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墙式汉奸周佛海：一生投靠三主 终病死狱中
来源：综合
　　【提要】在68年前的今天，日 (农历闰二月初四)，蒋介石下令赦免周佛海死刑。周佛海在日本投降时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先遣纵队总司令，蒋介石本不想惩办周佛海，但《惩治汉奸条例》公布后，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惩办大汉奸周佛海。为平民愤，蒋不得不下令逮捕周佛海，审判机关将其判处死刑。
　　蒋介石念其曾代国军先行维持沪杭治安，下达特赦令：“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区治安事迹，请求特赦。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前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主席蒋中正。”
　　周佛海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时又是个颇有文人气息的汉奸。早年是小有名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后来又成为三民主义理论家，再后又是汪伪“和平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一贯善于文墨、勤于写作，写的内容却经常见风使舵、变化多端。
　　与蒋介石一样，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37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起开始，一日一页，一年一本。家中遭遇火灾，老婆首先抢救珠宝首饰，他则马上去抢救其日记，可见他对自己日记的重视。在回忆录方面，他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刊载在《古今》等杂志上，1943年由杂志的古今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往矣集》。
　　《往矣集》内收《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苦学记》、《扶桑影溯当年》、《盛衰阅尽话沧桑》、《走火记》、《自反录》等篇。《苦》篇所记，主要是家世和幼年从学经历。《扶》篇所记，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包括他发起组织共产党的经历。《盛》篇记述回国后到抗战爆发的从政历程。串联来看，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传视之。这一点和陈公博的《苦笑录》差堪相似，都是“半截子工程”，都只记述成为汉奸之前的从政生涯，从题目“往矣”、“苦笑”来看，也都别有怀抱、充满悲情。
　　《古今》杂志主编朱朴所作序言中称，《往矣集》乃是《古今》杂志所推出的《古今丛书》的第一种，收入者多是周佛海为杂志所撰特稿，并称:“在过去十数期的《古今》中，虽名作如林，无篇不精，但是读者所最欢迎各方所最注意的，当推周佛海先生之作为第一。”
　　朱朴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众之热烈欢迎，依我个人的分析，全在于一个&真'字。一般人读了《三国志》及《水浒传》两部小说，没有不对于张飞李逵二人引起无上的敬爱者，无他，因为张飞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字的表现而已。”“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热烈，待人之真诚，行为之侠义，没有一个比得上周先生的。”虽是阿谀之辞，但周佛海在“气焰正盛”时的文字，除了以奉承汪精卫的《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作为开篇之外，的确没有太多“官场气”。这也是此书可堪一读的原因。
　　野心与革命
　　周佛海早年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由于聪慧好学，成绩超拔，也素来“醉心”政治。家乡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在《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中记述:“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这无疑是一个穷学子信心百倍渴望出人头地的真实写照。
　　机缘巧合，在老师和同学资助之下，他得以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还写了不少分析国际政治、推介新思潮的文章到国内杂志投稿。他的政治开篇，是回国省亲期间，结识陈独秀等，遂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一大”，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仅在陈独秀之下。
　　回忆自己参与发起共产党，周佛海坦言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虽然现在年将半百，一事无成，但是当时意气之豪，实可以上冲云霄!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一大”期间，周佛海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被报纸曝光，他也受到党内批评。会后，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后又被捕），周佛海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陈独秀出狱后，他携杨淑慧返回日本。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可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中选择其一读书。“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曾经以《经济学大纲》风靡国内学界的河上肇，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当时仍未发展成熟，也有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点。周佛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走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与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颇为异曲同工，但陈是对共产党不满在先，论证马克思主义“并非真理”在后;周却是在研究中得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并以此为后来脱党的理由。与此成为对比的是同样留日的周恩来。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周恩来与周佛海均留学日本，学习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由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态度差异很大，加上河上肇学说中混合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取舍，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周佛海则从信仰共产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两人的不同人生道路留给后人许多思考。”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政府虽不禁止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但却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及其后的活动，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不知道，但日本警方却完全掌握，并对周警告“敲打”。周佛海为学业和生活所迫，也只好“夹起尾巴”不敢擅动。虽与共产党活动渐行渐远，但也促进了他的专心学业。留学期间，周翻译了《互助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社会主义名著，也翻译了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概论》、翁特曼的《马克斯经济学原理》和野村兼太郎等的《各国经济史》等经济学著作，成果丰硕，他也成为“国内排得上号的老资格马列专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框架内的政治经济学有着独到的理解”。
