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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p={ dwrMethod:'queryLikePosts',fpost:'1e0acd82',userId:,blogListLength:2};　　汤因比：来世我愿生在中国　　（文|池田大作）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对历史有独到眼光。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晚年的汤因比对西方文明持有悲观失望的情绪，希望以儒家传统文化来拯救西方的没落。他的多卷本巨著《历史研究》集中展现了他的思想和成就。　　正如汤因比博士所预见的，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阿·约逝世。汤因比博士已去世30年。此刻，感慨萦怀，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伦敦那整洁的住宅里交谈的那些黄金般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该多么高兴啊。　　对谈开始，眼镜后面总是面带微笑的博士的目光严肃起来，说：　　“开始吧，为了21世纪的人类，让我们交谈下去！”　　这句话凝聚着博士的真情。那是1972年，熏风吹拂、鲜花绽放的5月。博士83岁，浑身充满了沉静的热情，和44岁的我坦诚相对。　　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恰好电视播报在英国召开首脑会议的新闻。博士看着，悠然说了一句话，至今在我胸中震响——　　“可能我们的对话不惹人注意，但是将永远留存下去。”　　那时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　　在东西冷战的旋涡中，各种既成势力对我的倡言施加压迫。然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日本非缔结友好不可，这就是我的信念。　　汤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这种行动。　　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说：“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浅薄的指责跟本质毫无关系。我们还是谈本质问题吧。”　　我们谈论的本质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就是探究“何谓人”“何谓社会”以及“何谓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这就汇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　　博士用他那无以伦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　　博士集毕生学术之大成所说的警世词句须臾不离我耳畔。　　对于哲学告缺、迷失方向的现代世界，那些珠玑话语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价值观，即“为了创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么”，“为了可持续的繁荣，人类应该怎样生存”。　　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对谈跨越了两年，总计10天，长达40个小时。　　我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10次访问贵国，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优质顺应社会变化、切合时代而改变形态，绵绵搏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性尝试，香港、澳门的历史性回归等，导向成功的动力当中也生动呈现“中华思想的优质”。　　现在，贵国所切实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有汤因比博士从贵国发现的“罕见的政治、文化性统一的技术与经验”作后盾的21世纪的先驱性行动。　　博士一语道破，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　　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博士所预见的，贵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对于我前面的提问，汤因比博士还回答：　　“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　　人类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复兴，这也是博士托付给我的文明课题。博士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对话”。　　要结束对谈时，博士说：　　“你年轻，希望你今后继续和世界的睿智对话，因为对话对人类融合有巨大作用。”　　为兑现和博士的约定，我作为一个希望和平的市民，在全世界展开对话。　　在贵国也曾和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先生、主席、主席四代领导人以及很多品智兼备的友人见面交谈。　　过去丧尽天良的日本军国主义采取与对话完全相反的暴力，对文化大恩国的贵国残暴侵略，一再蹂躏。这是永远不能原谅的野蛮行径。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就向日本敞开对话的大门，而且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上着眼于“民众”，拿出“以民促官”的方针，和我们搭起了友好的金桥。　　周总理的人格正是完美体现了汤因比博士视为理想领导人资质的“共生的精神气质”。　　周总理曾严肃地对我说：　　“为了人类和平，全世界的人应该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帮助，共同努力。”　　这就是“对话”的基本精神，堪为永恒的指标。　　也由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等，世界越来越瞩目贵国。　　汤因比博士和我一致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博士若看见贵国蒸蒸日上的雄姿，一定会破颜一笑，说：“诚如我们所言啊。”　　他临终留下一首“辞世诗”，这样驰思未来：　　我在年轻一代　　在尚未出生的世代中　　找寻我的后继　　我将离去　　只留下对后代的关心　　它将随人类而久远　　因为　　它包含了未来的所有世代　　池田大作：是一位宗教家及著名作家、业余摄影师。曾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1960年～1979年)、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1975年起)、创价学会的名誉会长(1979年起)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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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什么难生?　　佛经上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中国难生。”　　为什么中国难生呢？实际上，由于中国多如牛毛的不公平的现象以及许多的不如意，许多人觉得生在中国是个不幸，我曾经也这样想过，但今天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为生在中国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舒适，如果我们付出一定的劳动，就可以收获一定的成果，我们肯定会认为生活本应该就是这样的。但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有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剥夺我们的财富、福利、权力和健康，让我们觉得心里愤愤不平。我们想一想，如果在这个时候发牢骚有用吗？显然没有用，那怎么办呢？我们转个念头，这难道不正是让我们觉察出我们身处火宅这一事实吗？我们不是知道“三界无安如火宅”吗？这样想，出离心就有了，就修习佛法了，就走上菩提之道了！　　许多人羡慕美国，觉得做美国人很好。但在那里接触佛法的机会不大，人人贪图安逸快乐，物质丰富，享乐盛行，人不容易有出离轮回的心…… 也没有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思想的机会多啊。中国这个国家，种族和文明延续数千年，（还有人说中国一系的文明实际在万年以上，智慧积累甚深！）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和生命力，这是全人类任何部族能够比拟的……　　佛法有八难：堕地狱难闻佛法、做饿鬼难闻佛法、堕畜生道难闻佛法、生在长寿天难闻佛法、生在北俱卢洲难闻佛法、盲聋喑哑难闻佛法、智辩聪难闻佛法以及生在佛前佛后难闻佛法。美国的公民的生活相对优裕，他们难以生起出离心，这一点有点类似于北俱卢洲的情况。　　现在这些“难”我们都没有，而且我们还有许多的助缘——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难道我们不为这一点而感到高兴吗？　　同时，我们想众生都是未来佛，我们天天在和未来佛打交道，难道还不开心吗？难道还要提防和担忧吗？的确是这样的，当我们深入经藏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佛菩萨，他们都在看着我们，只是我们还没有觉察。　　当我们知晓了这么多，我们就坦然了，生活就没有苦了，就只能是象蜜一样甜了，要察亮眼睛，看看佛菩萨是如何给我们示范的，对他们多多顶礼，那就真的幸福了。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心花怒放，让我们的心象花一样在虚空中伸展开来，多多听闻佛法，多多体悟自性，多多救拔苦难，真正地走上解脱之路！
