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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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_1
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 作者：李兰 彼得·圣吉序（1） 序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彼得·圣吉 　　企业家精神正在中国复兴，我相信这对世界的影响不可忽视。 　　企业家对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是创新的催化剂。通过把热情与技能、决心结合在一起，他们将思想转变为了成果。通过洞察潜在的市场、寻找尚未被满足的需求，然后调动想像力、精力和创造力，他们设法满足了各种需要。甚至，通过创造性地把时间、金钱，以及大多数人们组织在一起，他们又使灵感转化为实用的效益和经济活力。 　　我曾经在《第五项修炼》中强调，重要的是认识到所有人都生而热爱学习。如果人们在工作中没有展现出这种学习和创新的精神，我们应将原因归咎于环境的不适，而非人们自身的缺陷。而伟大企业家那种充满热情和想像、执著并乐于学习的气质，可以激发任何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可能了解所有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应当像伟大的企业家那样，敢于将自己的问题和弱点与他人分享，以取长补短。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建设一种所有人都等待“老板”指示的企业文化，因为过分强调权力最终会毁掉促进团队终身学习的企业家精神。 　　但是，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为什么目前东西方的很多组织仍然以权力主义的方式运作呢?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深植于人们心中的对于工作性质和领导力性质的假设。如果管理者假定人们并不真正关心自己所做的、不在乎自己能为他人做出的贡献，那么他们就会以这种方式实施管理，使其成为心理学上所讲的“自我应验的预言”。如果管理者不相信人们有自己的远见和愿景，他们就不会为人们创造机遇以达到那个愿景。如果管理者相信工作只是赚取薪水的一种方式，那他们就永远不会认同质量管理运动的倡导者爱德华兹?戴明博士所讲的“所有人都在工作中寻求快乐”。简而言之，如此多的企业文化都是由管理者的假设决定，我们创建了企业，却在企业的设计上扼杀了企业家精神。 　　但我仍然坚信，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均源自创造美好世界的内心渴望，以及对集体创造的坚定信心。奇迹来自人们真正地共同携手、创造未来。在互联网公司兴盛的时候，著名的战略咨询师和作家普拉哈拉德移居到加州，为了在一种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氛围中工作。我曾经问他:“我们在一些商业著作中读到过，企业家精神是由一些人那渴望极度富有的野心所驱动的，这是真的吗?”他回答说:“是的，平庸的企业家的确如此。”接着他补充道:“而我所遇到的那些伟大的企业家，则都是被一种改变世界的热情所驱动。”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书，谈到如何结合中国目前市场和社会条件的特殊背景，以有别于西方的方式来塑造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意义。对我而言，首要的特征在于中国所处的全球环境，以及中国的发展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将会对全球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中国会效仿西方，发展出在不可控的消费需求驱动下的物质文化吗?中国会效仿西方，认同“商业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商业应该只关注私人利益和个人财富，认为这样就是对社会价值做出的最大贡献）吗?中国会效仿西方，允许私人机构的“利润私有化而成本社会化”，从而仅仅关注短期利润，而将破坏环境、改变气候、失业，以及物质财富的高度集中等成本由他人来承担吗?书包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 彼得·圣吉序（2） 世界公民期盼着中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正如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执行副总裁杰森?克莱所言:“我们现在正消费着一又四分之一个地球。如果中国的人均物质消耗上升到美国的水平，我们将需要两个地球。”如果其他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如印度等，也因循此路，我们的处境将越发不可持续。 　　但如果中国采取不同的道路，作为先行者的她将建立一个新的模式，令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众所周知，西方工业革命的物质模式是建立在巨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之上，但80%的世界人口（包括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处于这个模式之外，他们正在探寻其他可行的发展模式———通过创造而非破坏社会和生态福利，满足人们合理的物质需求。 　　显而易见，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要借助市场经济和政府政策计划之间的互动，还有赖于两大商业实体———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共同发展。可以说，企业家精神对于所有的机构都至关重要。虽然在中国，通常将“企业家的创业”视为私有经济组织的专属，但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应当将快速增长的“企业家经济实体”视为某种实验田，因为这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如何将企业家精神灌输于所有的企业组织、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商业和非商业组织之中。 　　事实上，这并非一个新观点。企业家精神从来都不是由商业界所独有。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最为重要的进步都是由勇于想像和创新的社会企业家来引领的。这其中，许多你可能尚未听说: 　　如Mwalimu Musheshe， URDT（乌干达农村发展和培训组织）的创立者，他在非洲建立了一条最持久和最成功的乡村与区域发展网络，最近还创办了非洲第一所乡村女子大学; 　　还有Molly Baldwin，Roca的创立者，这是一家由前黑帮成员组成的组织，位于波士顿，他们致力于在这个曾经最贫穷和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中复兴文化与经济; 　　再有Rodrigo Baggio，他创建了CDI（数字化推广中心），将互联网接入巴西和其他南美国家贫民窟的数千万人群中，并在推广过程中创造了数百万个受教育和就业机会。 　　此外，你或许还听说过穆罕默德?尤纳斯，他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尤纳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奖励他在孟加拉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大量发放的小规模贷款。他的成就正是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本质:发现他人没有识别的市场潜在机遇，并随之创立了组织以满足这种市场需求。十多年来，由于银行拒绝向穷人贷款———除非以极高的利息，使得很多人认为市场几乎不存在。但尤纳斯及其同事对于这个老问题———如何促进企业的创建以缓解贫穷———则有着全新的观点。在了解了贫穷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后，他决定将资金贷给妇女而非男人，以此带来更多的社会回报和贷款偿还。事实的确如此，妇女们建立了合作网络来相互支持，以确保贷款得以偿还，并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快速增长的市场，这是银行从未有过的先例。妇女们还自发地考虑投资实业回馈社区，带来的商品和就业岗位令经济发展得以持续。总之，这正是企业家精神和技能的杰出体现。 　　随着中国继续重新发掘自身最深厚的文化智慧，我设想将会出现更多的中国式“穆罕默德?尤纳斯”。我本人已经遇到了很多位，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并不特殊:他们只是运用自己的禀赋和勇气，转变现有的企业或创建新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关注到的迫切的市场需求。 　　如果觉醒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将智慧之泉渗入儒—道—佛的传统文化之中，那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哲人南怀瑾曾经说过:“传统中国文化中，企业家的真正内涵是将社会福祉置于个人私利之上。”如果创建一个导致更多二氧化碳排放的新企业无法在道德上获得认可，那将如何?如果公司的运作方式不可思议地令所有成员的人性得以完整地发扬，那将如何?如果商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之间那些虚假的区分开始弥合，所有企业家均以其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福祉方面的贡献加以评判，那将如何? 　　世界需要不同的能源系统。它需要一种“循环经济”，这种经济中没有任何产品的最终结局是垃圾掩埋或有毒废物倾倒，而是完全天然因而可生物降解，或是可完全循环或“再制造”。它需要一个运输系统，人们能够支付，地球也能够承受。它需要一种集体精神，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并持续强化彼此的关心爱护。它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教育系统，使孩子们理解自身的精神—身体—心灵系统和社会福祉的性质，以及如何寻求一条“天堂与地球的和谐之路”。 　　这是私人和公共部门企业家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觉察到集体的潜能，并以之再造组织、重塑社会，进而创建新世界;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企业家精神，这就是可能发生的一切。 　　书包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 张维迎序（1）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就是:最有才能的人究竟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做政府还是在做企业?如果他们做企业，他们是在做什么样的产业?中国过去30年的体制转轨和经济的高速成长，是一个企业家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和砺炼成熟的过程。不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明白中国企业家队伍是如何形成的，就不可能理解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把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我曾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家划分成三种类型，或者可以说是三代不同类型的企业家。 　　第一代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1978年之前，中国最聪明的人或者在政府，或者在农村。由于户口管制，农村出身的人只能当农民，没有机会当工人、干部，因此农村也聚集了一批聪明人，他们只能当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当不了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机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就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农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企业家没有社会地位。因此除了农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很少有人愿意干个体户，愿意自己办企业。当时个体户和私有企业主的地位很低，连找对象都很难，虽然他们钱可能赚得很多。有一个调查表明，在1985年的时候，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跃居第一，但是社会地位却排在倒数第二，仅比农民好一点。第一代做民营经济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中国的户口管制为我们保留了企业家的火种，为中国的改革准备了人力资本条件。没有这些农民企业家，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会非常得困难。 　　