说肇嘉坪的寻常人家吧:市长家东边也是一家公馆,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女画家邵一平住在这里,她家的院子给我童年留下特别美好的印象,有一座很大的假山、长沙少见的芭蕉树、以及散发着淡淡幽香的腊梅花......。特别可笑的是,我大姐告诉我说,她小时候上图画课,老师让同学们画漂浮的云彩,大姐画不好,就去找画家邵一平帮她修改。没想到,老师只给了60分。嗨!那幅画要能留到今天,可以拍卖了。这样的故事有意思吗?有!至少如今回过头来看,我儿时见过了那么多的风云人物,当时并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得了,我们经常去这些“人物”家玩,甚至做过很多恶作剧的事情,比如把市长家的金鱼倒在他家院子里那口水井中;把画家邵一平院子里的腊梅花摘下来插在辫子上;把大名鼎鼎的“国军”名将陶峙岳家大门上的电铃拔掉......那时候的“人物”是没有架子的。可真是不像如今有些所谓“人物”,当了个什么“长”,就不会说人话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我的眼里,这种人十分愚蠢可笑。真正的人物,就是那些不知道“架子”为何物的。呵呵,内涵丰富,就不需要用“架子”来支撑了。印象深刻的,是每天出门散步的陶峙岳,路过我们院子门口,只要见到我母亲,就会停下来和她聊天。当他得知我母亲是河北来的南下干部,十分感叹地说:“不容易啊!同志,你们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吧?”然后,他非要把一百斤全国粮票送给我母亲。那时,买大米要用粮票。可想而知,在那个没有腐败的年代,陶同志的粮票(而且是“全国”)也是来之不易的啊!我儿时见到的官员,真是人民公仆。文革时期,省委书记华国锋的孩子都要带头下农村(他小女儿苏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家三个女儿都没有下农村,是因为母亲强烈地“反抗”。理由是父亲去世太早,孩子们是烈士遗孤,享受国家最高抚恤金,且身体不好,要求照顾。说实话,当时我们对母亲这种“无理”要求很不满,特别是不懂事的我,高中毕业后为此对抗母亲很久,直到我后来去了部队。我高中毕业后,周家公馆里拉小提琴的那个小伙子曾经到我家来,说要带我去考某文工团。不料,刚说了两句话,我哥哥回家了,一见面,哥哥毫不给面子:“是你?你来干什么?”小伙子尴尬地说:“我,为了你妹妹的前途......”不消说,这小伙子不高兴地走了。我哥哥是是长沙16中的红卫兵“司令”(保皇派),或许和这小伙子不是一个“派别”的。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过此人,因为不久之后我去了某部队文工团。由于我大姐当时也是四中红卫兵的女“司令”,一家出了两个“保皇派”,那些造反派在某个夏天的晚上出动一两百人包围了我家。哥哥在好人的掩护下逃生。造反派一个叫“双枪老太婆”的老女人(听说此人并没有正式职业,在街道上工作),竟然左右两边各挎一支手枪,不可一世的样子十分可笑。他们逼我母亲交出手枪(是母亲南下时随身带着的),母亲没有屈服。在经历过战争和无数磨难的母亲眼里,他们只是一些小丑而已。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恐怖的夜晚:家里餐桌上插着一把闪亮的匕首;肇嘉坪的街口被戒严,一挺机枪黑压压的枪口对着我们18号院的大门......唉!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一生中懂得不惹事,但真有了事也决不怕事。后来我大姐在被招工时遇到麻烦。母亲辛辛苦苦从省委开来的证明,街道办事处却刁难她,说湖南省委的证明不行,除非长沙市委出证明,理由是街道办事处是属于市里面管。这是政治笑话,也是国情。或许一个乡长甚至村长会说:中央的文件我不管,我只听县长的。后来知道其实是母亲单位上一个领导,一直刁难母亲,甚至不惜插手到街道办事处,阻止我大姐被招工。这人后来因犯了大错进监狱,死了。大姐当时是个叱诧风云的人物,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源自于她不到两岁就跟随父母跟着解放大军南下,也许骨子里就是“革命”二字吧。眼看自己的前途要被耽搁,大姐竟然就敲开了对面华鲁政委和黎源司令的大门。两位正直的军队首长一听大姐的陈诉,就立即判断这是一件荒诞的事情,华鲁政委很气愤地说:“真不像话!”说罢,大笔一挥,为大姐写了证明并盖上公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理委员会”。还在证明上补充了一句话:“革命的后代,要按省委指示办,火速解决。”几天后,当大姐把这张证明交到街道办事处负责招工的人手上时,所有人都惊呆了——那张特殊的证明上,盖满了公章,它们分别是长沙市第四中学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那时工宣队都进驻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办公室湖南省上山下乡四个面向办公室湖南省委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理委员会(华鲁亲手盖的公章)人心想:这女孩是个什么人物啊?