　　最近开始逐渐了解一些中医的知识，同时学习点国学，以前从来没有对这些咱们祖国祖传的经典文化产生过如此大的兴趣。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真理，用国学的语言说就是“寻道”，可是求之无法，焉能得其真。　　人身难得——自从接触了《黄帝内经》后，才领悟了人身的精妙和伟大，也就理解了从前看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涵义，维护人的身心健康的难度何以易于治国呢？ 用古代“天人合一”的观点看，我们人和整个大自然本是一体，物质上我们从一个个微粒中产生并生长，最后又回归到一个个微粒中去，精神上我们继承了先人的思想，又不断传承这些思想。因此修身，让自己的生活“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运行于正确的轨道才可以健康。　　真法难闻——《老子》的无为，其实就是让我们感到自然的伟大，敬畏自然，我们人类不是中心，我们要符合天道才可以做事，所以“无为”而“有为”。《内经》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讲了我们不要刻意去追求一些不符合常理的事物，只有恬淡，才可以让人的真气运行，精神控制好了才会不得病。 这些都是“真法”，只有内心无欲无求的人才可以听得到，才可以感悟得到，试想一个浮躁的人是不会领悟的。　　中国难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因古代流传下来这么多经典的著作和思想体系而感到自豪，因中华文明如此灿烂辉煌感到欣喜，现在世界格局又有巨大的变化，咱们国家也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全世界人民都在面临着选择和挑战。试想世界和人类的进化在这5000年中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以前的道理在现在也是行得通的，因此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更好地去演绎经典，去面对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也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国学热是好现象，大家都认真去思考，并理论联系实际就可以产生更多有益的思想，这对我们个人以至全世界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在中医学习过程中，我们反复体验这样一句话：“人身难得，真法难闻，中国难生。”学习《黄帝内经》是我们领悟人身、听闻真法、感恩中国的必行之路。　　先说“人身难得”。学习了《黄帝内经》，我们就要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和我们内在脏腑的运转。我们懂得了人体，实际上我们就懂得了人生的很多方面。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的肉身实际上是我们修行多年后得到的一个身体。用后来的话说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借假修真的载体，是我们要蓄之、养之的精品。　　但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尤其是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许多人对自己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毁之、害之的。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完全违背了天道，违背了自然和人体的规律——道！ 城市文明是建立在工业、商业文明的基础上，根本忽视了人体的自然性……　　再说“真法难闻”。大家都知道，只有有缘的人才能听闻佛法。《黄帝内经》同样也是如此，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听到的，包括黄帝自己。《黄帝内经》本身就是黄帝和他老师的一些对话，当黄帝问到一些很核心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老师都会让他先斋戒。所谓斋戒，不是单纯的洗洗澡、刷刷牙、饿几天就可以的。它要求你在精神上不要被一些私心杂念所控制，让自己的精神处于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能听闻真法。即便圣王学习《黄帝内经》，他也要抱着很认真的态度去学习，去修身修心，才能真正地看到里面去，才能真正领悟“真法”。　　“中国难生”。生为中国人是一种难得的福分，想一想，为什么多达十几亿的灵体愿意投胎中土，而不是投胎去异邦？这些生命都有高度智慧，无始劫以来的轮回智慧，知道中国的切实好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深厚的感恩心理和自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我们中国才有这么多经典巨著，可以让我们去读，可以让我们重新反省人生，甚至包括重新体悟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这是“中国难生”的一个含义，因为只有中国才有《黄帝内经》。 想到这一年来中国发生的大事，虽然是劫难重重，更让每个人看到了生命的可贵，体会到了做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中国难生，所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珍惜这一机缘！ 因为难得，所以珍惜！
　　中国占据了地球龙脉中的三条！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日下午4时仲秋前日，温籍国学大师南怀瑾在江苏吴江太湖大学堂与世长辞，享年95岁。南老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被世人尊为“南师”，视作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引路人”。　　太湖大学堂，这是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人生最后几年居住、传道、升天的地方。从太湖大学堂航拍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学堂内有二个八卦图案，大概这就是大师做的道场。我发现这个地方很不一般，很不简单，我不相信迷信，但要了解古人，也必须要用“迷信”来解，实际上南怀瑾先生的太湖大学堂，侧面解了明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下落的千古不解之迷。　　国学大师南怀瑾的龙脉论述摘要：　　我是温州府乐清县人，我从小对这个国家很有感情，想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所以对本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特别注意。我们当年，国人如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不熟悉，是一件羞耻的事。尤其是我个人，比一般人的个性又更顽固。 　　关于地理，讲一个有趣的事。大家知道一世界的屋脊在喜马拉雅山，在小乘佛经里，喜马拉雅山就是须弥山，大乘佛经里的须弥山不一定指喜马拉雅山。须弥山是地球的中心，也是屋顶。喜马拉雅山下来，在北方，新疆一带过来，北部高原，叫冈底斯山。中东、印度、中国，河流山脉的源头，在中国讲，都发源于昆仑山。昆仑山是喜马拉雅山的一股，一大股，中国人素来以昆仑山为标准。中国的山脉分三条大山脉，昆仑山主山中脉，到青海高原、甘肃、陕西、山西下来，古代称之为中龙山脉，像一条龙，阴阳风水叫龙脉，从空中看，山势的走动就像一条龙在滚动。中龙山脉青海、甘肃、陕西下来，过了太行，是中条山脉。最后，一路下到淮泗，淮河流域、泗水流域，到海边下海，震泽湖。龙下来一定要喝水，到震泽湖下海，龙在喝水。这一条龙脉，在海里抬头，就是日本。 　　由昆仑山脉向北走，过新疆、青海，经过内蒙古和蒙古，到东北，鸭绿江下海，在海里抬头，就是朝鲜，这是北龙山脉。 　　南龙山脉，从昆仑山出来，进西藏，向南到云南贵州，向东到两广，广东、广西，经过湖南、江西、一路到福建。当然它有分支。江浙、福建都是它的方支，到福建下海，就是台湾。 　　把中国的山川气脉分类，大概是三条龙脉，不同的山川气脉出的人物都不同。拿历史来对照，差不多三代以前了不起的人物，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成功的人物，大多是北龙山脉出来的。北龙山脉的人出来，天下太平。他们稳重。秦汉以后，以至唐、宋、元、明，都是中龙山脉的人，大多是太平盛世。 　　南龙山脉出名的，好像文化思想、哲学、禅宗、佛法，成仙成佛，大多是南龙山脉的人。南龙山脉出来的人可以做宰相，聪明有余，稍欠浑厚。一百多年来的历史际运，站出来的都是南龙山脉的人。 　　温州在地理上属南龙山脉的分支。浙江的括苍山脉，由杭州那边起，青田、丽水一带下来，又是一条龙脉，到温州下海。括苍山脉从古到今出了很多人，风景很好；同仙霞岭山脉连起来，一下来就是天台。天台是历史上有名的出神仙、出仙佛的地方，换句话说，是出哲学家的地方。温州在历史上素来是仙灵聚居之地，山水秀丽，如有名的乐清北雁荡山。　　大家打开世界地图看看，就知道，全球，位置最好，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而多样，风水绝佳，养育人口最多的地方，只有中国！
　　商业文明盛行的今天，因为发展经济，从事商业最荣誉！但是在古代，商人排在四民之末，是常常被朝廷打击的阶层，为什么？商人好利，导人向利，最容易惑乱人心，事实证明，充斥商业目的的现代文化，确实搞坏了人心，社会的价值观扭曲！ 　　因为道德沦丧会导致整个人类毁灭。人心不古我想你是早有耳闻。现代人吸毒、淫乱、狂赌、杀业、诈骗、偷盗、抢劫、绑架的恶行根本就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而降低。乃是愈演愈烈。人类的道德越来越低。　　释道儒三教是教化人类，净化社会的。三教能挽救人类的道德灵魂。　　我跟你讲佛教的教理。 不孝父母，心不善者，信佛无用。 佛讲：万法唯心造。 如果有一个人，他嘴里天天念佛或者念地藏经或者拜佛，可是手里却在拿刀杀人。这种人佛菩萨不可能去保佑他。嘴里念佛，手里拿刀杀人是打个比喻，意思就是皈依佛菩萨一定要心存善念。还是一句老话，若要学好佛，先要做好人。每天恭敬礼拜佛菩萨，平时做人必须要符合佛法的准则。一定要守戒律。　　假如有一个人，他贪污或卖鸦片后跑去拜佛念佛，祈求佛菩萨保佑他不要被抓不要下地狱，这是多么愚蠢可笑啊。　　如果有一个人，就算家里供着佛菩萨相，行为上却处处损人利己，又有什么用呢？这种人因为恶行感召的只能是处处不顺心。
　　汤恩比: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文化立国（ 净空法师讲）　　——“最近有几位同学送来好几本汤恩比博士的著作，还有现在一般市面上已经买不到的，他们到图书馆影印出来给我，我非常感激。这一位英国人他根据历史的看法，他是一个史学家，治史学的方法的确是突破以往史学家的惯例，用现在一般术语来说，他是一个史学革命家。过去中国、外国史学家，他们所研究的范围，总不外乎一个朝代，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国防，总是以这个为范围。他把这些完全抛弃掉，他用文化做他自己研究的一个主轴，这是跟过去史学家的看法不一样。从文化的观点，超越了朝代、超越了政治、超越了经济、超越了军事，可以说一切都超越了。他的观察，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他说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有能力解决，所以他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有许多人听了他的话，不了解他的意思，以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会强大起来，于是许多国家发生恐慌，怕的是又一次的黄祸，这不是汤恩比的意思。汤恩比的意思是中国文化，也就是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哪一个国家提倡，这个国家就是世界的领导人。所以中国文化，儒家与大乘佛法会影响全世界，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这才是汤恩比一生做学问的总结。今天，哪些地区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他说四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这四个国家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日本人要是觉悟了，真正能做，把儒跟大乘佛法落实了，日本人领导全世界；韩国人觉悟了，韩国人要真能做，韩国人领导全世界，他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讲的霸权主义，他是讲文化。 　　但是他的看法，可能还是中国人会去做。为什么？中国自汉朝建国一直到今天，刘邦建国，二千三百年来，中国这个国家虽然有改朝换代，但是始终维系成大一统，这是什么力量？文化的力量。这不是军事，用军事的方法注定失败，日本人对中国就是失败的。用文化成功的，元朝用文化，清朝用文化，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他做成功了。满清入关的时候，清兵只有十二万人，这十二万人打败了明朝，统一中国，享国二百六十多年。他用什么？用儒家，用孔孟学说，用大乘佛法，典型的例子！日本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统一中国？日本人用军事，用残酷暴力，极端的屠杀，不知道用文化。如果用文化，日本人也能统一中国，中国人会接受，会尊重天皇。错了！　　汤恩比这个说法正确，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影响太大太大了！中国的文化是和平的、柔和的，是包容的，没有侵略性。所以他说得很好，中国在这两千多年来，没有对自己国境之外发动过战争，在历史上没有的。改朝换代，那都是内里面的斗争，没有侵略过外国人。所以大家如果真正了解汤恩比的意思，对中国就不会怀有恐怖的这个念头。我们看了他这些文字，实在讲我非常佩服，他讲得很有道理。 ”
