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军队的缔造者:“铁血君王”腓特烈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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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队的缔造者:“铁血君王”腓特烈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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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二世（年在位），普鲁士国王，史称腓特烈大帝。他是十八世纪中后期欧洲颇有影响的一位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强盛起来并加剧了军国主义化。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雄才大略在西洋军事史上留下了如此难以磨灭的烙印，以至于我们今天再度回首，仍然会感到普鲁士军队那激越的战争脉动。&&&
从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了胜利，却使德国彻底衰落。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
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就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他的百战雄师，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 整军经武&&&
三十年战争之前，德意志境内还没有普鲁士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普鲁士王国，是靠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祖父在170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为哈布斯堡皇室效劳，争得了皇帝敕封的“普鲁士国王”头衔后才由侯国升格至王国形成的。
新兴的普鲁士王国周边分布着瑞典、俄国、奥地利、法国等强邻，作为一个家底薄弱的小国，普鲁士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建国伊始，历代普鲁士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在他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在二十多年间由原先的8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突出军事，强化军队”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贯彻这一方针的军事改革措施。&&&
弗里德里希时代的欧洲军队，火器已成为主战装备，但冷兵器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兵力多寡依然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有鉴于此，弗里德里希终其一生都在坚持不懈的扩充军队规模。
普鲁士的扩军行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与七年战争之间，也即年，这一时期普军总兵力由10万人增至15万人；第二阶段则是七年战争结束（1763年）后，普鲁士军队很快扩充到20万之众，也正是在这一年，弗里德里希颁布了有关加强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学校法规》。&&&
军队人数的急剧增加，使得靠自愿入伍的人组成军队的办法发生很大困难。为征到足够的兵员，普鲁士王室可谓不择手段，他们的募兵官甚至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德意志其他各邦去，其募兵办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强夺人力。这种变相的绑架行为是如此猖獗，以致于有些邦国需要颁布专门法令，通过动员民兵来制止此类行径。
尽管如此，作为当时德意志各邦国中最强大的军队，很多有雄心有抱负的外邦青年还是被吸引到普军来服役，这其中就涌现出后来像沙恩霍斯特这样的一代名将。通过这种在各邦国间征兵的方式，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民族加强了内部联系，普鲁士军队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整合民族力量的纽带。
普鲁士军队的迅速壮大，并没有使弗里德里希冲昏头脑。他既追求兵力的庞大，同时也丝毫不放松对部队军事素质的严格要求，弗里德里希极力要求军队具有铁的纪律和高度机动的能力。
