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二战结束后为什么德国人民不组织游击队反抗占领军？
导读：事变后中国东北人民组织义勇军和抗联武装抵抗日军长达14年之久。1937年77事变后中国关内的人民在国共两党的组织下组织游记武装和日军奋战了8年。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波兰人民在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和纳粹奋战了6年。1941年5月纳粹占领南斯拉夫后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率领下80万南斯拉夫游击队武装和德军以及意大利军队奋战了4年。 1933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后使德国人民摆脱了经济危机，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纳粹党在德国下层民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1945年5月纳粹德国
事变后中国东北人民组织义勇军和抗联武装抵抗日军长达14年之久。1937年77事变后中国关内的人民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组织游击武装和日军奋战了8年。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波兰人民在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和纳粹奋战了6年。1941年5月纳粹占领南斯拉夫后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率领下80万南斯拉夫人民军游击队武装和德军以及意大利军队奋战了4年。并最终解放了祖国。1933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后使德国人民摆脱了经济危机，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纳粹党在德国下层民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1945年5月纳粹德国战败后德国人民对于占领军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并没有对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军采取较为激烈的反抗行动。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君：二战结束后为什么德国人民不组织游击队反抗占领军？美英法苏分区占领德国美英法苏分区占领柏林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爆发97周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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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德军装甲列车最怕游击队 每次出动都如同送死
德军装甲列车
　　德国《世界报》网站9月22日发表题为《装甲列车――东线最强大的武器》的文章，作者为约翰?阿尔特豪斯，编译如下：
　　它重达几百吨，其中至少一半是钢板的重量：陆地上再没出现过比一战和二战中的装甲列车更重更大的移动武器系统。它们是行驶在铁轨上的战舰。
　　今天，这种曾于20世纪上半叶在全球多国军队中服役的铁轨巨人已被遗忘。波兰和俄罗斯的军事博物馆里还停着几列。德国则一列也没有了。
　　但现在，有人在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发现一列二战时期德国装甲列车的消息又令人想起这种已经没落的武器系统。据说，这列装甲列车装载着宝藏，可能是多达300吨的“纳粹黄金”。
　　装甲列车的构造原理很简单：一个火车头拉着若干辆装上钢板的车厢，上面配备若干门火炮和多挺机枪，搭载10来名到100名军人。
　　首批装甲列车出现在美国内战当中，后来又现身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非洲南部战场。但它们出风头的时代还在后面，而且主要是在东欧和东南欧。
　　装甲列车的优势一目了然：当时再没有别的武器比装甲列车能更快地移动、投放强大火力。但劣势也同样显而易见：装甲列车离不开能正常通行的铁轨。
　　装甲列车的时代始于一战时的东线。在东线的运动战中，事实证明这种被限制在铁轨上的“坦克”有时能决定战役的胜负。在年的极其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中，装甲列车展现了更大的作用。捷克军团曾靠装甲列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攻入符拉迪沃斯托克。而其最强大的敌人列夫?托洛茨基通常在自己的专列上指挥红军发动进攻。