　　　　金容沃：东方人文精神应化解的人类课题　　楼宇烈先生是中国哲学方面的大家。我向来高傲地婉辞替别人的书作序，但是楼先生的大作要在韩国推出而托我写序时，我无法拒绝，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很早就受惠于楼先生。　　从幼年在学习之路打开眼界之际，我就是向西洋学问迈进的人。我学了西洋科学的生物学，西洋的神学，以及西洋的哲学。但后来发生了一个事件让我的学习之路急转弯，那就是与《老子道德经》这本书的邂逅。现在对这种书的禁忌氛围虽已完全不能察觉，但在我读大学的1960年代，因为韩国的朱子学风气原本就是主导性的，读老庄系列的书会让人觉得很怪异，而且会被视为异端的行为。但越是这样，《老子》的魅力就越给了我无限的灵感，一直笼罩着我的所有思维，禁忌领域也就完全解除了。越读《老子》就越给我近乎恐怖的特别强烈的交错感，而产生如下的内在觉醒：“啊～人也是可以那样思考的啊！”　　然而，与《老子》的冲击一起魅惑我的，是另一个人物王弼（226~249），为了让韩国人更容易了解他，我称他是“天才少年”，他的年纪才满23岁。以现在来看，他可能是得了流感或肺炎而去世，但他在十多岁时就已经成就了学问业绩，开创了“正始之音”，跟清谈的风潮一起揭开了老庄哲学的隆盛时代。他把《周易》的解释从象数之学改变到义理之学。他可说是“玄学”的创始者，如果没有少年王弼的玄风的基石，就不可能堆积起宋儒的性理学金字塔。　　一个天才少年，不论是发明了可颠覆学界的数学公式，或像莫扎特能出神入化地作曲，都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事。但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如何能够造就人类思想史的革命，建构深奥的形而上学的体系？这对我是难以解答的功课。人生的悲喜哀欢全都历练而通达的人，也许还可以说，一个年轻小孩论述“无的哲学”，真的是难解的事件。我就是透过少年王弼，发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有超越时空而达到极上境界的解放、解脱、无化的力量，对于人的魂魄内在，很难用西欧的常识去理解；而且，也看透了魏晋南北朝这个融摄时代自由奔放的面貌。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有关“老子思想”，因为主题是“自然”（＝自个儿那样，What-is-so-of-itself）的问题，很难脱离王弼注解的框架去论述。王弼一直抓住了我的精神不放。　　我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仍热衷讲述王弼。后来，发表“良心宣言”反对军事独裁政权而离开高丽大学教席之后，我做了王弼文章的点校工作，我原本是想把我的作业出版成书，但是在韩国要出版纯汉字的书并不容易，于是就日复一日延宕了。后来看到楼教授的《王弼集校释》，楼教授算是我的竞争者。但是，楼教授的校释作业是那么地卓越，于是我只能放弃我的点校工作了。其后，楼教授的《王弼集校释》，经常列名于我爱不释手的书单之上。我朗朗地背诵了整本书。对他的校释作业，我经常心存感激。　　“校释”是个不太受人注意的工作，但却是最基本、最难，也最需要所有学问做基础的作业。因此，若不是实力超群的学者是不敢去碰的。在东京大学、哈佛大学时我与王夫之（）的著述交锋撰写学位论文，苦读没有逗句点的《船山遗书》旧刊本，那就像攀登昆仑山一样，真是无与伦比的艰难工作。后来读到王孝鱼先生的点校本，那种喜悦就像是开阔了新天地一样的新体验。王孝鱼先生可说是船山学的最高大师，但是大概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因为点校做完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楼先生在这本书中想要说的，只要读他的“再版序”就可容易体会，我觉得不需要我在此赘述。通常我们讲“人文精神”时，很容易联想到古希腊世界的Logos，但是希腊人的Logos是被彻底包装在Mythos里面。被认为是西洋哲学史所有辩证法思维母体的苏格拉底有名的“问答法”（maieutic method），原本是从神谕出发的。他的老友凯勒丰（Chairephon）去德尔斐神殿（Delphi）请求神谕（chrēsmos），他问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吗？女祭司（Pythia hiereia）口中说出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苏格拉底对神的彻底服从之下，作为活着的人，他对神谕的命题接受也不是，拒绝也不是。接受的话，很难承认自己是最聪明的人的事实；拒绝的话，变成是神在说谎，这违背神的本性，是不能做的事。苏格拉底为了解决这个难堪的矛盾，于是去找比自己看来有智慧、也得到名声而被称为名人的人。他认为，证明了有人比自己聪明，这样才能够对神谕做反证。于是他去找了有名的政治家、剧作家、诗人，以及达到卓越境界的工匠，跟他们进行问答对话。　　在这过程中，苏格拉底的问答，暴露了对方的无知，结果导致证明他们都不是聪明的人。这个过程是在雅典的年轻人公开目睹之下进行的，因为也把社会名人的伪善暴露出来，让看到的人心里舒畅不已。如此，苏格拉底招致当时既得利益势力的憎恶，将他以两项罪名起诉，其一是毒害雅典青年的心灵，另一是信奉国家的神之外的自己发明的神。　　在被宣判死刑的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进行的辩护，非常鲜活地被记录下来，收录在《申辩（Apologia）》这篇中。柏拉图也陪同在法庭里。苏格拉底如果在法庭上宣称，他不再对其他人以咄咄逼人的方式发问的话，他的生命就很容易可以保住，但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他这样的发问是神赋予自己的使命；而且为此他认为，神把苏格拉底这样自知自己一无所知的人说成最聪明的人，所以，他到死的那一刻为止都不会放弃“发问”。　　舜帝把“好问”当做主要的德性（《中庸》第六章）；孔子一生“好学”，他自豪没有人可以跟得上他（《论语·公冶长》27）。苏格拉底“发问”的精神虽应该给予高度肯定，但是，他的发问终究是为了暴露别人无知的讽刺发问；而孔子的发问，是为了唤醒自己无知的发问。所以中国的圣人是“学的人”，西洋的圣人则是“教的人”。苏格拉底长篇大论的辩护，就以如下的话语做结束。　　现在是该走的时候　　我们走各自的路　　我走死的路　　你们走活的路　　但我们所走的路　　哪一条路更幸福　　只有上帝知道　　苏格拉底这番最后告白，听起来不像冷静透彻的哲人，反而更像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殉教者（Christian martyr）说的话。美国克雷蒙神学院（the School of Theology at Claremont）的新约学教授柏顿·梅克（Burton Mack）认为，末世论的基督论之中描绘的耶稣像，受到苏格拉底像的许多影响。从宏观来看，苏格拉底与耶稣都是在古希腊（Hellenism）神话文明的典范之中。两人都与他们活着时代的伪善斗争；两人几乎都以相同方式招致既存势力的仇恨；两人都经过同样的政治审判过程；两人都具有对神绝对服从的信仰与生命态度；两人都以自己预见与选择的生命终结的方式画下生命句点；他们两人都坚守崇高理想，都想透过死亡替他人赎罪。只是耶稣添加了“复活”（Resurrection）。像神学家克洛桑（John Dominic Crossan）就断定，耶稣的历史实际面貌，就如同巴勒斯坦农夫出身的“犬儒学派的贤人”（a peasant Jewish Cynic）。（待续）
　　（续一）　　我所想要说的是，在中国文明之外，要找到纯粹的人文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柏拉图的著作中，一贯的东西就是“感觉界”（aistheton）与“睿智界”（noeton）的尖锐二分，那是未以“神”（theós）的超越性为前提所产生的困难想法。在西洋思想史中，希伯来主义与希腊精神主义的融合，是必然趋势的会合而已。近世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精神，不是被反问为人文精神吗？但那也是在自然中发现上帝法则的“理神论”（deism）的想法。因此，重视理性（Reason）的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传统，毕竟不能视为纯洁的人文主义。那终究是以神的“恩宠之光”（lūmen grātiae）为前提的。《中庸》的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的“性”并不是“理性”。所谓“理性”（ratio）原本是指人所具有的数学计算能力，它只不过是非常狭隘的认识机能的概念。作为西欧概念的理性，毕竟不能成为人存在的主体。像西欧性的人说“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的话，东方性的人就是“我感觉故我在”（I feel. Therefore, I am.）。　　中国的古代文明如果延续殷商文明大势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中国文明将具有与中东或埃及古文明世界可以感受到的同样的神话性基础，然而，那种潮流经过周朝勃兴势力的易姓革命，以及周公这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的奠基作业，方向开始转移。孔子集人文主义之大成的过程，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先例的知性革命。神话的世界，或神对人间的介入，是透过所谓“否定”（Negation）的方法，以不让人走上毁灭之路。“否定”伴随着肯定与复活，会让宗教文化更行炽盛。孔子能够让中国文明与神话世界告别，进入纯洁的人文世界的秘诀，不是“否定”，而是“距离”的方法。孔子回答弟子樊迟对“知”的发问，他做了乍看毫不相干的回答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20）。　　对于成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存在，不是否定而是抱持敬畏之心，它必须与我维持彻底的“距离感”。而所谓“远之”（distancing），是维持距离感的不断的动态平衡。透过“远之”的方法，孔子不仅把神的存在从我的存在切断；而且，其宗教敬谨性的所有意义都已经包容在人文精神之中。只有神性世界与我的距离能够维持时，真正的知识（Knowledge）才算成立。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洋的宗教精神大致是“己所欲，施于人”，于是积极喊出“神爱世人”（Agape）的爱。但是，我喜欢的东西，未必保证他人也会喜欢；真正互惠的普世性（reciprocal universality），是应该从消极的脉络去节制。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说是真正人类的普世性命题，这里也有人与人之间一定的“距离感”。　　现代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 ）的“摹状词理论”（Theory of Description），就是为了解决人在使用语言时所发生的“存在”的问题，是透过文法的结构分析来解构存在本身的一项作业。罗素说他的摹状词理论神勇地打破了柏拉图的Theaetetus以来造成两千年间有关“存在”的混沌想法，但是其核心是基督教文明圈想要坚持的“神的存在”。人类所有的宗教都应该从根本性的存在论解放。对于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问题，只要读龙树（Nāgārjuna）的“三论”就能够简单化解。