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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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道德》
一、几个名词
1、道德的定义：道是道理、规律，德是良好的行动。按规律、道理去实践、去行动所表现出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二者合起来，道德就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和规范的总和。
道德一方面通过社会舆论和教育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意识，形成人们内心的信念。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规章制度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确定起来，成为约束人们相互交往和个人行为的原则规范，它和法律不同，法律具有强制性。
思想道德一词在中国古代是分开来讲的。道字最原始的意义是表示道路或街道，引申开来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例如，孔子说：君子为道则爱人，小人为道则易使也。德字在中国古代《卜辞》一书中写作“& ”或“& ”，其基本意义与“得”字相同。《说文解字》中认为：“& ”，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其意思是说德者得也，即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能使双方都有所得，使个人得其益，也使众人得其益。《论语·述而》篇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两个字连用是在战国之前、春秋末期。始见于《管子·君得》篇：“道德定而民有轨也”，以后庄子、荀子也把道德连用，《荀子·劝学》中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道德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同时也兼指人的道德行为，思想品质和修养境界，具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的含义。
&从西方思想史来看，在古代，“道德”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的molais，这个词的单数mos指个人的性格和品性，复数moles指风俗和习惯综合起来，道德也同样具有风俗习惯所沿袭下来的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意义，同时也还包含着个人的思想和品质修养，可见，古代中西方对道德的理解，大体上是相同的。
1、伦理：在西方，伦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是风俗习惯的意思。在中国，“伦理”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指道德规律和原则，因而，“伦理”一词是指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伦理通常作为道德的同义词使用。二者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平时我们说伦理也说道德，也说伦理道德，说中华伦理，中华道德，传统伦理，传统道德，往往是不加区分的。
2、伦理学：也称道德哲学，它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理论，是研究道德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从时间上看，道德或道德思想的形成先于伦理学的创立，道德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伦理学是道德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是研究道德思想的学问。
3、中国传统道德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谓中国的就不是外国的。这是指其特色而言，所谓传统的就不是现代的，这是从时间上说的。所以，我们这门课主要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再具体一点说，一般是从先秦到辛亥革命时期。当然，在讲述过程中也要进行必要的上推和下延。同时也要参照西方伦理思想来讲。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以儒墨道法各家伦理道德传统为内容的伦理以及道德实践活动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中，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我们要着重讲儒家伦理。
4、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一般来说，是指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阶段道德关系的反映，它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人类从未有过的新道德。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从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5、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一种道德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道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道德，这三种形态中的任何一种道德都是共产主义道德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形态。
&我们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区别，主要是指当前社会主义阶段的道德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的不同而言的。
6、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其特定的涵义，它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精神活动，精神力量与精神成果。它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
1、中国人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回家过年、回家度假、回家团聚，都是因为有浓厚的乡情,出远门的人为什么称为游子？在外谋生为何要说是漂流？流落他乡的人为何要千方百计返归故里，讲究叶落归根？同学之间为什么要自发地成立老乡会？
2、过年回家要拜年，那么给谁拜年？为什么要拜年，我们知道自然是给亲戚，那么亲戚之间如何称呼？你知道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亲属称呼最详细的国家？这就源于中国分得太细、太清的人伦关系。
3、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的农村地区，家中一定要供奉祖先？为什么要修家谱？祖籍、家谱为什么要分得那么详细、为什么清明节家家户户要上坟祭祖？为什么过去对人的最大惩罚是挖其祖坟？为什么中国男人的心中总想着要光宗耀祖？为什么非生儿子不可？为什么今天的儿媳妇们可以作威作福？
4、为什么我们在习惯上听教师讲课即使讲得不对，你也不敢当面反驳？为什么会有迷信老师的心理？而且我们总是迷信古人？迷信名人、盲目从众？因为我们就说话的习惯总是说“我听说”“人们说”“俗话说”“书上说”，而很少说“我说”“我认为”“我的看法是”等等？看看这里边缺了什么？独独缺的是自我，是不可或缺的主体意识，例如，中美两个学生听同一个老师讲课，听课后都有问题不懂，如果回家说给家长听，那么两个家长的态度是不同的，美国的家长会问“你为什么不问问老师”，中国的家长会问“你上课为什么不好好听讲”。
5、宦官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于中国宫廷？实际上是血统纯洁的要求。
6、为什么裹脚这样的陋习也能长期存在？由于中国人太缺乏反抗精神，无论什么的事情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7、为什么中国世世代代流行走后门，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缘于宗法而来的人治社会，人情比法要大的多，比如《论语》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叶公问于孔子，有父攘羊，子不为其隐。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父亲偷了羊，儿子不能告发，要想方设法为父亲隐瞒才是正确的，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一种美德。这个道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对的，可是这样做的人依然大有人在，甚至不惜徇私枉法。最简单的就餐AA制，在中国为什么行不通？
&&& 所以说，中国传统道德这门课，听起来好象没什么可学的，但里边的学问可不少，通过学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自己国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渊源和独特风格，还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风俗人情。而且我们必须明白，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我们要想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了解传统社会，要想超越传统，就必须了解传统的长处与短处，所以学习中国传统道德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优秀的道德传统，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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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 、三纲五常”、“阴阳五行”的理论，从适应封建统治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出发，改造和扭曲了儒家伦理思想。一方面使儒家伦理思想处于“独尊”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又为了进一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强化了所谓纲常伦理道德，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用神学目的论来论证封建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并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1、道德的起源和本质、社会作用问题。这也是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所意图探讨的问题。这正是伦理学所探讨的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是思想家们曾用天人关系、人性论、义利关系等范畴和命题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基本观点当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不管是把道德的起源归结为天命、心性，还是神秘主义的道、具体物质的水，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也确有一些思想把道德与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具有部分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与阶级、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义与利的关系。
2、道德的社会作用问题。这一问题表现在德治与法治、德治与道治的关系的关系上。以孔子、管子为代表的学者重视道德的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儒家主张德治或仁治，即治理国家和社会以道德管理和道德的自我管理为主，德治优于法治。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以体现强制力的政来管理，以体现暴力的刑来统治，则民众虽然免于犯罪，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德来教导，用礼教来教导，则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孟子更进一步主张仁治争心为上，人心只能得于仁治。孟子认为”仁政无敌“，仁治的原理和作用在于”得道（有德、行仁）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法家则从当时的乱世出发，反对礼治，主张法治。法家认为“儒以文乱法”，“用之则乱法”，主张任力而不任德。法家认为“民如飞鸟禽兽”，因此明主对民众的方式是“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必须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即以法治实现相互容忍，放弃仁义实现相互怜悯。但历史一再证明，一味地严刑峻法，放弃伦理管理，同样难逃厄运，如秦朝的二世而亡。
