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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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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4道论述题1.你怎样理解人们常说的“大市场”和“小政府”?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是什么?2.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应当发挥什么作用?3.结合现实,举例说明对于垄断,应当采取哪些措施?4.对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概念,你是如何理解的,请陈叔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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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政府只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应该说,在一种‘小政府,大服务’的好环境,企业相对较多,在公平的环境中发展.市场自由主义者总是抱怨政府的手长得太多、伸得太长,扰乱了市场规律,影响了公平竞争,故以自由的神圣名义,鼓吹“小政府大市场”.在市场自由主义者看来,“垄断”公用领域、干预商品价格、监管工资标准等等政府行为,都是对市场自由的侵犯,包括国家征税也是一种“劫富济贫”、违背市场公平精神的可憎行为……看上去,市场自由主义者似乎视政府为大敌,“努力尽可能令市场绝缘于政治”（周保松：《市场、金钱与自由》）,在追求一个完全没有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场”——果然如此?政府超越自身职能、滥用权力,破坏公平原则、对市场事务横加干涉,固然要不得.这是任何一个崇尚公平公正的社会都不能容忍的.但市场自由主义鼓吹“小政府大市场”,用意不在此处.市场自由主义者宣扬市场规律的公平性,反对政府介入市场行为.那么设想一下：当一位信仰“小政府大市场”的地产商面对一群拆迁户,他会选择坐下来、与拆迁户们平等协商,讨价还价直至双方满意拆迁户们自愿搬迁,运用市场规律来解决问题；还是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出马,动用暴力机器,强行拔除“钉子”,为自己的开发工程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呢?这不是假设,而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的事实.事实也对上述设问给出了答案,证实了“小政府大市场”的虚伪性.市场自由主义者反感政府强势,妨害了社会应有的自由.不妨再设想一下：当一个穷人走向一辆停在路边的宝马轿车,卸下一只车轮,拿去卖掉养家糊口……信仰“小政府大市场”的宝马车主该怎么办,他是愿意坚持理想保障穷人卸轮胎（养家糊口）的自由不受妨害呢,还是希望警察法庭有力地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个设想逼近问题的核心：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市场自由主义的伦理核心.舍此一点,它所声言的“自由”,意义丧失殆尽,毫无自由可言.从上述“假设”可以看出,“小政府大市场”理论的核心要义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一个听命于谁、为谁服务的政府.当然更不是不要政府.市场自由主义比谁都需要一个政府,来维护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一整套“自由市场”伦理体系——是为秩序.这一秩序的功能,是将市场“自由”合法化,将社会不公合理化,将社会阶层固化.而这一功能,非得政府无以实现.它所憎恨的“大政府”,是课税的政府,是兴办社会福利的政府,是“垄断”了某些社会公用领域的政府,是保障穷人基本权利的政府……征税被认为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原则,“垄断”则可能断了“市场”的财路.在为市场提供服务的方面,市场自由主义从来不嫌多余不厌其繁——这就是他们一再呼唤“服务型政府”的本意所在.至于“机构臃肿,程序繁琐”的说辞,这个理由属于公害,全体社会成员共患之,是一个容易引起共鸣、能够赢得普遍同情的理由,并不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实质诉求.由此不难看出,市场自由主义所需要的“小政府”：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服务员,例如为“市场”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必需服务；是一个为“自由竞争”鸣锣开道、排除干扰的护卫队,例如替“市场”拔除钉子户、为基于“市场”利益的整个社会秩序提供法律保障；是一个为“私有财产”看家护院的家丁,捍卫“市场”的最终利益安全.——那么,这里的“市场”主体是谁?当然是资本家.所以说,“小政府大市场”的背后,仍是一个固有的阶级属性问题.它声言要捍卫的“自由”之实质,乃是资本家的利益.它所要求的“小政府”,是一个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意志、全面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不但要精干高效,而且必须强大有力.但政府是社会公器,不是特定阶层的家奴.政府不必完全站在穷人一方,应当为包括有产阶级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护卫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但首先应当护卫穷人的利益.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穷人永远是弱势一方.当一个社会抛弃了这一道德伦理,便是一个野兽的丛林,而不是一个人类的社会.&问题2公共物品的特征&　　1、公共物品都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　　2、消费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消费而排除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　　3、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物品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的,整个社会的成员共同享用公共物品的效用,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分别归属于某些个人、家庭或企业享用.或者,按照谁付款谁受益的原则,限定为之付款的个人、家庭或企业享用.&　　4、具有消费的强制性.公共物品是向整个社会供应的,整个社会成员共同享用它的效用.公共物品一经生产出来,提供给社会,社会成员一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换句话说,公共物品不是自由竞争品,它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公共物品的这一性质,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数量.公共物品的废品、次品决不能流入社会,一旦流入社会,其危害性远远大于私人产品.公共物品的数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其危害性也是明显的.公共物品生产供应过度,对社会也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公共物品的公共供给&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特点说明,尽管有些公共物品的排他性可以很容易被发现,但这样做并不一定有效率,依照有效率的条件,厂商的定价原则应该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如果桥梁由私人部门提供,它们会索要等于边际成本的费用,既然每辆车花费厂商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那么厂商的价格也应该等于零,结果私人不可能供给这些产品.&公共物品的这种性质,使得私人市场缺乏动力,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　　政府的运行机制和市场的运行机制是不同的.政府主要是通过无偿征税来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征税是可以精确计量的,而公共物品的享用一般是不可以分割的,无法个量化.　　&　　此外,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它的需要或消费是公共的或集合的,如果由市场提供,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而是等着他人去购买而自己顺便享用它所带来的利益,这就是经济学的“免费搭车”现象.　　　　&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场只适于提供私人产品和服务,对提供公共物品是失效的,而提供公共物品恰恰是政府活动的领域,是政府的首要职责.政府经济学关心的问题,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市场提供私人物品之间的恰当组合,以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所花费的成本和代价,合理地确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财政支出的规模.　　&　　因此,公共物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这种情形不会影响他人消费这种产品,也不会受到他人的反对（由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特点所决定）.