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在杭州做点什么工作好,我老婆不愿意过夫妻生活之前做衣服加班太厉害了,所以想找加班少的工作,最好两个人在一起干活

为什么要第二个孩子?讲述五对杭州小夫妻的经历
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现在已经30出头,按照政策,可以生育第二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产三科主任陈丹青医师说,现在到医院来生第二胎的产妇逐渐多了起来。“产科门诊中,怀二胎的孕妇比率差不多占了10%。” 。
这些“双独二胎”,究竟有多少比例?有人选择生而有人选择不生?生了二胎的家庭,现在究竟怎么养两个?
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记者从两方面做了个小调查。
先联系了西湖区西溪街道办事处,在街道计生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对西溪街道近几年的“双独二胎”情况做了比较细致的了解。
西溪街道位于市中心,是莫干山路、教工路、天目山路和余杭塘河合围的大片城区。街道下辖12个社区,面积3.2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3万,辖区内分布众多学校机关商务楼,居民区有老小区也有新小区,农居点极少,无论产业结构还是人群的年龄层次和职业分布,都有典型的杭州主城区居民特点,是比较理想的人口分析样本。
以2011年为例,西溪街道辖区共有75位女性领取准生证,其中“双独二胎”的26个。
“双独二胎”中年龄最大的产妇生于1975年,生二胎时36岁,最小的生于1986年,生二胎时25岁。
第一胎生完到第二次怀孕之间的间隔,最长的13年,最短的5个月,以相隔4年的最多。
从数据和图表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结论:
一、在这个十多万人的社区里,“双独二胎”的绝对数量真还不算多。
二、“双独二胎”数量和80后所占比重的上升势头非常明显。
记者随机选取了5个“双独二胎”,以他们为样本做了深入采访。
他们是:小陈夫妻、小施夫妻、小杨夫妻、小周夫妻和小朱夫妻。(因为对生育来说,女人贡献相对较大,对情况了解得更细腻清晰,所以记者重点采访了夫妻中的妻子一方。文中出现的小陈小施小杨……都指女方)
按居住地,这五对夫妻现在的家分散在杭州东南西北,分别在九堡、滨江、老余杭、闸弄口和大关。
从年龄看,有两对夫妻出生于70年代末,是“70后”中的晚辈。另外三对出生于80年代初,是“80后”中的前辈。
最大的小陈夫妻俩都生于1978年,他们是计划生育后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当时的计划生育还是提倡阶段,小陈的父亲那时是部队军官,作为先进分子积极响应了国家号召。
另一对“七零后”夫妻是小杨夫妇,都出生于1979年,他们的父母都在当时还十分红火的杭州国营工厂上班。
另外三对“80后”夫妻都出生于年之间,那时计划生育已经成为基本国策,在全国如火如荼全面铺开,姚明、韩寒、刘翔、李宇春、郎朗,都是和他们同龄的独生子女。
从第一个孩子的年龄看,最大的今年已经6周岁,9月份就要上小学。最小的刚刚1岁多点,还在蹒跚学步。第二个孩子最大的已经两岁,已经走得十分稳健,最小的出生刚刚8天,每天嗷嗷待哺――对了,小朱的孩子还在她肚子里,才一个多月,小朱上个星期刚向单位请了长假,眼下正在家中安心保胎。
小周的大儿子天宇很喜欢弟弟昊昊。弟弟出生大半年前,一次爸爸跟他说,将来小弟弟要用很多钱买尿布和奶粉呢,天宇就开始用自己的储蓄罐给弟弟攒钱了。平常在家一发现零钱,马上就装进罐子里,后来小的罐子装满了,妈妈又给他买了个大的,现在大的那个也快要装满了。
小周很高兴大儿子这么喜欢小儿子。因为她听表姐讲,他们6岁的女儿听说爸妈想再生一个时,坚决反对,还说出“如果你们再生,我就离家出走”的话,好说歹说就是不行,最后表姐和表姐夫只好放弃了生第二胎的想法。记者何欣摄
要第二个孩子?
五对年轻夫妻回答各异,情况也各不相同,从主观意愿来说,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主动型和被动型。
主动型――生第一胎时就已想好了将来肯定要生二胎的,比如小朱夫妻、小周夫妻和小陈夫妻。
被动型――本来一直没打算要二胎,但因“意外怀孕”,最终还是接受现实并生下孩子的,像小杨夫妻和小施夫妻。
小朱生于1983年,在下城区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老公比她大一岁,是滨江某公司的IT工程师。夫妻俩都是杭州人,两家老人都住在余杭临平,以前是农村,后来改成了街道社区。
小朱说她生二胎的想法其实早在结婚前当姑娘的时候就有了,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很小的时候。作为家中一棵独苗,又活泼爱玩,但父母很忙,独自一人孤单无聊的时候很多,所以小朱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同学伙伴。
“有个同学的哥哥会经常给她买好吃的东西,另一个同学的姐姐经常和她把衣服换来换去……”对兄弟姐妹的渴望贯穿了她的成长,大女儿刚刚出生三个月,小朱就马上怀上了第二胎。
小朱说,她周围要好的小姐妹,差不多各个都有生二胎的想法,以初中同学为例,一小半人已经生好,其他的绝大部分都有打算。有个女同学结婚很早,第一个孩子已经9岁,最近正在努力“造人”的过程当中。
小周上周刚在市一医院生下了二儿子。她说,2006年生老大时,就想到将来的“二胎”,也坚定地选择了顺产。小周和小朱一样,也是从小渴望兄弟姐妹,大儿子成长过程中,为他添个弟弟妹妹的想法越来越坚决。“将来他上面有六个大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我们俩,一个人压力肯定大的,身边多个人万一有个急事还可以帮上忙,商量商量……”
小朱和小周都是土生土长的杭州本地人,以前住的地方都是农村。她们的“主动”和当地风俗与周围环境有直接关系,而且两家老人都不是城市上班一族,有大把空余时间,而且经济条件都蛮不错。
两个女人为了孩子,都已经回到家里。在家保胎的小朱打算为了老二,先在家里呆上两年再说。
小周自打怀上老大后,就再没上过一天的班。去年,他们原来兴隆村400多平米的老屋拆迁,按协议将来可以拿到三套房子,这下两个儿子将来娶老婆的房子都有了,这也是促使夫妻俩决定“造人”的关键因素。
同样是“主动型”,小陈情况和她俩大不一样。
小陈是典型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事业型女性,生下大儿子时,她在最早进入杭州的一家外资银行任部门经理,英姿飒爽风风火火的白领丽人。因为公司人少,小陈身兼数职,连吃中饭的时间都很紧张,出差和加班更是工作常态。
老大养到三岁,小陈觉得儿子的教育应该跟上了,决定应该多花些时间顾家。2009年,小陈下决心从原单位辞了职,进入了一家国企,从此每天朝九晚五,按时上下班,工作节奏慢了下来,一两年后,在单位情况弄熟站稳脚跟,想想年纪也大了,“再生一个”的计划就列入日程。
“被动型”的是小施和小杨夫妻。
小杨和小施两夫妻情况的相同点:第二个孩子的到来,都缘于避孕失败带来的意外。不同点:小施夫妻原来“不太想要”,而小杨他们则“很不想要”。
(装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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