　　在二战中，装甲列车也主要活跃在东欧和东南欧。德国国防军曾企图在日晨用一列装甲列车控制通往但泽的铁路，但失败了。
　　在苏德战争中，装甲列车起初是重要的武器。日，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部通报：“在中央集团军方面，空军成功打击了多列苏军装甲列车，并摧毁其中一列。”此前，苏军的一列装甲列车曾从基辅插入到德军第530步兵团的侧翼。
　　德军第296步兵师则靠一列缴获来的苏军装甲列车从奥廖尔突入库尔斯克。这列列车最前端是装载着修理铁轨所需物资的车皮，随后是装甲车厢，火车头位于列车中部，火车头后面是有炮塔的炮车，再后面是装载着德军缴获的苏军坦克的车皮，这些坦克的旋转炮塔随时可以开火，列车最后是指挥官和炮兵连乘坐的车厢。
　　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部的战报明确提及了日的胜利：“在库尔斯克北部，一列德国装甲列车向北突进了80公里。”不过，当时在苏德战争中 投入使用的德国最先进的坦克配备了75毫米口径火炮，因此与装甲列车有同样的火力，但因为靠履带行进而比装甲列车灵活得多。所以，从1941年底到 1942年初，装甲列车基本退出了前线战斗。
　　它们被用来“保卫”占领区。不论在德国占领的苏联西部，还是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德军的装甲列车都在铁轨上巡行，对付当地的游击队。但自从游击队拥有了高爆炸药，可以轻松炸毁桥梁、隧道和铁轨道岔后，装甲列车每次出动都如同送死。
　　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部日通报：“在北方集团军方面，一列装甲列车因铁轨被炸而失事。”6名德军士兵阵亡，多人受伤。
　　在德军占领的南斯拉夫，1943年8月初，德军一列装甲列车被炸毁。因为残骸又大又沉，所以修复从萨格勒布到贝尔格莱德的这段铁路用的时间比平时长得多。而铁路修好仅一周后，德军又有一列装甲列车在维罗维蒂察附近被炸。不久后，德军又在卢德布雷格附近损失了一列装甲列车。装甲列车从此风光不再。
　　1945年7月，斯大林乘坐沙皇的豪华列车去德国波茨坦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谈。他手下的特务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派8列装甲列车沿途巡行护送。2列在苏联，2列在波兰，4列在被占领的德国。
　　这种武器在007系列电影《黄金眼》中成为重要道具。詹姆斯?邦德把一辆坦克停在铁轨上，令对手乘坐的装甲列车出轨倾覆。
（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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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苏联游击战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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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俄国的战争》第五章的一部分。我自己觉得有意思，便摘译出来。一切都说得很清楚，似乎没有必要逐段评论，只在最后发两句个人感慨。文章题目是我加的。
　　德国在苏联的统治并不是没有受到反抗。有成千成千的人与德国人合作，也有成千成千的人起来抵抗。游击武装进行的游击战争成了藐视法西
斯主义的象征，在苏联宣传中，游击队员成了祖国的突击队员，抗击希特勒主义邪恶威胁的革命斗争英雄。
　　历史真实却相当不同。游击队员们常常是勉强为其事业斗争的战士，其造成的军事影响是有限的，他们的受害人中不但有德国占领军，而且也有普通的苏联人。这些人怕自己一方几乎和怕敌人一样。
　　俄国有着悠久的游击战争的光荣历史。在拿破仑１８１２年入侵俄国的灾难性战役中，多股农民武装袭击过他的大军。在内战中，游击队站在布党一边共同和反革命作战。游击战是俄国军事传统的一部分。但在３０年代，著名的内战游击队指挥员被清洗了。斯大林将游击战看成是一种威胁，因为高度集权并充满狐疑的国家机器无法控制之。３０年代设立的为游击队干部提供粮食和武装的供应点被统统关闭了（芦按：疑此处有误。３０年代怎么还会搞这种名堂？大概是说内战时期开设的供应点吧）。当德国１９４１年入侵苏联时，苏方并无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这运动是自发地不连贯地开展起来的，其实是环境而非革命精神的产物。
　　斯大林不久就抛开了他对游击战的不信任。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他在对苏联人民作的首次战时呼吁中，号召游击队员起来与入侵者斗争：“必须使环境变得让敌人及其合作者无法忍受。不管他们去哪儿，都要追击并消灭他们……”当局给最初的非正规军单位分发了列宁１９０６年写的《游击战争》，在该文中，列宁提出，恐怖主义乃是阶级斗争的合法手段。在加入游击队前，每个队员都得宣誓，保证对苏维埃事业的极度忠诚，并宣誓“向敌人进行可怕的、无情的、绝不宽容的复仇……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游击队员们必须保证自己和全家宁死不降，新入伍的队员被要求事先批准他的死刑判决，如果他“因为害怕、软弱或个人腐败”违反了誓言，则他的同志们就要亲手执行该死刑判决。比其他苏联公民更甚，游击队员们发现自己给夹在了龙潭与虎穴之间。
