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个中欧城市入选《中欧智慧城市发展报告》
拉法兰作序
《中欧智慧城市发展报告》于9月22日在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创新大会上发布。报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城镇改革发展中心（CCUD）组织发布。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为该报告题写的序言中指出，都市化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位居世界最大挑战之列。为人类提供可持续的、宜居的并且以人为本的城市是将来几代人努力的工作重点。面对这些挑战性任务，“需要再次强调中欧合作的重要性”。拉法兰高度赞扬了在欧盟委员会的指导下，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等，为推动中欧城市间合作做出的贡献，他还称《中欧智慧城市报告》是“一本具有教育指导意义的杰作”。
《中欧智慧城市发展报告》主编，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研究员介绍，2015年11月和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和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分别于香港、深圳主办了一、二届“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峰会”，旨在落实《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搭建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平台。共计有30个欧洲城市和40个中方城市获得了各类奖项。在欧盟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城市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编写了这本《中欧智慧城市发展报告》。
中国香港、深圳、武汉、宁波、佛山等30个中方城市案例，以及巴黎、巴塞罗那、米兰、马尔默等20多个欧洲城市案例入选《中欧智慧城市发展报告》。
冯奎研究员介绍，中欧智慧城市有多方面不同，可以互相借鉴。欧洲智慧城市实践的理念目标更加务实，偏向切实生活和环境改善；中国理念视角更加宏观，偏向政策管理和城市整体优化。应用领域 欧洲偏能源和环境 中国偏数据和管理。
冯奎：中国与欧洲智慧城市发展的8个不同点原载《中国经济导报》
一、理念目标：欧洲更偏实际生活和环境改善中国更偏政策管理和整体优化
相较而言，欧洲智慧城市实践的理念目标更加务实，偏向切实生活和环境改善；中国理念视角更加宏观，偏向政策管理和城市整体优化。
欧洲智慧城市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碳排放等具体的指标控制为落脚点，实现市民生活便利、环境资源保护、经济繁荣增长等目的。如阿姆斯特丹提出到2025年较199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40%的具体指标，以此指标来设计具体实践项目。
根据不同的发展需求，欧洲各国以城市为单位设定了不同的智慧城市发展理念与目标。如赫尔辛基旨在建设商务环境最好的城市；哥本哈根旨在至2025年实现碳中和等。
中国智慧城市以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为追求，以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国际智慧交流为落脚点，实现绿色城镇优化、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目标。
同时，对于城镇化程度不同的区域，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对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智慧城市建设更强调在现有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改善，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对于城镇化程度比较低的地方，现阶段更强调夯实城市建设基础，如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从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构建智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
二、应用领域：欧洲偏能源和环境，中国偏数据和管理
从2016年中欧奖申报城市分析，欧洲智慧城市能源、环境生活相关的项目占多数，而中国重点偏向数据信息和规划管理。
欧洲城市的项目应用领域主要可以分为产业经济、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三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可分为多个小类，包括：城市规划、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筑、教育、监控管理等，基础设施仍然是欧洲智慧城市推进过程中的首选关注领域。总体来说，应用领域中，公共设施项目偏多，其中以智慧交通和能源为主。对于数据信息系统已经发展较为完善的欧洲城市而言，重点在于利用数据信息的系统分析，合理分配利用资源，增强市民的参与度，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系统。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领域包括：旅游、物流、工业、医药、文化、农业、制造业、经济、商业、监控管理、教育、餐饮、城市规划、电子商务等。其中非政府主导项目中，商业偏多，并且扩散性强、发展迅速，又以电子商务、交通为主。政府主导项目中，公共设施偏多，其中以各省市智慧政务、安全城市和智慧民生为主。除了一线城市，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还处于加强建设信息基础设施阶段，对于二、三线城市而言，物联网系统普及、大数据收集、数据公开、产业转型是智慧城市今后重点发展领域。
三、法律监管：欧洲较成熟规范中国尚在探索发展
欧洲智慧城市建设中，本地法律及政策影响更大，欧盟法律及政策起间接性作用。由于欧洲各城市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强，拥有很高的财政独立性，所以欧盟大的政策框架功能倾向于引导、协调和激励企业，仅产生间接影响。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国家法律及政策影响更大。由于中央政府对各地管控力强，所以地方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均与中央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中国的法律监管还在探索发展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现阶段分别在大、特大城市选择试点区域，在二三线城市中选择发展时机成熟的城市作为试点，对本地区发展的智慧城镇进行顶层设计和详细规划，提供法律政策支持，着眼于更大区域背景，以期形成可推广的法律监管模式。
