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饶阳农户一家三代60年坚持照顾抗日老兵(图)
作者：薇摄
田桂荣（左）在照顾沙永增。本报记者 魏 薇摄【阅读提示】他们与抗日老兵沙永增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老人是回族，他们为此改变了饮食习惯。老人战时落下残疾，他们竭尽所能悉心照料。他们就是照顾抗日老兵68年的河北饶阳郭村田桂荣一家人。他，沙永增，90岁，北京房山人，曾在冀中回民支队立下战功，负伤后留在河北饶阳郭村，被村民尹景山像亲兄弟般照顾，从此再未离开。她，田桂荣，64岁，河北饶阳人，公公尹景山在世时和去世后，几十个春夏秋冬如一日，像亲女儿般悉心照顾沙永增老人，从未有过怨言。他们，是田桂荣的儿女，如今都已年过而立。这些岁月，父母所做的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沙永增就是亲爷爷，只要爷爷幸福，所做的一切都理所应当。【镜头一】尽管寒冷，尽管简陋，沙永增躺在家里唯一的热炕上乐呵呵地看着大伙儿，仍然一口洪亮的京腔：“要不是小荣，我哪能活这么长？”不爱说话的田桂荣只是淡淡笑着，扶老人坐起来，端来热水，喂给老人润润嗓子，再递上一块冰糖，热气氤氲在两人之间，温暖异常。过了这个年，沙永增老人90岁了，但身体仍然结实，精神仍然不错。小孩子们拿着爷爷给的30块、50块的压岁钱高兴地屋里屋外跑来跑去，田桂荣和儿子儿媳则忙活着炒菜、炖牛肉，还包了老人爱吃的羊肉馅饺子。除夕时，他们还按照习俗给沙永增磕头拜了年，一家子在一起过了一个暖和热闹的春节。在田桂荣家，沙永增老人永远排在第一位。他是回族，自打搬过来，田桂荣一家便改变了原来的饮食习惯，肉食只吃牛羊肉。老人爱吃的炸酱面、蒸菜也成了全家最经常吃的饭。老人双脚常年肿胀，买来的鞋穿不进去，田桂荣就糊夹布、剪鞋样，为老人缝制合脚的布底鞋。老人腿脚长癣需要经常清洗，有时田桂荣一天要给他洗两三次。老人右脚趾失去知觉，她就边洗边按摩，擦干后又把一个个弯曲的脚指甲剪短修齐，刮去脚跟上的老茧。40余年，田桂荣和沙永增老人从没红过脸、拌过嘴。有时也难免受些委屈，但她总是转脸到屋外抹抹泪，该怎么伺候还怎么伺候。田桂荣的孩子们也非常懂事，像对待亲爷爷一样孝敬沙永增，这让田桂荣颇感欣慰。嫁到深州的大女儿王金转，每周都要回来看望爷爷，尽管家境并不宽裕，却从没空过手。小女儿王金爽出嫁后随夫家迁居，每次打电话回家总要问候爷爷，还时不时地寄点钱和东西，每次回来都要给老人洗头洗脚剪指甲。儿子王金斗更不用说，住前后邻，忙完了里里外外的活儿，就带上孩子来到老人膝前，家长里短地陪老人聊天解闷。田桂荣的孙子对沙永增更是依恋，一放学就往老人屋里跑，给老人讲笑话，听“老爷爷”讲战斗故事。【镜头二】田桂荣一人挑起一家子的重担，沙永增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不想再拖累田桂荣一家，颤巍巍摸索着棍子要下炕。田桂荣“扑通”跪在地上将老人留下：“叔，您别走！哪有孩子嫌弃老人的道理？再苦再难，我也撑得住！”不离不弃六十八载。这60余载的情缘始于1944年。沙永增时任冀中回民支队连长，冲锋陷阵，屡立战功，但在青县夜袭敌军火车站据点时，不幸负伤并落下终身残疾。伤员们辗转来到饶阳县郭村，村里憨厚的农民尹景山主动把受伤的沙永增接到家中养伤。伤好之后，抗战也胜利了，按规定沙永增可以回到原籍北京房山，但老家已没有亲人。与尹景山难舍难离的兄弟情谊，让他选择了留下。土地改革，沙永增分到了房子和土地，并与尹景山做了邻居。只要有空，尹景山一家就帮沙永增耕种收割。尹景山夫妇没有子女，侄儿王东勤过继给了他们。1968年，王东勤娶了媳妇田桂荣，小两口很自然地也把沙永增当作了自家长辈。尹景山夫妇去世后，王东勤和田桂荣夫妇挑起了照顾老人的担子。1982年，年已六旬的沙永增患上了脑血栓，行动更加不便。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碰到雨季，老屋漏雨塌了顶。心疼老人受苦，纯朴的田桂荣就劝他搬过来一起住，但老人过意不去，“这些年给你们添的麻烦还少啊？要不，按照队里的规矩，我每年给你米面油。”望着老人饱经沧桑的面容，田桂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老沙叔，我啥都不要。您就过来吧，米和面我们供着您吃。”从此，沙永增再次住进了尹家。寒来暑往，岁月无情，当年的“新媳妇”已鬓染秋霜。2000年秋，家里的顶梁柱王东勤突然患上了脑血栓，同年沙永增也再次患病下不来炕。一家子的重担全压在了田桂荣肩上。她把儿子、儿媳妇都打发出去打工挣钱，自己抚养小孙子。慢慢地，两个病人在田桂荣和孩子们的精心照顾下开始好转。丈夫王东勤可以自己下床活动了；老沙叔的脑血栓也见轻，可以在椅子上坐会儿了，整天听着收音机，“神八”飞船上天等新闻他都了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颁发给他的奖章更是被他放在床头，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县里曾几次动员沙永增老人去光荣院，老人就是不肯：“在这儿挺好，我想吃饺子，荣就给捏饺子，我想吃切糕，荣就给买切糕。我哪儿都不去！”本报记者 魏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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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后代谈家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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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的似水年华——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实录文／童木&&&&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在舞池旋转。&&“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又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着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仅是属于家人的。&&&&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的大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红墙内的青春&&&&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1&949年夏天，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亲侄女来到身边，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十分漂亮。&&&&上世纪50年代，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但看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她热血沸腾，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当时老师和同学f门者B很,京讶，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她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声，只默默地听我们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周秉德，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的，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离北京城20里外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不断，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数十年的秘密&&&&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未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俩人一直靠鸿雁传书。&&&&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对他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至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伯伯和她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他们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我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心怀叵测的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为了免生意外，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到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得以平反。&&&&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06_传奇·传记_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1&951年3月23日，邓颖超写道：&&“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当时邓颖超在杭州，周恩来在北京。周恩来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号来信，确实写得不像情书，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啊？”