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利比里亚独裁者多伊被虐杀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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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一代天骄
日，38岁的利比里亚总统塞缨尔&卡尼翁&多伊在人们的咒骂和唾弃声中遭酷刑虐待致死。多伊死后，他的尸体被停放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所小医院里让人们自由参观。多伊的尸体一丝不挂地摆放在一张病床上，看上去，那尸体活象一个怪物： 双耳被割去，剩下了两个黑窟窿；双手上的十个指头被割去，仅剩下光秃秃的手掌；那雄性的象征&&男性主殖器被齐根割去，留下了一个黑糊糊的小坑&&
塞缪尔&卡尼翁&多伊日带领十余个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多伊执政期间，对利比里亚政府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修改了宪法，积极改善国际关系，重视发展经济，但收效甚微加上后期政策失误，大肆屠杀反对派，导致了利比里亚内战爆发。多伊是世界历史上最低军衔发动政变且成功的人物，可不幸的是他的政权10年后被推翻，惨遭酷刑而死。
国家领导人在任时，往往公务繁重，退休之后不再承担具...
热门关键字◎陈来元&著序言我原是苏北农村中一个贫苦农民家的拾粪娃，在党的阳光下，主要靠免缴学费和享受人民助学金才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就懂得要帮助父母干农活和从事副业生产，饱尝过生活的艰辛。我深知学习机会难得，故倍加珍惜，奋发努力，学习条件虽不如其他同学，但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同时积极要求进步，小学六年级入了团，高中一年级入了党，这在中小学学生中是很少有的。中学、大学时代经历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大学毕业后还到过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自读大学以来，一直与外文、外语、外事、外交打交道。曾先后在巴基斯坦和比利时等外国驻华大使馆从事翻译工作年，后被外交部调往中国驻外国大使馆搞外交，一度也在外交部部内工作，先后年，从随员做到大使，外交工作涉及的范围一是中东，二是非洲。作为一名外交官，我在外交第一线开展过卓有成效的高层外交和有口皆碑的亲民外交；与国际上一小撮反华势力进行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祖国的尊严；正气凛然地开展过反台独斗争，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妥善处理过一系列突发事件，切实保护了我国侨民和港台同胞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为祖国的载人航天大业和国内四化建设做出过积极贡献……在上述对外工作中，有友交，有合作，也有交涉，有斗争，遇到过艰难，也冒过风险，风风雨雨，不一而足。但鉴于上述外交工作中我亲历亲为的众多故事，大多写进了我已出版的《中东非洲不了情》一书，故在本书中没有列入。&本篇主要以励志为切入点，以外交工作中的“内交”为主线，写了我从一个贫苦农民家的拾粪娃成长为一名共和国大使所经历的漫长苦旅，写了我作为一名外交官，其“风光”背后的苦涩和艰辛。诚然，一些我认为不宜发表的内容没有写入；一些内容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做了必要处理，有的只是点到为止；一些内容在具体写法上做了适当变通。此外，本篇对我常驻工作过的几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和有关历史、文化、人文、风俗等方面的见闻，也做了一些简单介绍。诚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对作者及我国外交人员的工作、生活增加一些了解和理解，也诚请读者对本书存在的错误和不足予以指正。&陈来元6年月&&于北京&作者简介&陈来元，&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1942年2月出生，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毕业。先后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外交部工作。曾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共外交部西亚北非司总支书记，中国驻莱索托和驻纳米比亚大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2003年退休后曾任北京市技术监督法应用协会副会长10年。出版著作有《中东非洲不了情》和《中国驻中东大使话中东?以色列》。在全国报刊发表、转载文章300多篇，其中8篇获华东和省市级一、二、三等及优秀作品奖。出版译著有荷兰作家高罗佩著《大唐狄公案》（140万字，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长篇评书、连环图画集等）、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著《伦敦大侦探之死》和英国作家狄更斯著《艰难时事》（缩写本）。是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自传《坚定不移》的译者之一和全书译文主审。&&&&&&&&&&&&&&&&&&&&目&&&&&&&&&录&第一章&&穷人的孩子懂事早………………………………………………………005&第一节&&小学入团…………………………………………………………………005第二节&&中学入党…………………………………………………………………010&第二章&&不寻常的大学生活&……………………………………………………&018&第一节&&我的学习条件不如其他同学&…………………………………………&018第二节&&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021&第三章&&炼狱&&……………………………………………………………………027&第四章&&在外国驻华大使馆当翻译&&……………………………………………038&第一节&&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038第二节&&多做贡献少惹麻烦&&……………………………………………………043第三节&&“好事全给你一个人啊？”&&&………………………………………&046&第五章&&汗水洒在赤道非洲&&……………………………………………………058&&娘子军班里的“洪常青”&&……………………………………………&058&在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061第三节&&打字机风波&&……………………………………………………………064第四节&&项大使不同意我调研究室工作&&………………………………………065&第六章&&苦学外交形势调研和双边关系办案&&…………………………………067&啃下外交形势调研这块硬骨头&&………………………………………&067第二节&补上双边关系办案这一课&&&……………………………………………071第七章&&摸爬滚打的参赞&&&……………………………………………………&072&第一节&&保持使馆本部各项工作正常运转&……………………………………&072第二节&&调研工作年年受表扬&…………………………………………………&075第三节&&大使和我都难免得罪人…………………………………………………076第四节&&恭敬不如从命……………………………………………………………077第五节&&再苦再累无怨无悔………………………………………………………080第六节&&以色列奇事探源…………………………………………………………081&第八章&&&在莱索托搞调研和重修大使馆…………………………………………084&第一节&&简介莱索托………………………………………………………………084第二节&&调研工作又受表扬………………………………………………………086第三节&&大使馆旧貌换新颜………………………………………………………088&第九章&&发生在纳米比亚的故事…………………………………………………090&第一节&&纳米比亚和中纳关系简介………………………………………………090第二节&&中纳经济合作的败笔……………………………………………………091第三节&&纳米比亚散记……………………………………………………………097&第十章&&我国外交人员廉政记录点滴&&………………………………………106&第十一章&&感悟外交人生…………………………………………………………111第一节&&外交官的苦涩和艰辛……………………………………………………111第二节&&努力构建和谐使馆………………………………………………………113第三节&&做出牺牲，只为“还债”………………………………………………118第四节&&结束语……………………………………………………………………119&&&&&&&&&&第一章&&穷人的孩子懂事早&第一节&&小学入团&我于年月日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东镇宫涵村五组。这个地方位于泰州城东门外，历史上叫做莲花池。在我之前，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种地。我的祖父陈文才、祖母陈蒋氏、父亲陈玉林和母亲尤凤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我青少年时，全家有口人，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家庭。当时，我年迈的祖母、患羊痫风的单身汉四叔陈四龙和守寡的伯母陈王氏都和我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父母共生了个子女。我大哥和大弟早夭，剩下大姐陈怀小、大妹陈小怀、小妹陈怀珍、小弟陈宝元和我个人。我的伯母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一天到晚帮我父母拼命干活，对我们个孩子，特别对我关怀得无微不至。我的大姐辛苦务农一辈子，本应安享幸福晚年，却于年月日不幸遭车祸遇难，令人痛惜不已；大妹也是农民，同时是一名党员和村妇女主任；小妹一边务农，一边做点小买卖，后来又开一家小旅社，小有成就；小弟中学毕业后先是务农，不久入伍、入党，从部队复原后从事内河个体运输，后来成为一名企业员工。&贫困的家庭&解放前全家种亩地，其中近亩是租种的地主家的，属自己家的地叫陈家田，只有亩多一点，因地里有许多祖坟，实际可耕地不足一亩。租给我家土地的地主叫王俊卿，住在泰州老城区离东城门不远的一条街上，是一个四关厢的大院子。我不止一次跟随父亲到地主家里去缴租，每次父亲都是挑着两箩筐的粮食去的。记得那个地主对租米十分挑剔，粮食颗粒要饱满，晒得干，扬得净。全家辛苦一年，粮食收成中的七成都缴了地租，剩下来的一点粮食当然养活不了口之家，全家只得靠在农闲时用芦苇制作斗篷出卖，贴补生计。但这点微薄的副业收入也顶不了多大的事，全家人仍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苦生活。我大哥属猪，乳名叫猪小，尚未有大名就被烫伤夭折了。大哥与其说是烫死的，不如说是饿死的。据说他三四岁时的一个夏季，一天他肚子饿了，看见家中厨房灶台上有一盆稀粥，就用手去扒。当时他光着屁股，结果满满一盆刚出锅的滚烫的稀粥将他从头浇到脚，造成全身大面积严重烫伤，因无钱医治，离开了人世。我的大弟陈红元因农村卫生条件差，患了血吸虫病，却无钱医治，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肚子鼓胀得像一口锅，十一二岁时也不幸离开了人世。我的家乡获得解放是在年。在随后实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被定为贫农，政府将王姓地主原租给我家的近亩地一律没收，全部分给我家耕种。土改后，我家的日子自然有了改善。