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我在&命运&赋予我的地貌上，搭建我的人生舞台。而这也是我的天堂，虽然很无趣，但很简单，很真实。”蒋友柏在最近出版的中文自传《悬崖下的小道》中这样总结自己。
顶着蒋家后代的光环，配上天生帅气的面庞和极富个性的言行，并非娱乐圈出身的蒋友柏，却早已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甚至被称为“台湾的威廉王子”。然而8年前，蒋友柏就一路喊着“不做蒋家第四代”、“远离政治”，创立了一间名为“橙果”的设计公司，此举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近期，在台湾一项上班族心中“创业标杆”的调查里，蒋友柏排名第三，而前两位是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蒋友柏创办的橙果设计公司，已经拥有索尼、摩托罗拉、微软和雷诺车队等国际知名大客户。人们也终于将他的称呼改为——台湾橙果设计公司创始人蒋友柏。[]
“神灯”被拿走了
　　“在我12岁以前，我真的享受过“政治贵族”的待遇。我的成长过程就像一个虚幻的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小时候，我真的就像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心想事必成，要什么有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人把我手上那个神灯拿走，大精灵不再出现，我好像一下子被丢到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沙漠里，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之后的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以为我手上还有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灯，但其实我没有。假如我的命格里一定有"贵”这个字的话，那我会说是“贵人”而不是“贵族”。（《悬崖下的小道》）
　　1976年，蒋友柏在台北出生时，曾祖父蒋介石刚去世一年，这个台湾第一家族正沉寂在守孝悲哀的气氛中。虽然蒋介石没能见到小曾孙，但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取好了名字。男孩依次叫“松柏常青”，女孩依次叫“梅兰竹菊”。蒋友柏出生前，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有一女蒋友梅，二儿子蒋孝武有一子蒋友松，一女蒋友兰。如今，蒋家三公子蒋孝勇和夫人蒋方智怡又为蒋家添一丁，蒋经国欣喜不已。
　　蒋友柏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母亲蒋方智怡曾用3年时间为他挑选小学，而曾祖母蒋宋美龄在世时，全家人每年都在纽约过圣诞，蒋宋美龄为孩子们买玩具，甚至还辅导蒋友柏的英文功课。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4月，蒋孝勇一家搬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这在蒋友柏的人生轨迹中，是第一次变化。
　　问：你提到小时候就像拥有阿拉丁的神灯，神灯指谁？
　　蒋友柏：我已过世的曾祖蒋介石。在台湾，我的孩童时代，曾祖就只有一个名字“蒋公”，也因为这个尊称，在台湾的学校生活，我永远是老大。无论到哪里都有两个随从跟在后面，在教室上课，他们就坐在后面等我。上课忘了带课本，还可以叫他们回家拿。整个童年的记忆，让我感觉姓“蒋”还是挺牛的。
　　问：他们叫你“威廉王子”，很享受那个过程吗？
　　蒋友柏：他秃头（笑），我没有吧。我这个人比较随性，不会很在意这些。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问：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蒋友柏： 1988年，祖父蒋经国去世，我们全家搬到蒙特利尔。那时候很小，感觉好像是匆忙间逃出去的，一夜之间司机、管家、保镖全都不见了，起床后变成了说英文。直到父亲得了癌症，在病床前我们有过一段长谈，听父亲讲，祖父去世后，他在政治、事业和家族里，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以决定离开台湾。他这个决定对我倒是一件好事，让我有机会做一个“凡人”。
　　问：离开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吗？
　　蒋友柏：加拿大历史课的说法与台湾完全不一样。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比如：过去几百年，几乎平均每50年欧洲地区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如何避免战争再度发生？为什么每一个国家的“敌国”通常都是他的“邻国”？一个国家应该如何与“邻国”相处，才不会变成“敌国”？
　　因为语言不通，我不能进入班上的主流团体，只能安静地在一旁观察同学和班上的活动。后来，班里来了一个大陆的同学，我们很快交往起来。但当他知道我的曾祖父是谁后，有一天来跟我说，他父亲不许他与我交往，因为我是“蒋匪”、“蒋贼”的后代，我当场痛骂他一顿并与他绝交。回到家，我不敢跟父亲提这件事，因为“蒋匪”、“蒋贼”这样的字眼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办法从我嘴巴讲出来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样的字眼会污辱我的家族。
　　问：现在还会听到这个字眼吗？
　　蒋友柏：没有。我2001年回到台湾，几乎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称我曾祖父为“蒋公”，就连那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爱国爱党”中坚分子，大部分时候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经国先生”这个称呼偶尔有。[]
在台湾学校生活，我永远是老大。[]
我不会再靠近政治
　　当记者问蒋友柏，谁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父亲。蒋家有一套独特的“蒋氏训练”法：蒋孝勇会用带孩子爬山的机会，在他们爬完千层台阶而没有用心数数时，告诫他们：“虽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更稳。”除了数台阶，开车时经过多少路灯，一群鸟飞过共有多少只，都是他经常和孩子们玩的“即兴游戏”。他一方面在培养孩子随时随地的观察能力；一方面也在强化他们对环境的快速反应能力。
　　蒋友柏告诉记者，父亲蒋孝勇念过5年陆军军校，后来担任过中华民国射击协会理事长，因此蒋家还有一项特别的活动：打靶。从枪管的结构，到如何安全拆解一把枪，清理后再装回去，蒋友柏都非常清楚。“要命中目标，其实要将天、地、人及手中那把枪合而为一。就看你要准度，还是要速度。像K47的射程远，后坐力强，每击发一次要恢复平衡的状态，这和用精巧的左轮枪不同，如果要连中目标，抓住平衡感的速度，可能比准度更难练。你要能控制呼吸、肌肉和意志力。”