不留一块墓碑&&&&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心酸地发现，伯伯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便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伯。我在伯伯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伯休息，聊了一会，我就起身告辞了。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伯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留影都没照上。&&&&如今，伯父去世已经整整30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接着，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周秉德也将其骨灰洒入海中。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周秉德的这些亲人们，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红砖房子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父亲留给我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少奇长女刘爱琴回忆实录文／刘&&畅&&&&在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中，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受到的磨难恐怕是最多的，因为他们的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最惨。&&&&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如今已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她几乎不再接受媒体采访，深居简出，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刘爱琴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她的童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1&1岁被找回接到延安后，她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12岁时，刘爱琴同哥哥刘允斌一起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艰苦考验。在苏联，她与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外甥坠入爱河，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硬生生将俩人分开。回国后，她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在内蒙古工作了近20年，经历了婚姻的波折和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年过半百，这一生的痛苦和遗憾才有了补偿。&&&&作为政治领袖的子女，享受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的生活，成了一种奢望。但是，刘爱琴并不怨恨父亲。她说：&&“父亲是一位悲剧式的伟人。我透过这悲剧，去寻找他的崇高与永恒！”不堪回首的童年&&&1938年，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1&1个年头。可我这个小傻瓜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家里养活不起的苦小囡，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从我五六岁时起，我们一家四口人——养父、养母、我和弟弟就在贫困中挣扎着。养父曾是当年武汉工人罢工的积极分子，早已失业，整天在外打零工、找活干，一天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养母其实就是我的奶妈，她常常一只胳膊挎着篮子，里边装着袜板和针线，另一只手牵着弟弟和我，到处揽活，替人缝补浆洗，挣点钱糊口。&&&&我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什么铺盖行李，一家人今天住在这儿，明天住到那儿。城里的_纪&&实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养父母便带我们离开了武汉，回到乡下老家。老家也穷，一个70多岁的奶奶守着一间破房子。养父给人家打短工，我们仍要靠挖野菜度日。我8岁那年，奶奶饿得骨瘦如柴，眼看就要不行了，养母哭着对我说：&&“孩子，明天妈送你到城里亲戚家去，他们家能吃饱。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回来了，妈有空儿会去看你。”年幼的我哪里知道，被生活逼迫无奈的养母是送我去当童养媳啊！&&&&自从我到了汉口这个“亲戚家”，我的身份变成了女奴。每天天不亮，婆婆就喊我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对我，她没有满意的时候，不停地咒骂，稍不高兴就拳打脚踢。我的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儿时，养母给我扎了耳朵眼儿，戴了一对小耳环，婆婆总是使劲地揪我的耳朵，耳朵流血化脓，都要豁口了，疼得我哇哇直哭。&&&&不久，婆婆的孩子，也就是我那个才1岁多的“丈夫”出天花死了。婆婆把罪过推到我的头上，骂我给她家带来了邪气，整天拿我出气，一手拿根竹竿，一手揪住我的辫子，朝我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整天的劳累和挨打受骂，让我的神经非常紧张。在一次惊吓之后，我患了遗尿症。这下更糟了，婆婆一发现我尿了床，就没头没脑地打。然后逼我双腿跪地，把尿湿的褥子蒙在我的头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冬天没有火，我跪在通风处，冻得瑟瑟发抖。我光着的双脚和遮不住的小腿冻出一块一块肿包，一走路就像针扎一样疼。&&&&1&938年3月的汉口，阴雨绵绵。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冰冷，压抑。当我在婆婆家度日如年难以支撑的时候，养母和一位叔叔突然到来。我一看到养母，立即扑过去痛哭起来，喊着：&&“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养母赶紧同婆婆耳语了几句，跟她一起来的叔叔又把婆婆拉到门外，递给婆婆一包东西，便带我离开了那个家。&&&&叔叔指着养母对我说：&&“她是你的奶妈，你还有亲生父亲，在很远的地方。这次我来接你，就是要把侏送到你爸爸那里去。”我刚刚轻松一点的心，一下子又缩紧了，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不！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又要把我卖到别的地方去？”我紧紧抓住养母的手，放声大哭。养母摩挲着我的脸说：“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这次是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绝不会再卖你了。”我紧紧地抱着她，不肯松开……靠一张照片回忆生母&&&&汽车在黄土高原上颠簸，向延安驶去。我脱离了苦海，来到延安，来到爸爸身边。&&第一次见到爸爸，他身边一位叔叔问我：&&“几岁了？”我心情紧张，说：&&“不知道。“周围的人哄笑起来。爸爸也笑了，&&“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自己的岁数。”一时间，多年来我所受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畦”的一声，我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爸爸感慨地说：&&“你吃苦了，爸爸都知道。要记住，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话铭记在心里。&爸爸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刘允斌在湖南老家，很快也要到延安来。弟弟刘允若还没有找到。而我的母亲，已经牺牲四五年了。在父亲的介绍下，我拜访了曾和母亲一同战斗过的帅孟奇妈妈、夏之栩妈妈，从她们口中知遒了母亲生前的一些情况。&&&&母亲何宝珍，1902年出生在湖南道外城内（今道县江镇）的一个贫农家里。1918年，母亲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三女师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这一年，母亲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帮助下，来到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地。白天，母亲到自修大学学习，晚上回来，毛泽东还布置她读些进步书刊，并每天写一篇学习心得。&&&&1922年金秋，父亲到长沙参加中共湘区执委会议，在清水塘与毛泽东会面，杨开慧妈妈将我的母亲介绍给父亲，推荐她去安源工作。就这样，母亲到了安源。1&923年春，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和父亲结了婚。&&&&1925年，母亲离开工作两年多的安源，随父亲奔赴广州，开始新的战斗。