兵家孙子二者兼顾主张文武并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提出“修道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的观点更为全面正确。
道家主张道治，认为仁治是低层次的。老子指出，正因为没有按道进行管理，才提出仁义的要求；处理亲戚关系和治理国家中的伦理管理也是人法违背道法的结果。“大道废，在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老子认为相对于道而言，德、仁、义礼都是次要的，“故失道（偏离道，违背道）而后德（去体现、恢复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以最重要的是知道、法道、用道的道治，以道法为人法，而不是德治，相应的有效的管理方式依次是“太上知有之（最好的方式是让下属知道有此领导就行了，是无为而治，符合道法），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是畏之，其次侮之。”
2、道德所研究的是人的最高的理想问题、人格追求、人生境界等问题，也就是至善——即个人幸福的实现。社会的至善是社会群体幸福的实现。幸福生活历来是人追求的最终目的。比如儒家追求尧舜禹的大同之世。佛家追求涅& 、大彻大悟。道家追求与世无争，得道生天。
3、人性问题：它涉及到道德的起源、本质问题，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培养问题，甚至还涉及到政治道德问题。在人性问题上，历来有多种视点，尤其是先秦时期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如性恶论、性善论及性无善恶论。其一，性善论的代表是孟子，他认为人性至善尤水之就下也。其二，性恶论的代表是荀子，他认为追求生理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本性。其三，性无善恶论，其代表是告子，他说人性无所谓善恶“性尤濡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其四，性三品论，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等。其五，性有善恶论，代表人物是世硕，他认为人性有善与恶两个方面的矛盾。其六，性善恶混杂论，其代表是西汉的杨雄。
4、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形成问题。它与人性问题、人生境界和政治人才的培养紧密相关。中国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问题，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比较重视物质条件、环境影响和道德实践；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则比较强调精神条件和个人修养。古人们也总结出不少道德修养方法，如孟子的静思、寡欲、养性，认为通过自己的“特其志”的修养功夫，可以涵养成一种“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够经得住各种考验，就可以临危不惧，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荀子的养心；《中庸》提出的“慎独”，《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而至外王。宋代思想家朱熹强调“道问学”、“尊德性”的统一，他根据《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的思想，认为“修身之要”就是要“言行忠信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人的道德理论、道德意识，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行为相一致，因此“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就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他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反对道德理论同道德行为的背离。可以说，无论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他们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都积累、总结了大量实践经验，有许多合理之处，也有各自的缺点和局限。
5、道德评价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善恶责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它表现为“性”和“命”或“义”或“命”的关系问题。儒家宣扬“知命”，又强调“见义勇为”，兼重“义”与“命”。墨家宣扬“非命”，把“力“与“命”对立起来。二是道德评价的依据，即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我国历史上又称之为“志”与“功”的关系问题。墨子和孟子都谈论“志功”，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之”的命题，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从此以后，对此问题争议不多。三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也就是道德原则和规范问题。
6、人生的意义问题，即人生价值、人生幸福，关心的是人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等，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出世入世问题，公私问题等。主要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的问题。
8、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规范问题。它对于人们的行为、日常生活、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孟子有提出“仁义理智”、“孝悌忠信”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序列；管子则把“礼义廉耻”作为主要道德规范，董仲舒以“仁义理智信”为五常。孟子的“四德”和董仲舒的“五常”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深远的影响。法家
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特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传统道德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四个特征：
1、中国传统道德是以人为本的道德。它把人的问题看作最重要的问题，看作中心问题，主要是强调人与人关系的准则。这与西方基督教道德以神为本是有所不同的。可以说，中国传统道德是以人为本的道德，不是以神为本的道德。这一点可以从孔子讲的一句话中得到了表现。孔子的学生问他什么叫做智，孔子答到“务民之意，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其大意就是要努力提倡道德，敬鬼神而远之，这样就是有智慧了。所以儒家虽然没有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但认为人的生活不必求助于鬼神，主要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提倡道德。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特点。
以人为本的传统道德有两个基本点。其一就是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格的尊严。孔子讲“天地之行任为贵”即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对此又加以发挥，提出“良知”观念来，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良知，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别人所给予的，每个人生来就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意识。因为人有道德意识，所以人就有内在价值；因为人有内在价值，所以就有人格尊严。孟子讲过两句话：“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意思是说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即人格尊严；我所厌恶的有比死更具有负价值的，即丧失人格尊严。这两句话正是注重人格尊严和内在价值的表现。坚持人格尊严，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能受别人的侮辱；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对别人要加以尊敬，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特点。
应该指出，人格尊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等级制社会中，将人分为不同等级，有贵族、有平民、有贱民，贵族具有尊严，平民亦有一定的人格，贱民则受奴役。平民坚持人格尊严，表现了反对奴役的斗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有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之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历史上有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即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即肯定了人格高于生命。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生命还是人格的本原，如果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所谓人格。从“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意义上来说，道德高于生命即道德本于生命，而在一定意义上又高于生命。
“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这是正常的情况。在正常的情况中，一方面要充实生命力，一方面要提高道德的自觉性，遵守道德的制约，生命与道德相需相成。充实生命力必须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即满足一定的欲望，但是欲望的满足不可能是无节制的。如果无节制地追求各种欲望，就会戕害生命；同时也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引起纠纷扰乱。为了保持生命的正常发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生命的充实、提高与道德的自觉、自律都是必要的。道德的要义在于每一个人不但要追求个体的利益，而且要考虑群体的利益。（农行一职员狂卷185万，一个月后被抓捕归案，就是过分满足欲望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儒家基本上肯定生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儒者坚持重义轻利、存理去欲的学说，忽视了充实生命力的重要性，对民族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也有纵情肆欲、惟利是图的流俗思想，追求个人享乐，见利忘义。这种流俗思想自古有之，于今为烈。既违背了道德的准则，也逆反了生命的规律，是不足取的。
孟子引阳虎之言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里所谓“为富”指执政者聚敛钱财，所谓“为仁”指施行仁政。聚敛钱财与施行仁政确实是相互违反的。但是如果从另一意义上来讲，如果为富指经营商业，为仁指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则为仁和为富还是可以相容的，而且可以相得益彰。据闻现代日本有一位企业家指出“仁富合一”的主张运用“仁富合一”来经营商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仁富合一”的也不乏先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善于货殖，但作为孔门弟子也“以仁为己任”，表现出了很高的道德品质。现代也有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致富之后大力资助祖国的文教事业（李嘉诚；2003年华侨到河北参观访问并捐助几十万资金0这些都是实行“仁富合一”的典范。富属于物质文明，仁属于精神文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同样需要这两种人。
中国传统道德的另一特点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叫人伦。孟子讲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到了汉代又提出了“三纲五常”思想，我们应批判地对待。古人讲人伦还有一个基本原则和谐孔子讲 “和为贵” 、“五常”等都是和谐的表现。
2、伦理学与哲学和政治融为一体。我们知道，“伦理学”这一名词是西方的舶来品，我国自古以来虽然有“伦理”“道德”这样的概念，但没有“伦理学”这样的概念。不仅伦理学方面是这样，其它许多方面也是如此，例如，中国古代有政治，但没有专门的“政治学”说法，中国自古有伟大的哲人，但是也没有“哲学”的说法。“某某学”之类的称号，是分析观念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同时也就是伦理学家，中国哲学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隐含在论理学说之中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的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结合也很紧密，其表现是把道德发挥成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像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是把修身与治国联系起来。
