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第五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精神健康的问题，如果当成抽象的人的抽象属性来讨论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我们要讨论当代西方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且考虑其生活方式中哪些因素促成了精神错乱，哪些又能导致精神健全，我们就得研究我们的生产方式的特殊状况，以及我们的社会、政治组织对人性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生活及工作于这些条件下的一般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只有我们能描绘出“社会性格”时（这种描绘也许只是一种尝试，还很不完全），我们才有根据来判断现代人的精神健康及健全状况。
　　社会性格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一概念中我指的是，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这与同一文化中各不相同的个人的个性特征截然不同。社会性格的概念不是指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的性格特征的简单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性格的概念不是统计学概念。我们只有涉及社会性格的功能才能理解社会性格。这正是本书马上要讨论的问题。［注：在后面几页中部分观点选自我的论文《心理分析性格学及其在理解文化中的应用》，载G．S．萨金特及M．斯密斯所编《文化及性格》一书，瓦伊金基金会出版，1949年。社会性格的概念最初形成于我的论文《心理分析性格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载《社会研究时文选》第一卷，莱比锡，赫希菲尔德出版公司，1931年。］
　　每一个社会都是在很多客观条件的规定之下，以某种方式构成和运转的。这些条件包括：生产和分配的方法（这又取决于原料）、工业技术、气候、人口的多少、政治和地理因素、社会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以及受到的文化影响。世上没有一般的“社会”，而只有按照不同的并且可以弄清的方法行事的特殊的社会结构。虽然这些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确实会变，但在任何特定的历史阶段却相对稳定；社会必须在特定的结构中发挥其作用，否则就不能存在。
　　社会的成员以及（或者）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必须按照社会制度所要求的方式行事。社会性格的功能正是以某种方式对社会成员的能量加以引导，其结果便是，社会成员的行为不是一个可以由人们自行决定的问题，即人们无法决定是否按社会模式行事，而是一个当他们不得不行动时就得行动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按文化要求行动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换句话说，社会性格的功能便是，在特定的社会中锻塑及调节人的能量，使其服务于促使社会继续有效存在的目的。
　　例如，现代工业社会如果不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控制自由人的工作精力，就不能达到其目的。人必须被塑造成迫切想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工作上，守纪律，特别是时间观念强的人，其迫切程度是大多数其它文化所不及的。仅仅要求每个人每天作出有意识的决定，诸如要工作，须准时等，那还不够，因为任何这类有意识的考虑都会导致很多逸出社会顺利运转轨道的例外之事。威胁及武力也不能当成一种动力，因为长远看来，现代化工业社会中高度分工的任务，也只能由自由人而不是强迫劳动来完成。工作、准时及纪律的需要必须转变成达到这些目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创造一个社会性格，使这些动力变成内在的东西而包含于其中。
　　要了解社会性格的形成，只看单一的成因是不行的，必须懂得社会的和思想意识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由于经济因素不太容易变化，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经济因素便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不是说，渴望获得物质利益的动力是人唯一的、甚至最强有力的动力，而是指，个人与社会首先关心的是生存，只有当生存得到保证后，才会去考虑满足人类的其它需要。生存的任务意味着，人必须生产，即他必须获得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居住条件，以及从事最初级生产所需要的工具。而生产的方法反过来又决定着一个特定社会的现存社会关系。生产方法还决定着生活方式和习惯。不过，宗教、政治与哲学思想也并不是纯粹次要的投射系统。一方面这些思想扎根于社会特性，同时，也决定着社会性格，使其系统化、稳固化。
　　让我再重述一遍。如果我们说，社会的经济结构锻塑了人的性格，那只是涉及到了社会组织与人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需要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是，人性反过来也造就了生存的社会条件。只有当我们着手了解人的现实、人的心理特征以及生理特征，考察人性与人生存的所必须且不得不掌握的外部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后，我们才能理解社会的进程。
　　虽说人的确能适应几乎任何条件，可是他并不是一张白纸，任凭文化留下它的痕迹。快乐、和谐、爱与自由的需要，是人天性的一部分。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需要也是人的动力因素。假使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心理上的反应，最终会导致人创造出适合人原来的需要的条件来。只要社会和文化的客观条件稳定、不变，社会性格就会起到一种明显的稳固作用。如果外部条件变化，不再适合传统的社会特性，就会造成一种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现象常常把社会性格的稳定功能变成一种分裂因素，好像社会性格由社会粘合剂变成了炸药。
　　要是这种关于社会性格的形成和功能的概念是正确的话，我们便面临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个人在文化中所必须起的作用塑造了性格结构，这种设想难道不是与另一种看法——童年塑造了个人的性格——发生了矛盾吗？儿童在他的生活的头几年中，相对说来，与社会很少有接触，在这一事实面前，上述那两种观点能自封为正确观点吗？粗略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实际上并不困难。我们应该区分影响社会性格的具体内容的因素与创造社会性格的方法。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的结构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决定着社会性格的内容。另一方面，家庭则可看成是社会的精神媒介，家庭的作用就是把社会的要求传递给正在成长的孩子。家庭从两个方面起到了这种作用。第一，父母的性格影响了正在成长的孩子的性格形成，这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大多数父母的性格是社会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样，他们便将社会希望的性格结构的主要特征传输给了孩子。父母的喜、怒、哀、乐都传给了孩子。此外，文化中习惯的训练孩子的方法也塑造着孩子，使其向着社会希望的方向成长。为了同一目的的训练孩子的方法多种多样，而看来相同的方法实则不同，因为使用这些方法的人的性格结构并不相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训练孩子的方法上，那么，我们根本无法解释社会性格。训练孩子的方法只有看待成传输的途径时，才会有意义。只有当我们首先懂得了任何特定的文化希望和需要什么样的性格之后，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训练孩子的方法。［注：那种认为训练孩子的方法本身便是某一文化形成的原因的设想正是卡迪纳、戈勒等人的研究方法的弱点所在。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著作是以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前提为基础的。］
　　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使人的精神健康处于紊乱状态。因此，要了解社会经济状况这个问题，就得先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性质，以及工业时代“贪欲社会”的特性。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我对经济的描述必然粗略肤浅，但我希望这种描述会给后面分析当代西方社会人的社会性格奠定较好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结构
一、17世纪与18世纪的资本主义
　　17、18世纪以来，在西方居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却经历了历史的考验而保存下来。根据这些共有的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解释整个17、18世纪的经济制度。
　　简言之，这些共同特征是：1．存在着政治上、法律上自由的人；2．有这样的事实：自由人（工人及雇员）以契约方式在劳动力市场上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3．存在着商品市场，商品市场决定着价格，调节着社会产品的交换；4．有着这样的原则：个人的行为都有着为自己获利的目的，但是，由于很多人都参与了竞争，利益必然自然增长，受益最多的理当是全体。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有着这些共同特征，但是这一阶段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一方面我们在分析中最关心的是当代社会经济结构对人的影响，但同时，我们至少应简要讨论一下与20世纪社会和人的发展不尽相同的17世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特征。
　　说到17、18世纪，有两点非提及不可，因为这两点便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第一，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相比，17世纪和18世纪的技术和工业处于初级阶段；第二，中世纪文化的习俗和思想对这段时期的经济手段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如果一个商人若是以较低的价格，或是任何其它引诱方法来招徕顾客，在当时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礼俗常规，是不道德的行径。在《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第五版（1745年）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1731年作家笛福去世以来，“这种廉价出售货物的经济手段日益泛滥，达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某些人甚至公开宣传，他们的售价比其它任何人都要低廉。”［注：此处的描述及引语取自W。松巴特的《资产阶级》，慕尼黑及莱比锡，1923年。］《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第五版还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一个“发了家的商人”比他的竞争者赚了更多的钱，因此他不再利用信用贷款，直接从生产者手中买来货物，不经过中间人，自己转输这些货物，并将货物直接卖给零售商，于是后者便能以低于市价一便士的价格出售布料。《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评论道，整个这种方法的结果便是，这个“贪婪的人”富了，另一个人买了稍稍便宜的布，这种“非常少的利益与其它商人所受的危害相比极不相称”。［注：同前。］我们从德国和法国18世纪的习俗中也发现了类似禁止廉价出售商品的说法。
