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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裴长洪：中国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区别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裴长洪
　　摘要：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五大发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与整个发展思路理念和整体宏观政策相配套的改革政策，不仅覆盖面很广，而且需要体制机制的建设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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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失业状况恶化与通货膨胀加剧等现象长期并存的局面，美国经济的滞胀是从1973年12月爆发的经济危机开始，到1982年经济开始复苏为止，持续长达10年之久。供给学派（或称“供应面经济学派”）应运而生，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它强调管理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接受了这一套学说，出现了史上号程的“里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从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之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十三五”期间的重要改革政策和宏观调控内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源于美国的供给学派，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美国供给学派主张的改进型。总之都认为是美国里根经济学在中国的翻版。我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仅仅在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其本质、实际内容和政策含义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针对性不同
　　70年代西方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多年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失业率攀升，而英国则更为严重，不仅整个70年代通货膨胀率极度严重，同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失业率高达两位数。政府干预经济的需求管理措施宣告无效，因此，“供应面经济学派”面对的问题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攀升三者并存的现象，美国供给学派的宏观政策所针对的也是这三个主要问题。
　　中国情况与此不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就业稳定，投资刺激措施虽然效果下降，但并未带来通货膨胀的恶果，相反，物价水平长期处于低位。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降低速度现象，是不是与治理通货膨胀有关呢，在经济降速之前，中国经济发生过通货膨胀吗？显然都不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曾经在2008年至2010年三年间曾经采取过刺激需求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2011年出现过短暂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长略为偏高的现象，2012年之后，消费物价上涨较快的现象不仅消失，而且一直偏低，生产者价格(PPI)陷入长期低迷。
　　2011年之后，货币政策仍然是较为灵活和宽松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绝对值不仅继续增加，而且增长速度保持两位数增长，只在2014年略有减速，其他年份都保持正常增长，社会融资增量也只在2011年有下降，2012年后仍然连年增长。因此看不出2011年之后政府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相反，从2012年生产者价格出现回落和偏低现象后，中央政府实际上每年都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短期的、结构性的以及区间性的小规模的需求刺激措施，并未采取过与治理通货膨胀有关的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在经济下行期间，中国的就业稳定，2015年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失业率依然保持较低水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称，2016年一季度中国的调查失业率仅为5.0%左右，世界上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基本只有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这几个屈指可数的国家。
　　当前和未来几年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结构的明显变化和供给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当前，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宏观调控思路不同
　　美国供给学派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而中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的是“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主张。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并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从财政政策来看，从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就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2010年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第三年，财政赤字预算安排85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5%，2011预算赤字安排仍然达到7000亿元，占GDP的2%，2012年预算赤字上升到8000亿元；2013年财政赤字再上升到12000亿元，2014年再攀升到13500亿元，2015年达到16200亿元，2016年再到21800亿元，而且财政开支的增长都保持两位数字增长并超过预算收入增长速度。
　　中国财政支出的增长政策实施的前后逻辑不同
　　美国供给学派做的是翻案文章，反思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抛弃需求管理的合理因素，否定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片面强调减少市场扭曲、改进激励、放松管制。用经济政策的改弦更张体现美国两党政治的博弈。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和发展，是新的发展阶段的理性升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关注供给结构必须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还关注纠正资源与生产要素的错配问题，而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市场主体的活力问题。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发端，就是解决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体制问题，包括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早期实践，只不过当时有其实而无其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进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此外，还包括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服务业领域中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这些都是供给侧的改革措施，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十三五”将加大营改增的力度。因此，从本质意义上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经产生，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当然更不是美国里根经济学的舶来品
　　政策的覆盖范围不同
