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全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起迄1949年的中国历史。共12卷、1400万字。&　　当代享有盛誉的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并亲自撰写了第一卷《导论》。他还对全部书稿进行了最后审读和定稿；第二卷《远古时代》第一次从考古学入手，理清中国史前民族和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学界认为，这是一部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联袂编著的目前最具权威的中国史前史；第三卷《上古时代》，论述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秦灭六国的历史；第四卷至第十卷为《中古时代》，阐述了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最后两卷是《近代》卷，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百年风云尽收其中。 　　《中国通史》还首创了一种新的通史编写体例。这种被称为“新综合体”的编写形式，是白寿彝先生结合60年教学和科研经验，集众家之长，提出的一种全新编写体例。除第一二卷外，各卷由序论、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结合而成。序论主要是各历史阶段文献资料和研究概况介绍；综述则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阐述各历史时期总的发展形势；典志是对各历史时期重要典章制度的专题论述；传记展现了各历史时期主要人物的风采。如此，一部立体的多层次的中国历史画卷，便展现在读者面前。
诞生原因/《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 、《》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的纪传志表体通史、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至于各种《》、《通鉴纲目》、《》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编写过程/《中国通史》
1900年，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中国通史》
1901年9月，在上发表《中国史叙论》 ，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920年完成、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
1896年、1898年、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
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增辑的《》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的《中国历史》三册（即《》，（），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20世纪初～30年代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为序。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东西洋，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中国通史》
可见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邓之诚、黄现璠、、章嵚、、范文澜等等。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在北京举办的为期５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世界各个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内容简介/《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插图
本书自上古时期到近代，按中国历史朝代变迁顺序排列，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6册。各朝代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五部分。全书上下贯通，各册又自成体系，合则为通史，分则为断代史。
全书形象真实地再现各代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面貌。带有一定故事性的历史事件、人物生平等用连环画表现，其他内容则多用史料图片展示。
本书是为中小学生和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编绘的通俗历史读物。目的是向读者普及中华民族的历史知识，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以激发昂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整套书以"人"为聚焦中心，描述了先民们在不同时代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和族群融合：这是一部开放的置于全球视野中的国史，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来叙述中国历史，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关联；这是一部感性的可到的历史，直观展示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是一部好看的能产生阅读快感的国史，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历史细节让人耳目一新。
版本/《中国通史》
吕思勉版吕著中国通史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 年9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1940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 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本书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谭其骧称吕思勉“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各领域”，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顾颉刚评价本书 “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范文澜版范文澜
有《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准备将其扩充为《中国通史》，全书未成即逝世，后续工作由蔡美彪完成。
1995年，《中国通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补充定稿。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全书观点鲜明、体例严谨、内容丰宫、文笔流杨，是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优秀通史著作之一。
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上世纪四十年代，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这部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的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
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日，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范老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他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于1995年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白寿彝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白寿彝（），男，中国著名史学家、史和史专家；回族；河南人。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全书于1999年出齐，共12卷22册。 傅乐成版傅斯年之侄傅乐成传世史学巨著《中国通史》，近日首次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引进推出内地版。该书畅销台湾四十余年，重版四十余次，累计发行500万册，大为史学家许倬云称道——“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 在学界，有说法称傅乐成此通史，可比肩钱穆《国史大纲》。许倬云称，“&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 傅乐成所著《中国通史》1960年在台湾出版，1978年修正再版。该书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事件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不予采用。&
傅斯年之侄傅乐成传世史学巨著《中国通史》，近日首次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引进推出内地版。该书畅销台湾四十余年，重版四十余次，累计发行500万册，大为史学家许倬云称道——“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 在学界，有说法称傅乐成此通史，可比肩钱穆《国史大纲》。许倬云称，“ 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 傅乐成所著《中国通史》&许倬云在《中国通史》序中称，“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傅孟真先生领袖中国的史学界数十年之久，自己的学术造诣，既有功夫，也有观点，确是一代人杰。1950年，傅先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十分辛劳，为了学生福利，在台湾省议会质询时，因为议员质询过当，既累又怒，心脏病发，竟以身殉。傅乐焕先生专业是辽史和东北的民族关系，1966年“文革”期间，他在北京陶然亭投水。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曾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傅乐成先生终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刚过中年，就中风不起。聊城傅家，人物丧亡俱尽，实在令人伤感！”& 李伯钦 李肇翔版
作者：李伯钦&李肇翔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页码：258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8&&&& 装帧：平装&&&&&&&开本：16&&&&&& 定价：288.00 　
评价/《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因此，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藏、文资料；国外资料（含波斯文资料、史料、文字史料、文资料、文史料、日文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本书编写旨趣。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有的学者读后，赞叹不已。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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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中国民族史的分期
中国民族史的分期,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民族产生、发展、兴旺、衰落、直至消亡约客观规律的方法。这个方法将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民族产生到消亡总过程一般的客观规律,从而达到对中国民族史的发展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 把中国民族的历史作为专史进行研究和论述,早在司马迁的《史记》已经有了精辟的著述,如《大宛列传》、《匈奴列传》、了南越尉佗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此后的《汉书》和许多王朝史都仿照《史记》的体例和写法,写有各个朝代一些重要民族的专史。它们的特点是,把主要民族一个一个地单独地写出来,而没有把所有民族从总的方面去概括和论述。‘因此,尽管它们对某些单个的民族的论述比较系统而深入,有不少精到的见解,成果甚丰,但从民族总体的大角度来看,它(I’J的视角比较狭窄,缺少对民族发展受当时社会和国家总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的论述,缺少对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发展状况的论述,缺少对民族之间相互关系对各民族发展所产生重大作用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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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JL来说.世界是由民族组成的。当今世界,民族林立;巍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人们常常会想到或问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56个民族吗,中国古代出现过一些什么民族?它们是怎样形成、发展或消失的?中国当代的这些民族又是怎样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中国民族又各有什么特点?