　　当时的人对新机器的疑虑，是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机器会夺去人的工作，给人构成了威胁。科尔伯［注：科尔伯（）：法国政治家。——译注］把机器叫做“劳工之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十五章，15节）中说道：机器减少了工人数目，因而是“有害的”。产生上述各种各样的态度的根据，便是几个世纪以来支配着人的生活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社会与经济是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了社会和经济而存在。凡伤害社会中任何一个集团的经济进步，都不是健康的；用不着说，这种观念与传统的思想密切相关，即传统的社会平衡应当保持，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
二、19世纪的资本主义
　　在19世纪，18世纪的传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起初很慢，后来便加快了。有着欲望与悲哀的活生生的人越来越丧失他在这个制度中的中心地位，商业和生产则取而代之。在经济领域，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对工人的无情剥削；当时人们认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一种自然的或社会法则。资本所有者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剥削雇工，也被认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几乎谈不上有团结一致感。弱肉强食的经济法则是至高无上的。前几个世纪的所有限制性观念都被抛在了脑后。商人寻求顾客，想方设法比竞争者卖得更低。对手之间的竞争，是那样的残酷无情，毫无限制，就跟剥削工人的情况一样。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劳动进一步分工，企业的规模也扩大了。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对所有人的幸福作出了贡献，这种资本主义原则成了指导人的行为的准则。
　　在19世纪，市场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限制性因素，成了完全独立的主要调节机构。虽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实际上大家都受限于市场及经济机器所代表的无形法则。个别资本家扩大他的企业，主要不是因为他想这么办，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正如卡内基［注：卡内基（）：美国工业家及慈善。——译注］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不扩大经营就意味着倒退。实际情况便是，当生意开始做大之时，人们就不得不越做越大，不管他们想不想这样办。经济规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挥着作用，强制人去行事而不给他自由决定的权利。从经济规律的这种作用中，我们看到了某种财产群集的萌芽，这种群集到了20世纪才开花结果。
　　在当代，不仅市场规律有着生命，支配着人，科学技术亦是如此。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今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组织支配着科学家，使他们无法自行选择自己的问题，问题迫使科学家去作出选择。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其结果不是他感到更安全或更有把握，而是这样的情形：在已解决的这个问题上，又冒出了10个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迫使科学家去找出解决办法，他不得不以越来越快的步子前进。工业技术的情况同样如此。科学的速度推动着技术的前进。理论物理把原子能推到我们面前，原子弹的成功制造，又迫使我们去生产氢弹。我们无法选择问题，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产品；我们被推着向前，我们被迫前进——被什么力量？一种制度，一种任何目标及目的都无法超越的制度，这种制度使人成了附属物。
　　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就人的这种无能为力的问题作出更多的讨论。不过，在此我们应该再讨论一下作为分配产品的中心机构的现代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成的基础。
　　假使社会的财富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需要相当，那就不存在财富分配问题；每一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喜爱或需要，尽可能地获得社会产品，除了纯粹技术上的含义之外，再也没有必要调节分配。但是，除去原始社会之外，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人类的需要总是比社会产品的总量要大，因而就不得不订出如何分配的规定。有多少人，以及哪些人的需要，应该得到最大满足；哪些阶层的要求不应完全满足。历史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要是靠强制手段来作出这种决定。某些阶级有权为自己谋得最好的社会产品，而将较重、较脏的工作分派给其它阶级去做，而这些做重活的阶级获得的却是社会产品最小、最差的部分。强制手段常常借助于社会的与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心理力量，其强度之大，往往使实施强制手段的阶级无须再威胁要使用物质力量。
　　现代市场是自我调节的分配机构，因此不必按事先打算的或传统的计划来分配社会产品。在社会内部动用强制手段，自然也就不必要了。当然，强制力只是表面上下存在，实际上仍然有。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迫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比率，因而也不得不接受市场的条件，否则他就无法生存。所以，所谓的个人“自由”多半是幻想。个人只知道没有什么外界的力量迫使他签订某项契约，他却不太知道，在他背后，市场规律在起着作用。因而，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虽然实际上他并不自由。尽管如此，这种通过市场机构进行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阶级社会中迄今为止所设计出的最佳方式，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基础，使个人在政治上相对自由，而政治上自由正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特点。
　　市场的经济作用全在于许多个人的竞争，这些个人想在商品市场上出售商品，在劳动力和人格市场（personality market）上出售劳动力或服务。从性格学的角度看，经济竞争的必要性，尤其在19世纪后期，导致竞争的态度与日俱增。人受到希望超过竞争对手的欲望的驱使，完全改变了具有封建特征的两种态度，即每一个人在社会等级制度中，都有着传统的位置，他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与这种中世纪的社会固定性相反，一种前所未闻的社会流动性逐渐形成；在这种具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为了争得最好的位置而不停地奋斗，哪怕经过筛选，只有少数人能达到目的，这种奋斗也不会停止下来。在这种争夺成功的疯狂竞争中，人类团结的社会与道德的规范崩溃了，生存成了头等大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因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利润。围绕着这种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产生了许多有意、无意的混乱。这个制度告诉我们（确实如此），只有在能获利的情况下，任何经济活动才具有意义。为了谋生，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工匠也必须使花在原料上的钱以及付给学徒的工资，比产品的售价少。在任何支持工业的社会（无论是单一的社会还是复杂的社会）中，产品的销售价值都必须大于生产成本，这样才能为机器设备的更新以及生产的增长和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本。不过生产的盈利问题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动机，不是为了产品的社会实用性，不是为了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满足，而是为了通过投资而获得利润。产品对顾客的用处，不一定是资本家感兴趣的事。这并不是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资本家对金钱贪得无厌。资本家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这样，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这并不是至关紧要的事。事实是，贪婪就是资本家的动机的情况常见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现在并不多见。现在的情况是，在很大程度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获取较多的利润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希望企业不断扩大、运转顺利的愿望成了主要的动机。
　　在现行制度下，个人的收入与出的力或作的贡献相当脱节。资本所有者可以不劳而获。用劳动换取收入是人的基本功能，现在，这种功能可能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操纵金钱以谋取更多的钱财。无论一个老板是拥有企业的全部资本或者只是企业的一个股东，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用不着亲自动手，而靠自己的资本或他人的劳力来获得利润。人们有很多正当的理由来为这种情况辩护。有人说，利润是给资本家投资所冒风险的报酬；或者，因为他自动放弃了积蓄本可作增加投资资本的资金，所以应该得到利润。但是，用不着证明我们便可知，这些限定因素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使得资本家不必亲自动手，不必从事生产而获得利润。即使那些做一些工作、作出一定贡献的人，他们的收入与付出的劳动之间，也决不存在合理平衡的情况。一个中学教师的收入只相当于一个医生收入的几分之一，尽管她的社会作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她付出的代价也并不比医生少多少。矿工的收入只有矿山经理的几分之一，尽管从矿工工作的危险性和难度上考虑，矿工出的力比经理大得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的特点是，个人的努力与工作同社会给予他的承认（经济报酬）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情况。在一个比较贫困的社会里，这种比例失调的结果是更大的贫富悬殊，其程度超过了我们的道德标准容忍的限度。我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种比例失调造成的有形影响，而是失调带来的道德及心理上的后果。这种比例失调的后果之一是，过低估价了工作、人力及技能；其二是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只要我所作的努力限制了我的收入，我的欲望也受到了限制。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的收入与我所作的努力不相称，那么我的欲望就不会受到限制，因为欲望之满足，取决于市场状况提供的机会，并不在我本身能力的大小。［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身体需要与那些不是来自身体需要的欲望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差别。例如：想吃的欲望，受到生理机构的自我节制，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这种欲望就有一个生理满足的限制。而野心、权势欲等，不是来自机体的生理需要，没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便是这些欲望日益膨胀如此具有危险性的原因。］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确实是个人资本主义。个人寻求新机会，按经济规律行事，领悟新方法，获取财产，目的是为了生产，也是为消费——享受财富。除了竞争与利润追求之外，这种从财产中寻求乐趣的情况，是19世纪中上层阶级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十分重要，因为就享受财富及乐于积蓄这两个问题而言，今天的人与其父辈已经非常不同了。实际上，这种积蓄狂及占有狂已经成了大多数落伍阶级及中下阶级的特性；在这一点上，欧洲比美国更典型。在此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度曾为最进步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性，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似乎被进步阶级所扬弃，而为那些发展最差的集团保留下来。