在印欧语系中已充分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的精华，中国文明很早就吸收了。　　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出土的简帛资料的研究成果，已将有关中国文明的人文精神的所有疑古风批判思维毫无保留地打破了。对所有古文献做批判性分析的清代考证学者，或是民国初年参与《古史辨》论战的学者，以及20世纪以来持续累积炽烈疑古风逻辑的日本学者们的努力成就了无意识思维的典范，他们认为，所有概念性、图式性、抽象性逻辑的出现，包括记载那些逻辑的文献的成立年代，大约是属于“秦汉之际”。但是，现在这样的结论已经无法再成立了，因为很自然地，溯及纪元前350年以前的文献，实际的内容较我们所想象的，是更加概念性组织化的思维。　　举个例子，司马迁记载了“孔子世家”里的《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过去对于这种论调，一般认为是观念性的说法，并不会加以置信。但是，司马迁年轻时曾经造访曲阜，是以在那里做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正确说法。不论如何，构成《中庸》直接背景的《性自命出》或《五行》等，以及简帛文献的出现，都证明《中庸》必须被视为子思的作品。《中庸》是不是子思所作，并不是重要的问题。《中庸》的“中和”思想或“诚”论，与其相同的心性论、宇宙论的论述体系，早已在孔子的孙辈世代就充分成立了，此一事实的证明才是重要的。这并不是说《中庸》的论述，即其话语（discours）是与《孟子》、《庄子》一样，是在经过文献的争论之后，最终将其精华的抽象化；而是证明了《中庸》的论述在战国初期就已成立，受其影响而发展成立的文献，就是《孟子》与《庄子》。　　在朱熹（）的章句上，相当于第二十章的《中庸》的文章，几乎完整无缺地编进《孔子家语》的“哀公问政”里。我认为，《家语》的文章构成采取了更原初的形态。最近，上博简资料确认了《家语》绝不可能是魏朝的王肃（195~256）所捏造的。在此无法做仔细讨论的介绍，《孔子家语》反而是比《论语》的最终编辑本更早的原初资料。《家语》是比小小一本的《论语》四倍分量的庞大文献。把《家语》当做儒家的起点，重新探讨“孔子学团”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需要重大的革命性的思考转换。　　对中国古典的再诠释，以及对有关中国人文精神的再认识，正可称为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在这方面，现在已累积了不少多元而崭新的研究成果。尤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展现出了惊人的经济成长与文化成熟，也确立了G2的地位。换句话说，中国正获得可改变世界文明版图的新文明典范的主轴重要性，此刻，正穿上先秦人文精神的新衣堂堂登上世界思想史的舞台。　　问题是，如此伟大的人文精神，何以不能制度性地落实？所谓的人文精神，是没有“神”这个超越者为前提的，人以人的尊严受到保障，不受物神性的欲望所牵引，从而维持天人合一的和谐共同体。除掉神的绝对权力的话，必然要有某种方式的制度性机制，来制约可任意侵害人的权利的绝对君主权力。从《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开始到《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英国历史所呈现的限制君主权力方式的任何制度性机制，即使不必然是西欧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也一定要有
　　喧嚣现世的“桃源”净土 - 安徽庐江文化中心　　　　日 19:07 　　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急功近利的社会，概因教育失序，未能谨记德行为首知识技能次之的古人教诲。因此，要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首要是培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根基。为此，他们设坛开讲《弟子规》，不独传道给孩子，更给大人——因为大人不仅需要补传统文化断裂的课，更要身体力行。　　安徽庐江县汤池镇，是一个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熟悉的地名。然而在这个地方，却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遵循着中国古代先贤的教诲而生活，秉持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而设坛开讲，他们相信用不了多久，汤池将成为全世界人人都羡慕的地方。　　净空法师创立的教育基地　　从大城市到庐江文化教育中心的交通不太方便，多半要从合肥转车。从合肥到庐江，一路上，都市的喧嚣渐渐远去，青山绿水渐次而来。等到了汤池，天地间一派田园风光。这个在汉文帝时因温泉得名的皖中小镇，群山环绕，秀水蜿蜒。　　“孔雀东南飞”中那个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康乾年间，此间又成为“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的桐城派发祥地，力主“义法”之说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便出道于此。200多年以后，方苞的第18代子孙、哲学大师方东美，在台湾收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祖籍庐江，名叫徐业鸿。徐业鸿从方东美先生那里，第一次感悟到佛法的博大精深。数年之后，徐业鸿剃度为僧，法号净空，此后半个世纪讲经教学、普度众生，成为享誉全球的释净空法师。　　在净空法师看来，当今世界，生态破坏，物欲横流，冲突不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令人触目惊心。而这一切，皆因人类在近百年来普遍疏忽了伦理道德教育所致。净空法师是佛教中人，却立志不建寺庙、不收徒弟、不化缘，只是大力推广《礼记》中“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的思想，并在耄耋之年，号召海内外仁人善士，在他的家乡共创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　　在都市的车水马龙间行走惯了的人，蓦地来到汤池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很容易和那位晋太元中的武陵人产生类似的感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的教职员工大多身着唐装，一举一动皆有古风。见到人——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都会满面微笑地停下脚步，行一个90度鞠躬的大礼。　　从外观来看，今天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已经很具规模。去年年底正式启用的新校区，包括一幢办公和教学大楼，两幢宿舍楼，和一幢综合大楼。而它在镇上还有一处镇民学校，一处子弟学校，和一个招待所。在这里上学，学费、教材费、食宿费，一切全免。设在综合大楼二楼的食堂，一天三次，向中心一百多名员工、几十名义工、以及慕名前来参观访问的人（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免费供应可口的饭食。　　而这里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皆来自于全世界爱心人士的捐赠。　　马来西亚的华侨赖先生，几年前父亲去世，给他留下大笔遗产。为了报答亡父的恩德，他立志将这笔钱回报祖国回报社会。这一笔巨额善款，成为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建设的第一笔资金。在那之后，源源不断的捐款捐物向该中心涌来。徐州一个敬老院的老人们，集体凑了10万元寄过来。一位上海退休老教授，为每月捐赠，将生活费压缩到100元，甚至去菜市场捡菜叶。住在中心的招待所，你会了解到，这里的被罩和床单来自江苏南通，枕头来自长春，杯子来自四川，而坐垫来自锦州。至于食堂里的饭菜，则让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千家食”。中心所食面粉的供应方、郑州精英面粉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玲君告诉记者，他们的面粉厂新成立没几年，而且一直在亏损，但她坚持要做这件好事；她相信，做善事，是一定会有福报的。　　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就建筑在这一片爱心铸就的坚固地基之上。而这里的人，也时刻不忘感恩戴德。在食堂吃饭，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碗中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如果你剩了几粒米，将碗交给洗碗师傅，他当然不会说什么；但是你转身，他也一转身，他会把那里面的几粒米全都吃下去。　　主角是两位台湾人　　讲坛已经搭好，有请良师登台。净空老法师已经八十多岁，而且事务繁多，自然不便经常亲自授课。开展、主持庐江教育中心教学工作的，是老法师的学生杨淑芬，和后者的弟子蔡礼旭。　　杨淑芬和蔡礼旭都是台湾人。这一对师徒多年来在有华人的地方普及《弟子规》和“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教育，足迹遍布澳洲、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和大陆多个城市。2003年10月，他们在海南海口创立孝廉国学启蒙中心，传播伦理纲常教育。2005年的时候，老法师召唤他们来庐江，他们二话不说就来了。其中，杨淑芬担任中心副主任，而蔡礼旭担任训导长。　　就在半个月前，第4批“种子老师”班举行了隆重的入学仪式。　　“种子老师”的培训教材，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四书”、“十三经”、《老子》和《八德故事》等。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中华传统艺术的培训班，教授太极拳、书法、民乐、国画等。　　话说回来，课堂学习，只占培训的一小部分。中心办公室的黄俊红主任向记者介绍，这里的一切都是教学：上课是教学，接待是教学，做饭是教学，卫生也是教学。此间学员不仅把经典倒背如流，更把古时的圣贤教训化入自己的日常行为。这一点在女学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们不染发，不披发，不穿无领无袖的衣服，也不穿高跟鞋。　　在经过半年培训之后，这些“种子老师”大部分被安排进中心的各个部门，少数被派往全国各地的“教学合作点”。海南省海口市监狱的政委林明芬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那里一直有来自中心的老师，对犯人们进行《弟子规》的教育。许多犯人由此良心发现，对过去的罪行愧悔不已。而监狱为了鼓励他们的善念，在不违背宪法的情况下，在长假期间放一部分犯人回家探亲几天，让他们能有机会孝敬一下父母。犯人们为此感动不已，并都在规定时间内返回监狱。