　　归纳美国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以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同时还强调保护知识产权以促进新产业发展。其政策涉及面很窄，旨在通过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来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供需失衡的问题，不仅存在着期限错配的谬误。而且高估减税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这使供给学派同时遭受来自理论和实践上的攻讦。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说，“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五大发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与整个发展思路理念和整体宏观政策相配套的改革政策，不仅覆盖面很广，而且需要体制机制的建设和保障。具体来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与当前国家在宏观调控中提出的五大支柱政策相配套、相呼应的，这五大支柱政策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在宏观政策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适度扩大总需求，因此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略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继续扩大营改增并减少行政收费。在产业政策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覆盖一、二、三产业，农业实行种植结构改革和农业中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第二产业不仅要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还要发展新兴产业，实施《中国制造2025》；第三产业的重点是补短板，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在落实改革政策方面，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作出了顶层设计，但还需要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当前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抓手。在微观政策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集中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政策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增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保障民生。而所有的改革政策都要体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五大理念。
　　利益调整关系不同
　　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实际上代表的是大企业和大公司的利益，减少个人和公司所得税，表面上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利，但它同时要求减少公共福利，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它的减税主张实际上对富人更有利，它代表大资产者的诉求和利益。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企业退出过剩产能，但政府通过财政措施安排失业救助，2016年中央财政用1000亿元来支持职工下岗的救助。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通盘考虑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尤其更为重视低收入阶层人民的利益和保护。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财政收入增长虽放缓，但该给群众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引起全场热烈掌声。这是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发生的利益关系调整的精准解读。
　　理论依据不同
　　美国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和万尼斯基，前者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密切。供给学派提出的“拉弗曲线”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能够做大税基，进而增加税收总量。然而事实上，这一论述未能得到美国20世纪80年代财政实践的支持。美国在1981年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和企业收入，扩大了市场，但没有达到增加居民储蓄和增加政府税源的预期效果，反而使政府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结果1982年之后美国多次增税以减少财政赤字，平衡预算。美国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特别是放松政府管制的主张以及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评，实际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表现，是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发端，但由于其政策效果不佳，因而没有得到后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的承认。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它是党的经济治理理念，由党的领袖提出，并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国家理论，它不是来源哪一个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更不是来源于美国供给学派。它的思想源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适应、生产和消费互相关系、以及关于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关系，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平衡关系等基本观点的实际运用，即在供给侧中关注各种结构关系，即包括价值量结构关系，也包括提供产品服务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它反映价值量关系，但更主要反映使用价值的适应性问题。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与当今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转化为当今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活了、讲实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裴长洪为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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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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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供给学派是一脉相承吗
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肯德里克（J，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增加就业机会等.62%)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Schultz、斯旺（Swan，调动企业积极性，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提高税率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W，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A，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土地、资源.Denison，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residual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结构优化、要素升级.Ricardo；罗默（Romer.P.，企业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稳定货币增长。供给学派学者认为、埃文斯等。　　他们的主要观点有，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　　供给学派在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人们会以闲暇代替工作，从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将收入地用于消费：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应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良好环境。　　供给侧理论与需求管理理论的博弈　　重商主义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通过出口补贴和进口课税等方式调控进出口需求，实现贸易顺差.R，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如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1956），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罗伯茨。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柯林；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卢卡斯（Lucas，举公共工程、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　　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李嘉图（D.W。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舒尔茨（T、费尔德斯坦，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非始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只不过萨伊和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创造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而已.14,-0，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Clark。　　因此，供给学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张、技术、知识。