　　从性格学的观点看，弗洛伊德将占有及拥有财产的快乐描述为“肛门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则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采用了“囤积倾向”的说法，来描述这同一种临床状况。就像其它性格倾向一样，这种囤积倾向也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因素，究竟哪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取决于个人性格或社会性格中能动、活跃倾向的相对力量。我在《自为的人》一书中，曾就这种倾向的积极方面的表现特征作过这样的描述：实用、经济、仔细、保留、谨慎、顽强、沉着、守纪律、有条理以及忠实。与此相应的消极方面的表现特征为：缺乏想象、吝啬、多疑、冷酷、多虑、固执、懒惰、刻板、对金钱着魔以及强烈的占有欲。［注：参阅《自为的人》一书，第114页。］我们很容易便可看到，在18、19世纪，囤积倾向适应着经济进步的需要，因而积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而在20世纪，因为这种倾向的特征体现在落伍的阶级身上，所以其表现形式都是消极的。
　　随着人类团结一致的传统原则的瓦解，新的剥削形式出现了。在封建社会，封建领主自认有神圣的权利，他向压服于他的人民征收贡物，要求他们服役；但同时，他也受到习俗的限制，有义务向人民负责，保护他们，并保证他们至少达到最低限度的也即传统的生活水准。封建剥削发生在人们互相承担义务的制度之中，因而受到某些规矩的支配。19世纪发展起来的剥削形式则完全不同。工人，或者更恰当地说，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供资本家购买，与市场上的其它商品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买主对他买进的东西自然要尽量利用。由于劳动力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以适当的价格购进的，因而劳资双方没有什么相关感，资本家除了付给工资之外，没有任何义务。假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濒于饥饿的边缘，那是因为他们时运不佳，才能太差，再不然是社会及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情况。剥削不再涉及某个具体的剥削者，你也找不到谁是剥削者了。是市场规律判处了工人，使他们为了微薄的工资而工作，而不是任何个人有意要他这样做，也不是任何个人的贪婪欲促使他这么干。没有人该对这一切负责，没有人有罪，也没有人能改变这种情况。人所遭遇到的，是铁的社会法则，或者说，似乎是铁的法则。
　　在20世纪，这种在19世纪常见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已大都消失。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洞察到这样的事实：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任何阶级社会都能找到的原则——人被人利用——之基础上的。
　　由于现代资本家“雇用”劳动力，这种剥削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形式已经改变；没有改变的是，资本所有者利用他人来获利。“利用”的基本概念与待人是否残忍无关，它只涉及到这样的事实：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为雇主干活。人利用人的概念甚至也与利用他人或利用自己的问题无关。因为事实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再是自己的目的，而成了他人或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或者是非人的巨人——经济机器——的工具。
　　对于上述的说法有着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现代人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合同，因而他同雇主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自愿关系，他是一个自愿者，而不是一件“物”。但是，这种意见忽略了一个事实：首先，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现存的条件；其次，即使他没有被迫接受这些条件，他仍然会被“雇用”，也就是说，他不是被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是被资本利用来获取利润。
　　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任何社会形式（即使是最原始的社会形式）都要求某种程度的社会合作，甚至纪律。在更复杂的工业生产形式中，个人肯定不得不履行某些必要的特别的责任。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不过却没有看到这样的基本差别：在没有人支配人现象的社会中，人人都在合作与互利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建立在相互合作、友爱、友谊或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就没有谁能支配他人。实际上，我们在当今社会中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情况：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像父权社会的古老形式那样，支配和统治妻子，而是同妻子保持一种正常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合作、互助的原则。朋友关系亦是如此，相互帮助，彼此合作。在这些关系中，没有人敢于想到去支配另一个人，可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理由是，人们之间有爱和友谊，简单地说，有人类团结一致的感情。我，作为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主动努力，才能唤起他人的爱、友谊以及同情，才能确保获得他人的帮助。而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雇主购买了工人的劳动，不管他对人多么人道，他仍然指挥着雇工，劳资关系不是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雇主购买了工人的劳动，要他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人利用人，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价值系统。用资本，这死的、代表过去的东西，雇用劳动——活的生命力以及代表现存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的价值等级制度中，资本的地位高于劳动，积累的物的地位高于生命的表现形式。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拥有资本的人支配“只拥有”自己的生命、技能、活力以及创造性生产力的人。“物”的地位高于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比两个阶级的冲突，以及争夺社会产品的更大份额的斗争更激烈。这是两种价值原则的冲突：物及其积累的世界与生命及其生产力的世界之间的冲突。［注：参阅R．M．托尼在《渴求财富的社会》一书中对同一观点的讨论。哈考特及布雷斯出版公司，纽约，1920年出版，第99页。］
　　19世纪人们的权威观念问题虽然比较复杂，但却与剥削、利用问题密切相关。在任何社会制度中，如果全体成员中一部分人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尤其是这另一部分人是少数之时），这种社会制度必定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权威感的基础之上的。在父权强大的社会，即男性是被认为比女性优越；在统治女性的社会中，这种权威感更为强烈。既然权威问题对于了解任何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既然从19世纪到20世纪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想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鉴别一下权威的概念。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曾作过这种鉴别，而且至今看来，我的说法也值得引用，以作为下面讨论的出发点。我在《逃避自由》中说道：人可以有财产或物质品质，但权威则不是人“所具有的”品质。权威是指一种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成是比自己优越的人。不过，权威也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理性权威的高—低关系，另一种是可以描述为抑制的，或非理性的权威，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想法。师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地位高低不等的关系之上的。教师与学生的兴趣一致。教师如果成功地给了学生以知识，教师就会感到满意；如果他失败了，这种失败涉及教师和学生双方。与此相对的是，奴隶主想尽可能地剥削奴隶，剥削得越多，奴隶主就满意；而同时，奴隶也尽最大的努力去护卫自己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幸福。奴隶主和奴隶的兴趣肯定是对立的，因为一方的利益来自对另一方的损害。在两种情况下，优越地位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前者，优越地位是帮助人服从于权威的条件；而在后者，则是剥削的条件。
　　这两类权威的动力也不一样：学生学得越多，则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差距也越小，学生也变得越像教师。也就是说，理性权威关系的倾向是最后使自身解体。但是，当权威成为剥削的基础之时，时间越长，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
　　这两种情况的权威所包含的心理状况各不相同。第一种情况充满着爱、敬佩或感激的因素。权威同时也是一个榜样，是学生希望部分或全部与其认同的榜样。在第二种情况中，奴隶怨恨或仇视剥削者，奴隶屈从于奴隶主完全是违背自己利益的。不过，就奴隶而言，经常的情况是，他的怨恨只会导致同奴隶主的冲突，而冲突又使奴隶受苦受难，没有成功的机会。因此，通常的倾向会是这样的：奴隶压抑仇恨的感情，有时甚至用一种盲目的崇拜感取代仇恨。这起到了两个作用：（1）去掉那些既痛苦又危险的仇恨感情；（2）减缓屈服耻辱的感情。如果统治我的人是那样完美，那么我不应为听从他而感到羞耻。我不能同他平起平坐，因为他比我强得多，聪明好几倍，好几成，等等。这样一来，在抑制的权威中，仇恨的因素或者对权威所作的非理性的过高估价或崇拜，都将不断膨胀。在理性权威中，感情联系的力量与服从权威的力量成反比，越服从权威，感情联系的力量越减少，服从权威的人也由此越来越像权威本身。
　　理性权威与抑制的权威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即使是在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中，也有于奴隶有利的因素。奴隶得到最低限度的食物及保护，这至少使他能为主人干活。另一方面，只有在理想的师生关系中，才完全没有兴趣对立的情况。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有着许多不同程度的关系形式，比如，工厂工人同老板，或者农场主的儿子与父亲，或者“家庭妇女”与丈夫的关系。不过，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权威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从根本上讲，二者却有所不同。对具体的权威状况所作的分析总会决定每种权威的特殊分量。
