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揭开2000年前中国古代超新星爆发谜团(图)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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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国特色与中国经济研究来源：FT中文网
钱颖一　　【编者按】经济学应该如何学，其目标以及研究方法是否需要改变？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学历史贡献？经济研究和教育如何与时俱进？FT中文网对此话题持续关注，可以参见《经济学》专题。近期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召开，本文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与会发言，经作者审阅并授权FT中文网刊出。　　这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研究和教育现状评估。我用这个机会讲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研究和教育的历史性贡献，二是经济研究和教育如何与时俱进。一、经济研究和教育的历史性贡献　　过去30多年，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学术、教育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共进，既直接有益于中国经济改革，更是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一个贫穷的、封闭的计划经济，高速增长为一个开放的、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在世界上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中国的经济研究与教育应该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比较改革之前与之后，发生在中国的最主要、最重要、最显著的变化，简单概括的话，就是&开放&和&放开&。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货物、人才、资本的跨境流动。放开包括两条：一是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二是改变产权、所有权、治理等激励机制。而这里的基本思想、学术研究、政策研究都是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是经济学教育的贡献。想一想，这些经济学的专门术语，比如&市场&、&价格&、&产权&、&激励&、&宏观调控&、&寻租&、&三架马车&、&M2&等，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词汇，也成为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的标准用语。如果没有这30多年来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的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再看一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有关经济改革的部分，更是现代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普及和深入人心的例证。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另外两个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政治学和法学，经济学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作用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我下面举三个例子&&三次会议来说明经济政策研究如何推动中国经济改革。　　第一次是-10日的&莫干山会议&。这是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基于之前农业改革的成功，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这次学术研讨会针对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重要话题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企业自负盈亏；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经济；粮食购销体制等，涉及了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域。这次会议不仅对高层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使一批以市场导向为改革方向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脱颖而出。30年后，当年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但是他们今天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思想引导者、政策制定者和推动者。　　第二次是-7日的&巴山轮会议&。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经济改革出现高潮的同时也出现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如银行信贷失控，投资与消费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长江游轮上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引入了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参加会议的海外学者有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哈佛大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等。　　第三次是-26日的&京伦会议&。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建设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成为重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如果说&巴山伦会议&上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那么&京伦会议&上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线，特别是围绕着转轨时期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等。与会海外学者者有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 ）、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洛姆（Paul Milgrom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aKinnon ）、刘遵义以及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黄佩华等。我和在座的许成钢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我下面再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经济学术研究和教育在中国的演进。　　第一个例子是1985年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至今整整30年。这个学会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传播现代经济学的学说。比如1989年出版的由学会成员汤敏和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是很有影响的介绍现代经济学前沿的书，在高等院校中很有影响。学会在1993年组织编写了一套 &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册，对普及经济学知识发挥了作用。同时，学会还组织了留美学者到国内大学授课，这也是在国内系统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开始。　　第二个例子是1994年由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在北京大学成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聘任海外经济学博士回国任教，系统讲授现代经济学。中心组织&中国经济学年会&，出版《经济学季刊》，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是在中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内以新开辟&特区&形式推动经济学教育的成功范例。　　第三个例子是2002年我同在座的白重恩和许成钢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建的&特聘教授&项目，共有15名海外经济学学者到清华大学授课。这是在国内已有学院内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学教育。从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大学内已有学院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清华特聘教授项目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影响还在于这15人中的10人正在担任国内经济相关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另外2人曾经担任。除了我和白重恩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副院长外，李稻葵担任清华苏世民学院院长、田国强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周林担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洪泳淼担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丹阳担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白聚山担任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奇担任首都经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一江担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此外，艾春荣曾担任上海财大统计学院院长、谭国富曾担任上海财大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通过这些岗位，这些在国外执教多年的经济学学者为推动在中国高校经济学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　　今天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不仅与30年前不同，就是与20年前、10年前都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学习、吸收、并且规范使用经济学的思想、概念、方法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尤为突出。这可以从在国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现在参加国际研讨会，国内学者或学生也很难发现某一领域或某一研究方法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了。