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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洛城星光外的平凡故事（4）
& & 邱明的女儿对对16岁来美国和母亲团聚，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但十几年来，这对母女坚持着一个习惯：每周五一定在一起吃晚饭。对对刚出生，父亲就离开了家，不过因为祖父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在中国时，邱明母女的生活还算衣食无忧。& &
& & 可是到了美国，他们的生活就彻底变得贫民化了。对对刚来美国时，邱明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家里多了一个人，经济上感到比较紧张。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邱明经常会在“好莱坞公园”赌场里赌钱，但都是输多赢少，不过偶尔也有赢的时候，一下子能带回家一两千块钱。邱明一边说一边开玩笑地指着自己的脸说：“看见没有，我脸上这颗痦子，就是颗逢赌必输的痦子，不能赌的！”& &
& & 女儿对对在一旁笑了，她告诉我们可以理解母亲当时为什么去赌钱，因为母亲把她接到这边生活，家里经济也的确挺紧张的。不过，对对说，自己不担心母亲，因为在她看来没有母亲解决不了的问题。& &
& & 说起来美国后的彻底贫民化，邱明还回忆起自己去出版社里应聘编辑时的情景。“有一次，我到《新移民时报》去申请当编辑，后来我们那儿一个排版的人跟那个李白说：‘我怎么觉着邱明不一样啊？搞不好是高干子弟。’他说：‘不会吧，高干子弟到这里来，申请7块钱一个钟头的工作，不可能的啦。’后来，他去问茜茜。茜茜说：‘他们家当然是高干子弟。’后来我们那儿有人还说呢，‘要不然第一次面试，我就觉得她不一般呢。’我那时候才想起来，哦，我还是个高干子弟。我早忘了有这么回事！”& &
& & 每天，邱明就这样忙忙碌碌，为生计奔波，只有在夜晚，料理完家里的一切琐事之后，才偷来一时空闲。在她家中的一个角落里，放满了尘封已久的旧报纸。她曾经是中国第一个主持女性信箱的专栏作家，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但现在都以成为了过去。& &
& & 《中国的“亲爱艾比”》、《邱，雪中送炭的朋友》、《邱明在大陆饱受婚姻折磨 写作道尽中国女性的辛酸》、《中国大陆苦难女性的代言人》…… 呈现在面前的一篇篇报道，让我们想象着邱明过去的生活和工作。& &
& & 那天休假，邱明和儿子、女儿、女婿一起来到圣塔莫尼卡海滩散步。此时此刻，她是幸福并且甜蜜的。& &
& & “小时候，老师有一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我就说我没爸爸，只好拿妈当爸写……”邱明平静地回忆着过去，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看法：& &
& & “我不在乎我的老公渊博不渊博，有没有知识。你结婚就是找个人，帮你洗衣服、做饭、干事。你累了，知道给你按摩按摩，没事还能开开心。他（克瑞斯）在家里耍宝，天天在家里一会儿给我跳小天鹅，一会儿给我讲笑话，做鬼脸，逗得我天天开心。”& &
& && &“我对朋友也不是很在意，像现在也是，我有一个朋友就够了。有老公，有汉武帝，有我妈，再有一个朋友，就够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
& & “我一直自始至终还是把我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无论经历过什么，对于作家来讲，都是有用的。”& &
& & 圣塔莫尼卡的海滩曾在无数的好莱坞电影中出现，在这里结束我们的洛城故事——2004新年的洛杉矶，两个普通中国人，波澜不惊的生活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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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1）
& & 在马来西亚的现代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大部分人祖籍中国，生长在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青春和生命，最后一批人流落在泰国山区，其中仅有少数人回归马来西亚社会。这群人就是前马来西亚党（简称“马共”）的成员。他们的经历，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充满了悲壮苍凉的色彩。& &
& & 马来西亚党成立于日，它前身的一部分曾经是“中共南洋临时支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2年侵占马来西亚。马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成为抗日斗争的主力。月间，英国重新占领马来西亚，并在1948年颁布了旨在镇压马共力量的《6.20紧急法案》。对此，马共决定进行武装反抗，并于日组建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当时马共的总书记是祖籍广东潮汕的陈平。& &
& & 在英军正规部队的不断围剿下，马共武装逐渐陷入不利战势。1957年，马来西亚国内的三大政党组成联盟，通过和平选举取得了祖国的独立，一向为独立而战的马来西亚党顿时失去了依托，再也无法回到国家的政治中心舞台。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约3000人马撤至马泰边境泰国一侧的亚拉、陶公、宋卡、北大年四个府的原始山林中，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斗争。这一片地区重峦叠嶂，丛林茂密，有铁路连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又有港口可以直达香港，是国际犯罪集团毒品走私的必经通道，部队比较容易获得经济来源；此外，这里有多种政治力量交织，民族矛盾复杂，存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较大空间。这些有利条件和马共避实就虚、争取民心的战略让马共赢得了20多年休养生息的时间。& &
& & 1982年，东盟第15届外长会议强调东盟国家必须各自清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会后，在泰国政府的直接批准下，泰国陆军第四军实施了精心准备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对当时仍坚持在泰南边境地区的约1200人的马共部队进行全面围剿，攻陷了马共经营多年的主要军事和生产基地，使马共武装力量遭受致命的损失。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内部的派系矛盾使马共的武装斗争难以为继，1989年底，马共和泰国、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在泰南的合艾签署了《和平协定》，解散组织，放下了武器。除了300多人回到马来西亚之外，其余700多名前马共成员留在泰南边境地区的8个“和平村”里，过着普通平民的生活。& &
& & 和平村的村民们绝大多是来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华人，他们全都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从表面看，这是一个个悠闲的山村，惟有泰国军方在村口设立的24小时哨所，提示着它们的与众不同。& &
& & 马籍华人前方今年72岁，担任着和平村的村委。他曾是前马共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几十年的丛林战斗生活几乎是他人生的全部内容。饥饿和匮乏是残酷的游击战给他留下的最深记忆：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有相当多的马共战士活活饿死在丛林里。由于没有食盐，战士们缺乏碘和其他营养，只能摘一些野果补充养分，久而久之，身体都变得非常虚弱。& &
& & 前方的战友何铁是和平村的第一任村长，他今年71岁，祖籍广东。他的一只脚被马共部队自己的地雷炸掉，险些送命。他说：地雷是不分敌我的，虽然是我们埋的，但我们不小心踏上去也会炸的。后来轮到我自己中了地雷，爆炸的时候整个人都抛起来了，不省人事。同志们把我背回去，每天都要剪掉烂肉，用双氧水冲洗。喷到神经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被汗湿透了，就是这么忍着。行军的时候我不让他们背，自己砍一个树丫，拄着当拐杖。走到休息地时腿还一直在滴血，但是我顶住了。为什么可以顶住啊？有一个很大的武器，就是精神食粮。说到这里，何铁已经是满眼泪水。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种悲壮的信仰所产生的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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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2）
& & 55岁的丹青祖籍广西，从相貌上看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其实她是一个16岁就加入马共队伍的老兵。眼前的和平难以阻止她对部队生活的怀念，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部队的场景。丹青很小的时候就是橡胶林中的割胶能手，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她刚入伍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部队里她学会了识字写信，懂得了算术，还学会了拉手风琴。丹青在部队收获过美满的爱情，她的丈夫陈凯比她大30岁，曾是马共的一位高级指挥员，走出丛林后因病去世。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部队规定不能生育，许多马共成员在“下山”后才生儿育女。丹青的丈夫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丹青的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希望。丹青说，部队就是她的家，无论是扛枪打仗还是在兵工厂工作，她从来没有想过有其他选择。在山里生活几十年，青春在丛林中度过，但自己没有什么遗憾。对于她来说，外面的世界到底怎样已经不再重要了。& &
& & 88岁的老叶原名叫林斯辉，是祖籍海南的马来西亚华人。他打了20多年的游击战，是1972年到1980年间马共南下突击队的主要领导，部下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他的全家都跟随他参加了革命，三个女儿都是马共的战地医生，其中二女儿病死在丛林里。在一贯倡导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马共中，老叶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和平道路倡议者。谈到这个问题，老叶思绪万千：我曾去苏联住了一个月，没有学到一点东西，觉得太空洞了。在国际主义运动中，武装斗争是不得已的选择，非要到全国的群众形势已经发展到一定要搞武装斗争的不可的时候才行。如果你叫我反思的话，我们国家的情况跟中国完全不同，我们的农村没有群众可依靠，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当时的革命是不是成熟的？& &