他训练的骑兵能保持整齐的队形长距离奔驰，并在冲锋后迅速重新编队，这支强悍的骑兵后来在著名的罗斯巴赫与洛伊滕战役中曾多次出奇制胜，为普军最终以弱克强立下了汗马功劳；弗里德里希麾下的普鲁士军队，很快成为欧洲效率最高的军队。恩格斯后来评价说：弗里德里希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效仿它”。
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募兵性质，官兵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士兵逃亡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把“严明军纪”上升到了“军魂”的高度。当时普军的各级军官全部由崇尚武功的容克组成，弗里德里希二世着重培养他们的忠诚服从精神和军人荣誉感，并通过他们和严厉的军法来控制整个军队。
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士兵的训练异常严格，简直到了非人的地步，皮鞭加棍棒的野蛮军法充斥整个军队。不过弗里德里希二世绝非头脑简单的武夫，他在士卒面前始终能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不逃避艰苦和危险，一次战斗中他骑乘的马匹两度被击毙，但他却依然毫不畏惧，继续坚持在火线指挥战斗，正因为有了如此巨大的个人感召力，当时的普军士兵都以玩忽职守为耻，绝对服从为荣，宁愿战死也不临战脱逃。
当然，弗里德里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支完全盲从于他的军队，这一点连他本人也不否认：“要使士兵怕他的排长的棍子甚于怕敌人的子弹，如果士兵都开始有思想，就没人愿意当兵了”。&&&
弗里德里希刚即位时，普鲁士军队的武器装备非但不能自给，而且还必须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进口。为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弗里德里希在登基第二年便着手发展军事工业，对其免税并给予津贴。在官方扶持下，普鲁士军工生产连创佳绩：以炮兵为例，1740年普军装备有各式火炮2731门，等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时，这一数字已攀升至6224门。
除数量增长外，普军的武器性能也有很大提高，仍以火炮为例，七年战争前配发普军的新式12磅炮仅重375公斤，而旧式12磅炮却重达1600公斤，火炮重量减轻的同时，部队机动性得到提高。&&&
弗里德里希的技术革新往往与战术改革相配套。他在提高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同时，对步兵作战编队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弗里德里希还根据古希腊军事家伊巴密浓达的楔形阵，结合自己军队的火器性能，发明了斜行战斗序列，使古老的线式战术重新焕发出光彩；弗里德里希高度重视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并且首创了骑炮兵，让骑兵装备轻型火炮，这样就将骑兵的高度机动与炮兵的强大火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军制改革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在位期间所设立的侍官总署与先前已存在的军需总监部一起，共同奠定了后来总参谋部制度的基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创举。
除完善指挥体制外，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真正确立了全民皆兵的国防动员体系。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文化背景迥异，但所有的东西方军事家都不约而同的对军事后勤投以了极大关注，弗里德里希二世自然也不例外。
为保障战时庞大的物资供应，弗里德里希二世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补给的传统模式，而改之以新型的复合保障制度，其具体做法是：由单兵携带可供自身消耗3天的口粮，团属补给车队携带本部8天的面包定量，而最高一级的军补给车队则为全军携带一个月的食品供应量。
同时，弗里德里希又在柏林、尼斯等交通枢纽设置仓库，预先将大量战备物资储存在内。通过以上措施，普军形成了一套严密高效、机动灵活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为弗里德里希频繁的王朝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 戎马生涯&&&
17和18世纪是普鲁士迅速向外扩张的时期。夺取土地、人口和资源成为历代普王的首要任务，而摆在弗里德里希面前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结束德国分裂状态与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而要结束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就必须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纵观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
