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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员为什么这么怕上访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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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访户不怕官
　　中国官员不但怕上访，而且还怕上网。就是做了亏心事嘛。
　　颍州区法院、阜阳中院法官乱用职权胡判案　　求公道被骗家破人亡、受害者被逼精神分裂　　2001年我是阜阳市明达广告公司经理，啤酒厂销售部通知我公司为阜阳市啤酒厂制作的广告刮刮奖卡多200个每个400元，让我给3万元了事（给我设计个陷阱），我不信就带律师到事发地查证没有此事件，然而啤酒厂将我公司告到颍州区人民法院，我为了减少麻烦给具办法官闫静送了2000元钱希望她能公平审理可是闫静笑纳了我钱依然判（2003）州民二初字第4号我公司败诉，后来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的朱勇智和啤酒厂律师金鑫勾结，判决了（2005）阜民二终字第60号判决，事实与实际严重不符的判决使我为了9万元官司到处求公道请律师、法官花费了10多万元也没得到伸冤。　　2006年阜阳骗子冯浩（我又跳进骗子设计的火坑）说他战友在检察院工作有渠道能帮我抗诉赢官司，我很兴奋的相信他结果是他编故事告诉我的案件快要打赢了后不断的向我借钱还打算给我点利息，我为了出口冤气向家人借钱给他，直到瞒着丈夫用自己家房产证贷款给他几十万到手后他全家逃之夭夭，揪住他时他还要打死我。　　至今10年冤案未申骗子落井下石不但使我倾家荡产又给我造成家破人亡的打击，为了寻找骗子下落我无暇顾及家庭及孩子，直到孩子被开水烫伤现在疤痕累累！　　2010年我发现骗子冯浩骗我的钱在湖北黄石购买了债权，因为执行方跳楼抗议不能执行，我把线索（新浪网上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张晓娜报道 企业被要求偿还巨额贷款法院强制执行遭质疑）。提供给阜阳市颍州区公安局和颍州区法院，现在的结果是骗子各部门都送了钱封了口，我到那个部门到处推辞都没有人理我说不属于他们管！　　为此线索我多次到颍州区公安局询问调查结果？得到的结论是执行巨额财产的线索法院说与冯浩诈骗案无关！ 　　苍天在上，法理何在？！有财产线索法院包庇诈骗犯不管我求天不应求地不理！面对家破人亡的结局，耗尽了人力，精力，财力，连生存都成了最大的挑战。这一切都是反腐败惹的祸，是权,钱,法交易下，阜阳腐败的关系网和阜阳颍州区法院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各系统内腐败的官员结盟逼出来的!!!　　请求监督：1、请求（2003）州民二初字第4号案件重审事实真相！　　2、请求依法追究颍州法院闫静、阜阳中院朱永智乱用职权罪！　　3、请求阜阳市公安局依法查明冯浩诈骗资金购买湖北黄石债权的腐败诈骗内幕还我被骗血汗钱。　　求救人：马玉
　　颍州区法院、阜阳中院法官乱用职权胡判案　　求公道被骗家破人亡、受害者被逼精神分裂　　2001年我是阜阳市明达广告公司经理，啤酒厂销售部通知我公司为阜阳市啤酒厂制作的广告刮刮奖卡多200个每个400元，让我给3万元了事（给我设计个陷阱），我不信就带律师到事发地查证没有此事件，然而啤酒厂将我公司告到颍州区人民法院，我为了减少麻烦给具办法官闫静送了2000元钱希望她能公平审理可是闫静笑纳了我钱依然判（2003）州民二初字第4号我公司败诉，后来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的朱勇智和啤酒厂律师金鑫勾结，判决了（2005）阜民二终字第60号判决，事实与实际严重不符的判决使我为了9万元官司到处求公道请律师、法官花费了10多万元也没得到伸冤。　　2006年阜阳骗子冯浩（我又跳进骗子设计的火坑）说他战友在检察院工作有渠道能帮我抗诉赢官司，我很兴奋的相信他结果是他编故事告诉我的案件快要打赢了后不断的向我借钱还打算给我点利息，我为了出口冤气向家人借钱给他，直到瞒着丈夫用自己家房产证贷款给他几十万到手后他全家逃之夭夭，揪住他时他还要打死我。　　至今10年冤案未申骗子落井下石不但使我倾家荡产又给我造成家破人亡的打击，为了寻找骗子下落我无暇顾及家庭及孩子，直到孩子被开水烫伤现在疤痕累累！　　2010年我发现骗子冯浩骗我的钱在湖北黄石购买了债权，因为执行方跳楼抗议不能执行，我把线索（新浪网上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张晓娜报道 企业被要求偿还巨额贷款法院强制执行遭质疑）。提供给阜阳市颍州区公安局和颍州区法院，现在的结果是骗子各部门都送了钱封了口，我到那个部门到处推辞都没有人理我说不属于他们管！　　为此线索我多次到颍州区公安局询问调查结果？得到的结论是执行巨额财产的线索法院说与冯浩诈骗案无关！ 　　苍天在上，法理何在？！有财产线索法院包庇诈骗犯不管我求天不应求地不理！面对家破人亡的结局，耗尽了人力，精力，财力，连生存都成了最大的挑战。这一切都是反腐败惹的祸，是权,钱,法交易下，阜阳腐败的关系网和阜阳颍州区法院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各系统内腐败的官员结盟逼出来的!!!　　请求监督：1、请求（2003）州民二初字第4号案件重审事实真相！　　2、请求依法追究颍州法院闫静、阜阳中院朱永智乱用职权罪！　　3、请求阜阳市公安局依法查明冯浩诈骗资金购买湖北黄石债权的腐败诈骗内幕还我被骗血汗钱。　　求救人：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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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问题之调查报告
摘　要:众所周知，信访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信访制度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当前信访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改善与完善现行信访制度？……为此，本刊对福建省的一些官员和百姓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果做出分析和评述。
