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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玮：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好战？
　　共识网5月4日文章&原题：的战争冲动、社会约束与武力使用&在17~18世纪美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移民与自然之间、殖民者与北美土著之间、殖民者之间、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经历了四次零和竞争。残酷的竞争让美国民族文化构成中好战成分日渐积累，好战冲动成为美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曾试图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来抑制这种生物性冲动。但是战争冲动是如此的深植于民族精神之中，以至于制度约束被渐次突破&&
　　战争写就的美国史
　　&蛮一点，孩子!&将近70年前，费孝通先生曾用美国父母看到小孩打架时的惯常反应，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人性格的一个侧面，并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如何看待使用武力对付别人。人们看到，在，美国不惜误导舆论继而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对更是发动了即使在鹰派看来也是&不必要的战争&。实际上，美国历史上发生了太多次&不必要的战争&，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在外交事务中，美国是不是过于依赖武力？
　　根据笔者对年间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各种情况的考察，在这200多年间，美国只有8.9%的年份中没有对外使用武力，而在90%以上的年份里都有对外使用武力的记录。美国使用武力的记录表明，好战因素在其民族文化构成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不然，美国十年中有九年会对外使用武力的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在1900年之前，美国使用武力的行为表现出相当规律的周期波动性。但当时波动的幅度小，峰值间的周期也短。究其根源，其时美国国力有限，好战情绪得到释放之后，需要及时的休养生息。而且，这一期间美国较少介入全球政治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开始了全球介入的旅程。美国使用武力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周期性影响，但总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重大战争也发生得越来越密集。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美国越来越强调高科技手段。而这只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美国曾将毁灭性的核武器用于实战)，并带动整个国际关系走向相互猜忌的方向。
　　那么，美国好战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回到美国历史的起点。
　　最初，遥远的美洲一直吸引着欧洲那些希望&重新开始&的人。除去那些希望通过殖民冒险而大发横财者，还有不堪忍受宗教压迫的人甘冒奇险远渡重洋。正是这一念间的选择，让他们的性格中的好战成分，高出了那些留在欧洲故乡的同族。这次选择让他们发生了第一次变异。而这一次变异，也将改变他们的基因序列，并遗传到他们后代的身上，并且表现得愈益显著。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已变得彼此陌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欧国家大起争执，相互视对方为外星人一般。
　　当初鼓足勇气离开故土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批人，渡海的经历使他们比以往更渴望土地，更害怕远离大陆，而这一经历也锤炼了他们的精神风貌。既然大洋都不能熄灭他们的求生本能和创世意志，那么，除非登陆后面对的是比大洋还险恶的对手，否则他们会让一切阻挠其意志的事物化为齑粉。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来者的群体不断壮大，对土地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同的冲突不可避免。
　　同印第安人的竞争，促使新来者在上岸后再一次做出抉择。与开始和土著居民合作乃至通婚的相反，和土著人通婚的现象非常罕见。英格兰人在新大陆继承了此前殖民的经验&&&不管爱尔兰人如何野蛮地对待殖民者，人总是报以加倍的野蛮&。于是，在新大陆，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残暴，就以英国殖民者为最。英格兰人的选择让变异再次发生，而这种变异再次遗传到他们的下一代当中。
　　第三次竞争主要发生在英国人、人和人之间。英国人在16世纪末取得了对西班牙的优势，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前不久赢得了与法国的&七年战争&。英国人在这些旷日持久的蛇与蛇的竞争中最终胜出，进化成了吃蛇的蛇。残酷的殖民竞争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最终确立了对这块土地的主宰，也让基于战争传统而建立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好战本性。
　　第四次竞争则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群体之内。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走向同类相残，进而分离出一支美洲旁系的，正是其好战本性高涨到阶段性的极点所致。连年征战使英帝国财政负担不断加剧，英国政府将目光转向美洲大陆，希望从殖民地征敛税收以弥补亏空。但是，这种做法受到了殖民地的抵制。随着敌对情绪不断发酵，刀枪相向最终成为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