来源：中华网军事
编辑：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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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至4月9日的柯尼斯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东线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战役之一。苏军志在必得，德军亡命坚守。守城德军力竭投降之时，全城房屋已被空袭和炮火摧毁80%。德军伤亡和被俘约13万人，苏军损失6万人。战斗结束之后，20万德国平民被苏军驱逐，哀鸿遍野地向西方逃亡。人间地狱里的守望在几个月的绝望死守期间，一位德国外科医生在遍地瓦砾、不断遭到炮击与轰炸的城市内坚持救死扶伤，在碉堡内医治伤病员，在地下室里接生，为受苦受难的人们读《圣经》、与他们一同祈祷。苏军占领城市之后大肆纵火、抢劫、奸淫，柯尼斯堡如堕人间地狱。尽管条件恶劣，这位医生坚持努力尽自己的义务，其间艰难困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不久之后，他和大量平民一起被苏军驱逐。在这场拖家带口、无比凄凉的逃难中，德国难民饥肠辘辘，饱受疫病摧残，并且不断遭到苏军和波兰游击队的袭击。这位医生目睹了无数人间惨剧，自己也多次险些丧命。逃到一个小镇，他发现了自己多位亲属的遗骸。他的母亲、一位兄弟和其他十六名亲属被苏军枪杀，尸体被丢进万人坑。1947年5月，他才得以逃到德国西部，在那里开始了新生活。他的名字是汉斯·冯·利恩多夫伯爵（Hans Graf von Lehndorff）。他将自己战后初年的见闻与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东普鲁士日记：年间一位医生的记录》（Ostpreussisches Tagebuch: Aufzeichnungen eines Arztes aus den Jahren 1945 - 1947）。他还有一本书叫《人、马、广阔的土地：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回忆》（Menschen, Pferde, weites Land. Kindheits- und Jugenderinnerungen），讲述的是他幼时在东普鲁士作为贵族地主少爷的乡村生活，充满了怀旧和伤感情绪，不过很少涉及政治与历史的大背景。《东普鲁士日记》《人，马，广阔的土地》回不去的乡愁如果我们把冯·利恩多夫伯爵的怀旧与思念放到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的大环境里看，就更显得悲切了。因为，他魂牵梦萦的那个地方，普鲁士贵族地主主宰的“易北河以东”的德国乡村，一去不复返了。德国东部多个省份的整个空间都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允许奥地利成为永久中立国家。而德国1937年领土的约四分之一被盟国割走。阿尔萨斯—洛林被归还法国。苏台德地区被归还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的西里西亚、纽马克（Neumark，奥德河以东的一个地区）与波美拉尼亚归属波兰统辖。随后有将近900万德国居民自这些地区（被迫）撤离，前往盟军占领区。在苏台德地区则有300万名德国民众也被迫搬回德国居住。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统计，平均5名德国人中有一名为来自前东部地区的居民。德国被分成四个占领区，分别被英美法苏四国占领。1947年，英美法占领区合并，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苏占区则变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这些天崩地裂的变化，对德国贵族来说是莫大的挑战。原先德国东部大片领土变成了波兰等国的土地，德国东部地主贵族的生存基础被一举消灭。他们的不动产和庄园，都彻底地、无偿地丧失了。在西方占领区，德国贵族没有被剥夺财产，他们只需要和其他人一样，去适应新的世界，尤其是适应民主制。曾与纳粹合作、为虎作伥的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个交待。但是曾经的贵族抵抗分子，比如“7·20”事变（日，德国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以炸弹行刺希特勒并发动政变未果，身死）的参与者，暂时还没有摆脱叛国的臭名。人民对他们仍然不理解。一直到50年代末，抵抗分子的贡献才得到认可。