四、标准规范：欧洲把握先机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
欧洲及时将实践转化为标准规范，并控制国际话语权。相较之下中国权威政策及标准规范有待完善。
欧洲的信息化社会发展较早，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智慧城市发展基础较为成熟。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全面铺开时能及时将相关经验转化为标准规范。同时，欧洲城市积极发起各类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并与标准规范互为验证和依据。欧洲标准以此控制了全球的话语权。
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与地方发布的众多政策与规划相比，国家层面的政策相对缺乏，标准仍需进一步完善。虽然在多个中央通知、规划纲要中均有智慧城市发展方向的体现，几乎所有的省区和副省级以上城市都在其“十二五”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建设的智慧化和低碳化相关内容，各地方研究院也研究出台了多部评价指标体系，但仍然缺乏全国统一标准规范。
对于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政府及权威机构应及早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作出整体的构思与设计。根据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要求，建立包括经济繁荣增长、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等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作好环境预测和评价。同时在政策方面，政府应逐步设立法制约束，规范企业、公众的行为。
五、推进模式：欧洲大多自下而上，中国大多自上而下
现阶段中欧智慧城市的推进主体总体来说都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合作模式有非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政企研合作和国内外主体共同参与等模式。
欧洲智慧城市的推进模式大多是自下而上，以具体项目实施为主；同时，也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管和支持，如欧盟2020战略、欧盟LivingLabs生活实验室等战略以及少数政府主导项目。在欧洲推进模式中，欧盟或世界级组织作为指导单位，通过一系列国际性会议发表一系列战略、章程、基金计划和立法文件规范和支持欧洲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欧洲城市、地方政府等相应专职机构依据文件展开智慧城市相关项目与合作，并得到相关基金计划项目的资金支持。同时，企业与公众作为投资者和参与决策者共同参与。
中国的智慧城市大多自上而下，以政策激励为主；同时，也在鼓励和引导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创新，如正兴起的PPP新型投资模式，以及滴滴、摩拜、京东、阿里巴巴等新型智慧产业。智慧城市甚至整体城市建设的推进正由完全政府决策、政府投资的模式转向政府引导、多方投资（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决策（智库、公众、政府、企业等）的多元合作模式，形成良性互动。在中国推进模式中，政府及智库担任政策引领、规划研究、专家咨询的角色，设定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目标，引导试点城市发展。试点城市根据相关指导推进由多方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引进国际资源与高新人才促进综合技术应用。在试点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及智库根据发展理念制定评价指标体系，规范评估其发展，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范例，最终对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起到借鉴示范作用。
六、技术研发：欧洲基础性研究较多，中国应用型研究较多
欧洲城市中研究并应用了多种主要技术，主要可以分为智慧网络、智慧物品、智慧服务三大类，其中智慧服务技术类型数量较多。不同城市的技术运用与研发并不相同，但都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针对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甚至德国“智慧城市”并没有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国人熟知的新型信息技术，但都以人文关怀、环境改善、能源节约为理念进行研究。
由于欧美智慧城市探索较早，中国借鉴了许多国外已经成型的技术及发展理念，应用研究较多。将许多技术和设备引进后转换为应对国内市场和管理需求的应用模式，拉动国内智慧产业发展、驱动城市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各城市逐渐夯实三大技术应用基础：广泛化通信技术、普及互联网技术、发展嵌入式技术。在技术研发上，政府也提供引导和支持，例如创建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等具备核心智慧创新竞争力的园区，同时资金支持高校科技研发及国内外技术交流。
七、资金模式：欧洲偏向协同投资，中国从政府包办向协同投资转型
欧洲主要的资金模式包括4类：对于科研项目，以政府科研投资引导为主；实际建设项目中，PPP投资模式较为常用，普遍做法是，企业甚至公民，在公共机构、银行基金会等组织的引导下对具有回报前景的建设（特别是建筑业）进行投资；跨行业投资，企业之间出现的灵活投资模式，如尼斯的节能项目，将家庭节能兑换为积分，再将积分由能源供应商兑换成钱，通过众筹平台来投资其他当地项目；国际协同投资，很多项目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展开，不同国家之间协同投资，同时欧洲发达的旅游业也带来了众多国外投资者。