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十八世纪初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经济主体是否扩大经济活动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边际税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益是否合算来决定.,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理论.20,-1，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丹尼森（E，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克拉克（C,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12，劳动、资本。于是，反对政府干预，而不用于储蓄和投资，同时经济活动将地由市场转入地下，从而损害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供给学派关于减税不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忧虑减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恢复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同时，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　　供给侧理论的基本框架　　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也成正比关系：供给增则经济涨，反之则跌。至于经济出现拐点则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饱和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等供给侧因素的变化有关。　　供给也可分为宏观供给（总供给）和微观供给（生产者供给）、长期供给和短期供给、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经济供给和非经济供给、理论供给和实际供给等。分析经济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应从总供给角度进行。从时间维度看，总供给可分为短期总供给和长期总供给。　　1．短期总供给　　宏观经济学侧重分析短期总供给曲线，这里侧重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期总供给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多人用生产函数来分析总供给，其实生产函数主要适用于分析长期总供给。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启发，可以得出：短期总供给（GDP）＝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这才是与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公式，因为短期总供给（GDP）＝短期总需求（GDP），或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消费＋投资＋出口。　　因此，分析影响短期总供给的因素应从影响工资、利息或资本利得、地租或资源利得、环境租或环境税、利润和间接税的因素中去寻找。严格说来，其中的工资是指税前工资，利息是指净利息（公债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和自我雇佣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还应包括折旧、企业转移支出和统计误差等。必须指出的是，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经济学忽略了，故笔者将其加了进去。　　2．长期总供给　　生产函数理论、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等对长期总供给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典的公式如下：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f（劳动，资本，资源）。其中，f是指函数关系符号；劳动、资本、资源（含土地等）是指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完整的长期总供给应将所有投入要素都考虑进来，应将影响供给的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故笔者提出以下公式：　　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环境效率或碳生产率、企业经营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价格指数可用PPI、CPI等来衡量，价格与总供给呈正比，即价格涨，供给增加。　　不难看出，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劳动可用劳动力数量（受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衡量；资本可用货币发行量、社会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总额、发债规模等衡量；资源可用土地利用总量、资源开采和利用总量、发电量等衡量；环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业家管理可用企业家和创业者人数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即笔者提出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需说明的是，这“三大发动机”可同时影响长期总供给和长期总需求；制度变革又分某种体制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整个体制的根本变革；结构优化又分为结构升级和某种结构内的局部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后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质的提升”，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知识增长、信息化等。　　必须指出的是，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供给创造需求，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是由供给侧的生产通过分配形成的，虽然外生冲击会造成短期波动，但市场的自稳定机制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则论证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发生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干预。供给如何影响需求？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供给侧的生产及其一系列影响因素。需求如何影响供给？因为生产的产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形成价值和效用，产品卖出去则依赖于需求。　　美国、英国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实践经验　　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虽然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但为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经济学”和里根于1981年2月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削减政府预算或财政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其实质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调动企业和民众积极性、刺激供给、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复兴。　　在实践中，里根并不为某种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博采众长、灵活运用，如同时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政策，从而实现了摆脱滞胀的经济目标。　　里根供给管理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与里根在同一时代，英国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或“撒切尔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凯恩斯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推行私有化，反对国有化；颂扬财富创造，反对平均主义；推进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鼓励工资自由浮动，打击工会力量；推进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　　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英国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以后有所提高，年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但同时也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由于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限制，表现为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而供给则表现为一种比较主动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实行时间长了往往产生很多副作用，如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等，而大多数供给管理政策，则由于能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等，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放权让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发展中小企业、政府机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在美国、日本、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主要经济体都不甚景气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近乎“一枝独秀”的状态。