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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百科】激辩“死亡税率”？还是算算中国企业有多少税要交？
来源：中金在线综合&&&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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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中国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一场舆论激战。这，死亡沼泽，死亡沙漠，叨叨倒是听过，“死亡税率”究竟是个什么鬼？
　　“死亡税率”首先由知名财政学者李炜光前些日子提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
　　而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造企业迁往美国的忧虑与国内企业忍受“死亡税率”的无奈相叠加，在2016年的年末，减税的呼声达到顶点。
　　有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达68%。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税收分布不均衡，加之产能、资源、土地等价格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使得企业“痛感”较为明显。
　　这样说来，企业纷纷”出走“虽是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中国的增值税究竟有多吓人？举个栗子。假设一部价值6000元的手机，其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元。当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项目，采购的费用可以抵扣，工资不能抵扣，折旧费不能抵扣，管理费、运输费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我滴妈呀？本叨掐指一算，大约有一半的营业利润都被收走了，制造业利润真真是薄得可以。
　　那么，中国企业税收到底有多冗杂？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
　　1、营业税按提供的服务收入5%缴纳；
　　2、增值税按销售收入17%、3%缴纳(分别适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3、城建税按缴纳的营业税与增值税之和的7%缴纳；
　　4、教育费附加按缴纳的营业税与增值税之和的3%缴纳；
　　6、印花税：购销合同按购销金额一定比例(税局定一般纳税人70%)的万分之三贴花；帐本按5元/本缴纳(每年启用时)；
　　7、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缴纳(各地规定不一，XX元/平方米年)；
　　8、房产税按自有房产原值的70%*1.2%缴纳；
　　9、车船税按车辆缴纳(各地规定不一，不同车型税额不同，XX元辆)；
　　10、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以后的利润)缴纳(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
　　11、发放工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看完这些，叨叨突然明白什么叫做”苛税猛于虎“，这大大小小的税种，加起来真的是吓洗宝宝了。。。。
　　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企业纷纷”出走“，这不明摆着便宜别人吗？虽说近几年，国家历经几次减税，但似乎效果并不如人所愿，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就拿曹德旺的福耀来讲，2014年-2015年的应交税金都高达3.4个亿。而月营业收入115亿，净利润21.7亿，纳税11.1亿，税金占到了营业收入的10%，是其净利润的51%。看看这数据，也是没谁(séi)了，难怪急着转移战地。
　　叨叨终于明白啥为“死亡税率”。那些因为税负而感到鸭梨山大的中国企业，在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已经不足2%的背景下，基本上就是游离于死亡的边缘。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啊！
　　面对各界舆论压力，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表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而无论从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国都在发达国家以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发文称：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
　　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那么，面对企业纷纷出走的企业，政府还能做些啥呢？
　　有专家表示，目前企业税负改革的目标是降低增值税。但增值税税率有多档，行业间差距大，因此如何科学设计、有效简化增值税分档及税率，是企业税负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路漫漫，与其谴责那些“逃跑”的实业家，不如将重点放在改革税收制度上，这样既能留住他们，也能稳定经济增长。
　　(本文综合：百度百家、新浪、新京报、老虎财经)
　　本期财经百科到此结束啦！各位客官对叨叨的表现可还算满意！满意就请多多关注我们吧！往期节目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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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死亡税率”压死企业 真相触目惊心！
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却早已经超越了很多高收入国家。这么高的税负下，企业能够活着已经不易，谈何创新和转型？
　　过去多年，谈及中国的宏观税负，尽管有关部门用自己的公式一再证明：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但事实上，如果真的统一口径，实事求是，把所有的税负负担都统统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早已经赶英超美。负责任的学者大多同意中国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7%到40%的水平，而目前美国的宏观税负不到30%。　　著名税收专家李炜光先生最近发布了他们关于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的调研，其中的三个数据特别刺眼：　　一是对于税负究竟重不重的回答，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　　二是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三是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之比），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　　很多年前，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结论——　　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　　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　　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　　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　　李炜光先生认为，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在接近40%的水平上。