第二代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出现在1988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形成的企业家。这有几个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二是1989年以后，有一批政府官员在市场中寻找出路;三是*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一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从此之后这个运动就没有中断。 　　第三代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是过去10年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发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等，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人才，他们多是名校毕业，海外留学，并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企业家的成长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个人财产制度的变化和择业自由的出现。第一个10年创业的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所以只好自己创业。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更市场化了，人们也更自由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要安电话、坐飞机、坐软卧都必须是政府官员，但之后私营企业主坐的车、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级干部还要好，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变化。政府工作的人员下海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国家的贡献要比他们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个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归国人才，这与中国在加入WTO后更开放、自由，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有很大的关系。 张维迎序（2） 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是有着不同的作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他们视野不宽，但吃苦耐劳。第二代企业家搞房地产、金融，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过，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过国眼界开阔，能够对国家发展趋势作出更好的预测，也有办法获得第一代企业家无法获得的资源。第三代企业家搞高科技、互联网，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能拿到国际资本。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没有他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 　　当然，我这样的划分也有些武断。如柳传志这样的中关村企业家，可以说兼三种特征于一身。他创业的年代是农民企业家诞生的年代，他的国有背景使他的创业类似政府官员下海，而他从事的又是高科技产业。 　　30年来，中国企业家队伍为中国社会创造了财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企业家队伍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未来30年中国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企业的表现。而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表现如何，不仅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和自身努力，也取决于中国制度环境的变迁。 　　企业家在干什么?简单地说，一是预测未来，应对不确定性;二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不需要预测未来，就不需要企业家。如果没有了创新，企业家的职业生命也就终止了。就此而言，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企业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由于制度环境不同，中国企业家的精力和时间的分配方式与西方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把不确定性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把创新分为商业创新（包括技术、市场、商业模式等）和制度创新，我们会发现，西方企业家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商业创新，而即使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家仍然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制度创新。西方企业家聚在一起，主要讨论的是技术问题，市场问题;相比而言，中国企业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话题大多集中在政策问题，制度性问题。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企业家要比西方企业家辛苦得多。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客户看重的是产品和服务给自己创造的价值，而不是企业家有多辛苦!就此而言，中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企业在与西方企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可以想像，如果柳传志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产权制度的改革上，联想会比现在做的更好，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如何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让商业活动更自由，对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自成立以来，一直将通过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推动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作为自己的使命，也得到了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本书作为一本讨论企业家精神的书，内容包括了对5 920位企业经营者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问卷调研成果报告、对8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家就“企业家精神”这一专题的访谈，以及有关“企业家精神”的学术研究综述。我相信，这本书有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现阶段中国企业家的基本特征以及他们面临的困惑，为我们思考未来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前言（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 　　李兰 　　从事企业家成长调查研究工作多年，一直在思考:何谓企业家精神?不同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特征有何不同?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与西方有没有区别?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演变?企业家精神如何转化为企业组织持续健康成长的动力和源泉?企业家精神的深入研究和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对提振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1993年以来，我们连续进行了每年一度的问卷跟踪调查工作。问卷调查以企业家队伍成长和企业发展为主线，从创新、诚信、文化、行为特征、学习能力与素质、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对企业家精神相关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和探索。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持续发展的意义，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对中国民族精神和社会创业、创新活力深入研究的重要性。 　　在西方社会，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已有百年之久，学术界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作一种社会稀缺的无形资源，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创新意识、冒险意识、机会敏锐性和挑战意识四个维度。而我国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企业家精神”一词频频见诸媒体，但是理论文章和研究成果较少，尤其缺乏丰富的实证研究数据和理论的系统性。为了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在充分征询各方面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深入挖掘、全面梳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历年调查数据，广泛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2008年8月起组织实施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与评价”问卷跟踪调查。 　　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重视创新，善于把握市场机会，这也是当前中国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发现中国企业家对冒险与挑战意识缺乏认同，主动挑战竞争对手的意愿不强。另外，调查还发现，企业家普遍认同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特征，同时也认为敬业、责任感、乐于奉献、实现自我价值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这表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既有所有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共性”和“普遍性”，又有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所塑造的“个性”和“特殊性”。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共同的行为特征、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家群体共同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为了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了解什么是活生生的企业家精神，课题组设计了面访调查问卷，就这一主题深入访谈了若干位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企业家，以了解他们如何将对企业家精神的深刻理解融入自身成长和企业改革发展实践之中，为这项研究工作提供更加深入和*的思考: 　　●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丰富的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总经理韩铁林，给人的感觉平静而踏实。把握战略和善于创新是他眼中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而对“常怀感恩之心，心有敬畏之意”的认同，也使他在工作中形成了简单的领导作风以及对和谐企业文化的重视。 　　