　　根据中心员工的介绍，他们刚来汤池的时候，这里的街头垃圾成堆，人们为了蝇头小利争执不休，子女外出打工而不顾父母，商店超市时常发生偷窃事故。而现在，“家庭和睦的多了，婆媳不和的少了；孝顺好学的孩子多了，邻里吵架的少了”。即使有纠纷矛盾，当调解人说：“你们不都听过《弟子规》么？怎么还吵呢？”双方就会想起“言语忍，忿自泯”的古人教诲，面露愧色，甚至马上鞠躬言和。　　而根据记者的实地调查，当地的居民确实感激庐江文化教育中心，但原因似乎不单纯是因为《弟子规》。让镇民们谈谈中心带给他们的最大好处，10个人里面有8个会提到：“中心的老师经常在街头拣垃圾，现在我们汤池干净多了！”而当地一家宾馆的老板对记者说，这个教育中心很好，因为它能“拉动当地的经济”：“我们现在生意可好了！因为一年到头都有来听课的人，中心招待所住不下，就会住在我们这里。”记者还了解到，有不少其他省份的人因为喜欢如今汤池镇的“文化氛围”，以及它青山绿水的环境，甚至仅仅是为了能多听中心的课，正考虑把整个家都搬过来。这里原先的房价一平方米只有几百元，而现在新造的房子每平米已经涨到了1000多元；更有甚者，当地的一座青山上近来建了一大批别墅，每幢的价格都在百万元之上，而目前已经售出了100多幢。　　面向社会的培训讲座　　教育中心的课堂当然不仅仅为“种子老师”开放。中心的老师在距离新校园仅一箭之遥的“镇民学校”全年授课，还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面向全社会的培训班。今年“五一”长假，他们就开设了为期5天的“构建和谐社会示范镇——幸福人生讲座”。记者全程体验了这一次的讲座。　　。。。　　众说纷纭看“培训”　　5天一过，许多人在气质上都产生了变化。来自汕头的王小姐告诉记者，她觉得她这5天内所学到的东西，比过去那么多年所学到的东西还要多、还要有用。记者请她总结一下，她低头想了一会儿说：“尽孝不能等，行善不能等。”一位同样姓王的小伙子在培训班结束前的“总结分享”大会上说，中心以杨淑芬、蔡礼旭为首的各位老师是“当今的圣贤，民族的脊梁”，他还表示，回家后要天天读经，天天落实，“将爱心洒向人间，直到永远”。　　当然也有相对“冷静”的学员。来自南京河海大学的教师耿秀河就表示，他在大学搞了6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但现在越来越惶恐，觉得自己属于“只说不做”的类型；这次来中心听课，他在听的时候很有触动，但担心自己本质上的那些东西改不了。而很多小学老师则私下告诉记者，中心讲课的内容非常好，但恐怕不能照搬到现在的小学教育中。“我们当然要培养孩子们有美德，但我们同样还要培养他有个性、有竞争力。现在的社会，毕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太谦让、太会忍耐，恐怕和今天这个时代不符。”一位来自大庆的教务工作者对记者说。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全体学员公认的：这个地方，实在太像世外桃源。套用“总结分享”会上那位王先生的表述：“这里的人，实在太谦虚，太善良，太礼貌。”　　不同的是，当年那位捕鱼的武陵人离开桃源时，那里的人对他说：“不足为外人道也。”回头他几次探寻，终不得再入。而现在，庐江教育中心的老师对即将告别的学员说：“请代我们像你们的家人问好。”而学员中的相当一部分，会带着他/她的亲人、朋友、同事回到这里。即使他们不回来，《弟子规》也已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吴海云
　　艹蛋　　中国是无神论国家，没有来生的，你没机会了
　　@著名空想资本家 12楼
16:28:46　　艹蛋　　中国是无神论国家，没有来生的，你没机会了　　-----------------------------　　无神论是否没有关系，轮回永久存在
　　在中国文明之外，要找到纯粹的人文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柏拉图的著作中，一贯的东西就是“感觉界”（aistheton）与“睿智界”（noeton）的尖锐二分，那是未以“神”（theós）的超越性为前提所产生的困难想法。在西洋思想史中，希伯来主义与希腊精神主义的融合，是必然趋势的会合而已。近世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精神，不是被反问为人文精神吗？但那也是在自然中发现上帝法则的“理神论”（deism）的想法。因此，重视理性（Reason）的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传统，毕竟不能视为纯洁的人文主义。那终究是以神的“恩宠之光”（lūmen grātiae）为前提的。《中庸》的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的“性”并不是“理性”。所谓“理性”（ratio）原本是指人所具有的数学计算能力，它只不过是非常狭隘的认识机能的概念。作为西欧概念的理性，毕竟不能成为人存在的主体。像西欧性的人说“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的话，东方性的人就是“我感觉故我在”（I feel. Therefore, I am.）。　　中国的古代文明如果延续殷商文明大势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中国文明将具有与中东或埃及古文明世界可以感受到的同样的神话性基础，然而，那种潮流经过周朝勃兴势力的易姓革命，以及周公这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的奠基作业，方向开始转移。孔子集人文主义之大成的过程，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先例的知性革命。神话的世界，或神对人间的介入，是透过所谓“否定”（Negation）的方法，以不让人走上毁灭之路。“否定”伴随着肯定与复活，会让宗教文化更行炽盛。孔子能够让中国文明与神话世界告别，进入纯洁的人文世界的秘诀，不是“否定”，而是“距离”的方法。孔子回答弟子樊迟对“知”的发问，他做了乍看毫不相干的回答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20）。　　对于成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存在，不是否定而是抱持敬畏之心，它必须与我维持彻底的“距离感”。而所谓“远之”（distancing），是维持距离感的不断的动态平衡。透过“远之”的方法，孔子不仅把神的存在从我的存在切断；而且，其宗教敬谨性的所有意义都已经包容在人文精神之中。只有神性世界与我的距离能够维持时，真正的知识（Knowledge）才算成立。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洋的宗教精神大致是“己所欲，施于人”，于是积极喊出“神爱世人”（Agape）的爱。但是，我喜欢的东西，未必保证他人也会喜欢；真正互惠的普世性（reciprocal universality），是应该从消极的脉络去节制。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说是真正人类的普世性命题，这里也有人与人之间一定的“距离感”。
　　《保富法》一书，个人于数年前曾经走马看花的读过一次，觉得挺有道理；但随后未再注意，直到最近，有缘再读本书，此时内心则感受到汹涌澎湃前所未有的冲激力量，因此，希望每个人都应该详细的阅读这本宝书，否则，为自己、为家人奋斗了一辈子，结果落得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白忙了一场，甚至发生灾祸，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　　（一）不论古今中外，帝王的权力之大，世人咸知，但只要他‘荒淫无道’，那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末代皇帝的命运，连求活命的机会都不可得，实在可悲。明末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之前还说：‘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真是自欺欺人，至死不悟啊！　　（二）近代的著名人物为例：二次大战中的莫索里尼、希特勒、日本的东条等，他们权力极大，应该作很多有益人类的事，只因一念之差，不仅伤害了许多人，最后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菲国前总统马可仕，聚敛财富若干亿万，权倾一时卧病异域时，境况凄凉，据报载其夫人当年的皮鞋即达数千双。而今四面楚歌，连律师费都付不起，需要公设律师免费协助。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崛起不过数年，下台后赃款被迫交出，现在流落在寺庙闭门思过，当年伙同贪污的权贵亲信，亦都纷纷下狱。　　布希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因过去记录不佳未获国会同意。美国众议院议长，亦因接受小贿被逼下台。日本自民党因股市丑闻发生政治风暴，多位阁员丢官，继任的宇野首相不到一月，因绯闻弄得焦头烂额。这些世界级的知名人物，也因为一念贪心，自导自演了最坏的命运。其报应之快，及身而至，不必等到二代、三代。　　至于一般年龄较长人士，不妨就你周遭所知情况，仔细观察分析，你将发现易经所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乃是宇宙的真理，绝对的科学，不是浅薄之士所易了解的。因果之学，贯通三世，复杂万分，除了个人的果报之外，还有共同的业报，彼此交互影响，使整个人生形成一个业力网，需要同舟共济，绝难独善其身。　　今天社会的不安，沉默多数同样是难辞其咎，绝对互有连带因果关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须去翻翻佛学大辞典，定会惊奇佛法真是无边，佛学是最完善又最圆满。本书所涉及的因果，只不过极少数理论中的一项原则，即能如此简便的解释命运问题，如能多去涉猎，收获当会更多。　　（三）台湾很多人真聪明，很会赚钱，将投资变成投机。例如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地下投资公司的兴起，害惨了多少聪明人，投资公司，能够支付投资人比银行多几倍的利息，谁都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奇怪的是不相信的人还是很多，对各方的警告也充耳不闻，一直等到美梦破碎，投资人还要责怪政府取缔非法，忘记了自己才该负责，真令人啼笑皆非啊！如果任由此类恶因恶果继续扩大，不仅投资人的命运不会好，全体国人的命运都会受到影响。倘若这些人都信因果，用他们的‘财’‘智’作更理性的工作，其结果必定是正面而惊人的。　　人生何去何从？命运是有是无？如何趋吉避凶？如何掌握命运？本书已有充分与肯定的答案，既有云台先生搜集的集体范例，更有读者们自己周遭的见证。剩下来就看自己的行动了。世人无不愿自己与子孙有好运，希望五世其昌，那就请仔细的、静心的来读本书，并起而行吧。说食不饱，道理再好，并不能救人；要改命运，还是靠自己理智的行动，具有‘良知’与‘人性’的理智行动！
　　边芹：误导和欺骗中国，是西方精英阶层有计划的行动！　　当中国人沉浸在“同一个世界”的梦想中，办奥运、办世博向世界献礼，发动自1840年的那场文明的战争，从地上转入地下，并未停息。　　同时他们继续让中国人相信，这一切都缘自误解。反复强调，西方文明就是比东方文明高尚？　　核心提示：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　　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日发表旅法作家边芹的文章“向西看的那个槛”，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与亲身的感受,为我们读者切换一个视角看世界，虽不足以形容为醍醐灌顶，亦足以为我们善良天真的读者，开启一扇窗户，在夏日里感受清凉与清醒。　　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　　我初来法国，涉及中国有一个常入耳的词：“神秘”，这也是涉及中华文明最友善的词，再好的词绝难听到，除了学术界个别例外（需要良心才敢做，因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共舆论全盘抹去了基本事实：即中华文明是发达并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文明，在近代之前领先西方文明，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些重大发明来自中国　　这一手我是在若干年后才发现的，因为是只做不说、暗中操作的。乍到的外来客听到东道主赐予“神秘”二字，相当得意，带着中国人特有的由好心堆砌的浪漫，我把这个词朝正面的方向送出去多远，你是可以想象的。直到贴近这个文明的心脏，我才学会听这个词的弦外之音。　　“神秘”是18世纪中国尚处在传说阶段出现的一个词，何以300年后还留在西人嘴边？300年不消失的“神秘”究竟来自何处？我在大王宫参观“道教文化展”时，对从吉美博物馆送来的中国古代文物已见怪不怪，有这么多东西被他们抢来当自己的宝贝展示，真要清算，西方大都市的博物馆就得关掉一多半。　　