不就招个工吗?惊动了这么多人。这是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发生的真实故事。华鲁政委和黎源司令那样的好人,现在哪里啊!或许,由于受到很多正能量的影响,大姐刘红岩如今退休后成为长沙市的知名环保人物,经常有报纸和电视台采访报道她:她保护了南湖路一大批树木;保护了一批小动物;还因为宣传保护蛇等野生动物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和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荣誉证书和奖励。前面我讲的故事大都是“公馆”里的人物。但或许这条街受到某种气场的影响,陆陆续续地又出现了不少人物。我在长沙一中上学时,由于老师要求我们离得近的同学组成学习小组,所以我常去一位女同学家写作业。同学的哥哥好像也是一中的,比我们高几届。很好笑的是,她哥哥每次回家若是看见我们几个女生在,好像受到惊吓般逃跑。多年后我发现同学的哥哥何立伟竟然成为著名作家,再后来我也成为作家时,在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见到何立伟,说起此事还很好笑;肇嘉坪还有一位著名钢笔画家李渝基,如今是中国钢笔画联盟主席;当年那条街上有好几位老红军和国民党的将军;稍远一点,这条街的南端下去,出了一位“世界名人”,音乐家谭盾。谭盾也是我们长沙一中的,我们在同一个演出队,他那时是拉小提琴的。我在北京看过他的音乐会,写了一篇文章揶揄他。文章发表后,他的经纪人给我打电话说:“谭盾看了哈哈大笑......”扯得有点远了,这和驼峰航线有什么关系啊?接下来,我就要讲到我家这个院子。神秘且传奇的林汝良伯伯“四十年代,林汝良在中航公司飞机前”我们院是肇嘉坪18号,总共两层楼,有前后院,中间还有一个最大的院子,这种结构很合适小孩捉迷藏。院子里只住了十一、二户人家,林汝良伯伯两口子住我家楼上。就是这位林伯伯,使得后来的我与驼峰航线结下了不解之缘。这还是得从我的儿时讲起:我们院子里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到林伯伯家玩。特别是玩捉迷藏,把他家搞得乱七八糟,但林伯伯和林阿姨却总是笑眯眯非常开心。过六一儿童节,林伯伯和林阿姨竟然请全院子的小孩子到他们家吃饺子。每当回忆起童年,我的发小和闺蜜们至今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林伯伯和林阿姨给了我美好的童年。”我再没见过比林家夫妇更爱孩子的人了。他们的仔细、耐心、爱心,给我们每个人的童年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也许是父亲去世过早,我小时候特别爱哭,尤其是爱做恶梦,每当在梦里看见“鬼”,我就会大声尖叫。每当此时,林伯伯总是会从楼上冲下来,哄我好半天。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怕不怕,没什么可怕的!”或者说:“这有什么关系?没什么没什么!”印象最深的一次,妈妈给我买了个氢气球。那是我第一次玩,所以不知道这东西还会上天。一不留神,氢气球从我手上脱开。眼睁睁看着我喜欢的气球飞跑了,我嚎啕大哭。刚好被下班回家的林伯伯看见了,他立马抱着我上街去一口气买了三个:红的、绿的、黄的。好幸福啊!把别的孩子羡慕坏了。妈妈说:“林伯伯林阿姨把你宠坏了。”小时候就知道,林伯伯家很有钱。为什么呢?没想。到“文革”的时候,林伯伯被揪出去游行,说他是“给蒋介石开飞机的”。啊?!说实话,震惊的同时,我居然还偷偷地认为,林伯伯一定是特别了不起的人。后来我参军去了新疆,每次回长沙探亲,只要遇见林伯伯,他就会笑容可掬地说:“啊!小毛毛长大了。”每当此时,我就特别不好意思。有次,我把我写的第一本书《听雪》送给林伯伯,至今我还记得他一脸的欣慰说:“小毛毛出息了!林伯伯没有白疼你一场。”直到林伯伯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发表在湖南日报和中国民航报。不久,接到林伯伯的女儿林平大姐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她正在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她准备各复印一份邮给我,希望能够为我的创作提供一些素材。不久后,我带着我拍摄的电影《金蝴蝶结》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那天在上海影城放映《金蝴蝶结》,之后我接受完记者采访,突然一位中年男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他是美国南卡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戏剧比较学的专家教授,他叫叶坦,美籍华人。