中国主要资金模式包括3类：一是政府投资，由政府发起、把控、提供专项扶持资金投资建设，这在中国是主要的资金模式；二是政府引导的商业风投，由政府发起，企业、非营利机构、政府等多方协同投资建设，这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型投资模式；三是PPP等协同投资模式也逐渐出现，且在国内发展迅速，是目前城市建设项目最热门的投资模式。
其中，PPP模式的相关智慧项目预计未来10年投资可达万亿。该模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法律规范与标准制度亟待健全和完善，缺乏政府统一规划指导的盲目建设，可能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八、实施平台：欧洲以专职机构平台主导，中国以政府平台主导
欧洲智慧城市项目的选取和推进几乎都有相应专职机构主导。这类平台或由政府相关职能机构来担任，或是政府与企业合作，之后由具有研究机构背景的组织来居中协调。由于欧洲整体法制较为完善，政府对各类项目实施的管控力度很强，所以城市建设比较规范化。但管控力度过强导致商业创新力度较弱。
中国智慧城市项目实施以政府平台为主。由于现阶段各类标准规范及相关政策都在摸索阶段，市场自由发挥的成分较多，反而激发了企业的商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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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国内外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周文鹏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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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智慧城市, 技术, 模式, 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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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9" Month="4" Year="-04-29专家观 | 中国与欧洲智慧城市发展的8个不同点
一、理念目标—欧洲更偏实际生活和环境改善 中国更偏政策管理和整体优化
相较而言，欧洲智慧城市实践的理念目标更加务实，偏向切实生活和环境改善；中国理念视角更加宏观，偏向政策管理和城市整体优化。
欧洲智慧城市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碳排放等具体的指标控制为落脚点，实现市民生活便利、环境资源保护、经济繁荣增长等目的。如阿姆斯特丹提出到2025年较199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40%的具体指标，以此指标来设计具体实践项目。
根据不同的发展需求，欧洲各国以城市为单位设定了不同的智慧城市发展理念与目标。如赫尔辛基旨在建设商务环境最好的城市；哥本哈根旨在至2025年实现碳中和等。
中国智慧城市以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为追求，以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国际智慧交流为落脚点，实现绿色城镇优化、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目标。
同时，对于城镇化程度不同的区域，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对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智慧城市建设更强调在现有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改善，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对于城镇化程度比较低的地方，现阶段更强调夯实城市建设基础，如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从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构建智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
二、应用领域—欧洲偏能源和环境 中国偏数据和管理
从2016年中欧奖申报城市分析，欧洲智慧城市能源、环境生活相关的项目占多数，而中国重点偏向数据信息和规划管理。
欧洲城市的项目应用领域主要可以分为产业经济、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三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可分为多个小类，包括：城市规划、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筑、教育、监控管理等，基础设施仍然是欧洲智慧城市推进过程中的首选关注领域。总体来说，应用领域中，公共设施项目偏多，其中以智慧交通和能源为主。对于数据信息系统已经发展较为完善的欧洲城市而言，重点在于利用数据信息的系统分析，合理分配利用资源，增强市民的参与度，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系统。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领域包括：旅游、物流、工业、医药、文化、农业、制造业、经济、商业、监控管理、教育、餐饮、城市规划、电子商务等。其中非政府主导项目中，商业偏多，并且扩散性强、发展迅速，又以电子商务、交通为主。政府主导项目中，公共设施偏多，其中以各省市智慧政务、安全城市和智慧民生为主。除了一线城市，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还处于加强建设信息基础设施阶段，对于二、三线城市而言，物联网系统普及、大数据收集、数据公开、产业转型是智慧城市今后重点发展领域。
三、法律监管—欧洲较成熟规范 中国尚在探索发展
欧洲智慧城市建设中，本地法律及政策影响更大，欧盟法律及政策起间接性作用。由于欧洲各城市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强，拥有很高的财政独立性，所以欧盟大的政策框架功能倾向于引导、协调和激励企业，仅产生间接影响。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国家法律及政策影响更大。由于中央政府对各地管控力强，所以地方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均与中央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中国的法律监管还在探索发展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现阶段分别在大、特大城市选择试点区域，在二三线城市中选择发展时机成熟的城市作为试点，对本地区发展的智慧城镇进行顶层设计和详细规划，提供法律政策支持，着眼于更大区域背景，以期形成可推广的法律监管模式。