“贵族们要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孽负责”盟军和西德的政治家当然很清楚，许多贵族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纳粹党有很高程度的合作与共谋。在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中，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出身威斯特法伦贵族世家）受到审判。冯·巴本在1932年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理，他是总统冯·兴登堡元帅身边的谋士之一。他相信自己能够掌控和利用希特勒，于是劝说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而按照冯·巴本的安排，希特勒的内阁只有两个部长是纳粹党人，倒是有多位贵族。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希特勒很快掌握了独裁权力，把能耐和他不是一个档次的冯·巴本抛到一边，后来将他外放到土耳其和梵蒂冈等地当大使，实际上是将他边缘化了。冯·巴本对希特勒的上台无疑起到了很大助推作用。战后，盟国拘留并控告他，他是纽伦堡审判二十四名被告之一。有名的女贵族皮娅·菲尔斯滕贝格—赫尔丁根侯爵夫人（Pia Gr?fin Fürstenberg-Herdingen）找到康拉德·阿登纳（西德第一任总理），替冯·巴本说情。阿登纳对她说，“大多数贵族”“出于不可理解的对真正民主制的敌视，追随了一场犯罪的冒险，所以在上帝面前要为自己的罪孽负责”。战后的西德，贵族不可能仅仅凭借自己的身份获得精英地位了。不过，也没有阿登纳说的那么严重。贵族为了自己的“罪孽”并没有付出多少代价。冯·巴本仅被判八年苦役，并且于1949年早早获释。之前被西德政府没收的土地和家产也被归还给他。盟军计划在自己管区内消灭“容克”贵族地主的大庄园，从而削弱其政治和社会势力。在苏占区，苏联占领当局实施了土地改革，系统性地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而在西方占领区，占领当局对地主的土地实施有偿征收。但是，由于西德政治家的坚决抵抗，这种有偿征收也不了了之。例如，巴登—符腾堡州的第一任州总理莱因霍尔德·迈尔（Reinhold Maier）使出了浑身解数，保住德国西南部的贵族产业。不过在这个地区，贵族大地产本来就很少（大庄园主要在德国东部）。到西方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占领区内贵族的地产被真正征收的很少。与魏玛共和国时期不同，在西德，贵族对民主制的反抗和敌视较少。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如今领导民主制建设、控制媒体的是西方盟军。他们用枪来支撑民主。这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日本主持修宪、为日本推行民主化类似。在外国占领军的主宰之下，民主改革的进步较为容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局面的另一个不同是，二战后德国一败涂地，整个国土被盟军占领，基本上没有机会产生“背后一剑”（Dolchstosslegende）的传说了。贵族再也不能像一战结束后那样，声称贵族领导的军队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德国的战败是因为国内的社会民主人士戳了德国军队“背后一剑”（指一战后很多德国人相信德国战败非战之罪，而是国内有人卖国）。具有右翼思想的贵族或许不会一夜之间变成民主派，但他们和西德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接受盟国的再教育，与新时代和新环境达成妥协。1945年战争结束后，德国被四个盟国占领冷战的开始、苏联与东德对西德构成的威胁，也让这种调整来得更快和更顺利。与东德贵族丧失自己全部土地、没有得到一分钱赔偿相比，西德贵族会觉得自己的日子不算太难过，西方盟军的要求也不算太严苛了。从已经变成波兰、捷克和苏联领土的原德国土地逃亡到西德的人民，包括贵族，在西德白手起家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笔赔偿金（即所谓Lastenausgleich）。这有助于他们开始新生活。前面说过，二战刚结束之后，战争期间的抵抗运动，比如“7·20”刺杀希特勒事件的参与者，还没有被正名，还被普遍认为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谋害领导人的叛国者和背弃军人誓言的小人。50年代，这些人开始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与赞扬。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汉宁·冯·特雷斯科和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两人是德国军队内部反抗希特勒的最重要领导者，策划并实施了“7·20”刺杀希特勒事件）这样的主要抵抗分子，成为西德公众眼中的英雄，被认为代表了“好的德国”。