& & 从南下突击队撤回后，老叶一直留在丛林中，直到和平的实现。但是当他得知马共宣布停止一切活动的时候，倡导和平的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正式宣布的时候，我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好像白白地干了几十年革命。我是要革命到底的，但你这样一宣布究竟是什么意思？党的一切都停止了，我也不算是党员了，我很痛苦，我流泪。我还找党的副总书记谈话，最后他说要用自我革命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这样我的心里才有一点平衡。党都不允许公开合法地存在了，那么你除了自我革命以外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我觉得，从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讲，从政党发展的规律讲，你也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消亡，你要是继续坚持这样也没有什么好处了。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们在群众里面很有威信，国际上对我们也很尊重。这些是事实，但是这个时代快过去了。”& &
& & 马共解散后，所有的成员必须接受一定的审查才能恢复马来西亚国籍。但很多人不肯放弃他们曾经坚持了几十年的信仰，也不愿意接受政府方面诸多的审查条件，于是把丛林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选择留在泰南的和平村中，至今也没有国籍身份。提到国籍，老叶怨愤难捺：“我们过去受苦、受罪、受累都是为了民族解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现在却落到一个无国籍难民的境地。我死了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你从哪里来，我怎么回答啊！我们犯了什么罪？根本就没有犯罪吗！我们只是要回去看看我们以前的祖国。为祖国奋斗几十年的，变成了无国籍，会愉快吗？不会！”& &
& & 在前马共成员中，有300多人通过审查取得了马来西亚国籍，回归马来西亚社会。那么，下山之后他们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首都吉隆坡的纷繁人海中，有两对前马共的战友夫妻。他们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
& & 罗松兴和蔡明京夫妇从泰南地区回到吉隆坡定居已有10年了。罗松兴今年51岁，祖籍中国，出生在马来西亚。下山后通过进修拿到了中医医师证书，在吉隆坡郊区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提供中医针灸、按摩服务。太太蔡明京是北京人，今年50岁。她19岁就加入了马共，现在为一家杂志做排版工作。罗松兴夫妇的青春时代全部献给了单纯的丛林部队生活，当他们真正开始和现代经济文明接触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马共停止活动后，他们曾经感到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前马共成员的特殊身份使他们难以被现存的社会秩序接受，而蔡明京由于出生在中国，就更加难以获得马来西亚的国籍。由于身份长期得不到解决，生计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多亏有一些倾向左派的人士，敢于雇佣他们做工，才使他们能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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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片子,很喜欢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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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3）
& & 2001年，经过长达9年的等待，蔡明京终于取得了马来西亚永久居民身份。她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永久居留权拿到后，就可以去其他公司做工，那些老板可以合法地聘用我了。另外就是可以开银行户口，考驾驶执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拿到护照，而且我特别急着要回中国一趟，因为我从小是在中国长大的。”虽然现在罗松兴和蔡明京已经是合法的马来西亚居民，但每当他们走在吉隆坡繁华的街道上时，还是感到自己和身边的一切有一种微妙的难以弥合的差距，觉得自己好像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他们的一些亲密战友在下山回城之后，就是由于这种心情而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最后又回到泰南山区去了。& &
& & 2003年春天，罗松兴夫妇花了15万马币在吉隆坡郊区买下了一套宽敞的排屋，建立起他们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家。这里地处原始森林的边缘，远离闹市，生活不大方便。许多客户看过房子后都因为担心昆虫野兽的骚扰而放弃了购买的打算，但对于罗松兴夫妇来说，这里的环境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亲切感，他们非常喜欢。住在这儿，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丛林中的战斗营地，那些随着时光消逝的美好记忆也回自然地浮现出来。& &
& & 直到今天罗松兴还珍藏着一个小包，里边放着在1978-79年间马共“反围剿”战斗中收到的蔡明京的信。他说，那时我在战斗部队，她是民兵队长，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她的来信。在质地粗糙的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其中的一封是这样写的：“在过去的一年中，你和你的战斗部队的同志们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你自己也得到了很大、很好的锻炼。在敌人的枪炮面前，当战友倒在身边的时候，你们的勇气有增无减。你想，我的心里会怎么想呢？可以想象，谁都会为自己的爱人英勇战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觉得你是好样的！每当水坝的方向涛声隆隆的时候，我都想，希望在那么一天，你带着胜利的捷报来相会。在紧握你双手的那一天，再谈吧！”除了战火硝烟带来的亲人分离之外，到了和平时期，很多马共夫妻因为在是留泰还是回马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罗松兴和蔡明京也曾因此发生过争执，但他们终究做出了共同的决定。紧张的部队生活使他们失去了生儿育女的机会，但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 &
& & 在回到吉隆坡的前马共成员中，今年54岁的李雅玉是少数几个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并有所发展的人。她靠打工挣的钱在海滨富人区购买了果园和楼房，并在城里的繁华地段经营着一家花店。泰南的丛林中到处都有鲜花，这个小花店也许是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中间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延续。花店里还有一位插花师和一位送货员，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雅玉喜欢自己动手，在客人来取货之前把花束整理好。和从前打工相比，现在雅玉能够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小花店里的花总是新鲜的，加上雅玉待人和蔼，同许多顾客建立了友谊，所以生意很好，她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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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4）
& & 李雅玉在当年马共部队中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她是在吉隆坡上的学，参加马共时，最初也是在城市里做地下工作。1977年，由于叛徒的出卖，李雅玉和同是马共地下组织成员的丈夫林书伍不得不抛下只有一岁大的儿子毛毛，断绝和家人的一切联系，立即撤退到泰南参加丛林部队。到部队以后当打字员。由于工作性质，她可以接触到别人不能看的一些报刊资料，所以对外界社会情况的了解一直没有中断。林书伍是和李雅玉一起返城的，目前承包装修工程，有不错的收入。& &
& & 在物质条件丰富的今天，这对患难夫妻最珍视的东西，仍然是丛林部队战斗生活留下的记忆。今天，他们家里还珍藏着在部队使用了多年的军用水壶、指南针、手电筒、猪毛刷子和只有从原始森林里才能采到的大灵芝。李雅玉说，指南针是我先生的宝贝。为什么呢？因为林书伍在部队是个“跑山”的。“跑山”就是为大部队担任尖兵，在崇山峻岭中侦察和开辟道路。会跑山的人通常都有很强的方向感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
& & 在各种代表着艰难岁月奋斗的纪念品中，李雅玉最珍惜的是第一次和长大的儿子重逢时合拍的照片。当时他们夫妇已经和儿子毛毛分别了十多年，为了手续上的方便，会面的地点安排在泰马边境上的黑木山免税区。毛毛是由伯伯带着来的，这样一个骨肉分离的家庭，在重逢时陌生感取代了本该应有的激动和欣喜。回到马来西亚后，李雅玉带着一种很内疚的心情在吉隆坡拼搏，为的就是给儿子更多的爱，让儿子得到一些补偿。她用所有的积蓄送儿子去英国读书，现在，毛毛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未婚妻，并成为妈妈生意上的好参谋。& &
& & 李雅玉心中无法弥补的缺憾是她没有能够更好地孝敬妈妈。当年突然转移进山的时候，她没有告诉妈妈自己的去向。当局为了寻找她的行踪，用尽各种手段，甚至他们家菜园子里的泥土也被翻了一遍。那时李雅玉的父母都已经年过六旬了，母亲想女儿想得天天哭，由于悲伤过度导致失明。最后她一直等到女儿下山回家后才离开人世。在所有马共的前成员中，李雅玉是幸运的一位，因为大多数人上山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和家人取得联系。& &
& & 日，吉隆坡的华人团体举行了马来西亚抗日烈士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作为那段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最后见证人，罗松兴夫妇和李雅玉夫妇也被邀请在列。人们不会忘记那段历史，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那些曾经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反抗侵略者、追求更加美好未来的烈士们将和青山常在，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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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两生花——芭堤雅的姐妹人妖（1）
& & 如果要问任何一个想要到泰国旅游的人，看看他或她想去什么地方，那么十之八九的人都一定会提到一个海滨城市的名字——芭堤雅（Pattaya）。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芭堤雅,就没有泰国今日繁荣的旅游业。芭堤雅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