四、标准规范—欧洲把握先机 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
欧洲及时将实践转化为标准规范，并控制国际话语权。相较之下中国权威政策及标准规范有待完善。
欧洲的信息化社会发展较早，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智慧城市发展基础较为成熟。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全面铺开时能及时将相关经验转化为标准规范。同时，欧洲城市积极发起各类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并与标准规范互为验证和依据。欧洲标准以此控制了全球的话语权。
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与地方发布的众多政策与规划相比，国家层面的政策相对缺乏，标准仍需进一步完善。虽然在多个中央通知、规划纲要中均有智慧城市发展方向的体现，几乎所有的省区和副省级以上城市都在其“十二五”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建设的智慧化和低碳化相关内容，各地方研究院也研究出台了多部评价指标体系，但仍然缺乏全国统一标准规范。
对于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政府及权威机构应及早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作出整体的构思与设计。根据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要求，建立包括经济繁荣增长、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等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作好环境预测和评价。同时在政策方面，政府应逐步设立法制约束，规范企业、公众的行为。
五、推进模式—欧洲大多自下而上 中国大多自上而下
现阶段中欧智慧城市的推进主体总体来说都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合作模式有非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政企研合作和国内外主体共同参与等模式。
欧洲智慧城市的推进模式大多是自下而上，以具体项目实施为主；同时，也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管和支持，如欧盟2020战略、欧盟Living Labs生活实验室等战略以及少数政府主导项目。在欧洲推进模式中，欧盟或世界级组织作为指导单位，通过一系列国际性会议发表一系列战略、章程、基金计划和立法文件规范和支持欧洲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欧洲城市、地方政府等相应专职机构依据文件展开智慧城市相关项目与合作，并得到相关基金计划项目的资金支持。同时，企业与公众作为投资者和参与决策者共同参与。
中国的智慧城市大多自上而下，以政策激励为主；同时，也在鼓励和引导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创新，如正兴起的PPP新型投资模式，以及滴滴、摩拜、京东、阿里巴巴等新型智慧产业。智慧城市甚至整体城市建设的推进正由完全政府决策、政府投资的模式转向政府引导、多方投资（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决策（智库、公众、政府、企业等）的多元合作模式，形成良性互动。在中国推进模式中，政府及智库担任政策引领、规划研究、专家咨询的角色，设定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目标，引导试点城市发展。试点城市根据相关指导推进由多方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引进国际资源与高新人才促进综合技术应用。在试点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及智库根据发展理念制定评价指标体系，规范评估其发展，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范例，最终对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起到借鉴示范作用。
六、技术研发—欧洲基础性研究较多 中国应用型研究较多
欧洲城市中研究并应用了多种主要技术，主要可以分为智慧网络、智慧物品、智慧服务三大类，其中智慧服务技术类型数量较多。不同城市的技术运用与研发并不相同，但都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针对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甚至德国“智慧城市”并没有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国人熟知的新型信息技术，但都以人文关怀、环境改善、能源节约为理念进行研究。
由于欧美智慧城市探索较早，中国借鉴了许多国外已经成型的技术及发展理念，应用研究较多。将许多技术和设备引进后转换为应对国内市场和管理需求的应用模式，拉动国内智慧产业发展、驱动城市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各城市逐渐夯实三大技术应用基础：广泛化通信技术、普及互联网技术、发展嵌入式技术。在技术研发上，政府也提供引导和支持，例如创建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等具备核心智慧创新竞争力的园区，同时资金支持高校科技研发及国内外技术交流。
七、资金模式—欧洲偏向协同投资 中国从政府包办向协同投资转型
欧洲主要的资金模式包括4类：对于科研项目，以政府科研投资引导为主；实际建设项目中，PPP投资模式较为常用，普遍做法是，企业甚至公民，在公共机构、银行基金会等组织的引导下对具有回报前景的建设（特别是建筑业）进行投资；跨行业投资，企业之间出现的灵活投资模式，如尼斯的节能项目，将家庭节能兑换为积分，再将积分由能源供应商兑换成钱，通过众筹平台来投资其他当地项目；国际协同投资，很多项目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展开，不同国家之间协同投资，同时欧洲发达的旅游业也带来了众多国外投资者。
中国主要资金模式包括3类：一是政府投资，由政府发起、把控、提供专项扶持资金投资建设，这在中国是主要的资金模式；二是政府引导的商业风投，由政府发起，企业、非营利机构、政府等多方协同投资建设，这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型投资模式；三是PPP等协同投资模式也逐渐出现，且在国内发展迅速，是目前城市建设项目最热门的投资模式。