回到北京,我应叶坦之邀,联系上了他的弟弟叶研。叶研是中国青年报某部的主任(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业内“三级记者”,去过南极、北极和珠峰,甚至上过老山前线做过战区现场采访......。总之,叶研是个传奇的优秀记者。那么,我很纳闷的是,叶研的哥哥为什么要我与他联系呢?不久,和叶研见面后,解开了我心头之谜。原来,叶研曾经和中国探险队一起去云南的香格里拉,那次是为了帮助来自美国的飞越过驼峰的飞行员弗莱切.汉克斯实现他的梦想。这个已是80高龄的美国人,穿越半个多世纪,飞越半个地球,就为了来看一眼他当年坠落在这深山老林中的战友吉米.福克斯和他的C-53运输机。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历尽艰辛后居然真的找到了C-53运输机。据叶研回忆说:“当80岁的驼峰老兵汉克斯跪倒在飞机的残骸前老泪纵横时,我扛着摄像机的手都禁不住颤抖,我的眼泪模糊到看不清镜头里的一切......”叶研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当时叶坦还在北京,当我兴致勃勃地和他讲述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时,叶坦微笑着说:“要不我让你联系我弟弟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你一定会对这个故事充满创作的激情。”我?创作?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没这么想。驼峰航线是什么啊?那么大的题材!一位电影厂的厂长告诉我,中国至少有十几个写驼峰的剧本,全部被他“枪毙”掉了:“写得很差,根本没人能够驾驭这个庞大的题材。”电影厂长这样说。所以,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一天突然与这个题材邂逅。叶坦十分肯定地对我说:“我相信你能导演好这个电影!”说罢,把他弟弟严研写的关于驼峰航线的剧本交给了我。天!我心想,这是我做的事情吗?我能吗?但不管怎么着,从此“驼峰”便深深埋在我心底,它一直在发芽、长大......我还为了这个好奇心专程去了一趟云南,甚至找了车一直开到埋葬了500多名美国飞行员遗体的山上,那是昆明郊区的一座荒山,山上密集的坟堆令人汗毛倒竖,驾驶员吓得不敢一个人呆在车里,关了车门跑到山顶来非要和我们呆在一起。回到北京,我收到一封信,正是林汝良伯伯的女儿林平大姐写的。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封信的到来,使我从此与驼峰航线正式结下了不解之缘。铝谷啊!你的光芒是英雄永远的绝唱中间为驼峰报务员林汝良。这张照片当时发表在美国的航空杂志上,非常轰动。原来,林平大姐的信中告诉我,她父亲林汝良去世后,她从香港回到长沙,帮助妈妈林华媛清点父亲的遗物时,才突然发现父亲竟然曾经是飞越驼峰航线的报务员。林汝良!驼峰航线?我大吃一惊。但我马上觉得,这一点也不奇怪。没错,宠辱不惊的林伯伯在我们这些肇嘉坪的孩子们眼里,一直是个英雄!更神奇的事情还在后头:我告诉林平大姐:“那么巧啊!我正在云南参访有关驼峰航线的事情。”林平大姐奇怪地问:“为什么你突然采访这件事情?”“我手头有一个电影剧本,是关于一架当年美国的飞机坠毁在这山谷中,有一个飞行员——”我刚说到这里,林平大姐就激动地打断了我说:“我父亲也在那条航线上经历过多次的惊险,我可以把《奥秘》杂志复印件邮寄给你。这本杂志上有记者采访我家写的文章,还有一张老照片,是我父亲当年和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的合影。”“福克斯!”我大吃一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难道林伯伯当年就是和叶研给我的剧本中的福克斯一起飞越过驼峰?后来,我看了林平大姐邮来的《奥秘》杂志(复印件),才知道果然如此。我激动地打电话告诉叶坦和叶研,他们兄弟两得知此事都感到非常奇怪:“那么巧啊?!”说话间,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林家夫妇都已驾鹤西去。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蓦然发现,自己失去了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这种心碎感,比儿时的气球飞跑更严重;但是我已然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经历了许多的我,已经懂得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最好的时光,永远会定格在你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其实,我很想对我的母亲说:林伯伯没有把我宠坏。