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有效需求,人工智能与供给侧改革革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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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信任为导向推进供给侧改革
如果国内的消费环境能够满足需求,中国消费者也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把眼光转向境外,追根求源,还是基于信任危机导致的有效供给不足,还是基于化解消费信任危机的改革导向缺失。信任危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化解,供给侧改革效应必然大打折扣。面对国内有效需求的外流,供给侧改革必须要以增加信任为导向进行改革,一方面要从制度着手,完善供给侧的法律体系,加强社会信用建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供给侧改革中,从质量、服务、价格等各个方面体现增信导向的改革。近十年来,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中国经济并不缺乏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国人海外消费数据表明,国内的有效需求正被转移到国外市场。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信任危机所导致的有效供给不足。今天,中泰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高级研发经理王婷婷博士接受《理论周刊》专访,她认为,消费品信任危机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而言,既是对过去政策选择上的一种警示,也是对政策制度视角转换的一种提醒。基于信任机制导向的建设,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增强供需间粘合度,有助于提升供给侧改革的效应。供给转化为有效需求必须有深度的信任寄托记者:信任危机会对供给与需求间的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王婷婷: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分析,需求是供给的基础,而供给转化为有效的需求必须有深度的信任寄托。但是,我国当前的现状是,依赖传统成本优势生产的大量中低端产品产量过剩,销路不畅;而高端产品对品牌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再加上国内盗版伪劣产品泛滥,最终使得国内消费者在品质等方面的需求只能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来实现。消费者(需求者)对供给方提供的产品产生了巨大的信任危机,供给品在消费者面前信用度极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产品质量的信任危机。从当前数据呈现出的地域特性来看,国人的消费观念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国外商品的偏好,进一步体现了对商品质量的追求,并按产品种类不同,在不同国家和区域构成了有规则的购买分工。据数据显示,消费者多选择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购买婴儿奶粉,在日本购买电饭锅、纸尿裤、化妆品和服装,在意大利购买品牌箱包和鞋子,在韩国购买化妆品和炊具等日用品,在美国购买箱包和服装,在德国购买刀具和炊具,在中国香港购买奶粉、化妆品、饰品和营养保健品等。而购买名表和名包等奢侈品则更主要集中在欧洲原产地国家。二是产品价格的信任危机。国外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这一现象几乎涵盖了所有国人趋之若鹜的商品。商务部调查显示,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产品五类产品的20种品牌高档消费品,海内外的差价,内地市场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不仅原产地在境外的商品在国外售价比国内售价低,甚至原产地在国内的商品,出口至国外后的价格也比国内价格要低。尤其是国外的二三线品牌,贴着境外的商标,在国内的售价普遍是原产国价格的2-3倍,是其他国家的1-2倍,几乎都成了奢侈品。即使我们适当降低国外食品、生活日用品、化妆品、服装鞋子的进口关税,但是不提升国货的质量,不增强国民的信心,不打破国外商品的高大上的形象,就很难降到与原产地国家相同或接近的价格水平。奢侈品更是不可能以接近原产地国家的价格在国内销售。三是售后服务的信任危机。提升产品品牌信誉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超过通常预期的售后服务。作为经常境外购物的消费者,大多有这样的感受,在国外购物后有着非常好的售后体验。相比而言,售后服务一直是国内的一大诟病。以服务业中的典型旅游行业为例,因为我国节假日过于集中,人口众多,热门线路火热,造成游客拥挤等等不愉快的体验。旅行社、景区服务质量差,引发大量的游客经济纠纷,游客经济损失增加。在假日旅游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大量的游客经济纠纷的涌现。诸如此类,对于售后服务的不信任进一步的促使消费者选择境外消费。上述三个基于供给侧商品的信任危机,引发国人对供给侧提供的产品产生多层次的担忧。在世界经济整体格局持续低迷的今日,国人在消费领域所喷发的强大“潜力”为世界各国所羡慕,中国不缺有效需求,缺的是有效供给。然后信任危机的存在,正是供给侧改革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拦路虎不除,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前景堪忧。记者:信任危机与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关系是什么?王婷婷:由于供给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导致我国大量的有效需求被转移至国外或压抑。2015年淘宝全球购发布了《海淘十年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至2015年,国人的海淘足迹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万款海外商品被“淘”入囊中。尤其是近5年,海淘消费总额持续快速增加。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海淘市场规模将达到2400亿元,同比增速将达到60%,我国海淘人数将达到2400万人,2018年预计海淘规模将超过10000亿元。由此不难看出,“国人热衷境外消费”这一现象呈愈演愈烈趋势,反映出国内当前消费供求关系的扭曲。中国不缺消费潜力:三亿中等收入人口,相当于半个欧洲;中国人也不缺消费动力:出国消费和“海淘”消费的强劲增长已然证明。中国目前缺少的是面对虎视眈眈的各国企业的竞争,本土企业如何提高自己的“品牌优势”、“产品质量”,将这种消费红利以市场化的方式留在国内,这也正是此次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的,想方设法把巨大的消费潜力留在境内并释放出来。