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陈兆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在占领北平的过程中,日寇急于控制中小学 教育。日,伪临时政府教育......6月20日宣布改直 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日,北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伪政府于日,将 北平又改为北京。1945年日寇投降后,又改......北京大学 年) 、 西南联合大 (学、 燕京大学、 北平大学、 日伪占领时期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工 学 院等 7 个全宗, 却没有发现北京医科大学全宗。......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 意 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 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1938年2月,周作人在北平出席了日伪华北占领 当局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也开始与故宫紧密联结在一起,哪怕是在被日伪占领 条件最 为艰苦的沦陷时期,张庭济也没有离开故宫,反而悉心尽力 艰难维持着当时的北平故宫本......与日伪顽强斗争的北平知识界_军事/政治_人文社科_专业资料。第6 期 赵 占春 ...4、日,北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伪政府于 日将北平改为北京,1945年日寇投降后,又 改为北平。 ? 5、北平和平解放后,日,......1937 年北平沦陷。1939 年,占领北平的日伪当局做了一个 3 规划:西郊为开发区...但在这段时间里,并不意味着弱 化了长安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从天安门前红色......日伪政府除了在教育界推行奴化教育外,还处心积虑地...现在,日本人已经攻占了北平,齐白石为了避免见到日本人...在北平,经李苦禅之手送出多少爱国青年已无法统计。......抗战中的北平文化界:外籍教授,患难与共_科学_初中...由于司徒雷登态度强硬,日伪占领当局不敢再到燕大来...用不了多久,他们几个也会像斯拿珀尔博士一样获得......日伪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平房区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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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统治下的中国东北！收藏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日本14年的统治中，日本军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开始了更为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通过极力推行殖民地的经济统治政策，垄断东北经济、掠夺东北资源，把东北特别是辽宁变成了他们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地。还把东北的教育作为其对东北人民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 九一八事变时占领抚顺县公署的日本宪兵 九一八事变时占领抚顺县公署的日本宪兵 在伪满洲国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日军不仅在物质上对中国的百姓进行限制和盘剥，还在精神上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不管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全部充斥着日本的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 一、吃大米成了“经济犯” 故事一：警察突然变“胡子”，吃肉都成了经济犯 讲述人：王树峰，1909年出生于河北昌黎，后迁居沈阳，见证了九一八事变，事变时在烧锅（烧酒）作坊里做杂工。现居沈阳，已年过百岁。1925年，16岁的王树峰从河北昌黎来到沈阳，在一家距离沈阳城30公里的烧锅作坊里做杂工。在上个世纪初期，烧锅作坊是大户人家，有钱、有院，甚至还有自己的枪炮、炮台和炮手，因为当时的东北胡子（强盗）比较猖獗。 日晚上，22岁的王树峰跟几个伙计一起在院子里收拾。突然，从东边传来一声巨响，王树峰被吓了一跳，刚刚还昏昏欲睡的大脑一下子就清醒了。这是怎么回事？伙计们凑到一起激动地谈论着，每个人心里都没底。后来“风声”传了进来，是日本人打进来了！已经打到北大营了！那一夜，王树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天亮后，当地的警察进了村。他们拿着枪抢劫杂货铺。村子里的秩序顿时乱了。这还了得，这不成了“胡子”了吗？村民们十分害怕，都跑到相对安全的烧锅作坊大院里。作坊马上组织炮手到炮台上守着。 王树峰还记得，从那之后，大家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日本人占领了沈阳，也渐渐统治了整个东北。在每个地方、每个机构里，都会有一个日本人做头子，剩下的中国人要听从命令办事。老百姓每天只能吃粗粮，吃大米、吃肉都成了“经济犯”。在这种情况下，王树峰所在的烧锅作坊维持不下去了。他后来在一家洋蜡铺子找了一份杂活，开始了漫长且煎熬的亡国奴生活。 故事二：我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 讲述人：柳春，伪满时期在大连读书，摘录其在2002年《纵横》杂志的文章《我在伪满时期的学生生活》。 日本学校学生中午饭必须带大米饭。当时的大连, 大米是专门配给日本人吃的, 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吃大米的,只能吃苞米和高粱米。在日本学校念书的学生, 能得到学校专门配给的每人每月15斤大米做带饭盒用。如果发现普通中国市民偷吃大米饭,就要被冠以“ 经济犯” 的罪名, 逮捕入狱。