　　1924年春，周佛海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之时，正为找工作操心，理想是当北京大学教授或商务印书馆编辑，月薪有150大洋便“心满意足”。“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不料恰逢国共合作，机会从天外飞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面对高薪厚禄，周佛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志向，欣然投向政坛。面对其后国共对立局面的不断显现，他又继续为戴季陶、邹鲁所笼络，投向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离心倾向日益加重，拒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他一意孤行，还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创刊伊始，周佛海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马克思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马克思者的地方。”周佛海还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系列文章，辨析他的“反共产”观点与“反革命”的不同，意在证明自己的“革命”。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一观点，应该说是相当部分国民党员的主流看法（陈公博回忆他与鲍罗廷的论战，也大同小异），也说明周佛海已经完全脱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在《往矣集》中，他也以一副忏悔的姿态说:“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党，是怀着满腔希望，而且举全副精力去奋斗的。哪知道以后参加了恶劣的分子，越变越坏，竟变成杀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张献忠、李自成一样的残忍。所以第一次全国代表的人物，大部分都先后宣告脱党。&&我们发起共产党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恶化到变成流匪。作俑的人，实在罪孽深重!”
　　国共皆欲诛之
　　1927年，国共矛盾激化之际，周佛海正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介石，邓演达是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后两人各有兼职，“学校的事，大半由我主持。当时最痛苦是，就是应对国共的摩擦。我已于十三年冬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我，自然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事实上，经由“伯乐”戴季陶的指引，他已决意靠拢有“枪杆子”大权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邓演达派恽代英担任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职务。周常称病不到学校，并密谋逃走。正值夏斗寅进攻武汉，学生军匆匆出战，恽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名义，随军出发，周佛海在校留守。他利用岳父与船务公司的关系，带着以看戏洗澡为名离开武昌的妻儿，在汉口上了外国轮船，前往上海。
　　共产党发现他逃走之后，即电九江军警截留，但此船并未在九江靠岸，未能截住周佛海。“谁知跳出了天罗，却跌入了地网!”周佛海格外小心，船抵南京并未上岸，打算到上海后先电蒋介石及张治中等人，然后再到南京。谁知他在船上便被国民党人发现，在南京向上级报告，南京政府便派人跟踪，并电上海方面逮捕周佛海。他上岸后即被巡捕房逮捕。好在被捕当天是星期六晚，他一关便是四天，没有被立即引渡到国民党的特务处。妻子杨淑慧后上岸，也未被捕，当时上海传说共产党捉到就杀，发现丈夫不见后着急寻找，得以向各方奔走。“如果早一两天引渡过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为那时杀个把人那里算一回事。”“南京上海主张杀我的人都很多”，上海方面也不敢放他，关了两个星期后才移送南京，经电话请示在徐州前线的蒋介石，才予以开释。
　　周佛海在回忆文章中用大块篇幅追述这段往事。“这是我生死关头，所以这一段特别写得详细”。后怕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审理他的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后来也成为汪伪政权高官，周佛海对他大加拉拢，但私下对儿子谈起来却“旧嫌未消”，称陈群恨不得杀了他，但因杨淑慧的营救而没有成功。这段“国共皆欲诛之”的经历对周佛海的影响，一方面是了解到投靠“实力派”的重要性，一方面也知道“得罪谁都不行”，这也许是他最后成为“日、伪、中皆曰可用”的“骑墙式汉奸”的思想根源之一。
　　日、伪、中皆曰可用
　　蒋介石回南京后，周佛海又被任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惊魂初定，他又开始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算奠定自己“三民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向国民党表明自己的忠心。
　　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与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一起参与机要，起草公文，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颇得蒋的信任。蒋介石建立“中统”，周佛海与陈果夫、陈立夫同为领导核心;蒋建立“复兴社”（后改为军统），周又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与一众幕僚同事，也交情颇深，抗战后周作为汉奸被逮捕之后，陈布雷、陈立夫以及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都出力为之求情。但作为“半路出家”的幕僚，他虽时有升迁，但地位仍“半红不黑”，较有实权的职位不过江苏省府的教育厅长，与野心相比，自然感觉“很不得意”。据其子周之友在《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回忆，他对儿子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周佛海的卖国，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周佛海留日多年，颇有日本情结，面对日本侵略日甚一日的局势，他成为“主和派”的一员，与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据他对周之友的说法，“低调俱乐部”主要有三个论点:第一，中国的问题必须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仗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和日本人办交涉，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的，但这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形势仍然不宜抗战。周佛海的“妙论”是“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这些观点，和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为“同调”，原被视为CC派的周佛海也逐渐从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敌变成汪精卫的亲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可算委以重任。但他却主动派出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与日本人暗中谈判，百般劝说汪精卫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积极开展“和平运动”，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他和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成为汪精卫“下水”的两个最重要推手，而周更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他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劝驾工作，在日记里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计划”。