& & 芭堤雅地处泰国的中南部，距离首都曼谷154公里，西南是一望无际的暹罗湾。1767年，泰国中部重镇大城府被缅族军队攻陷前夕，泰国塔可辛国王意识到如果只凭勇敢进行战斗，那么帝国很快就会灭亡。于是他率领500多名士兵转向南方，在击退追敌后来到帕塔亚以北的春武里，此后便在这一带活动，芭堤雅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
& & 40多年前，芭堤雅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而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东南亚最知名的旅游城市，享有“东方夏威夷”的美誉。芭堤雅的出名不仅是由于这里沙白如银、海水清净、阳光灿烂的海滨浴场，也不仅是因为生意兴旺的色情业，更主要的还是由于这里的泰国特产——令人感到神秘、精彩和刺激的人妖（即变性人）歌舞表演。& &
& & 目前，人妖歌舞表演几乎是到泰国的游客们必看的节目。台上能歌善舞、风姿卓越的“佳丽”，令观众有目不暇接、“雌雄难辩”的感觉。一年到头，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涌到芭堤雅，带着兴奋和猎奇的眼光，看看这些演员“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 &
& & 阿卡萨歌舞团是芭堤雅两家人妖歌舞团之一，有20多年的历史。阿茹和阿虹是在这个表演团工作的唯一一对华裔双胞胎演员。俩人今年都是26岁，从事歌舞表演已经有8年之久了。她们的经历说来也充满艰辛。& &
& & 阿茹和阿虹出生在泰国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潮州人，按照中国的姓氏她们应该姓王。由于没有生活在华人社会，所以她们都没有中文名字，中国话也只会说非常简单的几句。十几岁时，妈妈带着姐妹俩离开了好赌的父亲，从此三个人相依为命。18岁那年，由于姐妹俩在阿卡萨歌舞团找到了工作，全家便搬到了芭堤雅。& &
& & 在英语中，变性人有一个简单直白的称呼——Ladyboy，而在中文里，她们被带有贬义地被称为人妖。关于泰国人妖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人妖从古印度的“阉人”演变而来。印度阉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印度北方形成的莫卧儿伊斯兰教国家。在漫长的征战岁月里，穆斯林军中的一些首领专门搜集了一批先天的两性人（阴阳人）负责服侍家中的女眷。莫卧儿帝国建立后，大批阴阳人受到主人的青睐和重赏。此后，国家统治者以及其他达官显贵都竟相聘用阴阳人，这种习俗逐渐扩大到整个印度。于是一些生计艰难的男子便采取各种方式加入阴阳人的行列，人们把这种人称做“阉人”。后来阉人取代了阴阳人的地位，随着人数的增多，有些阉人转而学艺，变为以歌舞表演为生的人妖。后来这种风气流传到东南亚国家，并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和旅游卖点。& &
&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说起看人妖演出，外国游客大多不是到泰国，而是去新加坡，因为那时新加坡的人妖声名远扬。后来新加坡政府认为有伤风化，于是开展了一场扫妖行动，取缔了人妖。被扫地出门的人妖几乎全部移居泰国，泰国政府和社会宽容的态度给了这批人妖生存空间。她们大多数从事歌舞表演、美容美发等行业，这也使得泰国特别是芭堤雅的旅游观光业增加了新的内容。阿卡萨人妖歌舞团就是在近20年里迅速扩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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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两生花——芭堤雅的姐妹人妖（2）
& & 从表面上看,阿茹和阿虹完全是普通的泰国姑娘,相貌美丽,身材姣好。她们从小就有做女孩子的想法。先是妹妹阿虹有了这个念头，在行为上也开始喜欢男孩子，愿意偷看男孩子洗澡、帮他们写作业，对男孩子有特别的感觉。然后在孪生姐妹之间的奇妙感应之下，喜欢跳舞的阿茹也从内心逐渐发生变化。经过一段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她们终于留起长发，做了变性手术，以女孩子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泰国，也有一些穷苦人家为了挣钱，把他们的男孩从小当女孩子培养，再辅以激素和手术，让男孩子的男性生殖器渐渐地萎缩，女性的特征越来越征越来越突出，最后再把她们培养成漂亮迷人的歌舞演员。& &
& & 对于阿卡萨歌舞团的演员来说，成为女人是每一个人内心的渴望,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的选择。与此同时，生活的压力也是沉重而又不可回避的。人妖歌舞演员的黄金表演时间一般也就是持续十年左右，所以每个人妖都会趁着年轻貌美的时候多挣一点钱。在每天晚上三场演出后的空闲时间里，演员们都会抓住一切机会同游客合影，赚一些小费。还有的演员要到外边去拉客。& &
& & 阿茹和阿虹的生活简单而平静。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5点钟开始，一直到午夜。除了晚上的演出外，她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由于从小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姐妹俩早已经学会了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阿茹和阿虹的妈妈说：两个孩子从小就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家里没有能给她们的，她们靠自己的努力。作为母亲，我尊重她们的选择，只要不去危害别人，做男孩还是女孩都无所谓。& &
& & 过多年辛勤努力，阿茹和阿虹的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不久前姐妹俩用多年的积蓄买下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全家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引来许多人妖羡慕的目光。其他一些人妖平时收入虽然高，但也相当挥霍，攒不下钱来买房子。阿茹和阿虹的奋斗历程充分体现了泰国华人自强不息、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 &
& & 妹妹阿茹几年前结识了她现在的男朋友。他是一个富家子弟，现在也一起住在家里。阿虹也有自己的男朋友。根据泰国的法律，人妖可以和男朋友在一起，但对于人妖的婚姻在法律上还不承认，因为人妖的性别现在仍然被定为男性。虽然泰国的社会风气相当开放和包容，男人变女人是比较平常的事情，但人妖毕竟是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在平常的社会交往方面还是有许多不便之处。在感到孤单时，她们会打电话找朋友。& &
& & 在泰国，只有少数人妖做了变性手术，彻底改变了自身的性别。除了手术费用高昂之外，还有一些生理和心理的因素让很多人妖始终保持阴阳同体的状态。所以人妖上厕所往往闹出不大不小的误会和笑话。& &
& & 每个月的泰历佛节，阿茹和阿虹姐妹都会和妈妈一起去寺院拜佛。在这个佛教的国度里，人们笃信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在宽容慈悲的神明面前，生与死、阴与阳、善与恶、富与贫的所有界定和选择都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心里。无论在传说中人妖的前生或来世如何，现实的选择是每一个人妖都必须做出的。年岁大了以后，人妖演员就会离开歌舞团，有的人远离故土到国外嫁人，有的则会投身商海。阿茹和阿虹也有自己的打算：现在努力存钱，老了以后做自己的事业。& &
& & 再美丽动人的生命也有完结的时刻。据说人妖死后，男友都不会来，只有人妖姐妹们互相帮忙料理后事。阿茹和阿虹这一对华人姐妹花，坚信自己的追求和能力，今生今世给人以欢乐和享受，到下辈子还是要做人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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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果敢——金三角的华人聚居区（1）
& & 在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北部，聚居着一个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的清朝顺治初年。当时，南明王朝的桂王朱由榔在明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一批官员和将领的拥戴下于肇庆起事，宣布建立永历政权。清将吴三桂率10万大军讨伐，历经数年激战，把朱由榔所部从云南逐入缅甸。顺治十八年清军兵临城下，逼迫缅甸交出朱由榔，并于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将他和儿子极刑缢杀，结束了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政权。此后朱由榔的部下纷纷四散，其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逃进了缅甸果敢地区的深山老林，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变成当地的所谓“土著居民”。这些华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国外被人看成一个土著少数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华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政权，把果敢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
& & 果敢是缅甸掸帮的第一特区，与中国云南省接壤，是从金三角到云南的必经之地。近百年来，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果敢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金三角的武装冲突和毒品交易的旋涡中，这里曾经被缅甸党的武装控制长达21年。如今果敢的“少数民族”已经同缅甸政府达成和解，并在2003年宣布全面禁种鸦片。& &
& & 由云南的南伞边境口岸进入果敢非常方便，完全没有出国的感觉。这里的商家通用人民币，满街的中文招牌和云南方言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中国的一个南方县城。据说这里的水、电都是从云南输送过来的，电话使用的也是中国电信的网络。不过，街上经常能见到的军人身影显示，这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武装自治地区。& &
& & 掸帮特区的秘书长叫刘国玺，曾经在缅共时期担任过财政部长。他以自己祖籍中原而自豪。他介绍说，在整个云南的边境地区，刘姓人氏都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他所在的刘家到他已经是第11代了。在1897年以前，果敢这个地方实际上属于中国，后来英国殖民者侵占缅甸，把缅甸当作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便同清政府重新划界。1897年划界之后，果敢归属于缅甸。在果敢老街的大庙里，至今仍然存放着两块勘界碑，一块是清宣统三年的，一块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的。除了这记载着耻辱的大石碑外，英国殖民者给果敢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就是罂粟了。& &