　　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军官对殖民地那种&血战到底的激情&极为震惊。这场激烈的竞争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分裂为两支不同的旁系。竞争的直接结果是，英国不仅没有解决财政困难，还因为失去美洲的钱袋而加剧了财政困难。与之相反，其美洲殖民地则获得了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作为竞争中的胜者，他们比任何人都理解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性。像以往一样，这次自然选择再一次催生了机体的变异。而且，这次变异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深远，一个鼓励竞争和崇尚强者的现代社会诞生了。
　　制度的约束及其弱化
　　看着载誉而归的战士，睿智的美国政治家们提出，要用制度设计来钳制战争冲动。经过激烈的争吵，制宪会议对&战争权&进行了分割：总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执掌军权，国会则掌握了宣战权，并紧紧地控制拨款权。宪制设计的初衷是从制度上设防，使任何人不能垄断武力的使用，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从创始意图看，控制钱袋的国会，自然也能控制战争拨款，因而也就能有效控制政府的战争冲动。
　　最初，美国国会确实能够有效控制国家的战争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总统作为军事首脑可动用的战争资源过于匮乏。一方面，美国建立的常备军人数偏低(只有2600人);另一方面，财政困难制约了这个新生国家的战争能力。要不然，殖民地思想家潘恩也不必费心地向民众宣传&拿饷是士兵的权利，后勤是军队的生命&。简而言之，钱袋空瘪，国会自然严加看守;军队弱小，自然不会到处生事。
　　但是，随后的一百年里，限制战争的制度安排逐步受到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及其军队，不断翻新战争花样，借各种名义突破国会限制。年，新生的美国与法国&不宣而战&。由于是&有限对抗&，而且，由于害怕招致全面报复，国会没有正式向法国宣战。之后，美国政府发明了另一种战争模式，即小范围和小规模地悄然执行军事行动，这种&秘密方式&在19世纪被广泛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军事行动中，美国不屑于宣战，例如针对印第安部落、海盗群体的行动。其理由是，如果宣战的话，就会让美国堕落到他们这个档次。总之，上述行动都未经国会宣战，这也揭开了国会战争权旁落的序幕。
　　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更为猛烈的府会斗争。1846年的美墨战争，波尔克总统先于国会向宣战。半天后，国会才以174∶14的投票结果正式宣战。波尔克的举动让国会大为光火。之后，国会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诉求，例如国会曾六次拒绝布坎南总统在一个任期内提出用兵请求。不过，与前任总统布坎南相比，林肯总统可没那么温和。他甚至没有和国会商议便招募了一支军队，用来对抗南方的分裂行为。他对国会的控制非同寻常，说明行政部门能够广泛地扩张权力。几十年后，面对西班牙对手，府会的态度拧了个个儿：克利夫兰总统告诉好战的国会，即使国会向西班牙宣战，他也不会进行军事调度。国会遂只好等到麦金莱继任总统后，才有了行使宣战权的机会，这才有了对美国乃至世界影响至深的美西战争。简而言之，行政部门不断的挑战，是国会战争权旁落的重要原因。
　　国会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声音，议员中不乏好战分子。爱国主义的旗帜总是能够轻松地团结各派政治力量。更为致命的是国会&自毁长城&，做出过一系列让总统便宜行事的授权法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1964年升级越南战争的&东京湾决议&。1973年的&战争权法案&虽试图拨乱反正，但经过总统的否决而国会又推翻了总统的否决之后，这个法案变成了一个妥协的产物，存在根本性的制度漏洞，很难对总统构成实质性约束。
　　简而言之，为了限制战争冲动，美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对这一安排的挑战接踵而至，战争权的天平在20世纪初不可逆转地倒向了行政部门。到二战结束时，总统以三军统帅名义进行军事调度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并从此成为一项政治传统。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大小数百次，但经由国会宣战的只有寥寥几次。
　　另外，年间，反对党控制国会38年，执政党控制国会28年。统计显示，反对党或执政党占国会多数的年份里，美国海外使用武力的情况高度一致。更意外的是，反对党占国会多数的年份里，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频率，甚至还略高于执政党占多数的年份。也就是说，反对党占据国会多数，也无助于改变美国使用武力的习惯。由此也可以看出，面对战争冲动，国会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不难发现，用来驯服战争冲动的各种理性安排，一概不能发挥规训的功能。相反，美国认定要打的仗，就没有什么不可突破的限制。这大概是因为，作为&运用战争手段最熟练的社会&，它比任何社会都难以抑制动用战争工具的冲动。
　　为什么美国没有战争狂热
　　但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如此强大，且三军统帅的权力看上去如此不受限制，美国却并没有出现过持续的战争狂热。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探究其好战冲动和厌战情绪的社会心理平衡。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平衡，决定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使战争狂热不受欢迎。