他们三人都是贵族。在西德，他们的保守价值观、荣誉感、责任感、积极主动精神和为了更高理想牺牲自己生命的勇气，得到了讴歌。他们背弃军人誓言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几位在德国妇孺皆知的贵族抵抗分子，可以说给德国贵族的恢复名誉作了很大贡献。50年代，西德开始蓬勃发展，见证了“经济奇迹”。许多贵族家庭和其他人一样，也从中得到益处。但贵族身份仍然不是个人与家庭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据《经理人》（Manager Magazin）杂志列出的西德首富名单，一直到第16位才出现了一个贵族奥古斯特·冯·芬克（August von Finck，，银行家）。从这个名单看，贵族在最富有的西德公民中的比例，与贵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西德和统一的联邦德国不承认贵族特权和贵族地位，但贵族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往往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虽然在议会里贵族的比例并不显著，但贵族家庭，尤其在其家乡，作为雇主、文艺赞助者、慈善家和地方政治家，常常是很受尊重的。媒体上关于贵族，尤其是高层贵族的报道，常常非常吸引读者。关于已经失去的东部世界的贵族回忆录，常常很畅销。像本文开头讲到的冯·利恩多夫伯爵那样用文学创作来缅怀失落世界的德国贵族，还有不少。比如艾丝特·冯·什未林伯爵夫人（Esther Gr?fin von Schwerin）回忆自己年轻时在东普鲁士的庄园生活的书《鸬鹚，黑莓藤：东普鲁士回忆录》（Kormorane, Brombeerranken: Erinnerung an Ostpreussen）。玛丽昂·邓恩霍夫伯爵夫人（Marion Gr?fin D?nhoff）在二战期间是反对希特勒的抵抗分子，后来也写了好几本关于已经失去的德国东部地区贵族生活的书。两德统一后，原先东德的一些贵族地主希望收回当初被没收的土地。但是日，东德、西德和原先四个占领国（英美法苏）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即所谓《2+4条约》，国际社会承认了德国统一，但德国必须承认和波兰的现有边界以及1945年战败后德国割让的领土。这是为了防止德国在未来对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领土（二战之前德国在这条线以东占有大片领土，1945年之后都割让给了波兰，少部分割让给苏联）提出任何主张。德国也同意签署一个与波兰的单独条约，以确认两国之间的现有边界。所以，对德国来说，失去的东部省份是永远回不来了，东德贵族收回土地的希望永远破灭，他们的要求都被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和联邦行政法庭驳回。英美法苏四大国在《2+4条约》上的签字
跟格局小的人打交道，就像被缩骨伞夹住脑袋一样不痛快。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吴承恩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西游记》背后必然影射着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
没有石油的生活，可能比如今这种依赖石油的生活更加有趣和充实。二战德军偷袭铁托指挥部 只找到1件礼服
发帖人：天涯倦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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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开赴打击德国占领军的前线
1944年，南斯拉夫境内针对德国占领军的武装反抗越来越猛烈，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已经获得和美国的外交承认，并获得盟国提供的武器支援。虽然德军针对游击队进行了多次残酷的扫荡作战，但始终无法消灭游击队。于是，希特勒开始谋划一场针对当地抵抗运动领袖铁托的突袭行动。
1944年5月，德军特种战专家斯科尔兹内（曾策划解救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行动）突然被德国陆军司令部征召到柏林，接受新的秘密任务。
原来，德军通过长期侦察和刺探，终于在1944年初确认南共游击队总司令铁托把大本营设在波斯尼亚西部山区的德瓦尔镇。德瓦尔镇位于乌纳克河的拐弯处，三面临水，要想攻击小镇必须通过位于狭窄河谷两侧的小道，堪称易守难攻。又经过多轮空中侦察，德军确定了铁托大本营的大致位置，并且发现那里还建有一个简易机场，显然是游击队接受英美盟军物资援助的地点。
5月21日，希特勒批准代号为“跳马”的攻击行动，由斯科尔兹内指挥德军和波斯尼亚傀儡武装歼灭德瓦尔地区的游击队首脑机关。