学校里还有一条规矩使人不能忍受,那就是每个星期都要吃一顿“日之丸” 御饭, 这一天只许带一盒米饭不许带菜, 而且必须在饭正中间放一颗酸红梅,一盒饭白白的,正中一个红梅, 就像一面日本国旗一样。目的是叫你吃了这一顿饭不忘日本天皇, 不忘所谓的“ 大和精神” 。饭前要静坐,低头祈祷, 保佑天皇, 保佑日本皇军打胜仗。可是我们班里的中国同学却都在心中骂日本人, 偷偷诅咒“ 小日本快完蛋吧”。 那年我的小妹妹刚刚出生，因当时配给的粮食不够, 营养不良，母亲奶水很少（那时连苞米饭、高粱米也都吃不上了，只能吃杂粮和鼓子）。暑假时,母亲叫我回旅顺老家一趟, 从乡下搞一点苞米面和高粱米回来。我高兴地答应下来，心想就凭我这身日本学校的水手服,带点儿苞米面和高粱米一定不成问题, 怎么说也能混过来。可没想到小日本查得真严,我从旅顺回来到大连火车站出站台时，还是被车站的乘警给搜了出来。（当时奶奶和婶婶把苞米面和高粱米缝在一个长筒袋子里缠在我的腰上,藏在裙子里。) 我一心想把这点粮食要回来, 就哀求他们说是因小妹妹没有奶吃，而不是“ 走私犯” , 也不是“ 经济犯” ,希望他们能照顾一下, 我不是做买卖的。他们不但没还给我, 还打了我两个耳光。好心的中国乘客都吓得在后面拉我的衣服说快走吧,不然叫他们抓走可不得了。我只好哭着跑回家。从那以后, 每个星期在学校里吃“日之丸” 时我都舍不得吃完, 总要留一点回去给弟妹们吃,我的小妹妹最终因为奶水不够而夭折了。从那时起我更恨日本人了。虽然当时我也穿的是日本制服, 也有那么一点点特殊待遇,但还是要受欺压的。 故事三：满腹辛酸的老人们 讲述故事摘录于吉林日报，2010年采访东北当地老人纪录。 今年90岁的高振斌，12岁以前在山东农村放猪，之后随挑筐背篓的家人逃荒，落脚在长春东安屯油坊。17岁时日本人占领了长春，高振斌就读的德惠南街小学，完全变为奴化教育。日本教员把旧名为新京的长春说成是国都，把伪满说是小孩子的国家，并编成顺口溜让孩子背诵。同时把学日语定为主要课程，还进行政治教育。张昭申是高振斌班上的同学，对日本人的文化教育很憎恨，结果被管纪律的老师拿竹教鞭一顿暴打。有的同学家在农村，家里要上交公粮。交不上的，日本人培养的地头蛇就到他家打骂，弄得那位同学及家人吃不上、穿不上。过年过节，改善生活时，就靠种点小麦磨点面，乡上的保甲长、警长一旦发现，又罚又打，任何时候都不让吃大米白面。逢年过节磨面时，则要选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年年冬天穿不上棉衣，高振斌上学要经过乱死岗子，经常看见吃不上饭没法活的人，饿死后被扔在那。高振斌因为家里生活艰难，最后到油场挣钱谋生，当事务员挣点钱，买个粮，他在名为同和的油坊干了一年，最后与叔叔养鸡谋生。在当时生活，整天提心吊胆，天天防着日本人抓劳工，高振斌的父亲、叔叔都被抓去修炮垒，都出过劳工。抗日胜利后，高振斌到铁路部门工作，生活才有了起色。 91岁的徐福住在九台市沿河街，他说日本在九台驻军地点叫西大营，常看到打枪的日本军人，老百姓很怕，每天看着日本军人、日本军旗，这种恐惧一直延续整整14年。九台的老百姓发现，装粮的车站异常繁华，路上的铁轮车的咯啦声一直响到1945年。这其间，徐福尝遍被奴役的滋味。日本人整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老百姓连走路都犯法，低头走就是思想犯。说话也犯法，说话莫谈国事，否则就是国事犯。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为了生存，徐福到长春打工，给日本人干活，就职在满探公司的松亭洋服店，给日本科长以上的人做活，地点在伪满中央银行附近。店铺掌柜是日本人，他挨过打，遭过抢，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 坍塌的抚顺城墙（1938年） 坍塌的抚顺城墙（1938年） 梅河口市解放街有个远近闻名的老寿星，他就是108岁的高寿老人李士庭。说起往事，老人满腹辛酸。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宁河县小丰屯，20岁左右时逃荒到关外，先后到苏家屯等地，最后落脚到海龙县山城镇，学了剃头手艺（理发），靠理发维持生活。日本兵侵占东北后实在太凶恶了，抢粮，烧虐，抓丁，牵个大狼狗满街遛，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人，咬得浑身是血，快断气了才罢手。有时把我抓去兵营给他们剃头，一个钱不给，一不小心碰疼了就挨一顿大嘴巴。中国人不准吃大米、白面、高粱米、猪肉、粉条，只能吃发了霉的苞米面。 二、由内到外的奴化教育 故事一：我既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后来又成为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 讲述人：张鹏云，曾用名张莹，男，汉族，日出生。辽宁省庄河市明山镇大营村人。离休前为辽宁省庄河市一中教师。日本占领时期就读于庄河国民高等学校、安东师道学校。日本占领时期曾在庄河县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 1934年，伪康德元年3月，我9岁，入小营初小，跟父亲读书。学校是四个年级的一个复式班，在小营屯西岗上，五间房，西头两间是村政府占用，东头三间是学校。课程有国语、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育。这时，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被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思想和方法。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等内容，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满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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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胆小怕事 太惜命了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为了让我学习有所成就，在1938年2月，带我到距家45公里处的青堆镇高小读书。课程有“国语(日语)”、“国语(满语)”(汉语)、算术、修身、国史、图画、唱歌、体育。每天早晨举行朝会，唱日本国歌和“满洲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遥拜。