这些都是历史性的变化，趋势性的变化。再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比较，就更能看清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因此我的判断是，伴随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经济研究和教育有历史性贡献，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二、经济研究与教育如何与时俱进　　在改革开放35年后，中国不再是穷国，但也不是富国，而是中等收入大国。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如何与时俱进？这里包括三个问题：如何为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作贡献？如何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创新作政策贡献？如何在普及经济学教育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这些都是值得系统探讨的问题。因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对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谈三点。　　第一，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研究有两种路径：问题导向和工具驱动。这两种都需要，分别都能做出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能作出更好的研究。这些年来我们在分析工具方面进步很大，但现状似乎是过于偏向工具驱动，既依照工具找问题，通常并非是重大问题。给定这种现状，我们就应该积极推动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不过，我们不应责怪学生和年轻教师在数理技术和方法论上的追求，以工具为驱动做研究。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学习前沿方法，掌握先进工具。为什么？在我看来，人生职业中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对多数学者来说，在年轻时打下好的方法论基础是极为重要的，对日后研究有巨大帮助。对资深学者来说，则应该更多地思考和研究大问题。因此，中国的资深学者有责任要把研究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特别是深层次问题，放在首位。　　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问题。这与10年前，20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没有人可以无视中国经济。不过，经济与经济学不是一回事，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经济搞得好，德国经济搞得好，并没有产生太多著名经济学家。而印度经济没有中国经济搞的好，但出现了不少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并不一定是本国人做出有关该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举一个管理学中的例子。日本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管理方式理论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MIT的美国人总结出来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为研究大问题提供了很多素材，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优势，比如对制度细节的了解，对数据的掌握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把这些天然优势转换成学术优势并不容易。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有特殊的困难。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非常不同：自然科学从思想到方法早在一百年前就与世界接轨了。但是经济学只是近30年来才开始学习世界主流。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经济学与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还比较滞后，经济学很难单科推进。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第二，理解经济学创新，特别是中国经济相关问题学术创新的含义。　　在我们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相关问题时，我们容易看到中国的现象与现有的理论之间的距离，但不容易看清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机制原理。因此，在经济学创新，无论是理论上，实证上，还是政策上，严谨、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必须的。　　经济学的创新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描述，而是基于深入分析的创新，是能够不仅解释中国，也能有一般性意义的创新。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何解读则大有学问。停留在表面的中国特色上而无深入分析是很难说服人的。进一步说，过度强调中国特点反而使得中国故事变成特例，缺乏一般性，缺乏解释力，缺乏可复制性。设想一下，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可以实现，那还有一般性吗？假如日本丰田的管理经验完全基于武士道精神，那还有什么一般意义呢？事实证明，没有基督教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照样实现；没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管理也能适用。这才是一般性理论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能否复制取决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摆脱&特例&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国外经济学家并不是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但是他们评价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些困难，一是因为他们不太清楚中国的制度环境和中国数据的可靠性，二是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无偏见，但是他们坚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理念，需要靠理论和事实去说服。所以我们要做有说服力的研究。　　第三，中国经济相关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创新举例。　　我举两个我熟悉的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教师研究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又发展分析工具的。中国有许多经济政策出台或即将出台，其规模和方式都很有意义。对这些政策的评估和评价中可以引发有意思的研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当年就是从韩国的通货膨胀中受到启发而发现货币的数量理论。　　比如2008年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一个有显著意义的政府干预事件。对此有各种判断，但都是基于感觉或猜测。清华经管学院教师欧阳敏与彭玉磊合作的论文是对2008年经济刺激政策的细致研究（&The Treatment Effects Estim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2008 Economic Stimulus Plan of China&）。这个研究计算出这个刺激政策导致了GDP上升3.2%，但只是暂时的。为了得出结论，现有的计量经济学工具是不够的，他们就扩展了现有工具。所以这既是研究大问题，又是在研究中发展工具的例子。　　另一项研究是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李奇和欧阳敏关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研究。房价是老百姓关心的大问题，而房产税是政府关注的大问题。他们发表的关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双城记&论文（&Property Taxes and Home Prices: A Tale of Two Cities&），是对上海和重庆这两个城市引入房产税的试点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引入房产税在上海降低了房价但在重庆却提升了房价，而这种相反的结果是可以用经济学解释的，它与具体的房产税设计方法，即对哪些住房征税有关。同样，这个研究需要使用和发展计量经济学的工具。这个研究虽然不乏&中国特色&，但是具有&一般规律&，因为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非中国特有。　　最后我提出一个可能引发创新和受到较大关注的领域：政治经济学。我说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这在世界各国都一样。但是在中国，国家和政府的强大尤为突显，中国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尤为复杂，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毫无疑问，这是大问题。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领域有一些天然优势，因为外国经济学家最不容易了解的也正是这个方面。他们很容易用他们熟悉的情况来外推中国的情况，结果会导致判断错误。所以这可以是一个基于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创新的领域。不过创新并不容易，即使我们有一些信息优势，我们未必就有深刻理解，更不一定能够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道理，非有严谨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可。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的使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由中国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共同发起成立。）&拒绝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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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经济学家排名
（邹恒甫，一个可爱的不甘寂寞的湖南人，揭开了中国所谓的经济学家们集体裸奔的序幕。）
中国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吗？看看中国的股市就知道了。顾准成了讲真话的最后祭品，吴敬琏们还有什么资格指点江山？
著书都为稻粱谋本并没有错，错的是世道人心。邹恒甫很可爱，一方面，他有精英自恋意识，另一方面，他像唐·吉诃德一样举着大刀奔向了硕大的风车。
一个可爱的湖南人。有点作秀，有点自恋，也有点可爱。
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界，Q版皇帝的新装开始了！
