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计划如何改编东北军？
蒋介石重获自由后，对东北军可谓是深恶痛绝，他不仅将这支军队形容为“叛军”，还将指挥“叛军”的高级将领全部以“×逆”来称呼。尤其是对于支持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三人，憎恶到了极点。蒋认为东北军原本是张学良的“私产”，因此“有张则国家无东北军可用”，但在去除了张学良的影响后，为使东北军“成为国家之军队而能为国家效用”，不能使其继续团结为一体。否则，东北军将仍然有成为“王家”或“于家”的私产。因此，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全部调离陕西之后，将这些部队分别驻防在冀、豫、皖、苏四省，分别由万福麟、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统帅，用地域来分割东北军，并在之后逐步同化东北军为己所用。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东北军计有5个军、22个师，计25万余人。对东北军这支数量如此庞大的部队改编事宜，蒋介石是在日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此时东北军的主力第51军、第67军和第105师（3旅13团制，实力等同于一个军）已经被调离陕西，分别驻防在安徽蚌埠、阜阳和河南南阳，第53军仍驻河北保定不动，第57军和骑兵军暂留陕西高陵和咸阳，两个炮兵旅集中到洛阳。中央军则已经在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的率领下于2月9日入驻西安，接管一切军政事宜。至于陕军主力，纷纷移驻三原。蒋介石初拟由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负责改编东北军事宜，王树常副之。但由于王树常不愿意破坏东北军的完整性，对改编一事持消极态度，而于学忠、何柱国又不被蒋所信任。因此，蒋介石决定取消原本调东北军全部集中安徽改编的设想，将东北军分别配置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和江苏四地分散改编。即第53军在河北、第57军和军级规模的第105师在河南、骑兵军在陕西、第51军在江苏。部队既然分散开了，那么究竟怎么改编东北军为蒋所用呢？3月30日，蒋介石指定陈诚制订东北军整理计划（不含骑兵军）。对此，陈诚颇为积极，因第53军军长万福麟、第57军军长缪澄流、第105师师长刘多荃、第107师师长刘翰东等人已经先后与他取得联系，并有投靠和获得陈氏庇护之意。所以当陈诚奉蒋命制订东北军整编计划时，即已经确定将东北军的步兵师整编为10个师，并入列军事委员会第四期调整师之列，以获得优良的装备和战力，将来能更好地为陈诚所用。4月3日，陈诚将10个调整师的整编计划递交蒋介石，并于4月10日获得蒋氏批准。随后，陈诚将东北军各部（不含骑兵军）“以军为单位，直隶军事委员会”、各军“暂以移防时所编配之各师而前此中央有案者为标准”“原西北剿匪总部直属之特务、特工、通信、辎重等部队，除炮兵第11团、高射炮大队、工兵第2团直属中央外，其余通信大队、辎重部队等分别编入军”。待此基础编配完毕后，陈诚即着手于东北军各师原有建制的裁撤和归并事宜。4月27日，蒋介石批准成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指定刘峙等19人为委员，东北军将领有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吴克仁6人入列其中。同一天，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名义发布“分期整理东北军计划大纲”，其整编原则是：一、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之责任，以作收复失地之先锋为宗旨；二、为顾虑事实之必要，先以军为最高单位，赋予较大之机动，一切人事、经理、教育诸大端直隶中央，然后徐图整理改进，以合于国军之正规；三、使东北军诸闲职人员有所依据，上下官兵心理安定；四、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的成立，预示着对东北军的整编即将开始，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仅对东北军的整编赋有监督职能，实际的改编仍然操纵在陈诚手中。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突发事件，却中止了东北军的改编。东北军第110师兵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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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蒋介石两密令首曝光 涉及“西安事变”等事件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蒋介石密令特展”昨日在新保利大厦云楼6层亮相。首次亮相的两册蒋介石密令，涉及众多历史事件与军政人物，对于研究蒋介石与民国历史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此次展出的蒋介石密令二册，共140纸，其中蒋介石所书104通，共135纸，钱大钧手书回执2通，共5纸，时间跨度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间，为钱大钧旧藏。钱大钧生前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亲信。他曾两度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并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钱大钧与蒋介石一起经历了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筹备第三期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七七事变、武汉会战、成立航空委员会、成立飞虎队等众多重大事件。此二册手令中有涉及“两广事变”手令1通 1纸，为蒋介石亲笔书于日，内容为命令钱大钧速往黄埔。“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指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一事。手令中，涉及西安事变者5通5纸，都是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内容显示，“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曾派遣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武昌行营”之交谊，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高层关系。此外，展览还展出了蒋介石向各高级将领、政要所下达的军政命令，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平汉路北段作战、临沂保卫战的部队调动、装备配发、物资转移等，以及蒋介石向侍从室下达的一些日常命令，如查找军官简历、询问部队装备与驻地等。展览将持续至12日。摄影/本报记者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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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提议干掉蒋介石：这样对谁都有好处|西安事变|蒋介石|张学良_新浪军事_新浪网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提议干掉蒋介石：这样对谁都有好处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合影
　　张学良和刘鼎12日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方面究竟何时收到，如今还颇难具体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直到这一天晚上，仍旧在问张学良： “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这也就是说，因张学良扣蒋，整个西安城里的军民已经像开了锅似的喧腾了一个白天之后，中共中央似乎还未能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 了这回事？
　　当然，中共中央至少还在中午以前就已经收到张学良和刘鼎的通报了。他们并且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当天中午12点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 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争取与那些具有抗日诚意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政治军事协议，并准备应付因此而出现的危险局 面。中共中央为此还给它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发出指示，明确要求：“不可将陈立夫、张冲、邓文仪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诚意与蒋介石之无诚意混为一谈”， “须诚恳公开的建议于陈等，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以一个大政党的代表勇敢坚决地出而与另一个大政党站在救国图存共同反日反汉奸的立场，谈 判与签订政治军事的协定”。特别是要“极力注意并准备抵抗中国汉奸勾结日本侵略沪、宁、青、济及华北、西北”。这两封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当天白天并非不了 解在西安已经发生什么。