星期一早礼，校长宣读《即位诏书》，其余五天由校长训话，内容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课间操做所谓的“建国体操”。再也不像在初小时那样松散了。 日语、“满语”课内容中，有一些是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丰臣秀吉、乃木希典大将、广濑武夫，有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或者炫耀日本胜利的“日本海战”等等，从小学起就用这些材料贯彻“日满一德一心”的殖民奴化教育，从而达到亲善日本的目的。“国史”课从满族先人肃慎、靺鞨、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努尔哈赤的后金、皇太极的清讲到“满洲国”的建立，一方面只讲满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史不讲中原王朝兴衰更迭，以此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把东北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向我们灌输“东北向来就是满族等各族独立行使统治权的地区”，如辽、金、后金乃至大清和今天的“满洲国”。侵略者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目的就是教育我们这些娃娃，你是“满洲人”，你要感谢日本对“满洲国”建立做出的“无私”贡献，从而做日本殖民者驯服的“良民”。 日本人强迫学生学日语 日本人强迫学生学日语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7课时，比“满语”多两课时，日本教师担任日语课还担任物理、化学、数学等课，全用日语讲解，日语成了教学用语。学生入学就被告知，毕业时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这就是日本统治者实行的日语“检定制度”。学生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的等级，日语不及格根本不行。侵略者更毒辣的是在“满语”、理化、专业课课本中，对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专有名词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经常夹进这种拼音文字，造成中文面目全非。在语言中出现不少汉语和日语混杂的“协和语”，破坏了中国汉语的纯洁性。 与日语并重的是“国民道德”课。内容全是驯服奴化学生的“中坚国民”“学生本分”“报恩感谢”(指对日本侵略者)，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指溥仪登基)，“天壤无穷之国体”，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和“惟神之道”，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鼓吹“八紘一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 日本侵略者又公布五条《国民训》，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日本殖民者力图通过这些教育来摧残学生的民族意识，给其套上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皇道顺化”。每个星期一早礼举行升日、满两“国”“国旗”仪式，唱两“国”“国歌”。再由日本副校长宣读《即位诏书》或《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这些“诏书”，学生必须用日、“满”语背得烂熟。有时副校长只读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余部分由学生集体背诵，日本教师深入到排列中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星期二到星期五在早礼上，值星教师训话前，集体用日文背诵《国民训》。每月一日，要集体步行到城北25公里的老爷庙岭，参拜“日本神社”和“忠魂碑”(为死在庄河大地上的侵略者而立的碑)。 1941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大力推行法西斯军事教育，在校中增设“早训课”，派现役军官上尉宋煜恩为教官，以被抗联打伤残的退役上士车文业为助手，配发170支苏制连珠枪和相应配套的弹盒、皮带、刺刀、指挥刀、皮背包、信号旗、射靶、空包子弹和手榴弹等，一应俱全。《步兵操典》人手一册，要求掌握运用。每周三次军训课，每次90分钟。一二年级学生进行基础军事科目训练，三四年级进行战术训练和实战演习，强调“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命令，违者非打即骂。教官训话讲：“军训课合格的，国高毕业生入伍直接当班长，大专毕业生入伍可以当排长授军官衔”，道破设军训课目的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军训中，同要求军队士兵一样，特别严厉，动作错误、迟缓，车文业便拳打脚踢。对众多不合格的，命令互相对打嘴巴子；全部都不合格的集体罚单腿独立，另一腿伸向前方，像走正步似的，时间一长都累倒在地，还要重新站起，或罚做俯卧撑百余次，或罚匍匐前进100—200米，并称从处罚中，强化体质锻炼。达不到要求的、落后的都要遭毒打。他没有文化，讲话完全是命令式，是个典型的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忠的法西斯分子，我们都恨骂他为“打人狂”“车傻子”(1948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在军训课中，学生受到极大伤害，每次都累得筋疲力尽，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都把军训课称为“鬼门关”。 更令人心悸的是在学校实施下级生必须服从高年级生的“军事等级制”。路上，低级生遇到上级生要行举手礼，否则上级生可以就地训斥或打骂。我因自习迟到被高年级值星学生斥责，我说明原因分辩，就以不服从上级生为由，遭众多上级生毒打，打得我鼻青眼肿，班主任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安慰劝告我再不要“犯傻”而了事。