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研究_小宗师专辑：摘要: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是一个社会领导团体用来整合社会思潮、凝聚社会成员融入社会生活的思想内核。因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可以起到强化统治阶级执政合法性和巩固领导权、维系社会成员自觉有序的参与社会分工等作用,成为各国领导阶层炙手可热、不容小觑的政治任务。国外尤其是西方先进国家,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方面源于西方国家先进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一方面也归功于西方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并重的优良传统。国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科学严谨的法治、规范严格的教育、对文化与信息传媒的灵活有效掌控和审慎而精明的政党执政。关键词:国外; 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建设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137-04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由于其具有合法性、强制性和控制性,成为某一个社会背景下某一团体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和价值取向。而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一般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变迁,经济基础的变化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因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也成为一个社会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延续和提升其统治地位、维系社会成员自觉有序的参与社会分工的重要保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民族文化内涵、社会历史、时代背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不仅与我国区别明显,就是他们内部各自都是千差万别,这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用来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手段,这一目标是共同的。我国目前处在重大的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思潮也异常活跃,因而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是构建民族共同精神、整合多元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而且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也应该不避讳向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验。因为,外来价值观具有其特有的积极成分,如其强化核心价值观的方式。美国拥有世界上实力最为雄厚的大众传播体系和多样的传播手段,将价值观建设融入大众传播机制的办法坚持和强化了其核心价值观,成为锻造和维系“美国精神”的有力纽带,用大众乐于接受的传播手法编织了一条有张有弛的“价值防线”,牢牢占据主导核心价值观的阵地。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必须学习和借鉴的有益成分。一、科学严谨的法治保障众所周知,法治构建人类生活家园的基石。法治,从外部看,具有规范人类行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公正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功能。而从法理上来看,法治又是具有深刻价值判断的。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在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价值所作的选择、排列和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价值的混乱,降低由于价值多元化而造成的社会分裂或缺乏凝聚力,从而可以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尽量统一到统治阶级的主流价值观,或至少使众多亚文化的价值观不至于瓦解主流的正统价值观。法治对社会的整合功能恰恰是通过对多元价值的整合并确立统一价值而实现的。而作为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是要通过科学严谨的法治来实现了。毋庸讳言,西方具有久远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而美国作为欧陆文明的后裔,西方现代化的领袖,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和精神,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美国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与其法治的有效运作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休戚相关,进而对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作用也不可替代。1.法律至上观念贯穿司法过程纵观美国的法律传统,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与至上性,强调政府当受法律的约束,崇尚法治高于政治等观念非常强烈。因此,美国各级政府都努力打造“法治政府”,培养“法治官员”。从这样一种全国上下均崇尚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现象着手,美国崇尚“以法治国”的核心价值观便易于理解。从司法操作层面上,最典型的方法就是用法律解释来最大限度地协调制度合理性与社会具体行动目标的合理性之间的关系,让法律制度尽可能地接纳各种合理的具体行为、目标、要求和期望。上文提到的法治用以整合社会的手段,是确立统一的价值规范。而美国在司法这个动态层面上灌注法律的至高权威性,对美国人民的法制观念的塑造是普遍而深刻的。美国人普遍相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宪法和法律约束权力滥用,是法治精神的内核。2.宪法对自由、人权、平等等普世价值的保障崇尚自由与人权是美国标志性的价值观,这已成为世界性共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是美国人的金科玉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社会价值自然是多元包容的,但是最高的价值目标却仍然集中在自由人权上。美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即宪法前10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这一条被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而关于平等,《独立宣言》中有最明确的表述:“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平等观念的诞生和成熟得益于美国政治家对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的承袭和发展,提出了“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观点,并在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政府机构必须能使各部门之间有适当的控制和平衡,使国家权力为公众福利和正义目的有效行使,并实现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对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人权外交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美国民众崇尚自由、珍视人权、追求平等的民族性格完全依赖于这种“宪法精神”的普遍宣扬,更重要的是宪法的制定、修订和贯彻以及政府自觉执行等方面的倾向和保障。二、规范严格的教育引导教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引导因素,应该是易于理解的。因为教育的功能就是通过传播信息、传递思想、更新文化,实现对个人的某种超越,进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并引领社会全面进步。而且教育也是人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重要的社会化手段,也能为人的行为标准和社会的运行规则提供科学而严密的参照。因此,各国政府对教育肩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教化的能力也普遍看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独特内容,并非中国独有。而作为世界教育体系之一的西欧,也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西欧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主要有“六重”:重视隐性教育,重视神性,重视个性发展,重视功利,重法外控,重视政府指导调控和地方分权管理。借鉴吸收西欧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益的成份为我所用,有利于促进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比如,英国的教育世界闻名,尤其是其一贯奉行的精英教育传统,至今是世界教育事业的样板。布莱尔任英国首相时说过,“英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英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珍视自由、宽容、开放、公正、公平、团结、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重视家庭和所有社会群体等英国核心价值观”。多年来,英国政府、学校和社区民间组织在树立和落实“英国核心价值观”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对教育系统的主导和管理也极为严格和统一,这在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欧是不多见的。