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物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物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就像经济学家所说的,竞争性的市场不可能达到公共物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无法满足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因此,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用税收手段来集资,提供这些产品.&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分析&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为了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消费者必须以出价购买表达自己的个人偏好,促使供给者以最低的成本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两者之间的信号传递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但是公共物品的消费却没有这样的信号传递过程,生产者不知道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也无法从公共物品的生产中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如果由私人部门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去生产公共物品,市场机制所确定的均衡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均衡.&&3.垄断&反经济学是研究整个社会致富之道的学问,其任务就是如何合理地配置人、财、物等各种资源,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要合理地安排并使用各种资源,就必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效率的含义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即使社会有限的资源得以合理有效地安排和使用.可以说,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如何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促进发展的问题.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或者说最常见的手段有两种,即计划和市场,前者是通过国家有意识、自觉地对资源进行配置,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而后者是由市场自发地调节资源配置.当然,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以计划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市场手段来调节资源配置,其实就是利用市场的三大机制即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来引导生产者、经营者调整和安排生产活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有效手段,不过这也是有条件的,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必须具备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比如说市场要及时、灵活、准确地反映价格的涨落、供求的变化,要保证充分的竞争.相反,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如果市场价格信号的传递和供求信息的传递不是及时、准确的,而是失真、扭曲的,如果市场不是充分竞争的,那么市场对资源配置就不能充分地发挥调节作用,导致市场调节的无效率.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必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一系列条件,比如说规范市场秩序,打破垄断,解决行政权力滥用等诸多问题.就垄断来看,由于单一的或者少数的垄断厂商能控制某种或某些商品的供给,影响其价格,它们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减低产量的办法获取超额利润,同时,由于垄断,它们借助垄断地位来限制和阻碍竞争对手的进入,其他厂商不能进入市场或者存在较高的进入限制,另外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企业缺乏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从而缺乏效率.所以说,垄断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必然阻碍市场作用有效性的发挥,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某些垄断与行政权力的滥用有关,一些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与企业串通一气,人为垄断某些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特别是在地方的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些现象,比如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外地产品的流入,保护本地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甚至是保护落后的企业.政府应当为市场创造条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针对垄断行为,政府要采取多种手段打破垄断.比如为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有“经济宪法”之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从日起施行垄断案例&　　（一）美孚石油公司案&　　翰·勒克菲勒开的这家公司被指控以收买竞争对手,迫使铁路公司向对手实施歧视性待遇等措施来垄断石油业.美孚石油公司也控制了大约九成的市.199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这家公司罪名成立.&　　（二）美国烟草公司案&　　被控因杀价竞争等方式垄断香烟业,控制美国香烟市场的95%份额,1991年被判有罪.&　　（三）美国铁路公司案&　　被控因规模庞大而形成对钢铁贸易的垄断,控制2/3的市场.&　　（四）美国铝公司案&　　美国政府从1945,将这家公司搞到二战结束.&　　（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案&　　1969年,IBM被控垄断计算机市场,1982年,司法部撤消了此案.&　　（六）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案&　　1974年,AT&T被控用其在市话服务上的垄断排斥长话及电话设备的竞争对手.&　　（七）英特尔公司案&　　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宣布：Intergraph公司诉Inter垄断罪名不成立.&　　（八）微软公司案&　　日,欧盟9年来对微软提出的反垄断指控以微软的放弃而结束,微软认罚4.97亿欧元.&&&问题4　&巿场失灵定义&　　巿场失灵是指巿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巿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巿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巿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在此着重于经济学主流的看法.经济学家使用模型化理论解释或了解这个状况,巿场失灵的二个主要原因为：&成本或利润价格的传达不适切,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巿场决策机制.&次佳的巿场结构.&　　巿场失灵在某些经济体的存在通常引起究竟应否由巿场力量引导运作的争论.而这也产生要用什么来取代巿场的争议.最常见对巿场失灵的反应是由政府部门产出部份产品及劳务.然而,政府干预亦可能造成非巿场的失灵.&市场失灵的表现&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下列方面：&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　　这是因为市场机制遵循的是资本与效率的原则.资本与效率的原则又存在着“马太效应”.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资本拥有越多在竞争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与财富向资本与效率也越集中；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其雇员的剥夺,使一些人更趋于贫困,造成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拉大.这种拉大又会由于影响到消费水平而使市场相对缩小,进而影响到生产,制约社会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实现最大效用.&⑵外部负效应问题&　　外部负效应是指某一主体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它主体造成的损害.外部负效应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产或消费单位为追求更多利润或利差,会放任外部负效应的产生与漫延.如化工厂,它的内在动因是赚钱,为了赚钱对企业来讲最好是让工厂排出的废水不加处理而进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这样就可减少治污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对环境保护、其它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危害.社会若要治理,就会增加负担.