我惊的是平时走博物馆未见过的大量中国古书，从草药到针灸，从饮食到祭葬，从书法到手工艺，从绘画到哲学，无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书，全都来自法国国立图书馆档案室。还有多少是不送到公众视野下的？你这时才切身感受到当年的抢劫之狠，也绝不只是一群贪财之徒的无理性行为，而是一次有计划的文明劫掠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以这样的诗句作答。　　信仰是全部文化的灵魂，也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宝藏。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将belief译为“信仰”，定义为“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定势（或态度）。”抛开对宗教和主义的单一追随，从宽泛角度理解，信仰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追求，是灵性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　　信仰是一种联系现在与未来得力量。它集中体现于最高形态和价值观念，并成为人类活动的价值向导和选择依据。因此，当中级价值出现失落时，信仰危机就不可避免。　　让我们看看，过去30年，世界发展中所坚持的信仰是什么？在全球范围里所弘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　　过去30年，这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是什么？电影《2012》震撼展现《圣经》描绘的末日来临，地震、地裂、火山、洪水……而真正打动我们的，是末日来临时，人们对平等、良知、责任、勇敢的坚持，对权势、傲慢的鞭挞，那个能放弃生的机会、选择与人民一起走向死亡的黑皮肤的美国总统……这一切令世界炫目的美好信仰，在过去30年，真的都在被坚持着吗？　　我们将视线从银幕前的感动中转开，投向世界发展的洪流中。在经历了20世纪死伤数以亿计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空前经济衰退之后，20世纪下半叶，人类终于迎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前进契机。世界发展的高速列车已经启动！　　然而，这列高速前行的列车是在奔向何方？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大萧条中苏醒过来的世界，将公平和正义作为世界信仰，西方世界把持“凯恩斯共识”，强调市场经济不能自行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实现平衡。　　但是，1971年，美国发起了新自由主义动员令—《鲍威尔宣言》，由此，从1971年到1982年里根上台，美国开始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过11年运筹帷幄，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德国科尔结成了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向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这驾战车征战全球，所向披靡。它令对公平和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正义议题的背后，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丛林法则横行霸道。它一味提倡自由竞争。1980年《勃兰特报告》指出，打破旧有国际分工是实现世界公平的必要条件，而全球化偷换概念之后所把持的“真理”则是：加入这种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的必由之路。　　循着这条路，狼深入羊群，并大显身手：它是垄断着规则制定权的强者，它是国际程序和规则的操纵者，它能够四两拨千斤，以资本、技术和规则为武器，恣意妄为地发起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从而实现对弱者的强权统治、经济掠夺和残酷剥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边做着强国幻梦，一边开门揖盗！　　30年来，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乏善可陈：21世纪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报告指出，这个地区花了25年时间，才将贫困降至1980年的水平；非洲国家陷入的发展困境比拉美国家更为严重，上世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每年减少1.2%的倒退，之后略有提高，但据预计到2020年，其人均收入还将低至1980恩年的水平；前苏联国家则在发展困境中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不少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滑，就俄罗斯而言，1989年只有2%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中，而到1998年下半年，该数字飙升至23.8%，有超过5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在绩效相对较好的亚洲地区，年遭受了两次西方主导的金融危机的重创，亚洲大量财富顷刻间消融……　　在富国和穷国内部，贫苦差距则进一步拉大。
　　1975年，撒切尔发表《让我们的儿童长得更高》演讲时说：“追求机会平等等比追求平等更加有意义而且更加可行。只有当允许不平等存在时，机会才有意义。”而在她执政时期，自由主义政策使穷人的贫困增加了，并且代际传导。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儿童一代比一代高的增长趋势停止了；父亲失业或靠津贴生活的家庭中的孩子明显比富裕家庭的孩子矮很多。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资本放虎归山，并给了这只老虎恣意游走的巨大狩猎场，丛林法则赋予强者以剑，施以弱者以枷，最后以程序的公正，令羊群接受被撕咬被吞噬的不公正厄运。在人们憧憬21世纪理想的大同世界时，它偷梁换柱地把资本统治的世界大同率先强加在人类头上。　　当危机泡沫破灭，世界经济一片废墟。在废墟上，站着一群华尔街的骗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华尔街的传奇投资专家、曾任纳斯达克股票前董事会主席的伯纳德·麦道夫。在麦道夫骗局中，他以高额资金回报为诱饵，吸引大量投资者不断注资，以新获得的收入偿付之前的投资利息，形成资金流，这个后来滚到500亿美元的巨大谎言和骗局维持了多年，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　　华尔街的诚信与颜面扫地。　　耶稣教导追随者说，骆驼穿过针眼要比财主进天堂更容易。财富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从古至今，一直令人困惑。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精神信仰的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欧债风波，以及遍布全球的经济危机，起源于精神信仰的危机，并将这危机不断传播与放大。　　今天，世界人类都在深深反思中，美国哲学家胡克认为，在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信仰上的错误比任何其它错误都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因而，信仰心态的及时调适是社会安定的根本。　　当丛林法则的信仰在危机中赤裸曝光后，世界很多人将重树世界信仰的希望，投向世界东方。　　江海倾斜，舟楫迷航；大河无水，小河干枯。尽管东方，尤其中国，30年发展，也被西方强国的丛林法则所裹挟，面临信仰迷失的困惑。但是，5000年中华文明是中国最大的精神财富，它不同于短短几百年就能富甲全球的物质财富，它厚积薄发，蓄势待发，能够启动人们的良知，并以这个时代所需的价值观和信仰，给世界前行以正确导向。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误读。
　　—— 世界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少了解？　　中国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另一个题目列出四位美女，问：“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清一色全都是巩俐。　　这个小调查的结果说明，许多人连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可是他们在追随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看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乱象之后，就盲目认定了一个谬论：中国人没有信仰。　　新自由主义大潮退去，丛林法则已成落日余辉，真的金子这才显现出来，那是中国人所拥有的把持千年的精神信仰。中国人的信仰，能够给今日世界提供借鉴。　　中国的贵族精神，在于真“士”的信仰。　　一个有信仰的人，行为必定与其信仰相符合。有信仰的人才会有所敬畏，认认真真地凭籍良知做人做事。　　士，大约成型于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独特群体。尽管其中一部分人也走上沽名钓誉、谋求功利之路，但也有一部分人能抱守价值信约，恪守人格价值。汉代以后，科举制度兴起，“士”风日下，士转为仕的方便之门打开，原有信仰几近崩溃。然而“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仍旧是中国文学中理想的士文化的道统。这种信仰，是中国的贵族精神所在。　　贵族精神，是教养和责任，而并不只是一个阶段。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孔门弟子子路与人作战，宁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说，那是贵族对于荣誉感最后的守候。此外，战斗中还有许多规矩，像“不杀二毛”（既不伤害头发花白的人），在今日看来也颇为不可思议。你尽可以笑他们痴傻，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充满信仰魅力的时代。　　梁启超先生1922年曾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再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如梁启超先生，便是近代以来把持中国真“士”信仰的人，他并非一定“学而优则仕”，但是他进可为官、指点江山，退可归田园，激扬文字。他以自我的信仰书写自己的人生与壮志凌云的抱负，却能够不急、不慢、不骄、不躁、不卑、不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认真做事，干净做人，这样一种真“士”的信仰，正是中国的贵族精神。　　中国为商的道德，在于“儒”商的信仰。　　商业必然导致贫富有差距。孙中山先生关注贫富差距时说：“近世的资本发展，诚如佐治亨利之《进步与贫乏》一书所云：现代之文明进步，仿如一尖锥从社会上下阶级之间，突然插进。其在尖锥之上者，即资本家极少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上升。其在尖锥之下者，即劳动者大多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贫者愈穷也。”　　由于商业造成阶级分化的定数，就要求商人必须具备精神信仰。儒商鼻祖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中国古代，当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沦落时，人们呼吁建立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商业伦理与道德规范，目的是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今天，面对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中的信仰沦落，已经有人在研究、复苏中国儒商文化，儒家意义的商人，提示我们，在世界范围的一切经济活动中，操盘者如没有文化信仰，商业都会变成吃人的行业。儒商，就是要求商人无论从事什么行当，都要优先考虑它的人文含义，而非仅以盈利为唯一目的。　　中国人的和谐之道，应当成为世界的信仰。　　今天，世界文化在加剧。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当代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如此需要中国的信仰来引领世界迷途知返。