● 作为大国企的领导人，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范集湘认为，责任、奉献、顺势而变、秉赋中庸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独特之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企业领导者必须对环境和政策保持高度的敏感，把创新和冒险建立在比较可控、有利于团队的基础之上，理性操作、追求共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前言（2） ● 王石不仅让我们看到在这一轮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万科”所表现出的沉着应对、逆风飞扬的优秀企业特质;也让我们体会到中国企业家成长之艰难———不光要在市场波动中适时而动，还要学会在社会大潮中应时而为。 　　● 作为企业界的一棵常青树，鲁冠球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创新必须建立在感恩和责任的基础上，还要讲求科学的方向。这次金融危机中万向集团的及时应对，也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中国企业家精神中的义和仁，正如他所说的:这场危机不仅仅是企业家需要帮助的时刻，更是企业家帮助员工、回报社会的重要时刻。 　　● 作为百年老店“同仁堂”的新一代经营者，梅群认为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为了促进某一个人的成长并提升其影响力，只有当企业家精神被有机地融入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全体员工行为之中，进而成为企业的人格化特征，才能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发挥应有的作用。 　　● 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的眼中，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首要因素，而创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不断否定过去。他强调，在创新与冒险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把握企业经营的底线，做到稳健中不失进取，保守中仍有激情，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企业家自身境界的不断提升。因此，学习和反思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 　　● 作为体操冠军的李宁和作为企业家的李宁的成长有什么异同?在访谈他之前，我们希望在体育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之间找到某种关联。访谈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因为李宁的体育生涯成就了今天的企业，而是他本身具备的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想像力和韧性———将一个人的梦变成大家的梦，成就了“体操王子”李宁和企业家李宁，这也正是他所解读的企业家精神的全部内涵。 　　● 作为全球客户存款最多、市值最大、利润最多的金融机构———中国工商银行的领导者，杨凯生通过多年的企业经营总结出了企业家精神包含的几种能力，即虚怀若谷式的自我认识和反思能力，面对困难和压力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不断追求和汲取新知的学习能力。 　　以上八位企业家坦诚分享他们的个人、企业成长历程及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立体亲切地再现了优秀企业家的个人魅力，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家优秀的品格与深邃的智慧，也看到了成功企业持续快速发展背后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不竭的精神源泉。 　　这次“企业家精神”的调查研究工作历程是艰难的，却也是愉悦的。整个课题组从文献收集、理论研究、问卷设计、问卷发放、数据处理，到报告撰写、访谈调查、编辑出版、研讨发布活动整个过程，都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 　　希望通过这本凝聚了大家智慧和辛苦的白皮书的出版，能够给国内外研究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发展的学者们带来一定的帮助，能够给有信念、有追求，在艰难中前行的企业家们以信心和力量。 　　感谢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主管及协办部委的各位领导对企业家成长调查研究工作持续的关心和鼓励;感谢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彼得?圣吉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专门为本书作序，并对企业家精神进行的深入研究;感谢八位优秀企业家百忙之中的真诚分享和深入探索;感谢参与本次年度调查工作的5 920位企业经营者，不辞辛苦地帮助填写问卷;感谢对这项课题给予帮助和支持的编委会、理事会和基金会的各位成员;感谢参与本书出版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辑;感谢参与课题研究的课题组各位专家和我们工作团队的各位同仁所付出的努力，是大家的辛勤工作共同凝成了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引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和成长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相信未来，有着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将在促进创业与创新热情的高涨和持续、培育开放健康的市场环境、激发民族的创新活力、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石访谈录（1） 在历练中走向成熟 　　———访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石 　　访谈时间:日13 :30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红街 　　访谈方式:面访 　　2006年1月，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以“个人学习、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为主题的年度企业家成长专题调查中，王石接受了访谈。当时，他真诚分享了自己和万科的成长历程，坦言自己张扬、特立独行的个性对“万科”尊重人格、平等交流等企业文化、价值理念的影响。另外，整个访谈中，无论涉及个人、企业，还是企业外部环境，王石始终坚持从“万科视角”出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感受到他谈起多年精心培育的“阳光万科”时那种喜乐心情。 　　时隔三年，2009年3月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就“企业家精神”这一主题再次面访王石。一点半，在北京“中国红街”一间别致的书廊中，王石如约而至，依然是休闲西服、黑色衬衫，一身轻松、一脸笑容。与上次不同，他更多地谈论企业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且在惯有的爽朗笑声背后，不时出现神情凝重的沉默。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下十次提到“反思”二字，感慨于“成熟需要漫长的磨练”。 　　是的，2008年赋予他太多的心事和情结、太多的迷惑与压力。“你知道自己是谁吗?”“你以为你是谁?”在企业和个人之间，这两个问题纠集难解。但不可否认，过去的一年让他对“万科”的社会影响力有了新的认识，并在个人的特立独行与舆论环境之间进一步平衡，从中体会到“公众人物”的份量，以及社会赋予“领军企业”的责任。这次访谈不仅让我们看到在这一轮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万科”所表现出的沉着应对、逆风飞扬的优秀企业特质;也深深体会到中国企业家成长之艰难———不光要在市场波动中适时而动，还要学会在社会大潮中应时而为，不断成长。 　　之所以有对市场的敏感和快速行动力，并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只是跟有些同行相比，我们不那么贪婪。 　　李 兰: 王总，见您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为人低调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但是与那代人相比，您给人的印象更加外向、富有活力，用您自己的话说就是“比较张扬”。不少人认为“公司文化就是老板文化”、“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您的这种个性会对“万科”产生什么影响? 　　王 石:一般来讲，企业家性格和企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而且往往在创始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当企业还未达到一定规模、企业文化尚未成形的时候，创业者的个人影响会比较微弱。但是，一旦企业文化得到关注，创业者的性格强势就会凸显，从而对企业文化产生决定性作用。等到企业文化真正形成以后，其他的领导者也许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影响，但在企业文化层面却很难突破。换句话说，已经形成的企业文化不怕任何个人的影响，比如IBM，无论谁当总裁，男的还是女的、年老还是年少，都不可能依靠个性去改变它的文化。 　　就万科而言，我1983年来到深圳，靠贸易起家，于1984年成立了万科。最初它作为一个贸易公司，营销的特点非常明显。现在，万科已成为房地产专业公司，在致力于推动“住宅产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产业化研发和技术先导两大特征。实际上，在从营销制造型向研发制造型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王石访谈录（2） 拿我本人来说，我是做营销出身，对研发和技术的认识有一定局限，这曾经多多少少地限制了企业的创造性。反过来，我的优势也能够作用于企业，比如2007年9月，国家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我以营销人员的眼光看到了一些苗头，立刻着手在万科进行价格调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调整是正确的，因为我的营销出身，能够对市场保持敏感，快速行动。 　　李 兰: 保持对市场的敏感并快速行动，是优秀企业家素质和能力的一种体现，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但在现实中，企业领导者的这种前瞻性决策和行动往往容易受到反对与阻拦。请您举例谈谈，怎样依靠“敏感”进行判断?怎样坚持“超前”突破阻拦? 　　王 石:的确如此。就万科这几年对市场的判断来讲，尤其是2006年之后，房价大大超过居民家庭收入的状况，令我很担心，也感觉这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状态。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曾经带给各国经济巨大的影响，这是我们都经历与见证了的。所以2006年、2007年这种局面下的价格高涨，也是迟早要出问题，关键是什么时候出。2007年9月，国土资源部出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相关政策一出台，我们就知道了市场一定会发生变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董事会层面整个团队的一致意见，不同之处在于我的态度更加坚决。 　　调整的思路一出台，我们的确遇到了各种阻力。万科的管理层通过对各种资料进行研判和分析，形成了一个冷静的前瞻性看法。但是对于一线的销售负责人来说，市面上明摆着价格上升会有助于销量增长，而我们却要逆势而动———降低开工速度、加快销售、把价格往下调整，这令他们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只好不厌其烦的解释，加快在32个城市的产业调整步伐，以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市场变化。 　　李 兰: 很多时候，企业领导人不但要比别人看得远、看得准，还要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毅力。我更想了解，您对环境的敏感、对决策的坚持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来自哪里? 　　王 石:我早在1983年就到深圳了，应该有这样的敏感。很多时候，我们宁可放弃伟大成功的机会，也要确保不犯下致命的错误。 　　早在2005年，当市场尚存疑虑的时候，万科就做出了将未来三年设定为高速发展期的决定，事实也验证了万科的这一判断。但即便如此，万科也从没有试图超越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去谋求超常规的扩张。 　　我刚才讲了，我们本身有一些理性的分析工具。除此之外，并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只是跟有些同行相比，我们不那么贪婪。当大家都觉得“这个市场还很好”、“能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赚”的时候，我们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不做利润超过20%的生意”;也在2005年就提出了“房价过快上涨无人受益，平稳发展才是行业之福”等观点。