相反,他当年被批斗时仍然昂首挺胸地样子就是他人格的写照。他的傲骨、他的宠辱不惊,给了我极好的精神力量!林伯伯死后,林阿姨几近崩溃。但是她很快调整自己,在人们的心目中,林阿姨的优雅从未离开过她。早几年前,我每次回长沙都会到我家对面楼上看望林阿姨,她永远美丽的样子真是让人感慨。那年,林阿姨摔了一跤,骨折,只能躺着了。我带了北京点心去看望她。可是,从不泄气的林阿姨这次流泪了。她说:“烈娃呀,我想自杀!这样活着太糟糕了。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看到一生美丽优雅的林阿姨这样,我心都碎了,我拼命安慰她,转移话题,果然,不一会儿她就眉开眼笑。还说:“你小时候那么爱哭,每次你一哭,林伯伯就马上下楼去哄你。我问他说‘院子这么多孩子,为什么烈娃一哭你就反应那么强烈?’林伯伯说‘你没听见吗?烈娃的哭声与众不同,她哭起来撕心裂肺......”我听了这些,说不出的感动和心酸。要知道,这时的林阿姨已经90多岁了,却还记得我小时候的哭声。我握着林阿姨的手,这苍白无力的手上戴了一只碧绿的翡翠手镯,我看着着手镯久久无语。其实我本来想对林阿姨说:“我现在从来不哭,也没有眼泪了。”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同时又觉得,没有眼泪未必是好事。林阿姨去世后,她女儿林平大姐断断续续地与我有些联系。这样,我得以了解到林伯伯生前的丰功伟绩:林汝良伯伯是福建莆田人,1932年学习电讯,在屋门电台工作。1934年考入中国航空公司任飞行报务员。为中国航空公司飞行报务员,1942年至1945年全程参与“驼峰空运”。这是林汝良当年飞跃驼峰去印度加尔各答的护照应该说,中国航空公司的任务完成得十分漂亮,他们三个月内飞驼峰航线完成近900次的往返飞行,载运物资近两万多吨。四十年代初,林汝良来到重庆执行任务,那时各方面条件很差,他得自己去联系居住的地方。这也是无巧不成书啊!当青年林汝良敲开一家出租房的大门时,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位开门的先生,正是自己在福建上学时的老师林天和。师生在兵慌马乱的年头异地巧遇,不知有多么惊喜和亲切。林老师立即将林汝良带进家中,并唤来小女林华媛,介绍他两相识。很自然的,林汝良深深爱上了美丽善良且书卷气十足的林华媛。1944年初,面临艰苦而又困难的局势,基督教林牧师美丽的女儿林华媛,勇敢地嫁给了聪明英俊的青年林汝良。这时,林汝良已经参与驼峰计划,将要奔赴抗日战场。当时,林汝良的同乡好友林擎岱(机械师)已经在飞越驼峰时遇难,留下三个女儿。林汝良去看望林夫人时,看到她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太艰难了,很想帮助她减轻负担,就和她商量领走了最小的女儿林林。看到这里我明白了:这个林林,很可能就是我提到的那个养女林金。(但是林平大姐否认说林林从来不叫“林金”)直到现在,林平大姐说起她的姐姐林林,还无比亲切。她告诉我:林林现在加拿大,生活得非常宁静、幸福。她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姐妹关系。又是奇怪的事,这三家人都姓林。好像是前世有缘,然后上天有意安排,让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相逢并伸出援助的手。婚后不久,林华媛就和林汝良一起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一起同去的,当然还有他们这对善良的夫妇领养的女儿小林林。林平大姐告诉我:“我母亲后来说,在加尔各答的日子里,幸亏有一个小林林陪伴着她,无形中缓解了她精神上的压力。是啊!试想当时的局势是几乎每天都有飞机掉下来,所有飞行员的妻子差不多都是提心吊胆地数着分秒过日子。如今,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驼峰航线又称“铝谷”,就是当年栽下去的飞机残骸几乎布满了那条航线的山谷,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以至于当你再次飞过那条航线时,只要沿着那“铝谷”的光芒前行就可到达目的地。铝谷啊!你的光芒是英雄永远的绝唱!从加尔各答到两航起义的英雄们左二为林汝良,右一为美国飞行员福克斯在加尔各答的日子里,美丽的少女林华媛磨炼成坚强的贤妻良母。她每天去这个陌生国度的市场买菜,还学会了简单的印度语,可以对付生活所需。有点时间,她就买来毛线编织毛衣毛裤。这些漂亮的毛衣毛裤,都穿在养女小林林身上,穿在每天在生死线翱翔的丈夫林汝良身上。每当飞机平安落地,家属们就充满着异样的欣喜,家家户户如过年般快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中国的飞行员、报务员等等,只要他们胜利归来,都忘不了去林家看望他们所有人的养女小林林。他们心疼这个小姑娘,因为她的父亲是他们的亲密战友和同胞。