弗里德里希是位马背上的国王，他统治普鲁士46年，却有2/5的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据统计，他在位期间共发起组织或参与了六次重大的对外军事行动，即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入侵波希米亚、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七年战争、瓜分波兰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这些战争前后跨度将近40年，1778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是弗里德里希一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大战，那一年他已66岁高龄。&&&
弗里德里希的军事战略是典型的“先发制人”，这主要是由普鲁士较弱的国力，以及所处的不利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一情况直到弗里德里希去世20年后依然没有明显改观，当时的普鲁士著名军事家沙恩霍斯特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普鲁士鉴于其地利条件，以及缺乏人工和天然防御手段等原因，使它无法进行防御战”，因此，为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经常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攻势：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挥师突袭奥地利，一举夺取了富庶的西里西亚省；1744年，弗里德里希撕毁布雷斯特和约，以闪电般的攻势取道萨克森侯国，直捣奥地利波希米亚省首府布拉格，进而兵抵维也纳城下；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指挥普军以迅猛动作突然侵入萨克森，率先挑起“七年战争”。
在具体战术上，弗里德里希善于发挥普军高速敏捷的机动能力，在敌人作出反应前，于关键性的阵地和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力求速战速决，以此来争取和创造有利于己的战场态势。弗里德里希这种战术思想在“七年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日，著名的罗斯巴赫战役打响。战斗开始后，弗里德里希顺应敌情变化，指挥普军迅速重新部署兵力，其移营速度之快竟然令敌方误以为其是在全面撤退，结果在贸然发起进攻后落入了普军的口袋阵，最终四万五千法奥联军被区区二万二千普军杀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
这场战役刚结束，弗里德里希二世便打破欧洲军队就地宿营过冬的惯例，立即挥师东进，经15天强行军后于11月下旬进抵西里西亚，并在12月3日突然逼近驻扎此地的奥地利道恩元帅部。弗里德里希的高速机动令道恩大感意外，只得离开冬营，匆忙率军西进应战。次日，奥军进至距普军营地20公里的洛伊滕镇一线。
道恩曾在科林战役中凭借坚固防御阵地力挫弗里德里希，因此虽然奥军兵力是普军的二倍半，但他仍然采取了守势，将八万三千名士兵和210门火炮以洛伊滕镇为中心向南北两翼展开。弗里德里希敏锐捕捉到“敌方战线的正面过于宽大且兵力分散”这一致命缺陷，在12月5日凌晨将手下的三万六千普军分为四个纵队，并由他本人亲率五千步兵和六千骑兵为前锋，沿公路迅速向洛伊滕挺进。&&&
天将破晓时，在弥漫大地的雾气掩护下，普军先头部队突袭奥军北翼前哨阵地波尔尼得手，奥军前卫部队被击溃，八百余人被俘。波尔尼是个地势突出的村落，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奥军从北到南的整个防线。于是弗里德里希将指挥所设在此处，命令前锋骑兵追击溃军，并大张旗鼓的进攻奥军北翼，以造成普军主力毕集于此的假象。
同时他让后续跟进的主力部队变四路纵队为两路纵队，借波尔尼高地及其以南的丘陵和村落树林的掩护，迅速向南斜插，迂回奥军防线南翼。此时道恩已得到警讯，但由于普军的前锋骑兵“表演逼真”，他误判北翼为敌军主攻方向，并将手中的预备队和部分南翼骑兵调往北线驰援，而这正中弗里德里希下怀。
因视线为丘陵和树林所阻，道恩未能及时发现普军主力的运动，他甚至认为敌人已经畏战逃走，于是奥军紧绷的神经也松懈下来。谁知正午刚过不久，大队普军突然出现在奥军南线阵地前方，并立即以纯熟的动作排成斜行战斗序列发起进攻。
普军各兵种间的高效密切协同在这场战斗中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步兵在己方火炮掩护下率先出击，紧接着两翼的骑兵开始冲锋。当普军前锋从中间和南端切入奥军防线后，后续步兵立即整营的压上，由敌方阵地缺口果断突入，同时炮兵也迅速跟进延伸火力。普军的攻势实在太凌厉了，以至于战斗只进行了半小时，奥军南翼阵地便宣告易手。&&&