一个差价大、利润高的行业，一定会吸引很多其他行业的投资，从而影响市场的健康成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作为行业的领军者，要带头反思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李 兰: 也就是说企业赚钱要有底线、要“懂得放弃”。从很多指标中都能看到万科的“不容易”:比如获得建设部评选的&#中国建筑节能年度代表工程”称号;作为唯一一家房地产公司，成为《华尔街日报》评选的“中国十大最受尊敬企业”之一和“质量最优企业”之一;特别是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7年度中国企业纳税排行榜中，以集团纳税总额亿元，成为房地产集团纳税冠军……取得这么多值得“万科人”骄傲的业绩，是否也跟“懂得放弃”有关? 王石访谈录（3） 王 石:不能说懂得放弃就一定会成功，哪些应该争取，哪些应该放弃，这是价值原则问题，由企业伦理决定。刚才讲了不能贪婪，因为市场会惩罚贪婪的人。而且肯定不会给贪婪提供任何条件，最终总是要讲求效率、公平。 　　如果某一行业很赚钱，会导致资金大量流入，造成供应过剩的局面。但是供应过剩的潮流一定会平缓下来，可能最后会亏得很多。所以真正从长远来看，一定要坚守一颗平常心，“自由准入、充分竞争、公平收益、广阔空间”，这才是值得期待的未来。 　　李 兰: “不贪婪”涉及企业伦理，我十分认同您所说的——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和企业竞争策略中应顾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您最看重的企业价值，或者您认为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王 石:刚才你提到税收，这一点是肯定的。万科在“企业500强”中的排名居于200名之后，但税收却在前50名之中。这就是企业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除了为消费者提供产品，还要按章纳税。国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秩序让你经营企业，纳税也是企业回报国家和社会的途径之一。 　　所以按章纳税不是什么不得了、高尚的事情，而是法律对一个企业公民的最基本要求。企业家在管理企业的同时，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为投资者赚取利润、向国家缴纳税收、为员工创造好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是企业的贡献。反过来，企业的发展会不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比如你提供的产品很好，但会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是不是给社会造成一种负面影响? 　　2007年是万科的住宅开发量达到顶峰的时刻，但是有没有想到在大量开发的背后，我们对生态造成了多少破坏?比如工地使用的大量木材，是不是从森林中乱砍滥伐而来的? 　　很多时候，你在创造一个行业、一个产品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消耗大量资源，甚至是以“破坏”为代价。这时候企业的责任在哪里?我觉得要不断反思这些问题，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李 兰: 进行这种深刻的反思，会对企业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 　　王 石:举个例子，砍伐森林的行为，业内都在这样做，国家也没有明文限制，似乎可以心安理得;但是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到全世界都在反对乱砍滥伐，全人类都在提倡保护植被，就不能只是坐视。在中国已砍伐的木材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入到建筑行业，万科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中最大的公司，应该考虑做些事情，比如考虑采用节约能源的方案，就是我之前提出的“住宅产业化”。按照这个方法，可以更多使用在工厂里生产的“钢木”，每根能够循环使用高达六百到七百次，等于节省了普通木材的10%。 　　但是这种技术在市场上也有劣势，主要是成本的提高。像我刚才说的，从营销制造型向研发制造型的转变，要依靠市场规律让它发生变化。万科从2007年开始，逐步把“住宅产业化”的产品投放到市场，当年投放了5万平方米， 2008年投放了60万平方米，2009年按照计划应该投放100万平方米。这个过程比较曲折，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最起码是在2008年让大家对我们刮目相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处在行业领跑者的地位上，规模这么大，你不带头谁带头? 　　李 兰: 是的，这样一些改变需要企业付出更多的成本和代价，也包括忍耐内部与外部的误解、非议。在这种情形下，您坚持改变的决心主要来自哪里?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王石访谈录（4） 王 石:可以说是责任，也可以说是对行业未来的考虑、对企业发展的忧虑。如果你不去转变，而被你的同行抢先，你就要遭到淘汰。 　　做企业比登珠峰难。20年过去了，今天的万科处于什么位置?相当于珠峰的6 500米左右高度，与顶端的8 844米、也就是真正的成功还有很长距离。 　　李 兰: 记得您上一次登顶珠峰后，有记者问您，登山与做企业哪一个更难，您回答:登珠峰“熬”了20天，而做企业却“熬”了20年。为什么用“熬”这个字? 　　王 石:登山的每一天都在“熬”的过程中。其实记者问我的时候，他的话语中已经有预定的答案，觉得我一定会说登珠峰难，没想到我的回答是做企业难。因为登珠峰只熬了20天，而做企业熬了20年，相当于7 000天，并且还要继续熬下去。当然登珠峰的“熬”和做企业的“熬”是不同的。所谓的“熬”就是没有尽头，看不到终点。 　　这不是说做企业每天都在煎熬，而是作为一个成功企业来讲，我们离真正的成功还有很长的距离。20年过去了，今天的万科处在什么位置上?我认为相当于珠峰的6 500米左右高度，距离顶端的8 844米还很远。而且就算是到了顶峰，是不是就等于结束?上山是一个过程，下山是又一个过程，很多登山者不是没有登顶，而是在登顶之后的下山途中遇到了困难。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做企业都比登珠峰难。 　　李 兰: 关注未来的企业家大都具有远见卓识。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这一轮金融海啸中，一些企业如昙花一现，未能在大浪淘沙中幸免于难。企业退场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类是败于前些年的战略选择。您如何看待企业战略? 　　王 石:战略规划是企业文化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一个健康的企业文化观，最起码要能够在可持续发展上为企业提供动力。因此战略规划的建立要从企业文化的层面着手，当然也不能说只要建立了这样的企业文化就可以万事大吉，很多企业拥有良好的文化观，也有很好的理性诉求，但是不善于把握具体的操作层面，这样也有可能失去优势。总之，企业要想长远发展，有好的战略规划，好的企业文化固然重要，但一定要具体执行、切实操作。 　　李 兰: 这对于企业存在的意义、企业的未来会产生哪些影响? 　　王 石:简单的说，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有效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每个企业都会在不断创新、不断调整、不断忧虑和不断解决忧虑的过程中去超越自己，只不过主动去变和被动去变有所不同，积极的战略思考就是主动去变的过程。还有，每个企业的周期不同，它的活力会随着生长周期的变化而增强或减弱。我经常在想，万科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算是一个成熟的公司，但是50年之后，它还会像现在这么有活力吗?很难说。 　　李 兰: “基业长青”、“百年老店”是很多企业家的追求。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当企业家们兴奋不已地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位专家却冷静低沉地说:“你们不觉得这是一种贪婪吗?”全场愕然，您如何看? 　　王 石:一个企业能否存在一百年，实际上只是一个结果，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能确定的是，那些已经存在了一百年的企业绝对不会以此为目标，因为追求不确定性没有任何意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王石访谈录（5） 2008年我58岁，却是有生以来最迷惑的一年，发生了一些事让万科走到十字路口，也让我感慨:成熟需要漫长的磨练，我们必须学会清醒地反思自己，才能使企业的存在不因为某一个人的疏忽和价值观偏差而出现问题。 　　李 兰: 企业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战略选择和规划，同样，今天的成绩也浸透着昨天的价值选择与辛苦历练，这说明企业历程与人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请您回想一下，在个人的成长轨迹中，有哪些片段对今天产生了较大影响，令您印象最为深刻? 　　王 石:我觉得是2008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意外”。倒不是发生的事情意外，而是事情发生之后，社会的反应让我意外。先是“拐点论”成了一个强烈的争论焦点，还有汶川大地震时的一篇帖子也引起了网民的激烈反响。 　　关于“拐点论”，其实万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总结过类似的教训:不赚暴利，只赚社会的平均利润。当土地价格节节上升的时候，我们高价拿地就得高价卖房，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一旦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变化的苗头，就自然而然的开始降价，这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 　　但为什么同行们不愿意接受?地方政府不愿意接受?甚至消费者也不愿接受?十几年前获得的经验教训，为什么现在还要大声疾呼切莫贪婪?这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 　　关于地震中的捐款，在那样特殊的时期，我发表在博客上的某些言论引起了公众对我在道德层面的怀疑、投资者对我判断能力的迷惑，也给“万科”管理层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甚至间接影响到股市和房屋的销售速度。应该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我对这起公共事件的处理是极其不妥当的。所以，我要再一次就此问题进行诚恳、无条件的道歉。但换个角度，我还是主张理性的看待捐款，公益慈善不是企业500强的评选，谁的规模大，谁的排名就靠前，评比本身就违背了公益慈善的性质。慈善行为重在对人的尊重，评比只会造成捐赠者的负担。我的捐款不是为了个人名誉，也不为宣传万科，所以我不赞成这种评比。 　　李 兰: 相信这两个事件让您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备加关注，当时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王 石:压力主要体现在对我个人和万科两个方面: 　　就我个人来讲，主要在于网民对万科、尤其是对我本人的期望很高，期待着我振臂高呼，带头捐款。因为大家看到我事业成功又敢于冒险，在这种民族大灾难面前，正是显露英雄本色的时候。但是我没有，不但没有，还公开说&#万不少”、“普通员工不要捐款超过10块”之类的话。 　　再有，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种情绪，我记得当时某领导的看法，他说王石的身家至少上百亿，捐出一、两亿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告诉他，第一，我只是一个投资者、一个房地产工作者，也是靠工资生活，没有你们想像的上百亿资产。第二，因为你们对我的这种偏见，我要统计一下这几年到底捐了多少钱，结果是6年中我的全部收入1 800万，捐出去1 300万。说实话，我觉得慈善公益就是你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不要以捐赠对象作为你的炫耀。这个问题背后的实质，是网民的公众诉求与我所处的姿态有很大不同。 　　对于万科，“拐点论”以后，可以说我们是在顶着压力进行艰难的调整。首先，虽然降价的不只是万科，但是由于万科的名声大，媒体把我们作为一个典型，从而将万科放在一个敏感的舆论环境之中;其次，土地的高额出售本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之一，从它们的利益分配上讲，不愿意由于房价的下降导致土地价格的下降，某些地方政府甚至给万科开出了罚单;第三，房地产开发商在连续几年的“牛市”中，已经习惯了高价，互相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的默许，所以万科的降价就成了破坏规则;再有，消费者“买高不买低”的心理，有些人本来在高价的时候买进了，结果现在我们却降价，他们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种种局面使得我们十分被动，但万科还是一路走过来了。到2008年10月，房地产同行开始觉得原来的价格已经无法支撑，于是纷纷降价。 王石访谈录（6） 李 兰: 那段时间您主要在关注什么? 　　