& & 一百多年前，罂粟被引入了缅甸山区。这种俗称“懒汉庄稼”的植物，根本不需要像种粮食作物那样精心耕种。每年11月播种后，到来年的3、4月间果实成熟，就可以采集果浆，制作烟膏了。就这样，东方的山民渐渐吞噬了西方的罪恶。一时间，掸帮高原上的罂粟花盛开，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果敢的鸦片已经远近闻名。果敢九头山一带的鸦片是品质最高的，仅在这一带，一年的鸦片产量就可以高达15-20吨！国际上历来认为金三角的主宰者都是大毒枭，包括坤沙、罗星汉等人，这种印象也涉及到果敢特区政府的官员。对此，刘国玺秘书长断然否认。他指出：鸦片是英帝国主义埋下的祸根，它对当地农民的损害是最大的，但是到头来罪责都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
& & 缅甸是1948年宣布独立的，当时国内各种势力的矛盾骤然激化，各个少数民族纷纷武装自治，对抗中央政府。民族纷争和军阀势力反过来刺激了鸦片交易，果敢人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深陷其中不能自拔。20世纪的60年代，果敢成为缅共的解放区，在其后的20年间都处于同政府武装割据的状态。那时，在“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指导下，中国不仅给予缅共很多物质上的援助，还派来了军事顾问团。1989年果敢人民军宣布脱离缅共，率先打出与缅甸中央政府和解的旗号，得到了各族各派的响应。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从此缅甸内乱基本平息，大家都有了安居乐业的希望。& &
& & 战火平息后，根据和中央政府达成的协议，果敢成为掸帮的第一特区。特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享有高度的区域自治权。大多数原缅共时期的干部都脱下军装，进入特区政府任职。现在担任特区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付克忠，从前就是缅共东北军区的军官。他说，整个特区共有七个民族，18万多人口，其中汉族人最多。不过缅甸人把汉族人称为“果敢族”。这里的整个政府机构都是参照中国的模式设置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特区政府主席，现在由72岁的彭家声担任。他平时在家办公，主持着从财政收支到夫妻吵架的各种大小事务。特区政府下设各个职能部门，比如公安局等，工作语言是中文。果敢的地方武装现在叫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旗上有七个圆圈，象征着本地区的七大民族。这支部队的武器只是常规的陆军兵器，加上政治方面的信任，中央政府对它的存在还是很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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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果敢——金三角的华人聚居区（2）
& & 特区成立以后，毒品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和缅甸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特区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禁毒举措，到2003年向全世界宣布铲除了区内所有的罂粟田。然而，由于这里鸦片的种植和交易延续了100多年，鸦片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了当地居民的血液中，所以要成功实现经济的转型还尚需时日。过去当地人靠种鸦片能比较轻松地赚到钱，如果风调雨顺，一家人的年收入可以轻易达到5万块。禁种罂粟，等于彻底改变了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性。现在种植农作物的收入和以前种植罂粟时有天壤之别。他们说，以前“撒烟”（种鸦片）的时候，每天身上都能有三五百、千把块钱，可现在连十块钱也没有，经济很困难。由于绝大部分居民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能，而一家老小全年的吃、穿、零用钱都习惯于依赖鸦片的收入，所以当年特区政府出动人力铲除罂粟田的时候，他们简直是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不过居民们也承认：禁毒对于他们的下一代是有好处的。那些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如果沾上毒品，一辈子身体就都完了。& &
& & 果敢禁毒以后出现的经济困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协力基金从1997年开始针对这里高寒山区干旱缺水的情况，引进了在相同环境下适合生长的荞麦，在原来的罂粟田上进行替代种植试验。荞麦在日本的食品中有广泛应用，通常日本每年要从外国进口12万吨。几年来，虽然有些地方的替代种植已经成功，但是由于销售等方面的各种困难，果敢特区境内仍然存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些贫困人群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口粮不足，其次还有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卫生保健服务的严重短缺。这些贫困人群的境况非常悲惨，有些人对未来的生活前景已经近乎绝望。& &
& & 在大力禁毒的同时，特区政府宣布了吸引外来投资的开放政策，这使得大大小小的博彩厅和娱乐公司渐渐出现在果敢老街城里。也许只有靠这些办法，才能给这个失去鸦片经济的偏远山区注入一剂强心针。用特区主席彭家声的话说，这叫“你帮我发展，我帮你发财。”然而，在鸦片交易被彻底取缔之后，这里的博彩业也日渐萧条了。所以，特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是民生问题，是最令彭家声头疼的问题。& &
& & 彭家声在果敢是不折不扣的无冕之王，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在少年时期就加入了果敢土司的地方武装，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1965年他发起成立了果敢人民军，加入缅共组织后曾经担任过缅共武装力量的副司令员，1989年又是他率部脱离了缅共，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谈起这一生的奋斗，他非常有感触：“年轻的时候打仗参加革命，那会儿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和平安定。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但是能不能巩固就不知道了。现在大家还都拿着枪，这个后果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如果处理不好，搞大缅族主义，政府说你是一群土匪，要剿灭你，那仗马上就又打起来了。到时候命令一下去到处都打响，根本没办法管。现在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处在和平建设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是受到种种约束的。”& &
& & 彭家声所讲的“种种约束”，实际上是指缅甸政府对果敢特区的限制。果敢这几年连续干旱，禁毒后栽种的一些果树存活率很低，连居民吃水都成问题。这里搞农业没有理想的土地，搞工业又没有像样的产品和市场，民众出行也有一定的范围，所以要发展起来非常不容易。彭家声希望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果敢实地看一看，不要光大讲禁毒，还要帮助果敢发展，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他说：“你美国人如果不吃饭，我看你能顶多长时间？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不吃饭的你说有没有？如果不穿衣服裤子，人家会说你是野人。所以，（保障温饱）这个东西是大家的事，大家的责任。”如果说，以往的武力纷争和毒品肆虐是果敢必然经历的一种磨难，那么也许在未来，果敢人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起一个繁荣富强的新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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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1）
& & 中国的友好邻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地处中亚要地，有人口约1700万，国土面积达272万平方公里，是前苏联解体之前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自从在1991年宣布独立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尝试着崭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命运与机会的抗争，每天都在哈萨克斯坦交替上演着。而在这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却有一个不管风吹浪打，依旧泰然自若过日子的“少数”民族，他们好像生活在120多年以前——这就是被当地称为“东干人”的族群，他们的先人来自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都是炎黄子孙。& &
& & 从哈萨克斯坦靠近中国的阿拉木图市出发，向西驱车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天山脚下东干人聚居的楚河平原。在这片方圆将近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营盘和新渠两个大村落为核心，生活着大约10万名说着一口地道中国陕西方言的回民，形成了中亚地区最大的华人移民群落。这些回民的前辈是如何来到这里，又是怎样繁衍至今的呢？要揭开这个迷，就必须回顾清朝同治年间那场震动京畿的西北回民大起义。& &
& & 1862年，即清朝同治元年，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直接推动下，为了反抗满清政府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西北回族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起义首先从陕西开始，很快席卷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给满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朝政府派遣左宗棠等干将率重兵对起义群众进行了历时15年的极其残酷的杀戮，终于在1877年把这次大起义镇压下去。这年严冬，陕西回民起义军领袖白彦虎带领部下万余人经由新疆向中亚方向逃亡。队伍抵达中俄边境时，白彦虎决定用重金向俄国人买路，然后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绝后，其余人马连夜从天山山脉的一个山口进入俄罗斯。那一夜，风雪肆虐，严寒彻骨，上万人的起义军一路倒毙过半，最后只有3314人到达了当时俄罗斯七河省境内的托克马克镇。看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地势平坦，又有一条水质良好的楚河，于是起义军便安营扎寨——这第一个落脚点就逐渐演变为今日的营盘村。营盘靠山面水，土地肥沃。逃亡路上携带的菜籽，成了回民们新生计的开始。他们在这里种上了当地人不会栽培的中国白菜、茄子、辣椒等蔬菜，盖了房子，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定居生活。& &