但由于当时农村生产力低下，我家又闹儿女荒，劳动力少，而吃饭的人多，生活仍很艰苦，一年有半年用瓜菜代粮，年至年三年困难时期也还要饿肚子。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的姐姐和两个妹妹都被贫穷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成了文盲。我大哥早夭后，我成了家中的长子，为了使我这个将来要撑门户的长子不做睁眼瞎子，在年我的家乡解放后，父母咬牙送我上了学。我的小妹妹陈怀珍从小要强，也想上学，但父母不让她上，她就借出门打猪草的机会偷偷到村里学校教室窗外听老师讲课，竟能回答教室里的学生回答不出来的老师的提问。有一次，她又去偷听老师讲课，被我母亲发现了。母亲就揪住她的耳朵把她拖回家打骂了一顿，她从此再也不敢到学校教室外去偷听老师讲课了。&学做小农民&我开始在我们村里的一家塾馆念书，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念起。刚启蒙的小孩子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不懂得书中讲的是什么，只能囫囵吞枣地死记硬背，实在无趣，于是一年后我就改读村民办小学的二年级，从文字相对简单易懂的国语学起，兼学算术，这样就能读得进去，学习兴趣也浓了。我在村民办小学读完了四年级。这一年的月，有一次我跟别人到泰州城里一所学堂D泰州市城东小学去参观，让我大开眼界，使我萌生了要到这所学校读书的念头。记得这所小学当时就有个班级，是全泰州市最大的一所重点小学。试想一下，解放初期，一个小城市的一所小学有这么大的规模，是很少见的。我一心想上这所名校，就报考了该校的插班生。照理，我应报考五年级才对，但我觉得乡下民办小学的四年级不能与城里正规学堂里的四年级相提并论，而且听人说要进这所学校特别难考，故只报考了三年级。由于我降格以求，结果以高分录取。该校后来改名为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年百年校庆时，班级总数已达到个，而现在已扩展到三个校区、一百多个班级了。我进城上学，父母担心学习费用将会增加，负担不起。我知道家庭经济困难，为帮助父母减少经济压力，我一方面向学校争取到免缴学费，一方面利用课外时间帮家里尽量多干一些活儿。于是，我上课时特别专心听讲，力争课后不用看书复习就能写家庭作业，并在课间休息及中午休息时间尽量把书面作业写好，要背的课文则常在去学校和放学回家的路上背。从我家到学校约有四里路程，每天来回四趟可以用来背背书。当然也不是每趟都背书，只要背熟了老师要求背的课文，或有把握能回答老师下一节课的课堂提问，就算完成任务了。有时，在学校或在路上实在完不成的作业，只能放学后在家里完成。我放学后帮家里从事的主要劳动一是打猪草，一是搓草绳。那时给猪吃不起粮食，主要靠猪草喂养。我打猪草的次数多了，自然知道什么草猪爱吃，什么草猪不爱吃。通常我家八九个月养大一头约一百六七十斤的猪，然后卖掉，可卖三四十元钱。肥猪出卖后再买回一头小猪仔继续养，同时用买猪崽后剩下的钱买回一些粮食和生活日用品。搓的草绳是缝扎斗篷边沿用的，常年都要搓，以便农闲时家里搞副业制作斗篷出售贴补生计。搓绳子不需要任何工具，就是用两只手搓。我搓绳子时间久了，熟练了，搓的速度也就快了，一小时可搓十几庹。搓绳子用的原料是一种茅草。暑假里我常常跟大人们外出一二十里，到生长这些茅草的灌木丛中或荒野土岗子上去割，早出晚归。中午就用早上从家里带在身上的两块大麦面饼子充饥，渴了就到小河边用手捧两口水喝。一天割下来，胳膊和两腿都被灌木的尖刺和茅草带齿的叶子划成一道道血痕，在汗水刺激下十分疼痛。但我顾不了这许多，只要能割到茅草就好。从五年级开始，家里给我增加了一项新的劳动项目，这就是早上上学前去拾粪。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人靠营养身体好，地施肥料产量高。为了增加庄稼的收成，父母亲适时向我分配了这项新的劳动任务。于是，我天一亮就起床，背着个小粪筐，跟着村里的几个大孩子到野外去拾狗屎、牛粪，拾回来倒进自家的茅坑里，然后再吃早饭上学去。说实在的，拾粪这个活儿对我来说是个比较苦的差事。我个儿小，比粪筐的架子高不了多少，用粪勺把儿背着、托着一只粪筐走东走西，是很累人的。还有，拾粪在春夏秋三季还好一些，但在冬天，早上特别冷，还要天刚亮就起床，空着肚子去拾粪，那个滋味可不好受。记得我们冻得难受时就高唱拾粪小调：我的小狗老（狗屎），今天拾得少，明天要起早，咿呀咿呀吆。说起拾粪，我还记得发生在我与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一天，父亲对我说：“村头路边有角钱，你去把它捡回来。”我跑到村头去找，哪里有什么钱？扫兴空手而归。父亲见了，脸一沉训斥道：“你哪里像个种田人家的孩子，你读书都读到夹层里去了。你以为真有角钱在路边没人捡？那是一堆牛粪，你把它拾回来倒进自家粪坑里。这堆牛粪发酵后施到地里，多收个七八斤粮食，不就是角钱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帮父母干的农活越来越多。什么施肥、除草、松土、间苗、收割庄稼、打场等农活，都要学着干，都要在星期天、寒暑假里帮父母干。我父母亲都是种地的好手，父亲甚至在县里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上介绍过种地的经验。我向父母学，跟着他们一起干，几年下来，也就成了一个会干好多种农活的小农民了。&&难忘恩师情&我的父母虽然让我上了城里的学堂，但重点还是抓我帮家里多干点活儿，而学校老师则侧重抓我智育和德育的成长，在生活上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说，教过我的老师对我在学习上都是严格要求的，并鼓励我更上一层楼。我由于在村民办小学已读到四年&&级，转到城里上学后上课时又特别专心听讲，所以我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各门功课都是分，每学期都是全班第一。那时实行级记分制，分为最高分。如果我考个ˉ或+，就会感到脸上无光，老师也会感到惋惜。老师和我的目标是门门功课都是分，每次考试都是分。为了使我这个学习尖子长盛不衰，各位班主任老师都对我紧抓不放，严格要求，当然他（她）们不知道我在家里要做那么多的活计，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复习功课。老师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的例子很多。例如，四年级班主任徐立老师在对我的作文讲评时，指出“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是一个没有主语的病句。他强调说，要不就是“通过这次学习，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要不就是“这次学习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通过”和“使”在同一句中是不能同时使用的。记得就因为这个病句，徐老师没有给我的那篇作文打分，而只给了个+。这次讲评和严厉扣分使我印象十分深刻，从此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语病。五年级班主任李月华老师针对我和其他同学将“染”字中的“九”写成了“丸”&，在作文讲评时特别强调“染坊里不卖丸药”&，意思是“染”字中的“九”不能加点成丸（丸药）。她的讲评生动，比喻形象，我铭刻在心，从此再也没有把“染”字写错过。六年级班主任老师顾紫云因我在造句中将“打击敌人”写成“打击打击”&，不但给我扣了分，还专门找我谈话，要求我决不能滋生学习上粗心大意的毛病。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没有掉到全班第二名去。老师们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记得三年级时，一次我在上学的路上被大雨浇成了落汤鸡。班主任丁淑芳老师把我带到她家，找出衣服让我换上，还给我喝了红糖姜汤。中午因大雨还在继续下，我回不了家，她又让我到她家吃饭。徐立老师对我也很关心。那时学校差不多每个月组织学生去看一次电影，一张电影票分钱。由于我家穷，拿不出这分钱，所以每次我都不报名。徐老师知道后，每次都自己出钱买一张票送给我，让我也能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拾粪娃入了团&老师们对我的关心与培养更体现在努力帮助我提高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上。由于我学习成绩好，比普遍小我两三岁的多数同班同学也多少懂事一些，故从三年级起，老师一直让我担任少先队的干部。先是中队长，再是大队委员，六年级时则是大队长。老师们这样培养我，为我创造了做社会工作的机会，让我从小就得到不少工作上的锻炼。这就为我后来较顺利地成长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老师们还特别关心我的政治进步。我读六年级的时候，学校团组织做出了一项决定：培养我成为一名青年团员。班主任顾紫云老师是团员，她自然成了我入团的联系人。她代表团组织启发我，希望我在提高思想觉悟和取得政治进步方面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争取成为一名青年团员。当时，团员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觉得高不可攀，因为学校里只有少数青年教师是团员，学生中一个团员也没有，&故我对入团是从来不敢想的。在老师的启发和鼓励下，我勇敢地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团组织。但我知道，入团比当少先队干部要求更高，仅学习好、为少先队工作好还不够，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号召的其他一些公益活动，并做出成绩才行。当时，全国正进行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和扫盲运动。老鼠、麻雀因与人争夺粮食，故被列为四害中的二害。于是我自制了捕鼠夹子和捕麻雀的工具，积极投身到除四害的运动当中。我把捕到的老鼠尾巴和麻雀的两条腿剪下来，交到学校。一条尾巴算一只老鼠，两条腿算一只麻雀。我家在农村，捕捉老鼠和麻雀比城里的同学要容易得多，故除四害的成绩比较突出。我还积极参加到全国的扫盲运动中去。我们村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我这个小学生当时就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于是我就在每天晚上从我帮家里搓草绳的时间里挤出一个小时，帮助村里愿意上我的“夜校扫盲班”的村民识字。我们上课是没有课本的，我就从我堂姐家找了一块破橱柜门当黑板，将要教给村民的字、词写在上面，一个一个地教。我教他们的字词都比较适用，如数字、农具名、庄稼名、他们自己的名字及基本生活用词等。这样坚持了有三个月。我所教的十几个“学生”虽远未摘掉文盲帽子，但也认识了不少与他们劳动、生活有关的字词，大有收获。学校团组织表扬了我做的这一切，还将我的先进事迹报到团市委少儿工作部。于是团市委让我去做录音，不久便在市广播站宣传了我的扫盲成绩。我学习好，少先队工作也做得不错，现在团市委又表扬了我，我入团的条件就基本上成熟了。年月，就在我小学毕业前夕，由顾老师和吴淑英老师两位团员介绍，学校团组织召开支部大会，发展我入团。不久，我就被上级团组织正式批准入了团，当时我岁。&我在城东小学四年的学习生活结束的时候，鉴于我品学兼优，又是少先队大队长，还是青年团员，学校决定将我保送到江苏省泰州中学读书。&第二节&&中学入党&父亲不让我读中学&江苏省泰州中学简称省泰中，是江苏省一所很有名气的重点中学，也是全国重点中学之一，当时已建校年，现在则是一所有年悠久历史的老牌名校了。在我就读省泰中的那个时候，全国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平均录取率约为％，而在高校对江苏省考生录取分数线比北京考生高出数十分的情况下，省泰中考生的录取率通常都达到％左右，每年都有不少毕业生考取清华、北大等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前国家主席和前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当年就是在省泰中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的。