普军追逐逃跑的奥军，开始由南向北进攻。在这种不利局面下，道恩不愧为奥地利名将，他迅速变更部署，仍以洛伊滕镇为中心重新构筑了东西一线的阵地。弗里德里希指挥普军三面进攻，遭到对方顽强抵抗。激战至下午四点，弗里德里希投入最精锐的近卫军，但仍未能攻下奥军阵地。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向西迂回包抄普军的奥军主力骑兵却落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埋伏圈，损失惨重。奥军步兵见己方骑兵溃败，军心浮动，终于斗志崩溃，几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普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通往布雷斯劳的里萨镇为止。12月7日，弗里德里希又挥师包围了布雷斯劳要塞，经十余日围困，12月19日一万七千奥军开城投降，至此，洛伊滕会战以普军的大胜而告终。
从11月5日到12月19日的短短45天里，弗里德里希在敌军四面合围的极端不利条件下，打破冬季用兵禁忌，率领普军以劣势兵力连续取得两场大规模会战的胜利，洛伊滕战役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军事生涯辉煌的顶点，也是西洋军事史上的杰作之一。拿破仑后来评论说：“这次战役在运动、机动和决断三方面都是一个杰作。仅此一战即足以使弗里德里希名垂千古，并使他跻身于世界名将之林”。&&&
&&& 光环散去&&&
弗里德里希二世信奉“强权即公理”，在他的铁腕统治下，普鲁士的国力迅速上升，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强国之列。在此基础上，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断进行对外战争，扩张领土。
18世纪中期，他借口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参加对奥战争，击败奥地利并夺得西里西亚；1772年，他又伙同俄、奥瓜分波兰，攫取了3.6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8万人口。到1786年他去世时，普鲁士的领土扩大了1.6倍，人口也由300万增至500万。普鲁士的迅速崛起，为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统一和复兴奠定了基础。
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开明专制和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就这几点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先军政治”思想是德意志历史中进步的表现，而他本人也被西方史学界誉为“腓特烈大帝”。（转自：中华网）&&&
但是，与其他新兴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军事强国的光鲜外衣下，普鲁士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都大大落后的国家。例如普鲁士仍在实行自古沿袭下来的等级制度，农奴制依然盛行，政治上没有一部宪法，更谈不上有人权和公民权。
即便是普鲁士最引以为荣的军事也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士气低落、战术老化过时等等。只不过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这一切都被普鲁士的军事胜利与显赫的封建王权所掩盖和压制罢了。&&&
历史终究是无情的，弗里德里希去世仅仅20年后，普鲁士便在拿破仑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但损失了将近一半国土，而且还要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偿。抛开个人因素，拿破仑的胜利实质上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性优势，一场拿破仑战争便让普鲁士国家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
光环散去，人们必须面对的是普鲁士何去何从的问题。明眼人都知道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从1806年起，普鲁士的一批政治家发起一系列广泛的改革运动，意在把普鲁士建设成一个适应新环境的现代国家，从此德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纵观普鲁士的非和平崛起模式，最突出的便是其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军队所给予我们的最大警示与启迪，也恰恰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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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特别推荐德国历史学家弗里：什么是普鲁士的“贵族范儿”