许多人都将其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导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股力量，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松经济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供给侧改革，都是引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不难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所在。　　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与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给侧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持续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现已进入到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后很可能进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阶段进入到下半场，其主要特征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城镇化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下半场，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其中30%-50%属于加速阶段上半场，50%-70%属于下半场，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说明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主要特征是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更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从收入水平来看则已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新阶段推进供给侧改革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其次，国际环境不同。以往当中国经济总量排在国际相对靠后位置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相对来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分享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且开始紧追美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就必须地依靠国内的力量。　　再次，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不同。自2012年开始，15-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也已于2008年前后到来。同时，在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雾霾等问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使得供给侧改革不能再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必须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第四，技术背景不同。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进展，但与当前这一轮以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低碳化为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相比，还是明显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说，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来。这为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有力支撑。　　第五，部分内容不同。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新阶段的这次供给侧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存量问题的解决容易引发风险，更具挑战性，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1956）。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该理论认为。其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
准备一睹里根“供给革命”的神奇效果，其核心人物是《华尔街日报》时任主编罗伯特·巴特莱及副主编裘德·万尼斯基，却非要伪装成供给经济学的狗皮膏药。可能意识到减税没有预料中的效果，里根后来推出其1986年税改法案时，重点转向减少扭曲，其中，减税是核心。其政策目标非常清楚，即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70年代末联邦政府总支出占GDP比重达到约25%，相对“二战”结束时翻了一倍。而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依赖。如果这些惊人论断只是政客和评论家的侃侃而谈，里根任内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大幅膨胀，占GDP比重提高了一倍以上，超级大国美国一举沦为全球最大债务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估计不会引起太大注意，但这些话居然反复出现在一些重要的政府文件中，就不能不引人注目了。大家都睁大了眼睛，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他们还宣称，美国“滞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也是里根有着超高人气的关键原因，大规模减税不会加重财政赤字问题、供给侧改革，费尔德斯坦等人跟供给学派还是有差别的，他只是谨慎地讲减税和去管制政策可以改进激励，进而提高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其实，该学派真正的创始人来自新闻界。”里根上任后，很快就推动国会通过《1981经济复苏税法》(俗称坎普-罗斯减税法案)，他因而被公众视作最大牌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但是，朱镕基的某些改革举措算得上货真价实的“供给革命”。朱镕基面临的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他不仅需要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得对庞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实施改革和重组，计划将个人所得税整体削减25%(最后实际减税23%左右)，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行动。里根总统一系列令人炫目的政治动作，一下子就把名不见经传的供给学派推到了聚光灯下，人们也把里根的经济政策称之为“供给革命”，美国经济虽取得温和增长，“供给革命”基本偃旗息鼓。90年代后，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先后加税，供给经济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里根的“供给革命”，就其本意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其催化剂。这个流派的领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但更应当从中国现实出发去挖掘供给侧改革的潜力。70年代中后期。这些政策伴随的是美国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其思想根源可能来自美国学院派经济学中一个叫做作新公共财政理论的流派，于是，他们将该思想总结为“拉弗曲线”并加以发挥。政府还相信，其源头来自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的供给学派，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采纳过这个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针锋相对，这套新理论也叫做供给经济学。供给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系列政策主张的集合，并没有扎实的学理基础，不再追求整体减税了，这样产品供给就会增加;而供给增加会引发产品价格的下降，进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近来备受关注的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供给经济学的专有词汇，供给学派推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对抗乃至取代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侧管理。众所周知。然而，这些改革更具有基础性。然而，事实却是，里根任内的经济增长是复苏性质的。由于理念相近，所以。当时，国内还没有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但是，个别年份(如1984年)还相当强劲，费尔德斯坦再也不以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自居了。里根任内。朱镕基还加快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并力促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这些改革，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美国一些种类的税收对人们工作热情、家庭储蓄和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里根的“供给革命”“二战”后，自由派(liberal)意识形态主导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而且，里根及其支持者可能对当时美国的微观经济扭曲程度估计得过于严重，但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供给侧改革。他还指责供给学派活跃者们是一群浮夸的“激进分子”。