&我从顾老师那里听到保送我到省泰中的消息后，心中自然高兴，但一想到家庭经济困难的现实，心里就又凉了半截，只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家禀告父母。我父母都是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只知道种地，对我的学习好坏是从来不过问的，故我在每学期结束将各门功课都是分的最优成绩单拿回家时，从来不给他们看，也从不对他们说。因为我知道，他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我的学习成绩好坏，也不是我当不当少先队大队长、入不入团，他们所关心的是我放学后帮家里多干点活。因此，我在学习上、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基本上得不到他们的表扬，倒是我搓草绳搓得又快又好，会干不少庄稼活，常得到他们的夸奖。我小小年纪在冬天清早拾粪回来时鼻子和小手都冻得通红，他们也感到心疼，夸我是个好孩子。虽然我知道他们对我被保送到省泰中上学也不会有太大的欣喜，但我觉得这次不同，我能被保送到这样一所很多小学毕业生考不进的省重点中学，他们也许会为我高兴，分享我的喜悦的。哪知道我还是想错了。我将好消息向父母说了以后，母亲没吱声，父亲却沉着脸对我说：“你真有点儿不知足。我本来只想让你上个两三年学，这样你长大以后也可认识个东南西北，进城分得清男女厕所。我们全家人省吃俭用，已供你读到小学毕业了，你也都老大不小了，该回来种地了，可你竟然还想上中学。我跟你说，乡下人就是捧老黄牛屁股的命，你还想洗干净泥腿子吗？大家都不种地，吃什么！？你姐姐、妹妹、还有你大弟弟（当时还未病故），哪个上学了？即使乡里村里有钱的人家，又有几个孩子上中学了？你要记住，满肚子文章充不得饥，还是种田吃饭最要紧。”我虽然挨了父亲一顿训斥，但要上中学的决心并没有动摇。第二天，我找母亲叙说我心中的渴望，求母亲同意，然后再帮我说服父亲。母亲虽不懂得什么重点中学，也不懂保送是如何不容易，但鉴于自己是文盲吃了许多苦，孩子多读点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道理还是明白的。故她同意我上中学，并答应帮我做父亲的工作。但父亲还是不松口，为此母亲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话：“这孩子既然书念得好，将来说不定多少有点出息，我们再穷也不要耽误他。”得到母亲坚定的支持，我心中暗暗高兴，但父亲还是不答应。当时，我曾一度对父亲产生怨恨，但冷静下来细想想，父亲也是不得已呀。一大家人的生活重担他担着，全家吃饭问题主要靠他，他难哪！他是多么巴望我这个长子能早点帮他分担一点家庭重担啊！他知道我一旦上了中学，不但不能整天帮他干活，学习费用比小学也肯定有所增加，这一反一正相差多少？他怎么能不考虑答应我上中学对整个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呢？所以，我不能怪他，他不是无情，也不是不培养我，更不是为难我，他是为了我们全家人的生活着想啊。他是个好家长，好父亲。但事情仍这么僵持着，父亲和我都没有改变主意。有没有实际解决办法呢？有什么法子能让父亲消除后顾之忧呢？正在我无计可施的时候，我小学的几位老师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家的事，就到我家家访来了。老师们告诉我父亲：“这次省泰中百里挑一，在全泰州市的小学毕业生中一共选中了名保送生，在省泰中大门边东墙上张贴的录取新生的大红榜上，名保送生被单独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红榜的最前面，而你儿子的名字在名保送生中又被排在第一个，这可是全泰州市小学毕业生的状元啦！是多么难得，多么光荣啊。省泰中那么难考，许多孩子都考不上，而你儿子不要考就被录取了，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呢？”见我父亲还是无动于衷，老师们又说：“你家经济困难我们老师也知道，但可以克服。上中学不但可以继续申请免缴学费，还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家庭的负担起码不会比上小学重，可能还要轻些……”在老师们的苦苦劝说下，我的父亲这才勉强同意让我读中学。&事情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每当我想起我的小学母校和培养、教育、关心我的老师们，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多好的母校啊，多好的老师啊！在年母校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举行百年校庆时，我写了一篇《难忘母校恩师情》的文章，表达了我对母校、对母校老师的无限感激之情。这篇文章不但被选O在百年校庆刊物上，还在泰州日报上发表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读初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周诚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李月华老师的丈夫。他从李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一开学，就让我当班长。周老师也早知道我家经济困难，给我全部免了学费，还批准我每月享受元角钱的人民助学金。当时全额助学金是每月元钱，但主要给读高中的困难学生，初中新生是享受不到全额助学金的。你可别小看了这元角钱助学金，在当时可是一笔钱呢！它可以解决我一个月的午饭问题。这就大大减轻了我家里的负担，保证了我可以读完初中。&我在读初中的三年中还是走读。从家到学校有五六里路，每天来回走趟。我仍常常利用行走在路上的时候背点书，如《岳阳楼记》、《木兰辞》，还有许多首唐诗，都是这时候在路上背熟的。直到现在，我仍能差不多把这些文章和诗词背诵下来。由于我家离学校较远，为保证上课不迟到，我上学经常要赶时间，这就要求我快步行走。我小学快步走了四年，初中又快步走了三年，七年下来，我养成了走路快的习惯。我结婚后，妻子不太愿意与我一同上街，就是因为我老是习惯性地一个人快步往前走，将她远远抛在身后。我也想改掉这个老毛病，但一不注意就又“旧病复发”。&我读初中仍很用功，上课时专心致志地听讲还是我最主要的学习方法之一。应当说，我初中三年在学习上总的来说仍不太费劲，当然比起上小学来，要多花点功夫，包括适当预习课文和复习功课。初中三年的学习成绩仍是全班数一数二。毕业后，我顺利地考上了本校高中。这时农村已搞起了人民公社，自家没有了地，家里要我回去到生产队上工就不像以前要我回去种自家的地那么迫切了。当时生产队里挣一个工分也就是一二分、二三分钱，一个大劳动力干一天农活记十个工分，也就挣个一两毛、两三毛钱，干一个月的活也就是六七元钱。而我进高中后不但仍不要缴学费，还申请到了每月元钱的全额助学金，完全可以不用家里管饭了。高中的学习任务比初中重多了，我因有了全额助学金，就住进了学校。省泰中的老师，特别是高中老师就是教得好，只要你认真听讲，课后做作业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只要你认真复习，把老师讲的真正消化了，吸收了，掌握了，不管是学校考试，还是全市、地区统考或全国高考，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有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买数理化参考书，当然是锦上添花。我买不起参考书，就把各门功课课本上所有的习题全部做过，老师布置的作业当然要做，老师未布置的自己也都做，同样也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省泰中高中生的生员不仅来自泰州市，还从泰州周围县市的高才生中广泛挑选，故高中生中学习尖子很多。这样，在高才生云集的高中班里，我就不能像在小学或初中时那样，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在宝塔的尖顶上了，但仍名列前茅，仍是全班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之一。高中毕业考试，我因文科占有一定优势，总分又得了个全班第一，为我结束中学学习生活画了个比较圆满的句号。自力更生，开源节流&我在中学时，家庭经济困难的阴影仍时时笼罩着我。虽然我不要缴学费，但每学期四五块钱的书本费还是要缴的。我上学吃饭问题基本上由助学金解决了，但上学用的作业纸、笔墨，平时穿衣、理发、洗澡等生活琐事的费用还要自己解决。怎么解决呢？靠父母是靠不上的。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就赶上全国性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前苏联逼债，加之政策失误，大刮浮夸风，全国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则更困难。我弟妹小，家中劳动力少，父母挣的工分钱从生产队里买全家的口粮都不够，再也挤不出闲钱来用在我身上了。另一方面，虽然父亲已不阻止我继续读高中，但我感到自己是个大人了，却无力帮助父母养家，感到心中有愧，哪里还能再向家里要钱？于是我决定依靠自己自力更生，开源节流，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我上初中时，农村就合作化了，我就不用起早拾粪了。此外，家中因斗篷卖不出去，就停做了，于是我也不用搓绳子了。那做什么呢？那就编织鱼网。所以我又在每天放学后帮助家里织鱼网。搞这种副业也真是不容易。且不说如何把苎麻用手捻成细丝再由人工打成麻线，就单说织鱼网吧，织一排个洞眼的鱼网就要将上了麻线的梭子上下来回穿次，这还不包括穿错梭子重新再穿的次数，而织成一排鱼网只能挣一分钱。由于经常干这种活，我织鱼网也比较快，通常一个晚上可织至排。按一排网分钱计算，一个晚上可挣分到毛钱。但如果我白天在学校没写完作业，晚上就要挤掉一部分织网的时间，那就只能挣三五分钱了。我晚上织鱼网算是帮家里搞副业，但在搞这种副业的同时，我还可以兼搞自己的正业和副业，这就是复习、预习功课和看小说。由于我织鱼网熟练到可以不看网上洞眼和手中梭子也能织得很快，不会穿错洞眼，偶尔穿错凭手上感觉也会发现，故我的眼睛就可以用来看书了。看书首先是温习一下当日课堂上已讲授过的功课，准备老师下一次课堂提问，再预习一下第二天要上的新课，这都算我的正业。复习、预习完功课后，还有不少时间，我就可以用来搞自己的副业D看小说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和《封神榜》等名著都是在这时候读完的。但这些小说读完了，我原来视力.5的眼睛也近视了。原来，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我家晚上照明用的是我用小墨水瓶自制的一盏小煤油灯，灯火比黄豆粒也大不了多少。长时间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看书，眼睛不近视才怪呢！晚上织网看书，春秋两季尚可，冬夏两季可就苦了。冬天主要是脚冻得疼，晚上织鱼网收工后，一双冰凉的脚即使睡了一觉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还是冰凉的。夏天天气热问题还不算大，主要是蚊子会不断叮咬你，让你苦不堪言。幸好，我被蚊子叮咬后皮肤上不起大包，只是有红点，痒得难受。&高中时，学校团委书记刘志宽在暑假期间常介绍我去帮助泰州市人民武装部搞征兵工作服务，寒假里就让我帮助整理校团委会上一年的书报杂志，将没有用的拿到废品站去卖。刘书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我有点小收入，开学时才有钱缴书本费。暑假里，我还经人介绍到泰州电厂工地去抬过大土，一个晚上从6点到10点抬4小时，给8毛钱。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寒假到泰州钢铁厂砸铁矿石。那可是个重活儿，要抡起大铁锤将几十斤、百十来斤的大块铁矿石砸成拇指大小的小矿石子儿，这样才能送到高炉中去冶炼。由于铁矿石十分坚硬，有时砸十几下也砸不开，费的那个劲儿大了去了。再有，砸的时候常把砸碎的铁矿石碎片砸得四处乱飞，难免不飞到我没有穿袜子的脚上，常常击得我脚面、脚踝鲜血直流。我也管不了这许多，照样砸我的铁矿石。我将砸碎的铁矿石子儿装进一只只长50公分，宽和高均25公分的木箱中，装满一箱可得两毛钱工钱。我一天最多能砸4箱。此外，我在暑假里还学会了做砖坯，好给自己多挣一点学习和生活费用。