&⑶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动力机制.竞争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竞争是在同一市场中的同类产品或可替代产品之间展开的.但一方面,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资本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场垄断的主要因素.①技术进步；②市场扩大；③企业为获得规模效应而进行的兼并.一当企业获利依赖于垄断地位,竞争与技术进步就会受到抑制.&⑷失业问题&　　失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要后果,一方面从微观看,当资本为追求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时,劳动力被机器排斥.另一方面从宏观看,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稳定性,也需要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以满足生产高涨时对新增劳动力的需要.劳动者的失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满足了市场机制运行的需要,但失业的存在不仅对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不利,而且也不符合资本追求日益扩张的市场与消费的需要.&⑸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　　市场机制的作用只会扩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条件优越,发展起点较高的地区,发展也越有利.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可以支付给被利用的资源要素的价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优质的各种资源,以发展当地经济.那些落后地区也会因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失而越发落后,区域经济差距会拉大.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区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也会出相互损害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江河上游地区林木的过量开采,可能影响的是下游地区居民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危害.&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公共产品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所谓非排它性也就是一当这类产品被生产出来,生产者不能排除别人不支付价格的消费.因为这种排它,一方面在技术上做不到,另一方面却使技术上能做到,但排它成本高于排它收益.所谓非竞争性是因为对生产者来说,多一个消费者,少一个消费者不会影响生产成本,即边际消费成本为零.而对正在消费的消费者来说,只要不产生拥挤也就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类产品如国防、公安、航标灯、路灯、电视信号接收等.所以这类产品又叫非盈利产品.从本质上讲,生产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产者是不会主动生产公共产品的.而公共产品是全社会成员所必须消费的产品,它的满足状况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样一来公共产品生产的滞后与社会成员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就十分尖锐.&⑺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　　有些生产主要依赖于公共资源,如渔民捕鱼、牧民放牧.他们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这些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这类资源既在技术上难以划分归属,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归属.正因为这样,由于生产者受市场机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往往会对这些公共资源出现掠夺式使用,而不能给资源以休养生息.有时仅管使用者明白长远利益的保障需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但因市场机制自身不能提供制度规范,又担心其他使用者的过度使用,出现使用上的盲目竞争.&　　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有许多,它要求人们科学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失效的定义&　　政府失效也称政府失灵,指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过程中,由于政府行为自身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产生的新的缺陷,进而无法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佳的情景.&　　关于政府失效,萨缪尔森将其定义为：“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效便产生了.”查尔斯·沃尔夫从非市场缺陷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失效,他认为由政府组织的内在缺陷及政府供给与需要的特点所决定的政府活动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分配不公平,就是政府失效.&&政府失效的表现&政府失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决策失效&　　政府主要是通过政府决策(即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方式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因此,政府失效通常表现为政府决策的失效.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决策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第二,政府决策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但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大于受益；第三,政府决策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而且收益也大于成本,但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二)政府机构和公共预算的扩张&　　公共选择学者尼斯卡宁认为官僚主义导致政府扩张,他把薪水、公务津贴、权力、声誉、机构的收益以及管理的便利性看作官僚效用函数中几个重要变量来理解,从而得出政府机构有自身增长的结论.布坎南也指出,由于政府官员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他们总是希望不断扩大机构规模,增加其层次,以相应地提高其机构的级别和个人待遇,结果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福利减少.&　　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以及“财政幻觉”的存在,使官僚机构、立法机构和特殊利益集团形成“铁三角”(Iron&triangle)的关系,公共物品评估困难,尤其是正处于新旧体制的改革和过渡时期的中国.针对不同的利益结构和经济行为,必然会呈现公共行动费用的分散性、利益分配的集中性以及政府机构的扩张性.英国学者帕金森在《帕金森定律—或对进步的追求》中早就指出,由于官僚主义者有喜欢无事忙和扩大下属机构,从而抬高自己身份的毛病,致使行政机构总是按照一定的速度向上增长.这样就会造成预算约束的软化,使公共预算呈现增长的趋势,而忽视社会公共价值的存在.&　　(三)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　　由于缺乏竞争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利润的作用变得非常虚幻,以至于在公共机构就会产生X—低效率(表示浪费掉资源的机会成本和以过度报偿给要素投入形式的租金转移的结合).垄断使得公众的群体效应失去作用,即使公共机构在低效率操作下运转也能生存下去,因为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供应,消费者就不可能通过选择另外供应者以表示其不满,只能预期一种新制度的安排与供给.&　　(四)政府的寻租活动&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一切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平等竞争环境而产生的收入都称为“租金”,而对这部分利益的寻求与窃取行为则称为寻租活动.如果政府行为主要限于保护个人权利、人身与财产安全以及确保自愿签订的私人合同的实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能保证市场中所出现的任何租金随着各类企业的竞争性加入而消失.我国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中传统和现代的因素交替运行,致使官场经济中权力的货币化、市场化以及广泛寻租机会的存在,以权寻租的官场经济带着重商主义时代的色彩才应运而生.因为“奉公守法的回报率越低,代理人为寻租者提供的权力服务供给量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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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4月9日讯& 2014年今日在海南博鳌召开，9日下午分论坛“经济学思辩： vs ”如期召开，中外数位权威经济学家就中国话题发表了精彩的观点。