3、有浓厚的宗法色彩。中国历史上的伦理思想重视整体与服从，由强调忠、孝进而发展为严格遵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规范。
4、具有强烈的中庸气息。它讲求适度、稳定、无过无不及，既要求人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要恰到好处，又有一定的调和、折中的意味。
5、重视人伦日用和实际生活，具体表现为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中国历史上的伦理学家都非常重视“修身”。不同时代的伦理学家对道德修养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得出不少有益的经验。同时，他们也很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肯定环境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五、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态度
&& （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
总的来说，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可以从五个方面去体会和把握。
1、强调为民族、为整体、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精神。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核心。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以公灭私、公而忘私、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中国社会在很长时期内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并强调国、家一体的社会，在伦理道德上则一直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强调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尽忠保国”、“先公后私”，一心为公，这已成为人们所尊奉的道德要求。正是在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的影响下，诸葛亮提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理想和追求。中华民族的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中，涌现出了无数为保卫民族利益而英勇斗争的爱国志士，他们不畏强暴，勇于献身，前仆后继，坚贞不屈，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无一不是这种整体精神的体现。应当指出，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总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国家利益和封建制度、甚至和一家一姓的国君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维护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封建关系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的改造，使其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主义思想，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之际，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人类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不是所谓的与世界融为一体，不讲民族经济。
整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又往往被称为义利关系或公私关系。一般来说，“义”指公利，指社会、民族和封建国家的利益，而“利”在较多的情况下，是指个人的、私人的利益。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曾进行过长时期的如何对待“义”、“利”的争论。孔子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主张义然后取。颜元主张“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主张既要重视利，更重视义。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儒家更重视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封建社会的“义”、“利”的内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新的义利关系仍然存在，“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思想，对于反对“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仍有现实的针对性。
2、推崇仁爱原则，强调“推己及人”和人际和谐。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仁”，就是爱人的思想 ，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最高要求。“仁者爱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人道主义思想，即把所有人都看成是一个类，因而主张人对自己的同类，更有一种怜悯、同情和爱护之心。人应当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关心自己的同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人们在处理个人同他人关系时所依据的原则。孟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道德，就在于人有禽兽所没有的对其他人的同情、怜悯、关心和慈爱之心。宋代的张载，把这种推己及人的爱人思想加以发展，强调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父母（天地）所生的亲兄弟，因此，那些疲、残、疾、孤、独、鳏、寡，都是我的遭受颠连之苦而需要帮助的兄弟，我们应当尽力去救助他们。正是从这种仁爱原则出发，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和而不同”、“人和”、“和谐”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思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齐，泰山移”等，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传统道德又特别强调“待人以宽，责己以严”、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等道德要求，以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得到发展，尽管其中包含着抽象人道主义，但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对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发生了重要作用。（勇救落水者却未换来一声谢谢；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
3、重视人伦关系，提倡人伦价值。1）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而在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视伦理价值，更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古代社会中，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视“父义、母慈、兄友、弟悌、子孝”五种人伦关系，《尚书》提出五教，确立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五种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并使其成为相互遵守的道德要求。孔子又进一步突出了君臣关系，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认为君和臣都应当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进一步规范君臣之间相互关系中各自应有的态度。孟子概括了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五论关系，并提出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用以维护和改善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父子有亲”，就是“父慈子孝”，把孝看作一切道德的根本。一个人在家庭中能够善事父母，就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人和对待社会，就能够对人有“信”，对国家尽忠。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对父母不仅应当赡养，而且应当敬重。孔子在回答弟子什么是孝的问题是提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确实，如果一个人连生育、教育自己的父母都不能敬爱，又怎么能爱祖国、爱人民呢？中国传统道德中把“善事父母”看作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前提，把对待父母的态度作为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2）评价：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抹杀了臣、子、妻的独立人格，是为当时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是一种封建的糟粕，今天应当摒弃。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重视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的传统道德，强调了每个人在特定的人伦关系中的责任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如能加以正确的分析，发展其合理的因素，现在仍然有着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积极意义。父母和子女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长辈和幼辈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都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建立起新的道德原则。对于五伦中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对于维护和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伦关系，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现代的倒孝现象）
3）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对于人伦关系的重视，在历史发展中曾经有过一个演变的过程。孔子、孟子一、一方面强调孝顺父母的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父母有了错误，可以提出“谏诤”，但应当注意态度。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就是说，如果国君不能听从正确的意见，就可以离君而去。孟子认为，君臣之间互相都应当履行自己的责任。他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认为臣对君不应当绝对服从。荀子特别强调对国君、对父母的错误，不应当完全听从，而应当提出批评。他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孝经》也认为：“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但是，在维护封建等级制的社会里，中国传统道德中“孝”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为尊者讳”的烙印，在尊者与卑者的关系中，总是要压制卑者的权力。秦汉以后，特别是宋明儒家把五伦关系中的“三纲”片面地加以扭曲，对孝作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解释，以至走向愚忠愚孝，这是错误的。对于这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应当加以分析、加以辨别。