其中，PPP模式的相关智慧项目预计未来10年投资可达万亿。该模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法律规范与标准制度亟待健全和完善，缺乏政府统一规划指导的盲目建设，可能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八、实施平台——欧洲以专职机构平台主导 中国以政府平台主导
欧洲智慧城市项目的选取和推进几乎都有相应专职机构主导。这类平台或由政府相关职能机构来担任，或是政府与企业合作，之后由具有研究机构背景的组织来居中协调。由于欧洲整体法制较为完善，政府对各类项目实施的管控力度很强，所以城市建设比较规范化。但管控力度过强导致商业创新力度较弱。
中国智慧城市项目实施以政府平台为主。由于现阶段各类标准规范及相关政策都在摸索阶段，市场自由发挥的成分较多，反而激发了企业的商业创新。
原文首发于中国经济导报，作者单位：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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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发展智慧城市有何不同？
国内外发展智慧城市有何不同？
　　从概念提出到落地实践，从风险评估到监理全程跟踪监管，关于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探讨从未停止。全球来说，智慧城市的建设呈点状分布。美国迪比克市、韩国仁川市、爱尔兰戈尔韦湾、丹麦哥本哈根&&它们探索着城市发展的智慧路径。自2009年，美国IBM公司在中国连续召开了22场智慧城市讨论会，引爆&智慧城市&理念之后，我国不少城市也积极加入了这个&智慧愿景&的探索。然而国内外城市由于建设背景不同、探索路径不同，因而在摸索过程中得出的经验与教训也不尽相同。
　　一、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
　　国外：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开始研究如何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重新审视城市的本质、城市发展目标的定位、城市功能的培育、城市结构的调整、城市形象与特色等一系列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针对如何加大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服务和运行中的创新性应用，相继提出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战略举措，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城市智能发展的新模式开始孕育成型。
　　国内：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城市人口增长与承载能力不协调，使得资源与环境生态压力日渐增大；政府公共管理与公众需求之间的矛盾，造成城市管理协同性差、办事效率低；产业格局与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导致传统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方法难以为继。如何加快城市管理和运行创新，成为城市建设者与管理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同时，由于我国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以及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为城市新发展带来机遇。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以及对GDP增长是否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深刻思考，催生了社会各界对电子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等的探索。
　　二、智慧城市建设路径分析
　　国外：国家战略。&国外很多国家将建设智慧城市纳入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纷纷出台一系列相关鼓励政策，明确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方向、目标以及重点建设内容，以此来推动本国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发展促进工作联盟副秘书长、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智慧城市评估咨询中心经理王理达告诉记者。如美国率先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计划。韩国从1992年开始，开展了第二次国家骨干网的建设，实现了行政电子化网络管理的目标。日本政府于2009年7月制定了《i-Japan2015战略》，旨在到2015年实现以人为本，&安心且充满活力的数字化社会&。
　　市政管理。各国致力于用精准、可视、可靠、智能的城市管理推进城市管理和运行的智慧化。通过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使市政设施具备感知、计算、存储和执行能力。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于2008年8月启动了智能电网城市工程，成为美国第一座开展智能电网的城市。
　　社会各界参与。国外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逐渐改变以技术为中心的思想，确立了&以人为本&理念，建立无所不在的社会服务环境。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不断促进人们的生活与学习。
　　国内：以发展智慧基础设施为重点。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大力建设城市信息基础设施，铺设光纤骨干网、实现有线网络入户，无线网络覆盖公共区域、增加网络宽带、推进三网融合，以期建成互联互通的城市信息网络。如泛长三角区域&沪、苏、浙、皖、赣、闽&五省一市实现高速公路ETC互联互通。
　　以发展智慧的管理和服务为重点。在建设时，重点建设一批重点示范项目，通过各类信息化手段改造提升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大幅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职能水平，促进城市和谐可持续发展。
　　以发展智慧人文和智慧生活为重点。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均在为切实改进人们生活方式而努力。如深圳市从科技、人文、生态三个方面打造智慧城市，并以此作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突破口。企业更是积极研发，确保用户有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