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林的童年是幸福的。在林汝良伯伯的“驼峰”经历中还有最惊险的一段,那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空姐第一人”鲁美英的悲惨故事。1941年,“重庆号”民航客机从重庆飞往昆明。准备起飞前,美丽的中国少女鲁美英高兴地告诉飞机上的报务员林汝良:“这是我最后一次飞行啦!我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明天就回家结婚啦!”我国空姐第一人鲁美英和同事在其工作的飞机前合影。即使在那样的乱世,鲁美英也是非常优秀的女性。她是南京人,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抗战爆发,鲁美英在昆明考取了中国航空公司空乘培训班。之后,鲁美英和另一位女生通过考核登机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空姐。同事当中,她和林汝良谈话最投缘,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古典音乐。所以,看到好友即将披上圣洁的婚纱,林汝良十分高兴地祝福鲁美英,大家也都纷纷向她表示祝贺。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下午2点多,飞机即将抵达昆明上空时,突然间飞机遭到了日本军机的追击扫射,飞机在瞬间失去了平衡,歪歪斜斜地栽向地面......这是民航机啊!日军竟然公然违抗了国际法,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平民百姓——飞机掉在草地上,开始冒烟,着火。日军飞机继续攻击扫射,报务员林汝良看见鲁美英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他抱起奄奄一息的鲁美英冲出机舱,把她放在草地上。鲁美英指着脖子上的金项链对林汝良说:“请帮我把这项链转交给我的未婚夫......”因失血过多,中国航空史上第一位空中乘务员鲁美英就这样结束了她年轻而美丽的生命。后来的故事,我曾经亲耳听林华媛阿姨讲:后来,林汝良伯伯为了把这条金项链亲自交给鲁美英的家人,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最终,在重庆找到了她的哥嫂,把这带血的项链交给了他们。每当讲起这段惊险的历史,我都深深感叹林伯伯的传奇和“命大”。听林平大姐说,她外公林天和是福建莆田的基督教牧师,当林牧师得知女儿要嫁给即将奔赴抗日战场,飞越驼峰航线的英雄林汝良时,深沉地对女儿说:“我相信上帝会保佑你们安全归来的!”林汝良的夫人林华媛陪丈夫飞越驼峰,在加尔各答的婚纱照多年后,林平大姐听母亲说:“在加尔各答的日子真是提心吊胆,阿林(林汝良)一去机场,我就不知他能否平安归来。差不多隔几天就有飞机失事,但是抵抗日本的关键时刻,谁也不肯懈怠,他们不停地飞,将战略物质运进中国。三年多,阿林飞行了近千次!”哎!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1949年11月9日,林汝良作为中航厦门办事处副处长,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和他的同事们坚决支持并参加起义,回到了新中国怀抱。在那个年代,此举震惊中外,就是闻名于世的“两航起义”。不幸的是1957年,林汝良被定为“右倾”而调离民航总局。“文革”期间,他那份飞越驼峰奔赴加尔各答战场的护照,竟被当成“外国特务”的强有力“罪证”;所幸的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林汝良丝毫不为之所怯,他一如既往地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真善美。接下来的一切,就是我亲眼所见了。林伯伯在挨批斗期间,我从未看到他脸上有半点的屈辱,现在我知道,那叫“宠辱不惊”,;我也从来没看到他的腰板弯曲过,总是挺直的。听说后来平反了,他被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林汝良和林华媛夫妇,与养女林林(中),以及女儿林平的合影。出身于这样传奇的家庭,林平大姐自身也充满传奇色彩:她母亲怀她时,还在印度加尔各答,之后在母亲的腹中就飞越驼峰航线,1945年11月诞生在中国重庆。天哪!我相信林平大姐是世界上最传奇的婴儿!今年八月,林平大姐从香港给我打电话说,所有驼峰航线中国飞行员(及机上工作人员)的孩子,将在9月举行一次活动,纪念他们的父辈飞越驼峰既抗战胜利70周年。林平大姐因刚刚做了奶奶,要照看几个月的婴儿,所以不能前来参加活动,她嘱托我代她参加,并希望我为此写一篇文章。于是,9月的一天,我走进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博物馆。