4、追求精神境界，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人格。1）内容：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道德。因而人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而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就是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对自己所信仰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社会对他人作贡献而不是向社会索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尤重“为学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改变人的气质，培养人的品德，即学习怎样做人。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把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作为学习上的根本要求。在专业知识和思想品德问题上，强调“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就是说，要首重道德品质，次重文艺技术，认为要想做一个专门知识上有所成就的人，首先应在道德上提高自己（德高于才者谓之君子，才高于德者谓之小人）。中国传统道德对于这种高尚道德境界的追求，总是同一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理相联系，总是同“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共同发展。正是从这种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出发，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重视独立人格的精神力量，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一个人一生活动中，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论遇到什么危难，都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都要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对于外在的一切压力，应当不屈不挠，努力保持一个人的不受屈辱的独立的、高尚的人格。2）评价：虽然中国传统道德所提倡的这种精神境界，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人们仍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诚挚态度，孜孜不懈地追求。所以说这是一种对于人格尊严的自觉，是我们民族赖以存在的脊梁，它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应当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并把对这种高尚的精神生活的追求，看作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称赞在德行方面最满意的学生颜回时说：“闲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哉回也。”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崇高的道德追求，就可以克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表现出为追求崇高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精神，道家更崇尚精神境界的，把万死无欲的“真人”、“圣人”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墨子尚贤，推崇“圣王”、“贤人”，把为大众谋利的牺牲精神作为人生最值得的追求。正是有了这种追求，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够“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志，始终保持追求高尚人格的乐观主义精神。
3）如何培养？从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人格出发，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特别强调要从儿童起，就注意对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管仲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就是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重视道德品质的传统教育思想。正是注意了从“幼小童稚”时就对人们进行必要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仪的教育，力求使他们自幼就习熟这些原则和规范，也就可以使他们在长大以后，不会对这些规范礼仪产生逆反心理，也就能够收到教育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5、强调修养践履，注重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重视道德践履，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强调道德主体在完善自身中的主体能动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树立起崇高的道德理想，即树立起君子、贤人、圣人的理想人格后，更重要的是要奋发志气，养心修身，切磋践履，变化器质，以达到这一理想。首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特别强调“为仁由己”的道德主体的能动精神。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立定志向，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就不会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即孔子所说的“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他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即：“仁远呼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认为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对于人们来说并不是遥远而不可达到的，只要人们能够坚持不懈地修养，就一定能够达到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之所以不能达到道德理想的最高目的，主要是因为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不能执着追求的结果。在能否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问题上，孟子反对“自暴自弃”，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荀子强调社会教育和个人的自觉，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强调一个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虽然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但他们从两个个极端走向同一个目的，一个“是反身而诚”、一个是“教化习修”，最终追求共同的理想人格。墨家也非常强调修身，主张“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注意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影响，把“所染”作为道德品质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们，在提出道德境界的理论时，也都认为人们的道德境界有着不同的层次，在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也必须经过不同的阶段，但他们都一致强调人们应当遵循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直至最终达到道德的高峰。其次，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尤重“知”和“行”的统一。一个人仅仅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人，并不算有道德，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算真有道德。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为了达到知与行的统一，必须加强道德主体对自身的“省察克治”的功夫。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内讼、养心、慎独，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强调自己对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孔子的弟子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强调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检查，以求在道德上能够不断进步）“三人行必有吾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些流传很广，脍炙人口的格言，都同道德的修养践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道德修养中，中国传统道德强调“良心”在择善去恶中的作用，认为能否慎独是能否提高道德品质的关键。一个人在独处之境，无人监管，便是修养的重要之时。（网络道德、超市偷窃等）道德就其本质的意义来看，它应当是人们的自觉行为，即“自律”的行为。只有凭借人们的道德觉悟，凭借人们的良心的自律，道德对人们的规范作用才会真正成为不受外界制约的自愿的行为。道德的社会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中强调“慎独”的思想是正确的。
上述五个方面，是就中国传统道德的总体上所做的分析。应当看到，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特别是在社会上、在劳动人民的良风美俗中，真可说是浩如烟海，举不胜举。如热爱劳动、勤俭朴素、尊老爱幼、尊师敬贤、谦虚礼让、诚实守信以及廉洁奉公、积极进取、发奋图强、坚强不屈、刚健有为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瑰宝。这些优良传统在我国的历史中，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把中华民族的所有的优良传统集中起来，结合新的时代要求，赋予新的内容，使其能够在新社会中发出新的光辉。
（二）继承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认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兴儒学的全盘复古等错误观点，都曾经广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确立了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的古为今用的态度，正确解决了对待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其中以“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较为严重，从一定程度上看，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已成为我们在批判继承问题上能否前进的一个重要障碍。
建国以来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先后来自“左”和“右”两个不同方面。回顾以下这两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总结在继承道德遗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确立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更好地继承我国的优良道德传统，是有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左”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反映在道德继承问题的几次学术和政治批判中。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的同时，批判的矛头更针对着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从而认为，在道德问题上，不但传统的道德不能继承，“修养”也被看成是地主阶级人性论的产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说成是一种“黑修养“，应当抛弃。当然，我们应当首先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在长时期内所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但我们决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否认我们的历史文化，否认我们的道德遗产，从而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