　　如果没有一个军事上可行的计划，政治家恐怕不会轻易做出使用武力的决定。基于此，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军方意见会成为政治家重点考虑的对象。军事部门追求的目标，毋庸置疑就是在必要时打赢战争。当然，军事部门也需要直面各种战争风险。这样，军事部门对待风险的态度，就能对决定是否使用武力产生重要影响。关于军事部门对待战争及其风险的态度，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表达过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温伯格指出，美国使用武力需要满足六项条件，即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美国有压倒性优势兵力、有明确的作战思路、军队系统有所准备、得到民众的支持、且使用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从中可以发现，军方领袖慎重对待战争，直言&不可轻启刀锋&。特别是伊拉克问题长期化之后，军事部门更加排斥大规模行动。
　　当然，军方领袖和军队系统慎重看待战争，并不意味着军队没有冒险精神，也并不意味着军人中没有冒险之徒。战争不失为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能让一些人飞黄腾达。所以，尽管大多数人几乎从来都是在战争中一无所获，相反许多人还会因为战争失去一切，但是，总有人甘冒万劫不复之险，而欲攀上这个可能的上升通道。不排除有人希望通过战争改变命运，不排除有人希望通过战争延续传统，因此，不排除有人刻意诱发人性深处的战争冲动。
　　尤其是当有人打着正义的旗帜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时，不仅军队的战斗情绪，甚至整个社会的好战冲动都会被调动起来。例如，&天定命运观&让美国在近半个世纪中，波浪式地向西扩张领土。在这种&十字军情结&的感召下，美国人坚信拯救世界是它的道德义务。甚至有人指出，正是因为有系统的&战争宣传&，才使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卷入他们本来不情愿卷入的战争。它使美国不仅变成杀戮的机器，也让美国人死于无休止的杀戮。
　　反过来讲，也有人指出，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历史上进行的所有战争都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他们认为，服从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国家统治者的旨意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正如美国一位战略分析家所指出，美国公众既不是完全反对使用武力和付出伤亡代价，也不是盲目追随美国的领导。如果理由充分，如果领导人公开说明情况，如果所要采取的行动看起来可能成功，美国公众会伸出支持之手。那种认为美国人民贪生怕死的观点，不如说仅仅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影像而已。公众比一般所想的更支持使用武力，尽管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
　　综上所述，美国军队和公众对待战争的态度都具有二元性特征。军队作为战斗使命的承担者，是好战冲动最容易发酵的载体，也是厌战情绪最容易扩散的平台。公众作为战争的经济社会成本的最终承受者，恰恰最容易受到战争宣传的蛊惑，让一代人厌恶过战争之后，又让下一代人走向战争。但另一方面，每一代人经历过战争之后，都会对它心生厌恶。美国社会的土壤，尽管无法抑制战争冲动发芽，却没有让它演变成战争狂热。
　　那些成功的做法还会延续下去
　　要深入理解美国的每一个战争决定，就要了解美国做出战争决定的过程。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本该由府会联合做出，但是，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行政部门为了绕开国会的限制，创造性地发明了各种变通的策略，使美国可以轻易地做出战争决定。当然，美国也因此也会陷入战争泥潭，例如越南战争让几代人患上了&越南综合征&。直到海湾战争取得胜利后，他们才重拾丢失在越南的信心。
　　美国在战争中不断成长的经历，让它过分迷信自身军事实力。于是，在这个手执重锤的国家眼中，外部存在的问题很容易被建构成一个个&钉子&。而它一旦决定了要拔去钉子，就会开足马力向前冲，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反过来讲，只要能看到这种速胜的前景，战争决定也就不难做出。
　　归结起来，美利坚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残酷的竞争，在竞争中不断胜出又会强化其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强化又让它更倾向于利用已有的竞争优势去赢得下一场竞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越来越频繁使用武力的关键所在。而且，由于竞争观念已经深植于美国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那些过去让它成功的做法还会延续下去。(作者是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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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和品质，这和这个民族所在的国家的文明程度，教育水平有很大关系，但是民族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如同人的性格和品质一般，是漫长的，性格和品质一旦形成很难变化，外部对其影响也很难在短时间形成，相反这确实长期影响，潜移默化的一个结果，每个民族的性格和品质各有其特点，即使是文明程度发达的两个国家也各有不同，比如德国和法国，德国人以严谨，纪律性强著称，而法国人以浪漫闻名。每个国家的文化素质水平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品质却很难改变。