　　19世纪的社会性格是一个例子，较好地说明了理性及非理性权威的混合情况。这个时期的社会性格尽管不同于建立在天理和传统基础上的封建等级性格，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建立在资本所有制之上的社会性格，仍然表现出了等级观念。拥有资本的人可以买劳动力，因而可以支配那些没有资本的人的劳动；后者只好服从，否则就会受到挨饿的惩罚。这个时期存在着新旧等级模式混合的形式。国家，尤其是君主制的国家，培养了顺从的品德，并赋予顺从以新的含义和价值。在19世纪的中产阶级身上，顺从仍然是基本美德，而不顺从则是主要的邪恶。
　　与此同时，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都同时发展。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起，人便开始依靠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以理性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他为自己有理性而感到骄傲，他尊重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的权威，因为这些权威帮助他发展了自己的判断力，使他相信自己的说服力。在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之间作出决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的确，道德心和理智在19世纪人的性格结构中无所不在。他可能不会将自己的道德原则运用到不同肤色的人，或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人身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是非感决定着他的言行；如果说，错误人人难免，他至少能抑制干错事的念头。
　　与这种理智和道德感密切相关的是19世纪固有的另一种性格特征：自豪感与优越感。在今天，如果我们看一看有关19世纪生活的图画——男人留着胡子，头戴高高的丝帽，手中握着手杖，我们立刻会看到19世纪男人自豪感可笑的、不可取的一面——虚荣心，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历史造就的佼佼者。在我们的时代，在这种可笑特征已经不复存在之时，我们却能看到这种自豪感寓含的积极成分。可说是，人感到自己掌了权，摆脱了自然的统治，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自己的主人。他挣脱了中世纪迷信的枷锁，在1814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间创造了最和平的历史。他感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只服从理性的法则，只听自己的决定。
　　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说，19世纪社会性格的特征是：竞争、囤积、剥削、权威、侵略以及个人主义。在此，我们实际上已经着重指出了20世纪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我们发现，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接纳与销售取代了剥削与囤积；日益增长的“协同”倾向取代了竞争；希望稳定而安全的收入的愿望取代了永不满足的争夺利润的欲望；分享及扩大财富，操纵他人——以及自己的倾向取代了剥削；匿名的权威——舆论及市场的权威取代了理性及非理性的公开权威；［注：不过，俄国及德国的情况却向我们表明，20世纪逃避自由的形式，也可能是完全服从于公开的非理性权威。］适应及认可的需要取代了个人的良心；虽然意识不到但却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之感取代了自豪感与优越感。［注：我得补充一点，前面所述主要是指19世纪的中产阶级。19世纪的工人和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都与此不同。20世纪发展的众多方面之一，就是各社会合作（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各阶层）之间的性格差异，几乎完全消失了。］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19世纪人们的病理问题，我们当然会知道，这些病理问题与人的社会性格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剥削及囤积的态度使人受苦受难，使人不尊重人的尊严；这种态度造成了欧洲对非洲、亚洲以及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无情剥削，这种剥削毫不顾及人的价值。19世纪的另一个致病现象，即非理性权威所起的作用以及服从于这一权威的需要，导致人压抑那些为社会所禁止的思想、感情。最明显的症状便是性压抑，以及对一切自然的东西的压抑，这些压抑表现在身体、姿态、服饰、建筑风格等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种压抑的结果，就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神经症病理。
　　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改革运动，就是从这些主要症状入手，力图治疗社会病态的思想倾向。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强调了消灭剥削，将工人改造成独立、自由与受人尊重的人的必要性。这些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如果消除了经济上的苦难，把工人从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9世纪所有积极目标都会完全实现，一切罪恶也将消失。同样地，弗洛伊德也认为，如果大幅度减少性压抑的程度，神经症和各种精神病也会随之减少（尽管在人的后期生活中，原来的乐观态度也越来越少了）。自由派认为，如果完全脱离了非理性的权威，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太平盛世。自由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心理分析学家尽管彼此不同，他们对治疗人类疾病所提供的药方，却都是针对19世纪的病理和复合症状下的良药。通过消除剥削和经济苦难，或者除去性压抑和非理性权威，人便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比他在19世纪所处的状况更加自由，更加幸福，更加进步。还有什么比这种愿望更自然呢？
　　半个世纪过去了，19世纪改革家的主要要求都已经实现。就拿经济上最进步的国家美国来说，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已经消失的程度，在19世纪是不可思议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掉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越来越多地分享民族的财富，而且我们可以断然设想，在今后五六十年，假使没有什么大的灾难发生，美国将不会再有明显的贫穷存在。与经济苦难的日益消除密切有关的是，工人作为人，其地位及其政治处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工人主要通过工会，成了经营管理的社会“合伙者”。再也没有人像三十多年前那样，命令、开除或侮辱他了。当然，他不会再仰望“老板”，认为老板高人一等。他既不崇拜也不仇恨老板，虽然他可能会忌妒老板。就顺从于非理性权威的问题而论，19世纪的社会景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子女已经不再害怕自己的父母，父母与子女已经成了朋友。如果说人们感到有点不安，这不是指子女，而是说父母担心他们自己合不上时代的潮流。在工业界和军人中，都有着一种“协同工作”和平等的精神，这在50年前是无法相信的。此外，性压抑也已经减少到可观的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场性观念的革命，陈旧的禁忌和原则都被抛弃了。不可满足性欲的看法被当成了过时的或不健康的思想。尽管有人反对这种作法，总的情况却是，19世纪的整个禁忌、抑制系统几乎完全消失了。
　　按照19世纪的标准，我们几乎具备了健全社会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同时，很多仍然按照19世纪标准考虑问题的人也深信，我们会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对继续进步的唯一威胁来自极权社会。可是，对于那些不用19世纪的眼光看待当代社会的人来说，显然19世纪的希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实际上，20世纪中期尽管有着物质繁荣、政治和性自由，但在精神上，社会比19世纪病得更重。艾德莱·史蒂文森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的确，“我们不再有成为奴隶的危险，但有可能成为机器人。”［注：见艾德莱·史蒂文森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我们眼前没有公开的权威来威吓我们，但是，我们却害怕那要求人协调、顺从的匿名权威。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我们并不同权威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信念，几乎丧失了个性，没有自我意识。很显然，我们不能按照19世纪的老方法来诊断我们的病。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时代的特殊病理问题，才能获得洞察力，以拯救西方世界，使其不致于越来越陷入疯狂中。在下一节中，我将试图作出这种诊断，讨论20世纪西方人的社会性格。
三、20世纪
（一）社会及经济变化
　　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技术、经济及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的性格也发生了同样剧烈的根本变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资本主义从19世纪到20世纪时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剥削形式、权威的形式、占有欲的作用，都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将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性格特征。这些特征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反面来开始讨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愈来愈消失，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因而也愈来愈明显。不过，美国同欧洲相比，封建思想的残余更少一些。美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比欧洲更强大，更先进，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榜样；不仅因为欧洲各国都力图仿效它，而且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进步的形式，它完全摒除了封建残余的影响，摆脱了封建势力的枷锁。封建遗产除了明显的消极特征外，还有许多为纯粹资本主义的态度所没有的人性特征，这一点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欧洲，旧的封建主义的人的价值观念依然存在，欧洲人对美国的批评主要便是以这些价值观念为依据的。这种以过去的名义批评现在的态度也正在欧洲急剧地消失。在这一方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阶段上的差别，即较旧的资本主义同较新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夹杂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
　　从19世纪到20世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技术革命。蒸汽机获得广泛使用，内燃机及电的运用日益普遍，原子能初步得到利用。这种发展的特征是：机器愈来愈取代手工劳动，更有甚者，机器智能代替了人的智慧。在1850年间，就各种劳动比例而言，人占了15％，动物占79％，机器只占6％；可是到1960年，这个比率将会大大不同，人力占3％，动物占1％，机器占96％。［注：参阅Th．卡斯卡多姆和R．莫德利所著《美国，衡量一个国家》，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9年。］在20世纪中期，我们看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使用自动机器的趋势，这些机器有着自己的“头脑”，使生产的整个过程发生根本变化。