　　众所周知,信访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信访制度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当前信访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改善与完善现行信访制度?……为此,本刊对福建省的一些官员和百姓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果做出分析和评述。　　调查　　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收回300份,收回率100%。调查主要结沦如下:　　信访制度作用不如预期　　现行的信访制度对畅通百姓申诉渠道、纠正社会不公、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调查结果并不乐观。官民普遍认为“作用不大”,此比例在官员和民众分别达到64.3%和49%。认为“发挥得很好”的比例在官民中则依次为23.8qo和42.7%。另外,还有11.9%和8.3%的官员和民众表示“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有一些负面影响”。　　何为当前信访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信访制度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在听取社会弱势群体的呼声、实现社会正义等方面起到很大的权利救济作用,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前的信访制度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它一方面敞开大门,向民众提供一种在法律系统之外解决法律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为对司法活动的行政性干预提供制度化的正当渠道。事实上,正是由于承载了太多的不合理责任,当前的信访制度已感力不从心、疲惫不堪。那么当前信访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官民对此看法不一。调查结果显示:官员中,认为“信访机构只是个二传手,相关部门之间责任不明确,推诿扯皮,使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难,难问题拖乱”的比例最高,达42.6%:而认同此项的民众比例为37.6%。与此同时,不少民众还认为“缠诉缠访等无理信访问题依然存在。信访人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心态,而采取重复访、集体访、越级访等过激行为”,赞同比例达到43.9%;而认同此项的官员比例为37.1%,另外,认为“大量涉法涉诉案件通过信访渠道解决,消解了司法权威,动摇百姓对法律的信仰”在官民中的赞同比例则分别为20.3 %和18.5%。　　主流观点:信访制度强化论　　针对目前信访制度的现状,学术界主要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信访制度取消论和信访制度强化论。那么官民对此的看法究竟如何呢?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在当前社会矛盾尖锐、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加强,并完善相关机构和职能”,此赞同比例在官民中分别高达64.3%和83.4%。认为“信访制度不解决实际问题,应当取消”的比例仅分别为15.4%和7.7%。另外,还有20.3%和8.90/0的官民认为“信访制度有存在必要,但其作用有限,维持现状即可”。由此可见,信访制度强化论在官民中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将信访制度完全取消是不可能的,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遇到不公正待遇百姓仍首选信访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信访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的比例也不乐观,但依然挡不住人们对信访的热情。调查中,在被问及“如您遇到拆迁补偿不到位等不公正待遇时,您会选择以下何种途径解决?”结果显示:52.2%的民众选择“信访途径”,在诸选项中位居榜首。其次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比例为32.5%。另外,还有10.8%的民众选择“走后门、找关系”。仅有4.5%的民众选择“向人大代表反映情况,寻求解决”。　　上述调查结果分析表明:尽管现行的信访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且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相关部门间的责任不够明确,推诿扯皮,抑或是缠诉缠讼等无理信访的问题依然存在,都丝毫没有影响民众对信访的热情,在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多数民众仍首选信访,信访制度强化论依然是主流观点。这也说明信访制度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在当前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加强信访工作、完善信访制度,充分发挥信访制度在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张朝丽(福建省妇女干部学校)　　解读1　　信访四题　　口游劝荣(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随着转型期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人民群众通过信访途径反映困难和问题,寻求救济的情况越来越多,期中有不少是“群体访”和“越级访”,这不仅对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利,也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还给信访制度本身提出了许多问题和挑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访与防“访”　　从宏观上看,为了体现我们党的人民性,也为了体现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间的紧密联系,无论是从执政党的政策宣示看,还是从宪法和信访条例以及各个地方有关信访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看,我们是允许甚至鼓励人民群众通过信访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寻求问题的解决,包括越级访和群体访,也从来都不在我们的法律和政策禁止之列。