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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转载]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民国初年他在北京大学当校长的时候，曾把这个核心定为北大的校训。“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如今这个校训虽然不被官方提及，但融化到血液里的理念早已经成为北大永恒的精神。
思想自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法国的思想家卢梭则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由，或是说就不会有充分的自由。“自由与民主”由此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并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革命作用，“自由、平等、博爱”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兼容并包出自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司马相如列传》。“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用今天的白话来解释，就是“思想开放，崇尚自由，就可以兼采多家之长；勤于思考就可以获得与天地一样广博的思想领域。”蔡元培所提出的“兼容并包”主要是指办学方针：“无论为何等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适听其自由发展”。简单地说，兼容并包就是对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不排斥、不反对，让其相互存在，相互补充，从而促使人们接受各种进步思想，并在自由的空间里实现其最大价值和快乐。广义上的兼容并包不能仅局限于办学教育中，而应作为思想文化领域内崇尚的境界和情操。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学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这是1918年10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所说，也可以说是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当年的北大，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旗帜下，既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有立宪派、拥帝派和复古派。在教师队伍中，思想激进、倡导文学革命的陈独秀被请到北大主持文科学院，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被聘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刚从美国归来、年仅24岁、提倡文学改良的胡适也被请到了北大当教授；而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拥护帝制的封建文人刘师培等一些满脑子封建余孽，却又很有学问的人也同在北大任教。在学术方面，蔡元培主持下的的北大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当时在北大校内，楼上楼下就可以听到观点对立的教授唱对台戏，而学生们则在学习过程中和观点交锋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并没有让北大成为思想紊乱的杂货铺，而是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内中的道理不言自明，也发人深思，
毛泽东当年曾提倡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这“双百“方针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不同说法。没有思想自由岂能有百花齐放？没有兼容并包又怎么能有百家争鸣？没有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文化何以繁荣？没有文化繁荣社会又何以能有文明进步？可惜，毛泽东基于其历史的局限性，最终让他头脑中的的封建余孽战胜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使得“双百”方针诞生时间不长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文坛自那时起又开始了延续几十年的万马齐喑，科学与民主也由此再次沦为人们遥不可及的梦想。应该说，这既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莫大的悲哀。而今，虽然中国社会在世界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取得了些许进步，但那数不清、道不尽的条条、道道、杠杠、框框，还是让“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人们的奢望。
社会进步的的原始动力是社会矛盾运动，而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先产生思想，而后由思想指导行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真理。思想在自由中诞生，在自由中发展，在自由中完善。思想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人类智力是源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无视思想自由靠愚民政策，压制思想自由靠践踏民主，而愚民政策和践踏民主只能阻碍社会进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自由”不仅是指行动，更是指思想。这“自由”不仅是共产主义者们的追求，同样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所有革命者的壮志。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的创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兼容并包其他思想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也是兼容并包之扬弃的结果。同样，马克思主义要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要保持其生命力，仍然需要不断地兼容并包其他先进文化。如果不能这样，它也会变成僵死的教条，而僵死的教条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兼容并包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写于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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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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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的历史功勋_小宗师专辑：容纳异己的雅量1917年1月，蔡元培莅任北大校长，他给北大制定了崭新的办学方针，他说：“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他认为大学之大，就在于海纳百川，各种学术思想在这里都应有一个平等的自由发展的机会，以营造一个多元的思想、学术发展的空间。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北大吸纳了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既有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又有政治上保守但确有学术造诣的大家，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陈汉章等。当时，很多新潮学生对蔡元培聘用这些人很不以为然，蔡元培就开导他们：“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已是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也帮着做学生的工作，他对学生们说：蔡先生是正确的，“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蔡元培要把这种清新活跃的空气吹到学生中去，他不主张学生读死书，死读书，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和创办各种学术、社会团体，办报办刊。校本部就率先创办出版公报性质的《北京大学日刊》和研究学术、自由讨论的《北京大学月刊》。顾颉刚先生回忆：“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招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得了。”不仅各类学会团体可以在北大安身立命，自由发展，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当时被视为异端和另类的学问，也可以在北大自由讨论和研宄。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成立的启事，就是蔡元培批准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二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有些人径自向他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直受到排斥和压抑。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在北大自由讨沦。五四运动后的北大，面临一个最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蔡元培表现的正是兼收并蓄、容纳异己的精神，只要是人类历史上成功的、可以借鉴的事物，他是决不囿于成见而欣然接受。日，他和李大钊代表北京大学专为苏俄代表越飞举行招待会，他说：“俄国革命事业，为吾人之前驱。今日愿以受业者之资格，欢迎远道来临之先导者。”11月7日，在越飞举办的招待会上，蔡元培再次称赞十月革命是“极可庆幸之事”，而相信由此以后，世界上必发生极大变化。老北大人对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有着永远的记忆和美好的追思。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深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洪水猛兽之新解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晚清封建衙门的陋习一仍其旧，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已成为当务之急。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理应率先垂范。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令蔡元培着急犯愁。当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两人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室做过炸药的实验，试图以暗杀和暴动的手段，推翻满清反动政府，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蔡元培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登门拜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日，他正式就任校长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正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见其对陈独秀之倚重，对文科改革之期望。陈独秀来到北大，《新青年》也在北大生了根。于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北大兴起波浪。