　　生产方式的技术变化，一方面是资本日益集中的结果，另一方面，技术变化本身也加快了资本集中的进程。小型公司数目的减少、重要性降低的情况与经济巨物的增加成正比。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具体印象。1930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买卖中，573家独立公司占了大多数股票，其中130家公司占了所有公司产业的80％。2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控制着“非金融公司共同财富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则为30多万小公司拥有。”［注：参阅A．A．伯利和G．C．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0年。］我们必须进一步记住，这些庞大的公司所具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们直接控制的资产。“小公司同大公司做买卖，也可能同其它小公司打交道，但大公司对它的影响就可能大大胜过其它小公司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小公司要保持兴旺繁荣，就得依赖大公司所给的恩惠，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大公司的利益也成了小公司的利益。仅凭公司规模的大小，大公司对物价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即使大公司还未开始行动去垄断价格。大公司的政治影响也可能十分巨大。因此，如果粗略地划分一下，20家大公司控制着共同财富的一半，其余一半为小公司所有，那么我们可以公平地说，这些大企业统治着一大半工业生产。在1.25亿人口中，200人控制并指挥着一半的工业，当我们考虑到集中造成的这一情况之时，权力集中就显而易见了。”［注：见前书。］自从1933年以来，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一直在增长，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趋势。
　　个体经营企业的数目也大大减少。在19世纪初叶，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从业人口为个体经营者；到1870年，这部分人只占三分之一；而到了1940年，这一老的中产阶级只占了从业人口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只相当于100年前这种力量的25％。在今天，2700个巨型商店（只占全美国商店总数的百分之一）所雇用的人员，占了全部商业雇员的一半；而其余的150万个体经营商号（非农业性质）的雇员，则只占全部雇员的百分之六。［注：这些统计数字引自C．W．米尔斯所著《白领工人》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1年。］正如这些统计数字所表明那样，随着企业资本的集中，这些大企业的雇员人数也猛增起来。在旧的中产阶级中，农民、独立经营商以及自由职业者占了85％，现在，这些人只占了中产阶级的44％；在同一时期，新的中产阶级从15％增加到了56％。在这一新的中产阶级中，经理由2％增加到6％，靠工资维生的专业人员由2％增加到2％。在1870年到1940年间，这个新的中产阶级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6％上升到25％；而工资工人则由61％下降到55％。米尔斯简单明白地指出：“……操纵物的个人越来越少；对付人和符号的人越来越多。” ［注：见前书。］
　　大型企业越来越重要，另外一种发展也随之而来：经营权和所有权日益分离。伯利和韦恩斯的经典著作中的统计数字揭示并说明了这一点。从（1930年的）200家最大的公司中情况清楚的144家来看，股东在500人以下的只有20家，股东在50万人之间的有71家。［注：这些以及下面的统计数字引自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只是在公司中，经营者才似乎占了重要股份，在大公司，即最重要的公司中，股份所有权和经营权几乎完全分离。1929年，在某些最大的铁路及公共事业公司中，每个股份人所占的份额不超过全部股份的2.74％。据伯利和韦恩斯称，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工业领域。“在工业生产中，如果把经营者所持的股份按平均多少排成一个队的话，……高级职员和经理所持的股份几乎完全与公司的大小成反比。除了两种例外情况之外，公司越大，经营者所持的股份越少。在几个铁路公司中，每个公司的普通股平均为5200万美元，经营者占的股份为1.4％。在各种采矿业中，经营者所占的股份为1.8％。只有在小公司中，经营者才占有了重要的股份红利。除了平均资本为1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公司之外，小公司的经营者占的股份还不到20％。此外，还有三个行业完全由资本不到20万美元的小公司组成，在这些小公司中，经理和高级职员占了一大半股份。“［注：见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这里出现了两种倾向：大企业相对增加，大企业经营者所占的股份相对减少。如果把这两种倾向联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的趋势是资本所有者与经营加速分离。经营者不拥有相当的资本，又怎样控制企业呢？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将对其进行讨论。
　　资本主义从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的另一个根本变化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增加了。我们的整个经济机器依靠大规模生产和高消费的原则。在19世纪，总的趋势则是积蓄，而不是纵情于不能马上支付的消费；当今的制度则与此完全相反。人们哄骗大家尽量多买，并且在钱不够之时就买。广告和其它所有能施加心理压力的方法的采用，大大地刺激了消费的需要。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也随着这种发展而上升。在整个欧洲，尤其在美国，工人阶级参予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增产活动。工人的工资，以及他得到的社会福利，使他能达到100年前无法想象的消费水平。工人的权力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这不仅是针对工资和社会福利而言，也涉及到他作为人，作为社会一员，在工厂中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再来看看20世纪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封建特征消失，工业生产革命性激增，资本日益集中，业务与管理趋于庞大，操纵数字和人的人员愈来愈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上升，工厂和办公机关不断使用新的工作方法。我们再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变化。封建因素的消失意味着非理性权威的不复存在。人们不再认为，由于出身、神意、自然规律等因素，有谁要比人高出一头。人人都自由、平等。没有人天生就该受别人剥削、支配。如果说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支配，这是因为支配者在劳动市场购买了被支配者的劳动或服务。 支配者可以支配人，因为双方都是自由、平等的，并由此而构成一种契约关系。但是，随着非理性权威的消失，理性权威也不存在了。如果市场和契约调节了劳资双方的关系，那么就无需知道是非善恶了。要知道的，只是事情是公平的就行了——交易是公平的，一切都“有效”——一切都起作用。
　　在20世纪，人所体验到的另一事实便是生产的奇迹。他支配的力量是自然界从前赋予他的力量的千万倍。蒸汽、石油、电，成了人的奴仆和使唤的牲畜。他横跨大洋大洲，先是以星期，然后是以天，最后以小时来计算花费的时间。他似乎已经克服了重力定律，在天空自由翱翔。他把沙漠变成了良田，造雨而不祈求雨神。生产的奇迹带来了消费的奇迹。再没有传统的观念来阻止他购买他所喜爱的任何东西了。他所需要的只是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有钱不是为了购买真正的珍珠，而是为了得到虚假的东西；追求看起来像卡迪兰克牌的福特牌汽车、看起来值钱的廉价衣服，以及百万富翁和普通工人都吸的香烟。一切都可以伸手可及，都可以买到，都可以消费。从前的哪一个社会出现过这种奇迹？
　　人都在一起工作。千万人“流”进了工厂和办公室——坐汽车、地铁、公共汽车、火车而来——他们按照专家制定的节拍、方法，不紧不松，一块工作；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到了晚间，这些“人流”又退了回去：人们读同一种报纸，听同样的广播，欣赏同样的电影。处于社会最高层与最低层的人、聪明人和傻子、受过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都进行着同样的活动。生产、消费，以及一切亨乐都步调一致，从不怀疑。这就是他们生活的节奏。
　　那么，我们社会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是适合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
　　社会需要的，是在大团体中能顺利合作的人，想消费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趣味标准化、易于受到影响、其要求可以预测的人。
　　社会需要的，是那些自己感到自由和独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任何原则或良心——然而却自愿接受支配、做别人希望的事、毫无摩擦地顺应社会机器的人。社会怎样在不用武力、不通过领袖（除去不停运动之外）、不带任何目的情况下，激励人发挥其作用，不断前进呢……？
（二）性格的变化
1．定量与抽象化
　　要分析和描述当代人的社会性格，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任何方法，就像我们分析个人的性格结构一样。这些方法可能是分析的深度不一样，也可能是“深度”一致但角度不同，不过这种选择总是依调查者的特殊兴趣而定的。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选择了异化概念作为中心论点，从这一点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社会性格。我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概念触及到了现代人格的最深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了当代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一般人的性格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异化的概念就是最适当的论点了。［注：如果读者熟悉了在《自为的人》中形成的市场倾向的概念，就会看到，异化现象是更普通的现象，也是“市场倾向”这一特殊概念的基础。］
　　要讨论异化问题必须先谈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之一，定量与抽象化的过程。
　　中世纪工匠生产的物品，只供应相当少的熟悉顾客。他需要获取一定的利润，以便能维持与其社会地位在传统上相称的生活方式，这一定的利润决定了他的产品价格。他凭经验便知道生产成本，即使他雇用了几个工匠与学徒，他也不需要会计或资产负债表之类复杂的方式，就能使他的事业顺利进行。农民亦是如此，更用不着什么定量、抽象的方法来安排计划生产。与此相反，现代商业、企业全靠资产负债表来安排和计划。现代企业无法像过去的工匠那样，靠具体和直接的观察，来盘算他的盈利。原料、机器、劳力花费，以及产品，都可用同样的货币价值来表示，因而可以比较，也适于记在收支表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严格定量，只有资产负债表，即用定量数字表示的经济活动的确切比较指标，才能告诉经理他所做的生意是否赚钱，赚了多少钱，也就是说，是否有意义。
　　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已经发展到了大大超过资产负债表以及生产领域中经济活动的定量问题所包含的范围。现代商人、企业家，不仅要处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还得应付成百万的顾客、成千的股东，以及成千上万的工人、雇员；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一架庞大机器中的许多零部件，商人和企业家必须控制这架机器，计算其效能；每个人最终可以被看成一个抽象的实体或数字。在此基础之上，商人和企业家就可以计算出经济活动，预见到趋势，作出决定。