英国教育部于日提出了全国中小学教授英国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计划,规定 11-16岁的中小学生学习有关英国言论自由、多元文化、尊重法治等核心价值观以及英国不同群体对英国社会的贡献等内容。这场由政府牵头的全民集中教育运动,旨在将“英伦核心价值观”统一灌输给英国境内的不同种族、民族的青少年学生。英国凭借其精英教育的优势,将其主流意识形态以一种华丽、精致而不偏离传统的方式传承了下来,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根深蒂固,广泛认同,这不能不归功于教育传统的优势。而东方依靠教育事业崛起的当属日本。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国民很少具有国家观念;明治时代,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国家主义道德教育就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学校用很大一部分时间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民族主义的独立自尊说”,宣扬“象爱自己的家一样,为国家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把这称为“报国的大义”。在各种教育手段的影响下,纪律、服从、守时和忠君观念取代幕府时期狭隘的地方观念,形成了全国国民统一的民族特征。到1930年,日本的教科书宣扬:体现爱国主义的最便捷途径,是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律己,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其国家主义教育走向了极端。抛开日本的民族精神自身问题不谈,但就日本倾教育之力,将投资青少年作为未来社会崛起的资本,就值得我们学习。日本非常重视以多种平台,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引导价值养成,日本利用社会上的青少年教育设施及体育设施,组织在校青少年开展各种活动,如爱家乡活动、集体住宿教育活动等。校外劳动青年的社会教育主要通过劳动青年学校、青年教室等载体,培养青少年团队意识、深化文化素养学习。日本世界著称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礼仪,一方面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其国民教育力挽狂澜、励精图治的结果。三、对文化与舆论传媒的灵活有效掌控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一般被描述为特殊与一般、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具体地说,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精神文化的核心,对整个文化的发展起支配作用。而文化也以不同发展形态反映意识形态的精髓。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主体角度来讲,一个人在通过文化教育日益走上社会化的道路,其前提是他所处的环境是在一个由既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文化氛围中的。因此,他作为文化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任何国家确立并建设其主流意识形态,都与本国的文化土壤、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价值目标、理念、规范等。同样,在现代社会,舆论与传媒也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媒体与舆论被称为“第四权力”,引导、教育和铸造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媒体与舆论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因而在许多国家,媒体的独立身份更有利于媒体形成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同时国家权力也采取巧妙的方式影响着主流媒体,使其为国家大政方针服务,比如美国的CNN。1.以影视为主的强势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灵活输出美国流行文化的强势文化特征最为典型。之所以称之为强势,就在于它作为一种软实力,对受众和消费群体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纵观美国流行文化,牛仔裤,百事可乐,肯德基,都将其背后的价值系统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得全世界受众在对这些流行文化元素进行无意识消费过程中不知不觉对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接受和内化。而在这些流行文化元素中,以好莱坞电影文化为最广泛且最具经济效益。好莱坞大片所宣扬的种种文化价值观,是深深根植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现代文化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高度崇尚人的价值,全面肯定人的各种欲望需求,高扬个人奋斗、个人解放、个人主义精神;主张自由、民主、和平,崇尚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宣扬危机意识,主张以武力换和平。这些文化价值取向无疑是美国大片在全球电影市场攻城掠地的内核。好莱坞大片融入了好莱坞文化人乃至美国人的精神视野,蕴涵着他们深层的文化价值立场,传播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全世界电影爱好者文化价值观的形成。美国的强势文化虽然未必是先进文化或者优秀文化,但是它的吸引力和亲和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这种文化包装下的“美国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尚能达到“文化殖民”的效果,何况在国内。2.纯熟的大众传媒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载体高度发达、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现代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美国的大众传媒,无论是技术,还是营销方式和策略,都世界领先。它不仅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成为体现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道具。美国大众传媒不仅具有信息提供、娱乐休闲、生活方式推销的作用,而且政府还借助强大的宣传力量,以爆炸的方式倾销其文化产品,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政治意识和政治认知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教化民众、灌输给第三世界。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外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电影等大众媒体所推行的意识形态渗透。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美国又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世界网络信息中心,以无法量化的速度和数量向世界输送着打上美国意识形态烙印的数据信息。四、审慎而精明的政党执政现代政治几乎都是政党政治。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至今,政党已经逐步取代宗教成为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是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即执政的思想基础。政党往往通过自己严谨完善的纲领、政党领导人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执政党政府重要的决策和理念引导整个国家和社会形成一种普遍认同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政党的政治活动一方面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一种完善的制度保证,而意识形态建设的推进也有助于政党走近执政合法化。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及新加坡。因为东方社会历来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因此也缺乏政党得以健康发展、有序施政的社会政治条件,因而在这方面都不具备先天优势。因此,伴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崛起,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就异常值得关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调国家法团主义(National Corporatism),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予以宣传。国家法团主义提倡以人民行动党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倡导多元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传输,并在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号召社会组织在合作的基础上放弃部分利益;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国家法团主义,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执政党或政府凌驾于各种势力之上,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干涉,成为各种势力和组织的仲裁者和平衡者;国家法团主义并不是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允许接受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挑战。这很明显体现了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确定而调整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兴工业国典范,其经济政策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得益于人民行动党提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于民主与自由”的大政方针。