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的年会，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博鳌电视辩论第四场，讨论需求管理与供给改革这样一个话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7位重量级嘉宾，其中有2位是诺奖得主，分别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Michael&Spence先生、2006年经济奖得主费尔普斯，都是来自美国。另外还有对全球经济、中国经济非常熟悉的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Stephen&ROACH先生，还高兴看到前欧盟贸易专员、英国前第一国务大臣曼德尔森先生。有三位非常知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财政金融所所长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先生。这个话题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意思。所谓的需求管理，大家都会觉得这跟凯恩斯主义相关的，为了让我们的社会的需求更加旺盛，而不至于出现类似于失业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困境，政府要发挥更大效应促进投资、需求等等。讲到供给，发挥企业的活力，以及如何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环境。每位嘉宾在他们心目中都有对于供给和需求的理解，所以我们论坛第一轮问题请四位国际级重量嘉宾，让他们谈一谈从他们的体会、理解，包括经常讲的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等等，他们是怎么看待需求这一端的管理和供给这一端的管理与改革。先从曼德尔森先生开始。
曼德尔森：我觉得这两者并不是相互抵消的，在一个经济体当中必须积极有效管理需求，要有效地去维持需求的稳定性，同样的道理，你必须要采取行动加强供给侧，所以经济的需求就要取决于什么样措施最有效，取决于在财政上什么政策更可行。英国的经验，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非常著名的、广受关注的政府，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当政的时候，当时我处于中间偏左翼的政治观点，从我的角度，撒切尔当时执政的时候很多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英国税收水平在80、90年代有点太高，经济体当中有一些行业、有一些部门本来是国有的资产应该把它私有化，可以商业化来发展，我觉得撒切尔夫人当时是进一步的开放了劳动力市场，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英国的国会太强大了，而且英国工会很多做法不负责任。我们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如果看一下撒切尔当时的做法，过于狭隘解决了经济体的宏观问题。当时我们需要投资、创新作为支撑，需要基础设施投资，投资于人才的培养、培养人才的技能等等，只有把这些资源落实到位才能提升英国经济体竞争力，提高总体劳动生产率，这是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必须跟企业联合建立一个联盟，当时撒切尔执政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我是支持需求侧管理，以及支持供给侧改革，但是我们应该用更加科学的方法评估一下，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一些。谢谢！
费尔普斯：大家下午好！我反对凯恩斯经济学，也反对供给侧经济学。这两套理论主要针对就业，解决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一方面是需求、一方面是供给，两边都要维持。这两边并不是说能够让经济体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能够让经济体以充满活力方式运转。我简单讲一下我如何看待这两个理论以及他们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赤字是能够扩大就业、扩大产出，但是在我看来现在这种负面效应反倒是越来越大了，因为他会导致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公共债务上升，产出提升，劳动力大军缩小，在我看来对于就业长期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公共债务债台高筑，要减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费尔普斯：有一些证据显示，凯恩斯主义理论并没有在一个时间段取得成功，没有案例显示债台高筑的政府部门实现就业率提升。而减税能够有效拉动就业，即便政府采购没有办法有效的削减失业率。我的观点就是通过减税可以提高可支配收入，家庭可以提高储蓄，而且也能够有更多钱用于消费，随着个人家庭财富增加了，跟一开始工资水平上升也是直接相关的。
费尔普斯：所以我们看一下税收对可支配财富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了。同时政府部门又是债务高筑的，这个时候问题层出不穷了。当时里根政府是减税了，这个减税措施看起来是在70年代的时候大幅度拉升了美国就业率，布什政府当时进行的减税政策也是把美国就业率能够拉动一年时间，但是仅此而已，没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就业率现在在美国是不是就是因为布什和里根政府减税，所以美国就业率就上升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费尔普斯：当政府开始增加政府支出，当时凯恩斯主义者说世界就要到末日了，如果政府削减政府支出的话，世界末日就到了。但是其实2012年第一季度当时是一个复苏的季度，股票市场复苏了，就跟你能预测的一样，当时大家非常担心政府赤字，担心政府的债务，担心公共债务对于股价、对于市场信心的打击、对于企业投资的打击等等这些影响。
Stephen&ROACH：我不希望这些简单的贴标签，是贴上供给侧经济学或者凯恩斯经济学这种标签，我自己是主张我们要采用一种根本性的哲学来去理解如何去引领、主导一个经济发展的轨道和方向。我也赞成刚才费尔普斯教授所讲的一番观点。尽管我这么说，我还是要重新定义一下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一个解决短期问题、一个解决长期问题。在中国背景下，一个涉及商业周期问题，另外一个概念涉及结构性问题。从中国来说，这两个角度都有文章可做。过去五年经验说明了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政策的讨论、政策理念方面。我们通过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进行宏观经济控制，在金融危机时期，从中国领导层角度来说中国政府是采取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取得了成功。通过这个经济刺激，很快拉动了经济。中国要快于任何一个世界经济体能够快速走出金融危机，没有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但是他只是短期效应，依然还是导致中国经济有些问题更加恶化了，例如宏观经济体结构问题、政府债务问题、的问题。谈到中国我觉得中国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陷入金融危机泥潭，但是中国仍然需要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才能确保中国长期发展。
Stephen&ROACH：中国度过金融危机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中国很容易进行高层面改革，就像十二五规划当中规划的蓝图一样，而且中国很容易做到实施这些改革，甚至中国可以出台更加宏伟的改革，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蓝图一样。另一方面，从周期性问题管理来说，现在中国确实结构性问题更加严峻一些，所以中国需要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以前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现在中国要转型，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变成为以消费为拉动的模式，要做到这种转型非常难。我们不能说中国增长模式是供给侧模式，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目前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胆量，而且也制定出来一套战略和策略来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的挑战。但是中国如果是过于依赖短期的需求侧的措施，光靠金融危机所出台的财政刺激措施肯定是不够的，无法完全解决结构性问题。
Michael&Spence：我继续这个基调讲，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看清楚长期经济增长光靠供给侧、劳动生产率提升是不够的，还需要创新等等。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其中有一个要素刚才大家没有提到，在许多先进的发达经济体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种改革非常重要，经常改革的障碍就是一些负面的影响，他是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大家在谈到需求侧的时候，都会讲凯恩斯经济学，就可以把经济体当中的冲击、总需求的低谷解决好，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刚才Stephen&ROACH也提到了，那就是需求如何管理，需求有多个组成部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你可以维持需求侧经济增长模式。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个一个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前的。