从1980年前后开始，当道德领域中如何对待中国优良传统的“左”的影响尚未得到彻底肃清时，一种“全盘西化”思想，从右的方面，打着反对传统的旗帜，更加全面地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的作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者极力宣扬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全面地实行西方化，即所谓的“整体西化”，不但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价值观念，为西方“个人主义”正名，并鼓吹用“个人主义”来更新“集体主义”。全盘西化论者故意混淆是非，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来束缚人的个性，限制人的发展，造成了国人的愚昧和落后，积淀成所谓的“奴性人格”等等，应当全盘否定。在一段时间内，各种民族虚无主义理论层出不穷，诸如所谓“西体中用论”、“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论”等等。有的人甚至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因此，早就应当死亡。
全盘西化论者之所以极力否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其根本目的之一是要鼓吹和宣扬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他们污蔑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都是压制个人、束缚个人和限制个人的，都必须要“萎缩自我意识”，都是与现代化的发展和个人的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必须加以彻底的否定。全盘西化论是当今我国的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
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伦理遗产，毛泽东同志提出，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不分糟粕精华的全盘肯定的理论。我们认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正确态度应当是：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说明我们的继承是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的。弃糟取精是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综合创新，是强调在汲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时，还要注意汲取全人类一切优秀的道德成果，并加以比较和鉴别，作为自己的伦理道德的食粮和原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为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强调的“崇德广业”将人文价值与经济活动合为一体在日本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日本资本主义思想家涩泽荣一据此论述《论语》和算术结合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和道德合一的思想，对日本能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同时保持良好的人文传统，具有极大的贡献。美国固特异轮胎公司懂事长彼利奥来华访问，参观厚生橡胶公司，与该公司总经理徐风和交谈经营心得后曾说“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可见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诱发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消极影响而产生的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以及假冒伪劣诈骗投机等行为，正在严重地损害人民的利益和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河北宏宝莱药业有限公司将过期的多卡因硫酸镁回收，洗去生产日期，重新标注日期出售；年轻人请让出爱心专座的报道：老弱病残孕幼专座绝大多数被青年或中年人占据。人总有考的时候，将心比心我们也该给那些行动不便的人让个座。
六、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化
1、什么是传统道德“现代化”？&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过传统道德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历史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换言之，传统道德必须适合时代的发展，即传统道德必须现代化。&&&&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一项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巨大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道德不进行现代化，必将变成僵化的、过时的东西，社会主义道德如果不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就必然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失去民族之魂。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巨大工程，它由优化、现代化、大众化三项基础工程构成。
优化就是对浩如烟海的传统道德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泊的研究与继承。
现代化就是对优选出来的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传统道德内容赋予新的时代的内涵，进行发展与再造。以便产生出更新、更高层次的精神道德观念。实现传统道德内容的现代化。
大众化，就是把这些新的精神与道德产品进行深加工，使之通俗化、生动化，并物化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科书，物化为各种文字书刊和声像制品。进而通过家庭、学校以及各种传媒把现代化了的传统道德内容传授给下一代，普及全社会，并内化为国民意识、行为和习惯，使全社会的道德风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过程
其实，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从未间断过“现代化”，这种不断的现代化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流。在2500多年的历史发展变迁中，它不断地被历代儒家所承扬，它不仅融入了反映历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新鲜思想，而且不断吸收和借鉴各种学派，各民族与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使它在不断现代化过程中展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汉代儒学的“经学化”、魏晋儒学的“玄学化”，隋唐儒学的“佛学化”，宋明儒学的“理学化”，就是中国古代儒学不断现代化的典型体现。
起初，儒家学说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种，它不居于正统地位，西汉时，董仲舒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教训为鉴为适应汉武帝时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开两千年儒家思想为正统之先河，他以儒家宗法观念为中心，结合阴阳五行说，创造了儒家神学体系，它以天为本，以天意为取舍，提出“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主张，并主张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提出性三品说，同时，他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培养具有“明人伦”、“近义远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崇高的德性人才。以上各点，均可谓董仲舒对儒学及其伦理的现代化，是他开创了汉代的“新儒学”。
魏晋时期，儒家独尊的局面暂时被打破，佛教、道教、大行其道，三家互有斗争，有互有渗透，吸收、融合，三家都在起着变化，从三国时起，汉译佛经就增加了某些儒家的传统观念，尔后，儒佛两家在义理上彼此调合、融通的做法更加盛行。南北朝时，梁武帝儒佛兼信，儒家讲的三纲五常成为佛教的善恶标准，隋唐时，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趋势相当明显，特别是在唐朝，三教都曾得到过朝廷的大力支持。& 唐初，李世民崇尚道教，因为道教的始祖姓李。武则天时，又大兴佛教，因为据说武则天是普萨转世，到唐朝后期，佛教的大发展与朝廷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对朝廷的政治统一构成了威胁，佛教的发展受到了朝廷的限制和打击，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下诏废佛。
唐末，朝廷废佛兴儒，使佛教在中国告别了辉煌，使儒学再度成为官学，宋代理学大师们，在继承儒、道、佛各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对儒学进行了发展与再造。他们对儒学经典做了新的注释，定“四书”为学术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科目，把儒学再度推向了独尊，从唐末到清末近千年的历史，一直是儒学为主，佛道各家为从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思想家们吸收了道佛两家的精华，大大发展了儒家伦理。宋朝大儒周敦颐率先把道家的阴阳八卦之图纳入儒家，提出了“太极图说”。随后，张载又提出了“元气”的宇宙观，如此，即可以解释佛家的空，又可以解释道家的无。继之，二程即程颢、程颐两兄弟，又把“气”升华为理，并称之为“天理”，他们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朱熹则师承二程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A、南宋朱熹承继了程颐、程颢之理学，以弘扬儒家伦理为核心，整合了儒道佛三家伦理思想，完善和创立了理学体系，如他视理为万物之源本，从而使儒家思想体系更具哲学化，并步入了成熟阶段，提高了层次。
B、他把“三纲五常”视为天理，主张修德之实在于去人欲，存天理。
C、他兴书院、授理学，以理学化了的“四书”为教本，培养治国治世之才。其实，在朱熹之前，并没有四书之说，但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挑选出来，列在四书五经之首，如此一举，就使儒家在哲理上和心理上能与佛道两家相抗衡，不仅提高了儒家的学术水平，并增强了儒家的正统地位。
D、他为白鹿书院订立的学规与教规，影响后世教育700多年。他提出了“五教”与“四要”的教育思想，这是一种创造。
所谓“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所谓“四要”，即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过改善。”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仅以上几点，就足以表明朱熹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理学体系亦可称为宋代的“新儒学”，这也是朱熹对儒学的“宋代化”或“现代化”。
从历史上看，正是程朱理学的教化，诞生了岳飞和文天祥这样的大臣。而封建统治者对岳飞和文天祥的尊崇，使明清两代出现了很多忠孝之臣，从而使明清两代的统治长达500多年，由此可见，朱熹对于完善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朱熹之后，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对儒家伦理作出巨大贡献的思想家就是王阳明。
王阳明曾做过南京兵部尚书，并多次带兵镇压农民暴动。在镇压农民暴动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破山贼容易，破心中贼难。”为此，他积极倡导“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的学说。所谓“致良知”就是完善自我的身心修练。他说的“良知”，其实就是道家修练的“道”和佛家参悟的“心”，以及程朱阐述过的“天理”，因此，“致良知”的核心就是启发、启迪人心的一点灵明，这种见解是深刻地理解了佛家的参禅、道家的修道的基础上，借着孟子之学而提出的。所以“致良知”乃是王阳明对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挥。
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在自由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深刻影响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也必须现代化、必须社会主义化。
在继承中华美德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今，我们提倡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并不是要复古倒退，毋庸讳言，中国传统道德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因此，我们对待传统道德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对于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继承势必导致复古主义。正确的态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的继承、弃糟粕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方针。