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接近40%，按大口径计算或超过40%，而我国税收有90%是由企业交纳的，个人交纳部分不足10%。又由于占总额51.43%的税收是由民营企业交纳的，换句话说，民企纳税一点不比国企少。说我国民企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谱。　　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只是经济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却早已经超越了很多高收入国家。这么高的税负下，企业能够活着已经不易，谈何创新和转型？　　2011年，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几近一半以上的利润都被税费侵占，当年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72.45%的小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对未来6个月经营信心较低；3.29%的小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可能大幅亏损或歇业，对未来经营持悲观态度。　　中国税收结构“三高三低”　　流转税比重较高，所得税比重较低；企业交税比重较高，个人交税比重较低；生产经营过程中交税比重高，而收入和财富分配交税比重低。在这一特征下，企业在生产经营环节下税负较高，再加上社保等费用，企业负担沉重。　　由于企业间的差异很大，税负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企业资产中土地资源或不动产资源占比大，在近些年土地资产价格上涨，土地资产增值带来了巨额利润，税负就不显得重。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负就相对较重。　　在利润下滑，税负沉重的情况下，一部分中小企业只能放弃实业，而勉强坚持做实业的，大部分靠偷税漏税苟延残喘。很多企业能够活着，的确是靠逃税求生存。　　一家日用消费品企业税务总监张丽（化名）称，在公司近30亿元的纳税额中，增值税（税率17%）和企业所得税（税率25%）两个税种纳税额超过了20亿元，占公司纳税总额接近80%。和前两年相比，近两年税费负担有所减轻，比如全面推开营改增后，企业进项抵扣更多了。不过受“海淘”等影响，近两年公司销售额有所下滑，而减税规模相对总纳税额来说还比较小，税费负担仍然较重。　　安徽一家大型服装外贸和制造集团的负责人称，企业整体感觉税费负担比较重，制造业的税负要远远超过利润。该集团兼具贸易和制造两大业务，其中每年的出口额约为16亿元人民币（合2.5亿～3亿美元）。　　在这位负责人的印象里，由于占比较大的税种，比如企业所得税等都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即使有些小的税费合并或减免了，对企业来说也并没有明显减负的感觉。　　近几年外贸形势严峻，微利的情况下税负愈加凸显了出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打折多的都是服装店。”该负责人称，今年的出口订单比去年下降了5%～8%，尽管后面3个月的出口高峰期可能能追回一些订单，但和去年相比，都会下降至少5%。”　　不仅大中企业感觉税费负担沉重，小微企业也觉得税费负担不轻。浙江一家销售额在2000万左右的小型制造企业列了一个缴税账单，账单显示，2015年合计纳税约55万元，其中增值税21.6万、房产税3.4万元、土地使用税13.8万、社保费10.1万元，其他包括水利费、城建费等在内的附加税约5.2万元。　　由于2016年销售额略微升高了100万左右，预计总体税费将上升到近60万元，其中增值税略微增加至约24万，房产税3.4万维持不变，由于土地使用税2015年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今年不再享受，因此将增加到16.5万元，社保费则由于社会平均工资基数的变化而微升到10.3万元，其他附加税也略升到5.5万元。　　在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看来，企业这两年的税负也并没有减轻的感觉，反而是略有上升。更何况，在市场低迷的环境下，公司几乎没有利润可言。“算上每年都会出现几笔钱收不回来，利润基本没有。只要能按时发出工资，覆盖设备折旧就蛮好了。”　　上海一家食品企业的负责人表示：“企业现在很难，好不容易挣到一点钱，都缴税交掉了，而人力成本都在上升。”在市场下行而成本上升的形势下，政府减免的税收并没有让这些实体企业感觉到变化。　　“客观来说，政府服务在改善，但有些仍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税收力度也还不够，企业压力仍然大，实体企业感觉日子不好过。如果政府能扶持资质不错的企业，对企业来说，有重新成长发展的机会。”该负责人补充道，“毕竟这是经济的冬天。”　　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撰写文章谈到：过去减税，提的是“结构性减税”，我一直抨击，结构性减税是骗局，在结构性减税的口号下，所谓有增有减的结果是增的多，减的少，宏观税负不断上升，减负沦为了一种口号。在提出供给侧改革后，为企业减负视为供给侧的五大任务之一，有关部门抛弃了“结构性减税”的提法，直接提到降低宏观税负，减轻税收的总体负担，这是对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诚意的减税计划，提出营改增税负只减不增。但实际减税效果似乎并不大，营改增过程中企业不断反应实际负担在上升，经济下滑情况下，很多地方的加税冲动不断，房地产领域税费负担高达60%以上的情况下，不断传出房产税又要上马的消息。加税仍然是习惯性动作。今年一季度，河南某个地方税收增加了40%，居然在网站当成政绩宣传，思想深处重税主义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根据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生命周期，中国经济在目前本不应该如此艰难，但在重税主义的重压下，活着已经不易，谈何未来？再不下决心解决企业的税负负担问题，更困难的局面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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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捅了马蜂窝 以后啥也不说了
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捅了马蜂窝 以后啥也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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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研究员注意到，以研究者的一句“死亡税率”为导火索，以曹德旺的一翻“中美税负反差”为高潮，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舆论激战正在中国上演——
《环球时报》21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显然针锋相对；
中国税务总局21、22日则接连转载多篇文章，为税负辩护，指出“'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更多属于情绪表达”、“'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博览研究员认为，这场争论当中折射出的三大分歧，显示的是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对内改革最稀缺的“改革共识”的断裂——
“'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断裂。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否存在？”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强势的征税方与弱势的纳税方的断裂。
“'死亡税率’成不成立？”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企业生存现实与有关方面数字游戏之间的断裂。
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
作为“死亡税率”一词的“始作俑者”，知名财政学者，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直言不讳地批评：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