& &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统治俄罗斯帝国的沙皇政府对这批逃亡的陕西回民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政策，赐给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的赋税。因为语言不通，这些黄皮肤，小眼睛的来客后来被当地人称作“东干人”（陕西方言“东岸子人”的对音）。除了营盘之外，楚河平原上还有建有新渠、江尔泊克、米梁坊、哨葫芦、红旗、坎布隆等10多个东干人的村落，而营盘和新渠一直是东干人的大本营。1924年前苏联进行民族识别与划界的时候，把东干人正式确定为“东干族”，成为前苏联100多个少数民族之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干人与华夏大地彻底丧失了联系，只是到了20世纪末叶，他们的存在才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 &
& & 从第一代东干人扎根楚河平原后，120多年来东干人一直专心种地务农。这期间俄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东干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两次战争而改写。第一次战争是年的内战，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荣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大批外国武装干涉军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敌对势力不断发动暴乱，制造流血和饥饿。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平息这场内战，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就曾成立了一支完全由东干人组成的红军骑兵团。这个团由参加过十月革命、当过工人赤卫队长的马三成率领，全团官兵作战勇敢，屡建奇功。1975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为了纪念这位东干人的英雄，特地将营盘村改名为马三成乡，沿用至今。& &
& & 第二次战争是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伤痛。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人口损失超过3000万，作为少数民族的东干人也无法躲避这场灾难。陕西村的老人们回忆说，为了补充前线急需的兵员，政府动用了非常手段抓壮丁，甚至KGB的人也参与进来。抓住壮丁后就直接塞进火车拉走，许多人从此杳无音信。当时总人口不到三万的东干族，战死沙场的就将近2000人。万幸的是，法西斯的铁蹄没有踏进中亚地区，东干人的村落在战争中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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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2）
& & 今天，东干人已经繁衍到第五代，总数超过12万人，其中陕西籍的人口占60%以上。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界河——楚河两岸和伊塞克湖畔，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富裕的生活和独距特色的精神文明。& &
& & 步入营盘村，人们可以立即感受到十足的陕西韵味：所有建筑都沿袭了关中地区的风格，待客的正房里垒着大炕，房檐上还挂着一串串老玉米。最香的饭是“婆姨”们拉出的面条，最受欢迎的娱乐是悠长的秦腔。陕西人特有的“十大怪”习俗在这里被原样保持，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等仍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古风。这个大村落的男女老少共一万多人，都靠种菜为生，每个家庭最少也有一公顷（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在前苏联时期，实行集体农庄制度，土地和各种农业机械都属于国家。大家一块干活，一起吃饭。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了私有化政策，国家把这片土地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了，每平方米才卖18坚戈（合不到人民币一块钱）。所以现在的营盘村每家都是个体经营。& &
& & 营盘村里唯一能识汉字、讲普通话的人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白伟华。这个中国名字是2001年开始在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才起的，在此之前他的“洋名”叫谢尔巴耶维奇。他说，我是哈萨克斯坦人，但哈萨克斯坦的人都把我们村的人叫东干人。我们这儿的人跟老毛子讲俄语，跟自己人讲的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陕西话。我们把跳舞叫“踏”，闲逛叫“浪”，上班叫“活”，面叫“饭”；把阿姨叫“丫丫”，照片叫“影头”，哥们叫“连手”，南瓜叫“倭瓜”，嫁妆叫“陪房”。还有，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官员称作“大人”，管警察叫“衙役”，店铺老板叫“掌柜的”。实际上，由于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俄语是接受教育和对外交往的正式语言，所以这种带有明清时期味道的陕西方言仅仅是一种家庭成员或同村邻里之间的口头交流工具。在表达像“电话”、“导弹”、“电脑”等方言中没有的新词汇时，还是要用俄语或者哈萨克语代替。& &
& & 营盘村里的人家几乎都是人丁兴旺的大户，现在一家有几个孩子都不算多。早辈的东干人怕人口少，家家都鼓励多生多养，一家有十几个孩子的情况很常见。白伟华在家有一个弟弟马立克和妹妹莎西达。小妹妹莎西达非常聪明可爱，已经上小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她有很好的音乐天赋，会用俄语、哈萨克语和回语唱歌，2004年春节时还作为嘉宾参加了西安电视台的迎春晚会。弟弟马立克今年20岁，已经在附近比什凯克市内的人文大学攻读了几年法律，他的业余爱好是打台球。白伟华的妻子叫罗莎，她的妈妈是学校老师，与白伟华的妈妈是亲姐妹，所以这门亲事是亲上加亲。罗莎说，哈萨克斯坦这边鼓励婆娘们生娃、养娃，每生一个娃政府就发些补贴。所以很多人都是早结婚、早生娃，有的时候，当爸爸妈妈的还是娃呢。不过，这边的年轻人念书也早。营盘村有30%的年轻人都读完了大学。罗莎也在家念大学的函授课程，一年只需要到学校去两次。& &
& & 陕西村的后代从哈萨克斯坦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中受益无穷。这里的孩子6岁上学，从第一年级一直念到第十一年级，所有的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上课时使用的语言可以是哈萨克语或俄语，但是在课堂上不能讲回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教学语言是东干文，它是一种用俄语拼写出来的陕西话。这种东干文使用了40多年，但由于拼写规律性不强，不规范，表达的意思也相对有限，所以现在除了40岁以上的人能懂外，年轻人对它没有兴趣。老一代东干人担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自己的母语以及它所代表的传统和文化标志会慢慢地丧失。& &
& & 陕西村里最有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是乒乓球。这项在中国有“国球”美誉的运动在这里简直可以称为“村球”，这恐怕也是某种天然的联系吧！白伟华介绍说，营盘的马三成学校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乒乓球比赛，比赛要邀请吉尔吉斯斯坦的乒乓球运动员们。届时在阿拉木图、托克马克等市镇和其他陕西村居住的人也都会来。有一些托克马克的东干族老人，非常喜欢到这里打乒乓球，他们往往是星期五在营盘的清真寺做完礼拜后就来学校打球。为什么他们要到这里打球呢？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在营盘长大的，后来才住到别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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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3）
& & 对于回民来说，封斋和开斋是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在斋月里，所有信奉穆斯林教的村民白天都不能开火进食，各人要精心反省，多做善事，以励练信仰、净化心灵。斋月结束的日子，往往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这期间陕西村的村民便按照代代相传的习俗，纷纷张罗婚嫁喜事。媒妁之约，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而在营盘和新渠，所有少男少女的终身大事仍然必须通过父母的筛选。从托媒到娶亲，男女双方即使从未谋面也很正常。为了维护血统的纯洁，避免族人被当地的主体民族所同化，陕西村的村民几乎没有和外族通婚的先例。120多年来，东干族的女子从不外嫁，男儿也不外娶。近亲通婚在这里是极其普通的事，村里的人几乎家家是亲戚。& &
& & 在举办婚礼的时候，东干人都要严格按照清朝时期陕西一带的老规矩办：出阁的前一天，新娘子要穿上绣花长袍，梳好“燕燕头”，在家里闭目静坐，俗称“坐炕”。为新娘子梳燕燕头，是婚礼中最重要和最繁琐的一个细节，只有几位老婆婆才会这门已经流传100多年的手艺。娶亲的这一天，新郎家要用最好的席面招待上门祝贺的乡亲们。筵席的原料一般以牛羊肉、萝卜和上等大米为主，做出羊肉抓饭和各种菜肴。操办这种筵席主要是已婚婆姨们的事情。东干人的女子一旦出嫁，就必须戴头巾，穿长裙，不能轻易外出示人。所以大规模的筵席也是已婚婆姨们聚会碰头的好机会。东干人吃席讲究摆长桌，上三排菜，其规格有18盘、24盘、36盘和48盘几个级别。一般的婚宴要准备100多人的午饭，这种场景往往是宾客如云，人头济济，颇为壮观。当迎亲的队伍来到新郎家门口时，新郎和伙伴们会“挡车讨喜钱”，这是新娘子过门前的最后一关。据说只有这样，小两口以后才会幸福美满。陕西村的男男女女，就像两棵连理树，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化，他们总能用传统的联姻方式，用朝夕固守的信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
& & 今年只有43多岁的安胡塞被营盘人尊称为“胡赛舅舅”，他是现时代东干人的领袖，陕西村里的大忙人。他的正式头衔是陕西村的村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干协会会长。根据他自己的反复“寻根”和国内有关学者的考证，他的祖籍在陕西长安与蓝田交界处的安家山。对他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怎样让陕西村的孩子们学习和掌握现代汉语，以便向陕西村的大众推广他们久已遗忘的汉字，用中文这个语言的载体和纽带延续自己的母语和文化。2003年11月，胡赛舅舅选派了7名陕西村里的少年去中国西安博爱国际学校学习中文。这7名少年里有6人高中毕业，还有一位叫马涛的少年19岁，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上了大学。他们7人都是参加村里的考试后从200多名候选人中选拔出来的。胡赛舅舅的长远计划是，等他们学好了，再回来教其他人。以后每年都要派人回“老家”学习，每年又都有学成回来的老师。这样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用中文取代过渡性的东干文，使所有村民都会使用流利的现代汉语，做新时代新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