对传统道德进行现代化整理，使之适应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这里的现代化也决不能等同于西方化。
的确，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但是我们决不能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的行为还存在。但是社会主义道德在价值导向上的必须是一元化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传统道德的现代化，也就是要用民族的美德来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道德传统，对于推动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精神力量。历史的发展说明，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对于中国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发展，产生过并正在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及其周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并正在有力地说明，古老的东方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维持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应当使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通过改造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发挥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更加巨大的作用。
第二讲&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流派及其起源
提起中国传统道德，中华伦理，中华美德，人们便自然而然想起了儒家伦理，想起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大家，但是，要知道，传统伦理并不仅指儒家伦理，同时也包括其他各家比如道、法、墨等流派的精华，而且，荀子、董仲舒、朱熹等大儒也都是在博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们研究传统道德及其影响，就不能不追溯一下在春秋旧中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及其思想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价值规范解体了，新的体系还没有确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大解放。人才辈出的时代，史家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形容，在这个社会大动荡时期形成了众多的流派，比较著名的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家、小说家等十家。
顺便说一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试行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的人是司马谈，他是司马迁的父亲，他把那时的流派划分为六个主要学派：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即道家。
第二个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的是刘歆，即刘向之子，他在司马谈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四家，成为上述十家，也有人说是九家，因为最后一家小说家在思想上没有其他九家重要，故常不被提起，刘歆的一个新贡献是追溯各家历史的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周朝前期的社会制度解体以前，官与师不分。那时某个政府部门的官吏，也同时就是与这个部门有关的一门学术的传授者，这些官吏和当时的诸侯一样，也是世袭的，所以当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即，任何一门学术都没有从私人身份讲授。只有官吏以某一政府部门成员的身份才能够讲授。
周后期的几百年，周五室丧失了权力，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也丧失了职位。他们流落各地，这时候他们就以私人身份靠他们的专门才能或技艺为生。于是，他们就不再是“官”而是私学里的“师”，即职业教师，于是出现了官与师的分离，各学派正是由于这种官师分离中产生出来的。
冯友兰认为，在没有以私人身份传授自己的思想以前，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家，只能有某一方面的官，也不可能有哪一方面的思想，后来，由于官与师的分离，也就有了传授某一学术，某一技艺的专家，于是也就了有了众多的思想家，在这些人中，1 、有教授经典和指导礼乐的专家，即“儒”。2、有战争武艺专家，他们是“侠”，即武士。后来形成“墨”。3、有说话专家，他们被称为“辩者”，后来形成了“名家”。4、有巫医、卜筮、占星、术数的专家，即“方士”，后来形成了“阴阳家”。5、有可以充当统治者私人顾问的实际政治家，即“法术之士”，后来形成了“法家”。6、还有些人很有学问和天才。但深受当时动乱之苦而退出社会，隐入自然的被称为“隐士”，后来演变为“道家”。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人，于是，各家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知道，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武士，道家出于隐者，名家出于辩者，阴阳家出于方士，法家出于法术之士。但具体来说，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主要的有以下几家。
孔子& 是儒家的学说创始人，时人尊称孔夫子，孔夫子者，孔老师也。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479年，出生地在鲁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殷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继位。微仲即是孔子的祖先。微仲的四世孙弗父何，也就是孔子的十一世祖，本该继位为宋公，却让给了弟弟，从此，弗父何的后裔不再继承王位，而被封为世卿，世代承袭，其采邑为栗，自弗父何后五代传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此后他的子孙开始以孔为姓氏，这就是孔姓的由来。后来，为避宋国内乱，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携一家老小迁居到鲁国定居，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时，孔家已经衰败，他的父亲是个下层武士，孔子三岁时，孔父去世，孔母颜征在带着孔子移居到鲁国的首都曲阜定居，孤儿寡母，家境相当贫苦，后来孔子长大后曾多次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鲁国既然是周公的封地，所以，鲁国保留有周王朝大量的典籍，史册，以及天子的礼仪和音乐，鲁国对周朝的宗法制度采取肯定和维护的态度，鲁国是儒家的发源地，儒家的经典《诗》、《书》、《礼》、《乐》等都是西周数百年的文化积累形成的。
由于孔子的出身和出生地的缘故，他深受周朝正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即使是贫寒的生活，也没有把他塑造成旧制度的叛逆者，反而使他由对鲁国现实的不满，发展到仰慕周礼，他甚至说“吾从周”，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僭越，严格等级制度，相信天命，维护忠孝，强调人伦等宗法伦理道德思想，这些思想表明他的立场基本上是保守的。在中国历史上，“儒”本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都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他们专门为贵族家里“相礼”，主持婚丧祭祀，因为孔子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所以，由他创立的学派便称为“儒家”。孔子的思想经过地主阶级的改造，十分有利于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这也是孔子之所以得以与封建制度共存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物能比得上孔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历史如此休戚相关。司马迁在《史记》里称他为“素王”，即没有王位的“君王”，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从理想上，他是君临天下的王。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他不是真王登极，但历朝历代对他一再加封，以至于被尊为“至圣先师”，这是哪一个皇帝也无法达到的高度。孔子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
前面说过，各家思想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分不开的。私人讲学究竟始于何人，已不可确考，但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人开始讲学则是事实。相传春秋时期晋国的叔向就早于孔子开始收授学徒，与孔子同时的有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等，但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授了大量学生的人则也是不容置疑的。他以讲授周朝的礼乐典籍为己任，曾经删《诗》《书》，定《礼》《乐》，编《春秋》，但他生前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他的言论和众弟子的对话编纂成一本《论语》留给后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孔子的政治理想和道德风范。在封建社会里，《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并提，称为《四书》，成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博取功名的必读书。
《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曾遇到一些他称为“隐者”的“避世”之人，其中有长沮、桀溺、荷& 丈人等，他们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他的“仁政德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思是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里，孔子热衷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
那么，什么是“隐者”呢？隐者一般来说是指那些“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逃避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已经不可救药，这些人大都遁迹山林，后来的道家就是出自这种人。
但是道家又不是普通的隐者，他们虽然退隐山林，但他们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这种行为以深刻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退隐，真正的退隐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也没必要让人知道其退隐的原因。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人物是杨朱。
杨朱及其门徒的基本观点，一是“为我”，即“珍惜自我”。二是“贵生”。《韩非子》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乃轻物贵生之士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拨一毛而天下者，不为也。”《庄子·逍遥游》里记载许由的故事说，许由这样的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了。大概古代的君主比今天的领导都辛苦，他们认为管理天下百姓是个费心的苦差事，所以宁可逃到山里躲起来，也不肯干。这里我们讲一下许由洗耳的故事：
许由洗耳：传说尧有九子，长子名丹朱，丹朱骄奢淫逸，为人暴虐，尧认为其子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传授给舜。尧知其子不肖，便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开始艰难探访，寻找继承人。他听说阳城（今洪洞）的巢父、许由是大贤者，便去拜访，初见巢父，巢父不受，继访许由，许由也不受，并且遁耕于洪洞的九箕山中，尧执意让位，紧追不舍，尧再次找到许由时，恳求许由做九州长之位，许由觉得王位尚且不受，岂有再当九州长之理，顿感蒙受大辱，遂跑到溪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