王 石:“拐点论”使同行认为我伤害了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房价应该保持的时候，我反而带头下降;“捐款门”中，当公众需要我振臂高呼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做，这些交织在一起就给万科带来了危机。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已经非常明确地号召抛售万科股权，不买万科房子，甚至影响到了万科员工的情绪。在那种情况下，我主要考虑三个问题:因为这篇帖子造成的股价下降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怎么弥补?不买万科房子的号召对万科经营的影响要怎么处理?占58%的“80后”员工尽管不是中层以上领导，但最基层的活都是他们干的，如果他们由于情绪化而不愿意工作、甚至辞职，万科的正常运转要怎么维持?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处理不好，我都会辞职。因为这是我的职业操守，是一名董事长必须承担的责任。 　　所以那些天我一直密切注视着股市，注视着万科的销量，注视着员工的情绪，还在内部开沟通会，告诉他们当时的情况、我的理由等等，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眼里有一种迷茫、委屈、不解，甚至抱怨的神情，但是他们没有辞职。事后总结教训，记得股东大会通过1亿元捐赠的特别决议时，我发言说:“我在政治上还很青涩。” 　　李 兰: 感觉经历过这些事，您本人和万科有了一些改变。企业家应该时常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你知道自己是谁吗?”万科作为行业中的领军企业，要知道一举一动都会被世人关注、受同行效仿。二是“你以为你是谁?”在具备一定的公众影响力的背景下，企业领导者不应该因为个人化的情绪和言语而引起质疑。 　　王 石:是的。而且这些事件令我发觉，随着自己地位的变化和万科影响力的提升，我们的危机公关意识还比较薄弱。在那种公众情绪下，因为你巨大的影响力，个人所说的一句话显然对公司造成了某种危机。而且事出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就造成了对管理层的压力、对经营的压力。 　　所以，成熟需要漫长的磨练，不是经历了一、两件事就能成熟的。在不成熟的情况下，要采取多种外部监管措施。现在我们建立了防火墙，采取减少接受访谈、慎重发布网上内容等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李 兰: 很多企业家都喜欢王阳明的“事上磨练”这句话，无论组织还是个人，多一些磨难，就会多一些成长的空间，多一些理性和成熟。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您觉得自己目前的心态处于哪个阶段? 　　王 石:对我来讲，孔夫子这句话可能不是很适合。它指人一生中各年龄段应该呈现的状态，不过那是古代，古人说“人到七十古来稀”，但现在有些人77岁还能登珠峰，概念完全不同。至于“三十而立”，我33岁到深圳创业，真正稳定下来是1999年，那时候我48岁，等于快50岁才进入“而立之年”，才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再说“不惑”，去年我58岁，却是有生以来最迷惑的一年。很多从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突然间惹起了那么多的非议。“捐款门”和“拐点论”使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也让万科走到了十字路口。 　　李 兰: 谢谢您的坦诚，也由此感觉到您心态的年轻。这一段时间除了对个人、企业的反思，对社会还有哪些深入的思考? 王石访谈录（7） 王 石:我有时会觉得社会、公众的要求与自己的方向是明显不一致的。比如“捐款门”事件，当时有很多人都带着一种异常激动的爱国主义情绪，恨不得牺牲生命，在大灾难面前去有所作为。那个时候有些东西就不应该说，要考虑场合，现在一年过去了，人们纷纷冷静下来，我再说类似的话就比较容易被人接受。还有“拐点论”，一年前很多人反对，现在大都认可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市场形势就是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实证问题，而不是理论、逻辑的问题。 　　我们再反思，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实际上已经到了转换增长模式的关口。过去的观念、想法必须转换，金融海啸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比如现在讲的振兴计划，从根本上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包括减少失业、减少能源消耗、扶持绿色产业，这是多么重要的课题，甚至相当于一次产业革命，因为能源不能再这样消耗下去。但我们一看到出口不断下跌，就呼吁提升GDP，当然投资那么多的基本建设是必要的，可是从长远来看，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准备呢?在这一点上，万科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2008年遭遇了如此大的阻力和反差，所以能够及时转换思路，继续生存。 　　李 兰: 透过这些问题，您对中国企业的现状和未来有些什么思考? 　　王 石: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只能做到清醒地反思自己。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对乳品行业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我看到的却是整个产业链的问题。乳品质量关乎人命，因此更为突出，但仅仅乳品行业有类似问题吗?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教训是什么呢? 　　就乳品行业来看，这是一个发展速度的问题。第一，中国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奶牛，奶牛增长的速度和市场扩容的速度是远远不相称的;第二，成本问题，行业内部竞争导致产品价格日益低廉，过低的利润空间使得某些生产商只能牺牲质量，以求发展。 　　这是乳品行业，其他行业呢?房地产在过去几年中发展也很快，但是质量上升了吗?吃三聚氰胺有可能形成胆结石，危害身体健康。房屋装修的各种合成化学材料中有没有致癌物质?如果真的出了事和我有没有关系?如果不是宏观调控、不是金融海啸，我们是不是还要发展得那么快? 　　所以我一看到三聚氰胺，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们不引以为戒，不重新调整行业发展速度，不重新回到原点把握质量，迟早要出问题，也就是说，不能把“大”和“好”画等号。 　　最近三年，万科两次入选福布斯“全球最佳小企业”，2007年在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中综合实力排名第一，销售套数名列前茅，甚至加入了世界最大的住宅企业行列。但是，在2009年和2010年，我们要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是为了维持第一名的地位越做越大?还是应该反思，难道成为第一名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的产品是给消费者提供安全保障的，没有污染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企业排名，只不过是个结果，不能把结果当成目标。我相信经过这件事，所有行业都应反思一个问题:当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人们如何将物质收入与社会共享?企业的存在怎样才能不因为某一个人的疏忽和价值观偏差出现问题?如果50年之后，某报告证明万科精装修的房产中使用的材料含有致癌物质，我能靠一句“不知道”而过关吗?能靠一句“不知道”得到社会的谅解吗?能靠一句“不知道”不受良心上的谴责吗?“不知道”本身就是一种失职、失察和不负责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王石访谈录（8） 作为一个职业角色，企业家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远远多于普通人。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拥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有忧患意识地去思考人生、社会和未来。 　　李 兰: 我发现这二、三年，您的兴趣与思考越来越广泛。继征服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之后，又开始征服天空和海洋，挑战飞翔与航海，可谓“海陆空全能”了，同时阅读也很广泛，看了许多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有了许多感悟。在个人学习方面，您有哪些体会? 　　王 石:学习非常重要。不过我觉得，企业家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作为一个职业角色，唯一的不同就是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比普通人更多。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拥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有忧患意识地去思考人生、社会和未来。这种学习和修养，不是你有意识去做就能够提升的东西，而应该从个人的爱好出发，将它逐渐渗透到阅读、游历、运动等休闲活动中。此外，人生的各种经历也多少会对你产生影响。我刚到深圳的时候，主要还是受之前喜欢的一些小说的影响，尤其是朴素的描写人文情怀的作品，像莎士比亚、狄更斯、司汤达等人的小说，其中表现出来一种对人的尊重，对个人主义的彰显，都在无形中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触动。在深圳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系统的读一些理论著作，20世纪80年代有一套丛书叫做《走向未来》，在这套书中我第一次读到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言》，那里面的经济学原理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再有就是读了一些历史书，曾经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我自己还读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等等，这些书让我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很多事情。当然对我世界观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本书伴随了我20年，始终在我的书包里。现在我正在读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它在集权主义方面对我的启发很大。还有一些政治哲学的书，主要集中于对人性的反思，进而影响到我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判断。如果不学习，就没有这种理论上的指导，也无从反思，只会胡思乱想。 　　危机本来就很平常，企业家精神也不是只有在企业经营好的时候才能显现，经营不好的时候就隐藏起来。如果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发展，就无所谓企业家的存在，正因为市场有波动，才需要能够适时而动的企业家——好的时候把握时机，不要过于张扬;不好的时候积累知识，为将来做准备。 　　李 兰: 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企业家群体? 　　王 石: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我有一些忧虑，除了刚才说的它反映了整个产业链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这起事件中，有些企业家表现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不是站出来承担责任，而是力争辩解，甚至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提倡挽救民族品牌。事实上，这种民族品牌根本没有必要挽救，如果连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都不能坚持的话，还不如由进口品牌取代。所以对这类事情的评判，应该按照社会标准，提高企业家的道德底线，培养客观审慎评判事件的能力，才能进行有效的反思和纠正。 　　李 兰: 您对企业家成长的外部环境有些什么评价? 　　王 石:环境当然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不能成为降低自身标准的原因。从生存环境来讲，中国的市场很大，企业家的生存空间也很大。只要一个行业还有存在的价值，你就必须遵守最起码的价值观，具备最起码的责任感，这样才能长期持续发展。基本上，由于现在中国的资源更多流向大型国有企业，包括这次的振兴计划也都向着大型国有企业倾斜，民营企业的空间被挤压得小了一些。但如果你由此降低了标准，那就更加没有未来可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王石访谈录（9） 李 兰: 西方对企业家精神的诠释主要集中于创新意识、冒险意识、机会敏锐性以及挑战意识四个方面，然而在中国现阶段，除了这四方面，企业家还将诚信、责任、反思、敬业等内涵纳入企业家精神的范畴。您对企业家精神如何理解? 　　