中国到底有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哪些经济学家已经跻身世界主流经济学家行列？由华尔街电讯（）编制的2006年（第二届）《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于2月24日正式揭晓，张五常教授继续名列榜首，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名列第二，而倍受争议的郎咸平教授位居第三。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等七位教授也共同名列榜中。值得关注的是，除吴敬琏外，其余9位经济学家均毕业于欧美名校，受过正规而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Economist）的约有6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目前而言，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全球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华尔街电讯对全球著名学府279位经济学教授(含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的书面调查，有39位中国教授被点名说有学术水准，除了上榜的10位经济学家外，刘大中（）、蒋硕杰（）、杨小凯（）等3人已故，邹至庄、黄有光、石寿永、李其、李龙飞、王江、白聚山等23位经济学家工作或旅居在海外。
　　华尔街电讯董事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教授指出，“评判一名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没有创新思维，这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成果。”
　　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的指标包括3个方面：学术影响力（70%）、经济影响力（25%）和社会影响力（5%）。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华尔街电讯总编辑丁海森说，“和第一届评选相比，学术影响力的权重已经从60%提高到70%，以后这个权重还会持续增加。在美国拥有终身教职的中国经济学教授有数百人，他们中有的已经跻身主流经济学家行列，比如白聚山、洪永淼在计量经济学；钱颖一、许成钢在转轨经济学；石寿永在货币经济学；张春、陈志武、王江、周国富在金融学方面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
　　2005年底，著名学者丁学良质疑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准，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华尔街电讯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确有三多：一是经济学正教授很多，二是经济学教授带研究生太多，三是经济学博士多如牛毛。有过在美攻读研究生院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当正教授的很少，副教授往往是系里的研究骨干。如钱颖一，90年开始在斯坦福任教，90年代中期就是公认的目前世界上转轨经济学中最好的学者之一，但他直到99年离开斯坦福时还只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华尔街电讯对经济学家的评测，目的是斧正被妖魔化的经济学家形象，肯定经济学家对经济改革的贡献，倡议社会(包括经济学界)停止对经济学家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回归理性科学的争论和探讨。华尔街电讯（）是全球领先的数据分析、财经新闻和商业媒体机构，将读者定位为金融专才、商界领袖、经济学人和媒体精英，为他们提供独有的综合财经信息平台，集财经解读、金融工具、商业资讯、信用评级等产品于一身。据悉，华尔街电讯近期还将推出2006年《中国500经济学人排行榜》。
张五常(Steven N.S. Cheung)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张五常教授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3年―1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起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张五常教授的理论主张往往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英文1982）、《卖橘者言》（1984）等等。一方面，张五常教授在理论上下过苦功，“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已把价格理论咀嚼透烂。另一方面，张五常注重案例研究，大量时间用于现实问题的实践调查，多年砺炼，使他的学术素养和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浑然一体。
钱颖一(Yingyi Qian)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钱颖一教授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4篇论文，仅仅2006年，钱教授就有3篇学术文章发表，说明钱教授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钱颖一教授在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1981年)，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1982年)、耶鲁大学运筹和管理科学硕士(198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 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所面临的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重多机遇与挑战，钱教授反对单一渐近式说法, 坚持渐进与激进并行的观点。
郎咸平（HP Lang, Larry）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郎咸平在国内的知名度极高，堪称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林毅夫教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林教授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他一直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形成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信息指标体系，才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邹恒甫（Zou Heng fu）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邹恒甫教授说过喜欢做两件事：一是教书，和学生在一起；第二就是很痛快地读书，主要是历史和哲学。1992年，邹恒甫博士一手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开办了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两个班，开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试验。这两个班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心向全球一流大学经济系输出很多中国经济学博士生，邹教授的行动赢得了经济学同行之间的佩服和尊重。邹恒甫对于教育所做的贡献，首先不愧于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本职。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刊成为国际经济学主流刊物之一。
吴敬琏（Wu Jing Lian）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吴敬琏教授给人感觉是一位公正、睿智、博学、为民请命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欢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是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但也有人把近几年中国股市的不景气部分归罪于他。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吴敬琏教授并没有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他仍然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张维迎(Zhang Wei Ying)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可能是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什么“资本家的乏走狗”，什么“屁股决定脑袋”，一时间学术争论和人身攻击的界限被彻底地模糊了，但是那些骂张维迎教授的人，至少有90%没有完整地读过张维迎的一篇文章。从1984年至今的20多年里，张教授张从事产权和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贯的，长期的。张教授还应该算作是将“博弈论”（Game Theory）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人，做了大量有关博弈论“传道授业”的工作。
李稻葵(Li, David D)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除了经济学业内人士, 知道李稻葵教授的人很少。“一个经济学者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经济学者的风范。”李教授发表评论的同时也定义了自己。李教授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先后担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志武（Chen Zhi Wu）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陈志武教授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华尔街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陈教授是金融经济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最近几年，陈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什么制度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陈博士研究关注的问题。
田国强（Tian Guo Qiang）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田国强教授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孜孜学子，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田教授1980年毕业于原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1982年获得该校数学硕士学位， 198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得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他提出了一个在“非规范性”的经济环境中，即有限经济自由和不完全市场体系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的改变，社会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的所有制安排形式。田教授为德州A&M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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