此时，巢父牵着小牛犊欲饮水，见许由洗耳，便问其故，许由说，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说：你许由不接受王位、九州长之位，隐遁起来也就算了，还大谈洗耳原因，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你上游洗耳，岂不有意脏我牛口。巢父、许由这两位隐君子，也许在他们看来，登帝位并不会有什么作为，却以六根清净的仙风道骨，被历代高人贤达高山仰止，在他们身上荡漾着一种至善至美的文化气韵。反观今日之世，当人们把权力当做美酒一样啜饮无度时，是无法置身于许由洗耳的古风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精神上的矮化，早已使人们没有了那份超然物外的心境和教养。
尧未得许由，四方人士皆推荐舜。舜在二十多岁就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记载，尧于访贤途中，在洪洞历山下遇到了躬耕垅亩的舜，他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便问其故，舜说，牛走得慢了，需要鞭打，我于心不忍，所以拴个簸箕，这样，黄牛以为在打黑牛，黑牛以为在打黄牛，两个牛就都会加快速度，何必鞭打呢？尧帝听后，不胜感佩，舜对牲畜尚能有如此的爱怜体恤之心，让其承其帝业，定会爱民如子。但唐尧深知，一国之君，肩负治理天下的重任，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他的才德，于是，尧把其女娥皇、女英嫁给舜为妻，以观其治家的本领，并让九个儿子与舜一道生活，以考查舜的教化才能。（另有一说，说是舜是篡夺帝位，并霸占尧之女，奴役尧之子）。
舜此时年近三十，娶尧帝两女为妻，结束了独身生活，但舜并未因此而孤高骄矜，仍谦逊让人，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及其弟弟象，仍不计旧怨，恪守孝悌，娥皇、女英不因其身份高贵而怠慢公婆，尧的九个儿子也因此变得通情达理。
“尧天舜日”的远古盛世告诉人们，古代国家初创之时，权力机构简单、官少、事简，国无暴敛之征，民无苛政之忧，帝王顺天而治，百姓其乐融融，有学者在总结伦理文化时曾概括出六点。
一、“俭”，崇尚俭朴。
二、“让”，蔑视争权夺利。
三、“谋”，提倡深谋远虑，谨防决策失误。
四、“和”，主张睦相处。
五、“戒”，防范人为的灾难。
六、“安”，融于大自然，生活安闲愉快。
我认为，尧文化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唐尧禅让舜，舜让位于禹，不象后来那样，为争得最高权力，播野种而移花接木者有之，假狸猫换太子者有之，弑父兄而动刀戟者有之，除心患而赐鸩酒者也有之，为了戴上那顶皇冠，人类灵魂中最丑陋的一隅，袒露得淋漓尽致，所以有后人评价说，“尧天舜日”里的禅让制度，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洁净的一章。
杨朱的基本观点在《老子》、《庄子》、《吕氏春秋》中都有记载。
《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朝）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当时轻物贵生，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失去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复得，但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
《庄子》里有些话也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意思是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的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给他。这些都表现出了“轻物重生”的思想。当然，道家的贵己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贵己。《庄子》的《养生篇》也认为，保身全生，免受世人伤害的最好办法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有用与无用之间，行为上就要处于善与恶之间。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惩罚，显然不能全生。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了天下的赞誉，也不是全生的办法，因为树大招风，有可能为了所谓的美名而牺牲自己。《庄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庄子在山里行走，看见一个枝叶茂盛的栎树，但伐木者却不砍伐，问其原因，人说这棵树没有用，因而庄子说：此木以不材得以终其天年。后来，他在山中宿在一家，主人让他的儿子杀雁来招待客人，儿子问，有两只雁，一个能鸣，一个不能鸣，杀那个呢？杀不能鸣的。弟子问庄子，昨日山中的树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说，周（庄子名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先秦道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杨朱——第一阶段。老子——第二阶段。庄子——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各自的出发点都是全生避害，但他们为了全生避害，其各自的方法和措施各不相同。
第一阶段& 杨朱的方法是“避”。这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之恶，可是人世间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不论你隐藏的多么好，总是有些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二阶段& 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试图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他们认为，事物在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是不变的。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调整自己的行为，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的一面。
第三阶段& 即使如此，他们认为还是没有绝对的保障，因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的变化总是有些预料不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但难免防不胜防，仍然有受害的可能，那怎么办呢？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即取消自我，超越现实。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于是他们开始追求大彻大悟的境界。
这个境界，在庄子那里也得到了发挥，遂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其意思是从更高的观点看生死，观物我，由此出发，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其实，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让肉体从社会上隐藏到山林，而是在精神上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的最后一个阶段。至此，就取消了自我，把自我融入了自然之中。因而可以说，先秦道家从始至终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也达到了正反两方面的合一。
道家学说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有二个不同的观点，一说是代表没落的贵族阶级。一说是代表没落的公社农民思想。
下面我们着重要讲的是杨朱、老子、庄子及其道家的伦理观念。
先来谈一下道家的几个代表人物。
1、杨朱留下来的资料很少，也较混乱，他是战国时期一个比较活跃的思想家，曾经创立过自己的学派。《孟子》记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杨朱思想曾风靡一时。
前面说过，杨朱坚持“为我”、“贵生”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认为，人不损天下，则天下必自治）
杨朱人我关系的思想宗旨是贵己、为我，拨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拨一毛”是损己，只要是损己，杨朱坚决反对。
杨朱贵己思想的另一面是轻物，对于损己而利，杨朱不干，但要损人而利己，杨朱同样不赞成，就是把整个天下给他，他都不肯要，这是他“轻物”的一面。他认为，贵重自己，必然轻视外物，要了天下，必然会累及自己。
可见，杨朱的为我，有特殊的含义，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损人的利己主义者，而是一种重生主义者，如果非要说他是利己主义者，那么，他也是一种温和、退让、避人独处、力求长命全生、精神自足的利己主义。
杨朱认为，他的贵生、利己，可以用来治理天下。他认为，假如天下之人都信从他的贵己、轻物、重生的理论，人人都以自己的生命为至贵，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为利人而自我牺牲的事，也不会出现为利己而争夺名利地位，牺牲生命的事，这样，天下之人都轻物、轻人而贵己，天下也就太平了。
杨朱的为我主义，揭示了人与人的生命的独立价值，它揭开并抛弃了个体身上的种种宗法等级关系的束缚，把人看成是一个与外部不发生关系的独立的而非隶属于社会的生命体，并把每一个人看成平等的，他的理论在本质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对抗，不仅直接拆了统治者的台，而且还导向消除人对人的剥削和统治，他把每个平民百姓都变成了自由国的君主，把所有的君王也都还原成了不以己制人的百姓，实际上这是一种反专制的人我论，他的主张被封建主义的卫道士孟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杨朱的为我是“无君”、是“禽兽”。
杨朱的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个体幸福主义的学说，它发现了人自身的生命价值，反对压迫和专制，但它连人的社会价值也予以否定，有把人引向封闭和退缩的可能。但是杨朱的学说发展到后来，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杨朱后学追求欲望的满足和随心所欲，他们要求，目之所视，耳之所听，鼻之所嗅，口之所食，体之所安，心之所向都要能够得到满足。
杨朱怕损却了肉体的完全而不肯拨小胫之一毛，其后学却认为，如果拨自己的胫毛能够感到舒服的话，不妨全部拨掉，甚至一毛不剩。他们主张活得要幸福、愉快，而不愿延长痛苦的生命。人生的意义在于达情遂欲，享受而己，这是杨朱后学的结论。到了《列子·杨朱篇》，就把这种倾向推向了极端，形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典型的纵欲主义理论。他们认为“百年之后，仁圣也死，凶愚也死，死后都是一堆腐骨，并无好坏之分。”所以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为美馔尔，为声色尔。”应该尽情欢乐，尽情享受。
2、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据说他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故号称老子。他曾经长期担任春秋末期周王室掌管典籍的史官，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管理者国家的史册、文告和典籍。正是由于对天文和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历代兴衰替代的观察，使他的思想博大而弘远，他可以预知古今，堪称旷世奇才，老子到底有多大学问呢？孔子曾经对他有一评价。
公元前518年，孔子奉鲁昭公之命，前往周都洛阳，学习周朝的礼乐制度。此次出行，孔子专门问礼于老子，老子向孔子传授了些什么，我们己不得而知，但孔子回来后曾向弟子们描述过老子其人，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云天，吾今日见老子，其龙在耶？”《老子·韩非列传》。
据说老子送给孔子很多典籍。《周易》就是其中之一。老子自修道德，绝对不追求功名利禄。他纵观天下，见周天子日益衰弱，乃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而去。当时，函谷关令尹喜，也是擅长内功修练之人，他遥望东方，只见紫气东来，他知道必有真人经过，当老子经过时，尹喜苦求老子著书，说“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就是震撼古今的《道德经》。
据道教的传说讲，“老子东度孔子成圣，西度释迦成佛。”他西出函谷关就是为了点化释迦牟尼。而佛教的《金刚经》也明确记载，释迦牟尼曾受燃灯古佛点化而成佛，燃灯古佛是不是老子则难以定说。不过，从佛教的教义来看，佛家讲参禅，道家讲悟道。佛家讲空，道讲无。佛家讲弃，道家讲损。佛家讲觉，道家讲真，总之是殊途同归，异法同源，从哲理到修练方法，确实如出一辙。
3、庄子：庄子姓庄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与孟子同时而稍晚。他曾为漆园吏，没干多久，就退居讲学，著述。
庄周生活很清贫，但思想却很高洁，他访问魏王时，穿得是补了又补的粗布衣服，草鞋上的带子也断了接起来的。魏王看到庄子如此模样，便说“何先生之惫也？”他回答说“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屐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
庄子绝不做官，对功名利禄表示高度的轻视。《史记》记载，楚威王听说庄周贤明，派人用重相聘，并许以为相。庄周笑着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牲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杀之）庄子把千金和重位视为用于祭祀时的牺牛，一旦为人所用，身心俱不得自由，故终身不仕。