王 石:我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第一应该是要懂得经营计算，一定要具备理性的盈利能力，他首先是一个数学家、会计师。第二，企业家要有冒险精神和忍耐力。还有很多因素，我觉得做企业和治理国家有类似之处，不同的是，治理国家要靠权力机关，通过税收进行财务分配;而发展企业主要是创造财富。从某种角度讲，创造财富更难一些。 　　李 兰: 在中国现阶段，强调和提倡企业家精神有哪些现实意义? 　　王 石:从个人角度，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其实危机本来就很平常，企业家精神也不是只有在企业经营好的时候才能显现，经营不好的时候就隐藏起来。如果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发展，就无所谓企业家的存在，正因为市场有波动，才需要能够适时而动的企业家——好的时候把握时机，不要过于张扬;不好的时候积累知识，为将来做准备。我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经营企业，现在的环境至少比那时候好得多。所以我不觉得现在是最困难的时期。 　　问题是目前我们的某些观念、某些舆论非常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这和市场的好坏没有关系。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些舆论甚至针对整个企业家群体，说我们一直在“不择手段的赚钱”、“这个时候不捐什么时候捐”等等，这种情绪非常让人担心。传统观念总是把商人和“暴利”、“为富不仁”联系起来。如果对企业家都没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哪里来的企业家精神呢? 　　李 兰: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企业家队伍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成熟的市场化国家相比，这个群体还很年轻，成长的外部环境也不够完善。一方面，企业家期待得到社会进一步的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企业家的素质与能力也有了更高要求。相信，随着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商业文明，随着企业家队伍的不断壮大、成熟，优秀企业家会越来越多，企业家的职业声望会越来越好，企业的生存空间与成长环境也会越发广阔。 　　个人档案 　　王石，男，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本科学历。1968年参军，服役于空军汽车三团;1973年转业，就职于郑州铁路水电段;1974年至1978年就读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广州铁路局、广东省外经贸委、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总经理;1988年起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任公司董事长。 　　1999年5月参加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主办的“′99中国住房发展论坛”，在论坛上第一次提出“城市空心化”概念。1999年9月应邀出席“′99《财富》论坛”，并作专题演讲，在会上呼吁21世纪的中国房地产企业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适应新世纪、新市场的挑战。2000年6月，发起组织“新住宅论坛”上海大会，倡导和推动“新住宅运动”。 　　现兼任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并因为在登山运动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2001年获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运动健将”称号，2002年当选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日王石作为中国珠峰登山队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目前中国登顶珠峰最年长纪录创造者。日，获得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体育运动最高荣誉——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企业档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2008年公司完成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竣工面积万科平方米，实现销售金额亿元，结算收入亿元，净利润亿元。 　　万科认为，坚守价值底线、拒绝利益诱惑，坚持以专业能力从市场获取公平回报，是获得成功的基石。致力于通过规范、透明的企业文化和稳健、专注的发展模式，成为最受客户、最受投资者、最受员工、最受合作伙伴欢迎、最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凭借公司治理和道德准则上的表现，公司连续六次获得“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称号，2008年入选《华尔街日报》（亚洲版）“中国十大最受尊敬企业”。 　　公司努力实践企业公民行为，从2007年开始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日，由公司全额捐建的四川绵竹遵道镇学校主教学楼及卫生院综合楼交付仪式在四川遵道正式举行，成为震后首批企业捐建的永久性公共建筑。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办的2008年度中华慈善大会颁奖典礼上，万科荣获“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内资企业”称号。 　　 鲁冠球访谈录（1） 危机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刻 　　——访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访谈时间:日15 :00 　　访谈地点:北京?中苑宾馆 　　访谈方式:面访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一些企业纷纷采取裁员减薪等降低成本的方式度过寒冬。面对日益减少的订单，企业的生存问题尤为凸显，那么，企业的困难是否“一裁了之”?这是公众和媒体十分关注的话题。前不久，浙江省杭州市200家企业联名发出《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就业岗位》的倡议书，号召全社会企业家们争取做到在2009年不裁员、一线员工不减薪，而本次采访的对象——杭州万向集团的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刚好名列其中。 　　与鲁主席的面访安排在“两会”期间的代表驻地，尽管这次的话题集中于金融危机，但谈到企业的困难和挑战，鲁总依然谈笑风生。不过，当讲到因为企业订单的减少，万向员工的收入也随之降低的时候;当回忆起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原本嘈杂的工厂也显得冷清的时候，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担忧。正如他曾经说过的:“让员工在企业里非常快乐，这就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许正是这场危机让我们见证了他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危机不仅是企业家需要帮助的时刻，更是企业家帮助员工、回报社会的时刻。 　　这场金融危机是40年来未曾遇过的，其实我们在2005年发展势头还好的时候，就已经感到了行业发展将面临的巨大压力，所以提前做了预防和准备。 　　李 兰: 很高兴又在“两会”上看到您，今年“两会”的很多议题都与眼下这场金融危机有关。您的看法和体会如何? 　　鲁冠球:这场危机是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因此对许多方面估计不足，准备不够。但我们及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分析了解，目前已经对这场金融危机有了一个清晰的把握。总体来看，危机对国内外的影响不同。在国外，以美国为例，他们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不但推动了金融业的繁荣，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通过不断把制造业转移到境外，导致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大大提高。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容易滋长泡沫的经济，这个泡沫破裂后就发生了金融危机。 　　然而在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却不是金融行业，而是实体经济。尽管部分银行持有“次债”和与华尔街金融机构相关的债券，但是由于中国独特的金融体系和政策，使得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机中的损失较小。一方面，我国银行较为单一的盈利模式保证它能够继续维持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年的金融改革，银行的坏账已经剥离得所剩无几，因此不太可能在金融危机中被再度催生，带来影响。 　　但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较多，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随着国外消费需求的不断下降，我国的出口也被迫大幅下滑。尽管还保持着一定规模的顺差，但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以汽车行业为例，2008年北美市场第一次出现了所有汽车公司的销量下滑，整体市场平均下滑，创下了50年来的最惊人纪录。可以说，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市场财富的大幅缩水，导致消费水平大幅下滑，而动荡的市场又让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打击了人们克服危机的信心。 　　李 兰: 有人说，这场经济危机之所以让大家的反应这么强烈，某种程度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持续增长的好日子，对于突如其来的波动没有思想准备。在这场危机中，大家都很关心万向的情况，请您简单介绍一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鲁冠球访谈录（2） 鲁冠球:对于万向来说，我们从2008年9月开始有感觉，到12月的时候受影响最大，简直可以用“心惊肉跳”来形容。总体来看，危机对万向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点，也是我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订单减少，由于订单的减少，万向基本没有加班了。其实我们在2005年发展势头还好的时候，就已经感到了行业发展将面临的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就是在那一年申请破产的，我们在看到机会的同时也感到了竞争的残酷，所以提前做了一些预防和准备。直到2008年9月，万向还保持着33%的增长。从10月份开始，订单大幅下降。到12月为止，我们的实际收益比计划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如果整个2008年始终按9月份的势头发展，我们会比原定计划超过8个亿完成，但10月、11月、12月的下滑使得全年增长只有16%，比2007年减少了18%。这个数字在别人眼里还算可以，但是按照万向平均每年增长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汇率变化的影响。在业内，我们的合同一直以美元计算，近两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如果要维持原本的价格底线，产品出口就必须提高价格，这无疑会削弱我们的价格竞争力;但是，如果保持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则势必挤压原有的利润空间。尤其是2008年9月、10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下降，这不只是盈利的问题，还有信誉问题。如果为了盈利而取消合同，明年怎么办?下次怎么办?企业经营是道德和诚信的问题，有的代理可以商量，有的就不能商量，于是眼睁睁看着真金白银就这样流出。 　　第三个影响是股票的市值严重缩水，仅“万向钱潮”一支股票，与最高峰时候相比就缩水高达130个亿。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共缩水72%，等于损失了几百个亿。 　　即使企业有困难，还是要保证一不裁员、二不减薪、三不减福利。什么叫“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就要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一个企业最怕的就是人心涣散。 　　李 兰: 那一段是不是企业最困难的时期? 　　鲁冠球:那倒不是。我的担心主要来自万向的员工。以前由于订单充足，公司一线生产的工人经常加班加点，一周工作六、七天都比较正常。