如果国内的消费环境能够满足需求,中国消费者也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把眼光转向境外,追根求源,还是基于信任危机导致的有效供给不足,还是基于化解消费信任危机的改革导向缺失。信任危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化解,供给侧改革效应必然大打折扣。以增加信任为导向进行供给侧改革记者:那么,基于化解信任危机导向的供给侧改革,当前应重点选择哪些对策?王婷婷: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消费观念和需求也在不断的升级,消费占比过低的时代已经渐渐远去,消费需求也从满足生活必需到要求物美价廉,再到今天追求生活的高品质。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侧的结构错位和质量低下,所以供给侧改革的起点也要与时俱进。面对国内有效需求的加速外流,供给侧改革必须要以增加信任为导向进行改革。一方面,应重点提升供给侧产品质量信任度:其一,不断提升国内制造业水平,向市场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消费品,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在技术上要重视创新能力,要实行进攻型战略,争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积极打造中国制造的品格产品,综合利用“互联网+”、国际产能合作等方式拓宽国内外市场,为世界提供具有技术含量的、高品质商品。其二,重点加强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对违规使用添加剂以及生产有毒产品的供应商应当加以严惩,尤其是提供有毒食品的不良供应商,这需要政府一方面完善现行法律法规,给企业设定明确的标准和惩罚线;另一方面,构建全民监督的体制,通过政府机关专业监管和普通百姓监管相结合的办法,创造一个快速的信息通道,让违法违规企业无处可藏。通过严格的监管,为普通民众提供一个安全的食品供给环境。其三,积极提供高质量的优质厂商政策支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防止在市场竞争中,由于提供优质产品的厂商因为成本高的原因在短期内被劣质厂商所打败的现象发生。对在环保、能耗和安全生产等因素上不达标的企业以及“僵尸企业”坚决予以关停,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在此过程中还要注重人文关怀,积极创造新的就业空间,做好就业培训工作,为从业者转岗再就业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应重点提升供给侧产品适度价格信任度:其一,企业要通过不断深化管理改革,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提升企业的营销与定价策略能力,通过改革来转变增长模式,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大力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场地租金,积极防范汇率风险,不断降低国内流通环节的中间费用。其二,积极推进税制改革。重点是做好税制的改革。分税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区域之间实际存在着贸易壁垒。分割的市场直接导致了市场进入成本较高。目前,不仅由中国代工的产品价格卖得高,在国内有些自主品牌也存在售价“内外有别”的情况。常规理解,国内产品销售到国外,增加了物流等成本,价格更高一些才对,但事实相反,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地方进行优化。适当降低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和通关成本、增开进口免税商店、增加网上海外代购的许可和以为国外名牌代工并许可在中国销售等多种方式,扩大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其三,大力实施“互联网+”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通过公司结构以及销售渠道的创新,降低流通成本。要充分发挥创新引擎的推动作用。改变企业旧的组织架构,实现流程再造,转变生产模式,以适应新的消费需求,用创新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培育和质量相挂钩的价格竞争力。记者:除了产品质量与价格,在其它方面还有哪些措施需要加强?王婷婷:提高供给侧产品后续服务质量也很重要。一是切实加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上保护。对任何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为,坚决予以抵制;要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通过加强国内旅游市场的监督与管理,对以各种方式欺骗游客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以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二是积极完善售后服务制度。提高企业对售后服务的重视程度,只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才能提升客户的好感度,培养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这才是企业利润长期增长的根源和企业长久生存的良方。企业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三是通过对服务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断提升国内服务业的水平。对服务行业中的典型旅游行业,要加强国内旅游设施的建设,开辟更多的旅游景区和娱乐项目,这既可让旅游者能够尽可能地分散,使国内外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也可进一步扩大国内旅游市场容量,以吸纳国内外更多的旅游者。在员工薪酬上,要改善当前国内服务行业的薪酬体制,导游等这一类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薪酬不能够完全依赖回扣,要逐步从制度上约束存在吃回扣的可能性。此外,还需强化供给侧产品品牌美誉度建设改革措施。一是持续提升品牌建设的公信度。现行品牌建设分散而乱,一些企业的品牌建设没有放在必要的高度,因此,供给方要将品牌建设列入企业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国家要根据产品质量推动品牌等级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培育优质子品牌,要不断提升品牌认定机构的权威性与公开和公正性,只有认定机构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其认定的品牌才会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同时还要加大对知名品牌的宣传力度,让国内知名品牌根植于广大消费者心目中。二是保持品牌的美誉度与产品的质量信任度同步提升。作为供给者既要抓生产质量,更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要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不断升级的情况,积极推行个性化定制服务,更多应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去了解用户、分析用户,吸引客户,通过布置消费场景,增加消费体验,使品牌成为产品质量的代名词。