庄子实际上是专门修练气功的高洁隐士，他逍遥自在，超凡脱俗，勤奋好学，博闻多见，他追求的是人格的完善和个性的自由。庄子的著述达十余万言，其中不少神话美丽动人，不少寓言令人深思，他的文章言辞优美，比喻形象，阐述了不少人生的相对论和辩证法，在先秦诸子中是独具个性和风格的，被后人称为相对论大师。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核心人物，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伦理观。
1、人性论&
在人性问题上，我国古代主要集中在人性善恶的争论。其中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人性无善恶论，世硕的有善恶论等，而老子则是人性超善恶论。不论是人性善还是恶，还是无善无恶，有善有恶等，都是从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和礼仪制度出发的，也就是说，上述诸家都是在对社会伦理道德，礼仪持肯定的态度下，来衡量人性的。道家则不然，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论视角，他们首先对社会伦理，道德标准持否定的态度，当然他们也不会用这个标准来论述人性，他们直接从自然大道出发来研究人性，认为人性来自于“道”，在未加雕琢之前是至善至美的，这里的善不是与恶相对应的善，而是纯朴完美，没有对立面的、超善恶的一而无对的善。这种人性观有一种追求自然质朴，开放自由和批判不合理社会制度及伦理规范的特质和精神。
老子认为，初生婴儿的人性才是人之本性，是至美的，是无所谓善恶的，是超乎世俗的，随着婴儿的长大，现实的人性即有了善恶，因为他受到了社会文明的污染，原初的人性至美的程度就逐渐减少，被社会文明所塑造、雕琢的人性失去了原初是不好的，老子主张返朴归真。“复归于婴儿”，虽然有崇尚自然和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积极批判，但毕竟否定人的社会本质，是把人类拉向倒退的非科学的人性论。
庄子在人性观上和老子如出一辙，也同样认为人性来自于天道，是命定的，其最本质的特性就是质朴自然，他与老子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人的自由本性方面，
他认为人受其性于天，劳动而衣食，无知无欲，与万物相处而不相算计，这种素朴的生命资质和自然而然的生活，也就是人的本性了，人的天性中有什么，就让他自由地发展什么，也就是“生之谓性，率性而为”，这才是人生的最佳状态。而所谓的名、利，国家天下的事业，都不是人性本来就人的东西，人如果去追求他们，就会越来越失去原性，陷入无穷尽的痛苦之中，故而庄子主张毁损仁义道德，废弃事业，丢掉一切文明成果，回到人类原初的自然状态中去。
由此可见，庄子是一个酷爱自由的思想家，田园式的，自由自主的，小国寡民和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是其理想化的追求。
2、义利观：在义利的关系问题上，老、庄持一种超然和批判的态度，可谓是独树一帜。（1）老子的超越义利论。
老子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的思想家，对于世间的一切事物都用一种相对的观点去看。
世间有相当数量的人都贵义而贱利，但是在老子看来，所谓义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义，即使是真正的义也并非是可贵的，义作为人与人相处的应当或规范，仅仅是自己所认为的应当而非至上之道。老子认为，道是至上的，是贯通古今的。
世人了有相当一部分人重利而轻义，对于利，老子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他认为，利之太多，害也就相伴而生，利与害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人们重利实际上不过是求害而己，当自己的身体生命受到伤害时，再多的物质利益又有何用，只有知道孰重孰轻，才能不重货利而知足，才没有灾祸，故而才可以长久。
因此，老子主张，一个求道的人，要超越世俗中崇尚义利的怪圈，一个求道的君主，也不应当在社会和国家中推崇尊义贵利，他说要“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老子看来，不辨义利，甚至去义利，让整个社会处于浑浑噩噩的质朴愚昧状态，自然纯朴的至上道德也就会出现，一切人为的灾祸也就没有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揭露了阶级社会中道德的局限性，应该说是深刻的，但他所持的否定道德、否定社会文明的观点则是不足取的。
（2）庄子的绝义弃利论
在义利观上，庄子的态度更为激烈，在他看来，自然纯朴、依人们的自然本性而生活的时代，是最理想的、毫无弊病的时代，此时，人人都具有纯朴的道德，根本用不着什么圣人来讲仁义，讲道德，遗憾的是圣人非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制定出礼义制度和规矩，从而使人们开始有所企求和追逐，也就是说，智慧是人类的原罪，是圣人让人们吃了智慧之果，又用一整套的礼乐仁义来规范人们，结果，人类失去了自己的伊甸园，从此，至德之世便一去不复返了。
庄子认为，所谓的仁义、礼乐和物质利益都是人的本性之外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去追求，圣人非把这些东西强加给人们，结果使人们放弃了自然之性，而去追逐义利，不为名死，便为利亡，伤性殉身，就是整个天下所犯的共同错误。
他还认为，世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仁义可言，只有世俗所认可的成见，同时，仁义与强权并存，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时，庄子的眼光是锐利的，一下子就看透了仁义的本质，庄子对这种道德的伪善深恶痛绝，他甚至把仁义说成是强盗之道，他认为圣人与强盗本来就是一体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来败坏人们的美好生活，人们不明不白地跟着圣人来讲仁求义，实在是太糊涂了。为此，庄子振聋发聩地叫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对此，曾经大骂过杨朱“禽兽”、“无父无君”的孟子又应该怎样气愤呢，可惜当时孟子己死，无法知道他听此高论后的反映。
庄子厌恶世俗的义，更厌恶世俗所谓的利，他对于贪求高官厚禄的人，从来都是极尽轻蔑挖苦之能事的，对于不要人格而以得利为上的人，庄子更是嗤之以鼻的。因此，绝义弃利，去掉任何的好义好利之心，恢复自然的人性和素朴的生活，是庄子的追求，这种思想，对于现实的强权主义，利己主义，以及争夺仇杀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他对所谓的至德之世的描述则是虚幻的，而把人类引向脱离文明，走向原始野蛮时代的道德也是错误的，这种义利观所表现的洁身自好，处世清高倒是值得批判地继承，但要注意不要把人导向自我封闭、脱离社会和愤世嫉俗的消极情绪中去。
在人我关系中，“我”具有核心地位，如何对待自我，是解决人我关系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杨朱的贵己，孔孟的爱人，墨子的兼爱理论外，还有一种无我主义，无我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消除一己之私，全力爱人助人，以至达到完全忘我的境界，这种忘我是一种积极的忘我（比如共产主义品德），另一种忘我也是消除一己之私，但基本上不与爱人相联系，它或不与人争，或在内在意识上退出人我关系，摆脱社会，这是一种消极的无我，所求的只是自我的精神超脱而己，老庄的无我就是后一种无我。
（1）老子的不争论
老子是一个深沉、善于冷静地观察事物的思想家，他以求道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即通过世间纷纭复杂的现象，找出一个永恒不变的、适应一切的普遍规律，用以安身立命，他在处理人我关系问题上，得出了与其他学派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慈是宽容一切人，不与人斗气。俭是不与人争财夺利。不敢为天下先是处处让人，不与人争权、争名、争势。此三宝，乃老子接人处己的妙道，总而言之，即一句话：不与人争。
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总是处于一种相互竟争的状态，或争利，或争名，或争位。老子认为，这是一种不合道的行为。在他看来，争财则招损，争名则招辱，争势则伤身。正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人们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还是一场空而己。与其为争夺而受害，何如一开始就不与人争，因而他说“知足者富。”“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知知足，这是常足矣。”也就是说，只有其心自足，就不用外求，不用外求，就不会与人相争，才能免于祸害，才可以长久。
老子主张用减少“我”之欲求，用“我”之退让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的目的，在别人看来，这样做是吃亏，而在老子看来，这样做因为不会给自己招来损失和祸害（因为你没有什么，所以也不失去什么），反而是沾了大便宜。而且，如果我不与人争，就能够以德服人，众人反会乐意推举他，最后成为众人的首领，这即是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以不争取胜的道理。
老子的不争主义，反映了道家的明哲保身精神，具有超越人我关系的倾向，他所说的不争，主要是企图在于自保，他所说的宽容，并非真的能原谅、宽容别人，而是对人存而不论，不爱不恶不恨的淡漠，表现出了他超越人我关系的实际存在，以求从天、从道、从自然的思想倾向。也就是他概括总结出的宇宙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道家的无我论
道家的无我论也是由老子开端的。老子一贯主人张“无私”、“无为”，但人们常常难以真正做到无私无为，所以他常感叹，认为是人因为有了自我之身，才有所忧患，于是他便幻想：“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他希望人没有身体才好，这样才能实现彻底的无为，但是人毕竟是有身的，所以，只能在思想上达到“无为”、“无我”。这种思想到了庄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庄子是道家的后起之秀，他以其绝顶的智慧和神奇的思辨，以其广阔的视野和诗一般的语言，以及近乎荒唐的叙述方式，为人们展示了道家的无我境界。
庄子否定了世俗中人们关于人我关系的各种见解。现实社会中，人我之间的的交往，利害复杂淆乱，每个人都有其是非善恶的观点，彼此相争相斗，至疲惫不堪都不能停止。在老子看来，这是没有意义。他认为事物原本没有差别，只是由于人们从一己的立场上看问题，用自己的小聪明分辨事物的是非，各持己见而互相不让，以至勾心斗角，日日不停，这些世俗的成见，如果不去除，人们之间的无谓辨争至死也不可能结束，至上的真理性认识，永远也不能达到。
庄子还认为，人我之间，乃至万物本来就是一体，没有什么分别，一个圣人，至人或真人与一般的俗人不同，他们只从根本上看事物，而不从细节末稍上看事物，只从道的角度看事物，而不从小我的立场看事物，他们完全超越了自我形体的局限，完全忘却了自身，与大道已经合而为一了，当然也就不会再关注世俗的人我关系，更不会耿耿于小我的利益和在个人小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的法则，这样，现实的自我被忘却和否定了，只剩下一个“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实体，自我成了一个不受任何拘束的精灵，这个精灵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四处飘游，只与那宇宙的道，天地的精神发生联系，至此，所谓的人我关系也就不做为关系而存在了，作为关系存在的仅仅是自我精神与天地精神的关系。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呢？庄子提出了三个方面：
其一是忘。忘掉世俗的成见，忘掉人世的伦理道德，忘掉名利和外物，忘掉父母和亲人，忘掉自我，最后连本身也忘掉。
其二是守。即要守己之说，守己之意，守己之神，不予外泄。
其三是游。这是指心灵不受任何俗务和俗世规则的约束，使之处于一种不负责、不拘泥和绝对豁达、绝对自由的状态。
然而，不论俗人，还是圣人、至人、真人，毕竟都有一个肉体，毕竟都还活在世俗，所以无论精神上怎样超脱，都不能不实际地对待现实人我关系的各种问题，即使聪明绝顶的庄子，也不能摆脱这个红尘滚滚的俗世，无奈之下，他提出了“不& 遣是非以与世俗处”的人我关系原则。
游戏人生俗事而又不与恶者同流，注重肉体的保存而又追求自我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和解脱，乃是庄子人我关系论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不与世俗恶势力妥协的骨气和清高，不过，从根本上说，这种由愤世而厌世，由厌世而出世，由出世而成仙的人我关系是消极的人生思想。到了魏晋时期，社会的一些腐朽贵族很赏识他，把他奉为清谈的始祖，后来，道士们又把他奉为仅次于教主老子的祖师，最后被唐玄宗封为“南华真人”，这样，就把他对社会的黑暗现象的愤慨之情全部抹杀了，他只成了一些寻仙求道的人们的对象而毫无一点战斗力了。
4、道家的治世论
我们知道，以儒、墨、法、道四家的政治立场来说，儒家讲的是德治（孔孟），管子学派和荀子学派讲礼治，法家讲法治，而道家和其它几家都不同，它讲的是“无为而治”。
庄子认为，天道是无为的，所以人道也即是治世之道也应该是无为的。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时代是“至治”的时代，是“至德之世”。“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 。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这种描述实际上是理想化了的原始时代。阶级社会中的尔虞我诈现象在当时还没有是不存在的。但那时的人们生活在自然的压迫之下，生命毫无保障，所以并不是真正的“至德之世”。在道家看来，儒家所极力标榜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等盛世并不是进化的历史，而是从“至德之世”堕落下来的历史。庄子借用老子训斥子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