从此，父亲为革命四处奔走，母亲就跟着他四海为家。1&927年4月，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父母亲不得不离开武汉，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位工人家里。1932年，随着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时任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央决定让父亲迁往江西苏区，而母亲和我的小弟弟则留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这年冬天，父亲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刘允若，没想到从那以后，义母亲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离别成了永别。&&&&父亲走后，母亲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全国互济总会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她四处奔波，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母亲的住处。母亲意识到要出事，迅速把只有3岁的弟弟塞到一位邻居阿姨怀里说：&&“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母亲回到屋里销毁了文件，从容地应付前来逮捕她的敌人。母亲开始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多次对她严刑拷打，始终没有结果，敌人无奈，判她1&5年徒刑，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牢房。&&&&然而，由于叛徒告密，母亲的身份最终暴露。审判官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决！”母亲冷笑：&&“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母亲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2岁。&&&我在襁褓之中就离开了母亲，至今已有80多年了！母亲的样子，我只能依靠仅有的一张照片去感受。生命中的父爱和两份母爱&&&&自从1&938年回到父亲身边后，我似乎成熟了许多，不再是那个孤独无助、饱受摧残，甚至想以死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脆弱女孩。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和睦、团结、欢乐。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谢飞妈妈。她慈祥、漂亮，常怜惜地把我搂在怀里，让我感到很温暖。谢飞妈妈13岁参加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后和父亲在延安结婚。谢妈妈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一年以后，12岁的我刚刚感受到家庭的幸福，又被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和专科学校学习。这一待就是1&0年。1&949年，当我再次回国时，已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在火车站台上，我见到了新妈妈王光美。后来我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因为她比我大不了几岁，我迹不太习惯，不知道叫她什么好，有时候什么都不叫，她也不在乎，该怎么关心我，还怎么关心我。我回来住哪个房间，都是她亲自帮我安排。我骑车子上学校教书，她担心骑车太冷，给我买来皮棉鞋，生活上缺什么，她都能察觉到。作为一个继母，她的照顾实在太周到了。&&&&我回国后，父亲和王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我一边教俄语，一边学中文。父亲总是叮嘱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他对我的学习要求极_纪&实严，每次他看我的学习笔记都让我提心吊胆。&&&&由于学校远，有一次离校回家，我给中南海汽车队打了电话，请他们来接我。这件事情被父亲知道后，他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一年冬天，我悄悄对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这件事也受到父亲的批评。他直接告诉我，“你思想上的毛病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每逢周六、周日回家，他总是把我说得不高兴，有时甚至把我说哭了。我对父亲当时恨铁不成钢的心情非常不理解，甚至很抵触。我想，我还要接受改造？我出身好，小时候受苦受罪，又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受过教育，什么是资产阶级也没见过，哪里需要改造？&&&&1951年，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预各党员，考核期满，即将转正。父亲知道后，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经过这次思想上的巨大震动后，我开始认真思索和检讨自己，也开始逐渐地了解父亲。&&&&父亲自己一生严于律己，生活朴素。1964年，王光美妈妈去搞“四清”。她走后的第三天，父亲拿出一个陈旧的小木盒，对刘振德秘书说：&&“这是我家的钱柜，里面还有些票证，是光美交给我的，我交给你，你看该用在什么地方就从里面取。光美走时留下一个开支单，每个月发了工资，你按照她那个单子分配就是了。”刘秘书打开一看，很惊奇，这哪里是钱柜，充其量就是个杂物盒，所有的钱加起来总共才23.8元。道不尽的人生沧桑&&&&1&965年，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三个1&5年没有见过面的同胞兄妹，在北京相聚。父亲对我们仨人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鼓励我们要积极上进。&&&&这次谈话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和哥哥相约离开北京，扎根边疆。我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干就是近20年，而哥哥继续西行到了包头。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和大哥同行，竟是我们兄妹的最后一次见面。&&&&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酿成了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早就被单独关押的父亲此时身体每况愈下，陆续出现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他完全不能进食，只靠鼻饲维持生命。&&&&1&1月24日是父亲的生日。然而就在这一天，他听到了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父亲躺在病床上，一声不吭，浑身颤抖，大汗淋漓，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摄氏度……从此以后，他没有说过一句话。1&969年1&1月1&2日，父亲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而这一切，几军后我们才知道。&&&&当我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轰然倒塌。在那个株连九族的年月里，哥哥未能逃脱林彪、江青一伙人io_传奇·传记_的魔爪。1967年底，在包头工作的他，被折磨致死。哥哥从小学习刻苦，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科研部工作。这位为了报效祖国，不惜妻离子散的原子能专家，就这样怀着满腔的愤恨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才41岁。&&&&弟弟刘允若，命运也极为悲惨。1967年初，只凭江青的一句话：&&“刘允若不是好东西！”弟弟即被捕，入北京第一监狱，一关就是8年，他从人生的黄金时段直接走进了生命的冬天。&&&&家中的其他孩子，平平、源源、亭亭、小小，那时他们都很小。王光美妈妈被关进监狱，爸爸杳无音信，他们在学校受批斗、围攻、歧视……&&&&至于我，也难脱干系。1968年春节前夕，我被扣上了“里通国外”&&“特务”的帽子，被抄家。4月被关进隔离室，6月又转到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监狱。这时，听人说，我不满1&0岁的女儿常常被打骂，几个孩子在外面已不成人样……&&&&“文革”给我全家老老小小带来的不幸和痛苦，我不愿再多说。&&&&父亲的死亡登记表上，病因填写为“烈性传染病”。他的遗物，被警卫战士刍作“烈性传染病”患者的遗物焚烧了。&&&&遗物被烧，但历史真相却是烧不掉的。父亲可谓：为强国披荆斩棘探索实践，为富民呕心沥血燃己成灰。&&&&我怀念父亲，因为他给了我一条艰难曲折的成长道路——求索、坚持。我敬仰父亲，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一忠实、奉献。我铭记父亲，他教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儿女。永生难忘的4年零3个月&&——任弼时之女任远志回忆录文／刘&&畅&&&&任弼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是中共七大选出的五位书记之一。