& & 营盘和新渠一带有一个出了名的诗人，用村民的话讲，叫“写家”，他就是索尊实。索尊实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写的诗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他的中文名字是自己起的，意思就是“尊重史实”。谈起祖先的故事，索尊实如数家珍。他说，虽然所讲的未必可考，但是全和想象中的故乡息息相连。他那独具陕西味道的咏诵，道出了东干人沉淀百年的浓浓思乡之情：& &
& & 虽然中国我没去，也没见过，& &
& & 可是时常在心里，我可思想。& &
& & 你的俊美我听了，& &
& & 打爷跟前，说是那头他生了。& &
& & 百年之前，好像绿岭摆着呢，& &
& & 高山树林，冰山明明闪着呢，景景照红。& &
& & 长江黄河流着呢，打西往东，& &
& & 一切活物饮着呢，河里水清。& &
& & 水清滩里落着呢，涝坝跟前，& &
& & 在水里头浮着呢，巧声叫唤。& &
& & 跟前莲花开着呢，开的喜色，& &
& & 麻雀花上落着呢，不想要飞。& &
& & 历史书上也听过，中国很早，& &
& & 可是最后可开了，鲜花味道。& &
& & 就像春天撒开了，花的气色。& &
& & 一切民族闻见了，她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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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1）
& & 似乎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法国首都巴黎都称得上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国际化大都会。在这里，大街小路上匆匆走过的人群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来自异国他乡。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21世纪，巴黎对中国移民，特别是温州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黄皮肤、黑头发面孔冲击着塞纳河畔这片法兰西文明的汇粹之地。与此同时，不同人群所代表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磨合、矛盾甚至冲突也变得无法避免。& &
& & 日，巴黎第11区的区长萨赫先生率领区政府的所有职员举行了巴黎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的罢工。他们用停止提供公共服务和示威游行的方式向公众表示：反对大批中国温州的商人涌入本区。而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另外一隅，一个由温州人群组织的争取合法居留权的活动也从地下慢慢浮出水面。这两股从自身利益和追求目的都显得很难协调一致的力量，他们到底在要求什么呢？& &
& & 统计数据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大国。当今法国5700多万人口中，大约有1400万人口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其中，中国移民的总数虽然不多，但高度集中，颇为引人瞩目。温州人在巴黎的故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一批中国的战时劳工在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定居下来，凭借老乡之间的互相扶助，从小商小贩做起，逐渐开店铺设工场，在火车站周围形成了巴黎第一个华人聚居区。不过，这些老一辈的温州人数量不多，到1980年左右，巴黎的温州人也不过只有上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来自温州的华人急速增加。他们来到法国后，马上把家里的亲戚朋友接过来，再加上法国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使来巴黎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总人数在20年里从上千人猛增到现在的13万人，成为旅法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便在法国产生了一种“温州现象”，自然引起法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 &
& & 在巴黎，温州人最集中的地方有第3区的庙街一带，第11区的瑟丹波宾古街区以及第18、20区的若干地方，如伏尔泰街、美丽城等。他们基本上是靠温州传统的&三把刀&生意为生，即菜刀（开餐馆）、皮刀（做皮衣皮包）和剪刀（当裁缝）。这几种生意活动的高度集中使得第11区成为全法中低档服装和皮革制品的批发中心，同时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
& & 第11区政府的官员指责说，瑟丹波宾古社区原来有几十家面包店、咖啡馆、药店等，但都被中国商人买下来变成了服装批发店，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恶劣的影响。但由于商业交易自由受法国宪法保护，他人无权干涉，区政府只能以罢工表示抗议。萨赫区长对新闻媒体表示：本区内的中国服装店还在不断增加，交通、卫生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他已经忍无可忍。他还揭露说，所有这些批发商都来自中国的同一个省，这涉及到由人口贩子参与其中的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系统。& &
& & 萨赫区长的这番讲话在《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登出后，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11区的温州商人们也进行了反击。他们聘请了律师，指控区长污蔑华人形象，还抨击区政府企图通过缩小机动车道、频繁查扣违章车辆等方式将华人的服装业挤出去。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
& & 王庆亮是第11区的一个温州商人，他还担任着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的会长。这些年来，他亲眼目睹了温州商人在当地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与区政府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他介绍说，瑟丹波宾古街区有法国最古老的服装市场，最近30多年来一直是个搞服装批发的地方，只不过从前规模、名气都没有现在大。在过去几年里，华人的店铺一下子增加到大约400家，使这个街区在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气。在这些店铺中，有350家都是温州人开的。这个地方道路原本就狭窄，现在又有限制，肯定影响生意。前面的车一停，后边的车就过不来了。王庆亮揣测：“也许政府是出于要保护巴黎环境的考虑，把这些比较密集的、单一的商业市场挤到郊区，不让它们在巴黎市区出现。”& &
& & 温州商人们认为，虽然这几年法国的经济持续低迷，消费不旺，生意难做，但对他们打击最大的还是11区政府的一些做法。比如，警察一看见客人的汽车停下来就开罚单，吓得有些客人不敢来了。商人郑光中抱怨说，由于客人少，他的店营业额比上一年下降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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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2）
& & 第11区的居民对于温州商人的急剧扩张和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显然是不满的。区居民委员会的主席也曾带领一些居民举行过示威，要求区政府限制服装行业的发展。在瑟丹波宾古街区，居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从前哪里有一个书店、洗衣店，去哪里可以喝咖啡、买面包。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由于外来因素的作用变得同以前不一样了，这自然会产生某种对立的情绪。11区政府还给在服装业街区居住的每一个居民都发了通知，征集居民的签名，以便形成一个提交给法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修改相关的法律，以便让区政府有权力去干涉本区中出现的过度单一化经营问题。& &
& & 王庆亮会长也承认，“区政府的行动跟居民的不满有直接关系。可能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发展太快了，一发展大家就多少有点爆发户心态，容易露富。他们这里毕竟是自己的社会，自己的街区，我们这一批人在这里发展这么快，把他们搞乱了，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接受不了。居民有些话在区政府罢工前不敢说出来，现在也说了，比如说，你们中国人回家去吧。还有些居民在楼上把水瓶子扔下来，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我们跟区长的沟通有点困难，他有些话讲得比较偏激，对我们的指责多于肯定我们最近几年努力做的工作。”& &
& & 为了设法调解与区政府的关系，华人服装业总商会请到一位与法国上层社会有着良好关系的知名华商何复机先生出来帮忙。何先生同萨赫区长和一些法国律师、历史学家都谈过话，比较了解法国人的立场。他对王庆亮等人说，你们发展11区是对的，是很好的，但依法国人的想法，你们又是错的。你们的一些想法还是温州市那个地方的想法。区长同你们谈过好多次，你们都说OK，没有问题，但时间过去了，他觉得你们都没有做，所以就不高兴了。他说他差不多每天都收到居民投诉。他希望你们写一封书面的保证，保证第一不会在街上吵闹，尤其是在晚上；第二街道要保持清洁，不要太肮脏；第三在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里和其他法国的商店一样不开门；最后还有要解决好停车问题。他说了好多遍，绝对不是要同你们作对。从何先生的话语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温州人和巴黎当地居民拥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培育起来的生活传统，这两个人群要在一起和平相处是需要时间的。令人高兴的是，双方的对话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由第11区政府的官员、温州商人的代表和中国驻法国的外交官所组成的协商会议。& &
& & 参加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工作的章毅先生是协商会议的中方成员之一。10年前他在11区的瑟丹大街上开了自己的服装批发店。靠着温州人勤劳的天性把生意越做越大，他创立的品牌在业内也很有名气。章毅早已有了合法的居留权，法国的国籍也很快就要批下来了。但他仍然要面对自己和乡亲们的合法生意不被当地政府所欢迎这个事实。更令他头疼的是，当他回到家里时，他也不能被自己的女儿接受。& &