Michael&Spence：需求侧包括国内私人投资、国内私人的服务以及政府支出、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外部需求，也就是包括出口了。在美国不管如何进行需求侧管理，当时我们杠杆率太高，资产价格太高，创造出大量总体的需求，当时国内总需求大于外部需求，我们就不用讲具体原因了。当时国内总需求突然崩溃了。美国经济正在进行再平衡，调整成为一个新的结构国内需求。尤其是非贸易这块以及外部需求，外部需求越来越有竞争力了，实际汇率是在下降，根据我的估算，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至少美国有50%增长是来自于贸易部门。
Michael&Spence：在需求侧不光要靠拉动总需求，要应对冲击，我们要关注经济的扭曲，要解决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模式和结构。现在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去引用这些理论，并不是说大家忽略了这一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了，回到刚才讲的这一点，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在一个经济中怎么样对需求作出反应。在这个结构下需求是一样的，但是贸易部分是不一样的结构。所以如果经济是在扭曲的情况下发展，供求方面也会扭曲。如果供求方面结构失灵的话，按照中国的说法我们就需要供应方面进行结构重新平衡。
Michael&Spence：在很多国家你看到这种结构性变化，我是生活在意大利的北部，那里有很多问题。但是意大利最大的问题不是劳动力成本问题，而是跟中国经济、美国经济不一样的。它的结构太僵硬，尤其是劳动力方面。这样的话，他没法在供应方面像中国、美国、德国这样进行很快的调整，尤其是美国里根之后进行很快调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管理的调整有一个问题。
主持人：请问三位经济学家，在你们看来，李克强任总理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如果从需求管理跟供给管理角度，你怎么解决它的施政特点？
张维迎：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完全是误导的，本质上经济是由政府驱动还是企业家驱动？凯恩斯主义本身认为经济由政府驱动，政府通过控制投资、消费、汇率、货币、然后使得经济怎么运转，最重要的经济的驱动是靠企业家精神，包括需求。如果用货币政策创造需求，如果用政府其他手段创造需求，我觉得都是灾难。如果真正让企业家创造需求，他是创造真正的需求，而不是货币形式的需求，这个经济就有持续发展。当然企业家判断可能出错，但是事实上证明政府判断出错可能更大，如果企业家整体犯错了就遇到金融危机，就一定是政府政策误导他了。这是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所以我不太愿意用需求方、供给方。如果短期搞错了，不可能有一个好的长期。与此相关的，我认为刚才几位谈的总量和结构的问题，其实也有误导。所有危机都有结构问题，没有结构问题不会有危机。
凯恩斯经济学的错误假定经济只有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叫做，消费多点、投资少点，投资多点、消费少点，完全是一样的。不可能投资减少了，增加消费。我们钢铁很多，所以我们不投资了，大家吃钢铁，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危机都有结构问题，这方面我更同意哈椰克商业周期理念。政府货币政策从来不是中性的，不是简单的总量增加了或者通货膨胀、通货收缩，而是导致整个结构失调，结构失调才引起了整个经济危机出现。最后回到你提出的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中国过去几年的伤害非常大。邓小平当年的政策是企业家精神驱动的经济政策。
张维迎：导致资源流动，企业家活动出现，导致经济的发展，到09年金融危机后，我们政府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认为只要政府花钱就可要保持经济不衰落，这个某种意义上达到一定目的，但是带来问题要比解决的问题严重多。我再次警告，2009年就警告过当时政府不应该刺激，该破产的企业就应该破产。只有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家精神才能焕发出来。政府需求管理经常会抑制企业家精神，误导企业家作出错误决策。政府经常为了一些目标，采取了一些不好的政策，如果我们不今年速度降下来，过两年就会有灾难性速度的下跌。
主持人：如果按照张维迎教授的说法，剧烈金融危机来了，就让企业破产就破产、失业就失业，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吗？还是说政府的方案也有合理成分。今天早上我把4万亿所有政策看了一遍，无论加大投资政策还是产业振兴政策，包括消费政策等等，当时政府特别提出来企业活力最最关键，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提高企业活力。今天看到的高铁难道没有价值吗？我认为张维迎同志是有点偏颇，我们待会儿再说。
陈志武：秦总补的这个问题很好。我接着张维迎刚才的话往下说，我就不讲其他的，我给大家更多是提出问题，让我们自己去判断。实际上关于政府跟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中国当年的4万亿和美国的经济政策对政府定位的方式，还有欧盟国家另外一种模式，我觉得这三种不同的模式，中国完全由政府主导的，美国更多的由市场主导，欧洲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际上最好的一个活着的案例，让我们看看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三组不同的国家做的事是非常不一样。中国我们都很熟悉了，4万亿以最快的速度在08年10月份推出来了。做任何一件事，总会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可以找到好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讲，还是要从一个总体的方面来做一个判断。
陈志武：中国的4万亿，实际上不仅仅4万亿，就湖北一个省刺激方案就超过4万亿了。但是还是按照老的说法。那4万亿方案让中国经济08年最后几个月很快振作起来，09年进入大增长时代，一年GDP增长百分之十几，2010年差不多也是这样。在北京很多学者也慢慢以北京模式唱赞歌，呼声很响，也有一些人写了一些书等等。但是处于2014年的时候，实际上从2013年就开始进行一些反思，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当初由政府主导的大刀阔斧的4万亿这个做法最后的结果对中国社会长期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太早。现在我们更多的想办法是要把当初4万亿造成长期的结构性破坏想办法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尽量给他扭转一些，到底最后是不是能够软着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中国的模式给我们看到的结果。
陈志武：而另一个极端是美国的模式，尤其是从劳工法角度来看，这也是我关注的一点。特别我们把美国就业变化的情况、失业率变化情况跟欧盟国家失业率08年以后发生的变化做一个对比的话，09年的时候当美国的失业处于最顶峰的时候，美国失业率09年下半年10%左右，从09年以后到现在就基本上一直在往下降，降到最近美国的失业率是6.6%左右。美国的劳工法是主要经济体里面最自由的，政府对劳工市场干预是最少的。就导致自由聘用基本劳工法框架下，08年金融危机在9月份恶化，接着下来3个月，到09年美国的企业基本上把需要裁掉的员工都裁掉了，使得美国失业率一下子上升很多，但是09年到现在就慢慢复苏。美国自由劳工法体系下某种意义上面对危机的时候，失业可以大大上升，给经济、社会带来比较大的短期冲击。当然有社会福利总体上在的情况下，整个冲击不至于太糟糕。
陈志武：美国它的痛是非常快的，但是很短暂的痛，但是接下来整个经济尤其企业阶层的复苏，从0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停顿过。而欧洲因为政府干预，特别劳工市场干预，比中国、美国多很多，所以到现在欧盟经济体还没有完全从危机冲击中走出来。
陈志武：三种不同的体系，每个人有不同的判断。到底我们更喜欢哪一种，喜欢欧盟式还是美国式、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模式，你们大致可以猜到我的倾向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主持人：第一轮最后请贾康先生谈他的意见。
贾康：我们这个单元题目涉及非常宏大的，整个经济学框架方面，怎么样承前启后有所创新。几年前冲击世界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体前面还有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中国90年代后总体调控思路是延续需求管理的思路，这里面起主导作用是凯恩斯革命一套经济共识。但是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光是中国，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观察一下有代表性的经济体，比如美国。我们比较直言不讳指出他决定性的调控事件实际上和他的主流教科书有明显的不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美国他应对冲击是要有区别对待的一系列的斟酌。比如雷曼兄弟事件上斟酌之后是不救，不救结果他看到后，调控当局后面事件里更多是救两房、救花旗等等，当然这里面的规范性要注意。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供给侧操作的，以后足以影响全局的事件。在我们中国人领会的所有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总结里面，和实际调控对应性这种认知是不清晰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在这些具体信息基础上把中外所有事件打通后，回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角度来认识我们怎么样提升经济学总体框架。在这方面我跟前面发言者很多方面共通，但是在有些着眼点有些区别。比如张维迎教授说到的他的崇尚企业家精神、驱动力来源等等，我都是认同的。但是另外一个表述我跟张维迎教授有区别，我认为我们无法回避政府要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政府还是要起作用的。在资源配置角度来说，市场在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发挥辅助性作用。我认为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更多吸取西方主流经济学知识，用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反周期调控，再往前走的空间明显收窄，换句话说4万亿2.0版出台的可能性空间明显收窄，而产生的负作用、社会不认同明显上升了，这里并不否定前面4万亿实践有很多可取之处。我们4万亿里有明显的结构导向，他配出了一整套的所谓的不同行业的种种要求，这都是在需求侧发力后，供给侧区别对待。