　　今天，在我们社会的从业总人数中，只有20％的人是个体经营者，而其余的则为某人干活，靠工资或薪水过活。不过，我们应当说“某物”而不是“某人”，因为雇用或解雇工人的，是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管理人员是企业的不带感情的部件，而不是与雇员有着感情交流的人。我们还不能忘记另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货物与帮佣的交换；今天，一切工作换得的报酬都是钱。紧密交织的经济关系，是由金钱——劳动的抽象表现形式来调节的，也就是说，我们以不同质的工作换取不等量的同一东西；我们用钱来换取东西——这也只是不同量与不同质的交换。实际上，除了农业生产之外，没有人能够在不获得金钱、不付出金钱的情况下活上几天，这种情况代表着具体工作的抽象性质。
　　劳动的不断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另一个特点，其结果便是生产的日益抽象化。总的看来，劳动分工存在于大多数已知的经济制度中，即使在最原始的社会团体中，也有着以男女分工形式出现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特性，便是这种分工发展的程度。在中世纪经济中，存在着，比如说，农业生产与工匠劳动之间的分工，但是在每一生产领域中，却很少再有劳动分工。做椅子、桌子的木匠，从头到尾把椅子、桌子做出来，即使他的徒弟为他做了些准备工作，但是他仍然控制着生产，监督着生产的全过程。而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工人却无法在任何环节接触到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他只起到了某一特定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起的作用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他仍然与作为整体的具体产品没有联系。现代产业工人虽然发挥着一种特定的作用，但总的趋势却是，这种作用可以解释为，在机器还未设计出来的生产活动中，或者在机器比人工更费钱的生产活动中，像机器一样的在工作。唯一同生产的整个过程有着接触的是经理，但是，对他来说，产品也是一个抽象物，其本质是交换价值；而将产品看成具体东西的工人，却从来没有在整体上参与生产。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定量与抽象，现代的大规模生产大概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经济活动成为人所主要关心的事的社会中，这种定量与抽象的过程，已经超越了经济生产领域，并扩展到人对物、对人或对自己的态度方面。
　　为了理解现代人的抽象化过程，我们必须首先从总体来考虑抽象的含糊动机。很显然，抽象并非仅仅是现代现象。事实上，日益增加的抽象能力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特性。如果我说，“一张桌子”，我就是在使用一个抽象概念；因为我所说的，并不是一张具体的、专门的桌子，而是包含了所有具体桌子的“桌子”这一种类概念。如果说“人”，我并不是在说这个人或那个人，即具体的、单独的人，而是指“人”这个种属。“人”这个概念包含了所有的个人。换句话说，我是使具体的物或人抽象化了。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发展就是基于这种不断增长的抽象能力。放弃了抽象能力，就等于重新回到最原始的思想方法。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把自己同物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同具体的物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此“物”就有了特殊的性质，没有其它的物可以和它完全一样；我们也可以抽象地同物联系在一起，即只强调同一类物体所共有的品质，突出某些品质，忽略另一些特性。人同一个物体发生的具有活力的完全联系，包含着这种两极倾向，既看到了物的特殊性，又看到物的一般性，既看到具体性，又看到抽象性。
　　在当代西方文化中，这种两极倾向几乎完全让位给了单一的倾向，只提到人对物的抽象倾向，忽视了关系的具体性和独特性。我们不是形成一些必要的、有用的抽象概念，而是把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抽象化了；抽象的概念以及体现着不同量而不是不同质的幽灵代替了人和物的具体现实，即我们可以与之联系的具体现实。
　　我们很习惯说一座“300万美元的桥”、一支“20美分的雪茄”、一块“5美元的表”，不仅是站在制造商或顾客的立场上说话，而且表明了我们叙述事物的基本出发点。当我们谈论“300万美元的桥”时，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桥的实用性或美的品质，即桥的具体特性，而是把桥当成了商品，其主要特性在交换价值，即可以用金钱数量表达的价值。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桥的实用性或美的品质，可是却的确意味着桥的具体（使用）价值次于其抽象（交换）价值。格特鲁德·斯坦的名句［注：格特鲁德。斯坦（）：留居法国的美国作家。——译注］“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便是对这种抽象的经验形式的抗议；对大多数人来说，玫瑰并不是玫瑰，而是一种适应某种社交场合，并且能以某种市价购得的花；即使是最美丽的花，假定它是野生的，不花任何钱就可得到，同玫瑰相比，也不那么美了，因为它没有交换价值。
　　换言之，当我们买卖东西时，当经济交换完成之时，我们的态度中就包含着将东西体会成商品、交换价值象征物的经验。一件东西，即使在我们购买它之后，也决不会失去作为商品的这层意思；它可以使用，总是保持着其交换价值。我们从一份报告中了解到一个重要的科学组织的执行秘书如何在办公室度过了他的一天的情况，这份报告较好地说明了这种态度。这个组织刚买了一幢房子，并搬了进去。这位执行秘书在报告中说道，他们搬进这幢大楼没几天，他接到一个房地产商打来的电话，电话说，有人很想买这幢房子，想先看看。虽然他知道，他的组织不可能在搬进来几天之后就买掉它，但是他忍不住想知道这幢大楼是否在他们买了之后又升值了，于是他花了宝贵的一、二小时带领房地产商参观了楼房。他写道：“我很感兴趣，有人愿出比我们花的钱更多的价钱。地产商出价时，碰巧财务主管也在办公室内，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最好让董事会了解，大楼可以卖的价钱大大多于花掉的钱。看看结果会怎样。”尽管他们以大楼为骄傲，为能住进去而感到愉快，这幢房子仍然保持着作为商品的品质，仍然可以花掉。房子并不完全具有可占有性或使用性。人与所买汽车的关系也表明了这种态度；人从来也没有完全同汽车有着密切的关系，汽车仍然保持其商品的性质，可以在价格优惠时进行交换。这便是为什么汽车在使用一、二年后又被卖掉，在使用价值耗尽之前很久，甚至在其使用价值还未降低多少之前就易主的原因。
　　这种抽象化的过程甚至发生在那些不涉及商品交换的现象身上，例如水灾。报纸报道一项水灾的消息，可以冠以“百万元大灾”的标题，强调的是抽象的数量，而不是人所遭受的具体苦难。
　　抽象化和定量的态度远远超出了物的范围。人也可以体验到，自己体现着定量的交换价值。如果说一个人“具有10万美元”的价值，就是不把他看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把他当成可以用数字表达本质的抽象的东西。再如，报纸以“制鞋商死亡”为题刊登一则讣告，这标题也反应出抽象态度，虽然实际情况是一个人死了，一个有着人的某些品质、有希望也有挫折、有妻室儿女的人死了。的确，他生产鞋，或者说，他拥有并管理着制鞋厂，工人开动机器生产鞋子；但如果说成“制鞋商死亡”，那就是用经济功能的抽象公式来表达丰富和具体的人生。
　　从“福特先生生产了这么多汽车”，或者，某个将军“占领了一座要塞”之类的说法中，我们也能看到抽象化的倾向；再如，如果一个人为自己造了一座房子，他就会说“我造了一座房子”，这也是抽象化的说法。具体说来，福特先生并没有造汽车，他指挥着由千百万工人从事的汽车生产。将军并没有占领要塞，他是坐在他的司令部里发号施令，是士兵占领了要塞。上述那人没有造房子，而是他付钱，由建筑师设计，由工人施工，完成了修建。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我想贬低管理、指挥的意义，我是想通过这些来说明，这种体验事情的方法使具体发生的事从我们眼前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抽象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种作用，比如，制定方案、发布命令或支付费用，似乎与具体的生产过程、战斗经过或修建活动等同起来了。
　　这种抽象化的过程也发生在其它各个领域。《纽约时报》最近印发了一则消息，标题是：“Bc．Sc．＋Ph．D．＝$40,000”。这个标题有点令人困惑不解，消息的内容是说，统计数字表明，工程学学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一生之中比只得到理学士学位的学生多挣4万美元。就这个事实而言，这是一项值得报道的社会经济学资料。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此事，是因为这正是用等同，即用把科学学位与一定的钱等同起来的方法表达事实的例子。这种作法表明了一种抽象化及定量化的思维，知识被看成体现着人格市场上的某种交换价值的东西。在一份新闻杂志上，我们看到了一篇政治报道，这篇报道称，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政府有足够的“信心资本”，因而可以冒险采取一些不得人心的手段，因为政府“有本钱”，不怕失掉一些信心资本。这篇报道上所说的，与上面那个例子实质一样。我们又看到，人的品质，比如信心，用抽象形式表达出来，这情形就像用市场投机的术语处置金钱投资之类的问题一样。本来属于商业范畴的东西，是如何急剧地入侵宗教思想的呢？我们可以看希恩主教的一篇论述基督诞生的文章。他写道：“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如果任何自称（上帝之子）的人都是上帝派来的话，那么，上帝为了支持他的代表的要求，至少该预先宣布这人的降世。连汽车制造商也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汽车型号。”［注：见《矿工》杂志，1953年。］我们还可以从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所说的话中，看到更明显的商业影响。格雷厄姆说道：“我在出售世上最伟大的产品；为什么我们不该像吹捧肥皂那样颂扬它呢？”［注：《时代》杂志，日。］
　　不过，抽象化的过程还有比上述例子更深的根及表现形式，可以远溯到现代时期的开端，远溯到生命过程中任何具体的参照系统解体之时。
　　在原始社会中，“世界”等于部族。部族仿佛就是宇宙的中心；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朦朦胧胧的，没有独立的存在性。在中世纪世界，宇宙更宽广了，包括地球、天空以及天上的星星，不过，地球被看成了中心，人是上帝创造的目的。一切东西都有其固定的位置，正如封建社会中，每个人都有着固定的地位一样。15、16世纪开拓了新视野。地球失去了其中心地位，成了太阳的卫星之一；人发现了新的大陆、新的航道；静止的社会制度越来越宽松；每样事物、每个人，都在运动。不过，直到19世纪末，自然和社会都还未丧失其具体性与确定性。人仍然能把握住自然界和社会，人所处的自然和社会仍然有着明确的轮廓。但是，随着科学思想的进步、技术的新发现，以及一切传统束缚的解体，这种确定性和具体性正在逐渐消失。不论我们考虑我们的新宇宙观，或理论物理，或无调性音乐，或抽象艺术，我们的参照系统的具体性与确定性都正在趋于消失。我们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不再是上帝所创造的目的，我们不再是可把握住的、可知的世界主人——我们不过是太阳中的一粒微尘，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我们与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具体的联系。我们谈论千百万人遭到杀戮，设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人口将会从地球上抹去；我们谈到国家债务高达数10亿美元，谈到行星间距离以千万光年计算，谈到星际旅行、人造卫星。我们还知道，数十万人在一个大企业中工作，数百个城市每个都有数十万居民。
　　我们所对付的度和维都是些数字和抽象的东西，这些东西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具体经验的范围。再也没有适合于人类尺度的可以为我们所掌握、所观察的参照系统存在了。我们的眼和耳只能从人所能把握的程度来获得印象，可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恰恰没有了这种性质，认识已不再能与我们的观察维度相适应。