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管理过程中,我们又通过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设定考核指标包括信访指标,甚至采取“一票否决”的办法,使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谈“访”色变,对群体访和越级访尤其。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也出于对自身形象的考虑,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通常都对信访群众尤其是群体访和越级访防范严密,甚至不惜代价“围追堵截”。其结果是给群众一个致命的错觉,那就是“上头是让信访的,是下头不让信访。”这不仅人为地制造了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也不适当地提高了群众对通过信访途径解决问题的期望值,以致于许多群众错把信访制度当作“万应灵丹”,放着正常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走,一股脑儿选择信访的方法,甚至出现所谓信“访”不信“法”的情况。　　我们是让上访还是不让上访?支持上访还是反对上访?无论对于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还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似乎都成了一个难题。　　信“访”与信“法”　　信访制度有一个原则,叫“谁家的孩子谁抱回去”,这本来是一个落实责任制的好办法,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让群体访和越级访的处理陷入恶性循环的被动境地。一般来说,闹到要越级访和群体访的事件,大多是“老大难”,很多是经过基层组织三番五次处理过的,有不少甚至已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过生效裁判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答应群众一些要求,要把这些越级访或群体访的群众“抱”回去通常并不容易,往往使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陷入两难:不答应吧,明摆着无法把这些群众“抱回去”:答应吧,这些要求于法律或政策的规定可能并无依据,就算勉强当场答应了,回去也难以兑现。实践中,“抱回去”之后的麻烦往往更多:一些本来已经行政或司法程序处理,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个案,为了“抱回去”的需要或者在“抱回去”时答应过群众不得不重新拿出来“协调”,其后果是一方面矛盾和纠纷迟迟得不到最终处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反过来影响社会安定稳定甚至产生新的矛盾。另一方面不断重复协调处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个案,不仅让法律的权威丧失殆尽,还会助长“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恶劣风气。据说曾经有一个上访群众对与其沟通的县委书记说,“你答应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如果不答应咱们就天安门见!”与此同时,为了这个“抱回去”,我们支付了巨额的行政成本,一年一度的“两会”或者类似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活动举行时,全国各地的公安局长、信访局长及一千人马齐集北京严阵以待就是典型例子。　　堵与疏　　“有疏有堵,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治水如此,治国亦然,在信访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不主张、不支持更不鼓励经常地、大规模地使用类似群体访和越级访这种制度之外的“非常”方法去寻求权利救济,但为了化解转型期日渐尖锐的矛盾纠纷,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我们必须同时有效地开放并拓宽制度之内的权利救济渠道,使人民群众所有的权利救济诉求都有便捷的、合法的途径和方法,毕竟,按国家信访局的说法,有超过80%的上访群众的诉求是合理或基本合理的。当“正道”畅通的时候,走“旁门”的人自然就少了,也只有“正道”畅通的时候,堵“旁门”才有其正当性。因此,大规模地拓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收案范围,加快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完善集团诉讼和代表诉讼制度,甚至增加三大诉讼的审次,都不失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一些地方以发展和维稳为由,通过不当干预司法活动,不让被拆迁对象提起诉讼,结果引发大规模群体性访和越级访乃至出现恶性群体性事件的教训,应当成为我们的反面教材。　　维稳与法治　　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都在变化中,社会矛盾多发,诱发群体访和越级访的因素较多,群体访和越级访频发有其必然性。况且,群体访和越级访尽管在“制度之外”,却仍然属于“体制之内”,人们寻求这种“体制之内”的途径解决问题,比寻求“体制之外”的方法比如街头暴力、私力救济的方法解决问题,要有序和建设性得多!还能来上访的人,不论是否越级访和群体访,总是对党和政府尚存信心,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做工作的条件和余地。邓小平同志不是说过,执政党不要怕批评,执政党最怕的是鸦雀无声。　　问题在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维稳是硬指标,在诸多的考核项目和指标中,信访特别是群体访和越级访都被视为不稳定的重要指标。