李炜光早先的调查发现，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他指出，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接近40%，按大口径计算或超过40%，而我国税收有90%是由企业交纳的，个人交纳部分不足10%。又由于占总额51.43%的税收是由民营企业交纳的，换句话说，民企纳税一点不比国企少。说我国民企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谱。
作为旁证，博览研究员也注意到，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引用的数据显示：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很显然，在当前，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只是经济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为此，李炜光警告称，“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
而针对这种“批判”，有关方面也坐不住了——
21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刊文反驳，他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而无论从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国都在发达国家以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李炜光对此回应称，看企业税负重不重，关键要看企业的税负占利润比例，这才是要害，否则就是在玩“数字游戏”：
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同样在21日，《环球时报》发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的评论文章，文章声称：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李炜光则反驳称：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很显然，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却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22日，国税总局也转发了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题为《财税专家：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死亡税负”说法太片面》，文中称，“近几年政府不断减税清费，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降低。其中，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预计全年减税总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但博览研究员注意到，“营改增减少企业负担”的说法却遭到了来自企业家的反对，宗庆后此前在演讲中就直言不讳：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说税下滑了5000亿，我看是收税收不下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
李炜光的调查也显示一样的结论：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中美税负的反差更多折射的是“两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路径”
其实，仅就所谓的“中美税负反差”来说，博览研究员认为，中美税收差异背后是两国“积累率”的差别，由此能够看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高增长体制，而美国则是一个高消费的低增长体制：中美税收体制的差异其实主要是“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差异。
中国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美国以收入所得税为主。流转税一般也称为“间接税”。所谓间接税是指，增值税等流转税，在商品生产流通环节地征收，会成为各企业的“成本”，推高产品价格，从而使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承担税收。
这就是所谓的“税收转嫁”。这种可以转嫁给消费者的税收，其实是通过对生产经营者征税的方式对消费者间接征税，故称“间接税”。
而美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所得税则直接向收入所得者征收，故称“直接税”。
明白了这些背景知识，可以看清背后的逻辑：美国以所得税为主，说明美国人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已经支付了需要承担的主要税收。
中国的所得税相对少，说明中国人在获得收入时承担的税收要少一些，主要的税赋按增值税这种“间接税”征收——“间接税”体现在产品价格上，谁购买产品，谁承担税收。
因此简要来说，美国的办法是“谁收入，谁交税”，用“上过税”的收入再去消费，不需要再承担更多税赋。中国则相反：“收入”本身不需要交太多税，是“谁消费，谁交税”。
因此，美国的税收是收入获得者承担，而中国的税收则是“消费支出者”承担。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的税制更鼓励储蓄积累，而美国则鼓励消费。
即使没有政治经济学基础的朋友想必也明白这个道理：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消费部分越多，积累的部分就少。
换言之，用于当下享受的部分越多，用于未来增长的部分也就越少。因此，中国税制背后，是一个努力提高积累率的“成长性”经济体，而美国税制背后则是一处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成熟”经济体。
仅就上述反差折射出的，似乎更多是两个经济体在不同环节“征税”，对不同受众的影响，尤其是“体感”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中美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争夺类似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资源”的当口，很容易被“放大、凸显”出来（难免会放大一些缺陷、夸张一些优势）！
但无论怎样“放大”，导致中国制造业税负“过高”这个现状，是不能回避的，否则，中国就不会搞劳什子的“结构性减税”了！
博览研究员认为，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正反双方”谁更有“道理”，谁更“苦情”，而是决策层及时针对这种在改革路径和方向上的“分歧”，加以“统筹”，避免“改革共识”的进一步“撕裂”，毕竟，当前的中国，在面对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产业结构亟待从“全球市场大调整”的角度予以重新整合的当口，只有深化改革（包括“扩大开放”带来的“倒逼机制”，如同这次曹德旺用美国的成本来衡量中国的税收一样）才能够走出这个“险滩”！！
延伸阅读：网易号自媒体《知道》对李炜光的专访
李炜光：李万甫说错了，“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世界银行压根就没将流转税计入“总税率”中，同时人家的假设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流转税可以实现顺利转嫁这个前提，他的这个错出的不小。也就是说，如果世行把流转税未转嫁出去的部分计入公式中，中国的总税率还要高。
李炜光：民营企业税负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51.43%。另外，国有企业的税负占比是往下降的。外贸企业稍微有一点下降。
李炜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我想知道民营企业到底怎么了，目前国家财税政策是否适合企业生存和发展。