因为万向按效益发工资，订单多了大家都有钱赚，所以我们的员工都愿意加班，最怕没有事情做。但是到10月、11月、12月，由于订单少了，有些一线工人的工作时间已经降到四、五天。以前，我每个周末都会到公司去跟大家一起加班，看到他们高兴我也高兴。但那几个月，我从楼上走下来却发现整个工厂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没活干大家都不好受，我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有人觉得民营企业家都是资本家，都站在员工的对立面上一味地剥削和压榨他们。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境界、我们做的事根本不是他们所谓的“资本家”。 　　李 兰: 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企业是如何考虑员工问题的? 　　鲁冠球:我们和员工的命运都连在一起，荣辱与共，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2008年有很多企业裁员，可是万向到9月还在增员，2008年一共招收了3 300多人。到10月份，面对“就业难”的社会现状，我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办企业这么多年，各级党委、政府都在出政策、想办法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现在遇到危机，其实就是国家和社会最需要我们的时候。第二，在订单下滑的情况下，原来是加班，现在是调休，一开工就亏损。那员工的工资怎么办?我们的心里没底，员工心里更没底。所以现在也是员工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想到这些，我们决定，即使企业有困难，还是要保证一不裁员、二不减薪、三不减福利。什么叫“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就要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一个企业最怕的就是人心涣散。 鲁冠球访谈录（3） 李 兰: 在班子内部，这个决定有没有遇到反对或阻拦? 　　鲁冠球:当然有。有人认为我们只是一个企业，承受不了太大损失。其实2008年年底发年终奖的时候，员工的期望值就已经有所降低，因为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不发或减少年终奖。按照万向原来的规定，每年的年终奖与效益挂钩，平均要比上年增长15%才可以拿到全额奖金。但是2008年年底，企业效益毕竟有很大下降，于是我们规定，只要完成了2008年效益的八成，就可以获得全额奖金;完成七成的，奖金减少10%;完成六成的减少20%……以此类推。 　　做出这一决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平日里总是讲“员工是企业的主人”，在企业作风中要求员工“想主人事，干主人活，尽主人责，享主人乐”，现在遇到危机，难道要先损害主人的利益吗?其次，每个员工都是企业的一员，万向的管理目标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钱尽其值、各尽其能”，特别是优秀的人才，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减薪。要看得长远一点，保住优秀的人才就是保住了企业的实力。企业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就是要不断增强实力。企业也好、国家也好，国家要有国际地位，企业要有社会地位，归根到底靠实力，而实力最终由人力决定。 　　李 兰: 如何看待那些实力较弱、不得不裁员减薪、瘦身自救的企业? 　　鲁冠球:我觉得应该理解，毕竟对于有些企业，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但对于万向，这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定要先把员工的心稳定下来。当然我们做得到，不代表大家都做得到。有些企业本来效益就不好，正处在飘摇当中，这一次风波来了，相当于雪上加霜。而万向本身的发展很好，就把危机当作一次“感冒”吧。 　　吃苦不可怕，我最苦闷的是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回想创业至今的艰辛，才能知道苦与甜的区别，才会加倍珍惜企业取得的地位和成绩。要用感恩的心去看待一切，“取之而有道，用之而同乐”。 　　李 兰: 对员工的重视体现了责任心与诚信意识，这是否也是企业争取客户、开拓市场的宝贵经验? 　　鲁冠球:过去中国的短缺经济形成了“买方市场”，质量问题排在其次，只要能生产就是好的，所以生产能力强的企业是“老大”。改革开放至今，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卖方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产品、服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真正办成“百年老店”，应该首先致力于考虑如何使产品满足客户需要?如何适应市场变化进行不断的调整、转型?如何对未来市场做出相应的规划等等。对于万向来说，多年来，我们的主要客户还是企业，没有直接到消费者。在供货这方面，我们从被动等客户下订单，到主动与客户建立利益共同体，最平常的一句话就是“将心比心”。更多的做法是客户今天需要你，就今天供货给他，绝不拖延时间、吊人胃口，反过来客户对我们也是如此。这种长期的信誉保证，在危机中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所以目前万向的外部市场环境还算稳定。 　　李 兰: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逐渐完备、规范，很多问题的处理都体现了对责任和诚信认识程度的增强。您认为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鲁冠球访谈录（4） 鲁冠球:这与我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我最苦闷的就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初中三年级时，我因为家里穷而辍学。为了生活，我进城学徒，但因为城市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而被精简回乡;后来还修过自行车、办过粮食加工厂，但在那个年代里，类似尝试注定无法走得更远。1969年，我又和另外6个村民办了个铁匠铺，为当地农民加工小农具和农机配件，靠惨淡经营的积累使企业逐步发展，包括粗放型的多角经营和日后成为“万向”做大做强基础的万向节产品等等，也是当时的“一角”。这段历史就是万向的前身，可以说，作为乡镇企业、农民出身，与当时所有背景相同的创业者一样，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最开始连买一张办公桌子都要向上级汇报。还有出差坐飞机，也需要出示各种证明;甚至到大专院校、党政机关办事，也会被保安拦在门口…… 　　也许回想这些经历，才能知道苦与甜的区别，所以加倍珍惜企业取得的地位和成绩。不管怎样，要用感恩的心去看待一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听说我们碰到了困难，各级领导、社会各界都来关注，还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非常感动。总结起来，“取之而有道，用之而同乐”是万向的经营哲学，“不赶时髦，不搞形式，不讲假话”是我们的企业作风，也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正是因为对责任与诚信的重视与追求，让我们逐步得到了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基本保证。 　　西方对冒险、创新谈得比较多，但是在中国，尤其是经营企业，不能缺乏相互关心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讲求“以人为本”，只有用实际行动去尊重人、善待人，才能换取对方真心诚意的付出。 　　李 兰: 在这场危机中最紧张的时候，您是如何缓解压力的? 　　鲁冠球:那段时间进行了激烈而反复的思想斗争，发现自己对很多东西都没法控制。我从2008年10月份开始睡眠不好、压力很大。现在因为最大的风险已经过去，身体也逐步稳定了。今天上午我还去医院做了个检查，精神很好。说到对压力的缓解，主要是自我心态的调整。危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虽然也提心吊胆地看着它的变化，但既然没办法掌控，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万向经过40年的积累，还是积聚了一定的实力，最坏的打算就是损失多一些。所以，即使在最坏的时候，我还是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李 兰: 总能从您身上看到一种感恩、积极、乐观的精神，这种心态是如何培养的?与哪些因素有关? 　　鲁冠球:一个人心态的养成与先天素质、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又与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就我个人，这种心态更多的来自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再结合多年的经历，已经逐渐成为性格中的一部分。有些人一碰到矛盾和困难就打“退堂鼓”，我是从来没有过。尽管困难面前，我也会心惊肉跳，但是从不把压力转给别人，也不随便埋怨别人。我觉得在困难面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能盲目地改变既定方针。所有的危机都是一样，只有你适应它，它不会来适应你。 　　李 兰: 您认为企业领导者身上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鲁冠球:我认为是责任和感恩，这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应该保持下去、发扬光大。西方人对冒险、创新谈得比较多，但是在中国，尤其是经营企业，不能缺乏相互关心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讲求“以人为本”，用实际行动去尊重人、善待人，只有这样，才能换取对方真心诚意的付出。 鲁冠球访谈录（5） 李 兰: 对他人的尊重与善待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本性使然，将其深入到企业文化、团队建设等层面，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鲁冠球:我认为是形成了一种不抱怨、不服输的企业文化，从而大大促进了企业创新。大家都知道，不创新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一定会遭到淘汰。但是创新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有时候就是冒险，难免遇到失败。失败以后，如果你抱怨、责备员工，他们就会被困难吓退，失去创新的动力和勇气。反过来，只有建立在尊重、善待的基础上，坚持对员工的尊重、对失败的宽容，才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和冒险勇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时时创新，包括这些年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对产品的研发等等，一定要让员工知道，失败并不可怕，停滞不前、就地认输才是最应该检讨的事情。 　　企业家精神应该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但是要讲求科学的方向。同时，这种创新必须建立在感恩和责任的基础上。就中国来讲，现在创新、冒险很多，但是层次不同、程度不同，我觉得那些有韧劲、脑子里充满创新思想的人往往进步得更快一些。 　　李 兰: 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鲁冠球:企业家精神应该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但是要讲求科学的方向，现在都在主张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个道理。同时，这种创新必须建立在感恩和责任的基础上，以此为前提。 　　李 兰: 您认为自己身上最突出的是哪方面特质? 　　鲁冠球:小时候别人对我的评价是“敢闯”，现在我给人的印象则是比较沉稳、宽厚，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不会怨天尤人，也许是因为多年的磨练，心态上更加成熟。 　　李 兰: 怎么看待企业家精神在整个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表现? 　　鲁冠球:企业家精神要用时间来磨练。不同的知识结构、年龄阶段、企业家精神的层次也不一样。就中国来讲，现在创新、冒险很多，但是层次不同、程度不同，所以不好归纳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觉得那些有韧劲、脑子里充满创新思想的人往往进步得更快一些。 　　年轻人不要有怨言，一切都是靠自己干出来的，当然在过程中会有各种矛盾和曲折，我们要学会互相理解、化解矛盾，而不是怨天尤人，更不是悲观放弃。 　　李 兰: 您作为中国企业家队伍中的“常青树”，对年轻的企业家有哪些期待? 　　鲁冠球: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没有吃过苦，一遇到挫折就消极失望。我觉得，他们真的不要有怨言，一切都是靠自己干出来的，当然在过程中会有各种矛盾和曲折，我们要学会互相理解、化解矛盾，而不是怨天尤人，更不是悲观放弃。 　　李 兰: 对万向的未来有怎样的憧憬? 　　鲁冠球:万向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是一个受影响的企业。但是你不要担心，未来它一定会越来越好。今年是万向成立40周年，我们本想搞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但现在更想借此机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过一个请帖，未来考虑更多的应该是怎样回报社会。 　　李 兰: 感谢您的分享。 　　个人档案 　　鲁冠球，1945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从60年代开始做过锻工，自办个体修车铺、粮食加工厂，因属个体而得不到发展;1969年创办萧山宁围农机厂，发展为万向集团公司。现任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书包网