1&950年4月27日，新中国成立不久，46岁的任弼时却因长期抱病工作，突发脑溢血去世，成为五位领导人中离世最早的一位。&&&&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任弼时的名字似乎渐渐被人们淡忘。他的子女如今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很少有人知晓。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任弼时的女儿。&&&&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如今还住在军事博物馆的宿舍，家里的陈设极为简朴，保持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状况。和很多领导人的子女相比，任远志说她是“最普通的平民”。&&&&任远志已77岁，由于遗传了父亲的体质，她患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常常感到头晕目眩。&&&&妹妹们有时很羡慕大姐，原因是“她最了解义亲，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其实，任远志也仅仅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提起弟妹们，任远志念念不忘：“他们才幸福呢，刚出生就让父亲抱过……”&&&&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似乎能被父亲抱一下、亲一口，都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耀。她们甚至只能靠一个个片断，拼接起心中“伟岸的父亲”形象……从囚童到“孤儿”&&&&父亲、母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我听过这样一段关于父母的传奇：据说，因为爷爷和他的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可惜陈氏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爷爷为纪念陈氏，就给儿子任弼时订了门“娃娃亲”，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我的母亲陈琮英。母亲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父亲不过1&0岁而已。&&&&随着父亲走上红色之路，来自农村的母亲也和他到处奔波。父亲17岁时前往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留洋回来的他，才华横溢，英俊帅气。连母亲也没有想到，父亲此时还会选择自己。&&&&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很曲折。父亲回国后，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正准备和母亲完婚时，突然接到任务要前往北京。就这样，母亲又等了两个月，才和阔别6年的父亲完婚。然而两年后，父亲在安徽被捕，心急如焚的母亲赶去营救，好不容易救出了父亲，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其实，我并非父母的大女儿。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却有5个先后夭折或失散在战争年代。我排行老六。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娇小瘦羁的母亲已怀胎十月，父亲抚摸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来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她）远志吧！希望他（抱）有远大的志向。”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叛徒的告密，我才出生百日，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监狱。&&&&我是当年监狱中最小的囚童。牢房的恐怖可想而知，母亲当时的身体不好，奶水很少，养活才百天的我成了大难题。多亏狱友们的相助，他们从菜汤里挤出仅有的一点油花，给母亲补充营养。我靠着母亲仅有的一点乳汁，维持着生命。每次敌人审讯，母亲就装成什么都听不懂的农村妇女，使劲儿掐我的腿，让我大哭大叫，吵得敌人不得安宁，草草结束审问。&&&&半年后，在党组织的极力营救下，我们母女终于平安出狱。母亲出狱后不久，便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她立即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当即把我送回了湖南老家，托付给年迈的奶奶照管。&&&&因此，从我开始记事起，爸爸妈妈是谁，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我全然不知。奶奶就是我唯一的至亲和依靠。&&&&6岁那年，我算是第一次看见了母亲，她把刚满一岁的妹妹远征也送到了奶奶这里。奶奶让我叫母亲“表姑”，还没等我看清“表姑”的模样，那个又瘦又小的身影就行色勿匆地走了。又过了不到一年，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恐惧和饥饿，以及“共党崽子”的叫骂声，是我童年最强烈的记忆。后来，好心的邻居王婆婆收留了我们，年复一年，我们过着清苦的乡村生活。窑洞里的幸福时光&&&&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1&5岁。突然有一天，有人来湖南接我们，说带我们去延安见爸爸。原来我们不是孤儿，我和妹妹既兴奋又紧张。&&&&7月1&1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朗朗的晴天。我乘上了去延安的飞机，一路上一直在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在延安看到最矮最瘦的女同志，叫她妈妈准没错。”&&&&当我走出机舱门，一个很矮很瘦的女人等在那里。我激动地扑了过去，但却怎么也叫不出“妈妈”两个字，无论我怎么使劲儿，就是叫不出。母亲把我搂在世纪风云怀里，疼爱地呼唤我：&&“大女儿，大女儿！”&&&&汽车向延安城里驶去。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辆吉普车在我们对面停下来，母亲说：&&“快，去叫爸爸，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果然，他与人们描述的一样，只是那身灰布军装不怎么合体。&&&&父亲将我抱进了吉普车，里面坐着朱德和康克清妈妈。我憋足了劲，喊了一声“爹爹”，父亲竟然没反应，倒是朱德答应了一声。我用一种不理解的眼神望着他，心里不乐意。母亲说：&&“大女儿，延安的小朋友都管朱德总司令叫爹爹，他以为你是在喊他呢。”朱德伯伯抚摸着我的头，用浓重的四川腔说：&&“大女儿，你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也认识了我这个爹爹，高兴吗？”我说不出一句话，泪水不知不觉流满了脸颊。从那一天起，我不仅有了爸爸，还有了爹爹。&&&&虽然来到了延安，但我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就到延安中学住校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这件事却给我和父亲的相处“创造”了机会。&&&&本来，父亲让我跟学校行动，一家六口人分散五处：大妹妹远征随着“保小”&&（延安儿童保育院小学）转移；母亲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的国际几童院：父亲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我从小严重营养不良，患有夜盲症。在夜里转移，几乎就是个“瞎子”，只能靠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小白点跟进。一天夜里过河，我的右脚趾骨摔裂了，伤势很重，发起了高烧。一个认识父亲的土兵，自作主张，把我接到父亲身边。&&&&那天下午，全身剧痛的我心情却和初到延安时一样兴奋，因为我又可以和父亲在一起了。父亲把我带进了一间窑洞。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格局与一般“一明两暗”的房子差不多，里面有三个房间，是党中央驻王家湾时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和父亲四个人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就这样和几位重要领导人同住在了一个窑洞里，我想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与这么多领导人一起生活过的孩子。&&&&大窑洞里，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右侧的房间，中间屋里住着陆定一和周恩来伯伯，父亲带着我住在左边的房里。我的床，就是窑洞里的一个炕洞（当地老百姓用来存粮的地客）。每天睡觉，父亲把我放进去，早晨再把我提出来。说来难为情，有几次父亲忙得忘了提我出来，害得我只好把炕洞当成厕所。&&&&父亲是个幽默乐观的人，即使条件再艰苦，我与他在一起，每天都充满笑声，我记得陕北的蚊子和臭虫多得出奇。看到父亲工作那么紧张、劳累，常常一支烟从点着到熄灭，还顾不上吸一口，而可恶的小臭虫却叮得他烦躁不安，我就每晚点上蜡烛烧臭虫。我手持燃着的蜡烛，顺着炕洞中的每一条缝隙，一路烧了过去，火焰中臭虫被烧得“噼啪”作响，我们形容这声音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傍晚，爸爸就会提醒我：&&“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就连周伯伯也时不时诙谐地说：&&“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了。”