人民行动党凭借此政策顺利击败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党,将经济建设为先的信号传递给民众,指导了新加坡自主权独立之后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建设。参考文献[1]陈静,周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涵探要[J].马克思主义研究,.[2]叶传星.法治的社会功能[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3]陈静,郝一峰.国外核心价值观建设路径的经验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17.[4]梅荣政,王飞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7.[5]左鹏.科学引导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35.[6]何大隆.英国:合力传播核心价值观[J].嘹望,.[7]祝灵君.国外建立社会核心价值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8]臧乃康.国外推进主流价值观建设做法及其借鉴[J].理论导刊,-35.[9]万军.意识形态与政党关系自议[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7-109.[10]苏令银.论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J].兰州学刊,9.[11]石本惠.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启示[J]. 社会科学研究,-30.[12]刘昀献.论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功能[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3]刘明君,郑来春,陈少岚.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日]福泽谕吉.劝学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刘慧婷]提醒您本文地址：相关文章【意识形态】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风险
意 识 形 态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旗帜，对于统一思想、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鼓舞下，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选择，共产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理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
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时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严峻挑战的态势，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担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最大的风险”，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污染”愈来愈严重。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党的事业的成败，值得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警觉。
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
二战后几十年来，尽管美国政治经济诸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运用武力或“和平演变”战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最近披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中，有7条是讲怎样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搞垮中国的。
一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
二是“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
三是“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是“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是“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是“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可谓暴露无遗。
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渗透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推销新自由主义，进行学术理论渗透
2.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3.利用大众传媒对我国形成全方位包围网，进行“妖魔化”宣传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对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2014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间长达25.9小时。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阵地。2010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各大网络公司的负责人时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
西方还入股控股我国的主要门户网站，使之成为西方的喉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花样不断翻新。继近代中国被列强贬称为“东亚病夫”之后，国际上“丑化”中国的言论，不断变换花样。比如，苏东剧变后不怀好意的“中国崩溃论”出台；面对我国的发展，别有用心的“中国威胁论”、“挑战国际体系论”、“中国责任论”(或冷贬或热捧)又相继登场。这些论调交替影响，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二是歪曲热炒具体事件，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三是与我国境内的右翼精英勾结，利用现代传媒和出版物大肆诋毁、恶搞和亵渎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模范人物。他们说岳飞、文天祥阻碍了民族融合；大肆诋毁、丑化和恶搞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杨开慧、刘胡兰、毛岸英等革命先烈，雷锋、王进喜等先进模范，说刘胡兰是村里一个缺心眼的小妞，说雷锋做那么多好事是在作秀，说董存瑞手举炸药包是让人给哄上的，说黄继光堵枪眼是根本没有的事等等。这些说明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和立场，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4.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文化交流”，培养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
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作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存在也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形式。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全球化，使文化超越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因此，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已是无法忽视的问题。保留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年青一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就是什么样的，作为当代教育人，我们应该在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应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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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薄利亚 赵春艳 周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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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博报昨日推荐了郑永年先生最新著作《再塑意识形态》一书的节选内容。其中提到：“随着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衰落，中国的意识形态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现状呢？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意识形态。任何社会都需要意识形态。如果执政党不能提供而出现意识形态的真空，那么就会出现其他提供意识形态的社会角色或者力量。中国的现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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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报昨日推荐了郑永年先生最新著作《再塑意识形态》一书的节选内容。其中提到：“随着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衰落，中国的意识形态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现状呢？