[摘要]普鲁士改革时期的贵族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群体：有主要在官僚系统任职的贵族，有军事系统的贵族，有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的贵族。 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普鲁士的“巨室”就是贵族大庄园地主，历史上曾和王权既合作又斗争，也长期被左翼和自由主义者视为普鲁士以及德国政治现代化的绊脚石。农业经济主导的时代，占有土地就意味着占据巨大财富。在易北河东岸的普鲁士，大庄园地产占了耕地的三分之一。直到二战以后，苏联红军的土改才把这些容克贵族赶到了西德。然而，这些“巨室”其实只占普鲁士贵族群体的极小部分，大多数贵族没有这样的庄园，他们如何维生，命运如何，我们还知之甚少。总体上，这些普鲁士贵族因军功而与普鲁士国家一同崛起，在19世纪的改革和战争中发展分化，又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亡。历史学家们总结说，19世纪对贵族而言是个不坏的年代。以普鲁士的贵族来说，一方面，19世纪的战争、改革、革命甚至贫穷给他们造成了的极大挑战，特权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贵族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和功能，最富有的那群大庄园主似乎仍然继续有权有势。解释这种地位的延续性时，我们常听贵族们提及一些“自来以来”的贵族传统或“贵族范儿”：他们的家史动辄绵延几百年，固守一方重乡土。这些蓝血人仿佛从古老的过去继承了一些其他人无法习得的品性——例如，参与1944年刺杀希特勒行动的一些贵族出身的人被说成是“普鲁士美德”的化身，是贵族们自古以来反抗精神的体现。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贵族？在遭遇现代的变革时，19世纪的普鲁士贵族靠什么维系身份地位？他们为什么以“安于清贫”、“反抗君权”为“美德”？贵族内部贫富差距悬殊，带来了什么结果？这些贵族在经历改革与战争之后仍屹立不倒的原因何在？受澎湃新闻委托，笔者专访了德国图宾根大学研究近现代贵族史的专家，埃瓦尔德•弗里教授（Ewald Frie）。弗里教授出生于1962年，2008年起出任德国图宾根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讲席教授，主要著有《福利国家和州：威斯特法伦和萨克森的社会福利政策（）》、《弗里得里希•冯德马维茨：一个普鲁士人的传记》、《德意志帝国》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等书。 弗里教授和他的代表作澎湃新闻：封建等级秩序下的贵族有哪些特权？普鲁士贵族有什么特点？埃瓦尔德•弗里：在封建等级秩序里，每个人都有特定位置。这是当时的人的基本观念和想象。这个位置始终是与特定群体相关联的（例如城市的手工业者，领地的贵族和主教管区的神职人员），他们实践在共同体中特定的功能。每个群体都有特殊的法律地位，贵族亦然。他们可以享受减免税赋，在国家官僚体系和教会拥有特权，有特定的荣誉、称号或奢侈品。德意志地区的贵族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有参与国家统治的特权：他们拥有出任国家官僚职位的特权，另外，他们通过地方议会和其它集会参与了政治决策过程，在君主面前代表地方。19世纪，出任高阶官僚已非贵族特权，但最掌大权的宰相等职位仍长期被出身贵族的人垄断，其中最著名的是俾斯麦。图为19世纪在位较长（超过四年）的六位宰相。普鲁士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群体的差别，首先是相对而言人数更多。其次，他们所经营的土地平均来说不太肥沃，因此总体来说没那么富裕（不同家族内部当然差异巨大）。当然也有富裕的贵族家庭，但在18世纪，普鲁士贵族平均来说比其他地区的贵族群体穷得多。 《国王和他的将军们》(约1914)。威廉二世身边围着的这些大将军们清一色都是贵族出身。贵族是普鲁士职业化军队的中坚力量，高级将领中贵族比例极高，而普鲁士军队直到一战结束都是“国王的人马”，最高指挥权在国王手里，因此这些是名副其实“他的”将军们。澎湃新闻：通常我们认为，贵族会消失在现代社会，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特权就全被剥夺了。但普鲁士的贵族似乎命运还不错，如何解释他们在19世纪以降的兴衰？埃瓦尔德•弗里：首先，普鲁士贵族获益于普鲁士国家的政治成功史。在18世纪以前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中，普鲁士相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甚至也相对于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处于更弱的位置，也更穷，离中心遥远。1871年普鲁士主导统一了小德意志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在其中，而普鲁士占据帝国的三分之二面积和人口，以18世纪初的当时人来看，这是个极大的意外。普鲁士贵族获益于普鲁士国的崛起，因为他们通过在军队——这个属于贵族的堡垒——的服役和贡献参与了这个崛起的过程。这也导致了普鲁士的历史可以被一些人视作是贵族的成功史。