& & 章毅的女儿是在巴黎出生和成长的，从小在学校接受的是法式教育。章毅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能回到中国去，学一点中国的文化，毕业后到自己家的公司里干，帮帮他的忙。但他的女儿对此根本没有兴趣。在女儿眼里，温州式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圈子在法国的社会里显然不合时宜，她不愿意重走父辈的路。她说，我宁愿先读书，然后去了解外边的世界。如果外面的世界让我失望的话，我会继续做父亲的这一行，或者开我自己的商店。目前我还没有决定。但是，继续父亲的生意不是我马上想做的事情。如果我继续做父亲这一行，我害怕我一辈子都要做下去，这不是我想做的。我想了解外边的世界，去闯一闯。& &
& & 取得合法的居留权，仅仅是许多温州人迈进法国社会的第一步。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只能从表面上拉近与这个陌生西方国度的距离。等待他们的，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相对于第11区的那些为自己的合法生意而跟当地政府抗争的温州商人们来说，大批根本就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温州人关心的是怎样得到在法国生存的权利。近几年来，在巴黎经常可以见到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温州人成群结队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法国政府给予他们居留权。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这些积极参加“合法化行动”的温州人，大多是以偷渡的方式来到法国的。& &
& & 温州人黄松尧这样讲述了他的偷渡经历：“我是跟蛇头先到广西南宁，然后从东兴出发，13个人一组坐船去越南。躺在船的下边，上面用草席把你盖起来，再放上一些纸板、包装泡沫。船在海上开了一夜，估计开了15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才到越南。如果真要遇到什么大风浪的话，那船一翻，我们13个人怎么死掉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从越南到柬埔寨的金边，再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后有几个国家都是夜行，我也不知道是到了哪个国家。这样走下去，从意大利进入法国。一共走了三个月零三天，非常辛苦。在路上还遇到好多人，都是去法国，好像法国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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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3）
& & 和绝大多数偷渡者一样，黄松尧走上的是一条单程路。他承认：刚到法国时好像感觉很好，但没过几个月就觉得有些后悔了。可是后悔也没办法。既然你到这里来了，就不能回去，这个路是不能走回头路的。十几万块拿出来到了这里，总不能空手回去吧！何况家里的人还要继续到法国来呢。不知道的人说在法国好赚钱，结果到了这里你才会知道这个钱不是很好赚的。对于黄松尧和他的许多同乡来说，只要有了居留权和合法的工作，就能够享受同法国人一样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也许就是他们法国梦的根源。& &
& & 法国语言文化协会的主席马克.保罗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巴黎的温州人，他撰写的一些有关温州人状况的研究文章多次被提交给法国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马克.保罗先生说，一些温州人是非法进入法国的，也就是说没有居留证。有人把他们送到法国，有人在法国给他们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非法劳工为基础的经济文化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没有必要让外人看到，而且这个金字塔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需要人员补充。这些温州人主要从事两个行业：服装业和餐饮业。温州人是非常勤劳的，这是公认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再进一步了解，他们非常友善，而且很乐观。现在温州人圈子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法国人对他们这个群体不了解，现在情况稍微好一点。法国人不知道温州人是怎样生活的，因为他们非常封闭，只有极少的温州人与法国人通婚，所以法国人对温州人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另外确实存在一个经济文化上的金字塔，它使得温州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他们的饮食、家居和工作都完全是中国式的，这样就妨碍他们融入法国社会。由于今后欧盟成员国已经准备实行移民配额管理体制，以后的温州移民在前往法国时就更加前途未卜。& &
& & 1995年，巴黎的无证黑人移民组织了自己的团体，为争取合法的居留证件进行示威游行，有些人居然因此从政府手上拿到了居留证。从那以后，巴黎的温州人也很快学会了如何利用法国现行法律给予的权利，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发动街头的行动，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一些以温州人为主的民间团体，如第十一团体、第八团体、第三团体和2000团体就这样诞生了。& &
& & 星期六是第十一团体每周开大会的日子。这种团体的功能主要是帮助成员整理材料，提供咨询，向警察局和内政部提交拘留权申请，组织游行和占领教堂等活动。在开会时一般要散发传单，讲下一阶段搞什么行动，还会拿警察局的表格给大家填写。许多根本不懂法语的温州人很愿意参加进来，为的就是一纸居留证。黄松尧说得很直白：“闹得多了，估计他们政府就会有点考虑。前面有一批人，来了10年还没有拿到居留权。如果解决一批，我们排队就靠前了。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如果大家都不理不睬，政府也不理不睬，将来大家都没有，就是等20年也白等。人是活的，政策是死的，只有大家都闹起来，他们政府才可能会解决一点。你不闹的话，他们永远不会给你。”& &
& & 巴黎曾被法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形容为“万恶之都”。尽管如此，这位性格忧郁的文学大师也不得不大声说：万恶之都，我爱你！正是如此，千百年来，巴黎不断吸引着无数遥远国度的人们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地理上的距离可以很容易克服，可是，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距离，让来自温州的移民们不能轻易走出这个城市的边缘，更无法让他们企及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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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1）
& & 在英国每年都有种族袭击发生，旅英华人亦不能幸免。来英国“讨生活”的外国人常常会成为英国白人青年的出气筒，而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又因为英国警察的种族歧视而未能避免。不少善良的人们，带着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飘洋过海，来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迎接他们的却是歧视，甚至血腥。& &
& & 从香港移民过来的黄老板，在伦敦郊区经营着一家中餐馆。他的店铺经常会受到当地一些白人青年的骚扰。7年前的一天晚上，他遭到了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两个白人大约是十几二十岁，一个在外面，另一个就进来了，我的儿子跑过来说，有个人进到我们的柜台来抢劫啊，说要杀我们，放火烧我们的店铺。我用手推他，他就跳到柜台后面不愿意走。我用手推他的时候，他用手一甩，我就摔到后面的门边了。”歹徒迅速逃离了现场。黄先生报警后被送进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为骨折，终生残废。当他出院以后，向警方追查案件调查的进展，可发现警方根本没有受理这个案件，连他后来提供的疑犯资料都不知所踪。& &
& & 在英国打工的小张因精神病发作误伤了他人。警方并不承认他有精神病，仍然把他关进了监狱。小张的精神很困扰，多次写信给他哥哥说他的大限到了，他要用他的鞋带自杀。 他哥哥将这个情况通知了监狱官，但监狱官满不在乎，告诉他哥哥说，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是一个高度严密的监狱。他是不可能自杀的。两天之后，监狱官打电话给小张的哥哥，说小张用自己的鞋带，绑住监狱床的栏杆上吊死了。& &
& & 王先生则是被一伙白人青年打断了手臂，最近刚刚从香港疗伤回来。8月2日，大约二三十个十四五岁的白人青年冲进他的店铺抢钱。事后王先生报了警，并且把这些青年的住宿地址告诉了警察。但警察并没有去搜查。8月4日，还是这伙人又回来报复，打伤了王先生的头部，还打断了他的左手。案发的时候，有两部警车、十几个警察到了现场，但是没一个人做了记录。事件过去一年多了，他们仍然没有抓捕任何嫌犯。& &
& & 英国华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平等对待。特别是警方对华人存在着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关于种族歧视、种族袭击，有29%的(华人)表示受到过种族歧视或者种族袭击。& &
& & 与黑人不同的是，面对歧视，中国人往往选择沉默的方式。在英国人看来，华人是沉默的一群，华人社区等于沉默的社区。但沉默并不等于不受歧视，中国人只不过是在沉默地忍受着。可种族袭击并未因中国人的这种“遇事哑忍”而消减，反而愈演愈烈。当华人面对滋扰、面对袭击的时候报警，英国警察的态度通常也是爱理不理，案件总是不了了之。旅英华人需要有人能站出来为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说话。林怀耀便担当起了这个责任。& &
& & 今年48岁的林怀耀是香港人，他的正式工作是伦敦一个区政府的职员。在政府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参与处理华人社区的一些事务。1999年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监督警察行动组，后来又改名叫“民权”。这个组织得到了伦敦地方政府的资助，同时也得到了警方的正式认可，拥有一定的监督警方执法的权利。这样，在近些年发生多起种族袭击事件的背景下，当地华人与警方之间有了一个新的沟通和交涉渠道。林怀耀说：“华人过去一直都没有投诉的渠道，于是社会上其他人就不知道华人受歧视的情况原来这么严重。”& &
& & 多年来林怀耀一直致力于处理警方执法不公的问题。许多案件都是在他的介入下而有了最终的结果。很多人送给他一个绰号‘trouble maker’，他因此而成为伦敦华人社区一个自找麻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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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2）