&&&&不久，因为父亲经常转移，带着我很不方便，决定送我过黄河。走前，我拿着一个小本子，趴到毛伯伯的膝盖上说：&&“毛伯伯，请你给我题个字吧，我要过黄河了。”毛伯伯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过河啦，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想了片刻，他挥笔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大字。这个小本子，现在还完整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父亲是“骆驼”&&&&父亲曾有过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骆驼”是说他能够忍辱负重，而后两个称呼，是形容父亲为人厚道、体贴细致，像冬天盖的棉被，舒服、暖和。他和周恩来伯伯曾闹过一个笑话。他们同住一个窑洞，每天早晨，父亲都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怕开门声吵醒了周伯伯，便蹑手蹑脚地从窗户上跳出去。这一天，他又跳了出去。而周伯伯因为要咳嗽，怕吵醒了父亲，也急忙跑出了门，俩人在门外相见，会意地笑了起来。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父亲是1&950年1&0月27日去世的。他病危的最后两天，我长跪在他的床前，不能平静。我恨老天的不公，为什么只让我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父亲的死，对跟他一起征战多年的老伙伴打击很大。尤其是周伯伯，父亲去世后第一个周年，他一个人来到景山后街我们的住所。他抚摸着我们姐妹的头，号啕大哭。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那么哭过，更别说还是一个总理。用“光明在前”鼓励自己&&&&这辈子，我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在“四人帮”横行时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可以说，是毛伯伯“光明在前”四个字，鼓励了我。&&&&因为父母亲曾在言语上冒犯过江青，在“文革”中，我和丈夫被以“特务”的罪名先后关进了监狱。我的两个孩子和我当年一样，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好心人收养。&&&&后来我才知道，我和丈夫同被关押在山西的一座山上。我在山上，他在山下，但是整鏊5年，我们之间毫无音信。我几度绝望，甚至准备自杀。但我想到了父亲，我不能让自己“畏罪自杀”的恶名，玷污了父亲清白的一生。&&&&每天，我都用“光明在前”鼓励自己，坚定生的信念。1&972年，我终获平反，和丈夫一起被释放。两次的牢狱之灾，加上长期的艰苦环境，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病症。遗憾的是，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为祖国做更多的贡献。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组织添麻烦。上世纪90年代，是我人生中最平静的时光，从军事博物馆离休后，我开始钻研绘画。&&&&病魔的几次袭击，让我更加珍惜自己活着的每一天。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却总因身体原因，未能去过香山。我生命中最后的心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1&94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重大决策的驻地。香山是我唯一没有去过的、父亲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月，儿女们驱车_纪&&实陪我来到了香山。我参观了毛主席的双清别墅，找到了当年父亲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共同生活的“来青轩”。&&“来青轩”建于明代，古香古色，但遗憾的是，这里已年久失修。从门缝望进去，里面杂草丛生，墙壁斑驳。这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叱咤风云的领袖们战斗过的地方？&&&&香山之行，让我夜不能寐，我冒然提笔，给胡锦涛主席书写了一封长信。不曾想，信件很快得到了胡主席的亲自批复。现在“来青轩”的修缮工程已经展开。这件事对我的安慰，足可以抹平我生命中的很多创伤。&&&&4年零3个月，父亲和我的短暂相聚，是我永生难忘的幸福岁月。一生中，父亲给我书写的所有12封信件，我都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每句话，我都能够倒背如流。它不仅指引着我的一生，将来也会传承下去，影响鞭策我的后代。父亲不愿自称军事家——刘伯承之女刘弥群回忆实录文／李荣刚&&&&提起刘伯承元帅，人们脑海里马上会联想起“独眼战神”“彝海结盟”&&“刘邓大军”等称呼。然而，对于军事之外的刘伯承，人们却知之甚少。刘伯承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他的6个子女中，有两个是将军。其中，女儿刘弥群是我国空军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刘弥群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办事情很认真。接到采访电话，她首先问：&&“您对我的父亲了解吗？请先多看些资料，我们再见面吧。”&&&&采访被安排在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刘弥群从包里取出一大叠信件：&&“你看，这都是父亲写给我哥哥的信。看了后，你会知道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也会了解他的教育方法。父亲常常对我们说，不要有个人主义，我们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党教育的结果。”革命军队是个大“家”&&&刘弥群从小在父亲思想的熏陶下长大。&&“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从小爸爸就让我们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妈妈说，这句话是祖父送给父亲的。”&&&&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起他的家史。父亲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祖父母不甘受人欺辱，举债供他读书。1&904年，1&2岁的父亲和祖父同时参加乡举科试，但因为他们俩是吹鼓手的后人，而被逐出了考场。通过此事，父亲体会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1908年，祖父去世后，父亲挑起了一家7口人的生活重担。”&&&&1&91&1年，刚满1&9岁的刘伯承投身革命。1916年，茌攻打丰都的战役中，他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1&926年，34岁的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14_传奇·传记_与夫人汪荣华在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时相识，一年后结婚。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刘弥群说，父亲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的词条，开头写着：&&“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刘伯承看到后，毫不犹豫地把“军事家”三个字勾掉，改成了“军人”两个字。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回顾父亲的生活，刘弥群说，父亲虽然戎马一生，经历过无数的血战，但自己其实非常厌恶战争。&&“父亲一直不喜欢看打仗流血的影片，觉得很残酷，如果电视放的是战争影片，他常常会换台。”刘伯承去世后，亲人们按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要当“红色贵族”&&&&“没有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官，即使当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刘伯承写给子女们的信中，谈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刘弥群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刘弥群茌家中排行老三。&&“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只要我们犯了错误，他就会狠狠地教训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就会给我们写纸条，告诉我们错在哪里。”&&&&解放战争时期，河北武安县阳邑镇行知小学收留了一些在前方打仗的干部子女。刘伯承叮嘱老师，不要透露孩子父母的职务，避免他们产生优越感。为了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集体观念，刘伯承让孩子们都寄读在学校。&&&&刘弥群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丢了母亲买的新钢笔，刘伯承知道后很不高兴，给女儿讲了一个故事：&&“在战争年代，爸爸身边有一个参谋，一天他突然哭了起来，爸爸问他为什么哭，参谋回答说丢失了一支红蓝铅笔。”