　　日，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因食道癌病逝，终年48岁。父亲病重期间，蒋友柏特意从纽约大学休学回来，陪在他身边。
　　问：你父亲和你谈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蒋友柏：我爸告诉我，人的一生很像一张布满了点的图表，每一点都是机会和选择。可以往上下连、往左右连；借由这些“点”才能决定目的地，才能决定自己是谁；它绝不是一条直线。如果我爸一直健康，我“应该”会去他的公司实习、上班，他“应该”会介绍许多人给我认识，“应该”会有人找我参与更多的计划。但是，人生没有“应该”，我突然觉得要赶快为家人做些什么。
　　问：你觉得父母留给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蒋友柏：我爸像朋友，真的像朋友一样教导我。我妈比较厉害的是，不管我们怎么叛逆，她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点就是最好的教诲。用“放”的方法让我们去探索人生，而不是“收”。
　　问：父母对你说做蒋家人很难，你也说人生要学会说“不要”，哪些东西是你决定不要的？
　　蒋友柏：对我来说，姓蒋是不可以不要的，它永远都会在，我也要努力把它做到好。其他，因为我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不喜欢的客户不接，钱不够的客户不接。但好玩的是，现在反而发现要经过什么都“要”的阶段。我跟以前的差别在于，现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可以给你什么，你拿到了会帮助你什么，所以我有选择权，以前不是。
　　问：你在美国学经济专业，最终为什么选择做设计？
　　蒋友柏：因为这条路别人没走过。而且我发现，原来的人生选择那么现实，所以决定去做一个人家想不到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因为那时候设计在台湾真的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才会想做，不服输。
　　问：为何远离政治？
　　蒋友柏：我诚实地讲，身为蒋家人，你要远离政治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你不要被政治所左右，不要被政治所利用。我不会再靠近政治，如若不然，我这辈子积累的东西就毁了，而且现在有小孩，想让他们安静地长大。[]
我诚实地讲，身为蒋家人，你要远离政治基本上是很难的。
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
　　蒋友柏发现，他的曾祖父活了88岁，祖父过世时是78岁，而他的父亲则只活了48岁。如果寿命长短在家族里存在某种逻辑关联的话，他担心延续到他这一代时，可能更不妙了。蒋友柏认真地“活着”，他喜欢用这个词形容自己的状态。他每天8点前准时上班，下午2点准时下班，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给自己和家庭制定的“设计体验”。
　　问：你平时怎样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间？
　　蒋友柏：我的人生曾经是“没有心跳的风花雪月”，就连成家之后也时常躲避人生，不愿意去面对繁琐的事情。当我发现我已经深深地伤害了生活中所有对我来说重要的人时，我决定试着用“设计体验”。我定下下午2点下班，逼我自己必须在工作时把每分钟的生产力发挥到极致；接着定下了不应酬的原则，让我必须无选择性地参与“家里的一切”的生活模式。这其实是我太太教我的，她不断地告诉我，物质上的满足无法成就一个家的幸福。花钱买体验很简单，但是不花钱去创造有意义的愉快才真正具有价值。
　　问：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心理年龄和成熟度？
　　蒋友柏：父亲曾对我说：“人生的长度是神定的，但宽度是人定的。”有时我会对着镜子问，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活？当死亡的概念遥不可及时，你会发现好多事现在不做，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做了。
　　问：为什么不愿做蒋家第四代？
　　蒋友柏：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喜欢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宁愿抛弃那“第四代”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从零开始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将来不管我是事业有成，还是终生一事无成，以后我儿子问我希不希望他是“蒋家第二代”，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说：“我希望你做你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个人对“年龄”的看法，通常不是从“几岁”的角度来看，而是从“还有几年可活”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我病态、悲观、庸人自扰，但这就是我。
　　问：你目前对自己还有什么目标和打算？
　　蒋友柏：我目前只是想慢慢学怎么做个生意人，越来越知道生意该怎么做。我想挣更多钱让我的员工和家人生活更好。现在也是自找麻烦的状况。我的愿望就是把所有老外的设计公司打垮，最近他们常常用中华文化的设计概念，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和我谈中国文化我就很不爽。
　　问：你的两本书，都用了“悬崖”这个词，为什么对它有特殊的感觉？
　　蒋友柏：因为悬崖让你没有退路，站在悬崖边，不管往上还是往下，你都想要拼命抓住。在崖上，有最清的风；在崖边，有最秀的景，在崖下，有粉身碎骨的失败。学会拥抱前方和上方的美景，一边接受下方的现实。我想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活得太舒服了，否则就会死掉。[]
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喜欢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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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设计：Agui1937年的中国，在外国人看来委实不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南方，为数众多的割据势力正窥伺着南京国民政府内的那把椅子，大规模的内战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而在这个国家的北边，东洋恶邻正步步紧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甚至这个国家名义上的领袖在半年前还差点因军队哗变而丢掉性命。可随着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这个不像国家的国家仿佛被施了魔法，军阀们对中央言听计从，各个党派纷纷表态服从政府。