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意识形态。任何社会都需要意识形态。如果执政党不能提供而出现意识形态的真空，那么就会出现其他提供意识形态的社会角色或者力量。中国的现实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继续被外界视为是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但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说，中国已经步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一方面不必看成是洪水猛兽，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反映，利益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思想多元主义，同时多元的社会意识形态从长远来说也可以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但不这种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郑永年先生认为：“各种思想已经表现为极端性。思想在各国之间流通不可避免，也有其必要性，但极端思想则会产生消极后果。很简单，极端的思想导致极端的行为。在中国，很明显，各种进口的思想正趋向极端。这尤其表现在“左、右（自由）派”之间。“左、右派”尽管并非中国社会的主流，但这两个非主流往往能够在主流社会沉默的情况下绑架主流社会。左、右派之间激烈的思想竞争已经导致了两者的极端化，这种局面如果继续，有可能会超越中国的改革局面，而导向激进甚至革命的局面。”想起去年也曾发表过有关中国意识形问题的文章，所以重发旧文。除第一段略微修改过，其它并无修改。原文发表于2015年3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有关意识形态问题争议，自2013年以来在中国就有没停止过，相较于此前十年，也显得更加频繁：关于宪政问题，关于“反右”问题，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等等。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探讨的不过是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思考的问题；诚如著有《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的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对于任何政党而言，秉持某种意识形态也不足为奇。毕竟，没有任何政党可以脱离意识形态而存在，并且还能够团结其党员、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甚至执政。但为何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却常常引发不可思议的争论呢。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议性何来问题恐怕还在于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往往过于政治化。而这种过分政治化的原因，既与上世纪80年代疏忽意识形态工作导致的****有关，也与其自身与执政合法性关系过密有关。某种程度上，将意识问题与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挂钩，导致了“否定其意识形态即是否定其执政合法性”这样的认识，也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化，甚至是过度政治化。这不仅在舆论阵地上导致了“左”“右”两派的长期对立、纠缠，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在社会、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往往容易陷入政治化、或陷入意识形态的漩涡之中。反映在现实当中，就是很多社会、经济领域上的问题往往容易上纲上线，容易强调政治正确性，使得问题复杂化，无法在专业知识的指导下得以解决。这是中国面临的巨大难题。而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常常引发极大的争议，背后折射出的是当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失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某种焦虑。经过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逐渐多元化，各种意识形态齐头并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但毕竟，在过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发展主义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能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所接受。因此也就掩盖了各种意识形态之争的事实。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的问题，经济发展不再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追求公平正义逐渐开始成为社会民众新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竞相追逐，试图掌握话语权。所以，在这一背景之下，同时又因为执政党的换届，使得执政党有关部门在意识形态方面寻求新的作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三十几年里，意识形态问题受到压制的一种反弹。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针对“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而作出的“不争论”决定，既为经济继续的改革开放铺平的道路，同时也导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受到某些压制，进而导致其话语权的衰落或影响力的变小。总而言之，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才能够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重建其在社会、舆论阵地中的主导地位，是此番自2013年以来，官方媒体不断抛出意识形态问题的原因所在。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焦虑但在笔者看来，执政党有关方面在这两年里接连抛出的意识形态问题，反映的仍然是其革命式的意识形态。这既与其过去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有关，导致执政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没有新建树有关，也说明了在过去经济发展主义主导时期，执政党内部对意识形态工作可能存在某些疏忽、轻视。这一方面是危害了执政党本身，使得全党无法实现统一意志，代表其阶层进行执政。反映在过去三十几年里的现实当中，就是相当部分党政军官员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则是，使得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没有从革命式的意识形态转向发展式的意识形态，无法契合社会、民众的诉求。因而，其权威性、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受到削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党要加强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能只是简单地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要求社会及公众接受其意识形态。相反地，执政党应该在意识形态上努力建设，积极作为，发展出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社会民众意志的新的意识形态。比如当下，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呼声最高，而习近平也提出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执政理念。换句话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把诸如“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等的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融入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全党的意志，让所有党政军官员都能具备这样的一种认识与思维。这既是对执政党自身意识形态的一种自我革新，也能够为执政党提供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正如过去三十年几年的经济发展，为执政党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一样。当然，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完成了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经济建设的历程。尤其是考虑过意识形态问题曾经被“压制”过，因此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某种停滞、固化的状态之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国家或社会的意识形态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执政党若要长期保持执政的能力，自然需要不断地适应这样的新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而言，执政党需要改变诸如“阶级斗争”等，这样的固化的革命意识形态，转向发展式的意识形态，融入更多新的政治理念与价值。中国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完成在国家、社会与经济等领域的制度建设，以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等政治理念与政治价值。这才是当前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也应该是执政党最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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