三是积极做好品牌日常维护工作,不断提升品牌的内涵质量。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与功能,提升产品的综合回报价值,做好消费品的售后服务,这样,可以不断挖掘出隐性的市场需求,进而催生出新的供给业态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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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诺奖经济学家:若不改善需求 供给侧改革会增加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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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3月19日消息,针对当前由中国政府主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6上建议,政府应改善国内有效需求,但不能简单依靠个人消费,还需要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公共财政投入,坚定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鼓励股权融资。  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钢铁、煤炭产业的“去产能”行动引发社会关于“下一轮下岗潮”可能爆发的担忧。据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大约共涉及到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中央政府将拿出1000亿资金用于职工的安置,但在经济放缓之际,如何解决这些工人的再就业,并且同时解决好1500万新增就业人群的问题令人关注。   “供应并不能提升需求,但是如果需求结构合理的话,会对供应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没有有效需求的时候,供给侧改革会增加失业,不会促进经济增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出上述警示。  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之为“病态”经济。他解释成,当前很多国家失业率较高,边缘人群生存问题凸显,经济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货币政策不能进一步发生作用了。  “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作用不大,财政政策才是最有效的。进一步降低负是无效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解决方案,中国应对新的挑战,如社会阶层不平等、环境问题、年轻人就业危机及生产效率降低等问题,亟需机制性改革。  如何提高全球总需求又提升、经济效率?他建议,首先是要对碳排放定价,积极利用财税政策工具。而对于中国而言,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转向由服务业驱动进程中,不仅要改善个人消费环境,还需要提高教育和科技投入,加强人才的培养,“这需要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   以下为演讲实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非常高兴再次参加这个会议。我的题目是“世界经济砥砺前行”。我想首先介绍现在的增长比较缓慢,现在IMF把它称作新中庸或者我把它称为一个“病态”,在很多国家失业率比较高,而且一些边缘人群的生活是个巨大问题。我认为现在要实现快速增长的机率比较小,但是经济变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货币政策现在已经不能再进一步的发挥作用了。  首先,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本来也就没有太大的用户,而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有些人说,再进一步的降低,甚至到负利率的情况,是不会起作用的。今后怎么办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我说的这种“病态”或者是“新中庸”,主要是要应对全球的一些新的挑战,包括不平等还有气候变化,还有一些经济的生存问题。在很多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在放缓,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全球总的需求量要上升。现在在非贸易行业大概占到了2/3,但是更广泛的来说在很多国家大概是在30多年前,很多的国家都在改写全球世界经济的秩序,比方说减税或者放松管制或者是提倡自由贸易,结果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提升全球的总需求呢?可以有很多的工具来提升总的需求,与此同时又可以提升财政的收入,并提升经济的效率,应对一些长期发酵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对碳定价,在巴黎的气候峰会之后,我们需要把全球的经济用来调整适应新的气候变化的挑战。现在有一些工具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除了提升全球的总需求之外,在中国尤其是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驱动的经济,如果缺乏国内的有效的需求会影响到供应。在中国,我们在讨论说国内的需求是不是靠提升个人的消费,其实不光是个人消费,而是对教育或者是科技的投资,这些投资都需要由公共部门的财力来支持。对于到底是减税还是要减债呢?尤其在中国,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来提高税收,从而促进需求。  在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就没有办法来抵消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全球其实面临的都是类似的问题。  在中国,现在几个月都在讨论到底是供给侧的改革还是需求侧的改革,这里我简单的谈几点。首先,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但是需求如果结构合理的话,是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第二,在没有充足的需求的时候,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会促进增长。很多供给侧无效的改革,比方说降低企业所得税,本来的意思是希望能够促进就业,或者是希望企业能够增加投资,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都是失败的。有很多供给侧的措施是可以产生作用的,通常比方说要投资科技和人或者一些产业的政策、或者一些竞争的政策、或者是金融市场的改革,而不是说让金融机构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而是说要鼓励这些企业提供他们的中介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并鼓励股权投资,而不是债。  