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坛第一位得到军界、政界、民间承认的领袖也宣告诞生……75年过去了，回望苦难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赋予他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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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日蒋介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从理论上讲，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全国性的政府，如果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去抗战，正面战场不打，保留实力直接上峨嵋山，那它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因为蒋介石让中央军——他的嫡系部队进行抵抗，他的威望在这个过程中才冉冉升起。庐山讲话说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面对民族危亡，一致抵抗，蒋介石的威望就在中央军被打的稀里哗啦，损失了那么多国军将领的时候上去了，随着他威望的上升，一个合法的中央政权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当时中国的国民情绪也不认为东三省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20年之前，1911年时许多人的目标是驱“驱逐鞑虏”，即把满洲人赶到满洲。1931年刚过去20年，没有人会觉得满洲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历史学家才去研究满洲这块土地和中国的历史关联。在研究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去唤醒民众，我们作为一个大中国家，一个大中国民族，民族共和这么走过来，东三省不可分割，由此慢慢的构建民族、国家的叙述。
最主要的原因是青年学生不能容忍，民众是没有错误的，人民永远不可能有错误，因为他们凭直觉判断，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指责人民错了。知识界应该有引导，当时华北知识界的高层其实对学生有很好的引导。九一八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丁文江这一拨人和华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宋哲元，还是很好的处理了这件事情，保持一定程度的张力，从年，并没有压制民众的抗日诉求，并未采取严厉的镇压，当然也不能镇压。
其实共产党也可以理解为地方实力派，1937年的中国，从理论上讲国民党统一了，实际上国民党根本没统一，蒋介石还没有成为全国的领袖，1937年统一在某种层次上是相当虚假的。最近有本新书叫《剑拔弩张的盟友》，它描述的是抗战中后期的历史，但实际上它告诉我们一个东西，中国真正走向统一，走向富强，走向现代观念的国家，可能就发生在抗战期间，这是非常急剧性的变化。九一八之后，其实没有统一的抗战，也不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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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这两人都参与了反对南京政府的“两广事变”，与蒋介石嫡系部队作战，而现在他们跟英国人谈话时却表示，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没有资格讨价还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抗日本人。“一年半以前，中国还面临着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威胁，而现在，几个旅行中的英国人却感觉到，眼前这个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团结。人们第一次发现，民意正在中国凝聚。”这是“七七事变”发生近两个月后，战火中的中国给予西方的印象。
日，第三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为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自动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后致书蒋介石，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除拥护政府对日作战外，各中间党派还在创办报刊，进行抗日宣传；支持抗战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7月8日，胡适离开北平南下，赴庐山参加战时咨询机关“国防参政会”，与周恩来、蒋百里、梁漱溟等30余人受任为国防参议员，共商抗战大事。胡适的这些想法，一周后得到了证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由胡适、江恒源、朱经农、梅贻琦等人参加的教育组谈话会，会上胡适发表了他对战时教育的意见。同时，胡适又认为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还不充分，开战必付出代价。但胡到庐山后，鉴于大家异口同声倡言抗日，蒋介石也下了抗战决心，他彻底主张抗日了。
七七事变中的蒋介石与宋哲元
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
此时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
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
西安事变是以抗日旗帜发动的。以蒋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国际上认可的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又拥有国内最雄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因而从当时中国的实情出发，抗战理应在蒋的指挥下进行。不论张杨怎样做，他们及两军必须做出牺牲！西安善后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接受中央的改编。红军不也是如此吗？这是抗日的大局决定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声援蒋介石。胡适、闻一多、朱自清等均发出了谴责张、杨劫持国家元首的、声援蒋介石的声音。普通百姓也站在蒋一边。当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对国民党来说，不论有多少派系，也不论其出现多大的离心倾向，蒋已在事实上成为国民党各派公认的“领袖”，他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并没有由于本人被扣而有所改变。如按照“审蒋”、“除蒋”的办法去做，势必造成新的内乱，有利的只是日本，有悖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初衷。因此张闻天提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地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湘、阎锡山、宋哲元、盛世才、刘文辉、杨森、何健等人明确表示了反对张杨，拥护中央的态度。甚至连曾遭蒋介石迫害的冯玉祥也谴责张，希望张释蒋。基本代表了地方精英的共识，即害怕蒋有意外而导致中国分裂，于抗战不利，因而他们对西安事变持保留态度。