　　三、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分析
　　国外：将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美国奥巴马政府认为&智慧地球&与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同等重要，将&智慧地球&上升为美国国家战略。2009年9月，美国迪比克市宣布将建成世界上首个一体化的&智能城市&，建设智能的水、电和交通运输。目前，迪比克市智能水表项目已经取得成效，不仅为城市节省了大量用水，并且因为智能水表自动抄表（AMR）功能，为城市每年节省144000美元的人工费用。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各国目标均非常清晰，力争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以增强国际竞争力。新加坡&智慧国2015&计划的预计成果包括凭借ICT增强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及促进产业增长提高产业竞争力。
　　试点的选择与建设谨慎而务实，实验范围&小而精&。美国选择迪比克市作为试验城市，是因其人口规模适中；欧盟以实验性的发展智能电网、智能城市交通以及相关的智能医疗系统作为突破口；新加坡优先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占优势的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及电子政府建设。
　　充分发挥技术作用，积极应用科技手段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迪比克、斯德哥尔摩、鹿特丹等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的方案中，使用了各种类型的传感器、RFID技术，并与互联网、计算机等一同组成了智慧体系。
　　注重建立规则和培养秩序，在带动市场发育的同时也发挥了指导和协调作用。
　　国内：目前，国内部分城市已经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先行一步，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但目前总体来说还处在探索阶段，建设工程大多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内容多、运行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大客户中心业务拓展部部门经理王达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关于智慧城市，我国现在多数城市还处在概念探索阶段，要真正形成一种智慧氛围，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总的来说，我国的智慧城市探索，火热程度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投融资以及风险监控等方面，还需提高警惕。&
　　四、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国外：理论体系亟待完善。虽然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浪潮异常迅猛，但是很多国家并没有完善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因此会带来很多不可预见的城市建设风险。投资风险抗拒能力需加强。智慧城市与城市化的结合，一方面使得房地产行业泡沫引向智慧城市，加剧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投资风险。韩国的松岛，是一座新兴城市，尽管政府使用多渠道、组合式的融资方式，但不得不承认，其中大部分投资来源于地产开放商的风险投资。
　　信息安全与隐私泄露风险与日俱增。即使是对于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重视程度很高的国家，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也存在国家与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始终是智慧城市建设必须考虑的重要课题。
　　国内：缺乏智慧城市宏观指导，建设方向把控能力不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考核，盲目跟风，往往致使智慧城市成为空谈，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采访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时，他指出，虽然，关于智慧城市的探讨是当前大热，但是，一些地方对智慧城市的内涵还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们往往是把简单的&信息化&、&云计算&、&大数据&等拼成一个大饼，然后贴上&智慧&的标签，就称之为智慧城市。&实际上，这并不是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同部门、不同行业间的信息应是互通有无。&但是，当前多数城市、多数部门、行业均各自为政，无法达到信息共享。致使&信息孤岛&的僵局难以打破。&王理达表示，&我们在地方做项目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个部门并不情愿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拿出来共享。相反，他们渴求他人与自己共享信息。&如此种种，降低了城市的运行效率。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压力和投资风险共存。因为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一定盲目性，存在跟风建设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融资渠道单一，房地产开发商的风险投资也占一定比例。在监理的实际工作中，王达认为，&智慧城市某些系统在建完之后，并没有专门的运营机制来支撑。同时，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投融资方式多样，应特别注意风险把控，应在预算等资金管理方面加强监管。&
　　智慧城市还处在规划和初期建设阶段，缺乏有效的考核指标。现阶段，还没有一定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城市是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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