　　来中国做官吧，来中国做普通百姓你就不会说这种丧良心的话了
　　-----------　　只有死掉的中国人才是好的中国人？　　在丛林世界中把中国人都变成绵羊和猪狗就能寻求到安全？　　（和谐世界是人类的世界不是如今的丛林世界）　　（笑）　　谢谢
　　两个月前，在云南哀牢山嘎洒镇，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褚时健先生。他穿着泛黄的圆领衫，领子都洗卷了，黑色的裤子松松垮垮，站在村口的小饭馆等我们吃饭。听说我们要来，他上午十点多就在这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很多人知道褚老的故事，有几个标签都可以贴给他：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优秀企业家，中国烟草大王，曾经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在别人眼里，他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烟草大王时代，他用18年时间，将濒临倒闭的云南红塔卷烟厂，变成年纳税高达300多亿的超级企业。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数据，300亿元放到今天是什么概念？　　那时候，“褚时健”三个字是金字招牌，他随手写张纸条就相当于几十万，褚门难进，一面难求。在外人看来，这时的褚时健风光无限，谁能说不快乐？　　“虽然别人认为我应该很快乐，但我不快乐，出差到北京也不敢让太多人知道，我不敢露面，找我的人太多了，多得没有办法，我非常不轻松。虽然要讲指标，中国工业的十项指标，我们都遥遥领先，但我的压力很重！”颇有种高处不胜寒之感。　　但真正的不快乐应是随后，1999年，72岁的他临近退休却身陷囹圄，“褚时健”这三个字成为一代企业家争议叹息的对象。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改革，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具标志性的悲剧人物之一。　　75岁因严重糖尿病被允许保外就医，褚时健此时已是风烛残年，从任何角度看，这个历经坎坷的老人，都该安度晚年了。但他没有这样，他选择“再创业”。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出狱时已经没有工资了，只有老伴的退休金，一个月两三千，“不能闲，也闲不住”。在我理解，就像我们一进门他紧紧握着我朋友的手半天，说的那句话，“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他的不甘心只可意会，其实是不想窝囊而死。在一边听到这句话，不知何故，我就开始抹眼泪。他老伴看到了，对我说，“你别哭啊，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嘛？”她越是这样安慰我，我心里越是不知哪儿来的酸楚。　　褚老最开始想开矿，但这是大生意，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想想就算了。于是想做点小生意，比如，卖米线。他路过一家生意极好的米线店，那里的客人要排长队，他问老板一碗米线赚多少，一天能卖多少，老板说，“一碗米线赚一块钱，一天能卖1000碗”，褚老一算，一个月可以赚3万，于是动心筹划做米线。他请了师傅研制了两碗米线，但一碗做甜了，一碗做酸了。就这样，米线没做成。　　后来，他想到年少时家里有两棵橙子树，另外云南的水土很利于种湖南的橙子，又开始筹划。了解情况的人跟我说，“种橙子、卖橙子，这个门槛最低，没人再会说什么闲话”。　　75岁褚时健开始上山种橙子。种苗种下去时，他跟朋友描述六年之后丰收的景象，朋友推算，6年之后，81了，“一个70多岁的人创业，向大家描述80多岁时的景象，简直不敢想象。”最初的种植面积是2500亩，成本2000万，因为包山地要花钱，种苗要花钱，很多朋友借钱给他时说不用还了，但他承诺“必须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给了他200块，褚老夫妇不要，但工人哭说，“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收下”。　　“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10年后一橙难求。“烟草大王”变身“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三个字又有了其他意义。褚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入口的水果，我听说，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都要吃一个褚橙，吃“励志橙”居然成为新习俗。　　当被问到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说，“现在我觉得还差不多。我没有专利保护，每年赚五六千万，规模在不断扩大。这12年，最主要的是种果子，每年看到果子长，慢慢长大了又过去一年，到2007年把债都还清了，才感觉这事算成功了，人才轻松了。”　　对，卖橙子一年能赚五六千万。当他阐述什么是快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想想当时的情景，再看今天褚橙在全国的荣誉，正是印证了巴顿将军的那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到低谷时的反弹力。”　　有人曾说，他以前在烟厂的辉煌是占了政策之便，说昆明街上随便一个挑扁担的都能把烟厂管好。今天当他在没有任何专利保护的情况下把农场做成功，证明了自己之后，快乐还有这一层。　　我在想，这个老人当时种的是橙子，如果当年他选择做米线，也许会成为“米线大王”。我问褚老，“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在做实际的事情时，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还很难找出来。”他中学时为赚学费酿过酒，后来参加过游击队，当过地方官员，管理过糖厂、烟厂，现在又种橙子，在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做事情，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说，“事情做好了，乐趣就在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事情做不好，心不安，晚上睡不着觉，脾气不好，一点事都挂不住。”　　朋友跟我说，2003年他去看过褚老，当时褚老正为了修水泵跟别人砍价，要价80，他只想出价60，两人争了几个来回。朋友当时差点落泪，一个为国家纳税近千亿企业的老板，此时为20块钱讨价还价。　　种橙子其实不简单，刚开始，他找来的农民受不了这份苦，干两天就走了。没有人手，两个年龄加起来超过140岁的老夫妇只能自己来，索性就住在田里，搭个棚子睡，抬头就能看到天。　　雨季来临，橙子会掉一地，虫灾的时候，橙子会烂，褚老想了很多办法，找专家不行，找农民不行，只能自己找书看，经常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睡不着。我很好奇他这些年的阅读，他给我拿出一堆书，包括《柑橘技术100问》、《柑橘病虫害诊断与防治》、《脐橙优质丰产栽培技术》、《柑橘栽培病虫草防治彩色图谱》……　　我翻看这些书，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一是书里面夹着橙子叶，整整齐齐；另一个是书上密密麻麻记着笔记，这些笔记主要和如何使用农药有关。这些书，价格都不贵，十几块一本，我想在这些书里，很难寻找到种橙子的秘诀。褚老说，“每个地方种橙子的情况都不同，土壤，气候，品种，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能把橙子种好，除了看书还要自己摸索。”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现在，雨多的时候，橙子还是常掉，夫人很心疼，褚老哄老伴说，“别怕别怕，咱们可以涨价嘛！”说完，在场的人都笑了。现在的褚老，烟抽得少了，从一天三四包，到三四天一包。不过，他抽烟的姿势很特别，大拇指和食指握着烟。他低头抽烟的样子，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临走时，我问褚老，“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想了想说，“种好橙子，活着”。
　　@七宗罪的救赎 143楼
14:17:19　　我有个同学的姐姐有个男朋友，长得一般学历一般家里也穷，同学姐姐的父母很不DJ他。后来有一天同学姐姐的妈妈跑到市场买菜，遇到一个算命的，算命的跟着同学姐姐的妈妈半天，拉着她说她不要嫌弃他女儿的男朋友，这个男人以后会发财。他妈妈很惊讶，因为他们那里没人知道她女儿在谈恋爱。　　她妈妈有所顾忌，就没有反对他们在一起，果然那男的发了财，别墅盖一栋又一栋= =　　-----------------------------　　我的婚姻也是我爸妈去算的。　　据说那个先生要排队在第一位才能算的最准。我爸妈一大早起床就去了，果然第一位。就报了我的生辰八字，先生说：你女儿现在有一个在谈，他们俩可以有婚姻，但不过三年就要离婚，口舌是非会很多。她真正匹配的婚姻在你家的北面方向。　　果然很神奇，那时候确实有个在谈，只是对方的妈妈很可怕（我是做生意的，拿了对方堂哥的货，结果对方妈妈和堂哥很不对付，直接打电话跟我怒骂这人的货不好、是次品。而且去他家吃饭。。。盘子上都是老鼠屎，虽然洗过了再放菜，我都差点吐），而且没有喜欢对方到要结婚的地步。听了这个先生的话，我就分手了。　　后来遇见了老公，算是一见钟情，彼此的生活观、价值观几乎一样，就结婚了。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张监理雅轩讲病　　长春市内有一个病乞丐，不能站起，脖子也不能转动，爬行乞讨，有好心的人向他说：“二道街道德分会有位张神仙会讲病，不论什么病经他一讲就好，你为么不找他给讲讲呢？”病乞丐说：“我只能看见地面，到那去找呢？”那人便指引病乞丐前往。一路上聚了许多人，跟着看热闹。到道德分会喊叫，请张神仙出来讲病。张主任出来一看，人太多了，只好在门前给他讲病。问了问病乞丐家中情形，又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会讲病呢？”病乞丐说：“这位好心老爷告诉我说你是活神仙，一讲就好。”张主任说：“你对你老母犯了忤逆不孝的弥天大罪，老天爷罚你像畜牲走路，你说我说得对不对？”他说：“你?是神仙！说得太对了。”张主任说：“李公祠的李公，是前清的清官，能叫你立刻起来走路，现在是三期末劫，纵有无边罪恶，一悔便消。”病乞丐问：“我得怎么悔过呢？”张主任说：“你向李公祠叩头说，小人知罪，痛改前非请李公赦了我罢！”病乞丐叩头认罪。张主任问大家听见了没有？?人都答：“听见了。”又对病乞丐说：“上天不罪悔过之人，李公叫你好了，你一直讨饭?家，跪在老母面前认罪，再讨饭孝亲，不但病会好还能成贤人。”又教他对?人叩头，又向?人说：“我叫他问：‘看我会当孝子吗？’你们齐答：‘会了’。他就能?家尽孝了。”便叫病乞丐向?人问：“大家看我会当孝子吗？”?人答：“会了”，又叫他问：“还有罪没有？”?人答：“没有了。”张主任叫?人让开路，便对病乞丐说：“你站起来以后，不要左右看，也不许?头看，一直跑下去，到了郊外，再慢慢讨饭?家。”又在脖子上击了一掌说：“起来！跑！”病乞丐果然站起来跑了。跑出去十几步，脖子也能左右摇摆了。?人称奇，内有人问张主任：“为什么叫他跑呢？”张主任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他若是慢慢走动，大家一看他，激起他羞耻心，怕他一动心，病又犯了。他这样一跑，谁也不认识他，好能安心?家另作新人。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知过能改，永不再犯，就没罪了。我当初还打过吗啡呢？”?人不信。张主任把上衣脱下，胳臂上布满针眼，大家叹服。人称张主任为“吗啡神仙”。