西安事变中的苏联
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从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苏联甚至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
苏联政府竭力贬斥西安事变，表白自己同这一事变毫不相干，是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外政策的需要。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苏联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从而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以便使苏联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
共产国际的来电在对张学良的评价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一致，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作用。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中央于21日指示周恩来争取与蒋介石、陈诚谈判。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山西、广西、四川、宁夏、云南、青海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仍占据着地盘，并拥有数量不少的军队，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半分裂的状态。卢沟桥的炮声促成了国民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拥护抗日。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各省军政长官均出席会议。会后，除原先已在前线作战的地方部队外，川军、滇军、晋军、桂军等均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后，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在广西实施军事总动员，不到一个月桂系由原来的14个团扩编到40个团。8月4日，白崇禧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8月6日，桂军被整编为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三十七三个集团军，先后开赴前线。10月20日李宗仁飞往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官。
抗战爆发了！这消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僵持整整两天的川康整军会议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各怀鬼胎”，这时却被这消息震惊激怒，在外侮面前，一切新仇旧怨都已变得不值一提，与会者同仇敌忾，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阎锡山为我国尚未完成自强而心焦。当天，他写下了如下诗句：“已过九一八，今日卢沟桥；我未现代化，国中任敌骄。”事变之后，阎锡山很快投入到了全面抗战之中。阎锡山服从于整个战局的需要，听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安排，“中枢有计挽畏惧，无须浅识与共谋”。此时国内主战与主和的声音此起彼伏，阎锡山的态度：“由来日日三过江，群策群力将难扛；国内无备外无援，只凭决心安家邦”。在日记里写下“抗战到底，死而后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占据了我国大片土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召集中央及各省主席到南京开国防会议，商讨抗日御敌大计。会上，云南省主席龙云表示云南可出兵20万参加全国抗战，深得国民政府的嘉勉，当即给予中央军序列六十军、五十八军两个军番号，并规定照甲种军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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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人知，但你们的功绩将永世长存。
我们必须知道，屈辱又从何而来。
早已落魄的东北军开始迎来属于它的诸神黄昏。
曾抛头颅洒热血的义勇军将士埋骨何处？
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为民族留下了印记。
他们是抗日战争中共御外辱的兄弟。
为何只有中国，打起仗越来越烂？
面对日军侵略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呼吁“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积极沟通国民党政府，把民族的利益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上，不计本党的地位高低，多次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半年多的谈判中，国民党在表面上虽未拒绝联共抗日，但设置了种种障碍，从而使谈判未取得实质性结果。由于蒋介石联共主要是为中日关系的恶化作准备，所以只要日本不放弃侵略，他就感到有联共的必要；但只要中日关系还有一线缓和的希望，他就下不了联共的决心。
卢沟桥的炮声点燃了全国抗战的烈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为了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订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提出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