低年级生对此都敢怒不敢言，造成学生不怕老师，而怕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日趋失败，在教育上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在学校实行“勤劳奉仕”，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为其侵略战争效劳。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话等，学生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三四年级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勤劳奉仕”成了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 1942年，我在国高三年级。10月，伪满第八军区司令姓刘的少将率领着校尉级军训教官、助手及司令部参谋等一行三十多人组成的军训检查团，轮流到伪安东省下属六县一市的国高、师道学校，检阅军训课，进行成果评比。内容有全校学生的阅兵式、分列式，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军事训练科目，三四年级的野战演习。讲评排出名次，作为考核军训教官、助手的成绩，依此作为晋级增薪的条件。因此检查前的一个月，学校下午完全停课，滚爬在训练场或田野上。临近检阅前一周，三四年级走读生，早四点钟必须到校，参加实战训练。往西到9公里的打拉腰港，往东到7公里处的大小岗子，沿途进行有关实战科目演练，有时急行军奔跑，有时攻打“敌人”阵地，有时匍匐前进，有时与敌遭遇抢奔山头打遭遇战……不管水塘河流、洼烂泥地，听到教官命令就得爬下或趟过去。军训教官为获取好成绩，不顾学生死活，拼命地催赶，风雨无阻，每天早晨空腹往返都在10公里左右，累得筋疲力尽。训练中如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休克。 从此，每年10月军训课检阅评比，成为例行。全校学生都要艰苦地撑过这一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学生在校内受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凌辱，在校外还常挨日本守备队军人打，学生成了“皇军”的手垫，回校报告给老师也没有用。一次午饭后，我和同学吕其平刚出校门，就被三名日军以没有给他们行礼为由，堵住打嘴巴子。我俩的痛叫，惊动老师和工友，跑出来才解脱了我们。老师们气愤地向日本副校长藤琦汇报说：&皇军’在校门口打学生，太不像话了。”藤琦却说：“谁叫他们冲撞‘皇军’呢，该打。”有文化的中学生都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何况平民老百姓呢？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把中国人视为“猪狗”，怎么样对待都可以。 1945年1月，我被庄河县教育科分配到距家18公里的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上任前父亲教育我说，到校后要尽心尽力教好学，绝不能糊弄人，有损于自己的德性。清夜扪心自问，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当老师最起码的条件。3月1日开学，我教高小一年级，兼作学校训育主任。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我充当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工具的生活结束，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新的教育生涯。 故事二：我厌恶透了奴化教育 讲述人：臧永昌。摘录于齐深红专栏《伪满洲国学生口述历史》 每天朝会向伪满皇宫和日本皇官行九十度鞠躬礼遥拜，用以强制灌输忠于伪满洲国和“大日本帝国”，忠于伪皇和日本天皇以及坚定对天照大神的信仰，企图让中国学生彻底忘掉中国。每天早自习必须分别背诵伪满的所谓《建国宣言》、1934年溥仪即位为伪皇的《即位诏书》和1935年伪皇溥仪第一次访日的《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其中，背诵次数最多的是《回銮训民诏书》。朝会后，全班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随后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全文，两年里背的不下数百遍，以至事隔六十多年后，到现在我还能够全文背诵出来。 我上国高时，每星期一还举行“诏书奉戴日”。上午第一节课，全校师生齐集礼堂(其实只是将两间教室中间的活板墙打开的一个大教室)肃立，由一位戴白手套的老师从存放处将装在圆筒里的“诏书”取出，放在一个日本式的木质祭器上，捧着走往讲台，全体师生按口令向这东西行注目礼。到讲台时交给校长或其他有资格的人，这个人像接受多么珍贵的东西一样，谨慎小心地接过来。这时候，全体师生听口令，一齐行九十度鞠躬礼，当时叫做“最敬礼”。随后将卷着的东西从筒子里取出，从左向右打开，然后轻声朗读。若是日本人念，取来的就是日译本，如果是所谓“满系”人念，取来的就是汉语本，多数时候是念《回銮训民诏书》，有时候念《国本奠定诏书》。每周一都是这么折腾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一年四十多个小时，四年就是一百六十多小时，这不仅是让青少年时代多少宝贵的光阴就这样白白被荒废掉了，而且是反来复去灌输骗人的谎言，在青少年身上打牢“日满协和”的烙印。 上学时要向日本天皇和溥仪的画像鞠躬 上学时要向日本天皇和溥仪的画像鞠躬 记不得是1942还是1943年了，伪政权公布了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撰写的所谓《国民训》，一共五条，有汉文和日文两种。各机关、各学校必须在每周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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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白城日伪机场遗址：日本侵华罪证
日09:44 　