所以讲到刚才这个主要的话题,世界目前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市场已经失去了它的方向感,在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战略了务实主义,所以我们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必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同样两个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中国和世界上面临着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要有这种平等,还有可宜居的城市、教育、基础的研究、经济的结构调整。市场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所以我们需求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  总结来讲,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来修复这样一个被丢失掉的平衡。大部分外方的研究员讲到,这种新的中庸,这种比较常态的“病态”,还有这种比较常态的滞胀,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都是由于政策的失败导致。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共同行动来应对我们的一些挑战,包括世界的气候变暖。中国经济将是20国集团会议的东道国,我觉得这块可以来呼吁国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境之内和国境之间来实现这种合作,解决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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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究竟如何破题
日 21:10:07
自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上升为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之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  自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上升为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之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与会专家就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如何配合、供给侧改革的制度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侧调整最经典的一个阐述,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觉得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政策调整的核心。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  李扬认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关键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要做六件事:一是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二是要稳定宏观经济,三是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四是加强市场监督,五是要促进共同富裕,六是要弥补市场失灵。  供应并不能提升需求,但是如果需求结构合理的话,会对供应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没有有效需求的时候,供给侧改革会增加失业,不会促进经济增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出上述警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政府应改善国内有效需求,但不能简单依靠个人消费,还需要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公共财政投入,坚定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鼓励股权融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表示,对于中国决策者来说,一些外部需求是没法控制的,这不是中国的责任,但会从某种程度上拖累中国的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要面对很多限制性因素,而在全球经济对需求的构成和水平都构成很大限制时,更需要加大供给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从成本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经验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并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在高速增长中,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应对转型、争取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周其仁强调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劳动力短缺、新增劳动率的减少等因素,导致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些因素简单地用刺激政策是无法改变的,只能寄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是一个L形的趋势。更加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蔡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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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供给侧改革五问 去库存如何增加有效需求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成为引领发展新常态的抓手,也是全国两会上的一大关键词。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圈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而会同退休养老京津冀等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都将成为本届两会的焦点。