　　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太让人吃惊了，因此正在保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竟很长时间难以相信，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他们一边迅速就此做出反应，一边却不能不再 三想办法核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而根据前此约定的联络方式，中共中央此前规定守听西安电台的时间一日仅三次，西安方面守听时间主要又只是在晨5时与晚9 时。所以，直到当晚9时，中共中央才有机会再次与张学良通报，提出他们的疑问。他们同时提议：（一）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军主力 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箝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二）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紧 急时应做断然处置。（三）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于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作报告，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 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就是在它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说“这一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同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事 变）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因此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 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变已经发 生，“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提议，目前“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为此，第一，应在人民面前揭破蒋介石 的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应公开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第三，应稳定黄埔系、CC派，积极争取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抗日派。对于是否要在西安成 立全国政府问题，他主张可再考虑，但应设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仅在政治上与我们一致，而且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我们一致，应下大力去做这一工作。
　　对于要不要以西北为中心，甚至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 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 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的组织，还是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张国焘则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 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提出改组南京政 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须表示。再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他指出：“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 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讨论的结果，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中共中央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 略。故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 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对蒋介石个人的意味。而不论中共此前政策 如何，既然蒋介石已经成为“阶下囚”，难道他还能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与军队的统帅不成？既然蒋介石是停止剿共内战和改组统一战线政府的关键障碍，难道除了 除掉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而如果除掉蒋介石，那么取消了蒋介石的南京正统和南京中心是否还能存在呢？
　　对此，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话都不好说得太绝对了。无论如何，在坚持争取南京及各派赞助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
　　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他再次提醒张学良：“监视蒋介石等之 人员地点武装宜有绝对保证，此当关系全局。吾兄精明过人，必有周密布置。但恐执行者有偶然之疏，则将遗无穷之祸。如何使万无一失，祈高明时察及之是祷。”
　　事变发生的12日当晚，南京方面即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强烈反应，中共中央寄希望的南京分化的局面已再难出现。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当晚紧 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一是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一是“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 长何应钦负责”。
　　与此同时，张学良秘密指示设法夺取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早早就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之冯钦哉部也 秘密与中央军接洽，事实上倒向了南京方面。冯部倒戈使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先进驻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占了陕西之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 陕西之大门因此而洞开。加上何应钦强烈主战，甘肃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又随时可以从背后发动进攻，西安方面事变开始后就明显地处于背腹受敌的不利态势。
　　张学良14日专门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此一情况，说明孙蔚如部、冯钦哉部、董英斌部、刘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带，王以哲部留平凉、固原，于学忠部集中兰州，请红军主力监视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他并准备派飞机前往延安专程迎接周恩来共商大计。
　　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14日决定急变原先之提议，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 备。为此，中共中央再电张学良、杨虎城，开始明确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要求后者务必“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来”，并且要警 惕冯钦哉部之叛变。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议野战军应速开西峰镇，因为“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 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可）壮其胆而振其气”，同时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于对付胡宗南的进攻，一方面也便于就近应付西安方面的各种事变。