　　如果联系到现代毁灭性手段的发展情况，这一点特别有意义。在现代战争中，一个人就能造成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毁灭。他只消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办到；他大概不会因所做的事感到心情变化，因为他不认识他所杀的人，仿佛他按按钮的行为与千万人之死没有真正的联系一样。同样是他，可能不忍心打一个无助的人的耳光，更不用说去杀人了。在打耳光和杀人的具体情境中，他的良心会像正常人一样作出反应；而在按按钮的行为中，则没有这种反应，因为行为和目标都与施动者离异了，他的行为不再是他的了。我们可以说，行为本身具有了生命，对自己负责。
　　科学、商业、政治都丧失了于人有意义的一切基础和比例。我们生活在数字和抽象物之中；既然没有什么是具体的，也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了。从事实和道德上讲，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科幻小说与科学事实，恶梦与将来的梦，都没有什么差别。人从确定的地方放逐出来，在那确定的地方，他可以综观并把握住他的人生以及社会生活。某种力量驱赶着他，使他越动越快，而这种力量最初则是他创造出来的。在这疯狂的漩涡中，他思考，盘算，为抽象东西忙碌，愈来愈远离具体的生活。
　　以上对抽象化过程的讨论引出了资本主义影响人格的主要因素：异化现象。
　　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离异了。他不觉得自己是他那小天地的中心，是他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他服从这些主人，也许还会对主人顶礼膜拜。异化了的人同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他感到自己同他人都像物一样，他有感觉，也有常识，可是他同自己以及同外界并不存在创造性关系。
　　“异化”一词过去的用法是指精神不健全的人；法语中的aliéné以及西班牙语中的alienado，其古意都是指精神病患者，完全和绝对的异化了的人（在英语中，“Alienist”仍然为精神病医生所使用）。
　　在上一个世纪，黑格尔和马克思曾经用过“异化”这个词，不过不是指精神错乱的症状，而是指不很严肃的自我离异形式，它使人在具体事务上合情合理地行动，可这种形式本身却有着最严重的社会铸就的缺陷。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异化是指人的这种状况：他“自身的行动，对于他来说，成了一种陌生的力量，监督并反对着他，而不为他所控制”。［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论文》，S．兰德夏特和D．P．迈尔合编，莱比锡，1932年，第2卷，第25页。］
　　不过，虽然“异化”这个词的这种广义用法是最近才有的，这个概念却由来已久。这个概念等于旧约先知所说的偶像崇拜。如果我们先考虑一下“偶像崇拜”的含义，那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异化概念。
　　一神教的先知们并没有因为多神教崇拜的不只一个神而谴责这些异教。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神的数目问题，而在于自我异化这项事实。人花费了精力、艺术才能建造了一个偶像，然后他崇拜这个偶像，这个偶像不是别的，而是人自己的杰作。他把自己的生命注入了一件“物体”，但是这物体成了偶像之后，就不再被体验为他自己的创造性杰作，而成了他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监督并反对着他；他崇拜并顺从这偶像。先知何西阿说道（《圣经》第十四章，第8节）：“亚述尔将不会拯救我们；我们不再会骑马；我们也不再对出自我们之手的成果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在你们身上无父的人找到了爱。“崇拜偶像的人对于出自自己之手的成果顶礼膜拜。偶像代表着以异化形式出现的人自身的生命力。
　　与此相对照的是一神教的原则：人是无限的，人身上没有哪一部分品质可以实体化为整体。在一神论的概念中，上帝是不可知的，不可确定的；上帝不是一件“物”。如果上帝创造了人使他像上帝自己，那么，人身上就体现着无限的品质。在偶像崇拜中，人膜拜并顺从于自己部分品质的投射物。他没有体验到自己是发射爱和理性的活生生行为的光辉的中心。他成了一件物，他的邻居也成了物，正如他的神灵也是物一样。“异教的偶像是金、银，是出自人手的成果。它们有口但不会说，有眼而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口中也没有呼吸。创造他们的人就像他们；相信他们人也像他们。“（《圣经》，《诗篇》135）。
　　在很大程度上，一神教本身也退回到了偶像崇拜的状态。人将爱和理性的力量投射到上帝身上，他不再感到这些力量属于自己，而祈求上帝再赐还他某些已经投射到上帝的东西。早期的新教和加尔文教派所要求的宗教态度是，人应该感到空虚和贫困，相信上帝的恩赐，即希望上帝将他奉献给上帝的他自身的品质退还一部分给他。
　　从这层意义上讲，一切顺从的宗教行为都是异化和偶像崇拜的行为。人们时常所说的“爱”常常不是别的而是这种异化的偶像崇拜现象；所不同的仅仅是，崇拜对象不是上帝，或偶像，而是他人。有着这种顺从关系的“施爱”的人，将他（她）全部的爱、力量和思想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把所爱的人体会成一个品质优秀的人，在完全顺从和崇拜之中得到满足。这并不是说“施爱”的人不把所爱的人当成一个现实的人来看待，而是指他没有体验到自己也是一个现实的人，有着人的创造力。正如宗教的偶像崇拜一样，他将自己丰富的感情和品质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不再觉得这些感情和品质属于他自己，而把这些当成了异化的东西，在他人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当他顺从和迷恋于他人之时，才能接触到这些感情和品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顺从政治领袖及国家的现象之中。实际上，领袖和国家是在被统治的人同意之下才产生形成的。当个人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射到领袖和国家身上，希望通过顺从和崇拜的方式来重新得到力量之时，领袖和国家才成了偶像。
　　根据卢梭关于国家的理论，在当代极权政治中，个人应当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将这些权利投射到作为仲裁者的国家身上。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中，完全异化了的个人在祭坛上崇拜偶像，无论这偶像叫什么名字——国家、阶级、集体等等，情况都差不多。
　　我们谈论偶像崇拜或异化，不仅涉及人与他人的关系，也指人与自身的关系，即当人屈从于非理性感情时的关系。受到权欲驱使的人不再能从自身体验到人的丰富性和局限性，他将自身具有的部分驱策力投射到外部目的之上，他“占有”了这些目的，却成了这些驱策力的奴隶。一心追求金钱的人受到了这种追求金钱的驱策力的控制；金钱成了他崇拜的偶像，具体体现着他自己身上的那部分孤立的力量：他的贪婪。在这层意义上，神经症患者也是一个异化了的人。他的行为已不再是自己的行为；他有着一个幻想，即他在做他想做的事，而实际上，是与他分离了的力量在背后驱使他这样做；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陌生人，正如他的同胞一样。他没有把他人和自己当成真正的人来体验，无意识的力量使他歪曲了他人和他自己。神经错乱的人是绝对异化的人，他自己已完全不是自身经验的中心；他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
　　偶像崇拜、对上帝的偶像式崇拜、对一个人产生偶像似的爱、对政治领袖或国家的崇拜，以及对非理性感情的外化形式的偶像式崇拜，凡此种种现象，都具有一个通性，即包含着一个异化过程。这些现象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人不再感受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外界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
　　正如偶像崇拜所表明的那样，异化绝不是一种现代现象。要勾勒出异化的历史，远不是这本书所能办到的。我们只消说，情况似乎是，一种文化的异化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异化，异化的领域不同，异化过程的完全性与彻底性也不一致。
　　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几乎存在于各种情况中，存在于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等关系中。人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构筑了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人建造的技术机器。但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却高踞于他之上。他没有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中心，而觉得自己是他的双手创造出的机器人的奴仆。人释放出的力越大，人越感到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无能为力。面对创造物体现着的他自己的力量，他同自己离异开来。他被他所造的物控制着，失掉了自控能力。他铸出了一个金犊并说道：“这便是你们的神，它将带领你们走出埃及。”
　　工人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可以借用一位洞悉工业世界的观察家的话来说明：“在工业界，人成了一个经济原子，按照管理原子的调子运动着。你的位置就在这儿，你就以这种方式坐在这儿，你的手臂以Y为半径，移动X英寸，移动的时间为0.000……分钟。
　　“当设计师、细微动作研究人员以及科学管理人员进一步剥夺了工人思维及自由行动的权利之后，工作就变得越来越带重复性，而无须动脑筋。生命被否定了，人的控制、创造、好奇心与独立思考的需要被遏制了，其结果，其必然结果使是工人方面的退避或斗争，冷漠或破坏，以及心理上的倒退。”［注：J．J．吉莱斯皮：《工业中的自由表现形式》，伦敦，向导出版有限公司，1948年。］
　　经理的作用也是一种异化了的作用。的确，他管理着全部而不是部分，但是，他也同作为有用的、具体的物的产品相离异。虽然同形式较老的所有的经营制相比，现代的经营制对按股份分红获得的利润已不很感兴趣，而是关心如何有效地使企业运转并扩大范围；但是，经理的目的仍然是利用他人投资来获取利润。这种经营制的特点是：在企业内部，负责劳资关系及销售的人越来越比负责生产技术的人重要。
　　经理同工人一样，同每个人一样，应付的是一些不具人格的巨人：具有竞争性的庞大企业、巨大的国内与国际市场、需要加以哄骗和摆布的众多消费者、大工会组织以及强大的政府。所有这些巨人仿佛都有着它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决定着经理的活动，左右着工人及职员的工作。
　　经理的问题揭示出异化文化中的最重要现象——官僚主义化。官僚统治着大企业及庞大的政府。官僚是管理物和人的专家。由于管理机构庞大，官僚同人民的关系便是一种彻底的异化关系。官僚们把被管理的人民当成物，对他们既不爱也不恨，完全没有什么人的感情；就其活动而言，经理——官僚不应带有什么感情；他必须把人当成数字或物来加以操纵。由于组织机构庞大，劳动极度分工，任何个人都无法看到全体。由于在工业界个人或小组之间没有有机的、自发的相互合作，管理官僚的产生及存在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没有管理官僚，企业就会在短时间内破产，因为没有谁知道使企业运转的奥秘所在。官僚之必不可少，正如他们必须用去成吨的纸张一样。正因为大家都感到无能为力，都意识到了官僚所起的关键作用，人们便像对待神那样，尊重这些官僚。人们感到，要是没有了官僚，一切都会毁灭，我们也会挨饿。在中世纪，领袖被看成是神授秩序的代言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的作用也完全是神圣的——因为他之存在关系到全体人的死活。
　　马克思给官僚下了一个深刻的定义：“官僚只是把世界当成他的活动对象。”十分有趣的是，官僚精神不仅进入了工商业及政府，也侵入了工会以及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大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官僚经理及其异化精神也征服了全国。如果具备了某种条件，俄国也许会成为没有恐怖的国家，但是，如果没有一套官僚（即异化）制度，俄国就无法生存。［注：参阅W．休恩所写的有趣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管理意识》，法兰克福，《火花》杂志第5期，1954年8月。］
　　那么，企业所有者，即资本家的态度又怎样呢？小企业家、小商人似乎同一百年前的商人的状况差不多。他拥有并指导他的小企业，他同整个商业或工业活动保持着联系，同工人和雇员有感情上的接触。但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其它各个方面看，他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之中，尤其是他受到大竞争者的不断压力，因此，他已绝不像同一行业的先辈们那样自由了。