　　更有一种说法，周佛海之所以敢瞒着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研究”断定蒋介石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和，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着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做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事实上，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等私下谈判时，也并非对之进行处罚。出逃之前，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各留下长信给蒋介石，强调自己是“曲线救国”，“从敌人手下去拯救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1945年元旦，周佛海致信蒋介石，称:“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露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据说蒋介石阅信后为之感动流泪。
　　1938年12月，周佛海跟随汪精卫出逃。日，周佛海作为汪的代表，与日本的影佐祯昭在上海签订了卖国密约。抗战后周佛海被捕后受审，被法官责问:“为何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甘心附逆?”他回答道:“当时我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仅2年多时间，我国就连续失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诸通都大邑。长沙一地，日本军队未到，被自己烧得精光。我认为抗战必败，所谓胜利，前途渺茫，所以赞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近卫文 提出&中日亲善'三原则，我认为是媾和的大好时机，所以从重庆经昆明出走河内，转道香港返沦陷区。”
　　日，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被任为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掌握伪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与军事等各项权力，是傀儡政权中最具实力的显赫人物。周佛海受到如此“重用”，与他“懂日语、通日情”是分不开的。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里，既有情感上“亲日”的因素，也有日本人刻意利用的因素。
　　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炮制产生的，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周佛海的荒淫和腐败也是汉奸中有名的，闹出不少醋海翻波之事。日记中披露，周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20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周佛海估算“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私人日记中的沾沾自喜，到了对外的文章中，就变成精心炮制的“悲天悯人”、“苦心孤诣”。在《往矣集》中，周佛海以“孤臣孽子”自命，大赞汪精卫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又为自己诡辩道:“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无臭，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哪里能够因为人事沧桑之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周佛海甘当汉奸，但绝对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成立伪政权后，他在日本人默许下，做诱降重庆政权，谋取“全面和平”的联络工作，同时不忘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时时表明自己的“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预感到日本必败，更是频频向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示好，如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搞物资交换、在自己家中设立与重庆的直接联络电台、允许国民党特工在自己身边公开或秘密活动等。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利用周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将其母关押在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佛海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他愿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表忠心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在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上发挥了不小作用。经此种种，周佛海自以为高明，俨然以抗战的“有功之臣”自居。在重庆被关押期间，他与沈醉争辩“汉奸卖国贼”的称号:“说我们是去当汉奸，我们承认，有时也感到这两个字的可耻。但说我们是卖国贼，杀了我我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无国可卖，只是替被敌人占领了的国土上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些国土是敌人交给我们，怎么反而说是我们卖掉的?”在法院审批时，面对法院对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起诉，他强词夺理地称自己最初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后来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缪斌等首要汉奸一一受审，不少被判死刑。但罪行更大的周佛海却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10月公审周佛海，并判处死刑。经其妻子多方奔走运动，甚至以公开蒋介石的亲笔信相威胁，加上不少国民党要员为其开脱，或许还有考虑周佛海还算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因素，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2万多名汉奸中，周佛海成为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但周长期恐惧，重病缠身，已是时日无多，不到一年即病死监房。
　　对不祥的命运，周佛海也早有预感。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决不是我的聪敏才智说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文人之笔固然高蹈，但联结的却是征名逐利的“文人无行”，未免令人失笑。
　　三大汉奸中，汪精卫13岁丧母，14岁丧父;陈公博20岁丧父;周佛海也是父亲早故，由寡母抚养长大。周佛海和陈公博都以孝子著称。军统头子戴笠对周佛海的争取，也是从软禁和善待其母亲着手。“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这是“孝子”周佛海早年离乡求学时写下的诗句。“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是军统特务以其母亲名义写给周佛海的“策反”书信中的诗句。怎奈母虽“倚闾”，子却“骑墙”，欲求“忠奸两全”、“忠孝两全”而不得，甚至“奸孝两全”也不得。他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是一个背道者虚幻追求自我心理弥合的残缺样本。（本文原载于《随笔》 作者：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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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乱世“千面人”周佛海