七七事变后，红军将士满怀爱国热情，多次发表通电，向国民政府要求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并于7月14日宣布自行政编。次日，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表示：愿立即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开赴抗日前线。
70年前的论文：抗日越久对中共越有利
历史政治学系余国瓒论文《中国共产党之研究》预言中国一定取得最终胜利，他分析“战争既发，实为中华民国生死关头，则国内各党派，应捐弃党之私利成见，而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之前提。”这个学生还颇有远见地预言：“抗日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共产党越有利。”
斯大林一上来就批评“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为此，“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三个师。”编制的问题不必担心，“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对八路军来说，在它还没有自己的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去骚扰敌人”。
中国只是由于日本的大举入侵和举国抗战体制的形成，才在当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统一。在此之前，中国虽然有过中央政府，但几乎总是不断地遭遇挑战。国民党人自己也时常会挑战中央的权威，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抗战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还在不断发生。抗日战争的爆发，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央政府的地位空前稳固，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因此得以极大提升。在决策抗战、坚持抗战方面，蒋介石确实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中国是最重要的反法西斯国家和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美英废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并且于1943年通过《开罗宣言》等承认中国有权收回被日本占领的领土。一大批中国人追求了上百年的梦想，终于在这时实现了。
而国家的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抗日战争使近百年饱受分裂之苦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了，增强了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程度和对政府的监督程度，它自然也就促进了国民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心和参与，从而成为民族复兴的枢纽。
抗日战争激起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努力建设一个强大且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开始成为了广大中国人的共识。但是非常遗憾，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在纪念和反思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还没有完成。
政府要能够赢得国民的认同。要对日抗战，根本上在于广大国民有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中国能坚持八年抗战不投降、不瓦解，没有国民和各派势力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认同，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有对国家的一致认同，没有对一个统一政府的认同感，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还是统一不起来。国民政府所以能够在抗战中成为中国统一的中心，根本上就是因为它自1927年以来经过不断努力，已经逐渐取得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其权威之所以再度受到挑战，甚至直接影响到战后内战爆发，也恰恰是国民党政府渐失信用。
蒋介石总结抗战初期失利原因
“此次平津战争，我们佟副军长和赵师长督战阵亡，其余旅团长以及下级官兵战死的，到现在为止，虽然还没有统计，但至少总在三千以上。似此战争不到两天，我们廿九军及各保安队官兵殉国的有这样多，实在是忠勇壮烈，但战争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失败，这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讲信义，我们平津一般将领受了敌人的欺骗，以致缺乏准备，没有作战决心。
“我的一生是打日本鬼子的一生”，晚年的关麟征对自己的戎马生涯颇为自豪。台儿庄战役之后，日军名将坂垣征四郎不无钦佩地说：“关麟征的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十个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与关麟征较量过的坂垣征四郎说：“关麟征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十个军。”
《敌人训练有素，特别是荣誉一师擅长白刃格斗》轻机枪手和步枪手交互冲锋。七、八名象是专门投掷手榴弹的投弹手伴随其后，一旦冲到距我约三十米的地方，就跪到机枪手和步枪手的前面，一齐投掷手榴弹，干得相当漂亮。一旦突击不成功，就在轻机枪的掩护下撤退。可是，我方没有弹药，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冲过来，所以也许会被吃掉。
蒋介石通过说服、调和、打通国民党内的不同意见，最后决策实行抗战，“义无反顾”。就这一点而言，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发动确实是有贡献的，而且他在抗战期间也始终坚持了抗战的立场。抵制了日伪的“诱和”及国民党内外的求和主张，也值得予以充分的肯定。
从“九一八”到“七七”，外敌的步步紧逼，让蒋介石慢慢攀上中国领袖的地位，而八年艰辛的抗战，使古老的中国逐渐转变为现代观念的民族国家。促成这些转变的动因正是人民对于政府的认同，这也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回首历史，我们得出浅薄的经验：一个政府想获得人民的认同，必须通过执政者的点滴努力，让民众看到实在，逐步取信于民，更要细心呵护来之不易的民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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