& & 像很多香港人一样，当年林怀耀也怀着梦想来到英国。不过他关心的不是赚钱，而是热心于华人社区事务。2001年他参与组织的口蹄疫抗议活动，使他开始成为伦敦华人社区的名人。那一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口蹄疫。英国一些传媒报道说口蹄疫的来源可能是中餐馆非法进口肉制品引起的。中餐馆的生意因此一落千丈，激起全英华人的愤怒。林怀耀参与组织了上千名华人在伦敦游行，并到英国农业部抗议。农业大臣布朗最终发表声明表示道歉。并澄清有关报道是不真实的。认为是种族主义者故意散播谣言。据说这是历史上英国政府第一次向华人道歉。& &
& & 林怀耀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伦敦海克利区的房屋署。林怀耀是统计部门的经理，在这里他有一份每周两天半的工作，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林怀耀的工作态度认真，因而对他的两个同为中国人的属下要求也极为严格。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以一个严厉上司的形象出现。& &
& & 伦敦唐人街附近有大大小小的中餐馆上百家。这里既是中国人的聚集地，也是伦敦最出名的闹市区。他的另一间办公室就在这附近。那是华人社区的法律援助中心，也是“民权”的办公室。除了一周有三天要在政府上班以外，剩下的时间林怀耀基本上都会在这里度过。由于他在唐人街的名声越来越大，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要接到一些求助案件。& &
& & 林怀耀说他在房屋署的工作很单调，所以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民权”的工作中。他在房屋署的工作原来是全职。后来华人社区的事务越来越多，到2000年的时候，他就辞去了房屋署一半的工作，从全职变成半职。收入相应减少的那一半就由在“民权”的工作来弥补。虽然补不足，但林怀耀并不介意。他说够吃够生活就行了。钱是赚不完的，钱不是一切。& &
& & 大到组织口蹄疫抗议活动，抨击英国的移民政策，小到为唐人街华人餐馆的老板与警局交涉，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林怀耀在华人社区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英国BBC之类的媒体对林怀耀的采访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林怀耀向媒体抨击英国的移民政策也不是一次两次。这些年来他一直认为是英国的移民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人的偷渡潮。2000年英国多佛港发生了58名中国偷渡客闷死在集装箱里的事件。2004年20多名中国移民在英国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海浪卷走葬身大海。林怀耀认为这些惨案发生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英国政府不给予那些受害者合法的身份。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新的移民条例，它把调查移民身份的责任强加在了雇主的身上。这对雇主来说很不公平。很多雇主因为担心触犯移民条例而解雇那些身份不确定的员工。很多在唐人街打工多年的无身份者，由于害怕而纷纷辞工。华人餐馆受员工短缺之苦已有十多年。正是无证劳工的出现，才解决了英国华人餐馆的人手短缺问题。这个新的条例使得华人的饮食业受到打击，让华人有生意都不能做。饮食业是这里的华人的根基。如果饮食业受到打击的，那整个经济根基都受到影响。林怀耀希望媒体能够反映华人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使内政部或者是有关部门正视并且解决这些问题。& &
& & 在唐人街活跃十多年为林怀耀赢得了不少赞美之词。一位“民权”的共事者说：“共事这么多年，如果没有Jabez(林怀耀)的话，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是没办法做得到的，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例如口蹄疫的运动，例如多佛58人(案件的处理)，例如现在的莫肯姆湾(案件的处理)。因为Jabez(林怀耀的英文名)有一点很特别，他很 energetic，他很活跃。”多年的华人维权经验使得林怀耀深受信赖。许多在唐人街的华人一遇到麻烦就向林怀耀咨询，或者由他直接代为“申冤”。林怀耀成了唐人街上的“包青天”。& &
& & 不过因为帮助过不少弱势群体，也使得林怀耀在唐人街树敌很多。多年前他因为支持一家中餐馆的工人跟资方打官司，而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有人)恐吓我说如果你再代表这些工人找工会的话，你会血溅街头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必要也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是很不健康的。我当时回答他们的时候说，你说血溅街头是很不应该的。如果要我血溅街头的时候呢，除非我讲不出话了。如果我能讲话。我一定会报警。这都轮不到你怕不怕的。你做的事问心无愧，应该要做的就去做。如果因为这些恐吓你不去做，社区只会更加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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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3）
& &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寻求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十多年前开始林怀耀就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华人社区的事务。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疏远妻子和当时还很幼小的儿子，最终家庭生活出现了裂痕。对于家庭的破裂，这个在工作中充满昂扬斗志的男人居然泪流满面。& &
& &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地方不能碰。我是自私的。其实我都不明白什么世界大事。因为我自私。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的世界。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身边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样做是你自己的世界。你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
& & 因为工作上的“自私”，使得林怀耀忽视了家庭，忽视了对儿子的照顾。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但是现在他并不是想见儿子的时候就可以见到。“有一句广东谚语叫：如果什么都预先知道，那就不会有乞丐了。有时候碰到事情，你要做出的选择和决定，其后果自己是预料不到的。我们只能去面对。要是能回头，什么事都可以改变。我可能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但事实是你改变不了。也许事情能够补救，但能够补救并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那段时间，家里原有的生活模式突然改变。儿子年龄还小，并不能明白这种改变。他会觉得我对他照顾不周，对他的关注不够感到不开心。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林怀耀说，刚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和儿子待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少，可说话不多，未必开心。后来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要腾出时间陪儿子也越来越困难。但几年过去了，儿子成熟了许多，也渐渐地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因为彼此都懂得了珍惜。他们现在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也更像是一对父子。有时父子俩在一起还会玩一些比赛爬电线杆子之类的小游戏。林怀耀很享受跟儿子在一起的时光。& &
& & 今年是多佛惨案4周年，林怀耀正在筹办一个纪念性质的座谈会，同时也呼吁政府修改移民条例。“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英国的移民政策使得多佛港的死难者没有别的途径，被逼走向这些蛇头。莫肯姆湾的情况也都是因为移民政策不让他们工作，就逼得他们去做一些危险的工作。我相信除非移民政策改变，否则这样的惨剧还会继续发生。这种惨剧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机率是80%以上。我希望通过社区的讨论和探讨可以反映社区的意见，使当局正视这些问题。”跟唐人街上浓烈的商业氛围比起来，林怀耀正在做的事情显得有些不合事宜。主动过来咨询的人寥寥无几。他说他们开这个座谈会，就是希望多一些人来提出意见。冷漠和拒绝的气氛包围着林怀耀和他的伙伴们，但是这似乎丝毫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热情。他说这已经就很好了。至少没有人走过来说，这些无证的工人应该送回中国。& &
& & 来英国三十年，林怀耀从维护华人权利的活动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
& & “因为做这样的工作使我长了见识。因为我面对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我要寻求答案。这个寻求答案的过程，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是从其他人的不幸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如果我不处理的话我心里不好过。我有能力的，我就处理好。我去尝试。如果我尝试以后处理得了，我心里会很开心。我处理不了的时候会很沉重。我希望我不需要在‘民权'工作。因为只要‘民权'继续存在，就表示英国社会继续存在歧视华人的现象，英国的华人继续地受到袭击、受到歧视、受到滋扰。希望我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但是事实是另一回事。事实是只要英国的华人会受到歧视、袭击、滋扰的时候，这些工作就需要有人去做。我希望更多人来参与这个行动。”& &
& & 附：日﹐英国多佛尔港的海关人员在一辆货柜车的集装箱内发现60名中国非法入境者。在前往多佛尔港的途中﹐集装箱的通风口被关闭﹐导致58人被闷死﹐只有两人幸运生还。& &
& & 2004年2月，20多名中国移民在英格兰西北部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海浪卷走葬身大海。拾贝者大多没有合法身份。每人每天最多可获得30英镑的报酬，而“他们的头”每周则能获利600英镑。& &
& & 2001年3月，英国爆发了20年来最严重的口蹄疫，《泰晤士》报3月28日报道引述一份尚未发表的政府报告,指最先发现口蹄疫的农场,是因为农场主从一家非法进口东亚肉类的华人餐馆收购泔水喂猪所致。华人餐馆顿时成了口蹄疫爆发罪魁源头的替罪羊。４月８日，全英中餐馆还共同停业两小时，以抗议上述无理指责。此外，伦敦华人还为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共有１６０个华人组织参加，游行人数至少有１５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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