贾康：但是总体来说仍然不清晰，不清晰在哪？我们供给侧和需求管理有区别的，当然也要借鉴需求管理成功之处提升的这样一套在理论框架上没有形成，我们试图讨论怎么进一步把供给管理层东西开掘出来，显然比需求管理要复杂得多，有一大堆变量，有一大堆区别对待，对中国这个不完全竞争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们讨论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发挥应有作用它的客观的前提，在这个框架认识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简要地说，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必须承认需求的原生意义，但是人类历史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供给侧变革一步一步提升，从石器时代到现在，供给侧变革的升级决定了现在。只要我们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市场自动会形成一个好的结构，不需要经济学家做展开讨论，而现在世界和中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完全竞争的一个市场环境，我们还必须展开对这种复杂变量供给侧的分析和认识，这里面中国人特别要看重的是美国供给学派给了我们很好启示，怎么样通过减税等等措施，中国必须施加上另外一套前人讨论不足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这个改革进入深水期后，现在困难重重，中国供给侧发力，怎么样打造升级版这种应对资源环境贸易凸显压力的这种调控需要，必须结合面对中国人际关系、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问题矛盾凸现等等一套合在一起，从人到物要打通供给侧认识，要把需求侧所有的经济学认识成果，还有制度经济学这方面认识合在一起打通的体系，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探索和努力。谢谢！
张维迎：我稍微补充一下。第一点，正因为经济太复杂，所以千万不能交给少数几个人就这么决策。所以才需要市场。第二，市场竞争程度经常是政府决定的，像中国为什么市场竞争不充分，就是政府不让他充分，政府老要起这个作用，市场竞争一定不充分。我们经济学完全竞争这个概念就是错误的，完全竞争就是没有竞争。我们不能用那个标准衡量市场是否有效。与此相关的，各位外宾不一定了解我们中国总结经验的方式，东亚危机后，中国总结为什么出现东亚危机？是因为裙带关系主义。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总结是市场失败了，因为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两个经验总结完全是不一样的。当发生一个危机的时候，我们首先没有弄明白危机原因是什么，就必须着急下药，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从我的看法，经常我们政府找的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包括08、09年金融危机原因。我有充分的信心和逻辑上可以认为，我认为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犯的错误导致的金融危机。我并不像陈志武教授那样对美国政府政策评价那么高，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子孙后代。
主持人：我体会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4万亿从我的感觉最大问题还不在4万亿本身，主要是那一年新增货币贷款一下子9.6万亿，你有那么大新增贷款出来了，又搞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涵盖了中国工业增加值83%，可能除了烟草这样实在不好振兴的。
张维迎：凯恩斯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乘数效应，就是4万亿带动40万亿效应。如果只花4万亿带动4万亿，凯恩斯主义意义不大。这是政策本身的含义。
主持人：我知道李总理现在在稳增长跟调结构之间经常面临一个平衡的问题，从我看我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新一届政府过去一年做了什么事，第一个说是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激化市场活力、内生动力。同时这里面提到三个“不”。更加注重激发市场内在活力的方法，我们也做大量的简政放权，最近经济下行趋势比较明显，政府出台了微刺激、微增长各样的诱因都开始出现了。假定在座7位专家，明天李总理问你们这个问题，我一方面有很多的增长的，所以我需要增加需求，政府多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想搞更多刺激，你们能不能提出一下你们的看法？
曼德尔森：我觉得李克强总理如果要妥协于压力之下，在经济面临放缓情况下，李总理过度刺激的话，这是一个错误，不利于经济长期平稳和再平衡的，也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我觉得中国经济要转变成以消费拉动。我知道三中全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把它叫做供给侧的改革，还是把它叫做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不管叫什么名字，在我看来很明显，长期来看，三中全会决定要考虑到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中国来说一定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定价、进行商品服务定价、进行资源分配，市场作用是更加具有战略意义的。外国的投资、外国资金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力量，也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点，要继续加大。在我看来就是要实现国有企业专业化的发展。尤其是对这些国有企业来说，有时候国有企业是阻碍了市场竞争，阻碍了创新，所以这个障碍应该要克服，我觉得这是一个艰巨的责任、艰巨的任务。第三点，要允许中国的私营部门不断发展壮大，允许私营部门参与市场竞争。谈到私营部门，这里尤其重点指出中小企业的作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小企业的经营取决于中国信贷系统发展。
曼德尔森：现在也要依赖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但是我现在看到中国的中小企业是融资难、借款难，他们是有很强的挫败感，而我们认为应该是鼓励中国中小企业私营部门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够将收入更多的划拨给导入到家庭当中，刺激家庭的消费，而不是看到企业的收益只是回归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也就是回归到国家手里。所以我们要加强供给侧的改革力度，不断提升私营部门竞争力，鼓励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也要促进和刺激家庭住户的消费、支出，这是我们希望看到在需求侧通过拉动消费拉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有一点非常重要，短期的经济刺激很有诱惑，但是我希望短期经济刺激不要阻碍中国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中国领导层必须要重点突出，必须要把自己眼光放在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需求，要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而不止是放在短期刺激上。
费尔普斯：在我最近写的一本书当中我是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体，这个经济体看起来是市场经济，每个企业都可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可以在市场上做生产和销售，可以在市场上获取生产要素，进行最终产品的销售。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济体还是有一个很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更深的层面，这个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不光要依靠政府发展，而且更重要的要靠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来左右他的发展方向。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否则的话，两者就会相互抵消。我这里想到的就是像监管制度、政府买单、政府补贴，我不是说政府补贴就是一件坏事。如果政府补贴目标是服务于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就不是一个好事。我描述的这个经济体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费尔普斯：现在美国经济跟中国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现在美国政府也是站在最中心，也是服务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扶持一些利益集团，而打击另外一些集团，而且在发展道路当中是左右逢源，引领着经济体往前发展。看一下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不是非常喜欢刚才讲的一些概念，像经济再平衡这个概念我不是非常清楚。另外我也不理解回溯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概念。除非是这种隐藏的干预措施去干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措施。我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讲，彻底不要这些国有企业了，我们要给中国经济体来一场大脑手术一样，我们做一些简单大胆的改革，国有企业干脆别要了，我觉得这会产生很大的收益。