鲁冠球访谈录（6） 鲁冠球把一个铁匠铺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现代企业集团，不但被誉为企业界的“常青树”，而且其精神世界也灿然升华，坦荡洁净。不但在实践中为发展中国乡镇企业带领农民致富走出了新路，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和贡献。几十年来，他孜孜以求，不倦学习，在理论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获得了高级经济师和高级政工师的职称。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已有60多篇论文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全国和地方报刊杂志上发表，被誉为“农民理论家”。 　　几十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新闻人物、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职工、中国经营大师、中国乡镇企业功勋、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紫荆花杯中国杰出企业家、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国际优秀企业家、全国首届“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等国家及国际荣誉;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机械工业发展规划审议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企业联合会会长、企业家协会会长等;当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企业档案 　　万向创立于1969年。1990年起为浙江省计划单列集团，1997年起为国务院120家试点企业集团，1999年起被列为全国520户重点企业，荣获首届中国工业大奖。 　　综合规模: 　　中国企业500强第127位，制造业第58位; 　　中国工业企业1 000大第60位; 　　机械行业第15位， 　　汽车行业第8位， 　　汽车零部件业第1位。 　　万向致力于汽车零部件产业，以成为一家拥有思想的现代公司为目标，力争“奋斗十年添个零”，日创利从20世纪70年代一万元，20世纪80年代十万元，20世纪90年代一百万元，到2009年日创利达一千万元。目前，万向已在全球市场建立了服务网络，为全球主机及大众客户提供仓储、配送等服务。面临国际化趋势，万向将发展汽车零部件主业，接轨国际主流市场、接轨国际先进技术、接轨跨国公司运作，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逐步建成按国际惯例运作的跨国集团。 　　作为一家有着深厚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万向致力于将现有各种资源与社会企业同仁共享，与有识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互帮互助机制，携手并进，实现“双赢”发展。万向的发展历程表明，企业不仅向社会奉献几件简单的产品，而是在前无古人的实践中奉献一种改革思想，一种探索精神和一群具有时代意识的现代企业家。 做继承与创新的纽带 　　 李宁访谈录（1） 让梦想引领，不断超越 　　——访李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宁 　　访谈时间:日15 :00 　　访谈地点:北京?昆仑饭店 　　访谈形式:面访 　　在中国体育史上，李宁是响当当的领军人物。他在17年的运动生涯中，一共获得了14个世界冠军，106枚国内外体操比赛金牌，被体操业内人士视作技术最为全面的男子体操运动员之一，冠以“体操王子”的美称。然而多年后的今天，也许连他自己也未能想到，这个名字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频繁出现在各大商场和顶级赛事之中。 　　在确定李宁作为这次以“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八位企业家访谈对象之前，课题组设计的访谈思路是从他的体育生涯中挖掘出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内容，并在体育精神与商业精神之间找到某种关联和内涵。但访谈之后，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不是因为李宁的体育生涯成就了今天的企业发展，而是他本身具备的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想像力和韧性，成就了“体操王子”李宁和企业家李宁，那正是他所解读的企业家精神的全部内涵。 　　在访谈过程中，李宁的话题一直围绕两个主题，即来自家庭的影响和对组织的关注。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用他的话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小老百姓的家庭，亲戚之间的融洽给他最多的教育就是厚道做人、真诚做事，真实地面对生活。谈到组织，他更乐于分享。“家族式经营”是中国民营企业成立之初遵循的普遍模式，他的企业也是如此。但由于看到了个人能力和经验的局限，及时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完善与提升，由此发挥了组织的强大作用，促成了企业今天的成功。 　　访谈中，我们也发现，李宁努力把企业转型的过程轻描淡写，试图不让我们感受到那段时期的两难与曲折。正如他所说，自己最擅长的就是做梦，只要知道是为了梦想在努力，就会产生一种动力或压力，驱使自己勇敢地坚持。若干年前，李宁的身上承载着国人的金牌梦、冠军梦;时至今日，他又背负着几千名企业员工的梦和世界级体育品牌的梦，我们期待并祝福这一个个梦想早日圆满、成真。 　　父母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知道对与错、坚持与放弃;而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是一种世俗而亲切的传统，让我学会厚道做人、真诚做事，真实地面对生活。 　　李 兰: 近年来，“李宁”二字更多作为公司名称提及，而我们这次以“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访谈，则是主要探索企业家个人的心态、意识、观念等的形成背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您的家庭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李 宁: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妹妹。父母都是教师，我从他们那里受益很多。但这不是刻意学来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影响。首要的影响在性格方面，我的父亲性格开朗，对什么事情都能乐观的看待;我的母亲特别顾家，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在张罗，而且总是很努力、认真的做事，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激情的人。 　　第二个影响来自宗教。我们全家都信佛，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意无意地产生很多与宗教有关的认识。佛学教育更多强调一种包容。从小全家就常常相互交流，做出一些告诫和开导，小孩子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长大，知道哪些是不对的，哪些需要改进。所以有些别人很计较的事情，但我并不在意;而有些别人觉得无所谓的事情，我却坚持一定要做。企业走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 李宁访谈录（2） 第三个来自亲戚，我出生在一个小老百姓的家庭，父母对我最多的教育就是守家顾家。我们这一代兄妹之间，包括父母那一带的几个家庭之间都经常互相照应。我从小是被姑姑带大的，后来回到父母身边，他们一出差，我又会到舅舅家去住。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爷爷奶奶又在农村，只有舅舅是当兵的，手头比较宽裕，所以经常接济我们。现在我们的日子好一点了，反过来我母亲就会经常帮助他们。这种互相帮助是一种家族的传统，很世俗也很亲切。亲戚之间的融洽给我的教育就是厚道做人、真诚做事，真实地面对生活。 　　李 兰: 除了家庭，还有哪些人对您影响较大? 　　李 宁:在父母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教练。一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操队的教练梁文杰，一个是国家体操队教练张健。我从八岁到队里参加集训，就开始过集体生活。最初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是来自教练，他们不仅在体操基本功、技术动作方面教导我，也在如何认识世界、接触世界、建立目标、追寻目标、克服困难、增加信心等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李 兰: 这些影响对您后来从事企业经营起到了怎样的帮助? 　　李 宁:不只对经营企业有帮助，对我做任何事情都有影响。人要有一份热心和激情，并在此驱使下制定目标并付诸行动。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都要想办法迈过去，但是在心里，要敢于做出面对失败的准备。 　　我最擅长的就是做梦，体操作为个人项目，很多人会把梦想寄托在我身上，期待通过我的夺冠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崛起;而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当我把梦想与员工一道分享，个人的梦就成了组织的梦，我对梦想的坚持也更多是为了他们。 　　李 兰: 企业从创办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您总结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最擅长的能力是什么? 　　李 宁:我最擅长的就是做梦，而且能够把“梦”与所有的员工一起分享，最后将一个人的梦变成了一个组织的梦。 　　李 兰: 最开始的梦是什么? 　　李 宁:很简单，只是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品牌。我做运动员的时候，一开始还穿过天津的“梅花”牌运动衣。后来随着我们参加越来越多的世界级比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产品牌明显无法竞争过世界级的企业，于是我们的装备主要由“美津浓”、“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赞助，对于“梅花”这样的国产品牌自然没有机会再穿。到了做运动员的后期与队友们闲聊，大家都讲到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运动品牌。很多国外品牌要我们去拍广告，但我们更希望为国货做广告。后来回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经历，才会让我产生了做体育品牌的梦。 　　李 兰: 这个梦做到今天，与当初的预想一致吗? 　　李 宁:比当初设想得要好。我是运动员出身，做的产品又跟体育相关，所以会有更多的灵感。但一开始只是粗略地想过有一个专门做体育用品的企业，而现在来看，包括设计、制造、销售、股东利益、员工利益等等相关的一系列东西，在梦里都不是我能简单想到的。只有在具体实现品牌梦想的时候，这些问题才会不时出现。这么多年来，在做梦的同时，还不断提高了处理问题的能力、完善了整个组织的体系，从这一点来讲，我还是很满意的。 　　李 兰: 体操以强调个人能力为主，而企业作为一个团队，强调的是领导和合作能力，如何适应这种身份的转变? 李宁访谈录（3） 李 宁:这其中有相同的地方。体操作为个人项目，很多人会把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期待我去实现夺冠的目标，而我的努力也就是为国争光、为父母争光、为祖宗争光。而企业虽然是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但领导者同样要坚持一个梦想，更多时候是为了员工在努力。不同之处在于做企业要学会依靠组织的力量去实现这个梦想。 　　要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品牌，必须依赖组织而非个人。企业是大家的事业，要从“家族式经营”逐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我始终坚信，只要企业体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