　　但鉴于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 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的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 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因国内多数不良反应目前均把事变归结为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于张学良解释其发动 事变的真实原因，也不便于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张和平。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一改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公开以红军将领 的名义于15日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既是 为张学良、杨虎城撑腰，也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西安事变之发动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同时还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斡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 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
　　如果以为中共中央要求张学良“暂勿发表”关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联军组织系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刻意站在第三者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15日通电中的要求很明显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要激烈得多。
　　张学良并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也不希望战争，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即要“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样的 目的，何乐而不为？但是毛泽东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蒋介石，并且逼迫改组南京政府这一行动本身，无异于根本上否定了南京政府，它绝对不是当前在南京当权的那 些人所能轻易接受的。如今事态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不论张学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在南京方面与与张、杨之间没有妥协的任何可能性，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可避 免，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摘编自《西安事变新探》
责任编辑：薛贺 SN118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最感激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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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160;&#160;深圳新闻网&#160;&#160;&#160;&#160;【字号：&#160;&#160;】
　　可是“兵谏”最终还是发生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在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三点钟。这消息来自于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他来的电报上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这短短的十三个字，足以使整个中国惊愕了。时在上海的宋美龄在接到孔祥熙的电话后，是星夜赶回南京的。她到官邸后就找戴笠了解情况，而此时的戴笠对“西安事变”一无所知。戴笠接到西安方面确切消息，已是事变后的第二天了。电报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江雄风在潜逃的路上用西北区掌握的其它秘密电台发来的，内容大意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料。过后，任凭戴笠如何向这秘密电台连续不停地呼叫，对方没有了回答。戴笠于是猜测江雄风的处境相当危险，并由此推断西安的形势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当蒋介石被张、杨所扣的消息被戴笠证实后，顿时整个南京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主张立即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调动军队向西安发动进攻。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蒋介石的亲属们，认为强硬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蒋介石的生命带来难以预料的威胁，所以反对采用武力而谋求和平解决。
　　面对如此对立的局面，向来冷静精明的戴笠也变得六神无主了，从心眼里感到了恐惧和担忧。这期间，戴笠每天都去晋见宋美龄和宋子文，了解与西安之间的联络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并逐日与驻守在甘肃天水的胡宗南联系，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势。当戴笠得知宋美龄和宋子文准备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时，非常想一同前往。但由于他的特务处始终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曾得罪过东北军和西北军里不少的人，此次前去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可戴笠心里更清楚的是，这次未能事先洞察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阴谋酿成如此大祸，无论蒋介石在事变之后是死还是生他都难逃渎职之罪。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冒死一搏，也许这样才更会有生的希望。也就在戴笠犹豫时，得知情况的胡宗南给他来了电话。胡宗南说：“这次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底牌握在校长的手里，而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这次事变的目的，无非是逼校长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如校长有不测，那么国家必乱，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初衷也就不能实现，反而要成千古罪人。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聪明，断然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也绝不会有生命危险。既然校长不亡，哪有学生先亡的道理？你此次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载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胡宗南的这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坚定了他去西安的决心。可戴笠的决心遭到了宋美龄的反对，她担心戴笠去了许多事情会更难办。后来是宋子文出面，说戴笠与张学良私交甚好，好些别人做不了的事他能做到。宋美龄听宋子文这么一说，加上戴笠决意去西安表现得十分诚恳，也就不再反对了。
来源： 新浪读书&#160;&#160;编辑： 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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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婚俗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之谜　理论频道－南方网
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之谜
　　图一: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等亲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周恩来和叶剑英(中)、秦邦宪(左)在西安的合影。
　　图二:近年来，台湾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与宋子文日记，为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新史料。图为蒋介石日记一页(局部)。