我勤工俭学、自力更生的结果是，我在中学期间的书本费、讲义费及纸张笔墨、洗澡、理发等费用就都用自己的双手挣出来了。这就算是开源吧。但开源挣来的一点儿辛苦钱十分有限，仍解决不了穿衣问题，我只好节流。这就是尽量不买新衣、新鞋、新袜。穿不上新衣服，就穿旧衣服，旧衣服穿破了就自己缝补。穿鞋也一样，母亲每年春节前给我做一双新布鞋过年，但不到半年就破得不行了，只得补了又补。鞋底磨穿了，没有钱请鞋匠钉鞋掌子，我就从其他破旧鞋子上剪下一截旧鞋帮子，然后搓一条细麻线，再找根小铁钉、小木棍制作个小锥子，最后用小锥子和麻线将双层鞋帮缝到鞋底上去，这样鞋掌子就算钉上了。我一年四季基本上是不穿袜子的，一双破旧的米色长筒袜子留给过年穿或冬季最冷的时候穿，那双袜子我也是给它上上下下都打了补丁。按理，这些针头线脑的活儿，应当由我母亲做，我一个男孩子是可以不做的。但我不做不行啊。我母亲不是不想做，更不是不关心我，但她农活、家务活，里里外外实在是太忙了，也太累了，她还要照顾我的弟弟、妹妹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这个当长子的应为她分担点劳累，起码我自己的事不要再给她增加负担了。从初中到高中，我在星期天，尤其是在农忙假、寒暑假仍要帮家里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里挣工分。按规定，星期天学校是不扣助学金的。于是，我星期天回家前就从学校食堂退伙，退一斤粮票和2角3分钱伙食费，路上用退伙的一斤粮票和1毛1分钱买1斤大米带回家。于是我母亲就剁碎大半篮子的胡萝卜，用我买的一斤大米做一大锅胡萝卜饭，这样全家就可以改善一次伙食。当然，我也为能给家里开始做点小贡献而感到高兴。说起胡萝卜，它本是个有营养的好东西，但吃多了就不好吃了。由于我小时候吃胡萝卜吃得太多，都吃怕了，直到现在一见到胡萝卜就皱眉头。我还记得一个我帮父母分忧的小故事。一次我小妹妹怀珍过十岁整生日，家里没有吃的，母亲就把小妹带到省泰中找我来了。此时正好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我准备到食堂去吃午饭。得知母亲、小妹来找我，我赶忙到传达室去见她们。知道了来意后，二话没说，到食堂将我的午饭定量拿来给小妹吃。我的午饭是用半斤米蒸的大半陶罐的米饭和一点蔬菜。小妹接到手后一会儿就把饭菜全吃光了。母亲苦笑了笑，就含泪带她离开了学校。这时母亲心里大概既可怜我的小妹妹，又担心我下午要挨饿了。我在下午确实饿得肚子咕咕叫，但心里却为帮母亲解了一次疑难而感到欣慰。坚持上完下午的课，直到学校开晚饭时才吃了2两5钱大米熬的两小碗稀饭和一点咸菜D这是我们学生的晚饭定量。再说我在周末、农忙假和暑假回家到地里干活。与我上小学时相比，所干的农活增加了插秧、挑大粪、挑麦把、稻把等苦活、重活。插秧的活儿虽不算重，但由于平时缺少劳动锻炼，躬着腰插秧时间一久，腰就疼得直不起来。这时大人们就笑话我：“你七老八十啦，小小年纪，还有腰？”干插秧这种农活还要不怕蚂蝗叮咬。水田里有许多蚂蝗，经常两三条爬到你脚上、腿上咬你，吮吸你的血。等你感到腿脚有点痛痒时，它已经吸足了你的血了。你要把它拿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它的吸盘死死吸在你的皮肉上，揪住它硬拉是拉不下来的，而是要抡起大巴掌用力拍打，直到把它打下来。挑大粪、挑麦把、稻把都是力气活，我毕竟缺少锻炼，肩膀不硬，挑100多斤的担子是相当吃力的，特别是刚挑担的时候，肩膀都磨破了，又红又肿。&高一入党&我在省泰中读书期间，于一平校长、周维鸿校长、南仲祥校长、封蒲生校长等校领导，校团委书记刘志宽，班主任老师周诚、谢孝堪、许书太、陈邦仪、王基明和各位任课老师，除在学习上、生活上给予我莫大关心外，对我的思想进步和政治成长也都十分关心，其中对我关心最多，培养最直接的当属校团委书记刘志宽。当时学校里已较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学生的阶级出身也关注起来。我出身贫农，家庭成分好，学习成绩又名列前茅，故在思想政治进步方面自然就成了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之一。在校长、班主任老师特别是刘书记的大力培养下，我初一担任班长，从初二到高三，一直担任年级和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初三起担任校团委委员，高一起担任校团委常委，高二担任校团委宣传委员，高三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并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在此期间，我还多次被评为学校和泰州市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五四红旗手、团干部标兵等。此外，团组织还安排我向全市中学学生干部介绍我既学好功课又做好社会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我读高中不久，学校党支部就把我列为学生中入党的重点培养对象。校团委的刘书记是校党支部委员，他自然就成了培养我入党的直接引路人。在他的启发下，我在1960年2月年龄刚达到18岁的时候就打了入党申请报告。刘书记很高兴，同时代表党组织要求我积极创造入党条件，特别强调要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把学习和社会工作搞得更好。刘书记与我谈话后，我按党组织的要求，利用课余时间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并写了不少学习笔记和心得，同时还背熟了许多条毛主席语录。在我的带头和组织下，我们班团支部及全班同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也很快开展起来，并得到了校团委的肯定与表扬。鉴于我根红苗正，学习好，社会工作好，特别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做出了优异成绩，经刘书记和高三党员学长申慕文的介绍，学校党支部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1960年7月经上级党组织正式批准，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当时我刚读完高一。&&第二章&&不寻常的大学生活&我于1963年9月开始了在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文专业的学习生活。南京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之一，也是一所距今已有114年悠久历史的名校。南京大学更是包揽了我上学的所有费用，学费固然不要缴，书本费也免了，助学金也从高中的每月7元增加到16元。16元当时是南京大学最高额的助学金。&第一节&&我的学习条件不如其他同学&闯过语音关&&大学生的主要任务仍是学习。大学生活开始后，我就下决心再接再厉，把学习搞好。我们的学习是从练习语音开始的，人人都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看嘴唇和舌头的动作学发音、练发音。起初，我觉得在中学已学过三年英语，现在上大学了，没有必要天天还要拿着镜子练一个多月的发音。但后来越来越明白，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基本功训练。它保证了我们从此能用准确的语音、语调讲英语，将在工作中一辈子受益。如从一开始就不严格训练，不去纠正错误的或不准确的发音，一旦养成了习惯，以后再纠正就难了。在语音学习阶段，我发现自己成了自上学以来成绩最差的落后生。原来，在我的家乡泰州，许多人说话没有“l”这个音，凡是发“l”&这个音时都错发成“n”这个鼻音，如将劳动(láo&dòng)&错发成“náo&dòng”,将理发（lǐ&fà）错发成“nǐ&fà”。我受家乡方言发音的影响，在英语语音学习阶段，总是将“l”这个音错发成“n”。将“l”音发错，其实我在中学学习英语时就存在了，但由于大家都错，而且中学学英语不重视语音，故将“l”这个音发错也就不算什么大事了。可到了大学，你学的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是科班，要求就不一样了，发音必须准确。&老师发现了我这个毛病后，就让我注意纠正。我当然知道要努力纠正，但方言发音的影响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克服的。我每天对着镜子，练习“l”发音。为不发出“n”&这个鼻音，我就捏着鼻子苦练。但纠正起来谈何容易！老师知道我发不出“l”音的弱点后，硬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提问练习和阶段测验时就重点测试我、考我“l”&的发音，如让我发“last&night”（昨晚）、“&nice&lamp”（漂亮的灯）等等，可我就是发不对。一个多月下来，我愣是没有通过语音关。而我的同班同学，特别是上海、苏南的同学，他们家乡方言的发音不影响英语发音，都十分轻松地过了关，许多人考试成绩都是5分。直到3个月后的一天，不断坚持苦练的我突然找到了感觉，一下子纠正过来了，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过了语音这一大难关，我英语成绩就大踏步向前了。但终因语音学习阶段成绩差，期末总评分只得了个4+。但从一年级下学期起，我的学习成绩就直线赶上来了。当时，我们的学习条件远比不上现在。外文系只给我们全班39个同学配备了一台录音机和一台收音机，而且只能在上课的时候从电化教学室借来用。平时，大家既无录音机，也无收音机。我的学习条件就更差一些，主要是我的学习时间比别的同学要少。一是我是学生干部，先后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外文系团总支组织委员、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开会、做社会工作占去我不少学习时间；二是我在寒暑假回到泰州家中后仍要帮助家里劳动，不像其他同学在假期里可以看书学习。我的学习条件不如别人，但也有自己的办法。如我遇上白天甚至晚上开会太多，影响了复习，我就在晚上宿舍统一熄灯前抓紧做个初步准备，熄灯后躺在床上再慢慢“消化”。因为当时学英语主要是记单词、背句型、造句、复述课文、用英语讲故事等等，这些工作钻在被窝里照样可以做。我用这种办法补回了我因开会和做社会工作而失去的学习时间。再有一点就是平时多练，多开口，不怕出错，不怕别人笑话。这样既锻炼了在众人面前讲英语的胆量，又能使老师和同学有机会发现自己的错误，帮助我纠正，提高自己。还有一点就是我将单词制成小卡片，随身携带，随时可以背、可以记，充分利用时间，扩大词汇量。我苦学苦练的结果，换得了在班上比较靠前的学习成绩，这在当时外文系的学生党员中是很少的。当时外文系有一千多名学生，其中有近10名党员，学习成绩基本上都是中等水平。&&暑假过后我成了“黑人”&说起我在假期里回泰州家乡参加劳动，主要是指在暑假里制作砖坯。寒假时间较短，又是农闲时节，中间还有春节，我除帮助生产队往大田里送几天肥，一般没有太多的农活好干。但暑假就不同了。在一个近50天的长长暑假里，我得参加制作砖坯的劳动，以帮助家中解决点生活困难。制作砖坯既是一项技术活，又是一项重体力劳动。我在读中学时就学会了制作砖坯的全套技术，一天能制作砖坯三四百块。从选土、挖土、用水浇土、用脚踩泥、用马蹄锹收拢泥块到用手搓揉成泥团往模具里打砖坯，再将潮湿砖坯停放在土垄上，直到砖坯风干后集中堆放，然后再往砖窑里送，整个工作程序和全套技术我都熟悉。还有，如何规划、夯打停放砖坯的土垄和制作砖坯防雨的用具，我也都会。别以为用泥土制作砖坯没有什么难的，其实不然。比如，选土要选有黏性的土，否则制作出来的砖坯容易碎。再说用水浇土，水浇多了，踩出来的泥太稀，这砖坯就没法制作；水浇少了，土太干，你就踩不动它，也就无法将生土踩踏成可制作砖坯的熟泥。又如，你不会使用中间空心的马蹄锹，你就不能顺顺当当地收拢泥块。你不会揉泥团，或用力不适当，你从模具里取出来的砖坯不是缺角，就是砖坯的顶头、侧面不平滑，当地话称作花头子、花墙子。制作砖坯最吃力的活儿当属踩泥，就是将直径约3米、高约半米的一大堆泡过水的生土踩成有黏性的熟泥来。踩泥也不是两只脚上去乱踩一通，而是要按程序转着圈儿踩。踩泥还要踩出人字花，即一脚踩人字的一撇，下一脚踩人字的一捺，逐渐转圈移动。一脚踩下去，淤泥就漫过了膝盖，拔脚再踩，要用多大力气？而要把一大堆生土踩成熟泥，这样的循环往复要三四遍，费的劲大了去了。由于这种活耗费体力太大，三碗稀饭喝下去，不到两个钟头，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但吃下顿饭还早呢，饿着肚皮也得继续干活。