　　日伪时期，驻在白城市的空军系日本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第七飞行团，是日本空军中的王牌飞行团，也是在中国战线最长的飞行团，在白城市共有6个机场，昨日，记者踏察了其中的一个机场遗址，如今，这个飞行团留下的遗址已经被改作其它用途。
　　本报白城电 1938年1月，日本关东军在白城市修建了6处飞机场，当时驻扎在白城的第七飞行旅是日本空军的王牌旅。昨日，记者到一飞机场的遗址采访，感受历史的变迁。夕日飞机库已经变成仓库昨日，在白城市岭下镇，记者坐着毛驴“出租车”，来到一飞机场遗址。赶毛驴的王崇山今年已经86岁了，他说，记者看到的圆形建筑就是日本人的飞机仓库。附近的村民说，附近的飞机仓库主要用来装战斗机和轰炸机，建国后曾住过人，之后家家有了房子，就把这个飞机仓库改成了存放杂物的仓库，当地人都称这种仓库为“飞机包”。记者看到，飞机包长宽均为20米，高6米。这样的飞机包是大飞机包，一共有 12处，还有6处小飞机包，这些飞机包都被编了号码，在每个飞机包的前面10米处还有物资储存库，每个物资储存库长宽各 8米，高约 2.5米，有4个洞口。飞机库是中国劳工建的
　　赶毛驴车的王崇山指着飞机包说，1938年，他19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穿日本军服的人，把他绑着带到了这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同村的10多个半大小伙子，他们都很害怕。王大爷说，为了不被打死，他们只有老实的干活，动作稍微有点迟慢就会挨打，周围都用铁丝网、电网连着，想跑都难。外面的人往里瞅一眼，都会被日本人的冷枪打死。王崇山说，机场建起来后，经常有飞机在村子的上空盘旋，有时还会有十几架飞机一起向外飞。
　　白城机场的修建背景
　　为什么日本侵略者要在白城修建飞机场呢？日本当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续航能力低，当时战斗机的飞行直径有300多公里，轰炸机的飞行直径只有600多公里，不能远距离飞行。由于白城的战略位置特殊，因此日本关东军在白城地区建立了6处飞机场以便发动战争。
　　日军第七飞行旅
　　( 城市晚报 实习记者国萍报道) [编辑： 孙鹏]1
　　记者了解到，白城市共有6处飞机场，平安镇机场、肖家屯机场、青山机场、黑水机场、镇赉机场、查干浩特机场。白城市博物馆宋德辉馆长说，这些机场都是日本关东军于1938年1月建的，当时驻在这里的是日军空军系日本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第七飞行旅，旅长为宝藏寺久雄少将。这个飞行旅先后参加了对热河、内蒙古、察哈尔、河北等地的航空作战，日，这支飞行旅还袭击了苏军托木斯科航空基地和桑贝斯地区，据记载，这次战役日本侵略者共击落和击毁苏军飞机120架，当时这支日军飞行旅的气焰非常嚣张，该旅也成为了日本空军中的王牌。
　　第七旅的破灭
　　据王崇山回忆说，1945年8月中旬之后一天晚上，住在镇西一带的村民听到爆炸声，声响持续了一天一夜，过了几天，村民才知道是日本人投降了，这些日本人炸了机场的油库和飞机。
　　TNT引爆江城 200枚炮弹记者杨树林报道 /摄本报吉林市电6月28日，吉林市公安局在驻军某部工兵的协助下，将长期存放在民爆公司猴岭服务站的200余枚旧炮弹、地雷、手榴弹等危险品，运进偏僻山坳里用TNT炸药引爆销毁。据悉，这是吉林市有史以来首次销毁如此大量的军用易爆品。
　　据警方介绍，这次集中销毁的旧炮弹，主要有迫击炮弹和火箭炮弹，还有航弹、重型炸弹、地雷、手雷、手榴弹等，大都是最近四五年内从民间收缴上来的。(城市晚报实习记者国萍报道) [编辑： 孙鹏]
　　2（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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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摘要：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日南京报纸以显要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署名文章:《忆厉恩虞同志》。文中诉说了他们二人几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谊，提及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学生领袖厉恩虞等发动和组织的清毒运动。
　　厉恩虞同志当时只是一个穷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采取巧妙的&合法&手段，成功地发动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厉恩虞同志是清毒运动的总指挥，我是清毒运动队伍的纠察队员之一;到1945年后半年，苏皖区党委派李涤非同志来南京，找到厉恩虞、王嘉谟同志，组织了&南京市各界抗战内援会&，工作重点随之转移为策反伪军和内应工作上，我又成为&内援会&的成员之一。回忆当年战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生命有限，岁月无情，亲历者濒老，知情者日稀。我与昌必学弟深感有责任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地记录下来，以便世人了解。
　　毒雾弥漫下的南京城
　　1943年的南京城，沦陷已近6年，日本侵华军总部和汪伪政府&首都&都设在这里。日寇手段最毒辣，处心最阴险的莫过于施行麻醉中国人民的毒化政策。对于日本这一动摇我国国本的政策，历届汉奸政府不仅不设法抵制，反而与其狼狈为奸，助纣为虐，肆无忌惮地大量运售、公卖，又允许在统治区内开设吸毒烟馆，从中抽税。几年间，沦陷区的如瘟疫一般蔓延。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其中以南京尤甚。当时南京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真可以说:&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诸多敌伪档案材料证明，日本政府在武装征服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个毒化中国国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早在战前就已实施，七七事变后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推行。尽管日本政府不允许任何日本人吸毒，但它怂恿其占领的内蒙边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又特设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致使毒品迅速地扩大到所有的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对外保密，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出&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仅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这是账面数字，实际大得多)，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