北大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更使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鲜空气。蔡元培对北大的文科改革是满意的，时隔多年，还说自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陈独秀在北大改革中确实独有建树，可是，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维护和支持，以陈独秀的为人处世的狷介个性，是很难在北大存身的。曾与蔡、陈二位在北大共事的梁漱溟回忆：“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位。”又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首先打开大局面”，有“历史功绩和作用”，“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无用武之地。”蔡元培大胆引用陈独秀等新派人物，召来北京军阀政府的反对。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他们将北大出现的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便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在武人的森然可怖的刀刃面前，蔡元培没有退缩，而是针锋相对，为新思潮辩言。他在《新青年》发表《洪水和猛兽》一文，说：“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势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到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的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文章最后说：中国现在的状况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如此比喻，蔡元培的立场已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毫不夸张的评价众所周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作为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在北大集聚了一批向往科学与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大钊则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是在北大进行的。蔡元培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别人的信仰，他从不以行政权力予以干涉和压制，认为那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在北大成为被研究的学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才得以在北大受到理论的滋养，为日后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1917年1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又被授予经济、史学系教授。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职时发表的。李大钊还和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讲授令封建军阀谈虎色变的苏联十月革命、世界工人运动，以及中国劳工状况。李大钊还在历史系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学要论》的课程，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的课程，如此正规地讲解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一批初具马克思主义知识的青年，如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等也由此而产生。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颇受李大钊的影响，他对斯诺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北大学生张国焘带着李大钊的口信，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恰在此时，蔡元培也因事来到上海，张国焘出于师生情谊，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看望，告诉蔡元培自己现在住在陈独秀家，很受其影响，并愿意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特来聆听校长的教诲。张国焘回忆说：“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蔡元培既没有对社会主义说三道四，更没有强拉自己的学生和自己同一信仰。他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在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序中，他说，社会主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当年的北大学生、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生前在《追忆蔡孑民校长》一文中，对蔡元培在历史转折期的功勋作了毫不夸张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蔡先生不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到北大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活动就不会在北大开展：北大不会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蔡元培曾说：“研究马克思，不必信仰马克思。”正是这宽松、自由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莫大的作用力，追求和信仰者不乏其人。他所聘请的陈独秀、李大钊成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北大学生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和图书馆助理毛泽东成为中共“一大”代表，北大教师张申府和学生邓中夏、罗章龙、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则成为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当然，这一切都不是蔡元培的初衷和意料中的事，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它的必然合理性来源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受惠于蔡元培博大宽阔的胸怀和容纳异己的雅量，正是他于无意间创造了历史的功勋。“万不能随便杀人!”国民党一大后，根据大会的决议，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这种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一开始便暴露出很多矛盾，首先是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一直对此采取怀疑和抵触的情绪，吴稚晖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这位率直的中共领袖竟不假思索地说，尚须20年。吴稚晖得此口信，就大造舆论，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并重点在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耳旁吹风。3月21日，邵元冲约蔡元培等往张静江处，据《邵元冲日记》：“静江谓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己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吴稚晖以屡屡为陈独秀哄骗为由头，愤怒地表示，国共非分裂不可。仅一个星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常务会议，蔡元培被推为主席，吴稚晖起草检举共产分子草案，蔡元培附议，并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指出：“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蔡元培参与清党反共，是历史的事实。他本来就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称苏俄十月革命是“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这样的态度，当他面对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时，便感到“损失的分量实过功效”而心有余悸。他从不主张激进的革命，而是一位社会改良者，再加上吴稚晖等人的蛊惑、怂恿，他终于招架不住了。蔡元培对与中共的这段过节，从不讳言。多少年后，当他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着意为他解脱的文章时，阅后在报上批语日，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柳亚子是他的学生，师生情谊亲密，对这段“过节”也是毫不回护，他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蔡元培参与清党分共的本意，无非是两党分家。他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大开杀戒，酿成惨祸。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决不忍戕害和杀戮青年。“四一二”清党的当日，有人向他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浙江的清党紧步上海的后尘，一开始便十分严厉，凡涉嫌者，抓到便杀。4月16日晚，仅从陆军监狱提出的20多人，便在片刻间杀尽。蔡元培对此惶惶不安，第二天，便将专司此事的人找来，很严肃地说：“我们万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审慎!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蔡元培毕竟是个重“法治”的人，一向主张保障人权，当然反对“随便杀人”。正是受他的影响，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以防止乱捕滥杀。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蔡元培就保障人权的宗旨、任务发表演讲，他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服务宗旨是保障人权，“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二，“无国家的界限，”第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在蔡元培和宋庆龄等积极呼吁奔走下，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很有影响力。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衍、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的得到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和关心。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当然容不得人权保障活动的存在，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作出决议：“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应请中央解散该团体，并于蔡、宋等以警告。”反动派不惜采取卑劣的恐吓、暗杀手段。