降税费 如何有的放矢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并再次强调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杰早在三年前就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概念,在他看来,减税降费首先要减总量,卸掉各行各业身上的部分税费负担。另外,是否减降税费也不能一视同仁,比如对一些环保方面的投资额所得税就可以适当减免。
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则表示,减税不能只提总量,一定要落实到减什么税、减谁的税。“本轮供给侧改革强调要减企业所得税,企业缴税也确实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体,针对企业减税就要研究清楚减免哪些税种才能真正为企业减负,而不要‘一锅煮’、‘一勺烩’。”高培勇说。
不过,减税降费也不能期望“一口吃成个胖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就建议,减税必须要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可以先给那些小微、新兴企业更大力度的减免。与此同时,还可以合并一些税种,并对缴费偏高的领域进行适当调节。
实际上,此前就有学者多次提出应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为企业减负,但也有分析指出,就现在养老保险的运行状况而言,一旦大幅降费率,基金的收支不平衡也将愈演愈烈。
去产能 如稳过渡
在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一直是重中之重。在砍掉过剩产能中,钢铁、煤炭两大产业成为最先发力点。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最新表态中称,化解过剩产能将造成一部分职工被分流安置。据初步统计,煤炭系统涉及约130万人,钢铁系统约50万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伴随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传统产业受到一定冲击、部分产业工人在短期内面临调整已经成为必然。建议相关地区和国家有关部门对面临失业或潜在失业人员数量进行调查统计和科学预测,并在此基础上提早制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具体应对措施办法,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人员安置是去产能能否顺利推进的一大核心问题,在做好内部安置、转岗培训等工作之余,政府也必须要起到兜底作用,”徐洪才说,“另外,产能的减法一定要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加法一起做,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要补服务业、高科技等领域的短板。”
去库存 如何增加有效需求
自2月以来,短短20余天里,央行、发改委等10多个部委相继出台了五项重磅措施,几乎每周都有楼市政策出台。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房地产分会会长陈保存表示,化解房地产高库存,如果着眼于短期效果,主要从需求侧制定措施,比如货币、金融、财税等,很可能进一步降准减息,刺激需求推动存货的消化。他认为,两会去库存的讨论可能涉及放松限购令等刺激房地产发展的措施,并可能谈及房地产税制的整体改革。
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口气推出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鼓励各方购买库存商品房出租、鼓励房企降价等措施。但在陈保存看来,一二线城市的库存压力较小,中央会议上提出的大多数去库存政策方向主要针对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库存量较大的商业地产领域。针对上述情况,三四线城市去库存需要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养老 新模式如何落地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进入供给侧改革时间且快步前行的养老,同样值得期待。在业内看来,以房养老就是供给侧改革下的养老产业发展新模式。2014年,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以房养老试点的指导意见》,让传言已久的以房养老从概念变为现实。
今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仍然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扩大以房养老试点范围,并确定了配套政策完善时间表,明确今年将会同相关部委,逐步完善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配套制度。专家表示,在今年的两会期间,配套制度的制定进展,尤其是保监会将如何助力以房养老越过市场寒冬势必会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此外,各级政府近年来频繁提到的“医养结合”,也被看做是会成为主流操作方向的新热词。在业内看来,医养结合实现的瓶颈之一就是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者社区内医疗机构未获得医保资格。对此政府已经有所注意,北京等地已明确为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获得定点医保资格开辟“绿色通道”,让这些机构不用再长期排队等候医保申请。
京津冀 如何补齐短板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多项挑战,既要通过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清理北京市内的过剩产能,也要推动产业及技术转移补齐津冀的产业短板。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供给侧改革目标一致,步调相符。
“过去由于京津冀行政区划的阻隔,三地的产业基本是各自为政,虽然先后有环渤海经济区、首都经济圈等战略,但都未达到预期效果”,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赖阳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随着2014年国务院牵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相当一部分层级较高的产业转移至天津河北等地,帮助当地淘汰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此外,大量人口的疏解也带动了津冀服务业的发展。”他认为,接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深入,三地供给侧改革的步伐也会更坚实。
谈及未来京津冀发展仍需补齐的短板,赖阳认为,目前三地在产业环境、执法标准等方面仍有差距,如何尽快统一是应思考的问题,“另外,京津冀地区管理人才观念方面也存在不小落差,需要北京主动为河北、天津提供人才交流与培训”。北京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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