　　关于周佛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汉奸的三重身份，见诸于文字的介绍评判汗牛充栋；近几年，关于他在抗日战争后期成为国民党军统卧底也有文提及。其实，周佛海除了上述几种身份外，如果再替他认真梳理一下，吓人一跳：生在中国近现代民国乱世的周佛海其人，乃变化无常之第一千面人也。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625535.htm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1897年5月，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起初，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7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入校后，他专门阅读和研究了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西洋历史和国际形势，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受到感染，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省亲。当时，湖南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道路堵塞，使他无法回乡，不得不滞留上海。在此期间，周佛海和陈独秀、张东荪等人见了面，并积极参加了筹组上海共产党的活动。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立了《共产党》月刊，周佛海是刊物的积极撰稿人。他以“无懈”的笔名，相继发表了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1年夏天，周佛海得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后，便利用暑假赴上海参加了“一大”。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建立党的全国性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陈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委员长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一大”以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而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 　　国民党新星蒋介石的追随者 　　1922年3月，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照理，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与杨淑慧同居以后，沉溺在温柔之乡中的他没有继续前进。相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的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即将毕业之际，他应邀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担任了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决意与党分道扬镳。1924年，周佛海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组织，准其脱党。脱党后，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国民党新星蒋介石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他多次拜见戴季陶。蒋介石的“兄长”戴季陶对周佛海这个反共“后生”寄以“厚望”并面授机宜。周佛海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并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为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制造舆论，摇旗呐喊。1925年11月，他参与“西山会议派”掀起的反苏、反共逆流，并被推举为宣传部长。经由“伯乐”戴季陶的指引，他终于靠上了握有“枪杆子”大权的蒋介石。1927年，国共矛盾激化之际，周佛海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介石，邓演达是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后两人各有兼职，学校的事，大半由周佛海主持。 　　国共皆欲捕杀的漏网之鱼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邓演达派恽代英担任武汉黄埔军校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职务。已经铁了心追随蒋介石的周佛海不甘心受排挤，常称病不到学校，并利用夏斗寅进攻武汉的机会密谋逃走。周佛海带着妻儿以看戏洗澡为名离开武昌，在汉口上了外国轮船，前往上海追随蒋介石。 　　武汉方面的共产党发现他逃走之后，即电令九江军警截留，但此船并未在九江靠岸，未能截住周佛海。但他在船上便被南京政府的国民党人发现，并向上级报告。由于“清党”，南京政府因为周佛海曾经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身份便派人跟踪他，并电告上海军政方面逮捕周佛海。周佛海一到上海，上岸后立即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当时的上海，凡是共产党抓到了就杀，但周被捕当天是星期六晚，一关便是四天，没有被立即引渡到国民党的特务处，侥幸得以免除一死。杨淑慧向陈立夫、陈果夫等各方求救，案情得以延缓。“如果早一两天引渡过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为那时杀个把人哪里算一回事”“南京上海主张杀我的人都很多。”(《周佛海日记》)上海方面也不敢放他，关了两个星期后才移送南京，并电话请示在徐州前线的蒋介石。蒋介石一听说自己的忠实“粉丝”从武汉脱身到了南京，喜出望外，立即下令予以开释。历史的发展在某个时段和局部也似乎存在着某种偶然。假如周佛海不是在周末到达上海而直接被上海市的清党机构捕杀，那中国后来的抗日战争历史是不是要改写，还真正说不定。 　　当时审理他的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后来也成为汪伪政权高官。这段“国共皆欲诛之”的经历对周佛海的影响，一方面是了解到投靠“实力派”的重要性，一方面也知道“得罪谁都不行”，这也许是他最后成为“骑墙式汉奸”的思想根源之一。 　　两国三方看重的野心家 　　蒋介石回南京后，惊魂初定的周佛海被任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他又开始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算奠定自己“三民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向国民党蒋介石表明自己的忠心。 　　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与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一起参与机要，起草公文，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颇得蒋的信任。蒋介石建立“中统”，周佛海与陈果夫、陈立夫同为领导核心；蒋建立“复兴社”(后改为军统)，周又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但作为“半路出家”的幕僚，他虽时有升迁，但地位仍“半红不黑”，较有实权的职位不过江苏省府的教育厅长，与野心相比，自然感觉“很不得意”。据其子周之友在《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回忆，他对儿子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周佛海的卖国，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周佛海留日多年，颇有日本情结，日本军特方面对他也十分赏识。面对日本侵略日甚一日的局势，他成为“主和派”的一员，与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周佛海的“妙论”是
“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这些观点，和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为“同调”，原被视为cc派的周佛海也逐渐从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敌变成汪精卫的亲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可算委以重任。但他仍然认为不得志，并主动派出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与日本人暗中谈判，百般劝说汪精卫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 　　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 　　自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后，大权独揽。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周佛海也步步升迁，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得以为蒋代拟重要文稿。