由于经费限制，我们去了四个城市，采集了一百多个样本。有人抨击我以偏概全，我没有概全的想法，但是我调研的数据有代表性。我们以座谈为主，和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调研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
李炜光：企业负担的税费太高了，四个地区调研结果一样。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我称之为企业“死亡税率”。这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
李炜光：反攻来势汹汹。财税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这个问题，面临很大风险，我就是捅了马蜂窝。这个话题是我引起来的，我解释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说了。
李炜光：我们主要靠调研，官方数据作为辅助分析。从宏观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率约37%，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微观企业税负率就很接近这个数据。
另外，现在政府统计数据，用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企业营业收入，我认为这样不行，分母太大。分母应该用销售利润，即商业净利润，这样税负率就高了。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2013年—2016年，我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增值税等都不合理
李炜光：对呀！这还只是中位数，实际上很多企业税收比这个还要征得多。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其实我不想再说这个事了，很多人指责抨击我。
李炜光：这个不好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同，但不管如何，起码要保证企业能获得利润。企业获得利润才能去投资、去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主张轻税。亚当斯密阐述过，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重税肯定对企业造成很多困扰。
李炜光：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占比较大。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根据财政部规定，我国目前增值税最高税率为产品增值额（小规模纳税人除外）的17%，最低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李炜光：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它是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他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政府其实可以对企业进行一定补贴，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李炜光：曹先生说得没错，我们说得也没错，在企业这两方面税负问题都存在。
“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不减反增
李炜光：美国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即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就不征税。它调节的是分配销售这块，所以企业家可以放手去投资、去发展。
中国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就是在企业生产环节增加税收，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缴税。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等，还要缴约13%的附加税费，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等。
李炜光：我没这方面信息。现在国家监管的很严，企业家逃税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避税。
李炜光：外界有人认为“假减”这句话是我说的，其实与我无关，是另一位学者的话，但是我在调研中发现，确实有不少企业税负加重了。税负减轻企业，比例很少。
增值税的缴纳税费应该是由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所得，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进项税额不足额，无法转嫁出去，就变成了企业实际负担。我国近三分之一税收无法抵扣。比如你购置产品，购置库存，要取得增值税发票，两个额相抵才能减税，购买时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增加了。
李炜光：是啊！肯定是这样。不过，很多中共决议很好，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不到位，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才也说，以后我不说了。
李炜光：政府、企业、消费者都会受创。比如有些交易本可以进行，惠及多方，但是征税过重，交易难达成。企业没挣钱，消费者没享受到商品价值，政府也没获得好处，最后三方都得不到好处。
美国减税 中国企业也很难出去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肯定会对惠及美国，里根政府减税曾引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这项政策实施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但是，过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把企业都关在国内未必是好事。
李炜光：全球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会减税，不减税的话，对它的竞争是不利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引起国内市场很大反映，肯定物价要发生变化。
李炜光：那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到了中国，就不好说了，我不做任何评价。
中国只有3种税通过立法
李炜光：是的，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税种都不是正式立法的。84、85年的时候，人大在税法上对国务院进行了两次授权，授予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属于那种“无特定目标、无特定范围、无特定期限”的授权，但是那个授权基本上是一种形式，并不是把实际的权力授予国务院，实际权力本来就在国务院。目前主要的税种增值税还是以国务院暂行条例的形式存在的。
李炜光：国家宪法对于税收的立法权语焉不详，税收立法权到底归属于谁，是国务院还是人大，这些问题还不明确。
宪法应该在税收立法权、预算编制、审议、批准、监督、评估的一整套程序，还有财政体制，都要有所规定。这些问题倒不见得说得很细很具体，因为还有预算法、税收基本法，但是宪法在这些问题上应当给一个说法。
李炜光：我们国家目前的改革的阻力其实不是来自于民间。当年小岗村的农民写血书按手印，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那个时候政府很快发现了这个经验并推广之，党和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家都是追着改革往前走，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迫切需要，社会共识已经形成。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应该转向一个民主、法治、立宪的体制，这个大方向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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