还有，淤泥里面常夹杂有碎碗片、碎玻璃，一脚踩下去，常把腿脚划出一条口子，鲜血直流。若按现在人的通常思维和做法，受伤流血了，还不赶快上医院清洗消毒伤口，上药包扎，好好休息养伤。但鉴于当时的情况，我哪里有钱去看医生？哪里顾得上去处理伤口？哪能为这点小伤就去休息不干活？流血就让它流，照样干活。说来奇怪，一个暑假干下来，我的腿脚被划了好几道血口子，却没有感染，更没有得破伤风。只是我一连四五十天在野外干活，皮肤被晒得黝黑，人也瘦了一圈，暑假结束回校后站在班上在假期中养得白白嫩嫩的同学们中间，他们彷佛都是欧美白人，而我则成了“非洲黑人”了。&同学终归是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已抓得很紧，强调阶级斗争，对学生的阶级出身也就更加注重了。在我们班，有不少出身较好的工农同学，主要是农村同学，但也有一部分出身不太好的同学。虽然就学习成绩而言，农村同学总体上差一些，城里同学、尤其是上海同学好一些，但鉴于农村同学的阶级出身比城市同学一般要好，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农村同学在班里的日子也还比较好过，老师对农村同学也比较客气，起码表面上是这样。&&我是贫农出身，属红五类（红五类就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五类人）子弟，还是团干部和班里的唯一党员，学习成绩又不错，所以政治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对我都比较器重或多少有点儿另眼看待。照理，我在班里可以神气一些，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党的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对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无法选择，关键是看他自己的政治表现如何。既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大家都应该首先把学习搞好，为将来服务于祖国、人民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一方面鼓励成绩差一些的农村同学把学习搞上去，政治上优先发展他们入团；一方面鼓励学习较好、但出身不太好的同学加强政治学习，与家庭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积极要求进步，多为班里同学服务，并促成他们中表现好的担任班干部，还将其中表现突出的人吸收到团组织当中来。比如，我们班有个同学家庭出身虽不太好，但学习特别好，工作能力很强，点子又多，并积极为班里同学服务，我就支持他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他做得很好。后来，在我的推动下，团组织还吸收他入了团。我这样做，当时还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因为有个出身好的同学为此对我很有意见，说我思想右倾，阶级立场不坚定。这在当时是很严厉的批评。鉴于这位同学对我的批评比较偏激，不符合党的政策，我当然不能接受。我想，都是一个班的同学，聚在一起是缘分，不容易，有什么必要因家庭出身不同分出个三六九等，把同学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那个被我器重的同学参加工作后在学术界做出了一番大事业。2002年母校南京大学举行建校100周年校庆时，我们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在别离了32年之后重新欢聚在母校校园，畅谈同窗之谊，那个亲热劲儿，是令人十分感动的。这不是很好吗？同学就是同学，100年也变不了。&第二节&&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我们英文专业是五年制。一般说来，一二年级打基础，三年级承上启下，开始起飞，四年级是进一步充实提高阶段，五年级则进行全面总结，搞实习，写毕业论文。正当我们在1965年底读完三年级上学期的课程，处于承上启下这一重要学习阶段的时候，学校一声令下，全校所有大三以上的学生将作为工作队员，下放到江苏省如皋县参加该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那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经风雨，见世面，接受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1966年春节后，我们全班同学到了如皋县邓元公社。当时，在如皋县有工作总团，在各公社有工作分团，在生产大队有工作队，在生产队有工作队员。工作队员以非如皋县的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为主体，我们学生则与他们混合编队，在每个工作队里都有几名大学生工作队员。我当时被分配在邓元公社庆丰大队第六生产队，住在贫农王元高的家中。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叫吴竹君，是江苏省如东县的一个19级干部，我们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在全国农村开展的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重点是整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农村资本主义复辟。但在我们工作队和工作队员的具体工作中，主要是清查农村干部的阶级路线，尤其是经济问题。我到六队之前，就听人说六队干部特别是那个队长问题比较多，平时工作作风又比较生硬，队里社员既恨他，又怕他。我刚到六队时，人生地不熟，开展工作难免困难重重。老工作队员面授机宜说，农村人有点怕官，如他们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千万别说自己是学生，而说是干部。问你每月拿多少工资，你就说五六十块。这个数额是当时如皋地区22级D21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这样的级别相当于公社的一个副社长或科长。如此，你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个不小的干部。你这样做，不属于撒谎、吹牛，因为这是工作需要，有助于树立你的威信和发动群众，做好工作。老队员这样说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我在遇到一些类似询问时，尽量含糊其辞，当然底线是不说我是学生。我想，要在工作上打开局面，首先必须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这样群众有话才对你说。&怎样发动群众呢？我充分利用起我的优势来。首先，如皋、泰州都在苏北，两地讲话口音大同小异，我与当地农民讲话用泰州方言，所以共同语言比较多，这就在相互间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其次，我是农村出身，从小在农村摸爬滚打，故对农民和农村干部有较多的了解。再次，我当过多年学生干部，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这是许多没有这方面锻炼的同学所欠缺的。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会干许多农活，还会搞一些副业生产，只要与当地社员一同劳动，他们看到我干活有模有样，干出的活儿漂漂亮亮，自然就不会把我看成是一介书生了。&于是，我一方面开社员大会宣讲四清运动的目的、方针、政策、步骤和做法，组织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一方面则将工作重点放在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交朋友上。我开始到贫下中农家里串门，与他们拉家常。看到他们搓草绳，我就拉条小板凳坐下来帮他们搓；看到他们织鱼网，我拿过梭子就帮他们织。原来，如皋乡下人也搓绳子、织鱼网。我搓草绳、织鱼网的熟练程度令他们惊讶，他们想不到我这个戴眼镜的人还会做这些农家活儿，而且搓草绳、织鱼网的速度甚至比他们还快。我也没有想到我从小在家学会的这几样手艺这下子又派上了新的用场。可惜的是，我没有遇到机会露露我制作砖坯的手艺。不久夏收到了，我又与社员们一起割麦、打场。开始，社员们有点不相信我还会干这些农活，有的甚至想看看我如何出洋相。但一出工，他们看到我割麦时知道转动镰刀，而不是前后直拉镰刀；看到我紧贴地面割麦子，而不是留下高高的麦桩子；看到我割下一片麦秆后知道先用脚收拢，再积少成多集中摆放；看到我知道怎么用麦秆制作捆麦把的要子及如何捆麦把；挑麦把时知道如何装担子，绳子如何收拢打结，扁担哪头朝前，哪头朝后，挑起麦把担子后知道如何换肩；看到我打场时会左右手轮换着左右开弓使用连枷，脱粒时会用撬子（用细麻绳连接两根小木棍做成，脱粒时可捆握起比用两手抓握多得多的麦秆，从而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其实，我会干的农活还多着呢，如果他们看见我插秧又快又整齐，锄草松土又快又干净，还不知怎么想呢。他们见我不但会搓草绳、织鱼网，还会干农活，便不把我当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看待了，对我逐渐亲近起来，进而把我当着他们的知心人了。就是那几个正在被我“整”的生产队干部也对我刮目相看，说想不到我还会干这么多的农活，不像个城里人。我的群众工作开始大见成效。六队有个叫杨有才的贫农，是个见过世面的解放战士（即从国民党军队被解放过来后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虽知道生产队里不少事情，但不肯轻易出头。我以前也找他谈过活，希望他给我提供一些生产队里的情况，他只是支支吾吾应付，不肯说。我也不勉强他，只是耐心等待。其实他一直在不声不响地注意我，观察我。后来，我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他终于表示愿意帮我做群众工作，并带头揭发生产队里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平时做群众工作已有相当好的基础，现在杨有才一挑头，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纷纷揭发生产队干部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我进驻六队后，内心深处并没有把生产队的那几个干部当作要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看待。一是中央的精神认为，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团结他们；二是我觉得他们的官比芝麻绿豆还要小，根本不具备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格。当然，他们的经济问题要查清，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否则群众不答应。但不是要把他们往死里整，只要问题不十分严重，还是以教育为主，给他们出路。我与队长等干部也不止一次地谈心，以提高其认识，并不急于马上要他们交代问题，更没有踢开他们闹革命，在组织领导队里的生产方面依然依靠他们,让他们挑担子。当我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再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比较痛快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有的还超出了群众揭发的范围。记得我所在的庆丰大队有九个生产队，六队清出来的经济问题是最多的。现在问题搞清楚了，干部也受到了教育，下一步就是落实退赔措施，再按社员意愿重新调整干部队伍，这样四清工作也就可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了。