1961年当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就学于业师岑家梧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民族史之时,就渴望能看到一本既能一览无余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民族,又能把当代中国各民族尽收眼底的《.中国民族史》。但是,二十年后,于80年代初当我为撰写《汉民族史》到上海图书馆去搜集资料时,所能读到的仍然只是30—40年代由吕思勉、林惠祥、R振羽等学术前辈们编苦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民族史。当时,面对一本本30年代关于中国民族史发黄的旧著,联想到解放后我国史学界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现状,心中感慨万分,什么时候才能有一本新的《中国民族史》呢,
1985年4月,我从浙江调到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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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多年为之奋斗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中国民族史取得今日光辉成就之际,我们要深深感谢那些已故和仍然在世的诸先辈,以及许许多多的工名英雄;没有他们辛勤的耕耘和艰苦的开拓,也就没有我们今天享受丰硕成果约喜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为今日不断出现新的成果而欢呼,尤其是近年许多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著作,既有深度和广度,又有新意,为中国民族史的领域增添不少光彩。我认为: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徐杰舜同志编著的咤中国民族史折编》就是其中一例。 《中国民族史新编》(下称《新编》)是在讲课教材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比较尧面。我认为本书在体例和内容处理上,有突出的特点。在体例方面:全书第一篇导论,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从纵的方而阐明中国这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各民族共同缔造、开拓和捍卫祖国的过程;从横的方面,简略介绍了当代民族的概况,这就为读者更好理解以下各章,提供了基本的背景知识。更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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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于1 99。年11月5日至10日在广西桂林召开.来自全国部分科研.出版、民委等机构及高校、党校的专家学者8。余人出席了会议。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的内容及方法问且 与会同志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内容非常丰富,研究工作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对历史上各个王朝或政权的民族政策的研究。这包括:历代中原王朝对所辖境内民族的政策,对中国范围内未被纳入势力范围的民族的政策,对与之同时并立的民族王朝或政权的政策:各少数民族王朝或政权对中原王朝的政策,对其他王朝或政权的政策,对所辖境内民族的政策.第二,对历史上的民族政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的专题研究。这包括:全国性的民族政策和地区性的民族政策;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朝代、某一人物当政时期或某一历史事件的民族政策;总体的、综合性的民族政策和具体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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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飞.卜邢‘.:; .,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著作,在解放前已经出版过几种。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1950年再版;了吕振羽1 948年著的《中国民族简史》(增订本)外,几乎再没有系统的电国民族史新著间世,但这些著作大多出版比较早,受时代和材料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众多角族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徐杳舜同志在吸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了丫本近军十万字的《中国民族史新编》,井且由广西教育出版枯于198”年出版发行了。碑书、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内依据,.根据民族自身发展的规畏冬}勾椒出中国古今各个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秘,卜、简哪地介绍了这些民族的特征毋及它们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傅后令人耳月丫新。 《中国民族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碑新意,首寿表现在体例上。著名民族史专家陈永龄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许多讲中国民族史的同志,往往“自下而上”的追溯,以当代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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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应堤主编、林超民副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最近问世了。这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值得我们为之庆贺。 说它是一株挺出的新秀并非虚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一直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解放以来,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皆欣欣向荣,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各民族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和团结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人民,尤其是各民族的民族工作干部群众、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都盼望读到一部贯通古今、全面完整而繁简适中的中国民族通史。但是,这样一部通史,解放于今,四十年矣,却米曾见,这不能不引以为憾。江、林共编的这部书,弥补了这一缺陷。无怪乎第一次印数近万部(精装二千,平装七千),一到坊阀便销售殆尽。在学术著作不易求售的今天,如此畅销,不唯说明它是人们渴求已久的读物,而且也说明编撰者们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但还应指出的是,此书之所以畅销,不只是因其弥补了久缺的宅白,更重要的是因其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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