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每个国家的崛起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品质有很大关系，也很大程度上和这个国家的文化素质人口素质有很大的作用，人是文化的传承者和传递者，近代最先崛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他们的冒险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在新航路的开辟，殖民非洲，亚洲，但是伴随着的是野蛮的殖民掠夺，但是很快金银这些贵金属很快在一个世纪内被这些殖民者掠夺，然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却认为这些贵金属取之不尽，也助长了国家的奢侈浪费之风，没有将这些金银用于再生产，反而大肆挥霍，造成这个国家的不论是最基础农产品还是奢侈品的物价奇高，大量的进口造成大量的白银黄金的外流，在历史学家眼里他们最后成了金银的搬运工，为他人做了嫁衣，后来随着无敌舰队的覆灭，殖民地金银制品和易开采的贵金属矿产的枯竭，他们的没落不可避免。荷兰的崛起，他的商业精神和精明的头脑也使其独霸世界霸主近一个世纪，本人觉得他民族性格和品质是更多的是其商业精神，尼德兰长期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受到严苛的重税，逼迫人们从事商业，特别是纺织等见效快利润高的行业，为了销售也催生了其优秀的造船业和航运业。英国和其特有的岛国特有的民族性格，也得益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我觉得德国人的严谨，守时，纪律性著称，在更早的时候应该这些品质在普鲁士人得到充分的体现，最终也是普鲁士人最终统一了德意志，但是普鲁士人好战的因子也深深的烙在德国人中，普鲁士的强大源于军队，腓特列大帝对军事的热衷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位君王对自己极为吝啬，一个国王的加冕典礼仅用了数百塔勒银币，而把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投入（约GDP的百分之七十）军队，小小的普鲁士拥有二十万强大的军队，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军队，而普鲁士则是一个军队拥有一个国家。后来的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覆灭，后来的纳粹德国。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德国的覆灭的原因很少见，中国王朝的覆灭多是由于王朝的腐败，社会黑暗，国家烂透了，然而德国覆灭后的迅速崛起，其政府的高效和清廉无疑给了我们很多思考。就写到这儿吧，累死了，过几天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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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地理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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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民族性格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思想传统中,儒家占据主导地位,且深深影响着国人的历史观价值观与是非观,自西汉来,儒家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他规定着社会运作的原则制度,从社会道德上约束人们的行为,上层统治阶级把它作为统治工具,思想的工具,指示整个社会为他的统治服务,中华民族的性格里多了一层儒家的正统意识,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传入中国,我们的民族性格的开放性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它迅速吸纳来自天竺的佛教,并把它中国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精美绝伦的莫高窟壁画即是一个见证,这种民族性格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的,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本身来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它内部已形成完善的独立的发展系统,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自给自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机制要老化,于是向外来文化学习的能力逐步提高,民族文化也是在逐步的吸收异域文化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融会贯通内化为自己民族服务的过程中形成的,每一次外来文化的光临对民族文化发展来说都是机遇,对本民族文化滋补的机遇,民族性格也在过程中增了许多因素,异域因素,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并流,这种文化教会使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发生改变,佛教研究人与天的问题,儒教探索人与人的问题,然而儒教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释道两教在民间广为发展,佛寺,道观兴盛.