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航,几年前因为写航天英雄罗阳的传记来这里采访,北航是罗阳的母校,所以我对这里并不陌生。我觉得奇怪的是,我的第一部电影《金蝴蝶结》就是写航空人的,后来又写了航天人罗阳,现在又来采访驼峰英雄的后代,是什么机缘使我一直在和这个领域打交道?这时,林平大姐介绍的顾华芳大姐热情地将我带进会场。华芳大姐是飞越驼峰的中航报务员顾震寰的女儿,60年毕业于北航。性情爽快的她一见面就告诉我说:父辈和我们现在的人太不一样了!他们很少提及自己曾经的辉煌(在特殊的年代,这种“辉煌”是不敢示众的)。所以,只零零碎碎地知道一点故事。而父辈的光荣,却以一生的默默无闻来告终。华芳大姐说:“有一次我去德国,一位当地老人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非常骄傲地告诉我:‘你知道吗?我是驼峰飞行员!’”更让华芳大姐难忘的,还是那次在美国。当一位美国的驼峰飞行员得知华芳大姐的父亲曾经也飞越驼峰,他老泪纵横地跪倒在地上......这次驼峰后代选择了在抗战70周年大庆的日子聚会,就是为了很好地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抢救历史记忆,居安思危以告慰英雄亡灵。我在会场见到了许多震耳欲聋的驼峰英雄后代:优秀飞行员陈达礼的儿子、女儿分别从香港和美国赶来。这个家族中还有陈达礼的哥哥陈达仁,兄弟两一起参加了飞越驼峰的抗日战场。陈绍曾是陈达礼的儿子,从他高大的体格看得出英雄父亲的良好基因,但他从事的工作是医学。我问他为何没有继承父业,他苦笑了一下,给我讲述了一个并不愉快的故事……山鹰的翅膀是怎么被折断的说实话,我并不想在此复述四十年代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陈达礼的遭遇。但是,为了尊重历史,更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正视不太久远的昨天那些荒诞的故事。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受过重创,那必然会在他一生中有个打不开的结。但如果他长大后勇敢地面对童年的阴影,并积极地设法解脱,那么他不仅会得到解脱,很好地成长,而且还会成为他向着光明飞奔的动力。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他们对待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不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为进行辩解。特别是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1995年,德国前总理科尔跪倒在以色列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这著名的“两跪”以及德国人牢记历史,不断深刻反思,真诚忏悔,是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只有勇于自我反省,直面历史,以史为鉴,付诸行动,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在德国,决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早已成为主流社会的共识。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他们“不仅亏欠受害者、幸存者,同时也亏欠自己”。今天,已经不再有多少欧洲人对德国曾经给自己造成的伤害耿耿于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德国已经完全融入到欧洲大家庭。可是在日本,却完全不同,他一直融入不了亚洲。就像有人评价的那样“日本这个国家,有聪明,无智慧,有眼光,没远见,精细有余,大气不足。”他们不仅不肯忏悔,而且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战败”,复活军国主义的火种一直没有泯灭,更谈不上反思他们在二战中给亚洲人民带来的深创剧痛。毋庸深究,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日本和德国这两个二战中的战败国,几十年后的结果是如此不同,形象是如此迥异,可见正视历史,反思自己的错误,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再回过头来听听驼峰航线优秀飞行员陈达礼的儿子讲述的故事:“1949年11月9日,由周恩来直接参与策划的著名的两航起义启动了。当时周恩来派中共地下党吕明作为他的代表到香港找到我父亲,然后由我父亲组织中航空勤人员谋划起义之事。11月8日晚上,参加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在我家开会。