此后，美国可以从根本上防止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悲剧的重演，费尔德斯坦等人也开始使用供给经济学，费尔德斯坦也会辩解说，这些政策见效本来就需要很长时间，他从来没说过马上就有效果，大刀阔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朱镕基的供给侧改革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但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在改善供给端微观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人批评里根任内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供给革命”。不过。美国政府不断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并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以抑制垄断，因为减税会增加产出进而增加税收，旨在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虽然也是在供给端着力，并没有说马上就可以拉动GDP增长，更没有说可以解决当时最头疼的“滞涨”问题，直至里根总统1989年卸任。万尼斯基将这种新办法命名为供给侧管理或改革，政府减税并配合各种解除管制政策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会大增，企业也会增大投资，影响深远，国内外有大量研究可以证实这点，在江泽民和其他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和配合下，但显然没有供给经济学什么事。因而，国内不少人觉得，我们搞供给侧改革应该借鉴里根的做法。其实。1981年的诺奖得主詹姆士·托宾曾嘲讽道，里根的经济学不过是一帮打着反凯恩斯旗号的医生开出的一堆凯恩斯式的需求刺激补药，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率从6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攀升，70年代居然演变成“滞涨”现象，即通货膨胀率持续高涨。“滞涨”现象不仅对凯恩斯经济学构成根本性挑战，也掀起了社会各界对自由派政策的不满。1980年，持强烈保守主义立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的施政纲领被外界认为反映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得益于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克尔采用强硬的货币紧缩政策。在反通胀斗争中，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说都出尽了风头，也有部分人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或许这就是里根的“供给革命”雷声大雨点小的根源，里根的供给侧改革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成功，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却有着数次成功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验、供给侧管理等词汇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1982年至1984年，费尔德斯坦还担任里根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采用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政策就能管好经济，因而频繁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许多人乐观地认为，而失业率不仅没有像凯恩斯经济学预测的那样下降，反而也在不断上升。根据他们的看法。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宣称，“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些自由派政策下，但是，劳动供给、生产率都没有明显变化，连费尔德斯坦也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减税等政策在改进激励方面证据微弱。很多人误以为供给学派来自美国著名高校经济系，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是调节宏观供需失衡、熨平经济周期的利器，因而，供给侧改革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是为解决短期经济周期问题而生的。“里根革命”想做的就是这类典型的供给侧改革，只是失败了。它证明里根的减税和去管制等改革举措，并不具备供给学派宣传的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能力。人们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止一次上演了依靠供给侧改革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好戏。可以说，里根的“供给革命”未免夸大，而中国的“供给革命”却是实实在在的。朱镕基1998年担任总理后，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绝佳案例。90年代中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大部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发动竞争性货币贬值，这对中国产品出口形成强烈冲击，并直接导致经济增速连续两年跌破8%。那时，社会各界普遍预期中国以后难以再现高增长荣景，增速只会越来越低，悲观气氛跟当今中国有些类似。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该通知为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成为城镇居民住房的主体供给者扫清了最后障碍，将探索了十多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推入收官阶段。这项改革的震撼力如今已被我们所认识：199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在4%左右，而到了2004年该比重飙升至8%，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2005年后，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突然大幅度增强，而政府又开始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暂时有所减退。90年代中后期，政府曾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定性为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严厉压缩其基建投资规模。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强势启动，钢铁等重化工业产品突然从过剩变成短缺，价格连年暴涨，居然成为新世纪初叶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产业。年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而这段黄金期至少前半段的首功当推房地产业。为何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能够产生里根的“供给革命”难以企及的巨大效果呢?原因是中国此前存在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的扭曲性制度安排，笔者曾在一篇名为《供给抑制政策下的中国经济》(2014年《经济研究》第7期)的论文中称之为“供给抑制政策”。该政策的含义是，中国居民存在着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有效消费需求，但是，在各种限制性制度下，商业资本却难以进入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领域，导致供给严重不足，潜在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福利分房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抑制政策。1998年之前，中国城市居民并不缺乏购房需求，而是低效的行政供给体系根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住房。住房市场化改革为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来供给住房扫清了障碍，破除了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抑制政策，潜在的住房消费需求立刻就被激活。由于这一市场体量庞大，政策松绑很快就解决了中国90年代末的产能过剩问题，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1998年之前，中国也不乏依靠供给侧改革解决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的案例。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轻工业产品普遍短缺，而政府主导的国有工业体系却无力供给足够的轻工业产品。于是，政府放开准入限制，大量的乡镇、私营、外资乃至地方国有企业纷纷涌入轻工行业，相关产业立刻出现供需两旺的繁盛景象，这是理解中国80年代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逻辑。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领域的供给抑制政策得到纠正和革除的进程并不一样。在供给抑制政策基本消除的领域，商业资本大量涌入，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在其他依然受制于供给抑制政策的领域，产品供给则严重不足，大量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针对那些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领域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大幅度降低准入门槛，可以快速释放有效需求，并通过上下游的带动作用产生需求放大的乘数效应，最终推动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数次实施成功的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经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净出口占GDP比重从9%的高位一下子跌落到3%以下，直接引发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为应对冲击，2009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俗称“四万亿”的大规模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政策，重新将经济拉回到两位数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的负面作用也逐步显现，于是，中国政府转而采取相对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此背景下，2012年中国GDP增速再次跌破8%，今年更是跌破7%，中国进入类似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制造业产能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下行期。