普鲁士在19世纪的疆域变化（66/1871），军功章上有贵族们的一份在整个19世纪，在革命或改革的冲击下，普鲁士以及其他的贵族群体逐渐失去了法律上的特权。然而许多上层的贵族群体得到了其它方面（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补偿。我们迄今为止不了解的是贵族群体中的小人物们发生了什么，那些人比较穷、没有大的影响力，必须努力拼搏。如果我们从理想化的封建等级秩序出发想象贵族群体，我们会觉得这是个受保障的、稳定的群体。但这样我们就忽视了那些在最底层默默滑出了所属的贵族阶层的人，也忽视了那些在欧洲部分地区自行分封爵位，然后默默晋升到贵族等级的人。与19世纪经历的冲击相比，20世纪的一战和二战对普鲁士贵族来说是更为明显的断裂。首先，一战中大量贵族家庭的男性成员阵亡。其次，凡尔塞和约使普鲁士－德意志军队的编制大幅缩编为十万军人（其中四千军官），许多贵族一下子没有了职业上的未来。这些人后来组织起来，在政治上走向右倾。另外让他们不满的还有威廉二世的退位、魏玛宪法和1920年代的农业经济衰退。二战以后，普鲁士国没有了，军队被解散，东部省份丢失，贵族们失去物质基础。我认为，二战以后的普鲁士贵族很难被视为一个封闭的、从外部看可以被辨认的社会或文化群体。法国画家Charles Meynier的这幅油画描绘了日，拿破仑穿越勃兰登堡门，占领柏林。他占领莱茵河两岸多个德意志邦国并自认护国公，成立莱茵邦联，引入宪政，废除封建等级，没收教会财产，推行民法典。拿破仑占领柏林后，签订条约割掉普鲁士易北河西岸近二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并要求巨额赔款。这些财政负担最后摊在了贵族庄园主头上。澎湃新闻：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会战中为拿破仑所败，神圣罗马帝国也因奥地利被拿破仑击败而惨遭解散。德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托马斯•尼佩岱（Thomas Nipperdey）在他的19世纪德国史中如此开头：“一开始是拿破仑。”普鲁士贵族遭遇现代的挑战是否也可以从拿破仑说起？埃瓦尔德•弗里：尼佩岱的这句话常被引用，基本上这话也适用于普鲁士贵族。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政权带来了国家行政、法律的变化，改变了贵族和其它群体的法律权利和地位，拿破仑征服带来了财政冲击，逼迫国家重组，这些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各国导致了巨大的变化。没有拿破仑，这些当然不会发生。与此独立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在1806年之前是不是就已经在变化之中了。而社会的确已经变化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当时是个传奇，很具典范性地代表了18世纪的普鲁士，这个传奇有不能低估的影响。如果我们观察他死后的普鲁士社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790年代已有明显变化。变化未必涉及国家组织本身，而是贵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贵族和市民阶级的开放性。这些影响涉及了文学和音乐等整个文化领域。德国历史学家克泽莱克（Reinhart Koselleck）提出“鞍型期”（Sattelzeit）的概念，认为从18世纪中期以降，中欧和西欧社会关于过去、未来、社会、历史的观念和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持续到1830年代左右，形成了一个与1750年完全不同的社会。当然，德国史学界尚有争论，这个变迁是否是根本性的，是否只限于1750年到1830年。总的来说，“一开始是拿破仑”这句话是对的，因为拿破仑战争和占领形成了新的政治挑战，激发了普鲁士改革，没有拿破仑这些不会发生；另一方面，这句话也并非无限制的正确，因为远在1806年之前社会就早已处于变化之中，只不过这种变化没有1806年之后那么戏剧性。
普鲁士大国崛起的历史记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雕像，1878年建成于科隆，下面雕像代表普鲁士改革时期十六位各界精英（大多数仍出身贵族）（笔者摄于2007年）澎湃新闻：1807年到1815年的普鲁士改革被视为普鲁士国家励精图治、现代化的里程碑，这些改革对贵族有什么影响？埃瓦尔德•弗里：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改革。首先是农业改革，这意味着贵族必须重组他们的土地。土地所有权放宽导致有一批土地流转到了农民手中，贵族得到补偿金，但是未来他们必须以农业资本主义方式自己经营。不是所有贵族都成功了。19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一些贵族小土地主失去了土地，而那些贵族大地主们未受影响。军事改革则是取消了只有贵族才能出任军官的特权 。这个改革比人们想象的更重要。军队职位首先不意味着政治影响力，而是许多贵族并不富裕，很需要这份薪水。1806年普鲁士军队缩编，贵族没有了独享军官职位的特权，这意味着他们陷入了竞争，因此1806年后许多贵族家庭一度生活陷入窘境。