　　&火山&爆发的前夜
　　不愿作亡国奴的南京广大青年学生，对日伪一手制造的甚于洪水猛兽之烟祸，尤感切肤之痛，他们压在心头上的悲愤之情，好像火山底下的岩浆，一触即发。厉恩虞、王嘉谟同学就是这样一大批进步学生中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1945年秋王嘉谟在江宁县委由鲁平介绍入党;然后厉恩虞由王嘉谟介绍入党)，但他们品学兼优，博览进步书籍，对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心向往之。他们广泛联系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宣传抗日救国，公开宣讲毒品的危害和清毒的意义。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当时南京地下党组织较之抗战初期已有较大发展，并时刻关注着学校青年学生的动态。地下党派党员潘田于1941年11月组织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积极对青年学生开展工作。厉恩虞、王嘉谟等进步同学参加&青救社&并成为主要成员后，&青救社&迅速发展壮大。由于&青救社&和厉恩虞、王嘉谟等骨干分子在学生中影响大，威望高，当他们吹响清毒的号角时，立即得到各校学生的响应，迅速形成一股斗争的洪流。党组织从中具体指导，教育学生骨干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厉恩虞同志利用汪伪《民国日报》的记者身份，搜集了不少敌伪内部矛盾的情况，从中发现了日本、汪伪之间在毒品利润分配上的&狗咬狗&。原来，日本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都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染指，汪伪政府虽很不满，奴才又惹不起主子，从而又引发了烟馆税收上汪伪内部的争夺。
　　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汪精卫妻)、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周、梅都曾是蒋记国民党CC派的骨干)。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归周佛海兼任部长的财政部管理，其中相当数额，落入&CC派&集团腰包之中。&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自然恨上加恨。&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四千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交恶，矛盾日益加剧。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想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在汪逆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林柏生这一阴谋早被厉恩虞同志侦悉，并曾向党组织汇报，提出可否借此机会开展一个清毒运动。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南京在日军严格控制下，老百姓说一句抗日的话，便有被捕、被杀的危险，搞硬碰硬的群众游行示威，肯定要吃亏，主张不能盲动。提出了自始至终要利用林柏生，而又不能为林所利用的原则，只有在林柏生(时任汪伪宣传部长)公开提出保证后，才可行动，而且在行动中还必须讲究策略，喊口号时主要喊&打倒烟、赌、舞&，集中重点打击日伪毒化政策，不涉及其他问题，使敌人的反击无从下手。
　　不久，林柏生果然按捺不住，派他的爪牙李绍忠，找中央大学厉恩虞、王嘉谟等七八位同学，联系开始行动，并表示保护游行人员安全。厉把这一情况及时向潘田同志作了汇报，认为开展清毒运动的时机成熟，最后又得到上级党的批准。正如鲁平同志为厉恩虞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无尽的追思，真挚的怀念》中所说:&厉将这一情况向领导&青救社&的潘田同志汇报后，并共同研究出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方案，经过地下党南京工委(属苏皖区党委)书记舒诚同志批准，同意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清毒运动，激励群众，团结广大学生，发展进步势力&&&
　　惊天动地的吼声
　　1943年冬，沉闷无声的南京城怒吼了，南京的广大青年学生怒吼了。