　　西安事变已过去70余年，由于各方资料披露的程度不一、内容不一等原因，因而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仍存在许多谜团和差误。比如，长期以来，关于西安事变中释放蒋介石的流行说法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十多天，即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了南京。那么，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周恩来对此是否完全不知情？张学良和周恩来各自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近年来披露的资料，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台湾披露的两份日记，都对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与内地说法不同
　　台湾《近代中国》杂志依据蒋介石孙媳方智怡提供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影印本，于2003年在第153期公布了《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宋子文档案，于2004年在第157期公布了《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这两份日记都对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很多方面与内地一般看法不同。
　　不同之一: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非临时决定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宋子文和张学良在24日晚“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最后决定:“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蒋介石日记也证实，25日“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因此，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要回南京调解为借口，“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而蒋介石则化装后到东北军驻地，“然后再设法起飞”。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蒋介石日记指出:这是因为“余妻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即余(妻)亦必不离此”，张学良“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这样，单独放走蒋介石的计划就未能实行。宋子文日记也指出:这是因为“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
　　这说明，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非像以前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临时仓促决定的，而是早就有所计划。但当时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总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学良有过不顾杨虎城反对而独自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因为蒋介石夫妇的反对而放弃。
　　不同之二:蒋介石在被释放前和周恩来进行了达成合作的会谈
　　一般史书都是记载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只于12月24日晚和蒋介石会谈了，都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和蒋介石在12月25日上午的活动。而这两份日记则都指出周恩来在25日上午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会谈，对双方的停战与合作达成了共识。据宋子文日记，25日上午“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回应:“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可见，蒋介石实际上都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日记也记载了这次会谈，蒋介石在会谈中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则回答:“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至此，蒋介石明确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挥；周恩来则答应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进行合作达成了共识。正是在这次成功会谈的当天下午，蒋介石被释放而离开西安。
　　不同之三:周恩来在这次会谈后答应帮助蒋介石当天离开西安
　　据蒋介石日记，会谈顺利结束后，“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属(同“嘱”)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可见，此时蒋介石一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而周恩来也答应了。周恩来答应后，事情马上有了改观。“约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准备后，即可行。”可见，杨虎城显然态度大为改变，蒋介石出城已无阻碍，并且蒋介石日记还指出，蒋介石临行前特召杨虎城前来训话。宋子文日记也证实了这些:宋子文“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宋子文还列举了多条具体理由，其中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这很值得注意，“不是同一天离开”，从日记上下文来看，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开走的计划。这很耐人寻味。如果周恩来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周恩来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并且有所赞同，而宋子文在这时提出异议，极力让周恩来说服杨虎城，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当天同走。最终，“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对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但是，由于日记本身带有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最终促成，蒋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虚构或美化。而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因此，这两份日记所披露的这些材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
　　对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在释放蒋介石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1.如何看待张学良所说的周恩来到西安后俨然成为了“谋主”？
　　日早晨，张学良在回答部下的劝阻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这说明张学良在12月25日上午还在设法说服杨虎城，而周恩来则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但材料中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是否同意当天就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本人后来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他捉住蒋介石后，电请周恩来到西安，而“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并且“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这也证实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而且周恩来既然是“谋主”，对于释放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张学良理应告诉周恩来。
　　2.如何看待杨虎城陪送蒋介石去机场？