刘伯承拍拍女儿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人家一个参谋，丢了一支红蓝铅笔就哭了起来，而你丢了一支钢笔还不在乎……因为这支钢笔不是你劳动得来的，而那位参谋从小打草喂猪，知道铅笔来之不易。”&&&&1962年，刘伯承看到教育部一则关于高等学校的调查，他马上写信给儿子刘太行说：&&“这次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之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弟一个也没有……要警觉，干部子弟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在这封信中，刘伯承还询问儿子，“谦虚谨慎的学习习惯在修养否？”&&&&1964年，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母亲写给子女的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乜不想穿女军装了，还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父亲最厌恶的就是个人主义，希望你们不要过多宣扬刘伯承和他的家人，而要通过刘伯承的故事，给青年读者以启示，多点集体观念，少点个人主义。”采访过程中，刘弥群不时地强调。父亲学习的诀窍就是刻苦&&&&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父亲让我们从小学习《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等古汉语典籍，要求我们背诵。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练习写毛笔字也是我们兄妹的必修课。”&&&&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刘伯承学习俄语的经历，成了孩子们最生动的教材。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35岁的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苏联，进入莫斯料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刘伯承从此坚定了要学习好俄语的信念。&&&&“父亲的川音很重，发音跑调是常事。加上他的右眼装着假眼，要学习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刘弥群说，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一个劲儿地念：“P-P-”为了记单词，晚上熄灯了，他还跑到走廊里去背。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为了不影响别人，他蒙着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着灯。半年后，刘伯承顺利进入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实现了能听、说、阅读俄文的夙愿。&&&&1&930年，留学3年的刘伯承回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刘伯承在军事生涯中一贯遵循的原则。他经常说：&&“战争是要流血的，必须从战争实际出发。”他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参谋长，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苏区反围剿带来的损失，他把学到的军事知识，用于指导反围剿战争。亲自翻译有关苏军的作战条例，把在苏联学到的罕事理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作战间隙，他及时总结作战指挥当中的经验教训，并写文发表在《红星报》《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刘伯承在紧张艰苦的作战年代，在马背上构思，在油灯下写作，先后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文献，翻译了190万字的苏联教令教例等译著。&&&&“父亲对待学习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全家。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太好，但至今还能背诵小时候他让我背的古文。父亲曾说，学习的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刻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就按照父亲说的做。”刘弥群说：&&“‘言必行，行必果’‘学以致用’都是父亲常教育我们的。”父爱无言&&&&刘弥群不想突出自己，更不愿谈及个人的经历。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才对她有了一些了解。&&&&1&944年，刘弥群出生在延安，和其他在延安的孩子一样，出生不久，便随部队南北转战，可以说，她是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的。解放邯郸时，她在随军转移途中，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险些夭折于荒野。解放南京时，她坐在运送军用物资的马车上一路颠簸，吃尽了苦头。谈起自己幼年时的经历，刘弥群感慨：&&“随部队解放大西南时，我只有5岁，坐在爸爸的军用吉普车上，透过车窗看到了两边山坡上的尸体。这时候，妈妈用手捂住我的眼睛，但爸爸却说，要让我看见外面的情景，他说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就要有这个胆子。”&&&&1962年，刘弥群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学习导弹、火箭发动机专业。1&975年4月，刘弥群被特招入伍，在空军司令部某实验室从事地空导弹武器的技术革新工作，先后自学了800多万字的理论教材、专业资料和有关武器系统的全套书籍。&&&&1984年，刘弥群带领的课题组对国产某型号导弹的推进燃料进行改造，大大改善了武嚣的战斗性能。为此，刘弥群在1&985年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同年9月被选为代表，出席16_传奇·传记_了中共十二大。1&998年，刘弥群调入空军指挥学院任副院长。2001年，57岁的刘弥群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在父亲的教育下，刘弥群和其他兄妹全都是干技术工作出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成绩。长兄刘太行，是前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大姐刘解先和妹妹刘雁翎分别是总后门诊部和301医院的医生：大弟弟刘蒙现任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小弟弟刘太迟在空军部队工作。&&&&“父亲的爱是无言的，我们有今天的成绩，都是父亲教育的结果。”刘弥群说，现在老了，她反而越来越懂自己的父亲。&&“父亲曾说，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也是党和毛主席教导的结果。如果他死了，能在他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那就是他最大的光荣。”“我和父亲像战友”——粟裕长子粟戎生回忆实录文／余玮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每当粟戎生念起父亲粟裕所写的这首诗《老兵乐》，都感慨万千。“这首诗，既是父亲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鼓励我驰骋疆场、为国尽患的战鼓。”&&&&粟裕的名字，同解放军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半个多世纪战斗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十大将军之首，这一过程几乎全部得益于他自学而就的军事才能。他曾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抗日时期，在苏中根据地打赢了决胜一仗；在淮海战役中共歼敌55万人：中央曾任命粟裕为解放台湾的指挥员；毛泽东还曾将他当做志愿军司令员的首位人选……甚至有人称，“粟裕是中国500多年来的第一猛将。”&&&&作为粟裕大将的长子，粟戎生和父亲选择了同样的路。从军45年，他从土兵升到中将，最后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说话干脆，决不拖泥带水，个性甚至有点倔，典型的将门虎子。骨灰里筛出“传家宝”&&&&1&984年1月底，粟戎生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2月5日下午4时33分，粟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痛不欲生的儿子，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泣不成声。然而就在这时，粟戎生却被骨灰里筛出来的三块弹片震住了——“大的一块有黄豆粒那么大，小的两块绿豆粒大小。”&&&&粟裕一生身经百战，打过各式各样的仗，用过各种各样的战术，经历的凶险更是多得数不清。“我们都知道父亲曾6次负伤，身上弹痕累累。然而，谁也不知道，这3块弹片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就连父亲本人都想不到，还有一处战争的创伤，折磨了他数十年。”&&&&根据弹片分析，这应该是在赣南战斗中遭受炮击时留下的。如果推算无误，这些弹片应该已在将军的颅骨里留了整整54年。