第二,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民族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关,地理位置的相对优越性会使民族的自豪感增强,民族的自信力也随之上升,这种民族的血脉里更多的流淌着乐观主义的血液,中国是一个例子,而地理环境和中国截然相反的日本大和民族就俨然有自卑情结,当然地理环境只是一个方面,日本是岛国,资源匮乏,人口密集,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常以地大物博自夸,久而久之,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使政府和国民以高大自居,他们乐意把先进的文化输入其他民族,以显国威,当然不乏文化交流的意义,儒家文化对大和民族的影响是一个见证,公元六世纪的大化改新,日本效仿中国建立了奈良城和东京,之后汉字艺术茶道武术的传入使日本本就文化浅薄的社会逐渐丰富,这点在以后还会再讲,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并没有使民族永远优越下去,鸦片战争的打响打破了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自居的续梦.第三,民族性格与社会发展状况有关,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基础出发,在社会繁荣,国家强盛,政治清明,文化开放时期,人们的普遍心理是开放,乐观,言论相对思想,思想自由度很高,社会风气良好,是社会机制良好的表现,表现在民族层面就是对外交流频繁,商品贸易无形中就是文化符号的传输,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后是稳定的长久的,它会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异常,但主流仍不变,宋代由于国力衰弱,军事不强,风雨飘摇,社会风气明显逊于唐朝,在诗歌散文创作上有一种呻吟之态,压抑感伤的笔调尤为浓厚.社会愈是发展良好,民族性格开放的一面就愈多.第四,民族性格的形成还与社会制度,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宗教信仰都在不同方面影响民族性格有关,这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以上谈及形成民族性格的几个因素,下面我将从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说明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及构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和黑船事件分别使两个国家紧闭的大门打开,中华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所做出的反映,体现了两个不同民族性格上的差异.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分别是这两个民族在民族性格上的对比,他们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的差异就体现此点,这两个事件是中日两个国家民族性格的一次检验,而中国是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加重,社会机制僵硬,人们思维僵化,于是统治阶级的戊戌变法试图用一种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方式使社会运行下去,维系传统社会的发展,君主立宪制被提到改革议案上来,光绪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实质上并无实权,即使颁布了一些列法令,然而都无关痛痒,社会整体的思想观念人禁锢在封建传统里,封建顽固势力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从本能上不愿接受外来文化,这种民族主义情结使他们产生对外来文化的恐惧感与强烈的排斥心理,这同时也是民族独立性的要求,中国人的大国心理,从对日本称倭,可以见出中华民族文化大国的自满情绪应该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应结束,但它没有,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志向一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禁锢和当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这艘旧船很难注入新鲜血液,内部机制已经僵化,社会系统向病态发展,腐朽的旧船不经常修葺是不会长久使用下去的,戊戌变法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守旧势力的扼杀,改良的道路失败了,大和民族在面对美国佩里叩关这一侵略行为时,他们的排斥力却很小,松本三之介在他的《国权与民权的变革》中说,日本人是复杂的,表现为精神上的柔软性,对事物采取顺应的态度,而非对立的态度,采取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立场,而非一以贯之的立场,文化中的兼容并蓄的多元倾向司空见惯,其实大和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反应机制自古就有,而且这是他们社会的传统,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影响同样深远,他们有经验,他们采用的是 社会等级制度,天皇并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幕府手里,因为本身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灾害的贫乏使岛国人民时刻有一种危机感,其国家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比中国强烈,其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要求绝对效忠于天皇,社会在吸纳儒家思想时,没有把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他们的民族心理里已经有国民共同意识,因而当社会发生危机时,他们采取把新制度积极拿来地开放态度不足为奇,这是习惯,也是民族的思维定势,松本三之介说,明治维新时代是充满进取性格和实验精神的时代,明治维新广泛吸取西方文化,给社会输入新鲜血液,关于日本完全西化的观点曾引起热议,日本没有完全西化,西化运动是指学习西方引进西学,用西方近代文化批判改造甚至取代苯民族文化,这个民族把西方文化,价值观与本民族的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文化本土化,成为本国的基础,西方的异质文明就脱颖而出,快速发展,明治维新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浓厚的封建残余在此次改革中保留下来,军国主思想终于爆发,甲午中日战争与后来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充分说明其民族性格的扩张性扩大性的一面,对外扩张,文化侵略,其实也是其民族自卑情结的间接表现,这次是失败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以及后来的崛起再一次证明了大和民族的对文化的吸纳能力与自我完善能力,这体现在性格上是谦虚谨慎学习进取的不屈的民族性格.