　　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当晚，杨虎城曾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可见，杨虎城在陪送蒋介石到机场时，以为张学良已向周恩来说明了，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而没有反对。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至少是他认为周恩来很可能是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的，甚至还有可能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应该与周恩来对他的说服工作有关。而且，如果没有对周恩来说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杨虎城会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计划单独释放蒋介石的张学良，应该是不会贸然拉着杨虎城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的。另外，杨虎城认为“不能就这样放”，其中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可能是“不能当天就放”，可能是“不能无保证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让张学良亲自陪送”。杨虎城的判断具体是哪儿失误了？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申伯纯认为:“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3.周恩来为何追到机场？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听了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报告，才知道张学良要送走蒋介石。据孙铭九回忆: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后，“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如果张学良是私自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只身一人是难以劝阻的，他得知消息后，应该首先尝试和杨虎城等人联系，做出必要的部署，包括指挥邻近部队监视并控制机场、警戒张学良的部队等。但周恩来只是拿了衣服就和孙铭九一起去机场劝阻，应该是他担心张学良到机场后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认为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种个人行为，只需要也只有自己亲往才能劝阻，而没有必要做出其他应对的措施。显然，从周恩来对此事的反应来看，他赶去机场，不是为了劝阻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而是为了劝阻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周恩来对于此事也有几次论述，都是叹息张学良不该亲送蒋介石，而从来没有责备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明确指出:“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我当时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周恩来当时赶去机场，是为了“再劝阻不要去送”。显然，当时周恩来已经劝阻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也就是说，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只是劝阻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4.怎么看待西安事变的重要知情者端纳直言是周恩来解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时，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西安参与了多次谈判，并和蒋介石一起坐飞机离开西安，是一位重要的知情者。1945年，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的谈话中说:周恩来起了在张、杨间的调解者的作用，挽救了这可怕的局面。端纳还认为，实际上是周恩来使蒋介石得以安全离开，否则就不是这个结果，也可能事情将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美国］《纽约时报》日)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上的作用，他不仅是知情者，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决策者。
　　可见，这些有关资料和台湾所披露的两份日记是相互契合的，只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其中的线索。
　　事后我党对释放蒋介石问题的态度
　　既然历史如此，为何长期没有为人所知？这与我党对释放蒋介石问题的事后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12月25日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认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毛泽东也在当天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张学良送之至洛阳。蒋抵洛后当夜已下令撤兵。”1956年，周恩来还指出:“捉蒋以后再杀是困难的，因为那时就全中国的局势说，杀蒋不如放蒋有利，至于早放晚放关系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别的枝节。”
　　更饶有趣味的是，日，蒋介石从洛阳回到南京，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诬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反动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而其解决是因张、杨在自己的“感召”下“勇于改过”。对此，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驳斥，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并特别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言下之意，不辩自明。
　　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于我党与西安事变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很注意把握宣传分寸。日，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宣传方针问题，专门发出指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即使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西安事变的宣传仍很慎重。1986年3月，中央宣传部还特别发出《关于慎重发表有关西安事变材料的通知》，指出:“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应该非常慎重，要考虑政治后果，要有利于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有利于张学良将军的安全。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一般暂不涉及；对于涉及重要机密的史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严防授人口实，授敌以柄。”可见，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我们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依据前文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不是临时的决定，他曾有过单独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后来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成功后，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和帮助，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的，并提供了关键性帮助，说服了杨虎城，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得知消息后赶往机场劝阻为时已晚。
　　现在，张学良、宋美龄等处理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都已逝世，国共两党也因祖国统一的重任而关系大为改善，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协作，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这种为国家利益而放弃党派纷争、不计前嫌的精神，无疑是有裨益的。(占善钦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
　　（编辑：林湄）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网络版　本网发布时间：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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