&&“文革”中的保守派&正当四清第一阶段的工作告一段落，运动开始进入整改阶段的时候，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接着我们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被当作黑帮分子揪了出来。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就必然要被历史地卷入到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中去。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如皋四清工作第一线，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南京大学揪出“黑帮分子”&匡亚明是当时继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后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在南京大学、在江苏全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从此，“文化大革命”就在南京大学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打倒走资派、揪出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众多校系领导、专家教授纷纷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挂黑牌，“坐飞机”，受批判，挨斗争。当时我想不大通，怎么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敌人、坏人？所以造**就不积极，当了保守派。但有时也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的思想不解放，跟不上形势，于是就决定到北京串联，心想看看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兴许对自己的思想转变会有帮助。当时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大串联出南京时，车站、码头的有关工作人员要检查你是不是红卫兵，而当时只有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才能当红卫兵。我出身贫农，够当红卫兵的条件，所以我就被获准到北京串联，而与我同行的其中一个中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则在南京下关火车站被拦了下来。我们几个红卫兵到北京后被接待人员安排住在景山公园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吃住都免费。十分幸运的是，到北京后第三天就有幸被安排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重大活动。那天，我们起早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被安排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虽然我离天安门城楼很远，看不清楚城楼上毛主席的面容，但我总算亲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当时那个高兴啊，那个幸福啊，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谁能见到毛主席，那简直就是一件睡着后都要笑醒了的事儿。见到毛主席后，我又到北京大学等高校串联，看大字报，几天后就回南京了。&这时，江苏省委已派出以彭冲书记为首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大学，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但不久工作队也挨批了，说是执行了一条镇压造**派、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彭书记本人、还有省委第一书记江谓清等省委、省政府的其他一些领导也都陆续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这样，南京大学造**派的大头头们就成了江苏省造**派的头头，南京大学也就成了江苏省“文化大革命”&的大本营，实际上指挥着江苏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再后来，造**派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中央领导。我虽然到过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也到了北京大学等首都高校体验过“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但思想上仍然转不过弯来，总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多敌人、坏人，所以和班里另外两名贫农出身的同学一直是学校保守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的成员。可是这样一来，鉴于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是造**派组织的成员，我在班里就孤立了，靠边了。值得庆幸的是，我是红五类出身，在班里、系里担任学生干部期间一向谦虚谨慎，宽厚待人，在同学中没有怨恨，故班里参加造**派组织的同学除了与我观点不一致外，并没有与我过不去,更没有整我。我知道，我们外文系有个党员学生干部因不造**就被班里同学揪出来批斗，还被戴上高帽子，敲着铜锣在校园里游街。有一段时间，一些逐渐厌倦了整天冲冲杀杀打派仗的同学开始当逍遥派，我一度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时间怎么打发？这时是不能看业务书的，谁敢去冒被人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风险？所以我就不是在校园中看看大字报，就是钻进寝室里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诗词。结果，我除可以背诵许多条毛主席语录外，还把毛主席的大部分诗词都背熟了。直到现在，我还可以背得出三四十首毛主席的诗词来。这样，我不但学习了毛泽东思想，还学习了一点作诗填词的皮毛知识。我参加工作后，也陆续写了200多首歪诗拙词，这与我在学生时代背熟了一些毛主席诗词，因而受到其影响是分不开的。&不能冤枉一个好人&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造**派开始实行大联合，学校和我们外文系等各系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久，校、系革委会按中央指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我这个党员于是重新被派上了用场。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要清查学校教职员工中存在的历史问题以及师生中存在的现行问题，以把混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挖出来。要清查有关教职员工及学生的问题，就要派人出去搞外调，而按组织规定，搞外调的人必须是党员，起码同行的外调人员中有一个是党员。外文系革委会要搞外调，像我这样的党员就用得着了，尽管我是学生党员。于是，我带着非党员的老师和同学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外调工作。&在外调工作中，有两起出差我至今仍有较深印象。一次是我和我们外文系的吴越老师去安徽省南陵县调查教我们班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解放前在该县上中学的时候曾参加过三青团，因此需要查清他这一阶段的历史。这位老师为人好，业务水平也很高，是我们敬爱的老师。当组织上交给我们这次出差任务时，我十分纠结，心中很不是滋味。不去吧，党员怎能不服从组织决定？去吧，万一查出问题，我又不能包庇这位老师，那他不是就要栽在我这个敬重他、喜欢他的学生手上了？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我非常不情愿去执行的任务。一路上，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暗暗祈求这位老师平安无事。到了目的地后，经到县里查敌伪档案、到老师的中学母校及有关方面找知情人、关系人了解，证实这位老师只是一个普通的三青团员，当时是由学校集体报名参加的。他既没有担任过三青团的任何领导职务，也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组织活动。这样，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没有担任团支部书记以上职务又没有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普通三青团员只是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不在党、团、军、政、警、宪历史反革命的范畴之内。&&&再一件事就是调查外文系法文专修科一个学生在家乡江苏省某县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案子。有人揭发他在家乡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他不承认。为此，组织上派我带上我们班两个贫农出身的同学席俊生和殷振华去该县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有人说他是当地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也有人说不是，还有人说不知道。我们回校后向组织上如实作了汇报，但该同学仍不承认。我们三人又被派往该县作第二次外调。这次又了解了一些新材料证明他是那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但新材料与第一次调查的材料却有不相同的地方。第二次外调回来后，因两次外调都有人证明他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该同学在班上挨了批斗，并在逼供下开始陆续“交代问题”，但他“交代”的材料与我们调查来的材料却又对不上号。鉴于这一情况，同时考虑到我们两次外调的材料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我觉得这中间恐怕有蹊跷，心想我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于是我向组织提出再查一次的建议，并希望派得力的党员干部带队赴该县调查。这次，外文系革委会派出了在系里曾担任过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朱文祥老师带队再赴该县复查。这次，我们带着前两次外调结果互有矛盾及两次外调结果与该同学自我“交代”又相互矛盾的疑点，深入到与案件有关的每个地方，调查了与此案有关的绝大部分人员。结果查明，这只是当地与该同学有仇隙的极少数人把水搅浑，企图打击该同学的一场闹剧，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当然关于那个同学是该组织成员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三章&&炼狱&“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工农商学兵、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发出了有名的“五•七”指示，号召大家以本行业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等。