Stephen&ROACH：我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我是李克强总理，我对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会这样回答，现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辩论有很多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利用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言来纠正你们的错误理解。中国经济放缓是好事，不是坏事。中国经济放缓就体现出一个重要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2013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成为中国经济体当中最大的产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了这一点，当然他工作报告当中还有成千上万条其他的信息，我就记住这一点。最重要的要点就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说服观众为什么服务行业如此重要。因为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产出比其他产业多出30%劳动力投入，意味着在过去中国实现了10%经济增长，就有大量的劳动力的剩余。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是7.7%、7.5%，为什么不行？如果我们把这个重心更多转向服务行业，就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不要过于狭隘关心GDP，关注剩余劳动力，去年的发展就说明这一点。
Stephen&ROACH：李总理说每年要解决1000万就业，实际上是1300万。经济增长要保证解决就业的问题，这是好的。我并不想给他我的想法，我觉得在这个报告里他关注的问题太多了。还是要集中精力确保中国经济的转轨，放慢经济增长没有问题，是一种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更专注于服务业发展的发展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不要关注7.5%、7.4%。现在世行下调经济增长率7.7%到7.6%，其实这些数字没有什么用，世行根本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调整。我觉得中国增长改变是好的事情。总理在明天上午发言中应该会讲的更清楚。
Michael&Spence：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我们的讨论主题。我觉得涉及到一些更加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改变国企，创新有很多的部分，如果没有竞争的话，创新肯定会受到影响。我想有多种办法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我同意Stephen&ROACH的观点，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来说，比如说中国经济放缓好像特别吓人，因为现在有很多混淆，不知道是权宜之计还是现在就是放慢了。张维迎教授刚才非常坦率说了这个问题，我用不同角度说一下这个问题。比如说搞一个财政或者货币过渡的权宜之计，有冲击的时候可能需要这样，其实在我们模式里头没有所谓冲击的因素，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发现出现了偏离可持续发展或者采取措施应对冲击，所以我们现实和教科书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现在我讲消除冲击的问题，当然了，中国这方面有很多的储备的子弹来应对外部的冲击，我只是重新演绎一下张教授的说法，要面对它、直面它，有时候要抓住机会大胆出击，这一点是有共识乐观。美国的美联储在08年如果没有采取措施的话，我们就不会坐在这儿，当然他以后采取的措施变得更加争议，我们一直在讲这些问题。
Michael&Spence：用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通过刺激开支的方式来干预的时候，这会影响经济的结构，其实你可以通过调节，让它朝着你希望看到方向走或者干脆把经济停下来，美国可以说在公立部门投资缺乏很长时间了。公立部门过去投资很少，我们讨论的时候也简单讲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现在中国希望减少投资的力度，增加政府开支，增加家庭收入，所以我想如果你感觉你需要干预，那么我觉得你首先要知道经济的根本方向应该朝个方向走，然后用干预的方式让经济朝着那个方向走。我先讲到这儿，我想去访问过的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管什么样的说法，其实我觉得中国对这些艰难问题的理解可能超过其他很多的国家。刚才Stephen&ROACH说到4万亿干预，我觉得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了，4万亿干预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张维迎：第一句话，我说我们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眼前好处牺牲长远。我希望李总理不要犯类似的问题。第二句话，今天中国GDP增长在一定范围与就业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中国09年9.2%、2010年10%等等，大学生仍然找不到工作。而大量农民工非常短缺，你去一个理发馆，我半年前去的时候，还有很多小工，现在就没有小工了，只有理发师给你洗头，这是一个结构问题，不是增长率能够解决的。就是把中国经济人为搞到10%，中国大学生仍然找不到工作。还有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与心理有关，中国国有企业太强大，好多人希望到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工作或者至少大的企业才叫工作。这个心理上对工作的影响非常大。我强调一点，我们几位非常杰出的世界经济学家，我觉得我们经济学家过去只注重对利益的分析，没有注重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意思是总理不要被就业吓住了，好像没有7.5%，中国就会出问题了。他不应该相信这种毫无道理的理论。第三点，他应该把体制搞对。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企业家更愿意做长远的事情，就是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企业家有更多自由，废除很多管制，使产权制度，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不像过去随意的政府剥夺私有财产权利，使我们司法变得更独立、更公正。当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应该把国有企业的比例尽快减少，至少逐步减少。像政府持有国有企业那么多股份，完全没有必要，不仅带来效率降低，而且带来不公平和严重腐败。最后一点，我希望我们的总理也像30年前的领导人一样，在对待经济增长问题上更为坦诚。就是说不要假装我没有问题，应该告诉老百姓我们问题很多，我们应该要坚决调整，大家不要想着那么高增长。1980年的时候中国政府领导人就说的很清楚，那个时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很快高起来了。这四点是我想跟他说了，当然了，他不一定听。
陈志武：我说三点：我会说利用调结构稳增长，使得两者不一定相矛盾。第一个可以做的事就是要求国土资源部、银监会以及其他相应的部委尽快的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这样的话让农民手里的土地使用权、财富可以从死的财富变成活的资本，这样就可以让农民在农村、在自己祖祖辈辈留下的乡村里面有更多资金去创业。立即可以增加很多消费。这是通过既调整结构，又带来增长的推动的作用。第二，告诉银监会以及相关部门，不要只推什么五个试点民营银行，最好一下子批准1000个民营银行，最好是几年内批准发展出来5000个甚至2、3万家小规模的、小微的民营银行、社区银行以及其他非存款类放贷机构，这样的话可以给1000多万小微民营企业尽快的提供金融的支持，也给千千万万个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金融服务。这一点尤其是我是不能理解，要是我是总理的话，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已经做了17年下来，那么成功，就不应该对民营银行那么害怕，现在还怕什么呢？还要试点什么呢？到底是为什么要去试点？这一块要是我是他的话，我希望相应部委监管部门领导给我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要试点？已经做了这么多，这么成功，还试点什么？第三个我会推的举措，又调结构、又促增长的就是减税。
陈志武：这一块在中国尤其是非常管用的，这么多中小企业，还是税务负担这么重，当然我知道可能在财政部和整个中央部委层面他们会觉得各种减税政策在08年后已经推出好几次，那么多小微企业好象也没有什么税务负担，但是那只是表面现象，尤其是小微企业面临的税不仅是正式的税，还有各种名义的费用，不管为了开后门还是做什么。这些费用如果都降下来一些，也可以既调结构，同时又稳增长。我已经讲了三点，我就停下来了。要不然就赶上维迎了。