他负责出版以反共、巩固蒋反动统治为主旨的《新生命》月刊，并编写《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此后，周佛海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各派虽高喊“共纾国难”，但又不愿放弃私利，分别在三个地方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周佛海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的国民党四大。由于蒋介石的提携，他当选中央委员，且得票最多，号称“状元中委”。12月29日，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周佛海还一度列席南京临时常务会议。1932年1月，经蒋介石同意，周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3年，他又兼任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并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相继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政略部)副部长。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内，他达到了自己个人权势的顶峰。 　　汪伪政权的三号核心人物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1938年11月，汪精卫、周佛海派人与日本秘密签订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接受日本要求其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各项卖国条件，并拟定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建立汪伪“和平”政府的步骤和办法。经过秘密策划，1938年12月，周佛海追随汪精卫从昆明叛逃到越南河内，甘心当汉奸卖国贼。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主要组织者。 　　1939年7月，汪精卫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公开宣传建立伪政权。作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立即与汪精卫相呼应，发表《回忆与前瞻》。在此文中，周佛海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为他叛国投敌进行辩护，说中国抗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条件，与日本“停战议和”等等。周佛海此番投降卖国论调，自然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和宠信。从此，汪精卫更把他视为最重要的近臣，委以重任。1939年8月底，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为了取得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的合法依据，在特工总部所在地召开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汪、周等人在一片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接着又开始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活动。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追随汪精卫，竭尽全力筹备成立汉奸傀儡政权，成为汪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夺得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旋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并先后任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质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及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汪伪政权成立时，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十分钟之内产生的”，伪政府实际是由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 　　国民党军统的“卧底” 　　周佛海当汉奸，但也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条道走到黑。成立伪政权后，他在日本人默许下，做诱降重庆政权、谋取“全面和平”的联络工作，同时不忘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时时表明自己的“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预感到日本必败，更是频频向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示好，如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搞物资交换。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利用周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将其母关押在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重庆方面的“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这些活动，虽然主观上是“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的将来留一条后路，但客观上也加速了汪精卫汉奸政权的灭亡。 　　中共地下党争取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周佛海进行了策反。抗战期间，潘汉年到上海主持我党地下情报工作后，为了尽快完成延安中央首脑机关所急需的情报，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地吸收各界各类人员”，“即便是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的人，只要他今后愿意为我党工作，亦可利用”的方针，潘汉年的情报网络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 　　对于周佛海这样的人物，潘汉年采取了严加防范与争取利用相结合，尽可能为我所用。1942年春夏之间，潘汉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陪同下，在南京会见了周佛海。这次会见之后，潘汉年又在上海“76号”内与周佛海、李士群见了几次面。1942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他名义上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实际上是受潘汉年指导。他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的关系，与周联络。周亦称他为“老友”。张此后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 　　此外，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他们。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