后来年反法解放战争军队又扩编，贵族虽然没有重新拿回法律上的垄断军官职位的特权，但实际结果上贵族在普鲁士军官中的绝对优势又回归了，他们的境况相比1806年有明显好转。在行政和财政改革中，贵族被纳入收税对象，这导致了一些贵族的反抗，但总的来说他们最后也忍耐下来，勉强克服了。普鲁士改革时期的贵族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群体：有主要在官僚系统任职的贵族，有军事系统的贵族，有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的贵族。有比较古老的贵族家族，也有新晋为贵族的。有富的，有穷的。一部分贵族又跟市民阶级的艺术家和大资产阶级密切交往。这些不同的群体对普鲁士改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针对这时期您著有一本书《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冯•德•马维茨：一个普鲁士人的传记》，冯•德•马维茨是普鲁士改革的坚定反对者，曾被主导改革的宰相冯哈登堡当乱党抓起来过，他是什么样的人，您书中主要观点是什么？埃瓦尔德•弗里：18世纪末有个观念很闻名，那就是贵族必须是一个通人（universeller Mensch），同时履行上层阶级里的各种角色。这个理念是马维茨认同也以特殊的方式亲身实践的：他视自己为祖国的捍卫者、国家公民、土地的耕耘者，他希望负责他的庄园的子民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做理想父亲的表率——这些角色他希望同时扮演。然而，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以降，农业的集中化、政治体系的职业化、宗教的新观念等等都让这个理念越来越难实现。我认为，晚年的马维茨意识到，贵族作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的人”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了。此背景下，他开始自传书写，把自己写成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改革的、保守的。这个自我形象一直被历史研究视为历史事实本身。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必须回到年代，看到当时历史情境的开放性。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他自传中的断裂性。我们不能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政治保守主义来理解1810年代。弗里德里希•冯•德•马维茨是个郁郁不得志的贵族澎湃新闻：我们常听说，贵族们打开的家史动辄就是绵延几百年，固守一方重乡土，普鲁士贵族安于清贫、有反抗精神，这些“自古以来”的贵族传统、“贵族范儿”和所谓“普鲁士美德”等说法，真有这么回事儿，还是只是种神话？埃瓦尔德•弗里：冯•德•马维茨的例子很好说明了，19世纪中叶以降诞生了一种政治保守主义，让好像某些情况是“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例如他们“一直为王座和祭坛奋斗”。这当然是错的，但这些神话非常有影响力。我们看到贵族们开始建构自己的家史，把他们现代的存在形式和矛盾放在历史中合理化。他们把自己描述成拥有固守某个乡土的品性，而这特点在历史现实中绝大多数情况不存在。这期间诞生了很多神话，新的社会等级的固化被描绘成古老的、传统的以及典型普鲁士的。对普鲁士来说，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扮演了很大角色。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审视这些背后的断裂性还是延续性更强。我们发现，这里边的断裂性比当时人想象的更强，而延续性是被塑造的。弗里教授认为，约翰•冯•德•马维茨的墓志铭是20世纪关于普鲁士美德最著名的神话所谓“普鲁士的美德”也是19世纪的发明，在20世纪却仍有极大的影响力。最著名的神话莫过于日刺杀希特勒行动，人们说，在这当口，古老的普鲁士展现了其荣誉和品格。的确有部分普鲁士贵族参与了刺杀的策划和行动。但我们或许也该同时提及大量参与纳粹党甚至党卫军、冲锋队的贵族们。另外也该记得，许多贵族后来排斥参与刺杀行动的人的家庭成员。站在反抗这一边的绝对不是普鲁士贵族中的大部分。在18世纪，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普鲁士贵族是个极度被国王管束的群体，必须忍受很多，其受摆布程度远甚于其它德意志地区。历史上的普鲁士贵族和国王的关系恰恰不是站直腰杆儿、可以独立于王权生存的关系。这种贵族也有，但不多。直到19世纪普鲁士崛起之后，“普鲁士的美德”才渐渐被发明，例如“清贫”、“勇气”、“反抗精神”等等，有些实际上反映了贵族们本身较穷的现实，有些则是将冯•德•马维茨这样的个别例子塑造成了通例。澎湃新闻：我们通常认为贵族是有钱有势的社会精英，普鲁士的贵族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吗？埃瓦尔德•弗里：普鲁士的贵族当然有相当一大群极为富有的群体。最新研究表明，直到19世纪末期，大的土地尤其是所谓骑士大庄园土地仍然大部分在贵族的手中。贵族的确没有了对土地的特权，但是他们还是成功把最富有的大庄园土地维持在贵族手中。