1&930年2月，作为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粟裕率领部队进军赣南地区，参加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唐云山部队的战斗。在激烈的交锋中，敌人一发迫击炮弹打了过来，恰巧在粟裕的身旁爆炸。粟裕只觉得头部被猛地一击，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战斗结束后，土兵们把满身是血、昏迷不醒的粟裕抬到后方医院，因条件简陋，医生仅用纱布对其头部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处理。3个多月后，粟裕伤愈归队。&&&&在以后的日子中，战事一紧，或者工作一劳累，粟裕就常常头痛。粟裕的原秘书鞠开回忆说：“将军头痛之时，头发都不能碰，也不能去摸。一摸，就像针扎了一祥。他的脸老是通红通红的，经常说脑袋发胀。谁也想不到，原来他脑子里有炮弹片，我们都以为是战争高度紧张，他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而引发的呢。”&&&&由于常年征战在战场上，条件艰苦，粟裕老年时患上多重疾病。1981年，在已患有高血压、心肌梗塞、胃癌等重大疾病的基础上，又被查出脑溢血和脑血栓，他顽强地同疾病战斗着。在粟戎生的印象中，父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未来的战争我不一定看得到，一旦打起来，要靠你们这一代了。”&&&&1&983年5月，粟戎生被调任为某陆军野战部队师长。临行前，他去医院向父亲辞行，&&“这时，父亲的病情很重了，说话已吃力。他只是说，师这一级很关键，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还是和以往一样，父亲没跟粟戎生聊家务琐事，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粟裕去世时留下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他的骨灰遍洒在他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和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除了这三块从骨灰里筛出来的弹片。我们把最大的一片捐给了国家，剩下的两小块，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的传家宝。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十分富足！”“就是要把他扔进水里”&&&&粟裕有三个子女，长子粟戎生、次子粟寒生、女儿粟惠宁。他将三个子女都送到部队锻炼，用最典型的军人教育方式——吃苦、耐劳、严肃、顽强、勇敢训练他们，这是粟裕教子的十字秘笈。&&&&粟戎生刚满3岁，粟裕与夫人楚青就带着他去河边游泳。粟裕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竹筒，塞给孩子说：&&“抱紧了，跳下去！”3岁的粟戎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父亲猛地抛进了水里。这可把小戎生吓坏了，他大声呼救，而父亲却在岸上喊：&&“不要怕，自己游！”因为抱着竹筒，粟戎生勉强浮在水面，手忙脚乱地扑腾着。母亲在一旁急得上火，责备粟裕说：&&“你真是的，就不怕淹死他吗？”粟裕说：&&“就是要把他扔进水里，要不老是学不会。你看怎么样？不是也没淹着吗！”&&&&粟戎生说，父亲并不希望子女在安逸的环境下成长，哪里危险，哪里艰苦，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把他们送去锻炼。&&“父亲常常这样鼓励我们说，年轻人不要贪恋小家庭，只想着坐机关。”因此，粟裕总是利用做父亲的“权力”，坚持把子女们下放到最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爸爸不把我看作私有财产。”&&&&中学时，粟戎生上的是寄宿学校，&&“爸爸对我非常严格，这让我的班主任老师很疑惑：总参谋长怎么会对儿子这么苛刻？他忍不住问我：你是不是你妈妈亲生的？我照实回答，老师还一再追问，好像非得回答是后娘才能解释通。”&&&&哈军工导弹专业毕业后，粟戎生没有被分进大机关，也没有被留在大城市，而是到了援越抗美的云南前线，在一个导弹分队打击台湾和美国的U-2侦察机及无人侦察机。当年的艰苦生活把粟戎生磨炼成一名真正的军人。在不同时期，父亲粟裕都对他有不同的要求。他当了连长，父亲教他如何带兵爱兵：他当了团师指挥员，父亲又从研究地形地图到战略战术，一招一式地指点他，还经常出题考他一&&&&“如果你带领的一支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你应该首先考虑什么问题？”&&&&“摩托化部队在公路上行军，被空中敌人炸坏许多汽车，公路堵死影响了部队机动，怎么办？”&&&&父子俩的话题永远围绕着军事。&&“爸爸同妈妈平时谈话，多是谈形势谈工作，妈妈曾说：。你就不能谈点别的？’爸爸风趣地说：&&‘我们是政治夫妻嘛。’我想，父亲同我大概是‘军事父子’吧。”“虽不富有，我拥有山河”&&&&粟戎生这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作为一名和平年代的军人，居然有幸参加过两次作战。第一次是参加国土防空，主要是打美蒋的U-2侦察机和无人侦察机，他还在广西打掉过一架“火蜂”2号无人侦察机；第二次是参加自卫反击战。&&&&“不少人跟我说，当了一辈子兵，没有打过仗，遗憾！而我，此生无憾了！”&&&&粟戎生和父亲粟裕有个共同的特点——爱枪出了名，枪法也好。粟戎生当军长时，只要下部队，就有一个不变的科目，和师、旅、团长们比枪法。&&&&“这是打5岁时就练就的本领。”粟戎生一脸骄傲地说。5岁那年，父亲便送给他一支小手枪，射程很近，没有实战作用。粟裕告诉儿子：“这是给你的礼物，要好好地学！”打第一次摸着枪，粟戎生就再没有放下过。粟戎生不仅枪打得好，陆军地面武器他差不多都能熟练掌握。&&&&这也得益于他的父亲。他说，“父亲爱枪，不等于他的思想滞留在小米加步枪的阶段，也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粟戎生回忆说，有一次部队开始装备一种新型步枪，父亲对他说：&&“这种枪目前还不太适合我们都队的情况，射速太高，弹药供应有困难，现在的后勤保障能力跟不上。作为指挥员要教育部队熟识枪的构造性能，让部队学会节省弹药。”粟戎生后来查对了很多数据后，对父亲的话心服口服。按这种枪的射速，一个战士带的子弹只能打两分钟，如果后勤供应困难的话，确实会造成严重不利。&&“父亲就是这样，直到晚年，他还时刻注意着战争风云，注视着现代战争，为国家的安危而枕戈待发。”&&&&粟戎生说，粟裕还有“文房四宝”，这也是他一生最爱保存的东西——枪、地图、指南针和望远镜。&&“就连一个非常陈旧简陋的硬壳指南针，只比5分硬币略大一点，他也当宝贝收着。”&&&&粟戎生回忆：&&“父亲的卧室里，四面都挂满了地图，门的背后还挂着一张台湾地图。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父亲就挂哪里的地图。他自己喜欢看，也要求我多看。他常说，看地图、看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地图不仅要看，而且要背。在战争时期，每到一个地方，父亲都要亲自勘察地形，做出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所以，他所带的部队，即便在突发紧急状况时，也很少受到损失。在工作实践中，粟戎生慢慢悟出了父亲给他反复讲述的道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粟戎生至今还记得，解放后，父亲一直盯着台湾地图出神，望图长思。&&&解放台湾之战的筹划，毛泽东点将要粟裕担此重任。粟裕曾3次设计攻台方案，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最终没有实施。&&&&粟裕曾对儿女们承诺，等全国都解放了，就带他们回家乡湖南看看。但后来粟裕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粟戎生推测，&&“在父亲的眼里，台湾没有解放，全国就不算解放，所以他迟迟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粟戎生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期间，主要分管训练。他几乎每年都在大漠基地抓实兵演练。训练结束时，他都要给大家灌输这样的理念：训练讲评就要直接讲问题。&&“我看到也听过很多演习总结，如果有1&0页纸，有9页半纸是经验、成绩、体会，最后半页才是问题，部队养成了只能听成绩的习惯，说一点问题就受不了。”而粟戎生每次都抓住问题不放，点名批评，谁不服气，就让人将战场监控录像一帧帧回放。通常，那些不服气的部队指挥员们，最后都会脸上灰溜溜的……&&&&如今，65岁的粟戎生已经退休，但他仍然关注军队建设与军事训练。&&“部队推广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虽说艰苦，我心里欢乐。虽不富有，我拥有山河。’我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觉。在工作期间带着部队穿山越岭，过江过海，载觉得很豪迈。”&&&&最近，粟戎生买了本《地球科学概论》，他一有空就翻这本书，他说趁身体还行，他要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游遍。除此之外呢？粟戎生笑着说，&&“还要时不时摸摸枪。”