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任立即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潘汉年得到该电报内容，立即上报了延安。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国民党蒋介石一方大为震惊。 　　威风八面的“接收大员” 　　周佛海的种种“杰作”，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而日军败迹亦渐渐明显。周佛海愈加把自己的希望寄予重庆蒋介石集团，一切视重庆方面马首是瞻。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周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并主持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死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才走马上任。他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这正适应了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利用日伪军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蒋介石的实际行动。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解散南京伪政府，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他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因为周佛海曾是蒋的亲信，确确实实为蒋巩固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接电报后，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誉嘉奖周佛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并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后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就这样，周佛海从臭名昭著的第三号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大汉奸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凛凛威风不减当年。 　　翩跹在女人丛中的风筝 　　个人生活方面，好色是周佛海的一大特色。他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还经常光顾妓院，染上了花柳病。周佛海是色中饿鬼，时人称他是“一只在女人丛中飞翔翩跹的风筝”。而这放风筝的持线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杨淑慧。周佛海16岁时，母亲帮他包办了一门婚事，女方是本乡白合村栗山峙人，叫郑妹，比周佛海大3岁。郑妹长相俏丽出众，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因家教好也略通文字，且两家世代联姻。结婚一年，夫妻感情还不错，郑妹先后为周佛海生下了一女一男。1920年暑假，周佛海在上海与杨淑慧相识，遂喜新厌旧，一封休书休掉了老家发妻。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从日本回国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再次见到杨淑慧，并直接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父母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同居。杨淑慧从此与父母中断联系，直到她与周佛海第一个孩子在日本出生，她的父亲才同她通上信。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叫周幼海(抗日战争后期秘密加入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后在上海公安局任科长)。周佛海从日本回国后，成为国民党的中坚力量，生活上一天比一天糜烂，要不是杨淑慧“管教”很“严”，周佛海在这方面恐怕就更难让人想象了。 　　周佛海虽然对杨淑慧的感情不错，但生活中仍然常常出现第三者。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时，在南京就常常与一个叫陈曼秋的女人鬼混。周佛海与杨淑慧最严重的一次感情危机是因为筱玲红(又名“小伶红”)。早在1941年四五月，汪伪特工总部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他请来京剧名角十七八岁的“小伶红”，周佛海与“小伶红”一见倾心，立即勾搭在一起。周佛海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杨淑慧探悉此事后大发雌威，她叫来许多人拎着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将孙曜东弄得满身粪汁，狼狈不堪。“小伶红”被吓得脸色刷白，在地上磕头求饶。“小伶红”还替周佛海养了个女儿。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他独自到日本东京治病，又和日本护士金田幸子搭上了，并干脆立其为侧室，还生了个女儿，名叫白石和子。 　　除了在外包养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顾的地方。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是一个颇上档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里的常客。有张小报曾登过周佛海的一段艳事：有个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给她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当时的坊间传为笑谈。 　　唯一获得特赦的汉奸要犯 　　1945年9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大捉汉奸，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把那些汉奸，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吓得汉奸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周佛海是伪财政部长、银行总裁，戴笠想从周佛海身上捞一大批金银财宝，就口蜜腹剑满面笑容地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上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日，战战兢兢的周佛海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住在戴笠的私宅白公馆。实际上周佛海被戴笠“软禁了”。 　　戴笠得到了周佛海的“孝敬”，周佛海也暂时获得了戴笠的“保护”。但不久蒋介石包庇周佛海的行为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命令戴笠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生。”杨淑慧得知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四方奔走，找到戴笠，以公开蒋介石的亲笔信相威胁，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周佛海当年的老朋友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项下，日，念其为重庆方面作过“贡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周佛海“特赦”。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捕和判刑的2万多名汉奸中，周佛海成为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 　　顾影自怜的现代版“李后主”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反复掂量“终身监禁”的分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八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 　　其一 　　暮蔼苍茫夕照斜，炊烟缕缕万人家。 　　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 　　其二 　　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 　　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 　　其三 　　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 　　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 　　其四 　　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 　　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单单从这些诗作来看，周佛海还是颇有才华的，可惜没用到正道上。 　　也许是对不祥的命运有所预感。周佛海在自己的《往矣集》中，曾经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绝不是我的聪明才智所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乱世千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 　　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荒草蔓蔓，大江滔滔，一代巨奸，历史定格，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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