我父亲陈达礼布置机组、路线、目的地、交代通讯频道等等。因为当时情况危机,国军的飞机随时可能对他们进行拦截。所以我父亲对大家说:‘我先飞。如果我坠机了,你们就回去;但如果我成功了,你们都跟着飞。’起飞时,塔台安排好了。到9500公尺时,贴着云层飞,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当时是武汉的广播电台导航,途中曾出现无线电干扰,但过了武汉就好了。我父亲心里那个激动啊!多年后每次和我讲起这段经历,还是久久难以平静:过武汉了!过黄河了!到解放区了!那天天气好,中午就飞到了天津。”谁也想不到,陈达礼飞到天津第一件事,就是给当年飞越驼峰的美国总飞机师发电报:“今天我们中国的飞行员有4个放单飞啦!”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飞越驼峰航线的战场上,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从来不让他们单飞,所有的机长正驾驶都是美国人。但是这回,中国飞行员可是大大地扬眉吐气啊!两航起义的英雄们在夹道欢迎的锣鼓声中笑逐颜开,并很快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他们的回归,给正在百废待兴中的新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支持。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北飞人员,组织上向总理介绍说:“总理,这就是陈达礼。”总理亲切地紧紧握住了有功之臣陈达礼的手。不久之后,陈达礼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两航起义的人,基本上都参加过驼峰航线。陈达礼的大哥陈达仁就是飞越驼峰时不幸坠机。陈家的老二陈达义也是驼峰航线上的战地医生;还有个老五陈达信则是从事飞机制造业点火系统专家,后来因公殉职。这真是一大家子的真男人,铁汉子啊!起义回国后的陈达礼,继续为新中国做贡献,曾任中航代总飞机师等,还曾被委派到成都飞行大队任副队长,培训了29名优秀的机长,是新中国民航培训的第一批机长,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的飞行技术骨干。可以说,陈达礼的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陈达理和他的夫人合影1957年,陈达礼被委任为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架运5型飞机的主任试飞员兼试飞小组组长。试飞那天,南昌机场跑道漆黑一片,没有灯光、导航、也没有着陆指令。凭着微弱的月光,陈达礼漂亮地成功完成了盲降。在现场的刘亚楼司令员兴奋地握着陈达礼的手说:“老陈,你真是文武双全的飞行员啊!”不幸的是,陈达礼、潘国定等优秀飞行员在文革中竟被诬陷为“叛国反党集团”唉!这是叛的哪门子国呀?更加不幸的是,后来被送到江西劳动改造的陈达礼,腿也被那些丧心病狂的人打断了。但是,铁汉子陈达礼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活下去就是胜利!为了维持体力,他竟然每天自己支撑着一点一点爬到食堂打饭吃。天哪!这位飞越驼峰3500个小时,为抗日战争作出不可磨灭奉献的英雄,一个高高飞翔的山鹰,他的翅膀是怎么被折断的?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责成下,终于给这批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们平凡昭雪。陈达礼恢复工作后,先后被任命为民航总局专业航空局副局长,顾问等,1885年出,陈达礼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位心系祖国蓝天的忠诚战士,终于在晚年获得了他应该获得的荣誉。然而,阳光下的悲剧还会重演吗?感谢给了我幸福和丰富的童年的肇嘉坪听了陈达礼的儿子陈绍曾讲述他父亲的故事,我心里沉重得喘不过气来。这时,祭奠父辈的仪式开始了。所有在场的“驼峰二代”,每人手拿一支菊花,缓缓从祭奠父辈的大花圈前走过。每个人都以庄严、骄傲且不乏沉重的语气自报家门:“我是顾华芳!我父亲是中航飞行报务员顾震寰。”(华芳大姐60年毕业于北航,在航空部工作,也算是女承父业了。)“我叫汪小元,我父亲是中航地勤人员汪企远”。“我叫……我的父亲是汪伟仁”“我叫潘永丁,我父亲是中航飞行员潘国定。”……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回荡在北航航空博物馆大厅。当我听到“潘国定”这个名字的时候,感到有点耳熟。不一会儿,华芳大姐过来热烈举荐我去采访潘国定的儿子潘永丁。我非常好奇地向那位盘腿坐在地上,一边泡着功夫茶,一边正跟人神侃着什么的男子走去。我没有打断潘永丁的谈话,就在一旁听他讲父亲潘国定的故事。