　　12月17日，青年学生揭开了清毒运动的序幕。南京中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在厉恩虞、王嘉谟带领下，游行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砸了&逍遥阁&、&云裳阁&、&广寒宫&等几家大的烟馆，向广大群众宣传烟祸的危害性、严重性，指出这样下去，比当年林则徐所说的&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更为严重，那就是国家危殆，种族灭绝。围观群众热烈鼓掌支持。但是砸烟馆时，王嘉谟在与宪警说理斗争中，头上竟挨了日本宪兵一刀，鲜血直流。消息传开，激起全市大中学生的公愤。&青救社&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邀请各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翌日举行全市青年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集合地点、游行路线、口号内容决定后，又组成纠察队以防敌人破坏。总指挥厉恩虞要求我们纠察队员随队伍行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查看有没有混入可疑之人;万一遇到敌人破坏，要忠于职守，维持秩序，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或在混乱中引起伤亡。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民大会堂&广场，总指挥厉恩虞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清毒队伍，沿着国府路往西，转向中山路，经过新街口，向南直奔夫子庙。一路之上，队伍严肃有序，悲壮激昂，不断高呼口号，唱进步歌曲。一阵又一阵的&反毒化政策&、&我们不要毒品&、&彻底清除烟、赌、舞&、&为民除害&、&为社会除恶&、&打倒丧心病狂的毒贩子&、&同胞们觉醒起来，向毒品进行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沿途同胞高举双手，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队伍行进到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冲砸了所有的烟馆和赌场、舞厅(变相卖淫场所，不同于今日舞厅)，驱散了醉生梦死的国民渣滓，当场收缴了烟土、烟枪、烟灯等大量烟具和赌具，装上人力车随队向群众公开展览。再经白下路，转入太平路，回到&国民大会堂&，将缴获的逾万两的烟土，大量的烟具及赌具，堆放在大会堂广场中央，由厉恩虞、王嘉谟点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大量毒品化为灰烬，大家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这时，大批日宪、伪警持枪站在队伍的后面和周围，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我们毫不畏惧，怒目相对，满腔悲愤地高唱《毕业歌》、《满江红》。&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歌声响彻云霄。外强中干的敌人，在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青年学生面前，终于未敢下毒手，灰溜溜地撤走了。
　　当晚我们又在大会堂召开大会，由王嘉谟主持，厉恩虞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他高声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们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厉还号召把这场清毒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彻底清除毒患。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并推选厉恩虞为会长，王嘉谟为副会长。
　　清毒巨浪滚滚向前
　　12月18日，清毒斗争席卷南京城，并波及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广大青年学生。华东地区的镇江、扬州、徐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芜湖、南通，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三镇，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年学生相继而起，横扫满天弥漫的毒雾。南京各校的青年学生更是再接再厉，在&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的领导下，乘风破浪，发动一击再击的多次战斗。其中成绩卓著的是搜查&白面大王&曹玉成的住宅和查抄大毒窟中央饭店。
　　贩毒巨犯曹玉成人称&白面大王&，是南京市的一霸，他既是帮会里的大流氓，又是日寇宪特豢养的密探。他依仗日寇势力，与日本&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勾结，大量贩卖烟土、&&、&白面&等毒品，进行批量销售，大发横财。对敢于违抗他的人，就凭借敌特势力，加上&共产党&和&通新四军&等罪名，逮捕拷打，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但谁也不敢惹这个丰富路上出名的大毒枭。1944年一二月的寒假期间，&青救会&在中央大学宿舍组织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得悉曹的罪恶后，作出了查抄打击的行动计划，并联系模范女中办的&寒假生活营&，配合一致行动。查抄前，&寒假工作团&的厉恩虞派出王嘉猷等人前往侦察;&寒假生活营&则派出黄圭彬同学着鲜艳旗袍，化装成&摩登女郎&潜往曹宅。在摸清底细后，立即集合二百余名同学包围了曹家。开始曹以为有日本特务撑腰，谁也奈何他不得，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从他家夹墙的暗室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时，青年学生便一拥而上，把这个大毒枭捆绑起来，连同查获的毒品押到新街口，勒令他跪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进行公审，国人皆喊该杀，当众焚烧了&海洛因&等毒品后，人山人海的学生和市民欢声雷动，将曹玉成押送交伪首都警察厅处理。汪伪政府慑于人民的压力与舆论，对曹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包庇;日本也因曹暴露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的丑事，正想把他当作替罪羊。1944年3月，曹玉成被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一事件，轰动了南京城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真是人人叫好，个个称快。