为了“达标”的需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往往对信访尤其是群体访和越级访的群众严加防范,个别地方甚至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惜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不惜损害法律的尊严,不择手段地对付上访群众,北京的“安元鼎事件”以及诸如此类发人深省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通过牺牲法治、牺牲人民利益、牺牲党和政府形象的方法换不来稳定,就算换来一时的稳定,也无法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重视,当维稳成为我们不可触及的“红线”时,这个所谓的“维稳”也必然成为了我们的“软肋”。曾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段子说:一对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兄弟春节买不到回老家的车票,他们灵机一动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上访,很快就有家乡驻京办的人来管吃管住并及时把他们送回老家。段子的结论说:碰到困难的时候,要善于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问题。这个“黑色幽默”难道还不值得关心信访制度的我们深省吗?　　解读2　　信访之困　　口徐华(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信访,在中国悠久历史,是最为传统的一种民意表达和诉求机制,从封建社会的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等场景中,都能找到类似信访活动的痕迹。多年来,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在反映社会弱势群体呼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权利救济作用,人们常将其比喻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但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显,不断增长的大规模群体信访和表达方式激烈的个体信访,引发了一阵胜似一阵的“信访洪峰”,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使信访工作成了众矢之的。事实表明,在我国实行多年的信访制度已经陷入困境。对此,我们应当理性面对,积极稳妥地寻求其改革出路。　　首先,由于实践中司法效率远不及信访,导致群众中出现了“信法不如信访”的片面认识。现实中很多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比如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渠道,费时费力不说,往往还要花费高额金钱,而信访则往往“一步到位”,甚至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从效率、成本等因素上看,信访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无疑成为许多民众的首选,不当地提高了群众对信访制度的期望值,上访者也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渠道。他们在当地有关部门解决不了问题后,往往选择上访,这直接导致了司法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弱化,信访制度迅速变异为一种权利救济的最佳方式,导致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事件呈上升趋势。　　其次,法律政策规定与工作考核指标相悖,导致纸面上信访权利与现实中信访遏制之间“体制性”的尖锐矛盾。根据宪法和信访条例的规定,我们允许甚至鼓励人民群众用信访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反映意见,与此同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这就使得群众选择用信访甚至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方法来表达诉求、寻求权利救济有其法律和政策上的合法性和道义上的正当性、合理性。这就导致和助长了人民群众更倾向于选择信访方法来表达诉求,寻求权利救济。而另一方面,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也不排除还有诸如形象、面子的考虑,各级党委和政府又在其实行的考核体系中,普遍把大量存在的信访问题,尤其是其中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数量,作为考核一个地方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由此就“逼”得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基层党委和政府部门挖空心思、想方设法防“信访”,甚至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围堵信访群众。其结果是让人民群众感到我们党和政府“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甚至“叶公好龙”,从而既不利于人民群众表达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党群政群关系,不利于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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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访局官员：不仅只是解决8个上访者的问题