对于学生，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学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1968年12月，华东地区的68届外语院系的毕业生全部被安排到安徽省霍邱县城西湖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城西湖军垦农场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发祥地，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解放军在城西湖四周打上堤坝，再将湖水抽干建造起来的，简单说来就是围湖造田。我们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68届毕业班的39名同学也和华东地区的1000多名68届外语院系的毕业生一起，来到了驻扎在城西湖军垦农场的2001部队。我们班的39名同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的80多名同学及泉州大学的5名同学共120多名学生被分配在2001部队下属的2002部队，组成了学生三连。我们连有4个排12个班，还有1个炊事班。由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女生多，全连12个班中，男生班4个，女生班8个。我们连的连长、指导员和4个排长都是由解放军担任的，连长、指导员为部队的副连级干部，一排长为部队的排级干部，二至四排长为部队的班长。我们连队的司务长、文书以及各排的副排长、各班正副班长都由学生担任。我被指定为连队文书。&严格的军事化、政治化管理&&连队实行严格的军事化、政治化管理。解放军部队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旧军装、旧军帽，但没有领章、帽徽。每天早上6：00（冬天6：30）听军号起床，起床后打背包，上厕所，20分钟后列队点名，由值日排长领着向毛主席早请示，念毛主席语录。接着连长、指导员训话，布置一天工作，然后出操、跑步。完成这些程序后吃早饭，吃完早饭上工地干活。由于从起床号响起到列队点名只有短短20分钟的时间，为列队集合时不迟到，我在冬天睡觉不敢脱毛衣、毛裤，也不脱袜子，这样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可节省一点时间。要不然背包没打好，或者来不及上厕所，怎么去列队出操？平时上、下工或偶尔看一场电影，我们都要按班排列队行走。即使因事请假外出，只要有三人同行，也要排成一队，不许随意行走。劳动休息时要“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或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等政论性文章，还要跳忠字舞，向毛主席献忠心。晚上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开小评论会，“恨斗私字一闪念”，做到斗私批修不过夜。当时，我们常唱的一首革命歌曲中有这样两句话：“煤油灯下读宝书，一轮红日心中升”，正是我们晚上开小评论会的写照。这两句歌词唱出了我们这些城西湖的军垦战士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革命道路的豪情壮志。我虽是文书，和连长、指导员一起住在连部，但也要下班排参加学习，这样一方面与班排同学一起斗私批修，一方面了解班排的学习情况，并将其汇总起来，以便向连长、指导员报告和在第二天到营部书记那儿汇报。学生连队晚上10：00吹号熄灯，上床休息。但也和正规部队一样，夜里安排人在营房区轮流站岗，每班岗两个小时，一直到天亮。在部队农场，纪律是很严的，其中有一条特殊的纪律，就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有偷偷谈恋爱的被发现后，分配时则把他们一个分到东北，一个分到西南，或者两个一起被分配到边远地区，作为惩罚。这条纪律对解放军更严。我们连队有个排长向一名女生表露了爱慕之情，结果这个排长立即被部队除名，送回原籍。&聪明的“老师”&别看大学生们在“文革”初期造这个当权派的反，造那个走资派的反，别说一些学校领导和省市领导，即使一些中央领导也不在话下。但到了部队农场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比如有的学生以前在学校、在社会上天马行空、呼风唤雨惯了，对在连队要受这么大的规矩和约束感到不习惯，我们连队所属的那个团的团长给大学生做报告时说：“我听说你们中个别人对接受解放军再教育还有点不服气，不服气今天你可以上台来说说理由。不过我看你恐怕不敢上来，因为你说不出什么理由，也没有后台，而我有，我的后台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知道，你们到城西湖来走‘五•七’道路，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解放军对你们进行再教育，执行的也是毛主席的指示。别看我们的战士昨天还是农民，今天他穿上了军装，就是你们最好的老师。”&这位团长是很聪明的，他的这一招也十分厉害。确实，我们是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才来到部队农场的。在“文革”中，一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谁不拥护？谁不敬服？又有谁敢不听毛主席的话？这个团长一下子就把对接受再教育有点想不通的人给“说服”了。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工作中，我们连队的领导对解放军排长们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有一天，我们连有个排长到连部向连长程树根反映某某学生接受再教育态度不端正的问题，扬言要修理修理他。程连长听后说：“你是老师，然而是不是一个好老师，还要看你有没有做个好老师的本领。告诉你，这些学生将来都是屁股后面冒烟的主儿（即坐小汽车搞外事工作的人），我们既要教育他们，又要善待他们。我看你自己凡事要以身作则，回去与他交交心，多做做思想工作，多加引导，不要动不动就要整人家。”程连长是个说话、做事都比较实在的人，在连队里大家都比较尊重他,喜欢他，他教育、帮助大学生的效果也比较好，应当说是个比较好的老师。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我们学三连的人，不管是南京大学的，还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都还与他保持着联系，有什么集体活动也都邀请他和一个叫做徐东海的一排排长参加。&采取“捣毁机器”的“革命行动”&我们在城西湖的主要工作就是劳动，通过劳动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挖沟开渠，兴修水利，收割季节则突击收割小麦、水稻。挖河沟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我们一部分人负责挖土装框，一部分人负责把一筐筐土抬送到指定的地方，到一定时候相互轮流，谁的工作也不轻松。开始时，大家既不会挖也不会抬，吃了很多苦头，收获却很小。记得第一天挖沟，几乎人人手上都打起了泡，肩膀被毛竹杠子压得又红又肿。那些从小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娇生惯养的女生，这样的苦更是够她们受的！&解放军连队的文书是不一定要下到班排去干活的。我虽然也是文书，但未忘记我也是到部队来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所以不能只坐在连部纯粹做文书工作，也要与班排同学一起下地干活，并在收工前负责丈量、计算一天挖出的土方，以便向营部的书记汇报。第一天施工结束时，我一丈量，全连拿手上那么多的“大炮”和红肿的肩膀换来的只有每人平均0.9立方米。吃大苦却不出活的状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情况逐渐起了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同学们手上的大泡变成老茧了，红肿的肩上长出了厚厚的老皮，这时我们连一天人均挖土量竟达到了4个立方米，和解放军连队的小伙子们不相上下，是当地老乡的两倍。我到营部汇报时，营里的书记也直夸不简单，因为他知道我们连队的女同学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全连人均施工量达到4个立方米，不拼命干是不可能达到的。再后来，当挖土挖到地下水时，湿土紧紧吸附在铁锹上，人站在沟底下甩土，不是将土半途滑落掉，就是潮湿泥巴仍粘连在铁锹上，甩不到沟岸上去。但我从小在乡下干过这种活，我能甩上去，就给大家讲解用铁锹向沟岸上甩湿土的动作要领，渐渐地其他一些同学也都学会了。当时，我们在去工地的路上常唱着这样一支歌：“大铁锹扛在肩，紧紧握住手中枪。主席教导记心上，备战备荒为人民。”这首歌一直在激励着我们为备战备荒而战斗在城西湖军垦农场。稻麦成熟之后，大家都参加收割、打场。当时以机器收割为主，但收割机开不到的地方，还要靠人工收割，割好后再运到打谷场上。干这些农活，我比连队里大多数同学都技高一筹。首先，我教一些同学磨镰刀的方法。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刀磨快了，割稻麦就省劲了。到了地里，我告诉同学们割稻麦时镰刀不要前后直来直去移动，而应有个转动的动作，这样容易将稻杆、麦杆割断。我还教他们如何制作捆扎稻麦把用的要子以及怎样用要子捆扎稻麦把，又怎样用绳子把摞在一起的稻麦把捆好，以使其在运输途中不会从担子上滑脱下来，并教他们如何系绳扣。又告诉他们扁担有前后之分，挑担的时候不要搞错，还有挑担如何换肩，等等。看到有的同学用绳子捆得太多时，我就告诉他们：捆好后用双手抓住绳扣往上提一下，提得动一头，便挑得动一担；提得轻松，就挑得轻松；提得费劲，挑起来就会吃力。没想到我从小向父母亲学来的这些庄稼活在部队也发挥了作用。我们学三连的首任指导员艾能和入伍前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长，是个种地的行家。他把我说的做的都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对我说：“文书，看不出你还真懂得不少庄稼活。”收割水稻最苦的活计莫过于脱粒了。学生们12个小时一换班，一天24小时息人不息车地干。这样短时间尚可支撑，时间长了，谁也吃不消，一个个都困得累得不行。到了下半夜，困得实在受不了了，有人就采取了“捣毁机器”&的“革命行动”，将一捆稻子往脱粒机里一塞。机器被卡住了，“出故障”了，停转了，没法脱粒了，于是大家赶快钻进稻草堆里，不消几分钟就鼾声如雷了。&&&自己动手盖营房&我们的营房原来在城西湖堤坝外侧的高地上，后来为挖沟开渠施工方便，团里决定让我们搬到湖下去住，而住的营房要我们自己建造。当时，团运输队用卡车将一批毛竹、稻草、油毛毡、铁丝和一些简单的盖房工具运送到施工工地就算完成任务，如何盖营房则是学生连队自己的事。连队盖的营房虽只是土墙草房，但男女一百几十号人的住房、连部用房、伙房、库房、茅房，总要先“设计”一下才能动手盖。由谁来设计呢？又有谁会设计呢？我们都是学外文的，谁也没学过土木工程呀，一时大家都犯了难。正没理会处，不料程连长却对我说：“文书，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天哪，我会干一些农活不假，但哪会搞建房设计，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责，连长一言九鼎，我只得服从。于是硬着头皮，根据全连男女学生人数、床板尺寸、屋子内走道空间等有关数据，计算、设计出要盖多少间房，每间房使用面积多大，一栋房与另一栋房之间的间隔及整个营房的布局等等，画成草图，并附上数字、文字说明，交连长、指导员审批，结果顺利通过。于是我和几个同学带着皮尺、绳子、木桩、锤子等物来到湖下的营房工地，按图纸定好位置，量好尺寸，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然后，全连浩浩荡荡开到湖下，按拉绳所示用毛竹搭房架，用现场自制的土坯垒墙，然后将墙面抹平，再将房顶铺上油毛毡、盖上稻草，稀里哗啦硬是将一座崭新的营房建造起来了，我的设计也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没有出现设计不合理或不到位的情况，我的心也一下子放下了。