按照设想，德军出动主力部队向集结于西波斯尼亚的游击队主力——第1旅展开佯攻，与此同时，武装党卫队伞兵分2个突击波次，占领铁托设在德瓦尔镇的指挥部。通过分析德国情报局以及第800勃兰登堡营提供的情报，斯科尔兹内大致了解到有英美军官正在当地帮助铁托制定作战计划，因此他决心“搂草打兔子”，一并俘虏或杀死这些盟军军官。
德军情报来源还强调，负责保卫铁托的警卫部队由350名精挑细选的精锐游击队员组成，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作战经验丰富。
斯科尔兹内原计划于5月25日清晨7时发起进攻，但当他抵达贝尔格莱德后获悉——德军行动的情报可能已经泄露，为此他向希特勒建议临时取消“跳马行动”，但遭到希特勒的严厉斥责，希特勒严令斯科尔兹内按计划执行。
其实，游击队的情报人员只是发现德军有策划大规模进攻的迹象，并不清楚这次进攻的攻击目标和具体计划，也不掌握德军打算动用伞兵的情况，因此德军进攻的突然性仍然是有保证的。
与此同时，充当伞降突击主力的德军武装党卫队第500伞兵营也对行动内容一无所知，直到5月24日深夜，该营指挥官里布卡才拿到具体的行动计划。为了捉拿铁托，每一个德军伞兵都得到一张铁托的照片，并被反复告知“一切行动以捕获铁托为主，如果无法活捉，就直接击杀！行动中，不要浪费弹药，也不要停下来照顾伤员，盯住目标！”
5月25日6时30分，德国空军为伞降行动提供支援的战机从多个机场起飞，对德瓦尔山谷展开大规模轰炸，当地陷入一片火海。德军Fw-190战斗机将密集的机枪子弹射进游击队的营房，而15架容克87型俯冲轰炸机在凄历的尖啸声中向已经探明的游击队防空阵地发起俯冲投弹。
55分钟后，搭载德军伞兵的Ju-52运输机群也飞抵德瓦尔镇郊外的简易机场，它们保持着密集编队，以便伞兵部队伞降后可以快速集结，并迅速按计划展开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批德军飞机拖拽着DFW-230滑翔机，冒险冲入德瓦尔山谷腹地，德军飞行员操纵这些滑翔机，强行着陆于铁托指挥部所在的山洞附近。
在事先收买的当地向导引领下，搭乘DFW-230滑翔机着陆的德军士兵迅速抢占由女游击队员把守的游击队通信中心，并俘虏了4名记者。
收拢队伍后，德军立刻向德瓦尔镇中心攻击前进。德军伞兵以机枪、迫击炮和火焰喷射器开路，同时在天空盘旋的德军飞机也不断向游击队阵地投弹扫射，但他们依然遭到镇内游击队员的激烈抵抗。
其实，德国情报局先前提供的情报存在纰漏：就在“跳马行动”发动前夕，游击队对指挥部的防御部署进行了调整，警卫部队增加到2个营（约900人），执行“斩首”任务在德军伞兵必须面对10倍于己的精锐游击队员的阻击。
在耗费大量时间，并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后，德军伞兵终于控制了德瓦尔镇。可是，随后的搜索行动中并没有发现游击队的指挥部。经过多次空地侦察和情报比对，德军指挥官终于确认铁托等人应该在乌纳克河对岸的山洞里。然而，此时的德军伞兵部队已成强弩之末。
由于游击队员用火力封锁了通往指挥部的山涧小道，虽然德军伞兵拼死攻击，多次成功渡过乌纳克河，但这些伞兵都很快被游击队员射出的弹雨淹没。
就在激战正酣之际，铁托从指挥部旁的一条暗道退往干河床，并在游击队参谋长、司令部参谋人员以及盟军联络官（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子伦道夫）陪同下前往波托奇村，随后乘坐停在该村的一列火车前往小城亚伊采，然后辗转前往受到盟军海空力量保护的亚得里亚海小岛维斯。
当德军伞兵最终拼死杀进游击队指挥部所在的山洞时，只找到一件铁托没有带走的礼服。
当铁托指挥部遇险后，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纷纷向德瓦尔镇靠拢，特别是游击队第1旅从东面回援，迫使德军伞兵不仅无法实施侧翼包抄，反而陷入游击队的钳形攻势之中。不过游击队没有制空权，当他们离开隐蔽阵地时，就会遭到德国空军的猛烈打击，伤亡惨重，战况一度陷入血腥的拉锯状态。
战至11时50分，战局再次发生变化。第2波德国伞兵（包括德军第500伞兵营营长里卡尔）也在德瓦尔镇空降，企图救出遭到围攻的友军，但遭到游击队机枪和火炮的密集射击。身负重伤的里卡尔通过电台命令残余伞兵寻找有利地形固守，等待德军主力部队驰援。最后，残余德军伞兵决定退往一处小公墓构建防守阵地和火力点。
由于德国武装党卫队过去与游击队交手时从不留俘虏，他们害怕游击队也这样对待他们，因此拼死抵抗，双方围绕公墓一直战斗到次日凌晨。随着铁托安全转移，游击队也陆续开始撤离德瓦尔镇。
到26日晨，德军大部队（来自武装党卫队“欧根亲王”山地师）推进到德瓦尔镇，救出残存的德军伞兵，并完全夺取了德瓦尔镇和周围的制高点。然而，铁托和游击队中枢机关已经成功跳出虎口，“跳马行动”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德瓦尔空降作战中，德军伤亡超过570人，而游击队方面则有千余人阵亡。游击队位于西波斯尼亚的根据地全部被德军攻陷，但游击队指挥机构和铁托都成功撤离，使得希特勒针对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一击致命”的图谋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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