　　突击大毒窟中央饭店。中央饭店是当时南京最豪华的饭店，是敌伪上层人员荒淫无耻的享乐场所，每天有无数敌伪官员出入其间吞云吐雾。&清毒会&得悉后，于日率领数百名青年学生前往突击搜查。学生队伍尚未赶到饭店，便惊散了吸毒的敌伪官员，狡猾的饭店经理江政卿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学生仍然冲入饭店，分层把守，逐层检查，终于查出私藏的鸦片烟土3000多两。在一家饭店中，竟收缴这样大量的毒品，也是清毒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
　　据有关史料介绍，学生清毒运动起来以后，汉奸内部发生剧烈争吵，在一次伪行政院会议上，周佛海集团中主管烟馆税收工作的内政部长梅思平，对林柏生大加指责说:&烟馆、烟行都是经过批准缴过国税的，政府有责任给予保障，你怎么鼓动学生去冲砸烟馆&&下次再乱搅，我就下命令让警察来干涉。&林也知道把事情闹大了，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上上街，游游行，喊喊戒烟口号，最多装样子砸几家烟馆，对&CC集团&施加一点压力，分得一点好处，谁知竟闹成了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不但南京大闹，沦陷区各个城市也纷纷响应，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是，善于耍嘴皮子的林柏生，还是硬着头皮说:&这是青少年们自发地为社会除害，我不便阻止，你们说我在组织青年，惭愧得很，是青年组织我，不是我组织青年;是青年训练我，不是我训练青年;是青年领导我，不是我领导青年。青年们起来为社会扫除腐恶现象，那是他们的热血、热情和热力团结在一起，为了救国，为了救民，甘把热血洒在受了创伤的国土上。&(据周佛海集团核心人物罗君强的交待材料和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的回忆)
　　林柏生这一番话倒是说出了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的实情。他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所以，抗战胜利后，审判汉奸林柏生时，林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这当然也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彪炳史册的功绩
　　40年代南京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清毒运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青年学生的斗争矛头，直指施行毒化政策的罪魁祸首&&日本东条内阁和军部。种植、贩卖鸦片，是国际上公认的犯罪行为。日本政府干这种坏事，为了逃避罪责，一直是偷偷摸摸秘密地进行。他们暗地指派一日本浪人化名&李见夫&，拉拢中国败类盛文颐共同开设以经营毒品为主的&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该公司名义上是一家民间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军部的毒化机构。青年学生开展清毒运动，揭开了&宏济善堂&的内幕，也把东条内阁从中攫取巨额经费揭露出来。一时舆论大哗，日本政府内部也骚动起来，东条内阁受到了国内外的反对与指斥。清毒运动开展后不久，日本国内就发生了&政潮风波&，即借以对东条大肆攻击，一些反对派国会议员列举种种事实，指责驻华日军贩卖毒品。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惨败的东条担心再引起中国占领区的大动乱，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压力和减缓占领区中国人民的愤怒，东条叫大本营指导部部长?荻发表一篇公开声明:&在华皇军绝不干预鸦片问题&，&宏济善堂&是中国人盛文颐主持的，&与皇军并无关系&。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欲盖弥彰，反而使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事情的真相。1944年3月，东条又派他的亲信?政信大佐，付予他很大权力，作为军部大员来华，对日军进行所谓&整肃军纪&，并着手结束&宏济善堂&一切活动和同意汪伪政府按学生要求禁毒。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汪伪政府假戏真演，不得不禁毒;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这也是表面文章，暗里仍在干着偷运贩卖毒品的勾当，但终归不能像以前那样公开地干了，数量从此大幅度减少。汪伪档案史料证实，1944年3月以后，日本鸦片输入量减少60%以上。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条例提出，禁止鸦片及一切毒品的种植、制造和贩卖;关闭所有制毒厂、所;各大、小城市开设之烟馆，一律闭歇;烟民办理登记，每月拨款一千万元作为南京、上海开设戒烟医院之经费，勒令烟民投戒，其余中小城市委托公、私医院兼办，从当年4月开始，限期三年禁绝，每年递减三分之一等。尽管这个条例由于汪伪政府的腐败，军警风纪水平的低下，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是难以实现的，但历史证明，即使在敌占区，从此毒焰猖獗之势已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也明显减少，不再出现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
　　清毒运动教育了群众，激励了群众，树立了&中国不可侮&的信念，发展了进步力量。特别是青年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提高了政治觉悟，开拓了视野，纷纷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不少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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