在建房的同时，有人负责打井，这点活儿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人在西湖在，人死湖中埋”&&我们在城西湖最艰苦、最危险的劳动当属有一次将抽水机从湖下农田里抬到湖堤上了。我们住到湖下营房的第一个夏天，也就是1969年的夏天，城西湖一带连降暴雨，不久湖下就成了一片汪洋，水都没过了腿肚、膝盖。而湖堤在堤外洪水的冲击下，随时都有被冲垮的可能。万一决堤，大堤外的河水涌入湖中，我们在湖下好几个连队的大学生恐怕就都要喂鱼了。在这种有相当危险的情况下，要是现在，则会按“以人为本”的精神赶快将学生撤回到湖岸上。而那时强调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上级命令我们连队：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必须先把在湖下农田里的若干台抽水机抬到大堤上，才能将人从湖下撤到湖上。军令如山倒，连队坚决服从。但将抽水机抬到堤坝上谈何容易！湖下农田里安装抽水机的地方离堤坝差不多两公里，机器每台1千多斤重，即使在平坦、干硬的地面上抬也是十分不容易的，而现在是在泥水中抬，十五六个人用竹杠、绳子相互撬在、捆在一起抬，水没到了膝盖，脚下的淤泥没过了脚踝，天上又下着雨，还要走这么长的路，其困难可想而知。但再难也得抬！为在水中走步阻力小一些，男女同学都脱掉了长裤，只穿裤衩或短裤，有的男同学则干脆光着膀子“赤膊上阵”。于是，大家在解放军的带头下，相互扶持着，鼓励着，汗水雨水流在一起，一步一步抬着机器往堤坝方向移动，口中喊着“同志们哪，加油干啦”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口号。实在抬不动了，就放下机器休息一会儿，接着继续抬。抬着抬着，有人被淤泥中的蚌壳划破了脚，或被淤泥中什么带尖的东西刺伤，鲜血直流，但谁还顾得了这些，咬紧牙关照样抬。我的脚也被蚌壳划破了，鉴于以前我的脚在家乡插秧时就被蚂蝗咬破不知多少次，在制作砖坯踩泥时也被破碗瓷、碎玻璃划破多次，在城西湖这一点小划伤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在有人脚被划伤、刺伤的情况下，为鼓舞士气，我们又喊起了&“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鼻子”,“人在西湖在，人死湖中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就这样，同学们一身水、一身泥，硬是把几台抽水机抬到了大堤上。先到达大堤上的同学放下抽水机后就一屁股坐在了烂泥地上，有的一眨眼工夫竟睡着了，也不管天上还在下着雨。他们实在是太累、太困了。抽水机全部抬上来之后，我们立即出发回到湖上的老营房，炊事班早已烧好了红糖姜汤，每人先喝上一大碗方可回宿舍洗刷休息。也许是平时强体力劳动增强了大家的体质的缘故，这次与泥水进行的战斗任务完成后，竟无人病倒，但少数女同学却因在例假期间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落下了病根。&一年洗一次澡&我们在城西湖的生活是很苦的，但粮食供应充足，这是我们感到最为欣慰的事情。当时，我们也享受军人待遇，每人每月定量51斤细粮，比在大学里每月32斤定量多多了。但实际上没有定量，只要连队需要，买多少米面都可以。所以我们可以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但除此以外，艰苦的方面就多了去了。我们到达城西湖的时候是冬天，菜蔬供应紧张，长时间就是萝卜、粉丝、老咸菜当家。一个月13元5角的伙食费，由于菜少，肚子里没有油水，粮食就吃得多。买米面的钱花多了，剩下的菜钱就少了，荤菜也就很难吃到了。后来连队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成立了生产班子，专门负责种菜、养猪、养鸭、养鹅。这样，生活就逐步改善了。隔三差五宰上一头大肥猪，再宰上十几只鹅鸭，全连就能改善几次伙食。宰杀大肥猪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一开始不会宰，七八个人都难对付一头猪。后来学会了，两三个人就能将一头猪伺候得服服帖帖的了。我和连队通信员笪家源虽不是生产班子的人，但自愿在连部门口种了约3分地的西红柿，获得大丰收，收了一筐又一筐，全连都吃不完。我们住在湖上时，缺乏生活用水是我们的困难之一。唯一的水源就是离营房不远的一个小池塘，附近的生产队还在池塘中养了许多鸭子，池塘中的水浑浊肮脏。但这是附近的唯一水源，只能从中取水。炊事班的人每天从池塘杭育杭育地挑回水来，倒进厨房里的一口大水缸中，满缸后加些明矾进去，再搅一搅，以使水变清。这缸水除用于淘米、洗菜、烧水、做饭外，各班排120多人的洗刷也全靠它。这样，水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比粮食甚至还要金贵的东西。所以大家都自觉地节约用水，洗脸后的水舍不得倒掉，留在脸盆里用来洗脚、洗衣服，洗完后还舍不得“浪费”掉，再用于洗刷胶鞋上的泥巴。&&再一个困难就是长期洗不上澡。这与缺水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住在湖上的时候严重缺水，当然无水洗澡。但住在湖下的时候我们自己打井，有水了，却还是不能洗澡。为什么呢？盖因湖下营房区没有洗澡的设施，加之一个连队有男有女，也就更不方便洗澡了。因此，长期来大家只能用湿毛巾擦擦身子。我们劳动强度大，一天重活干下来，一身臭汗，怎可不洗澡？但就是洗不了澡，而且是长期洗不了澡，只能擦擦身子，有什么办法？我记得在城西湖近两年的时间里，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营部在湖下学生连队附近临时搭了一间草棚，棚子里砌了一个水泥池子，池边有一台土灶，上面架了两口大锅烧热水。我们将一锅一锅热水倒进水池，湖下几个连队的学生就分连队和男女生轮流去洗澡。洗到后来，水都变成泥汤了，但总算是洗了一次热水澡。还有一次是我们连队全体人员一起到霍邱县城的一家男女浴室里去洗。这是一次痛痛快快、地地道道的洗澡。在当时，这实在是一次十分难得的超级享受。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不能向上级提出在营房附近盖两间简易的男女浴室呢？要知道，当时驻扎在湖上湖下的那么多解放军连队都没有浴室，我们学生是到部队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是来吃苦的，不是来享福的，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谁还会去提这个要求呢？还有冬天站岗的滋味不好尝。春夏秋三季站岗还不算很苦，但冬季就不同了。皖西偏北地区的冬天是很冷的，尤其在夜里。但不管多冷，夜里站岗一分钟都不能少。大家一般都希望在夜里：到：站头班岗，因为这段时间还不是最冷，且基本上影响不了睡觉。站天亮前：到：的末班岗也相对好些。这个时段当然很冷，但影响睡眠少些，就是两个小时。但如站第二班或第三班岗，则不但冷得厉害，而且一夜的觉也就睡不好了。故大家都不愿站第二和第三班的岗。但站岗实行轮流制，轮到谁就是谁，轮到哪一班就是哪一班，没有价还。再有一件新鲜事就是肩上扛着厕所走。我们施工都在空旷的野外，一马平川，无遮无挡。一连人有男有女，故上厕所就成了问题。开始时，一组男生或一组女生走到远处，一人方便时其他人围成半圈掩护，再轮流交换角色。但这不是个办法，更不是长久之计，故很快改变了做法。连里找了两张芦席，四根竹竿，每张芦席两端各绑上一根竹竿，这样两间“流动厕所”就建好了。上工时，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将各自用的男女“厕所”扛在肩上。走到工地后，找两处相隔远一点的地方将竹竿插在地上，将芦席背着施工工地弯成个半圆形，这就成了两间“厕所”，全连如厕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怕的出血热&城西湖一带还流行一种可怕的疾病，这就是出血热。这种病是背上有一条黑线的老鼠传染的。开始发病时，就像患感冒或打摆子发烧，但如果你对它不了解或不当心，拿它当感冒、疟疾来治，那就麻烦了。因为这种病若发现得早，治疗及时，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若是治疗晚了，过了有效治疗期，那它就会要你的命了。为切断黑线老鼠污染我们饮食的渠道，我们都将碗筷放在用毛巾缝制起来的碗袋里，并经常洗晒消毒。尽管如此，我们连队的一位男老师和一位叫张淡泳的女同学，还是被传染上了出血热，并因治疗不及时不幸去世了。“人在西湖在，人死湖中埋”，这句革命口号不幸变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个连队连续死了两个人，怎么得了！于是，从此人人自危，上级也更加重视了。一旦有人像感冒、打摆子发烧，连里就会将病号立即送到师部医院去作检查，并住院治疗。说来那段时间也是遇到了灾星，连里真假患出血热发烧的人接二连三，这样不少人都被送进了医院。被送到医院的人多了，连里劳动力就相对少了，抬人送医院也就逐渐成了连里的一大难题。因为出血热病人不能受到颠簸，而城西湖一带的路不平，故将病人送医院不宜用车子，只能用担架抬。送一个病人上医院，连里至少要安排个人抬担架。所谓担架，就是把两根竹杠并列在一起，用两根横杠固定两头，再用背包带沿着两根竹扛缠绕成网状，这就是担架了。然后把病人裹在被单或被子里，再用背包带或绳子绑在担架上，个人抬着走。个人抬一副多斤的担架本不算重，但这比两个人抬一筐多斤的土或一个人挑斤的担子走路并不感到轻松。因为平时没有这方面的锻炼或训练，加之个人的个子高矮不一，走起路来步子又往往不协调，甚至相互牵扯，相互制约，再加上路不平，不好走，还时常走夜路，一脚高一脚低的，一趟又要抬十几里路，也确实够累的。后来，病人越来越多，抬病人的男生不够了，女生也只得加入到抬担架的行列中来。但女生的体力毕竟不如男生。一次，几个男生女生在晚上抬着我现在的老伴李惠芳往医院送，为了节省时间，争取早一点把病人送到医院，就选择了一条近路。但走近路必须过一条河，于是就用小船摆渡到对岸去。到了对岸，一位女同学跨上岸，试图把船拉住，好让其他人将担架抬上岸。但那个女生体力不支，拉不住船，小船在水面上剧烈晃动起来，差点儿连船带担架一起翻进河中。我老伴现在想起这事来还感到后怕，因当时她是被绑在担架上的，如果船一翻，她就会和担架一起掉落水中，连挣扎的余地也没有，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还是多向前看吧&我在城西湖吃的苦比起其他同学来似乎还要多些，因为我除和班排的同学一样上工地干活外，还要做班排同学不承担的其他一些工作，加之我常受身体病痛的折磨，吃的苦头自然就更多了。我与连长、指导员及通信员笪家源同住在连部。因此，连部的卫生、挑水、打饭、洗刷等杂务都是我和通信员的活儿。有时，连长、指导员晚上到团里、营里开会去了，换下来的脏衣服搁在脸盆里，我和通信员在家总不能只顾洗干净自己的衣服吧，就连同连长、指导员的衣服一起洗。当然，每次连长、指导员都要谢谢我们，并说下次不要再帮他们洗了，但我们不能那么做，何况连长、指导员对我们两人很不错哩！有时连里组织学习，指导员的报告或工作总结之类的稿子就让我代写，谁叫我是文书呢。指导员往往只说个讲话内容的梗概，有时甚至只说个题目，具体文章就由我来做了。我想这是指导员对我的信任，故也乐意接受，何况不接受也不行啊。同时，我多年担任学生干部，自认文笔还不错，以前也写过一些总结、讲话之类的文稿，我又熟悉连队情况，所以帮指导员写点讲稿什么的并不怎么犯难。但写讲稿毕竟不是写封家信，是指导员给全连作报告用的，也是要费不少心思的，而写这些东西都是我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熬夜熬出来的。因为白天我要参加班排的劳动，不能像正规部队的连队文书可以不上工地，留在连部做文章。其实，吃上面说的这些苦并不算什么，最折腾我的则是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我在大学读书时就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病。到了部队农场，可能是我们经常在远离营房的工地上吃午饭饭冷菜凉的缘故，我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经常犯。犯病期间疼痛难忍，尤其在半夜、下半夜疼得更厉害，常常把我疼醒后再也睡不了觉，但第二天咬咬牙还得上工。一次夜里疼得厉害，一夜未合眼，熬到天亮上厕所一看，大便都是黑的，知道病情严重了，便请了个病假到师部医院检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