　　【曾国藩论做人】　　1、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2、为人不可过于聪明。　　3、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　　4、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　　5、不可轻率评讥古人。　　6、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7、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8、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之时。　　9、 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去京城参加会试的曾国藩再次落第。但生性沉稳的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只是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好，需要加倍努力。而他刚过26岁，以后的机会还有很多。　　所以，榜单公布以后，曾国藩就平静地收拾行李，坐着京杭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启程返乡。走到南京的时候，粮船停留补给，曾国藩走到南京街头逛书市。他走进一间书店，一抬头，就看见赫然排列半面墙的“二十三史”，从《史记》《汉书》一直到《明史》，很全很齐备，这让爱书如命的曾国藩怦然心动。平时，由于要应考，看书自然以《四书五经》为主，但闲暇时，他也看历代史书、唐诗宋词以及名家散文。　　“二十三史”可是需要几百两银子才能买到呢！别说是印刷业还不太发达的古代，即便是在现今，要买齐这二十三部史书也需要上千元。想起自己囊中羞涩，这令曾国藩很是为难。一番纠结之后，他便提着行李去了当铺，他去干什么呢？他把自己在北京时取暖的棉衣全部给当掉了，换来几百两银子，把“二十三史”全部购置，竟装了满满几大箱。对于这件事，曾国藩是有自己想法的。反正回到老家湖南，这些棉衣用不着了，还不如换点更加有用的东西。不过，以后进京赶考，又得添置新棉衣了。曾国藩沉浸在遨游知识海洋的喜悦中，对此也没有多想。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看到曾国藩一箱一箱地往家运，又听曾国藩诉说事情原委，他并没有责备曾国藩，反而鼓励他这种做法。他对曾国藩说：“你典当棉衣买书，我自然很支持，我会借钱去把衣服赎回来。不过，这些书既然买了，希望你用心研读，不要把这笔财富白白浪费掉！”听了父亲的话，曾国藩泪如泉涌。　　对于屡试不第的曾麟书而言，中举做官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不过，他把这种伤痛转化为培养几个孩子成才的动力，尤其是对老大曾国藩的教育上，更是不遗余力。曾国藩自幼便跟随父亲念书，可曾麟书自知天分不高，没有什么心得捷径供曾国藩参考，但是老曾自有他的办法，那就是不停地督促催促。从早到晚，只要一有空，就加以考验，要求曾国藩一字不落地将所有所学知识背出。这样一来，曾国藩慢慢就练就了扎实的功底，往往能举一反三。　　经过两年刻苦努力，再加上对史书的悉心研读。时隔两年，也就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应考，顺利高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号称清朝的“高干基地”，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部督、巡抚，进了翰林院，可谓是“一步登天”。这年，曾国藩才28岁。　　不过，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他家里人为他赎回棉衣以及考试用的盘缠付出多少努力，东家借西家求，该跪的人跪了，该拜的人拜了，才为他凑得33吊钱。一路上虽然省吃俭用，可开销仍然很大，到了京城之后，曾国藩手上就只有三吊钱了。对他来说，这次应试无疑孤注一掷。幸好，曾家所有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走出一代名臣！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辜鸿铭，是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代表，他曾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在牛津大学学习，尽管接受过西方教育，但他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度和儒家经典，他对一位英国拜访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吗？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这么说吧，在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　　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这要我来告诉你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群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你们可以不费力地置我们于死地。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力量来治理。如今你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年青一代懂得你们的秘密，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是学习机械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劳的人吗？　　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枪炮，他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辜鸿铭趣事：　　20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e soup？”（喜欢这汤吗？） 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 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e speech?”（喜欢我的演讲吗？）　　辜鸿铭一生痛骂西方文明，斥之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祸害人类，却反而深受西人敬重，称之到中国不能不去认识辜鸿铭……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中国难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因古代流传下来这么多经典的著作和思想体系而感到自豪，因中华文明如此灿烂辉煌感到欣喜，现在世界格局又有巨大的变化，咱们国家也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全世界人民都在面临着选择和挑战。试想世界和人类的进化在这5000年中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以前的道理在现在也是行得通的，因此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更好地去演绎经典，去面对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也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国学热是好现象，大家都认真去思考，并理论联系实际就可以产生更多有益的思想，这对我们个人以至全世界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1975年，撒切尔发表《让我们的儿童长得更高》演讲时说：“追求机会平等等比追求平等更加有意义而且更加可行。只有当允许不平等存在时，机会才有意义。”而在她执政时期，自由主义政策使穷人的贫困增加了，并且代际传导。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儿童一代比一代高的增长趋势停止了；父亲失业或靠津贴生活的家庭中的孩子明显比富裕家庭的孩子矮很多。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资本放虎归山，并给了这只老虎恣意游走的巨大狩猎场，丛林法则赋予强者以剑，施以弱者以枷，最后以程序的公正，令羊群接受被撕咬被吞噬的不公正厄运。在人们憧憬21世纪理想的大同世界时，它偷梁换柱地把资本统治的世界大同率先强加在人类头上。　　当危机泡沫破灭，世界经济一片废墟。在废墟上，站着一群华尔街的骗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华尔街的传奇投资专家、曾任纳斯达克股票前董事会主席的伯纳德·麦道夫。在麦道夫骗局中，他以高额资金回报为诱饵，吸引大量投资者不断注资，以新获得的收入偿付之前的投资利息，形成资金流，这个后来滚到500亿美元的巨大谎言和骗局维持了多年，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　　华尔街的诚信与颜面扫地。　　耶稣教导追随者说，骆驼穿过针眼要比财主进天堂更容易。财富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从古至今，一直令人困惑。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精神信仰的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欧债风波，以及遍布全球的经济危机，起源于精神信仰的危机，并将这危机不断传播与放大。　　今天，世界人类都在深深反思中，美国哲学家胡克认为，在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信仰上的错误比任何其它错误都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因而，信仰心态的及时调适是社会安定的根本。　　当丛林法则的信仰在危机中赤裸曝光后，世界很多人将重树世界信仰的希望，投向世界东方。　　江海倾斜，舟楫迷航；大河无水，小河干枯。尽管东方，尤其中国，30年发展，也被西方强国的丛林法则所裹挟，面临信仰迷失的困惑。但是，5000年中华文明是中国最大的精神财富，它不同于短短几百年就能富甲全球的物质财富，它厚积薄发，蓄势待发，能够启动人们的良知，并以这个时代所需的价值观和信仰，给世界前行以正确导向。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误读。　　世界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少了解？　　中国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