贾康：我说两点，第一点，坚持现在让市场充分起作用政府作为的哲理，区间之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短期刺激方案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前面两次应对危机，有非常多的值得肯定之处。前面单元已经说了。这里要注意到整个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认知框架上我们不够清晰，特别是我们改革是滞后的。现在要按照全面改革趋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可接受的物价之下，政府约束自己的作为，推动简政放权改革要坚定不移，坚持这一点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第二，怎么样化解矛盾这方面。特别强调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结合起来后，仍然要在供给侧区别对待这方面要突出经济手段为主这样的机制，这个机制要创新。现在全中国人都对雾霾充满了怨气，实际上可以称为环境危机的威胁，怎么化解它？有关部门前段时间反复强调，下了文件，关停并转，也有学者强调赶快制定新的一轮环境法，给出具体准入，法律有依据后，贯彻准入，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污染源，这两个如果拿来作为主打对策来说，我都感觉有非常明显的问题。关停并转可操作的对象有多大？充其量在中央层级就是100多家大型特大型企业，除此之外，你有本事甄别谁是应该淘汰出局的对象？现在已经收缩到国资委100多家，你这里认准哪家不对头，可以把关停并转政策施加上去可以，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到了省市县依此类推，全国有效的作用对象十几万了不得了，全中国市场主体6000万以上，十几万解决了多少？不到1%。剩下99%以上市场主体政府没有本事一一甄别谁是落后产能代表、谁应该出局、他是制造污染方面的应该封掉，政府有这个本事没有？这是最基本的判断，如果没有这个本事，下文件能解决多大问题？第二条，依法办事这是很好。但是又回到关停并转老路上，你必须有代表公权力的官员一一对企业对号入座，准入上该上还是下。这里面临遍地的寻租，官员自己的伸缩性会表现出来这个事情造成一大堆事与愿违。这样的结果绝对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剩下的用排除法，真正主打的应该是经济手段，用经济利益牵动所有市场主体，自己愿意做的节能减排，千方百计减少雾霾源头排放。我们改革里已经列入的具体事项，资源税要覆盖到煤炭，而煤炭是造成雾霾非常重要来源，怎么样清洁化使用他，要有这样一个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就在眼前，你把煤炭资源税改革推出后，会使每吨煤税负一下上升几倍甚至十倍以上，趁势推动从煤到电。中国现在80%是用煤烧的火电，可以预见很长时间内这个不会改变。怎么样让大家千方百计减少煤炭耗费，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就是要有政策这样的参数对事不对人的施加上去。关键是税费从上游到下游传导，逼着电力部门实施关键性改革，啃硬骨头，攻坚克难。一旦做出来，我们几千万市场主体、十几亿居民在税负传导过程中会感觉到自己利益受到牵动，大家从利益角度出发考虑怎么样节能降耗，企业哪怕走了半步相对优势，就可能做大做强。政府要做的就是企业层面力度，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一轮做不到，可以做两、三轮。这样的管理层配套改革，应该达到最后市场主体通过内生的努力而实现打造结构优化的升级版。
贾康：政府掌握的就是这样一个改革力度，他在其他相关固定成本支出方面都已经有了。这个影响传导到最终消费，政府做的只有一件事，保障低收入，让中等收入以上的人适应比价关系变化，调整消费习惯，大家一起低碳生活，这就是中国追求可持续发展升级版。这样的改革事关长远，关键就是能不能啃硬骨头。我们说了这么多年，11年前5号文件最关键的事情，前面让电力回归商品的属性，要有选择性、要有竞争性，半步未动，末端是不是要引入服务外包机制，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质量，这样前端后端放开后，总体上使老百姓得实惠，使我们节能降耗和大家多样性选择得到更好服务，这就是符合人文主义立场的。但是前提就是敢不敢攻坚克难，我们要对今年从资源税覆盖煤炭以后的改革拭目以待。
主持人：刚才讲攻坚克难说白了最后指向垄断部门。社科院经济所一个报告说中国GDP40%是由垄断行业生产出来的。这有多大的提升我们活力的空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环节基本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这么好的聆听，所以我们给在座有两个提问机会。请大家举手提问。
提问：中国经济有中国经济问题的特色，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中国文化里面的问题？请提出讨论和解答。谢谢！
张维迎：这个当然有关系，因为任何经济都镶嵌在整个历史文化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这个目前的文化来讲，仍然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仍然是好多不利于变革的，我还是呼吁最终我们要改变观念，像我们30年前进行思想解放，就是必须放弃过去好多老的理念，如果不愿意放弃，比如国有企业就是好，对安全好、对就业好，那我们这个改革就不可能。只要不在这方面改革，中国未来有一个好的前景是不可能的。
贾康：中国整个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核心价值观问题，他跟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三中全会这个文件，十八大在这方面有所涉及，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三个层面24个字这样的看着内容很丰富的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大家记得住吗？每个层面8个字，12项，合在一起能不能提炼出来跟中国文化积极因素又跟人类积极因素对接，我们真的要探讨。我们整个十几亿人有没有很清晰的信仰，有没有和信仰、诚信、敬业相关联的我们软实力的培育和提升，这是很实质的问题。
提问：我来自马来西亚，如何通过去除国有企业促进中国的创新。减少国有企业是不是可以促进市场竞争？
费尔普斯：有一个风险，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马上就能够导致这种垄断寡头的出现。柏林墙倒塌后在东欧经济体重建过程中，当时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当时东欧要应这样一个您提出的矛盾的问题，但是我自己觉得大家不用这么担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是不是要直接切断国有企业血液的这个动脉的供给，就会导致国有企业缩水，规模越来越小。我觉得可能不是说要一下子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
Stephen&ROACH：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有一个明确建议就是要提高国有企业税收，提高40%。到2020年。用国有企业增加的税收收入用于社保、养老保险等等这些社保支出。通过这个案例就可以说明把这个力量重心发生了转移，把力量从国有企业资产掌控者手里转移到老百姓，这就意味着结构性改革，中国要拉动消费，要把更多钱放到老百姓手里。我觉得这个改革会尽快实施下去的。
曼德尔森：这个改革不是说一叶之间就可以实现，我们讲的改革是一个过程，尤其是国企改革，国有企业专有化改革，而不是私有化改革。专有化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引入私人投资、私人资本。这跟私有化是两个概念。改变它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融资结构，允许私营资本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作用，所以你必须要尊重私营部门进入国有企业部门后能够产生颠覆性作用，这是一个变革的过程，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同样的道理我认为这个过程也是创造一个中国经济体当中商品和服务供需的一个过程，当然有一些人会说有一些商品是战略性的商品，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些定义是比较狭窄有限制，但是我们要创造出一个动态变革的流程来实现国有企业的专业化的改革，通过这种过程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也能够促进市场竞争，这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实现的。绝对不是几个月能够做到，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做到的，但是在我看来专业化改革是至关重要。对于中国经济体来说，对于国有企业部门进行专业化改革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中国这种过渡和转型非常独特，这个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而且这种转型和过渡也比较典型，因为中国有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和源源，中国经济体独特之处就是规模，还不是说中国特色，而是说中国经济体本身规模非常大，体量如此大，说明中国改革难度会更大，在政治上引导起来会更大。第二，由于中国经济体规模如此之大，万一转型和过渡失败了，我们所有人都会遭殃，每个人都要承受改革失败的后果。我跟很多欧洲人想法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国经历转型和过渡，是不是中国到时候就会成为一个巨人，成为一个怪兽吃掉我们欧洲人的午餐甚至晚餐都吃光了，我们就没饭吃了。我希望中国经济取得成功，中国的成功也能够确保我们未来光明前景。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和就业也是跟中国紧密相联的。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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