　　在现代经济中，大商业、大公司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鲁克简明扼要地指出：“总而言之，是大公司——自由经营经济中大企业的特殊组织形式——成了代表者，成了能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经济机构，这些代表者及经济机构制定了行为模式，决定着一切人的行为，乃至街角巷口从来没有买过股票的烟店老板，以及他所雇用的从没进过工厂的杂工的行为。因而可以说，我们社会的性格受制于大商业的组织结构、大规模生产工厂的技术，受制于我们的社会信仰及承诺在大公司身上的实现程度，以及大公司兑现谎言的程度。“［注：参阅彼得．F．德鲁克：《公司的概念》，约翰·戴出版公司，纽约，1946年，第8、9页。］大公司的所有者对其财产的态度是怎样呢？这是一种几乎完全异化的态度。他的所有权便是代表着不定数量金钱的一纸文书，他不对企业负责，同企业也没有具体关系。伯利和韦恩斯所描述的企业股东的态度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伯利和韦恩斯写道：
　　（1）所有权的地位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原先，所有者拥有物质财产，他可以指挥这些财产，也为财产负责；而现在，他只有一纸代表着某些权利以及可望从企业得到多少利益的文书。但是，对于企业，对于物质财产（生产的手段和工具），他有一份利益，却没有什么控制权。与此同时，他对企业及其物质财产也没有什么责任。人们常常说，马的主人有权有责。如果马活着，他得喂它，马死了他得埋它。但是，实际上企业所有者却无法实施自己的力量来影响企业的基本财产。
　　（2）原先与所有权并存的精神价值，现在与所有权分离了。从前，所有者可以控制影响物质财产，这些财产除了给他带来具体收入之外，还直接使他感到满足。财产代表着他自己人格的延伸。随着企业革命的发生，财产所有者失掉了财产的这一品质，正像工业革命后，工人失掉了财产一样。
　　（3）个人财富的价值愈来愈依赖于个人自身之外、他的努力之外的力量。来自两方面的行为决定着财富的价值：一方面是控制企业的个人（即不受传统所有者控制的那些个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是那些在敏感且反复无常的市场上办事的人的行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受制于变幻莫测的市场，受到市场的操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价值随社会对其最近的前景所作出的估价而大涨大落，在有组织的市场上，价值的一般水平反映出这种估价。
　　（4）个人财富的价值不仅不停地波动——我们可以说，大多数财富亦是如此——而且不断地受到估价的制约。个人能够随时看到财产估价的变化，这一事实明显地影响着他开销及享用他的收入的方式。
　　（5）个人财富在有组织的市场上极易变化。要是市场机器运转自如，所有者个人可以在倾刻之间把它变成其它形式，他这样做不是被迫出卖，不会遭到重大损失。
　　（6）财富所具备的形式愈来愈不能为所有者直接利用。例如，当财产是土地时，尽管土地在市场上没有什么价值，仍旧可以被人所利用。这类财产所具有的自然属性赋予财产以所有者的主观价值，与土地的市场价值可能完全无关。新形式的财富却根本无法直接使用。所有者只有通过市场出售财富，才能直接利用这一财富。于是，所有者被迫与市场紧紧拴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7）最后，在大公司制度中，工业财富的“所有者”仅仅成了所有权的一个象征，权、责任及财产曾经是所有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现在却转到了另外一群人手中，受到这些人的控制。”［注：参阅A．A．伯利及G．C．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一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0年，第66—68页。］
　　股东的异化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企业的控制问题。从法律程序上讲，股东们控制着企业，也就是说，他们选举管理者，正如在民主政体中人们选举代表一样。但实际上，股东的权限很小，这是因为，每一份股份都十分少，因而每个股东对碰头、开会不感兴趣，对参与活动也不积极。伯利和韦恩斯对五种主要的控制形式作了这样的区分：“这些控制形式包括：（1）几乎完全由所有者控制；（2）多数人控制；（3）通过非多数人所有的某种合法安排来控制；（4）少数人控制，以及（5）管理者控制。”［注：见前书第70页。］家（按照财富多少计算的）最大的公司中，头两种控制方式（私有者及多数人控制）只占5％；而余下的94％中，不是通过管理者控制就是由一小份一小份所有权组成的符合法律程序的安排来控制，或者由少数股东控制。［注：见前书第94页及114—117页。］伯利和韦恩斯的经典著作中十分有趣地描述了这种奇迹是怎样在不施武力、没有欺诈，或者不违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出现的。
　　消费同生产一样，也是异化过程。首先，我们用金钱获得东西，我们对此事习以为常，不把这种获得东西的办法当成一回事，但实际上，这是获取东西的最古怪的方式。金钱以抽象形式，代表着劳动与努力，这倒不一定是我的劳动或我的努力，因为可以通过继承、欺诈、运气或其它种种方式来得到钱。而且，即使我是通过我的努力获得了钱（我们暂时忘记这样的事实：要是我不雇佣人，我的努力是不会给我带来钱的），我也是用的特殊方法，靠特别努力，这与我的技能相一致；而在花费时，钱便转变成了劳动的抽象形式，可以同任何其它东西交换。假使我有了钱，我不用费力或不考虑兴趣，便可得到东西。如果我有钱，即使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我也可以得到一幅精美的绘画；即使我不懂音乐，我也可以买最好的留声机；我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尽管只是为了炫耀之用；我可以买学问，尽管除了作为附加的社会资产之外这学问别无它用。我甚至可以毁掉买来的绘画或书籍，因为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我一无所失。只要有了钱我就有了权，得到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并随意处置它们。而符合人性的获取方式则是通过性质相称的努力来获取东西。获取面包。与衣服的行为应当基于维持生存这唯一前提；得到书籍与绘画应当基于我在理解上下的功夫，以及使用它们的能力。如何实际运用这条原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是，我们获取的方式与我们使用的方式已经分离。
　　马克思在下述这段话中精辟地描述了在获得及消费过程中，金钱所起的异化作用。马克思说道：
　　钱……将真实的人类和自然的力量转变成了纯粹抽象的概念，因而使人和自然的力量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钱又把确实不完全的以及想象的力量，那种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之中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力量。……钱把忠诚变成了邪恶，把邪恶变成了德性，把主人变成了奴隶，把无知变成了理智。……能买到武勇的人就是勇士，虽然就他的本性而言，他可能是怯弱的。……假定人是人，那么他跟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人的关系，你只能以爱换爱，以信任换信任，等等。如果你希望欣赏艺术，你就得是一个经过艺术训练的人；如果你想影响他人，你就得真正具有激励和促进他人的影响。你同人及自然的每一种关系必须明确表达你真正的个人生活，与你的意思目标相一致。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爱，也就是说，你的这种爱没有产生爱，如果通过爱他人这种生活表现形式你并没有使自己成为受人爱的人，那么，你的爱便是软弱无力的，是一个不幸。［注：《民族经济与哲学》，1844年；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早期著作》，阿尔雷德·克罗纳出版社，斯图加特，1953年，第30—301页。］
　　现在让我们把获取的方法放在一边，来谈谈这样一个问题：一旦我们获得了这些东西，我们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就很多东西而言，我们甚至找不到使用的借口。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占有它们。我们满足于没有用的借口。我们可以就此举出很多例子来。贵重的餐具或水晶花瓶，因为怕砸碎就放着从来不用，大厦里空着许多不用的房间，不必要的汽车与仆役，这些都像中下阶级家庭里的丑陋摆设一样。只不过，这种占有欲本身在19世纪更为突出。今天，大多数满足来源于占有可用的东西，而不是占有可保存的东西。但是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使在占有可用的东西的乐趣中，占有财富便可显赫仍然是主要的考虑。汽车、冰箱、电视机的确有着真实的用途，但也因为它们有炫耀作用。这些东西表现了拥有者的身分。
　　我们怎样使用我们获得的东西呢？我们先从食物与饮料讲起吧。我们吃一种没有什么味道，也并不富有营养的面包，因为这种面包使我们幻想到财富和身分——面包如此之白而“新鲜”。实际上我们在“吃”一种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真正东西失去了联系。我们的味觉，我们的身体，这些与消耗本身相关的部位却与消耗的行为相分离。我们喝的是商标。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广告上那幅少男少女畅饮的景象，我们喝的是“喝一口使你精神百倍”的标语，我们喝的是美国人了不起的习惯，我们很少去品尝味道。至于物品的消费，情况更糟，消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诸如，“健康”肥皂、“健齿”牙膏等。
　　我们可以继续下去，举出无穷无尽的例子。不过用不着在这里费笔墨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想出跟我一样多的例子。我只想强调这里涉及的原则：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具体的人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审美感——这就是说，在消费中我们是实在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有判断力的人；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因素少之又少。消费主要是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
　　我还得提一下我们与消费物离异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处在物的包围之中，对于这些物的性质和来源我们一无所知。电话、收音机、留声机以及其它许多复杂的机器，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的神秘，似乎我们也成了原始人；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它们，即我们知道该按哪个按钮，但是，除了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些模糊的东西外，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根据什么原则运行的。而且就是那些没有多少深奥科学原理的东西，我们也十分生疏。我们不知道面包是如何做的，玻璃是如何制造的。我们消费，我们生产，却与那些天天打交道的东西没有什么具体联系；我们生活在物的世界中，我们同物的唯一关系只是知道如何操纵，或者如何消费。
　　我们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我们永不满足，因为我们不是以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真实具体的物。于是，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当然，只要人的生活水平低于代表人格尊严的生存水平，人自然会需求更大的消费。而且，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随着对美好的食物、艺术品以及书籍的需要增加，人需求更多的消费也是合理合法的。可是，我们对消费的渴求，已经跟人类真实需要完全失去了联系。本来，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但是现在，消费却成了它自身的目的。不断增加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努力，消费使我们依赖这些需要，依赖于能帮助我们满足需要的人及机构。“每个人都思索着试图在他人身上制造出一种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