而中华民族在这里表现出自闭内敛的性格,因而中国社会缺乏这样一种社会应急机制,即面对外来文化时如何反应,而不是继续保持一以贯之的大国文化心理的自满态度,中国民众普遍缺乏知性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儒家文化已内化于国人的是非观价值观审美观中,亦沉淀于国人的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中,中国是一个**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度,因而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情感,整个民族思维僵化呆板,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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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前不久，一张俄军战斗机飞掠美海军战舰上空的照片在媒体上火了，网友纷纷惊叹俄罗斯的魄力，不约而同地称其为&战斗民族&。同样的称呼还出现在去年10月份俄闪电出兵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期间，网友对俄罗斯如此强硬、大胆的举动直呼&过瘾&。然而，给俄罗斯民族贴上&战斗民族&这一标签并不恰当。
　　或许，网友并无恶意，只是单纯地出于赞叹、钦慕，但由于文化差异，俄罗斯民众对&战斗民族&一词的理解并非如此。笔者在与俄罗斯友人谈论此事时，发现对方的反应很强烈，在他们看来，他们并不喜欢这个含有侵略、挑衅色彩的称呼。
　　与&北极熊&这一称呼不同，&战斗民族&一词带有&凶悍&&侵略&&好战&&挑衅&的意味，而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并非如此。民族性格往往是民族历史的积淀，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区域性、大众化的性格特点。纵观世界历史就会惊奇地发现，曾经打败骄横一时的拿破仑的是俄罗斯，击溃独断专权的希特勒的也是俄罗斯;敢对&老美&说不的国家是俄罗斯，敢与&&较劲儿的国家还是俄罗斯。由此看来，俄罗斯民族勇猛强硬的性格特点根深蒂固。仔细分析发现，俄罗斯人民之所以屡屡敢同强权叫板，是因为有三个前提条件同时具备&&第一，爱国主义深入人心;第二，民族生存利益受到侵犯;第三，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由此，便可将国人所称谓的&战斗民族&分解为俄罗斯民族真正的性格特点。
　　勇猛但不凶悍。俄罗斯历来都十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从公元10世纪的&罗斯受洗&开始，俄就一直信奉，受宗教文化中集体观念的影响，俄民族开始有了爱国主义萌芽;由于俄罗斯地势平坦、资源丰富，历史上饱受战乱之苦，从那时起，人们一旦遇到外敌来犯就会团结起来共同御敌，爱国主义意识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后来著名的拿破仑战争及卫国战争中都能看到俄罗斯人民英勇顽强、奋勇拼搏的身影。前不久在叙利亚行动中牺牲的俄罗斯英雄亚历山大 普罗霍连科就是对俄爱国主义的最好证明。
　　能战但不好战。没有哪个民族生来喜欢战争，俄罗斯民族同样如此。对于俄频频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所谓的&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为，在笔者看来，是因为其民族利益的底线先遭到了侵犯，才会出现俄罗斯强力反击的情况。自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不断挤压俄战略生存空间，将战车开到了俄家门口。出兵叙利亚之前，俄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盟友巴沙尔政权在美国的打击下岌岌可危;从叙利亚撤兵之后，北约等国又不给俄喘息的机会，采取&拉锯战&和&消耗战&的战术不断在俄西南方地区制造紧张气氛，先后在挑起纳卡地区冲突，在举办&高贵伙伴&联合军演，在部署欧洲反导系统、签署加入北约协议等一系列针对性举措直逼俄罗斯腹地。可以说，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正承受着巨大的挤压。
　　强硬但不强势。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与俄曾两度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著名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因此，当国家利益遭受威胁时，俄罗斯民族无法忍受自己的利益底线被人随意触碰，往往采取强硬的态度对抗侵略者。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对叙采取行动的看法的问卷调查中，有70%的民众支持这一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俄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总的来说，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与其交往中应了解和掌握俄实际现状，注意文化差异，避免主观臆断，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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