杨杏佛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鲁迅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是坚决的。”蔡元培不畏强权，仍为保障人权而呼吁。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他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解禁。次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产党员李少石被捕，他又给最高当局去函去电，要求无罪开释。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梅坤，1927年7月在肖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九年，这年冬，由于他出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为国家民族大幸蔡元培的思想自由之精神，一直贯穿到他的晚年。曰，由他发起组织100多位知名人士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发起纪念的《缘起》说：“五十年来，世界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为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并说之所以纪念马克思，“一以致真挚之敬意于此近代之伟大思想家，同时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所谓，并打破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堡垒。”这里所提的“思想义和团之堡垒”，就是告诉人们不要像义和团那样的野蛮，毫无理性地排斥一切，打倒一切。蔡元培老矣。日，他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竟陪同到香港养病。次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美术展览会，他参观后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提出，国难当前，全国上下都要有“宁静的头脑”和“强毅的意志”，他指出：“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蔡元培的抗日言行，由衷地敬佩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信，提出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22日，毛泽东即给蔡元培发来一函，信中说：“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日可行，知先生亦必日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日不可行，……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欣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他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复信，但是，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前来探望的刘海粟说：“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不满情绪己溢于言表。反之，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是心驰神往。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前来拜访，两人亲切交谈，吴玉章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蔡元培听后尤为高兴，为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同抵外侮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也。”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生前曾对他说：蔡元培对于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是“不甚了然”，他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确如鲁迅所说，蔡元培足有不甚了然之处，正是如此，他才想多了解一些共产党革命的真实情况。1939年8月，己过古稀之年的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中国共产党始终敬仰蔡元培的高风亮节。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延安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3月7日，毛泽东即发来唁电，称颂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对蔡元培一生精确、崇高的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缅怀和纪念这位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哲人和先贤。提醒您本文地址：相关文章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校长时期,是北大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可以作为一种学术而进行自由讨论,从而聚首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便是由这些人担当的。后来,他虽然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不愉快的“过节”,但是,他在晚年主事民权同盟、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时,又与中国共产党声应气求、殊途同归了。
　　在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一仍晚清封建学堂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已成为当:务之急。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理应率先改革。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令蔡元培着急犯愁。当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犬文科学长,并以十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他和陈独秀有过交往,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室做过炸药的实验,试图以暗杀和暴动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登门拜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日,他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职务,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可见其对陈独秀之倚重,对文科改革之期望。
　　于是,激荡旧中国的一场思想文化革命,便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在北大以锐不可挡之势而兴起狂澜。在北大可以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新空气。蔡元培对北大的文科改革是满意的,时隔多年,还说自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北大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间,是得益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扩大影响、发展会员,罗章龙草拟一启事,请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当即同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时,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两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北大自由讨论。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这种容纳异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受到北京军阀政府的严词恫吓,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他们将北大出现的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便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
　　北大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
　　众所周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作为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在北大集聚了一大批向往科学与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李大钊则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是在北大首先进行的。1917年1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又被授予经济、史学系教授。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职时发表的。
　　青年毛泽东也曾受到过蔡元培的照拂。1918年9月,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肖瑜、熊民楚、章根弟四人来到北京。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准备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原想搞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就可以了,没曾想此事为蔡元培知晓,他没有让毛泽东去当清洁工,而是写信给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当助理员。青年毛泽东再也不为在京的生活犯愁了,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学读书、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的机会。毛泽东由此而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从而为他的早期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极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夫子大人”。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在酝酿之中。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开始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当年的北大学生、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生前在《追忆蔡孑民校长》一文中说:
　　“蔡先生不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到北大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活动就不会在北大开展,北大就不会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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