说普鲁士贵族有钱有势，针对这些群体，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些有权有势的贵族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普鲁士的贵族人数相比其它贵族群体人数较多，内部贫富差距悬殊。而我们迄今没有考察过那些处于较底层的贵族群体，这可能和流传下来的史料的匮乏有关。没有庄园就没有庄园档案馆，没有家族传统就没有家族档案馆。或许也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人如冯塔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说能见度不高。但这些出身贵族、比较低阶的官僚和军官其实常见于19世纪资产阶级描绘贵族的讽刺画中：他们除了傲慢自大以外一无所有，没有美好品性；他们只坚持作为贵族享受特权的权利，但其背后又并无政治、经济或文化的资本。讨论普鲁士贵族时，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不同群体。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何普鲁士军队表现优异——不仅在解放战争，也在1860年代，我们必须看到这些职业贵族军官，他们其实除了贵族头衔一无所有，必须全力为军队贡献。而在英格兰，直到1850年代都还有军官职位买卖。普鲁士贵族坚持自己的特权，因为他们希望借此保持地位。他们的政治光谱选择常常比符腾堡、巴登、黑森等地的贵族群体更反自由主义、更受限制，而后者则政治光谱上相对更宽容，因为他们更物质优渥。如果我们只观察贵族中的上层阶级，就无法理解普鲁士贵族的政治立场。我们应该观察不同的、彼此影响的贵族群体，他们在公共空间留下了不同的形象。澎湃新闻：贫穷和普鲁士的贵族能联系起来，这颇令人意外。什么样的贵族群体会陷入贫穷？他们有何应对策略？埃瓦尔德•弗里：我们有研究项目考察了写给普鲁士国王的请愿书。贵族的妇女们向国王描述了自己的惨况并寻求支持。国王的官员审查她们是否贫穷，以及最重要、最决定性的：她们的父亲是否曾经为国服务。贫穷的贵族家庭会将财政资源集中在男性后代上。女性后代必须要么等待找到婚配对象——而这对贫穷的家族来说也非常艰难；或者不婚，和母亲同住，在濒临绝望时寻找一些贵族的救济渠道（这也并不那么管用）、给国王请愿或者寻求当地的救济。男性后代则争取进入军队，期待成为军官。军队俸禄在初期阶段并不优厚，因此为了让他们能开始军旅生涯，家族必须为此牺牲一段时间。渐渐的，他们才有经济能力组建家庭、抚养后代。这些应对贫穷的策略和我们通常想象家族在贵族群体中的角色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长期以为，贵族都是辐射很广的大家族，有庞大的团结互助的家族人脉网络，紧急情况下互相帮助。实证研究表明，直到19世纪中叶，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想象。在19世纪中叶以前，贵族群体更多的是松散的小家庭的集合，虽然在地方上会形成联盟，但并不是我们后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所看到的一些极个别的大家族的互助形式。澎湃新闻：我们迄今说的都是普鲁士贵族而不是德国的贵族，有所谓“德国的贵族”一说吗？您能否举例说明地区差异，例如西部的威斯特法伦的天主教贵族和易北河东畔普鲁士基督教贵族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埃瓦尔德•弗里：前现代时期（16到18世纪）的贵族受封建领主的影响极大，贵族和领主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涉及土地、政治统治和官僚系统。而德意志地区直到19世纪都是多个诸侯国林立，各地的贵族群体遵从不同的政体传统，情况迥异。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说“德国的贵族”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西部的威斯特法伦的天主教贵族和易北河东畔普鲁士新教贵族的差别不主要体现在信仰，而是这些天主教贵族拥有帝国教会和收益颇丰的修道院和主教管区。这些贵族家庭制定相应的家族策略：长子负责管理土地，次子被培训到教会或修道院担任修士、修道院长和主教等职位。为了限制能获取这些职位的人的数目，他们规定这些职位拥有者必须三代、四代在某些地方甚至五代以内都必须是贵族出身。家族内部等级森严，姻亲对象严格挑选，家族保持小的规模，以便集中财富。这些贵族家庭有极强的家族归属感。与此相比，普鲁士的基督教乡村贵族就没有这种教会职位的特权，也没有必要限制子嗣的数目。因此，这些家族往往相对生育较多后代，大家族的团结感没那么强烈，也较少有精心构建的、制度化的家族网络。(文/莫泽)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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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gre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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