　　1月2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家信访局与来自全国各地的8名上访者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困难和诉求，并逐一发表了意见，温暖人心。1月28日，国家信访局宣传处覃爱民处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8名上访者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随访的各部委相关负责人，研究解决，“一定会逐步解决到位”。
　　覃爱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把这8名上访者的情况，下达到其各自所在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落实，需要一个过程。“只要反映的情况属实，诉求有道理，国家有法律和政策的，一定能得到解决。”他说，“但如果其中有反映情况不真实，诉求不合理的，也会严格依法按政策办理，不会给他‘开特例’。”
　　温家宝总理接见的8名上访者分别是，来自天津的安君、吉林的许桂芹、山东的马艳芝、内蒙古的苏哲、河北的霍春生、山西的郭顺民、江苏的戚自强和湖北的王爱国。
　　28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王爱国。据他介绍，2003年国家下达的关于南水北调移民方案的文件，只要求172米水位线以下的村民搬迁，他家属于172米水位线以上的，是不需要搬迁的。但到了2010年，当地政府又要求其搬迁，并在没有通知他本人、没有签署任何搬迁协议的情况下强制把他200多平方米的房屋拆毁。拆迁后当地政府未告知其补偿事宜，也没有给他任何补偿。
　　对此，当地政府称“不属实”。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柳陂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爱国的房屋拆迁涉及南水北调工程，属依法移民，当地政府已经按照标准给予了14万多元的补偿，并通知了王爱国，“但是他至今没有领取”。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当地政府正在积极联系王爱国，但一直没有消息。“希望王爱国本人能与政府联系，他们会尽力解决这个问题，落实政策。”
　　覃爱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温家宝总理接见的8名上访者，是从当天登记的上访群众中随机安排的，其所反映的情况也需要核实，不能保证100%准确。“温总理与上访群众面对面，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接待群众、听取意见，作了表率。”他强调，在解决问题阶段仍要依法办事，如果诉求中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也不会违规为被接见者“开绿灯”。
　　据了解，8名上访者反映的问题涉及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征用、工伤待遇和养老保险等。覃爱民说，这些都是群众上访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他强调，此次解决问题不应仅着眼于个案，还应该在解决8个人问题的同时，解决他们身后更多人的共同问题。
　　他表示，由这8名上访者所各自反映出的“同一种类型的社会问题”，都要研究解决。因此，信访部门需要联系这8名上访者所反映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各部门，针对其上访材料的具体情况来研究解决，必要时还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讨论和修订，“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国家信访局会对此建立一个追踪机制，预计在3月份前后，能够针对落实情况，得出一个初步的反馈结果。
　　“天降雨，解大旱情”
　　1月2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市永定门西街的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一些访民流泪向总理倾诉自己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据媒体报道，湖北十堰市村民王爱国在未同意搬迁的情况下，房子被拆，家具、电器也都被清空，无家可归。温总理表示，“这是一起严峻的违法拆迁事件”，并当场责成国家信访局局长：“你负责督办好这个事情。”
　　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与来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网民称之为“今年最给力的一条新闻”。网易北京市网友称赞：“好总理，访民苦，顺民心，和天意，天降雨，解大旱情。”网易河南焦作市网友感叹：“一个人敢说真话，需要勇气；一个人敢听真话，需要魄力。”
　　温总理接待过的多位访民，所在地方政府反应不一，有的“受当地超规格重视”，有的则被指责为“信访所反映内容与事实不符”。河北承德市网友分析：“国家领导人能够正确面对社会存在的矛盾，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刻践行，使政府进一步赢得群众信赖。但有些基层领导干部不想担责任，推来推去，致使简单问题复杂化。”贵阳市网友诚挚希望：“基层官员放下官架子，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也为党中央、国务院减轻一些担子。”
　　四川在线网站发表系列“麻辣烫评论”，批评近年来一些地方某些基层官员为了“维稳”，把上访的群众视作“刁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堵截”，加剧了群众与基层政府的紧张关系。
　　江苏盐城市网友建议：每月派出一名国务委员或部长以上领导到国家信访局接访，倾听老百姓的诉求，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要形成一个制度，这对指导面上工作和科学决策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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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中国青年报 编辑： 贾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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