不忍回忆，因为伤痛太深——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回忆实录文／吴志菲&&&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国民党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凉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土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瞿秋白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严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并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土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今天，从发黄的历史相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能找回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在古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寸草不生的罗汉岭，如今已满目葱郁，其中有株枝干挺拔的柏树，是1984年瞿独伊特地从北京来此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只说了四个字——“无比壮烈”。&&&&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瞿秋白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当地的望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过实任的官，家境并不富裕。瞿秋白幼年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精谙诗书的母亲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亲自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尚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出很好的山水画了。&&&&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全家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先生”。&&&&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还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无奈辍学。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闷在房里，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瞿秋白的母亲突然自杀。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败，要强的她劝说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处。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于各方面压力，最终选择服毒自杀。&&&&这一悲剧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每每谈起母宗，他都沉默无语。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瞿秋白一直很疼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关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仍会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她轻声叹道：&&“家庭破灭的凄惨现实，逼迫父亲很早便脱离旧环境，开始寻求新价值、新出路，这也使他更容易摒弃原有的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复杂的情感纠葛&&&&瞿独伊坦率地讲述了母亲与瞿秋白的真实情感。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时期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俩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为夫妻。由于俩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土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的引诱．渐渐堕落。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俩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她？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仨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住，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生命终了。不是生父胜似生父&&&&瞿独伊说自己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酌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我还记得，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的我很天真活泼。”&&&&“母亲忙于工作，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瞿独伊说，&&“我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亲就是瞿秋白。”&&&&“我的父亲，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拍手大笑。&&&&“我永远忘不了，一次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儿童院看我，带我到河里划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妈妈坐在一旁。后来，爸爸引吭高歌起来，我和妈妈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1930年，瞿秋白夫妇途经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别。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和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时，忽然看见同学们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看我。我很好奇，一把抢过来，看到《共青团真理报》上报导着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晕倒在地。&&&&1&935年8月，杨之华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就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于是，一口气唱起《乌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一直唱到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恢复了坚强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安慰勉励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和枪决父亲的人面对面&&&&苏德战争爆发后，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1&941年，瞿独伊随母亲回国，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她们才重新获得自由。&&&&瞿独伊在狱中意外收获了爱情，她与同在监狱的李何结了婚。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她还用俄文广播了毛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独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瞿独伊戏称他们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的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牛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留给她的青春梦境。&&&&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她又不得不说。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俩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笑地说，&&“此地甚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宗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采访结束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记者的留言本上写下了瞿秋白的两句词：&&“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并用俄文签名。&（本刊节选）&&&&&[原载人民日报出版社《红色记忆：领导人后代谈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