果然,潘国定是我国在40年代的最优秀飞行员之一,同时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航空英雄。在会场拿到的纪念册上,对潘国定的介绍这样写到:“飞行天才,飞驼峰900余次,可以目测气象条件,靠仪表盲飞的全天候机长。他可以根据飞机的声响和仪表读数的异常判断故障。”我在这个非同寻常的聚会上得到几个新信息,是过去我不了解的:其一,美国当年支援中国抗日,开辟驼峰飞行线路,不是没有条件的。最初他们并不想支援中国,但是珍珠港事件使他们清醒了,这时的罗斯福总统才和中国签订合作协议。其二,虽然驼峰航线上的美国飞机不让中国人做正驾驶,但是我们自己的中航公司的飞行员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用实事证明,中国人飞行技术不仅不比美国人差,相反,我们的飞行员遇事更加沉着冷静,更加勇敢机智,技术上有更多的绝活。比如潘国定,他儿子潘永丁告诉我说:“我父亲的目测能力特别棒!一看就知道云层的厚度,就知道自己的飞机是否能够穿越。飞机要与天空气象的瞬间变化进行及时调整。有次我父亲的飞机在雷雨区突然结冰,这是最危险的情况。因为飞机此时重量加大(本身就是满满的负荷),所以我父亲沉着地将飞机上不太重要而又沉重的东西扔掉,这样就平安着陆了。从1942年到1945年,父亲几乎天天都在飞越驼峰。最艰苦时要夜航,对着罗盘飞。飞北线时,竟然靠着清朝的骡马路线图飞。这张清朝的地图画在一张羊皮上,当时叫做‘黄鱼’,至今还在我家中保存。”我听得目瞪口呆:那叫飞行吗?那是玩命!他们有时在平地飞,有时在山腰飞,(因为当时飞机不能飞越海拔)那是“死亡穿越”啊!一位飞行员的后代对我说:“我爸爸说:‘美国人有点笨,又过于自负,否则不会摔掉那么多飞机。唉,真是可惜!’”其三,但凡飞越驼峰或是与驼峰有关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无比帅气!年轻时,英俊的飞行员陈达礼,在昆明街头遇见一位及其漂亮的女孩,竟然痴痴地追了几条街,然后自报家门,这美丽的女子居然后来成为他的太太。多年后的今天,当我问他们的儿子陈绍曾:“为什么你母亲那样的大家闺秀,当年会愿意嫁给一个在马路上遇见就追她的人?”陈绍曾一脸的骄傲:“帅呗!我父亲多帅啊!”是啊,不信你去看看那张照片。还有飞行天才潘国定,他一生中结婚三次:第一个太太从美国带回;第二个太太是上海人;而潘永丁这个最小的儿子,则是潘国定第三任妻子了。这位妻子家境奇特,其祖父是1917年前俄国贵族,后在俄国革命中被打倒,没收财产,放逐西伯利亚,途中他妻子自杀。女儿1919年进中国外交部,嫁给中国男人,生了三个女儿,其中的二女儿就是潘国定第三个妻子,潘永丁的母亲。这么复杂的故事,把我都绕晕了。当然了,潘国定也是一大美男子,他的帅气中,带着西洋范儿。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优秀女人死心塌地跟着他呢?闲聊中,无意中谈到现在的中国民航。就说起了曾经的民航总局副局长鲍培德。潘永丁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鲍培德?他是我父亲的恩人呐!”啊!这又要说到我儿时的肇嘉坪了。我们18号院子里总共就住了十一、二家人,第二代中就有三名飞行员(加上林汝良伯伯就是四个,虽然他是报务员。)鲍培德、潘新、刘广润,个个都很帅、都是人物,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从潘国定的儿子潘永丁这里,我得知我肇嘉坪的老邻居,后来成为中国民航总局领导的鲍培德,在那种特殊年代保护了优秀的飞行员潘国定等人。他是好样的!那也是必须的!从肇嘉坪出来的人嘛,错不了!我的邻居林汝良伯伯,就是我们儿时的仰慕对象,他的英俊他的气宇轩昂,每当他走在我儿时的那条叫做“肇嘉坪”的小街上,感觉天都亮了……我的驼峰故事只能讲到这里了。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林伯伯的女儿林平大姐委托我写一下她们的父辈,我当然义不容辞。在我的生命当中,林汝良伯伯给了最好最强大的东西,坚定信念,不怕敌人!我终生都会感谢他!感谢给了我幸福并且丰富的童年的肇嘉坪!她使我在很小的年纪就仿佛阅历了全世界,使我不能不成为作家,不能不承当驼峰航线的叙述者。愿林汝良伯伯和林华媛阿姨及其所有后来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好人在天国安详!最后,还想多说一句关于长沙那条风声水起的小街肇嘉坪:当我最后一次见它时,已是一片废墟。天哪!那些文物般的红墙公馆全部被推倒准备建和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一样的高楼了。长沙,已成为我永远回不去的故乡。今年九月,驼峰后代们集合在北航纪念父辈投稿请寄:本刊接受原创稿件,不接受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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