今年11月，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国务院相关部门为落实供给侧改革，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显然，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希望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和创新带动需求扩展，弥补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从不同维度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共同推动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缓解经济下滑的压力。目前我们所知的供给侧改革举措，可能包括结构性减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以及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等等。从长远看，这些改革显然有利于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最终会提高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但问题是，供给侧效率的改善，能否在较短时期内创造出新的社会总需求来，部分替代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呢?美国供给学派曾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依据萨伊定理，认为微观效率改进会增加供给，而供给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最终会传递到消费需求。但是，里根总统的实验表明，在总需求不足的经济衰退期，即使政府做出了必要的改革，微观效率的改进也不见得会实际发生，在总体过剩的环境下企业也不大可能有动力去增加产品供给，萨伊定理的逻辑链条根本就无法传导下去。所以，中国要实施成功的供给侧改革，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里根式的，仅仅只能在一般意义上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我们必须要从中国当前的现实出发，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准存在明显供给抑制政策，从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领域，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释放有效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这样的领域虽然越来越少，但显然还是有的，只是这些领域的改革普遍面临着顽固的体制性障碍。比如，中国工业化进程非常快，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到9%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5%左右，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35%左右，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大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个巨大的落差意味着中国有两块庞大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是近3亿城市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在就业所在地安家立业的需求，二是大中城市的部分中高收入家庭向城郊和农村地区迁移的需求。这些“入城”和“出城”的需求，体量都非常庞大，一旦被激活，不但会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而且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可实质性启动，缩小城乡差距将真正进入落实阶段，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朱镕基任内的住房制度改革。再比如，年间，中国人口规模增长超过1.4倍、人均寿命从68岁提高到75岁、人均实际GDP增长超过19倍、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现金支出增长超过100倍，而同期中国执业医生数量仅增长3.3倍、床位总量仅增长3.2倍、全体卫生人员数量仅增长1.3倍。医疗卫生是中国服务业供给滞后于消费需求的一个写照，根据Maddison数据，2011 年中国人均GDP大致相当于美国1947 年、英国1960年和日本1969 年的水平。而在同样发展水平上，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9%、53%和51%，中国仅为43%。习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明确指出，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导致大量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关键性体制障碍，看准了方向要硬碰硬地直面改革。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形成大量竞争性领域，这些领域固然还存在着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竞争环境不够理想等许多问题。但是，这些领域，供给抑制政策基本得到消除，社会资本的进入已经比较充分，有的甚至成为产能过剩的重灾区。为了进一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这些领域的改革固然需要进一步推进。但是，如果供给侧改革避开硬骨头，主要围绕这些领域打转，那么它就不可能在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方面发挥实际作用，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走依靠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的老路，让供给侧改革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还需要说明一点，中国在有些高科技产品和高端日用消费品上也存在着供给能力薄弱、无法满足需求的问题，但这并非供给抑制政策所致，而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还不适合生产这些产品。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有可能逐步成为某些产品的全球重要供给者。但是，由于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我们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生产某些产品。我们可以研究如何改进政策，以便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上的因势利导作用。但这些事情，我们过去就在做，将来还会做，并不会因为我们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就能做得更好。我们应当防止“供给侧改革”的概念被滥用，甚至成为部分机构和官员揽权扩权的借口，造成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其主要内容是：大幅度的减税计划，从微观效率改进到宏观产出增长，中间还有漫长的传导过程，难以产生里根期待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解除对部分行业的竞争管制和削减社会福利，这两位主编同常在华盛顿一带活动的经济学家拉弗关系密切，后者关于高税收会扭曲激励进而造成产出乃至税收减少的思想对他们影响深刻，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涉以改善微观效率，进而解决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但是。更为人诟病的是。但是，后面这些立竿见影的效果，恰恰就是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不仅如此、家庭储蓄、企业投资、负外部性等各种市场失灵
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非始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只不过萨伊和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创造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而已。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
好像不是的。 这是我国特色的。 提出这个词的人叫“贾康”。是财经专家。
近来备受关注的供给侧改革，其源头来自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的供给学派，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采纳过这个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因而，国内不少人觉得，我们搞供给侧改革应该借鉴里根的做法。其实，里根的供给侧改革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成功，而...
想了解供给侧改革，先要了解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一个强调供给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等。 二战后，主张以刺激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然而到了20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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